据《贵州古代史》记载：今贵州是鬼方的主要部分。时间“大范围可追溯到殷至周初，具体指公元前十四世纪初（殷代第二十三世武丁时）至公元前十二世纪初（周代第二世成王时）”。据《彝族源流》记载：彝族是居住在贵州省最古老居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近500代，约一万年。据《夜郎史传》记载：彝族先民武支在可乐建立夜郎古国，当时的区域辖及云南曲靖、昭通以西及四川宜宾以南，贵州省的黔西北、六枝、镇宁以北及贵阳市地域。又据《贵州古代史》记载：春秋时期在今贵州乌江以南为国，至战国初，国灭，大夜郎国形成。由此看出：古代的贵州（东汉以前）经历了三个大的政权演变，即鬼方时期，夜郎国和国并存时期、大夜郎国时期。本文研究夜郎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时间从夜郎国与国并存，时开始，至夜郎灭。

　　一、夜郎古国的政治

　　据《夜郎史传》记载：夜郎的名称来自于“阿蒙的三世孙夜郎朵”，人们对其称呼过程中，渐渐地将人名变为国名，一直延续到阿蒙第二十七世孙（即夜郎古国终极）。阿蒙十四世孙鄂鲁默一代，组成完整的统治机构。先与弭靡、武濮所二部联姻。后与彝族“六祖”的武、乍二支结合，从此更加强大，建都可乐。夜郎国兴起以后，先攻占了周围的一些小部族，接着起兵攻占东濮的古诺（贵阳），继而又挥师向西，夺下西濮的可乐，随即又进攻滇东北与黔西南交接处的漏卧不胜，撤兵回来建设可乐。今贵州省赫章县妈姑镇，距可乐不远，是夜郎的兵营，当时的状况是“军营广如云层，士兵多如羊群”，一天打七十二仗。

　　《益那悲歌》（彝语“益那”汉译为“夜郎”》叙述了夜郎为争夺土地的战争经过。彝族先民的另一支名曰鄂靡，进攻夜郎，在禹甸、谷姆、比毕、洛略等地发动战争，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展开水战、火战、石战，结果鄂靡被夜郎打得大败。鄂靡君长鄂阿那收买了夜郎的谋臣苦苦诺，苦苦诺出卖了夜郎。再度交战时，夜郎领土被占领，夜郎君长局阿邪遇害。阿邪妻玛依鲁带领子女邪苴隆与迷喜露兄妹到罗甸避难。为了复仇，苴隆只身练就本领，经历了千难万险，在斯铺与斯嫫的帮助下，得到了兵书《恒投骂孜数》和集中兵士之用的号角，组织动员了强大的兵员，报了父仇，恢复了夜郎。但好景不长，苴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正在庆祝复仇胜利时，迷喜露将号角换给奸细鄂靡，待到被进攻时，假号角吹不响，兵士无法集中，结果被战败。

　　《夜郎史传》记载了住在都城可乐的国王武夜郎怀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认为要攻占漏卧的土地，得先把他胞弟夜堵土的古诺之地兼并。于是假装有病，派两个差使到古诺通知夜堵土，叫他来可乐看望。想把他骗到可乐后将其杀害，兼并他的领地。差使到夜堵土家后，在夜堵土询问其兄病状中识破其阴谋，便杀了二使者，起兵攻下可乐，擒住武夜郎，把他囚禁起来。夜堵土掌握夜郎的国家大权，治理得很好。随后漏卧家阿苦君长又兴兵攻打可乐，夜堵土领兵抵抗，采取诱敌深入而后围攻的战术，把漏卧兵引进可乐城后，立即反攻围城，俘获其兵将，捉住漏卧君长阿苦。堵土礼待阿苦，释放其兵将，治愈其创伤，归还其武器，倡导两家和好，不结冤仇。阿苦深受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争战了。然而回到漏卧本国，阿苦就大受其妹阿古的责备，说他打败仗回来，丢了祖宗的脸面，要求把兵权交给她，再次出兵攻堵土。经多番争执，兄妹比武，阿苦比不过，让阿古统兵，再次出兵攻堵土。此次交战，却因堵土一看对方将领是个女子，轻敌麻痹，被阿古攻下可乐，堵土被俘。堵土不服气，声言要杀便杀，决不认输，只要求不要杀害他的士兵和民众。阿古便说：“你释放我哥一次，我要释放你一回，两家互不欠账，我们各自振军再战，比个输赢。”阿古放了堵土和他的兵将，班师回国，庆祝胜利，而后秣马厉兵，第三次进攻可乐。堵土今番更加警惕，认真备战，严阵以待，最后战败阿古，把她擒住。阿古仍不服输，提出与堵土比武，若再比输了终身沦为奴隶。阿古与堵土比武三番，仍然比输才服气，愿听从堵土处置。堵土却以礼相待，向阿古求婚，并倡导两家和好，不再争战。阿古心悦诚服，表示拥护堵土的主张。并向堵土提出释放其兄武夜郎，还君位给他。二人成婚，离开可乐，经鲁勾（毕节）、博乍戈（大方）、古宗（黔西），到古诺（贵阳），转大革洛姆（安顺）定居，在那里生儿育女，终其天年。武夜郎复其君位之后，痛改前非，在可乐选贤任能，认真治理其国。

　　夜郎国的法律较为完善。古都还在可乐的时期，夜郎王就发布了二十条成文法律：第一条，凡偷盗者砍指；第二条，凡行骗、抢劫者挖眼；第三条，凡不孝者罚，重者剥皮；第四条，凡聚众谋反者，一律处死；第五，必须缴纳税租，凡违者没收土地、财物，重者坐牢，直至处死；第六条，凡臣民每年必献美女三十，不从者，处主管人坐牢；第七条，凡哭泣者，先挖左眼，再哭者挖右眼；第八条，凡违君令、议论君长者，发兵讨伐之；第九条，婚配自由，凡违者轻则教育，重则砍头；第十条，凡每年十月初一，臣民为夜郎君长祝寿，违者轻则坐牢，重则斩首；第十一条，必须认真耕牧，确保丰收；凡交瘦猪、瘦羊者，以人作抵，终身为奴；第十二条，凡男子必娶三妻、多子多孙、多生男儿者，奖大牛一头，田三块；第十三条，凡战俘均安家分田，同为平民，若不从乃至潜逃者处死；第十四条，各种典籍均为毕摩掌管，凡私藏者严办；第十五条，兵将不准偷盗、抢劫、逃跑、卖主，凡违者处死；第十六条，兵将必须忠于君长，切勿乱言，违者用刑；第十七条，兵将作战必须勇猛、不怕死，溃者逃者斩首；第十八条，厚葬、厚祭英雄，箭自胸前穿者为英雄，自后背入者为逃兵，临阵脱逃者射死；第十九条，将帅之责为领兵、打仗、严军纪，打胜仗者论功行赏，打败仗者处死；第二十条，内奸砍手脚及挖眼。

　　夜郎国不但法律严厉，而且执行也非常严酷。《夜郎史传》中讲述了两件故事。第一件事是有一天深夜，一妇女的哭声被夜郎王听到以后，即命令侍从把这位妇女抓来，将其左眼挖去。这位妇女尚未停止啼哭，又被挖去右眼。可怜的妇女手捧血淋淋的眼球，怒骂夜郎王。夜郎王暴跳如雷，又令侍从将妇女拖出去砍了一只手，该妇女“惨叫着，昏倒在地上”。第二件事是在可乐王宫不远处，有一妇女将一岁多的小孩睡在家里，出门挑水，孩子哭起来，被夜郎王听见，认为是违反君令，即令侍从将孩儿抱来。侍从们抱来孩儿后，夜郎王命令将其斩首。侍从们一个个跪下，央告夜郎王说：“孩儿太小，不会听话，请君留他一命。”经再三央告，夜郎王发怒说：“既然孩儿太小，不会听话，只有免他刀下死，抱他下河去喂鱼。”话别，命令侍从们将孩儿抱下河。去到半路，正遇孩儿母亲挑水回来，问“为什么把他孩儿抱出来”，侍从向她讲了情况，这位妇女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请求将其孩儿还她。侍从们说：“君王也命令斩首，经再三央告才免其刀下死，但要送到河里喂鱼。”任凭妇女哭个发疯，但孩儿还是被扔下大河。

　　夜郎国处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时期，政治上带有明显的两个时期烙印。《益那悲歌》中叙述了鄂靡进攻夜郎，被夜郎蓄积力量后，将其打得一败涂地，鄂靡的残兵败将被夜郎赶到市场上出售的情景：“鄂靡的残兵，残兵九万九，牵了一串串，好像牵绵羊，到集市上出卖。”在《夜郎史传》中叙述了武堵土和漏阿古交战后的一些对话，从中都是谈“我败了不但兵士为你的奴隶，而且连我也当你的奴隶”。这些故事虽然反映出将战俘变为奴隶，说明故事发生的时间为奴隶社会晚期。《夜郎史传》中介绍了夜郎王颁布的二十条法律，“第五条，必须缴纳税租，凡违者没收土地、财物，重者坐牢，直至处死；第十三条，凡战俘均安家分田，同为平民，若不从乃至潜逃者处死”，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明显特征，说明法律颁布的时间在封建社会初期。

　　夜郎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家庭制，流转方式为继承制。管理方式是通过旁邑对所辖区域的人民进行管理。《夜郎史传》、《益那悲歌》、《彝族源流》都介绍了夜郎的二十七代君王。这些君王都是以直系血亲一代一代地往下传。这些君王的姓名采用父子连名形式表述。第一代君王姓名为阿蒙，第二代就是蒙阿夜，第三代为夜郎朵……一直表述到二十七代。旁邑是夜郎国的第二级统治机构。这些旁邑大多是夜郎王的亲族，代表夜郎王发布命令，收缴税租等。

　　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削弱夜郎势力，将夜郎地区纳入统一管理，朝廷在该地区设置郡县。汉武帝设置犍为郡领十二县，即道县、江阳县、武阳县、南安县、资中县、符县、牛县、南广县、汉阳县（今赫章县），存阝邬县、朱提县、堂琅县。《汉书·地理志》曰：“犍为郡（武帝元鼎年六月开。……应劭曰：故夜郎国。……）。”这说明夜郎此时在犍为郡。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设立郡，领十七县，贵州大部分属该郡。因是夜郎国晚期，夜郎王已经携家带卒迁移东方（安顺），继而又西迁。此时，夜郎国在郡。

　　设立郡县制以后，朝廷还在夜郎地区采取“羁縻”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从内地派遣汉族官吏前往作为太守、县令，在一部分原来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郡县设据点，对辖区内的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在这一地区是不同的民族居住，朝廷派遣来的汉族官吏不可能用对内地汉族人民的统治方法进行统治，对各族内部原有的一些奴隶主、部落贵族封王封侯，使他们保持住原来在本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按照旧存的统治方式去统治本民族人民。而派遣来的汉族官吏们的统治，则是通过这些土著的王侯进行。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已破南越，驰义候遣与八校尉之兵未及前往，汉武帝便令征西南夷。于是南夷平定，决定设置郡。夜郎侯入朝，汉武帝封他为夜郎王，赐印绶，给他保留一定领地。在犍为郡内，加设南部都尉，治汉阳县。侯郡成立以后，以且兰为郡治，夜郎县（今安顺一带）为都尉治，吴霸为太守，唐蒙为都尉。郡县制的设立，将夜郎国的地域变相地割离；“羁縻”政策的推行，夜郎的统治权逐步受控于朝廷。这两种方式的统治结果，致使夜郎国的地位逐渐削弱，朝廷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逐步上升。因此夜郎国的瓦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夜郎古国的经济

　　1977年秋季，由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指导、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参加，在赫章县可乐乡马家湾子山坡的山腰试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存。从出土的六颗石弹丸看，人们正从事狩猎，并从猎取野兽向驯养过渡。从獠平形的石凿看，人们已会修建简陋的房屋。再结合陶器的制作看，人们已经定居下来，进入母系氏族社会。从出土的两个陶纺轮来看，人们已经学会了原始的纺织技术。从出土的两件铜器来看，人们已经掌掘了炼铜技术，并能制造简单的武器。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时代，可乐就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夜郎史传》介绍：夜郎及夜郎诸君长国的都邑，是夜郎及其诸君长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争掳掠的人口和牛、马、羊群及粮食，都集中在各都邑。有的都邑是专门冶炼金、银、铜、铁，铸造弓箭刀枪等武器的工业城池。城池内有的建筑、宫殿，还用金、银、铜作装饰。夜郎的鸡、鸭和牛、马、羊群漫山遍野，还有专门饲养牛、马和羊的羊头人、黑猪人。肥沃的土地，种出的荞麦，食用不完。“黄人”、“青人”和“奴隶”，他们主要的劳动就是专种粮食。夜郎的经济已是农、牧、手工业结合，并具有相当的发展水平。

　　益那悲歌》的《武陀尼织绸》一章曰：种桑养蚕纺纱织绸首先从成都平原开始，继而引进了夜郎国。夜郎国武陀一支主要负责种桑养蚕织布，其劳动场面热闹非凡：

　　武陀尼女子，

　　种桑树喂蚕，

　　蚕吐丝结茧。

　　收的收蚕丝，

　　纺的纺丝线，

　　浣了纱之后，

　　送到纺织场；

　　武陀尼男士，

　　牵线如蚁行，

　　布线像鸽子。

　　冶炼青铜的技术已被推行，《益那悲歌》的《武古笃打铜》一章说：

　　在铜矿山上，

　　铜矿和铜砂，

　　大岩一样广；

　　臣人办法多，

　　设炉房炼铜。

　　……

　　武夜郎一家，

　　用铜来塑像；

　　在祭祀场所，

　　用铜制铜鼓；

　　打铜制作戟，

　　打铜制作盾。

　　这一段文字说明，在夜郎国，铜已被人们用以塑像，制作用具和武器。现赫章铺处有一处古炼铜遗址可能也就是夜郎古国的炼铜基地。

　　从出土的器物来看，有铜鼓、铜镜、铜器，铜器中有壶、钫、盔、鼎等。2000年在可乐掘出的夜郎将军墓，头套鼓形铜釜，面罩铜洗。铜釜两侧各用一“龙”作耳，正顶是一只“虎”作鼎。其制作精细，形状栩栩如生。出土文物与彝文记载吻合，反映了夜郎时期的冶炼业水平和人们制作器物的技艺之高。

　　我们已经看出，夜郎国经济的发展是从农牧业开始，相继就是炼铜和制作用具。这表明夜郎国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是奴隶的占有关系，奴隶主不仅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而且还直接占有生产者———奴隶。在夜郎国，奴隶的遭遇如同整个社会一样，不仅被剥削，而且还被当作牲畜买卖。当时夜郎市场上，奴隶被称作“僮”，被奴隶主赶到市场上出卖。与此同时，“笮马”、“牛”已成为市场上的重要商品。这是因为，奴隶制生产不仅需要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而且需要不会说话的工具。《史记·货殖列传》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秦被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郡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蜀卓氏与程郑氏使用大批奴隶，从事铁矿开采，铸造铁器，由临邛（今四川邛崃），运到夜郎等地市场上出售，使夜郎地区落后之民放弃石制农具，采用铁农具，促进夜郎地区农业发展。可乐掘出的陶器，其硬度大，花样多，除了一部分生活用具外，其余均为艺术品，说明制陶业相当发达，工艺水平虽不及中原地带的产品高，但图案花纹并不单调，形态也很逼真。同时，出土的汉砖烧制的硬度大，说明火候高，接近中原地区技术水平。

　　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也较发达。唐蒙在南越吃到枸酱，知道是夜郎商人从巴国买去南越贩卖。回长安后，问蜀贾人，蜀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据《通志》云：“叙州府出枸酱，《史记》枸酱即此。俱出戎州各属，今无。”《兴仁县志》云：“山产蒌，花如流藤，叶如荜拨，子如桑椹。苗家沥其油，醢为酱，味亦辛香。取其叶，裹槟榔食之，谓可辟瘴，苗女持赠所欢，以为异品。”据《史记正义》云：戎州，国地，古夜郎境，今兴仁，也是夜郎境。这里可以看出枸酱出产在夜郎国，或蜀国的西南地带。商人为了逃避政府的倍赋，乃“窃市”夜郎，牟取高利，贩运到南越。

　　《华阳国志》云：“平夷县（今毕节），山出茶蜜。”说明枸酱与茶蜜，都是农副产品，作为商品出现在夜郎市场上。

　　《汉书·地理志》云：“谈指出丹。”《后汉书·郡国志》云：“夜郎出雌黄。”说明夜郎的矿产品相当驰名。

　　在夜郎市场上，除奴隶（僮）、笮马、牛之外，还有枸酱、茶蜜、雌黄、丹砂等商品，商业较发达，市场相当繁荣。西汉时期，发巴、蜀卒开辟五尺道，自道指江，交通较前便利，商业较前有一定的发展。这从汉墓出土大量当时市场流通的货币，如五铢、大泉五十、货泉、货布等，可以说明普遍使用金属货币，早已不是以物易物了。兴义出土的汉代陶器，有水稻模型，说明夜郎地区的农业已相当发达。清镇出土的元始初年广汉郡制造的漆耳杯，是一种饮酒兼能计量酒的用具。平坝出土的“中可都酒”的永元罐和从其他汉墓中出土的陶罐，大都是储藏酒类的用具，说明夜郎地区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已经有了酿酒。这种发展状况，不仅说明奴隶制社会已经高度发展，而且已酝酿着封建经济因素了。

　　秦为了巩固全国统一，便于控制全国各地，非常重视发展交通。对于西南夷，开辟五尺道，就是秦发展交通计划的一部分。关于五尺道的兴修，秦始皇即位前后，李冰任蜀郡太守，在道地区，开山修路可以说是五尺道修筑的开始。到西汉时，汉武帝为制服南越，派唐蒙调巴蜀兵卒，修筑从道（今四川叙永）直指江（北盘江）的通道。经过两年，这条夜郎道虽没有全部修通，但南夷的山川深阻的情况多少有了一些改变。汉朝廷还在已修通夜郎道上设置了邮亭。《史记》曾把公元前129年（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邮亭”，列为大事记在年表上。《华阳国志》对此也有记载，说“自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邮亭，是古时设在沿途，供送文书的人和旅客歇宿的馆舍。

　　1958年，赫章可乐出土一件珍贵文物，即“武阳传舍比二”铁炉。炉身内壁近口沿处，有隶书、阳文、反书的“武阳传舍比二”六字。“武阳”，在今四川彭山县附近，西汉属犍为郡。“传舍”与“驿站”、“邮亭”一样，都是当时可以供旅客歇宿的处所。“比二”，即同时铸造一样铁炉两个。据文献记载，在驿传管理机构中，设有驿丞、驿卒，专门负责为来往官吏及传递公文、奏章的人置备车、马，提供食宿等事项。这标志秦汉时中原的交通机构已推广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的交通和商业的发展。

　　汉王朝为了配合郡县制的设置和军队的驻防，还推行移民屯田政策。《史记·平淮书》载：“（武帝时）通西南夷道，……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这些应募而来的豪民，大都是地主商人。这些豪民是离不开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所以跟随前来垦殖的人中，绝大多数是汉族劳动人民。他们当中有的是在中原被统治阶级掠夺了土地，无以为生，应募而来；有的是犯罪，被迫流放而来；有的是在战争中失散的士兵，流落下来，安家落户。这里说的“南夷”，就是夜郎地区。这种移民屯田政策，目的在于加强封建统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具有军事移民性质。在移民中，除豪民外，一般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受郡守、县令和豪民等统治阶级的剥削，还要服兵役，被统治阶级驱使，作为镇压人民的工具。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西汉的屯田制度，经过百余年的变动，到东汉初，已逐渐被破坏。进入夜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中，不少人被封建王朝赐予土地，封以官爵，子孙世袭。因他们世代在经济、政治上都拥有种种特权，占有大量土地，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剥削，便不断发展成为强大的统治势力。原来从事垦殖的汉族劳动人民的子孙，被迫为统治阶级当兵服役，成了封建贵族领土严密控制下的依附农民。同时，在生产力提高和封建经济的影响下，原来的一些奴隶主贵族，也逐渐并入统治集团，原来的奴隶和平民，有不少变成了依附农民。因此，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相对立的封建生产关系，又进一步发展了。

　　三、夜郎古国的文化

　　与一定的经济发展相联系，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夜郎古国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劳动人民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共同生活过程中，缔造了夜郎古国的文化。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夜郎地区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不够重视，文献记录相当少，要对其作全面、深入的研究相当困难。

　　彝族的先民是古夜郎地区活动最早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夜郎文化。彝族先民的文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古老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据《彝族源流》记载，彝文以父子连名谱系推算迄今已近500代。如果按每代20年间隔计算，彝族的文字发明时间至今已在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至少在原始社会晚期，彝文就也产生。彝族文化丰富多彩，历史悠久。据初步统计，散存在今毕节地区的彝文古籍约有四千余部。这些文献，生动地反映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以及彝族的古老社会面貌，反映了各部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彝族先民早已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他们认为“太古之初，杳杳冥冥，后来出现清浊二气，产生了变化，形成哎哺。哎哺形成天地万物和人类”。在对待客观物质世界方面，他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变化和运动的。彝族先民的对事物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就是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辨证法思想的反映。

　　彝族先民的天文学知识也相当丰富，曾创造和使用了天文历法。与汉族相比，无论将星斗拟人化，人名物名命星名，还是星名命人名物名，都自成体系。

　　彝族先民的艺术创造思维也相当丰富。从可乐出土的文物看，文物的图案有篆形文字，动物图形；雕刻技艺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二000年可乐出土的套头葬釜上的“龙”和“虎”，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在使用的武器上也刻有动物和图案。《益那悲歌》说：惹氏造矛，名矛有九种，矛头有鹰像，矛杆有虎纹。清镇、平坝、威宁、黔西、赫章等地掘出很多陶器，除了一般生活用的陶器外，还有陶俑、陶兽等制品。黔西汉墓中就有舞蹈俑、托案俑、扶耳俑、托筝俑，以及镇墓兽、陶羊、陶猪、陶鸡等品种，工艺水平虽不及中原地带的产品高，但图案花纹并不单调，形态也很逼真。这些都反映夜郎古国文化及艺术水平。

云溪白鹭位于：麒麟区曲靖市南片区职教西路与靖江路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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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规模的古玩市场！跟昆明没法比的。

具体到目前为止我所知的有三个地方。你可以没事时去看看。

一，西门街（一直朝妇幼医院走，上段还比较集中！有10-20家卖古玩的）

二，南城门食品城内铁皮房（3-6家）好像是同行之间没事时聚会闲聊的地方。

三，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对面！曲靖唯一的旧货跳蚤市场。每天下午3：30-7:00

有时运气好能买到好东西！呵呵

古代主要是蔗糖，但基本上也算白砂糖了。

白砂糖

白砂糖、绵白糖都称白糖，蔗糖含量一般在95%上。白砂糖颗粒均匀整齐、糖质坚硬、松散干燥、无杂质，是食糖中含蔗糖最多、纯度最高的品种，也是较易贮存的一种食糖。

据近代考古学方面的成果，远在史前时代，人类就已经懂得从自然界中的物质，例如蜂蜜、鲜果等之中获取甜味食物了，但这些甜味食物还只能算自然物质而不能算人类的加工制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糖业发展基本经历了早期制糖、手工业制糖和机械化制糖等三个大致阶段，这是世界糖业发展总的趋势，而我国则是这个总趋势的典型国家。早期的制糖工艺在我国的起源很早，据考证，早在殷商末年，我们的先民们就知道用谷物来制造甜味食品了。在西周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之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的诗句，诗的意思是在西周远祖的古公亶父时代，周人西迁到了周原（今陕西岐山），这里的土地十分肥沃，即使野菜也象饴一样的甜蜜。据此我们可知，至少在西周以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知道饴这种东西了。所谓饴，就是一种以谷物为原料制成的淀粉糖，现在一般叫麦芽糖，也称饴糖。史实证明，早在蔗糖问世之前，作为甜类食品，饴糖的食用已经很普遍了。饴糖的制造是以谷物的淀粉掺和麦芽再经过醣化熬煮而形成的粘稠状制品，民间流传十分广泛，从西周至唐代之间的史籍中都有许多食用和制作的记载，其中，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饧哺》中记叙最为详尽，乃至直到今天，一些家庭式作坊仍然沿用古老的传统工艺进行生产并供应市场。

在甜味食品之中，蔗糖比饴糖更为重要。世界上蔗糖的发源地有两处，一处是古代的印度，这在其古籍《吠陀经》中可以知道；另一处就是古代的中国，最早的文字资料见于战国末年爱国诗人屈原（也有人认为是宋玉）所作的《招魂》，其中有“腼鳖炮羔，有柘浆些”句，意为在烹煮鳖鱼和煎炸羊羔这些美味食品的时候，还要淋上一些“柘浆”调味。所谓柘浆，也就是指甘蔗榨出来的甜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战国末期，位于南方的楚国不但已经有了甘蔗的种植，而且人们已经能够懂得榨出其中的甜汁来作烹调食物时的调味品；又由于《招魂》一诗通篇描写的是民间常见的招徕亡魂的风俗礼仪，与之同时描写的还有稻、麦、鸡、牛等民间常用的食物，这足以说明蔗类制品的榨取与食用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

到了西汉时代，蔗类制品的应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刘歆《西京杂记》曾述及“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 ，所谓石蜜，即是指以甘蔗为原料制成的固态制品，这与战国后期的液态“柘浆”，应该是一个技术上的进步。高帝即是指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可知汉初的蔗糖制品尚是稀罕之物，否则就不会作为贡品上献于皇帝。当然，汉代之际柘浆依然存在，不过功能又有了进展。元鼎五年（前112）十一月辛巳朔旦，汉武帝祀于甘泉宫，令司马相如等数十人赋诗称颂，共同制作了《郊祀歌》十九章，中有“泰尊柘浆析朝酲”之句 。这句话的意思是：用甘蔗汁可以解去贵人们早上犹未退去的宿酒。由此可见，至迟在西汉中期，人们使用甘蔗汁，不但是一种常用的调味食品，还往往用来作解酒之用。

同样也是这个司马相如，他的名作《子虚赋》，其中在描述楚国的物产如何丰富时，也有“诸蔗猼且”的文字表述，其中“猼且”即是古代的芭蕉，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畴，而“诸蔗”就是甘蔗。这可以说明，大致在司马相如在世时的西汉中期这两百余年之中，对于蔗汁的食用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人物比较常见的事情。

我们可以认为，在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蔗糖的制取与食用应该是相当普遍的事情，这不但在司马相如的文赋中屡有出现，同时也见于同时代的其它人，例如东方朔的《神异经》：“南方有��之林……促节多汁，甜如蜜，咋啮其汁令人润泽……多则伤人。是甘蔗能减多益少，凡蔗亦然。 ”“��”一词，后来逐渐写成了“甘蔗”。它不但指出了蔗类植物的产地，甚至还指出了“多则伤人”这样科学论断，这与当代医学之中认为糖类制品不宜多吃是相一致的，笔者据此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蔗糖食品的相应普及，当时的人们是不可能知道其“多则伤人”的医学知识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近代的考古成果。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土的简牍中有“糖一笥”的记载，笔者认为，其物能放置于竹笥之中，当是固态的制成品而无疑。这不但与战国时期液态的“柘浆”，在技术上可说是大大地进了一步，而且与汉初越国王献与高皇帝的贡品石蜜，在其普及性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到了东汉的张衡著《七辨》，其中有“沙饴石蜜”的称谓。所谓“沙饴”，即是指结晶状糖类制品。我们知道，淀粉糖呈粘稠状，而要想得到结晶状糖类食品，除了蔗糖是不可能有第二种取代物的。应该说，最起码在东汉时期，人们已经能够食用到具有砂糖雏形的蔗糖制品了。西汉末年刘向作《杖铭》说：“都蔗虽甘，殆不可杖，佞人悦己，亦不可相。 ”在铭中，刘向将甘蔗的特性用作人们常识的类比，可见甘蔗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

二、 三国时期至唐代以前的食糖简况

《三国志·吴志》中记载：吴主孙亮曾使黄门（宦者）取交州所献“甘蔗饧”食用。所谓甘蔗饧，也就是蔗糖。如果说战国时代屈原所知道的“柘浆”还是一种稀薄的液体蔗糖的话，那么三国时代的“甘蔗饧”则已经已经是真正意义上蔗糖了，它的形态是一种特意为之的粘稠状，其软柔的特性更能适应人们的食用，其意义就象今天的人吃软糖远多于吃硬糖一样，这与战国时代相比确实进了一大步。此外，这则记载还明白地告诉了后人“甘蔗饧”的产地是交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一带。由于甘蔗是一种热带、亚热带植物，三国时期的“甘蔗饧”来自于交州，这是合乎甘蔗生长特点的。

晋代嵇含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孙子，其所著的《南方草木状》说：“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笮（榨）取其汁曝晒数日成饴，入口消释，彼人谓之石蜜。 ”这则记载明确地说明了当时甘蔗的产地和蔗糖的生产方法。与之同时期的古《南中八郡志》（今已佚，唐宋之际尚存）有这样的记载：“笮（榨）甘蔗汁，曝成饴，谓之石蜜。”这与《南方草木状》和记载是基本相同的，“南中”一词，古代泛指南方的的广大地区，最早出现在《魏书·李寿传》中：“封（李寿）建宁王，以南中十二郡为建宁国”，今考当时的建宁国，即为今天云南的曲靖地区。至于它的具体生产过程，则是借助于太阳的曝晒。这样的生产方式，也许受到了食盐生产方式的影响。液态的蔗浆在太阳曝晒的光合与蒸发作用下，形成了固态的结晶体，这与后世以蒸煮方式制糖，在生产原理上还有其本质上的差别。

东晋卢谌著《祭法》一书，其中有“冬祀用甘蔗”的记载 ，这是中国古籍中第一次使用“甘蔗”这一名词，它与西汉时代的“诸柘”一样，都是由嚼食甘蔗时的嘴部动作“咀咋”一词变化而来的。与卢谌同时代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嗜食甘蔗，但吃的方式与众不同，总是从尾吃到头，每逢有人因惊讶而相问时，他的解释是“渐入佳境” 。顾恺之的吃法我们今天虽然无可非议，但却使我们知道东晋时期人们对甘蔗的直接食用也相当普遍。

另一位东晋大学者陶弘景著《名医别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蔗出江东为胜，庐陵也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为沙糖，甚益人。”这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最起码在公元六世纪的古代中国，已经能够制作“沙糖”了。所谓沙糖，即是指外表呈砂砾状的结晶糖，这与今天我们日常食用的砂糖在本质上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

到了唐代，蔗糖的生产出现了新的格局。由于甘蔗的大量种植和消费的广泛普及，原来用日光爆晒的生产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人们将目光移向国外，寻求更好的生产方式。《新唐书》载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遗使至“摩揭它国”求取熬糖法，然后下诏令扬州上贡当地种植的甘蔗进行试生产，其成品的色、味均远胜于摩揭它国 ，当时人们称之为“沙糖”，又称为“霜糖”。“摩揭它”（Magadha）为古印度时代的奴隶制城邦，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曾一度统一印度全境，孔雀王朝时最为强盛，至公元四世纪的笈多王朝时仍为印度强国。中国晋、唐僧人法显、玄奘等都曾到此。摩揭它蔗糖的生产方式相对先进，它是利用火的热能作为蒸发方式来进行生产的，因而有更快的生产周期。唐太宗不惜远离数万里之遥而派人前往，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说，甚至比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更具实际意义。

当摩揭它的制糖法取来之后，扬州生长的甘蔗成了制糖的最好原料。但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扬州，并不是今天地理上的扬州地区，而是指唐初属于扬州管辖范围下的岭南东西两道，即今天的广东与广西。由于岭南甘蔗味甜而多汁，其质量远比西域摩揭它国的好，所以生产出来的蔗糖在味与色的方面都远胜于摩揭它国产品。

“沙糖”一词，从上文可知，出自于唐初，由于其呈河砂状，故名。今天一般写作“砂糖”。又由于其色泽为白色霜状物，因而当时又称为“霜糖”。我们知道，今天的砂糖有白砂糖与赤砂糖之分，从制作工艺上来说，白砂糖远比赤砂糖复杂，既然唐代的蔗糖已被冠以“霜”名，其色当为白色或接近的白色，因此可以认为，唐代的制糖工人们已经掌握了一整套的蔗糖提纯及脱色工艺，其生产流程应该与今天的现代法生产流程相去不远，在没有一定的化学工业知识为前提基础下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霜糖”的生产关键是脱色，据《新唐书》载，唐高宗李治上元元年（674），国内的制糖工匠发明了“滴漏法”为蔗糖脱色。其法是将蔗汁熬至相当浓度后倒入一个叫“瓦溜”的漏斗形陶器之中，从上淋入黄泥浆，以现代技术观点而言是把黄泥浆作为吸附式脱色剂来制取白糖。这种办法的出现，标志着我们古代的蔗糖生产已经能够采用接近于现代化学脱色的生产方法而进行生产了。

综上所述，我国的蔗糖生产，源于战国而定型于唐初，这是史有明文的记载，应该成为基本的定论。

三、宋代以后人们对于蔗糖的食用及生产

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沙糖中国本无之，唐太宗时外国贡至……至此中国方有沙糖。”此后一些述及中国蔗糖历史的人，往往以此为据，认为中国的砂糖始于唐初。但此论其实并不确切，早在汉代以前，“沙糖”一词就已出现了。东汉名医张仲景曾以“沙糖”调制“青木香丸”；而南北朝是陶弘景作《本草经集注》又有“取（蔗）汁为沙糖甚益人”之语，可见远在唐初之前中国已有了原始的结晶状砂糖，只不过唐太宗派人从西域摩揭它国学习相对较先进的制糖技术后，使中国的砂糖生产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跃进罢了。

可以认为，中国蔗糖的生产，真正取得较大发展的是在唐、宋两朝之际，其中宋代的成就可能更大一些。据宋代洪迈所作《容斋随笔》载，宋代蔗糖的产区主要在福唐（今福建福清县东南）、四明（今浙江宁波）、番禺（今属广东）、广汉、遂宁（均属今四川）等五个地区，其中就质量而言以遂宁所产的为最好。远在唐代大历年间，有个姓邹的和尚来到遂宁（今属四川）北二十里的繖山居住，教当地的居民黄氏制造霜糖。到了北宋时期，繖山一带民众广植甘蔗，致使这一带居民以种植甘蔗为生的占十分之四，而以制糖为业的占十分之三，也就是说，宋代遂宁的居民中，绝大部分的居民就业都与蔗糖有关。遂宁所产的蔗糖当时称为糖霜，可知当为白色结晶状。

在遂宁当时所种的甘蔗之中，主要有四个品种，其名称分别是杜蔗、西蔗、艻蔗和红蔗。其中，红蔗又称为“昆仑蔗”，主要用于生吃；艻蔗又称为“获蔗”，可以用来制作沙糖；西蔗能够制作糖霜，但由于颜色并不纯白而略带浅色，因而在当地价格并不高；只有杜蔗最好，味甜而厚，用来制作糖霜，颜色雪白而似霜雪，因而价格最高。

在种植甘蔗方面，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甘蔗的种植最损耗地力，因而凡头年种过甘蔗的田地，第二年一定要改种五谷，用以休息地力，否则便得不到好的收成。

在蔗糖生产方面，据记载已经有了专业化较强的生产工具：削砍甘蔗的有蔗削和蔗镰；堆垛甘蔗的有专用的蔗凳；榨甘蔗汁的有蔗碾、榨斗和榨床；每一种工具都有其特定作用。

北宋宣和初年，王黼创应奉司，专门管理各地上贡朝廷的贡品，其中遂宁就以糖霜为主，每年要进贡数千斤。宣和末年应奉司停办，当时的京城汴京才不太见到遂宁所产的糖霜产品。

宋代遂宁所产的糖霜，在当时有极高的知名度，这可以从宋人的诗作中得到反映。北宋苏东坡有一次游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寺，有遂宁僧名圆宝者为寺中住持，于是东坡作诗赠之云：“涪江与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盖因东坡知圆宝为遂宁人，于是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遂宁的特产糖霜，由于可见当时遂宁糖霜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黄庭坚也有一首极具风趣的糖霜诗，这是诗人在戎州（今四川宜宾）时因品尝到遂宁糖霜，感觉到其味极其鲜美而特地给好友梓州雍熙长老寄去一包并在信中所作的一首诗：“远寄蔗霜知有味，胜于崔子水晶盐。正宗扫地从谁说，我舌犹能及鼻尖。”在这里，黄庭坚采用了极具夸张的修饰手法，用舌尖舔舐鼻尖的描写，突出了糖霜的美味。

到了明代，宋应星作《开工开物》，其中的《甘嗜》篇也详尽地记叙了种蔗和制糖的各种方法，某些地方的叙述甚至比王灼的《糖霜谱》更为详尽。例如其中的牛拉石辘多次压榨取汁法，与现代制糖业所采用的多重压榨原理是相一致的；此外，在蔗汁澄清方面，书中所叙的石灰法，其生产原理在现代制糖中仍然沿用。

至迟在唐宋之际，中国的蔗糖生产技术开始向海外传播。据日本鸟仓龙治所作《冲绳一千年史》载，公元754年鉴真和尚东渡扶桑，为日本带去了制糖技术。而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中国的福州、泉州一带制糖业十分发达，远销至海外。又隔了大约二、三百年，大约在明代中期，从中国移居海外的侨民将制糖技术传到了东南亚的菲律宾，然后再传至远隔重洋的夏威夷等地。至于西欧各国的蔗糖生产技术，则是公元七世纪时由印度经阿拉伯人所传入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 。

西方各国对于糖的研究，据记载始于十六世纪中叶，1747年德国化学家A·马格拉弗首次从甜菜中分离出单糖，但并受到重视；直到1786年，马格拉弗的学生F·阿哈尔德由于其在柏林近郊试种甜菜获得成功，才促使他利用其老师的科研究成果而实现了从甜菜中提取单糖成为现实。从化学结构而言，这种单糖与蔗糖是相一致的，是以人们认为，阿哈尔德从甜菜中提取到了蔗糖。1799年，阿哈尔德正式发表论文，宣告了这一消息。到了1802年，阿哈尔德在西里西亚的库内恩建成了第一座甜菜糖厂。1822年，法国化学家佩恩采用脱色吸附剂用于甜菜糖的精制 ，也就是说，直到此时，国外才开始用自己发展起来的生产工艺制造糖类制品，与中国唐代初年就能生产纯白的蔗糖相比，在时间上晚了一千多年。

至于中国近代的机械化制糖，基本上沿袭了一条拿来主义的道路。清光绪四年（1878）,英商怡和洋行在香港设中华精糖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制糖企业，机器购自英国，以土糖为原料生产精炼糖，每天能处理土糖4000担。第三年，该公司又在广东汕头的角石镇开设精糖分厂，以适应内地的需求。除此之外，由英国商人管理的香港太古洋行也创办了太古炼糖公司，其后美、日等国商人相继来中国建厂制糖，但由于社会动荡等多方面原因，这些糖厂不久都相继倒闭。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中国的东北开始有人种植制糖用甜菜。光绪三十四年，阿城糖厂建成投产，能日加工甜菜350吨，这是中国第一座近代机械化制糖的民族企业。1915年，另一座同等规模的呼兰糖厂建成。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可以认为不论是甜菜制糖厂，还是甘蔗制糖厂；不论是外资兴办，还是民族资本，都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而国内土糖寮、土糖房、小作坊式的制糖方式仍是遍布城乡。

从30年代开始直到建国之前，广东、广西等地的军阀企图通过创办糖业，充实自己实力，对兴办机械化制糖业不遗余力。仅以广东一省而言，就能日产蔗糖7000吨，但由于时局动荡，再加上民族工业基础薄弱，多数糖厂都最后走向破产的归宿

多学习一些 成语 ，既可以丰富自己的阅历，还可以提升自己的语言水平，那么大家知道融会贯通这个成语吗融会贯通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融会贯通的意思是什么_融会贯通的意思及 造句 ，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融会贯通的意思

拼音róng huì guàn tōng

解释融会：融合领会;贯通：透彻理解。指融合多方面的知识道理，得到全面、透彻的领悟。

出处语出宋·朱熹《朱子全书·学三》：“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於此。”

近义词 举一反三 豁然贯通

反义词 望文生义生吞活剥

用法用作褒义。多用在学习上。一般作谓语、定语、宾语。

融会贯通的 典故

融会：融合领会。贯通：贯穿前后，全面理解。 指融合领会各种说法，贯穿前后，全面理解。陈立，字卓人，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任曲靖(今云南曲靖县)府知府。陈立广博查考刊载的古籍，凡是唐朝以前有关《春秋公羊传》的古代释义以及清朝各儒家解说《春秋公羊传》的，选择精要，文语详细。从开办以来近三十年，原始稿本长编刚刚具备。他回到南方家乡后，贯穿前后，整理齐全、层层深入，融合领会各种说法，写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

融会贯通的造句

1 在学习中要学会融会贯通，不要只是生吞活剥一些知识。

2 老师教导同学们要对学过的知识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3 学习任何知识都得讲究融会贯通，不能单靠死记硬背。

4 如果我把这些课本上的知识都能融会贯通，只要考试的时候细心点，考个高分就是易如反掌的事。

5 新知识会以新颖、或许奇妙的方式与旧知识融会贯通。

6 他深入钻研，终于达到了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地步。

7 你如果无法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那就不是真学问。

8 你照我的 方法 去读，自然可以融会贯通，不会只是囫囵吞枣而已。

9 研究学问,能做到融会贯通,实在是不容易的事。

10 他把学习和实践融会贯通了。

11 而在备考后期更是重要，要特别将重点熟记与融会贯通。

12 你要想把知识掌握得融会贯通，起码把这些知识点记得滚瓜烂熟。

13 我们应该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开来,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14 要没有 想象力 ，就只能做出点滴的饾饤的工作，决不能融会贯通的。

15 把知识真正融会贯通,标准应该是能够闻一知十,举一反三。

16 我们学习要狠下功夫,不断努力,并且使自己所学的东西融会贯通,这样才能学以致用。

17 我尽管已把全部经文都记熟了，因缺少名师指点，也还是无法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

18 做练习题、作业题多多益善并不一定好,最好是通过精选,分门别类, 总结 出规律性,只有这样,才能对知识融会贯通,做到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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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书之鼻祖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素以书法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闻名中外，长期吸引着海内外的文人墨客、书法艺术家和汉文字学家及历史学家们而被誉称为“真书之鼻祖”和“瑰宝 ”，是著名的碑刻文物。作为公元五世纪遗留下来的一通少数民族地区的名碑，爨宝子碑是研究中国汉文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书体和书法艺术的典型实物资料，其足以考究汉文字由隶书演变为楷书的递变之迹，在中国汉文字演变史上和书法艺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独特作用，同时也是研究云南地方史和滇东北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艺术和汉族文化艺术交流融合的珍贵实物史料，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艺术史上乃至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史上的稀世至宝，于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在全国碑刻保护单位中的分类号为2号，现存立于云南曲靖市第一中学校园内爨碑亭的玻璃罩中，并配有专人管理，保护情况良好。

爨宝子碑碑文的书体艺术别致且有趣致，笔划结体在隶楷之间，还有篆书遗姿，极具刚健雄强的时代艺术特征。其书体笔划结体艺术变化无常，忽隶、忽楷、忽篆，可谓是“三体合一”的融合体，古朴浑厚而奇巧；书法艺术内刚外柔，笔力遒劲，就像刀凿斧击而成，拙中带巧；字体参差有趣致，同字异写，无一字雷同；章法布局大小错落，彼此顾盼，首尾呼应，气贯全篇，任其自然，和谐统一。爨宝子碑是兼有字体美、笔划美、章法美、镌刻精美的碑刻艺术珍品。其点画、字形、行气、篇韵均浑然天成，潇洒且轻快。它问世后，即为世所重，为金石书法家所喜爱。国学大师康有为先生对爨宝子碑赞不绝口，在其所著《广艺舟双辑·碑品》中称其：“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当为正书古石第一”。康评价爨宝子碑在书法艺术史上和汉文字演变史中有“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的承上启下作用；又说：“吾爱古碑莫如《谷朗》、《郛休》、《爨宝子》……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还对它作了形象化的具体比喻：“《爨宝子》端朴若古佛之容。”清末有个诗人看了两通“爨碑”后写诗云：“法书二爨足珍奇，朴茂肃疏世几知？邂逅偏逢嘉客至，挑灯逆旅对读碑”。也是称赞有加。李根源赞爨宝子碑的书体艺术是“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可见它质朴的外表怎么也掩不住爨宝子碑刚柔兼有的妩媚动人的秀丽气质。周钟岳则给它以“南碑瑰宝”之美誉。还有原上海书画院副院长韩天衡写诗赞道：“滇南乏古书，有书即奇出。一通爨宝子，羲之叹勿如。”近现代海内外许多书法家和书法艺术爱好者躬身实践，临摹研习爨宝子碑的书体方法，从爨宝子碑碑文的笔划结构中吸取精华后大笔创新，卓然成为书法艺术大家，令人赞赏不已。“爨碑”书体艺术在现今文化艺术生活中用于书籍封面题签，如《爨史》、《南诏野史会证》等，古朴可爱。用于**片头字幕也很好看,如**《林则徐》的片头，《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字幕等都别有风味。爨体书法艺术在广州应用最为广泛。

爨宝子碑的研究不仅中国人感兴趣，日本人特热衷于对爨宝子碑的研究，既广且有一定深度，出版了多种研究性专著。日本的“爨学 ”研究和“爨体”书法艺术爱好者曾多次漂洋过海，来到曲靖市第一中学校园内的爨碑亭里，观赏爨宝子碑的古老独特风貌。日本“幽玄书道会”的宗旨，就是学习研究“爨碑”上的书法艺术和汉文字演变进程之真谛。在日本东京学艺大学书道科教授中国书法艺术史的相川政行先生，接受中国国家教委的邀请，于1996年9 月先后到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云南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在云南期间，相川政行先生看到了魂牵梦绕的两通“爨碑”时激动不已，希望召开国际性的学术研究会研讨“爨碑”价值。

爨宝子碑碑亭门上方中间和门两侧楹柱上悬挂有清代“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先生亲手所书“爨碑亭”三个篆字和其撰书对联：“奉东晋大亨瑰宝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袁嘉谷先生亲手所书写的爨碑亭名篆字圆润饱满而秀丽，圆劲而有古意。对联的楷书笔力古厚丰腴，雄劲有力，书体的笔法酣畅流利，秀丽遒健而洒脱，也是难得的珍贵书法艺术遗物。

爨宝子碑蕴积1500多年的历史文化艺术营养，滋养了中外许多代书法艺术家和汉文字学家及“爨学”研究者，令人感叹不已。改革开放这些年以来，为摹写和研究爨宝子碑而来云南曲靖者络绎不绝；连海外友人、专家学者、书法艺术爱好者、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也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曲靖，观赏爨宝子碑这一碑中文物珍品，领略其独具魅力的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艺术风韵，寻求汉文字演变及书法艺术真谛和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明。爨宝子碑在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发展国际友谊上起着桥梁作用和发挥着积极的影响，令人赞叹不已：真中华国宝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