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天一阁、杭州文澜阁、沈阳文溯阁、海宁衍芬草堂、海盐西涧草堂……这一座座古老沧桑的藏书楼，曾经串起了中国悠久灿烂的藏书历史。但历经岁月沧桑中，许多藏书楼辉煌不再，损毁严重，留存下来的也岌岌可危。

2005年3月10日，被誉为中国七大藏书楼之一的文澜阁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三次大修，这使得中国众多藏书楼现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不禁要问：如今这些藏书楼是不是还能找到昔日的辉煌呢 据了解，随着时光流逝、岁月变迁，如今留存于世的藏书楼已经所剩无几了，目前全国仅有100余座。

其中，宁波天一阁、聊城海源阁、湖州嘉业堂等一些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藏书楼，由于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保存现状较好，有的还成为了人尽皆知的地域文化象征。但这些只是很小一部分,现在大多数的藏书楼却已岌岌可危了。

湖州皕宋楼、福州饮翠楼住满了居民，终日围困于灶火、电线之中；无锡万卷楼被改作他用，摇身一变成为了公园中的一家茶社；兰溪二酉山房因城建规划已拆毁8年，但由于财政资金紧缺至今未能异地重建；徐州状元府藏书楼因年久失修于去年在大雨中坍塌……另外，还有一些在中国藏书史上十分著名的藏书楼，现已无迹可寻，有的就连当地政府也全然不知。显然，中国藏书楼的现况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不容乐观”这四个字来形容了。那么藏书楼中所藏的古籍又处于何种状态呢记者了解到，现在藏书楼中辗转流传下来的许多珍贵古籍，由于缺乏管理而落满了厚厚的尘封，更有甚者因得不到及时修缮正面临着被腐蚀的危险，同样充满着无奈与凄凉。

众所周知，藏书楼与其中所藏古籍本应是一个整体，但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藏书楼已经很少了，许多都是书楼异地，惟有空空的建筑矗立在那里，已没有了当年汗牛充栋的盛景，这也是当下大多数藏书楼的真实写照。 据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介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有些古籍在历史战乱中遗失或毁掉了；二是传统藏书楼都是私家的，随着藏书楼主人的后代不再从事这方面研究或是家庭败落无力为继，便将古籍变卖或捐赠了；三是由于一些地方藏书楼在保管设施、研究人员等方面存在不足，出于保护目的，国家便将藏书楼内许多珍贵的古籍迁入了大型图书馆。

对于如何结束这种书楼分离的现状，浙江图书馆事业研究所所长林祖藻表示难度很大。他说，有些藏书楼周围的自然环境根本就不适合珍藏古籍，如杭州文澜阁地处孤山，前后临水，湿度很大，而传统的建筑又不能安装恒温恒湿的空调。

另外，一些曾经变卖的古籍，比如湖州皕宋楼的藏书早在1907年就被卖到了日本的静嘉堂，现在要赎回,就会涉及到外交方面的问题。而以前收归图书馆集中保护的古籍，其现在的保管单位也不愿轻易归还，因此现在如果想要实现书楼团聚，只有借鉴杭州文澜阁补抄《四库全书》的做法，将以前藏书楼内所藏古籍用照相机翻拍下来，然后依据原书进行还原复制，再存放于藏书楼中。

一、叶盛，明代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箓竹堂“藏书之富，甲于海内，聚书至数万卷”。叶盛经常告诫子孙要爱书读书。他说：“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食，但书种不绝足矣！”

二、徐乾学，清初著名藏书家，从小就喜欢书，爱读书。针对当时很多人只想为儿孙们多留下点土地财产、金玉宝物、亭台楼阁等，他却对他的几个儿子说：“依我看，不论给后人留下什么财产，也难免会有失去的一天，不会长久享用不尽的。那么我给你们留传下什么东西呢？”徐乾学指着满屋子的藏书笑着说：“所传者惟是也！”并当即给藏书楼定名叫“传是楼”。很显然，在徐乾学看来，田产财物、珍宝玉器等物质财富总有用尽之时，而书籍里的知识是永远也学不尽用不完的。

三、清末藏书家张金吾藏书楼有诒经堂一处，系取“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义；杨以增的藏书楼名叫“海源阁”。他把书籍比作海洋，“学者而不观于海焉，陋矣。”然而，“观于海，久处其中，茫洋浩瀚不知所归，亦为学者之戒。学者应该涉海而探源，知源之所出。”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书籍它确实是一个知识的海洋，只要我们“涉海探源”，就一定会找到永不枯竭的知识之源的！

四、浙江宁波天一阁，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为面宽六间的两层楼房，楼上按经、史、子、集分类列柜藏书，楼下为阅览图书和收藏石刻之用。建筑南北开窗，空气流通。书橱两面设门，既可前后取书，又可透风防霉。

五、清朝北京故宫文渊阁，是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的藏书楼，其房屋制度、书架款式等仿天一阁。

六、中国古代的官私藏书，总的来说，是供少数人阅读使用的，这同文化为少数人所掌握的历史时代是相适应的，而私人藏书也在很在程度上保护了文化。

石渠阁是位于中国北京故宫的角楼，位于紫禁城西北角。

石渠阁是中国明清两代皇帝藏书的重要图书馆之一，现已成为故宫博物馆的一部分，对外开放。该建筑兴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最初是用于纪念明代文学家、书法家杨慎。清代康熙年间，雍正帝将其改造为藏书楼，供皇家使用，并称“石渠阁”。

明朝嘉靖年间，宦官魏忠贤为纪念明代文学家、书法家杨慎，而在故宫西北角修建的一座楼阁，主楼四层，高24米，长118米，宽72米。清朝康熙年间，雍正帝将其改造为藏书楼，供皇家使用，并称为“石渠阁”。它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系统性图书档案馆，收藏有大量珍贵文献和史书。现在石渠阁已经是故宫博物馆的一部分，对外开放。

石渠阁修建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可以概括如下：

1、杨慎生平及其作品的影响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以《世说新语》等作品享誉文坛。他的作品形象生动，文采斐然，流传颇广，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魏忠贤的势力及其文化爱好

明朝嘉靖年间，魏忠贤成为了皇帝的亲信和权臣，掌握了大权，对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是一个文化爱好者，对书法、绘画、古籍都有研究，常常聚集文人雅士，借助他们的文化影响力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3、督造翰林院的背景

明朝嘉靖年间，魏忠贤督造了翰林院，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事业。这个项目包括了修订史书、整理经籍、编纂文集等多个方面，以整理出明朝的文化精华为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魏忠贤萌生了纪念杨慎、建设文化宫殿的想法，于是就有了石渠阁的修建计划。石渠阁的建造时间大约在1580年左右，共耗时3年，是文化宫殿的代表之一。之后，石渠阁被多次改造和修缮，成为了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图书馆之一，收藏着大量珍贵文献、史书和其他古代文化遗产。

大门

宋代曾名“中门”，因江岸建有石坊，名为“黉门”。现存大门系清同治七年（1868）重建，采用南方将军门式结构，建于十二级台阶之上，五间硬山，出三山屏墙，前立方形柱一对，白墙青瓦，置琉璃沟头滴水及空花屋脊，枋梁绘游龙戏太极，间杂卷草云纹，整体风格威仪大方。门额“岳麓书院”为宋真宗字迹，因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以岳麓书院办学很不错，又闻山长周式以德行著称，特别召见周式，拜为国子监主簿，请他留在京城讲学做官，但周式心系岳麓，仍请归院，皇帝就亲赐“岳麓书院”、御匾悬挂于大门正上方，并赐经书等物，岳麓书院从此名闻天下，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大门两旁悬挂有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下联出自《论语·泰伯》，源出经典，联意关切，道出了岳麓书院英材辈出的历史事实

二门

大门之后，宋元时为礼殿所在。明代嘉靖元年（1527）扩建文庙于院左，始改建为二门。五间单檐悬山，中三间开三门，花岗石门框，左右各辟过道通南北二斋。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者炸毁，1984年重建。、门额正上方悬有“名山坛席”匾，撰者无考。原为清同治七年（1868）所置，抗日战争期间被炸毁。现匾为1984年复制，集清代著名湘籍书法家何绍基字而成。两旁有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上联出自《尚书·舜典》，下联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意为岳麓书院被浩瀚的林木所掩映，藏在地阔物博的岳麓山中。撰联人为清末（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程颂万。二门过厅两边有清代山长罗典所撰的对联：“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二门背面有“潇湘槐市”匾。原为清代学监程颂万撰书，毁于抗战，现匾为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楚图南补书。”潇湘”泛指湖南，”潇湘槐市”是说岳麓书院是湖南文人、学者聚集的场所，引申为岳麓书院人才之盛，有如汉代长安太学槐市之盛。

讲堂

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书院的核心部分。自北宋开宝九年（976）岳麓书院创建时，即有“讲堂五间”。南宋乾道三年（1167），著名理学家张栻、朱熹曾在此举行“会讲”，开中国书院会讲之先河。

檐前悬有“实事求是”匾。民国初期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撰。“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校长将其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大厅中央悬挂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学达性天”，由康熙皇帝御赐，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原额被毁，1983年依康熙字迹重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它是皇帝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此额为原物。讲堂壁上还嵌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碑刻文物，如由朱熹手书、清代山长欧阳厚均刻的“忠孝廉节”碑，由清代山长欧阳正焕书、欧阳厚均刊立的“整齐严肃”碑，清代山长王文清撰文的《岳麓书院学规碑》《读书法》等十数方，这些都是中国书院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讲堂屏壁正面刻有《岳麓书院记》，为南宋乾道二年（1166）书院主教、著名理学家张栻所作，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基本大纲，对书院教育有重大影响，该文由湖南大学校友、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周昭怡1983年书。屏壁背面刻有麓山全图，摹自《南岳志》。

教学斋\半学斋

讲堂两旁有南北二斋，分别为教学斋和半学斋，均为昔日师生居舍，过去学生大量的活动时间就是在这里自修。书院建斋舍历史悠久，自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始建斋舍52间，现存建筑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学堂时改建，始定名教学斋、半学斋，以适应教学、办公的需要。”教学斋”斋名出自《礼记·学记》，“半学斋”斋名源出《尚书·说命下》。

湘水校经堂

湘水校经堂现存建筑位于讲堂左侧。原名成德堂，亦为书院讲堂，始建于明嘉靖六年（1527）。清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巡抚吴荣光创办湘水校经堂，设于今船山祠处，并亲题门额。湘水校经堂在岳麓书院内办学前后共45年，清光绪元年（1875）从岳麓书院迁到城南天心阁附近。原堂址改建为船山祠，并将吴荣光亲题的“湘水校经堂”堂额留于明德堂以作纪念。

明伦堂

书院明伦堂始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守道吴世忠仿郡县学官，拆书院大成殿，扩建文庙与院左，于大成殿后建明伦堂，寻毁。明嘉靖年间重建，十八年（1539年）知府季本聘熊宇为山长，讲学明伦堂，次年庚子科考，中式者十人，一时科甲大盛。后又毁。清代重建，顺治九年（1652年）刊立“卧碑“，置于明伦堂左，作为书院学规，后又废。今复原明伦堂与文庙大成殿后，现为书院硕士生、博士生上课学习之所。 御书楼

藏书楼是体现中国古代书院讲、藏书、祭祀三大功能之一的藏书功能的主要场所，岳麓书院创建始即在讲堂后建有书楼，宋真宗皇帝赐书后更名“御书阁”，元明亦称“尊经阁”，位置有所变动，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巡抚丁思孔从朝廷请得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籍，建御书楼于今址。清代中期，岳麓书院御书楼已发展成为中国民间一座较大型的图书馆，藏书14130卷。今天的御书楼仍然作为古籍图书馆供书院教研人员使用，藏书数量已逾五万册，大型工具书如《四库全书》、《续解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均有珍藏。 文庙

文庙位于书院左侧，自成院落。由照壁、门楼、大成门、大成殿、两庑、崇圣祠、明伦堂等部分组成，岳麓书院祀孔子始于书院初创时期，北宋时期曾建礼殿于讲堂前，内塑先师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南宋乾道元年（1167）改为宣圣殿，“置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明弘治十八年（1505），改名大成殿。正德二年（1507）迁于院左今址。天启四年（1624）重修，正式称为文庙。其规格与各郡县文庙相当。

濂溪祠

专祀周敦颐（1017-1073）。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始建于六君子堂基地，二十五年（1820）迁于今址，祠内悬有“超然会太极”匾，祠内壁上有《移建濂溪祠碑记》石刻，原《濂溪祠记》碑，仍留于今六君子堂内。

崇道祠

崇道祠又称“朱张祠”，专祀朱熹、张栻。元延祐元年（1314）建诸贤祠于讲堂左侧，合祀朱张及书院建设有功之臣。明弘治七年（1494），始建于讲堂后，后毁。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布政使觉罗敦福重建于今址。现恢复古代祭祀，祠内悬”斯文正脉“匾，刻朱张二人像。

慎斋祠

慎斋祠，又罗山长祠，专祀岳麓书院山长罗典。乾隆四十七年（1872年）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共27年，对岳麓书院的人才培养，基本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慎斋祠初建于咸丰年间，位于屈子祠之侧。旋废。现恢复于船山祠北侧。

四箴亭

四箴亭专祀程颢、程颐。程颢、程颐均为北宋教育家、理学的奠基人，曾问学于周敦颐，世称“二程”。明天启四年（1642），推官林正亨重修，改名“四箴亭”，自此专祀二程。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迁建于今址。亭内现存清刻程氏《视》、《听》、《言》、《动》四箴碑。

六君子堂

六君子堂始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此后多次迁移，又屡有所毁。清嘉庆十七年（1812）重建于今址。三间硬山建筑，与崇道祠连成一片。祠内嵌有《改建六君子堂碑记》，所祭祀的六位对书院发展和建设有功的先儒分别为：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

船山祠

船山祠专祀明末著名学者王夫之。祠庙原为清道光十三年（1833）创建的湘水校经堂。光绪元年（1875）湘水校经堂迁往河东办学，于是辟为船山祠。祠前悬有清代岳麓书院著名学者、外交大臣郭嵩焘所撰对联。 麓山寺碑亭

麓山寺碑亭位于园林南侧。明成化五年（1469）知府钱澍始建。现存建筑为1962年重建。“麓山寺碑”四字为近人黎泽泰于1962年书。亭内就是著名的“麓山寺碑”。麓山寺碑是中国现存碑刻中影响较大的一块碑，由唐开元十八年（730），著名书法家李邕撰文、书丹并镌刻，因文、书、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绝碑”之称。碑侧碑阴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题刻。

百泉轩

百泉轩始建于北宋之初，地处岳麓山清风峡谷口，溪泉荟萃，乃岳麓书院风景绝佳之地。历代山长爱溪泉之妙，筑轩而居，享尽自然的天籁之音。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访院，与山长张栻“聚处同游岳麓”，“昼而燕坐，夜而栖宿”，都在百泉轩中，相传二人曾在此论学三昼夜而不息。

碑廊

岳麓书院办学千年，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碑刻。碑廊中即嵌立历代遗碑13方及新制的岳麓书院文献史料碑刻27方。在这些碑刻中，朱熹手书的“道中庸”、“极高明”等碑，是书院的重要遗存。

自卑亭

自卑亭位于书院东面200米。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长沙郡丞赵宁在路旁建自卑亭，供行人歇足之用。嘉庆十七年（1812）院长袁名曜改建于路中，民国时扩建马路于亭侧，形成现存格局。现存建筑为清咸丰十一年（1861）建造。“自卑亭”三字为清代山长车万育题书。亭内嵌有《自卑亭记》等碑刻。 时务轩

时务轩是为纪念清末维新派创办的学校-时务学堂而筑的纪念性建筑，位于书院园林内，与百泉轩隔池相望。轩内现嵌有梁启超《时务学堂故址》碑，该碑字迹为民国二十四年梁启超重游时务学堂旧址所书，另有李肖聃《跋》、李况松《跋》、陈云章《记》、黄曾甫《时务轩记》等碑刻。

赫曦台

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张栻观日于岳麓山顶，曾筑“赫曦台”，朱熹题额。明代王守仁有“振衣直上赫曦台”诗句。台后废。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山长罗典建前亭于院前，又改名前台。道光元年（1821），为存故迹，山长欧阳厚均改前台名为“赫曦台”。在台的左右内壁上有丈余高的“福”、“寿”二字，台的顶部雕饰有八卦图、蝙蝠、寿字图案。

山斋旧址

山斋旧址位船山祠右。南宋乾道元年（1165），安抚使刘珙始建，取名“山斋”，供山长（院长）居住。张栻主教时朱熹来访，曾寓居此屋，两人作同题诗《山斋》。南宋后期，山斋被战火所毁。清道光二十年（1840），山长欧阳厚均重建，题额“山斋旧址”。

杉庵

岳麓书院创建之前，东晋荆江州刺史陶侃（259-334）任驻长沙，勤慎吏职之余，常乘舟过渡到岳麓山游览，并在山中建庵读书，修养性情，因庵前遍种杉树，人称杉庵。清道光十八年（1838），其后裔、岳麓书院著名学生、两江总督陶澍，为纪念先祖开创岳麓文教之功，特重建“陶桓公杉庵”，摹刻家藏宋拓本《麓山寺碑》嵌于庵内。2001年修复杉庵于文庙后，将陶刻《麓山寺碑》又移嵌庵内。 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

岳麓书院主体建筑面积有31000多平方米，分为书院主体、附属文庙及新建的中国书院博物馆。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其古建筑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

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并先后恢复重建设了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等的六大专祠建筑原貌，清代书院中的园林和书院八景也全部得到恢复。岳麓书院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

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上世纪以来，经过几次大修，一些毁于战火的建筑得到了重修。岳麓书院古建筑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并先后恢复重建设了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等的六大专祠建筑原貌，清代书院中的园林和书院八景也全部得到恢复。 岳麓书院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

　　清代存放四库全书荟要的地点是摛藻堂。

　　摛藻堂位于故宫御花园内东北部、堆秀山东侧，是乾隆年间修建的，主要曾用于贮藏《四库全书荟要》，其中摛是传扬、铺展的意思，“摛藻”意为弘扬文华。

　　基本简介

　　该建筑依墙面南，面阔五间，黄琉璃瓦硬山式顶，堂西墙辟有一小门，可通西耳房。堂前出廊，明间开门，次梢间为槛窗。室内放置书架，为宫中藏书之所。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后，《四库全书荟要》曾贮藏于此，供乾隆皇帝随时阅览。

　　摛藻堂的匾额是乾隆皇帝题写的"摛藻抒华"四字，楹联为"庭绕芳毯铺生意;座有芸编结古欢"。其中"芸编"一词中的芸指多年生草本植物芸香，古人常把芸香夹入书中以防虫蛀，故以芸编称古书。西门外的楹联为"左右图书，静中涵道妙;春秋风月，佳处得天和"。西室内，乾隆皇帝题写的楹联为"宿风"，楹联为"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

　　折叠编辑本段编纂过程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乾隆组织整理完《四库全书》后挑出来的精华，收书463种，20828卷，11178册。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乾隆皇帝经常到这里来查阅古籍，堂中书籍按经、史、子、集排列，牙签插架。阅古、吟诗是乾隆皇帝休闲生活的一大内容。

首先要说明的是古代藏书家的藏书观念是封闭的。

许多大藏书家如范钦天一阁，都会制定藏书训藏书约，禁止藏书往外流通与借阅，一直到明清清代藏书家互相借阅传抄之风气才渐渐盛行。总的来说古代藏书家把藏书当成古董或是宝物或者是比钱财更重要的家产。

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其藏书丰富数十万卷，其族叔钱谦益大家都清楚，有藏书楼绛云楼，藏书卷帙浩繁，和柳如是那一段韵事家喻户晓～钱谦益死后，藏书一大部分为钱曾所讹，对于钱曾的人品我们不多做评价，来说说其对藏书的吝啬程度。

他根据自己的藏书著成目录学著作《读书敏求记》，这本书至今也是我们研究古籍版本不可或缺的材料来源，里面记载古书版本卷数成书及作者情况等等，是灰常出色的一部目录学著作。但是他把《读书敏求记》写好之后，任何人借阅他都不愿意，这就是封闭的藏书观念，使他认为这是宝贝，很珍贵，借给别人容易搞丢失或者损坏。

一天他的好友约他喝酒，称其喝酒之时偷偷拿走这本稿本《读书敏求记》抄录备份，钱曾得知之后虽然很生气，但是也无可奈何。正是因为喝酒事件，我们今日才得以见到《读书敏求记》的真面目。

其次 我国雕版印刷勃兴于宋代，宋以前以写本为主，这就决定了书籍流通只能靠手抄，流通艰难可以想象。有了雕版之后，藏书家们的藏书才更容易一些，明清时候藏书家们酷爱藏宋元版本（宋元时期版本精校精刻质量高），但是藏书家们依然将这些书视为宝贝，物以稀为贵，很多人不愿意将自己的宝贝借于他人抄录。

为什么现在很多书是孤本？

一是因为纸这种书写材料保存时间本就不如甲骨石头之类的材料易保存，埋在地下会腐烂，藏在家里还有火灾 人祸 兵火 蠹虫等各种使藏书毁坏的因素。故而就算宋到现在也有一千多年，纸不易保存，这大大影响了书籍的流传。

二是藏书家藏书观念，物以稀为贵，封闭的藏书观念使他们不愿意拿出孤本，复印传抄流通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