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定的"六经"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孔子建立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教育、经济、历史、文学、美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是通过"述"与"作"两方面的工作形成的，"述"是他把周以前的古籍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编写删定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是孔子自己的著述，主要是《论语》。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体是仁礼学说，仁与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

1、关于仁

仁的概念，孔子以前就有，春秋前期人们把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忠于君主和仪文美德都称为仁。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并且把它发展成为系统的仁说。

什么是仁？孔子在《论语》提到仁有一百余处，涵义甚广，但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爱人。他的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问答说："爱人"。《说文》有个解释："仁，亲也，从二人"，甚合孔子思想。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要友善相亲，相互帮助。爱有差等。按孟子的说法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先爱自己的亲，然后普及到民，再推广到物；是先已后人，先内后外，既有次第又有厚薄。这是一种从人"自然本性"出发的"仁爱差别"。

2、关于礼

仁的第二个涵义是克己复礼。在答复弟子颜渊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复礼"是一切言行要纳于礼。这里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觉，人们通过克制自己，达到自觉守礼的境界，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合于礼，这也就是仁的境界。

"礼"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周公就制定周礼。不过，孔子则是从多方面进行论述的第一人。什么是礼？礼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属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是说，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孔子又说礼是"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是进行统治的根本法规，治国之纲。因此，"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礼记·礼运））。丢掉了礼，就要失去一切。可见孔子这里说的"礼"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二是礼仪上的规定，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侍人接物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分，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这叫"仪"。这里的"仪"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

孔子认为：礼和仪又是统一的，礼是根本的，仪是从属的，仪是礼的"节文"或形式，或者说仪是用行动规范和礼节的形式来巩固和体现社会的秩序和制度。因此，礼的实现既靠强制的力量，又靠习俗力量，是内外结合，所以礼又和乐相连。孔子，"克已复礼"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如周朝一样的"礼仪社会"，即"秩序和制度社会"。

孔子主张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这是孔子的创新。"关于礼仁关系，他认为，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就仁和礼的本质来说，仁，归根到底，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主要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注重仁和礼的结合，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改。仁与礼并不矛盾，因为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

3、关于德治主张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实行德治的具体办法：

1）重教化，轻刑罚。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在满足百姓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加强教化。在礼刑问题上，孔子主张礼教是根本的，不得已而用刑，必须慎用。认为宽猛相济，政事才会谐和。宽猛结合，就是文武两手并用，德治与刑治都要。

2）反对过度榨取，主张"使民也义"。义者，宜也，就是役使老百姓不要过分，要适宜。

孔子看到了当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过大的现实，认为这是造成社会不安、国家颠覆的基本因素，因而提出来平均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

3）为政需正己。孔子认为要治国正人，必先正已，正己才能正人。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所以孔子主张统治者一定要是德高望重、身体力行的"君子"，这样，为政者起表率作用，就会上行下效，自然就会政通民和国家得治。孔子对为政者提出一定的道德水平要求。

4）举贤才。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联系，他认为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发现和提拔优秀人才，参与国事。关于贤才的标准，孔子认为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就是要有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要依据仁的精神和拥有高尚的品德，还要能善于悯熟地运用业务知识和技能。简言之，贤才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和治国才能。这是一个德才兼备标准。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资料来源：摘自张永东《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新评》

汉族 [hàn z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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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维护者 我乃野云鹤、残轩阁主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是上古时期黄帝和炎帝部落的后裔，炎黄子孙。[1]“汉”原指天河、宇宙银河，《诗经》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汉族旧称汉人是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汉朝以前称“华夏”或“诸夏”。[2]

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等诸多方面，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汉族都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

汉族自古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汉族宗教的主要传统观念。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2]

汉族历来以勤劳、富于创造精神著称。汉族历史上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副业，是一种典型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汉族的农业生产在历史上素来发达，尤其以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著称于世，汉族的手工业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2]

而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以及外族入侵和躲避战乱等因素，汉族也发生了大规模迁移，一直在从中原地区向南迁移。客家人继承了当时中原汉人的文化传统，比如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历史痕迹。[1]

汉族还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截止2009年，汉族人口约为1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分布于世界各地。在中国大陆，汉族占总人口的92%；在台湾，汉族占总人口的98%；在香港和澳门，汉族分别占总人口的95%和97%。[1]除中国两岸三地外，汉族在东南亚、北美洲和西欧也有较多分布。

中文名称

汉族

外文名称

the Han nationality

别名

华夏族、汉人、炎黄子孙

人口

约13亿

方言

官话、吴语、湘语、赣语、粤语等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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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人口

政治

经济

文化

科学

艺术

习俗

名称

汉族，是上古传说炎帝（或神农氏）与黄帝（或轩辕氏）两个部落的后裔，[3] [4] 是在中国及海外华人占多数优势的民族。[1] 在历史上，中国上古史学专家许倬云认为，华夏部落经殷商周秦等等原位处中原边缘的夷人他者，在诸夏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本部，于汉朝形成自称为汉人的“文化共同体”。[5] 汉族别称“汉人”、[6] “华人”，[7] “唐人”、[7] “秦人”、[8] “桃花石”[9] 等。到了近代以后“民族”一词传入中国，“汉族”便取代“汉人”成为这一族群的正式名称。[10] “炎黄子孙”及“炎黄裔胄”皆曾被中国***及中国国民党用来做为“汉族”的代称或另称，[11] 现代则有龙的传人等称呼。[2] [12]

汉族的族称，是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确立的。公元前206年汉朝继秦而兴，前后历400余年，经济、文化及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发展，原称华夏的中原居民称为汉人。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汉人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历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在各方面发展中占主导地位。汉族历经与各族的共处、迁徙、融合，形成了在松辽平原及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农业发达地区及城市集中分布，在边疆与当地各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另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有相当数量人口移居海外，形成当地的华裔或华侨。[13]

汉族传统乐器演奏-笛子

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拥有众多影响深远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在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和数学成就为世人瞩目。古代农学曾有农书370余种。在古代汉文学发展中，诗歌的发展占显著地位，如楚辞、乐府、唐诗、宋词等都有许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家与作品；其他如散文、小说等也著称于世。[13]

历史

汉族先民

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中原地区为活动范围；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即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13]

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孔子的儒家思想更受推崇，而老子的道家思想则不被重视呢不过就现代来看，孔子的儒家思想实在有些太过于迂腐了，很多陋习都是出自于儒家。反而道家这种开阔的想法更加适合现代人生活节奏。不过古人和现代人的价值取向肯定也不同，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阶级划分的非常严重，而且因为没有科学的存在，很多东西都需要借助玄学来完成。这就让他们在道德方面非常坚持，不然可能就会遭受惩罚。

在生机勃勃的先秦时代，老子的思想却体现的比较另类。他所主张的无为而治、清心寡欲和顺应天道，以反话来讲道理的方式，其实来源于东周王室在乱世之中的生存方式。长者老子作为周天子的史官，非常熟悉周王室的续命大法。所以才有了他的《道德经》与其比较另类的思想。

史官的职业素养

老子不仅做过楚国小官 还去洛阳做了周人的史官

在普遍奋发激昂的春秋时代，老子的思想似乎与时代的主旋律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实际上，老子的很多主张也来自于周文化传统，只不过是周文化在东周历史背景下生长的产物而已。

首先光从称呼来看，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聃字与詹。儋等字都属于先秦史官的统称，老子本人就是周王室的史官。而老这个字，往往也和史官有关，是与史官有关系的称呼。所以，道家的根源其实在于历史记载。

根据西周的制度，周王室的史官一般是由异姓人和外邦人担任。由他们负责宣扬周王室的恩德，其用心是让周朝的功绩得到外人的认可，避免周人陷入自吹自擂的境地。因为本身和周人有距离，所以对于周文化会保持相对理性与克制的态度。比如老子的故乡是被楚国征服的陈国故地，就是这一制度的证明。

西周虽然大封诸侯 但整体上对各方具有优势

因为是外人，而且熟悉历史记载，这些人的言行就体现出了十分冷峻理智，而且十分超脱的心态。因为和一般的国人不同，熟悉历史记载的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周朝分封制度的弊端。

虽然周人拼命地论证自己取代殷商具有合法性，是天命的结果，自己的德行取代了商朝势力。但是之后的历史发展，不禁使人产生了怀疑。周王室和封臣的关系，在若干带发展之后越来越疏远。而且周王室无法从东方的封国里定期收取经济产出。同时周朝本身也在分封王室领地，周王室自己的实力，也因为内部的小分封变得越来越有限。最后是戎狄的侵略，从外部削弱了周朝的实力。所以，熟悉了这一过程的史官们意识到，即使是周人也很难以永久获得天命的垂青，在王朝的兴亡之上，还有更高级的概念----大道在起作用。

所以和普通的士大夫相比，周代史官们更具有世事无常，事物善于转化的认识。比如晋献公的史官史苏，在晋献公讨伐骊戎得胜之后就得出了“胜而不吉”的论断。众人在问他原因时，他说晋国的男子可以击败戎狄的男子，反过来戎狄的女子可能击败晋国的男子。这一判断来源于晋献公贪恋女色。结果晋献公的戎狄妃子骊姬通过干政，一度给晋国造成了巨大的混乱。这种认识本身就很有“强弱转化-祸福相依”的特色。

青铜器皿在东周时还是非常重要的财富象征

官的另一职业素养是天文历算。何时进行某种农事，何时出兵征战能不干扰经济生产，都是他们需要观测天象得出的结论。所以根据天象和气候判断出兵，祭祀和农作的时间，本身有尊重自然规律的用意，和将人类置身于天地之间的开阔视野。个人的努力虽然十分重要，但也是要充分考虑历史发展的方向的。

所以，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开阔的视野，让很多人事在史官们眼中显得图样图森破了。

先秦时期的史官是还需要具备基本的天文学知识的

周王室的生存之道

西周末年的大洪水促成了一切格局的变化

历经了西周末年的大洪水，东周王室很明显地调整了自己的生存策略和身份定位。在东迁洛邑之后，周王室拥有位于天下之中的领土。西边有虢国把守桃林要塞，南方有申国和吕国防御楚国，还有晋国和郑国保护王室。王室的领土相当于一个中上等诸侯国，能维持起三军的武装力量。再加上此时秦齐鲁宋卫等大国还比较支持王室，没有叛乱之心，所以周天子本身实力不弱。

但是周平王本身的表现却比较平庸，坐视很多小国被吞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王室的领土受到晋国、郑国的步步蚕食。新迁入王土的贵族与之前的大家族比如苏氏矛盾不断，所以叛乱频发。因此周王室但凡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比如周桓王讨伐郑国或者引进戎狄讨伐郑国等行为，要么是杀人一千，自损八百。要么铩羽而归，要么引发更大的内乱，甚至导致周天子流亡出国。

迁都洛阳让周人一下子失去了大片领地

面对这样实力削弱与武德退化的现状，周王室采用的办法是把阳樊和原城等叛乱土地封赏给晋国收买大国人心。

一方面在礼仪上满足霸主国对名号的需求。周王室在东迁之后，随着自身实力的下降，其在政治上已不能号令诸侯，军事上不能征调各国军队，经济上常常面临财政危机。

放眼春秋的世界 周王室的力量衰弱是非常明显的

面对多种危机，周王室不得不向外寻求支持和援助。就当时而言，只有霸主国的实力和威望才足以帮助周王室解决这些困难。而霸主国在春秋时期为了达到称霸的目的，需要借助周王室名义上的支持。因而，周王室此时也放松了对这些诸侯国的统治，只要它们不威胁到自己的直接统治，周王室都任其主盟和称霸，并通过赐命、赏赐等形式满足它们在诸侯国中的名义需求。如周王室赐齐桓公昨肉，封晋文公为霸主，对楚、吴、越称王也表示认同。

周王室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利用霸主国震慑其他诸侯国和戎狄之族，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确保自己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霸主国的称霸活动不至于游离于周王室之外，而始终仍处于周王室的统治体系之内。

洛阳遗址中出土的东周车马坑

所以，周王室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各方势力之中。他们离间齐、晋、楚三霸主国和其他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以牵制和消弱霸主国。当霸主国势力越来越强大之时，他们也不会只满足于霸主国的地位，欲争夺周王室的权力和地位。

周王室面对霸主国的强盛，不会直接出兵参战，也不能对其施发号令。周王室因而采取离间的措施，暗中拉拢霸主国的敌对势力。利用一方诸侯与其相对抗，来减少霸主国对王室的威胁。如在齐国称霸期间，周王室离间郑、晋与齐的关系。晋国称霸期间，周王室利用齐、鲁的力量来牵制晋国。楚争霸期间，周王室支持晋国来与楚国相对抗，让楚、晋双方在彼此争霸的战争中相互消弱自身力量。周王室用离间之策来防止齐、晋、楚的实力过于强盛，以至于他们一直忙于彼此争霸的事物之中，而暂时不会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周王室。

周天子用自己的号召力 经常组织诸侯间的会盟

对更加野蛮的楚吴越三国，周王室釆取默认与借力打力的态度。吴越二国意在和其他中原诸侯国争夺霸主。他们虽自称为王，但因为距离遥远而鞭长莫及。所以从未对周王室取而代之，只是与周王室和平相处。

到了春秋晚期，周王室的势力更加衰弱。因而对吴越二国也以友善的态度待之，承认他们的称霸行为，并在礼仪和物质上表示嘉奖。只要霸主国不直接威胁到自己政治上的天子之位，无论霸主国称霸，还是在礼仪上有一些僭越之举。孔夫子虽然会耿耿于怀，但实际上此时的周王室都可以对它们听之任之。

孔子对于时局的反应 比周天子本人还激烈

生存方式的改变

东周一度靠亲缘关系最近的郑国来维持基本秩序

政治上的弱势迫使周王室改变自己的身份定位。一方面他们依托一个个霸主，主要是郑国，齐国和晋国维系秩序，另一方面将自己变成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式的存在。

比如面对楚国的问鼎中原，周人就趁机打了一个太极拳。他们表示现在人心依旧在周朝，如果楚国想贸然取代文化根基深厚的天下共主，怕是会与诸夏为敌。从而委婉的化解了楚庄王的僭越举动。

东周开启了在洛阳建都的先河

与此同时，由于土地日益紧缩，来自于土地的产出越来越少，造成了王室被迫向诸侯所求贡品和礼器的情况。因此，周人视图借助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打造成一个内陆贸易的港口。古代洛阳人的经商传统由来已久。周人开国之初,为震摄东方, 于是将善于手工商业的殷商遗民迁移到洛邑。殷人本具经商天赋, 国破家亡后,更以此为业,把他们的经商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后来的洛阳王土内，经常能发掘出数量巨大的金属铸币----布币。

正因为如此，所以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会在洛阳地区自由流通。比如秦国袭击郑国时，秦军大张旗鼓地经过周国的北门，动向被弦高探查到了。为了防止秦军入侵祖国，他一面献上牛群，假装自己是使者犒劳秦军。另一方面托人回国去报信，从而让郑国提前做好了防御准备。可见此时的洛邑，因为军事和政治上的低攻击性，反而成为了贸易与情报的自由港。

周王室发行的货币 安臧布

所以到了战国时代，周人的性格已经由厚重质朴与尚武好战，变成了头脑灵活狡诈，注重实际利益。地理位置与国力强弱，改变了周人族群的文化，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郑国人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战国时代，洛阳能养育出富商白圭和纵横家苏秦的原因了。

由于文化的发达和共主地位的存在，类似于梵蒂冈的周王室到了春秋末期还能以承认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的方式刷存在感。到了战国时代，还是能作为会盟的嘉宾或者主持人。直到秦统一前夕才告以彻底灭亡。

洛阳的特殊氛围 塑造了苏秦这样的外交家

对于儒家的看法

道德经在整体上给人以篇阴柔的感觉

所以在《道德经》里，作为周王室史官的老子非常推崇不争。非常喜欢女性、婴儿、水流、空心的容器等阴柔的意象。他想表达的就是不争与韧性带来的长久生存。

老子向往的小国寡民的时代，但并不能完全批评老子崇尚思想倒退，而是怀念商朝和西周时代的情况。面对领土较小的城邦方国和部落，天下共主可以维持绝对的优势。所以君主不需要采用过多的行动，颁布过多的政令，就能维持统治。这符合无为的理念，因为各种事务简单，所以本身民众不容易多想。但是到了东周王朝，这样单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要面对现实，那么要做的就是避免滥用任何一种力量，凡事不能过度发展。

对于后起之秀的儒家 老子等道家人的态度也比较暧昧

至于比较受诟病的无为，其实放到道家思想的史学根源里看。老子说的无为，是顺应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不应有过多举动和胡乱作为。为此，老子大量采用说反话的形式，论证了滥用智术。滥用军力造成了恶劣后果。

至于和儒家的关系，早期的道家并不直接反对儒家的核心概念。更多的是权变思想和包容思想。这也间接证明，老子并不是完全厌世或者出世，无为的大义主要是顺应规律，不要违背规律胡来。只有先活下来，等到时机成熟了才有翻盘的可能。

作为长者 老子给了孔子以他理解不了的人生经验

因此，在孔子见到老子后，作为长者的老子对于热心学习周礼的孔子泼的冷水。其实也是基于周王室的现状和生存策略，做出的回应。

儒、佛、道三教发展历史

　　儒家思想是中国自汉以来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要求，以此它一直作为官方哲学居于领导地位。 儒家最早产生于春秋末年，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个思想流派。因此我们一般所称的“儒释道三教”的“儒教”主要是指儒家思想教化而言的，决不能把儒家也看成是宗教。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佛教不仅非常懂得“入乡随俗”的重要性，而且它本身也具有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因此，在它传入中国以后，就以“随机”、“方便”为理论依据，十分注意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人们常说，佛教自传入始，就开始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思想理论上看，佛教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道化和儒化，而外来佛教的道化和儒化最早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表现出来的。

　　道教则是中国土地上自生的宗教，它正式创始于东汉末年，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神仙方术思想，乃至上古时代的民间巫术等。道教追求长生不死成神仙，佛教企求无生永灭、超脱生死入涅槃。

　　儒家讲的是入世主义，宣扬治平之道，即所谓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道两教那样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与佛道两教在根本理论上就发生了冲突。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超脱尘世，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就与儒家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忠孝之道，直接发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与排斥，佛教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与儒家之间的斗争。儒道之间虽说也存在着根本理论上的矛盾，但道教毕竟是我国土生的宗教，它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因此在道教教义中早就开始容纳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从而大大地调和了儒道两者之间的思想冲突，以此在我国思想史上，儒道之间虽说有斗争，但远不如儒佛之间斗争那样激烈。

　　当然儒家与佛道两教除了有矛盾之外，又有着互相影响、互相吸取、取长补短、共同发挥社会作用的一致的方面。儒家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秩序的主要工具，佛道两教则是其有力的助手与补充。前者从积极的入世主义出发来建设、治理和巩固封建社会；后者则从消极的出世主义出发来缓解社会的矛盾，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共同维护着古老的中华帝国。这就决定了它们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的深刻的社会基础。

　　道教大力吸收了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作为自己的教义教规。佛教则尽量把自己的教义说成是不违背儒家思想，同时也步道教的后尘，吸取儒家的名教学说，以便使自己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融合、相调和。而儒家学说过去一向偏重于政治伦理的说教，缺乏深邃的哲学思想。在这方面，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具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因此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地吸取了它们中对自己有用的哲学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宋明时期的理学，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所以我们常把理学视作为“三教合流”的产物，这确是有理由的。

　　从历史上来考察，在思想领域里，儒佛斗争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而展开：佛教的出世主义与儒家的纲常名教之争。

　　佛教讲出家修行，这就与儒家名教忠君孝父之道发生了矛盾。早在佛教初传的汉代，据《理惑论》所记：“问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这类的指责是从儒家孝道出发的，认为佛教落发出家绝弃后嗣违背儒家孝道。

　　至于佛教宣扬出家修行脱离尘世，不再致礼王者的思想，则直接与儒家的忠君之道冲突，以至在东晋时代儒佛之间引起了一场沙门应不应致敬王者的大辩论。当时桓玄等人，力主沙门应敬王者，应遵守儒家的礼教。高僧慧远为了维护佛教的尊严与教义，则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以回答桓玄等人对佛教的挑战。慧远认为佛教有在家与出家之别：“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

　　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因此不应致敬王者。然而慧远认为这并不违背儒家的忠孝之道，“如令一夫全德（即指一个人获得正果），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所以说佛教虽“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佛教与儒家之间的夷夏之争

　　儒家思想是中土华夏民族自己的思想，而佛教是外来宗教，因此儒家学派指责佛教为夷狄之教，只适合于夷狄地区，而不适合于中土华夏。这一争论最早也发端于汉代。《理惑论》记载说：“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由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即指佛教），不已惑乎？”这就是儒学家用夷夏之分来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