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来源： 中国网滨海高新 关键字：兰亭;屋漏痕;书家;书耳;楷法 作者： 2011-05-24 11:02

　　此帖(官奴帖）在《淳熙秘阁续刻》，米元章所谓绝似《兰亭叙》。昔年见之南都，曾记其笔法于米帖，曰：“字字骞翥，势奇而反正，藏锋裹铁，遒劲萧远，庶几为之传神。”今为吴太学用卿所藏。顷于吴门出余，快余二十馀年积想，遂临此本云：抑余二十馀年时书此帖，兹对真迹，豁然有会，盖渐修顿证，非一朝夕。假令当时力能致之，不经苦心悬念，未必契真。怀素有言：“豁焉心胸，顿释凝滞。”今日之谓也。时戌申十月有三日，舟行朱泾道中，日书《兰亭》及此帖一过，以《官奴》笔意书《禊帖》，尤为得门而人。

　　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多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魏，断不在唐人后乘也。

　　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谈与不谈耳。极才人之致，可以无所不能而谈之，玄味必由天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人。

　　转笔处，放笔处，精神血气易于放过。此正书家紧要关津，造物待是而完也。但知出笔，不知转笔、放笔，必不诣极。

　　书须参（离合）二字，杨凝式非不能为欧、虞诸家之体，正为离，以取势耳。米海岳一生夸诩，独取王半山之枯淡，使不能进此一步，所谓“云花满眼，终难脱出净尽”。赵子昂则通身入此玄中，觉有朝市气味。《内景经》曰：“淡然无味天然粮”，此言可想。

　　三十年前参米书在，无一实笔，自谓得诀。不能常习，今犹故吾，可愧也。米云：“以势为主。”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带来，非学可及，内典所谓带师智，书家谓之气韵也。

　　翰墨之事，良工苦心，未尝敢以耗气应也，其尤精者，或以醉，或以梦，或以病，游戏神通，无所不可，何必神怡气王，造物乃完哉！世传张旭号草圣，饮酒数斗，以头濡墨，纵书壁上，凄风急雨，观者叹愕。王子安为文，第磨墨数升，蒙被而卧，熟睡而起，词不加点，若有鬼神，此皆得诸笔墨蹊径之外者。今观察王先生当人日，病不饮酒，莫廷韩馈以内府良药，辄据枕作诗二十余章谢之，皆风骚鼓吹也。乃与彼二子鼎足六立也矣。……

　　晋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已意亦不用也，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唐人诗律与其书法颇似，皆以浓丽为主，而石法稍远矣。余每谓晋唐无态，学唐乃能入晋。晋诗如其书，虽陶元亮之古澹，阮嗣宗之后爽，在书法中无虞、褚可当，以其无门也。因为唐人诗及之。

　　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至唐人始专以法为蹊径，而尽态极研矣。

　　总之俗欲造极处，使精神不可磨没。所谓神品，以吾神所著故也。何独书道，凡事皆尔。

　　大慧禅师论参禅云：“譬如有人具百万资，吾皆籍没尽，更兴索债。”此语殊类书家关捩子。米元璋云：“如撑急水滩船，用尽气力，不离故处。”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以离者，非欧、虞、褚、薛名家伎俩，直要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那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

　　余十七岁学书，二十二岁学画，今五十七八矣。有谬称许者，余自校勘，颇不似米颠作欺人语。大都画与文太史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具体，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

　　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泣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画则具体而微，要亦三百年来一具眼人也。

　　予学书三十年，司得书法，而不能实证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束处耳。过此关，即历军父子亦无奈何也。转左侧右，乃历军字势。所谓迹似奇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

　　唐人书皆回腕，宛转藏锋，能留得笔住。不直率流滑，此是书家相传秘诀。微但书法，即画家用笔，亦当得此意。

　　书法虽贵藏锋，然不得以模糊为藏锋，须有用笔如太阿截之意，盖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颜鲁公所谓“以印印泥、如锥画沙”是也。细参《玉润帖》，思过半也。

　　米海岳书，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八字真言无等咒也。然须结字得势，海岳自谓集古字，盖于结字最留意，比其晚年，始自出新意耳。……

　　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大入晋、唐室也。《兰亭》非不正，其纵岩用笔处，无迹可寻。若开采模相似，转去转远。柳公权云：“笔正”，须善学柳下惠者参之。余学书三十九年，见此意耳。

　　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浓肥，肥则大恶道矣。

　　余尝谓右军父子之书，至齐、梁时风流顿尽。自唐初虞、褚辈，一变其法，乃不合而合，右军父子殆如复生。此言不大易会，盖临摹最易，神气难传也。

　　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当观其举止、笑语、真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也。

　　章子厚日临《兰亭》一本，东坡闻之，谓：其书必不得工。禅家有云，从门入者，非是家珍也。惟赵子昂临本甚多，世所传十七跋、十三跋是已。“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山谷语与东坡同意，正在离合之间，守法不变，即为书家奴耳。

　　昔右军诸帖，半出于问病吊唁，从哀戚中结法，所谓泪渍老笔者，其书独垂至今。

　　《内景经》全在笔墨畦径之外，其为六朝人得意书无疑。今人作书只信笔为波画耳。结构纵有古法，未尝真用笔也。善用笔者清劲，不善用笔者浓浊。不独连篇各体有分别，一字中亦具此两种，不可不知也。

　　颜鲁公受笔法于张长史。尝有“锥画沙”、“印印泥”之喻，又谓之“屋漏痕”。然其碑帖严整，蚕头鼠尾，即不无“锥沙”、“印泥”、“屋漏痕”。未之见也。独此碑落笔与放笔处，和缓挺劲兼之，余临写之，次恍若有悟。鲁公曰：自钟、王至虞、陆，皆口决手授，以至张长史。信矣。

　　锥沙三喻，皆喻藏锋，不知出锋亦有之。因出锋之尤，故成藏锋之浑，此碑是也。东坡偃笔虽形类颜，失在用笔矣。其学王僧亦然。

　　《争座位帖》，宋苏、黄、米、蔡四家书皆仿之。唐时欧、虞、褚、薛诸家，虽刻画二王，不无拘于法度。惟鲁公天真烂漫，姿态横出，深得右军灵和之致，故为宋一代渊源。

　　余近来临颜书，因悟所谓“折钗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鲁公直入山阴之室，绝去欧、褚轻媚习气，东坡云：“诗至于子美，书至于鲁公。”非虚语也。颜书惟《蔡明远序》尤为沉古，米海岳一生不能仿佛，盖亦为学唐初诸公书，稍乏骨气耳。灯下为此，都不对帖，虽不至入俗，第神采璀璨，即是不及古人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米老犹隔尘，敢自许逼真乎？题以志吾愧。

　　余每临怀素《自叙帖》，皆以大令笔意求之，黄长睿云：米芾见阁帖书稍纵者，辄命之旭。旭、素故自二王得一家眷属也。旭虽姿性颠逸，超然不羁，而楷法精详，特为正真，学狂草者，从此进之。

　　柳诚悬书，极力变右军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为臭腐，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妍，鲜能解此。余于虞、褚、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趣右军也。

　　杨景度书，自颜尚书、怀素得笔，而溢为奇怪，无五代衰之气。宋苏、黄、米皆宗之。《书谱》曰：“既得平正，须追险绝”景度之谓也。

　　书家以险绝为奇，互窃惟鲁公、杨少师得之，赵吴兴弗解也。今人眼目为吴兴所遮障。予得杨公《游仙诗》，日益习之。

　　东坡先生书，世谓其学徐浩。以余观之，乃出于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结体，而中有偃笔，又杂以颜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来。即米海岳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遂有冰寒于水之奇。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

　　米元章书，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少壮未能立家，一一规模古帖，及钱穆父诃其刻画太甚，当徒势为主，乃大悟，脱尽尽本家笔，自出机轴，如禅悟后，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呵佛骂祖，面目非故。虽苏、黄相见，不无气慑。晚年自言无一点右军俗气，良有以也……。

　　右皆赵文敏闲窗信笔所书。锡山安氏刻于家。余素不学赵书，以其结构微有习气，至于用笔、用墨，文敏所谓“千古不易”者。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也！前人正自未可轻哉议。

　　人谓倪书有《黄庭》遗意，此论未公。倪自作一种调度，如啖橄榄，时有清津绕颊耳。书家四忌：甜、邪、俗、赖。倪从画悟出，因得清丽。枝指山人书，吴中多赝本。此书律诗二十首，如绵裹铁，如印印泥，方是本色真虎，非裴将军先射诸彪也。

　　本朝学素书者，鲜得宗趣。徐武功、祝京兆、张南安、莫方伯各有所人，丰考功亦得一斑，然狂怪怒张失其本矣。余谓张旭之有怀素，犹董元之有巨然，衣钵相承，无复馀恨，皆以平淡天真为旨，人目之为狂乃不狂也。

　　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遂不复继响。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传世，为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时之标，然欲突过二沈，未能也。以空疏无实际。故余书则并去诸君子而自快，不欲争也，以待知书者品之。

　　翻译

　　中国明代书法、绘画理论著作。董其昌著。是明末清初画家杨补辑录董其昌未收入《容台集》的零篇散帙而成书 。全书4卷 ，其中卷三 、卷四和书画无关。卷一包括论用笔 、评法书、跋自书、评古帖等节；卷二包括画诀、画源、题自画、评古画等节。该书论书主张巧用笔墨，强调结字，临帖重在领会其精神，提倡“以意背临”；论画以南北宗论为中心，提倡文人画，贬抑“行家画”。对于绘画的发展，推崇自唐而宋由“工”变“ 畅 ”，批评由宋入元某些画家的由“畅”而“佻”。主张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生 、秀、真为艺术境界之极诣。书中的一些绘画理论、技法都有独到见解，对以后的绘画发展有很大影响。他的画论对清代“四王”画派具有极深刻的影响。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初唐四家及他们的代表作是啥啊？

“初唐四大家”指的是唐朝初期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位书法家。前三位，有的并称“初唐三大家”。

欧阳询（公元557－641）初唐书法家。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由陈、隋入唐，深得李世民的赏识和器重。历任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官至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博通经史，编撰《艺文类聚》100卷。书法初学二王，后遍学秦汉篆隶、魏碑，各体俱精，楷法独尊。楷书劲险刻厉、法度森严，于平正中见险绝，世称“欧体”、“率更体”。清代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评：“千门万户，规矩方圆之至者矣，斯所以范围诸家，程序百代也。”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楷书碑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姚辩墓志铭》、《温彦博碑》等，隶书碑有《房彦谦碑》、《唐宗圣观记》等，行书帖有《张翰思鲈帖》、《梦奠帖》、《卜商帖》、《千字文》等，草书有《千字文》残本。书法理论有《用笔论》、《三十六法》、《八诀》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皆有传。　虞世南(公元558－638) 初唐书法家。字伯施，浙江余姚人。最在陈国当官，隋朝，任秘书郎，入唐后由太宗引为秦王府参军，后任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世称“虞永兴”。性格沉静寡言，容貌柔弱，志性则刚烈。唐太宗称虞世南有“德行、忠直、博学、词藻、书翰”五绝。他编撰我国第一部类书《北堂书钞》，集古籍160卷。他的书法学二王，圆融遒逸、外柔内刚。流传的书法作品以《孔子庙堂碑》、《破邪论序》为最著名，行书墨迹有《汝南公主墓志》(疑是宋人摹本)；书法理论有《书旨述》、《观学篇》、《笔髓论》。明项穆《书法雅言》评：“世南传之智永，内含刚柔，立意沉粹，及其行草，遒媚不凡，然其筋力稍宽骳耳。”《旧唐书》卷七十二、《新唐书》卷一百零二皆有传。　褚遂良(公元596－658) 初唐书法家。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贞观末年，与长孙无忌受唐太宗遗命辅政，高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官至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后因反对高宗李治立武则天为皇后，贬到爰州（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当刺史，一年后逝世。书法学欧阳询、智永、二王，融会汉隶，对《礼器碑》的学习最深，此碑书法精妙俊逸，有纤而厚之赞，褚氏变隶书为楷书，使书法方圆俱备、婉美华丽，世称“青琐婵娟、不胜罗绮”。他又精于鉴定二王真迹，是当时的权威。流传书法作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大字阴符经》、《千字文》、《房玄龄碑》、《枯树赋》、《太宗哀册》、《倪宽赞》、《清娱墓志》等。清梁巘《评书》说他：“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然轻浮少沉着，故昔人有浮薄后学之议。”《旧唐书》卷八十、《新唐书》卷一百五有传。　薛稷(公元649－713) 初唐书画家。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是魏征的外甥，景龙中，出任昭文馆学士，睿宗立，拜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历太子少保，以翊赞功封晋国公，世称“薛少保”。后因预知窦怀贞谋害玄宗事，被赐死于狱中。书法学虞世南、褚遂良，是褚遂良的得意门生，当时的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足见他“锐精临仿”。《广川书跋》说他“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成一家”。用笔纤瘦，正是宋徽宗“瘦金书”所效法。薛稷能画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以画鹤著名。他当时在长安、洛阳及四川等地留下不少画迹，他所创屏风六扇鹤也为人传摹效仿，到五代黄筌出现以前，薛稷画鹤一直被人公认为是难以超越的精湛技艺，可惜作品未流传下来。书法有《信行禅师碑》。　初唐四大家的书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楷书的风格都是“清秀瘦劲”，其中欧阳询楷书更为突出，贡献也最大，并与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他的《九成宫》，历来被奉为学习楷书的楷模。 初唐三大书法家

是四大，分别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1、欧阳询

欧阳询（557年—641年），字信本，汉族，唐朝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楷书四大家之一。

南梁征南大将军欧阳頠之孙，南陈左卫将军欧阳纥之子，南朝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出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

欧阳询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

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于初学者，号为“欧体”。

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

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论著《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

2、虞世南

薛稷（649年—713年），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县）人（河东薛氏西支）。唐朝大臣、书画家。

曾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等职，封晋国公。唐玄宗即位后，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密谋政变。薛稷因知情不报，亦被赐死于狱中，享年六十五岁。

工书法，师承虞世南，与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并列初唐四大书法家。善绘画，长于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精于画鹤，能准确生动地表现出鹤的形貌神情。有《信行禅师碑》等少数作品传世。

3、褚遂良

褚遂良（596年—658年或659年），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籍阳翟（今河南禹州），唐朝政治家、书法家。

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追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归顺唐朝后，历任谏议大夫、黄门侍郎、中书令，执掌朝政大权。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升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后出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652年）召回，任吏部尚书，监修国史，旋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

因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贬为潭州（今长沙）都督。武后掌权后，迁桂州（今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卒于任上。天宝六载（747年），配享高宗庙庭。谥号“文忠”。

褚遂良工于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

4、薛稷

虞世南（558年－638年7月11日），字伯施，汉族，越州余姚（今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鸣鹤场）人。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书法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陈朝太子中庶子虞荔之子、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

虞世南生性沉静寡欲，执着且向学。历仕陈、隋二代，官拜秘书郎、起居舍人。隋朝灭亡后，被窦建德任命为黄门侍郎。

李世民灭窦建德后，引虞世南为秦王府参军、记室参军、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等共掌文翰，为“十八学士”之一。

贞观年间，历任著作郎、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先后封永兴县子、永兴县公，故世称“虞永兴、虞秘监”。

他虽容貌怯懦、弱不胜衣，但性情刚烈，直言敢谏，深得李世民敬重，被称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五绝。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年八十一。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配葬昭陵。贞观十七年（643年），绘像凌烟阁。

虞世南善书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大家”。日本学界称欧阳询、褚遂良

他们的(22)初唐(3)

上海图书馆藏北宋拓本《三藏圣教序》

徐州市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

青岛市博物馆藏清蒲松龄《鹤轩笔札》稿本

《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为佛教因明类著作，仅存于《赵城金藏》。

《华山庙碑》被朱彝尊称为"汉隶第一品"。

《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巅峰之作，后人摹写甚盛。

《史记》里有记载那是扯淡王羲之吃墨水可以肯定是假的。吃墨水典故出自戴清泉《戴东原先生轶事》：（戴震）年二十六，娶朱氏，尝读书至午夜，送粽糖以充饥。及毕，始知糖乃蘸墨而食，其专心致志，有若此者！

简介

危素（1295～1372，一说1303～1372），字太朴，号云林，江西金溪县白马乡（现黄通乡高桥）人。元末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官至参知政事、翰林学士。

危素4岁开始读书，15岁便精通《五经》。他曾拜读于吴澄门下，并尊李存为师。吴澄对他十分赏识、大力引荐，得以广交文学名士。当时范Z、虞集、揭菟沟热硕运渊博的学识也很折服，另眼相待。

元朝至正元年（1341），经大臣引荐，出任经筵检讨，负责编修宋、辽、金三朝国史及注释《尔雅》。书成后，顺帝奖给金银和宫女，他不接受。五年，改任国子助教。七年，改任翰林编修，他负责编纂后妃等传和宫廷纪事，苦于没有现成资料，便用自己的俸金买动宦官和皇亲国戚，向这些人打探后宫有关情况，详细询问，亲自笔录，得以成史。十一年，升为太常博士，后任兵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工部侍郎、大司农丞。十七年，升礼部尚书。十八年，参中书省事，专任甘肃平章事，总西部兵马。他整治边防、任用贤吏，安抚边民，力图中兴，深得皇太子赏识，称他“澄清忠义，清白起家”。不久，进御史台治书侍御史、中书左丞。 至正二十年（1360），官拜参知政事。他“为人侃直，数有建白，敢任事”。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北闪电河北岸）宫殿失火，顺帝下令重建大安、睿思二阁。危素以民间疾苦，苦谏不要大兴土木，并亲自到河南、河北、江淮一带发钱、发粮，赈救灾民。二十四年，为翰林学士，奉旨出任岭北行省左丞。后弃官，隐居房山达四年，潜心史学著作。

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朱元璋部攻入大都，危素感到国破家亡，欲跳井自杀，但被他的诗友以“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为由劝止。当朱军兵士要进史库时，危素急告镇抚吴勉，使《元实录》得以保存。

明洪武二年（1369），危素被任为翰林侍讲，与宋濂同修《元史》。朱元璋多次召见危素，询问元朝兴亡缘由，并令其撰写《皇陵碑文》。不久，危素被劾，罢官一年。后官复原职，兼弘文馆学士，并赐小车，免朝谒。太祖常赐酒宴与诸学士，并有诗词酬唱。危素呈诗虽在最后，往往独得太祖称赞，说危素“老成，有先忧之意”，此时，危素已70多岁。皇帝对危素的宠信，引起某些大臣的嫉妒，御史王著等屡进馋言，说危素是亡国之臣，不应重用，危素被谪居和州（今安徽和县），令守元臣余阙庙。洪武五年正月二十三日（1372年2月27日），卒于和州含山县寓所，享年78岁，后归葬金溪高桥。学士宋濂为其撰墓志铭。

危素身经两个朝代，都曾任过大臣。但他是降臣，历代封建统治者出于忠君思想，对其并不放在重要位置上加以宣扬。《明史》和历代编纂的《抚州府志》和旧《金溪县志》，只将他放在“文苑”中予以介绍。其实，他在史学领域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宋、辽、金史本是危素执笔编纂，却被署名为元朝宰相脱脱主编，他成了次要人物。危素博学，善古文词。其诗歌创作在元末地位较高，影响较大。他的诗气格雄伟，风骨遒劲，诗作收集在《云林集》2卷中。他的散文被誉为元代一大家，有文集《说学斋稿》4卷。清人王懋称其文“演迤澄泓，视之若平易，而实不可及”。此外，还有《尔雅略义》19卷，以及《草庐年谱》、《元海运记》等。在《太和正音谱》中有《危太仆 花》杂剧1本，王国维疑为危素所撰。他还精于书法，其书写的片纸只字，人们都爱珍藏。

元末明初，在中国学术界又出现赫赫声名的危素。大家都知道，要研究中国历史，“二十四史”是必不可缺的重要文献，而二十四史之中，宋、辽、金、元四史，就有危素的手泽，他对于传统文化的贡献，不言可喻。根据史载，他是江西人，早年在元室的朝廷上，就由于参加《宋史》、《辽史》和《金史》的编修，而深负时誉。到了明代，他又与宋濂同修《元史》，更奠定了他在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危素治史的严肃态度，十分值得后世学者效法，据说，当他修纂《元史》的“后妃列传”时，由于不信任手旁的现成资料，曾经特别买了许多食物送给一些白发宦官，设法获知了实际的情形，然后才下笔写书，一点儿都不肯敷衍马虎。

成就

史学

《明史》和历代编纂的《抚州府志》和旧《金溪县志》，只将他放在“文苑”中予以介绍。其实，他在史学领域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宋、辽、金史本是危素执笔编纂，却被署名为元朝宰相脱脱主编，他成了次要人物。危素博学，善古文词。

诗歌

其诗歌创作在元末地位较高，影响较大。他的诗气格雄伟，风骨遒劲，诗作收集在《云林集》2卷中。

散文

他的散文被誉为元代一大家，有文集《说学斋稿》4卷。清人王懋称其文“演迤澄泓，视之若平易，而实不可及”。此外，还有《尔雅略义》19卷，以及《草庐年谱》、《元海运记》等。在《太和正音谱》中有《危太仆 花》杂剧1本，王国维疑为危素所撰。

书法

他还精于书法，其书写的片纸只字，人们都爱珍藏，是元代颇具代表的书法家。代表作有朱元璋《御制皇陵碑》、《跋陆柬之书文赋》、《义门王氏先茔碑》、《蒲城王氏祠堂碑铭》、《陈氏方寸楼记楷书卷》等。其中，《义门王氏先茔碑》原位于陕西省蒲城县上王乡，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年）立，记录了五代时期就以“孝义名于乡里”的东苇村王氏家族变迁与行孝并被朝廷表彰的历史，由“一代宗师”欧阳玄撰文，赵期颐篆额，危素书石。该碑已失，但文被四库全书收录。《蒲城王氏祠堂碑铭》原位于陕西省蒲城县上王乡，元代立，记录了东苇村王氏家族爱国重教、乐善好施、躬行礼义和人才辈出的历史，也系欧阳玄撰文，赵期颐篆额，危素隶书。该碑现藏蒲城博物馆，也被四库全书收录。

著作

1徐人歌　 危素 季子剑有秋水色，徐君见之惜不得。徐君墓上荒草寒，季子解剑挂树间。一死一生见交义，嗟哉延陵吴季子。题宋好古墨竹 我忆东曹粉署郎，琅\写就拂云长。只疑散步云林曲，独听秋声待晚凉。题赵子昂竹石 丛篁偏听映寒云，古石犹疑碧藓痕。曾是碧澜堂上月，独临苕水照王孙。竹坡诗 五云坊下暮烟斜，夹道疏槐照碧波。却忆江南风景好，修修纤竹翠连坡。

2明何乔远《名山藏》曰：“解缙学书得法于危素。”

3照夜白图（韩干 卷 纸本 水墨 纵308厘米 横335厘米 [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此图中的夜照白是韩干于唐天宝年间所画的唐玄宗最喜欢的一匹名马。图中被栓在马柱上的夜照白仰首嘶鸣，奋蹄欲奔，神情昂然，充满生命的动感。马的体态肥壮矫健，唐韵十足。据专家考证，马的头、颈、前身为真迹，而后半身为后人补笔，马尾巴已不存。图后上有南唐后主李煜所题“韩干夜照白”五字，又有唐代著名美术史家张彦远所题“彦远”二字。卷前有何子洇、吴说题首。卷后有元代危素及沈德潜等十一人题跋。

4庄肃，元藏书家。字恭叔，号蓼塘。松江（今属上海）青龙镇人。仕宋为秘书小史。宋亡，弃官浪迹海上，隐居不仕。专心收藏图书，藏书至8万卷。且手抄经、史、子、集，下自稗官小说、诸子百家，均有收藏。至正间（1341年以后），为了修宋、辽、金三史，诏求遗书，命危素到他家购书，得500卷，

5明代书法，基本特征是由宋元上追晋唐，作为这一主流的书家有刘基，宋遂，危素，

6285厘米，宽145厘米，由元欧阳玄撰文，危素书丹，正文1023字，记述了"九老仙都宫"营建始末及玄妙观主持唐洞云的家世、经历，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道教史料。

7《义门王氏先茔碑》欧阳玄撰，危素书，赵期颐篆额。至正十五年（1355年）立于陕西蒲城。碑为危秦61岁时所书。危秦书法远宗晋唐，近取松雪，而结体稍促。

8燕京学报新二期 （ 一九九六年 ） 危素与《宋史》的纂修－－－孔繁敏，《宋史·忠义传》由危素所修。

9佳士得拍卖行推出的《铁卷图式、草书手简、行书信扎》以4104055万元的价格成为了古籍善本专场中的最高价。手卷前端分别裱入唐昭宗所赐钱B《铁卷图式水墨刻本》、钱m《草书手简》和朱熹《行书信札》，其后又有宋元明清钱直孺、贾似道、危素等鉴家观款题跋。此卷曾于1998年3月携往上海、北京，约请文博界有关专家会诊鉴定。在上海博物馆时，浙江省博物馆派员携所藏钱B、钱m批牍合卷（即《二王手泽》）赴会，两卷同时展阅相较，无论纸张、墨色、书风、花押完全吻合。且浙博卷抄有遗失题跋如：钱直孺、危素、钱尚德等跋，均在本卷中。故上博、浙博及佳士得拍卖行专家均认为二卷书法早期应是同一卷，后来被拆散，系真无疑。

10危素《云林集》卷二《叔仪送扇》 抚州竹扇制来新，邓子持归赠野人。六月江南如此热，海风一起静黄尘。

11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简称“西宁王碑”，该碑位于甘肃省武威城北15公里的永昌镇石碑村， 首领忻都公，先祖世为北庭名族，自立为国，又称臣于元朝，并随元政权从征西方，有功勋于王室，也来到这里，元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卒于永昌，“葬于永昌之在成里”。其子干栾为元朝中书平章政事，元惠宗皇帝为表彰其先祖功勋，加封忻都公为西宁王，并诏命制作《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于公元1362年立于他的墓地。全碑分碑座、碑身、碑首3部分，通高6米。碑座为龟趺，制作十分精致，高16米，长24米，宽16米；碑身高28米，宽15米，厚04米；碑首高16米，宽16米，厚045米，刻蟠螭，为光禄大夫、中书右丞同知经筵事、提调国子监大都府学陈敬伯篆额“大元敕赐西宁王碑”八字。碑文为通奉大夫、中书参加政事、知经筵事、提调四方献言详定使司危素撰文，由光禄大夫、滕国公、集贤大学士张 书丹。全文共32行，满行63字，碑正面为汉文，背面为蒙文。碑文载于《陇右金石录》、《武威县志》、《凉州府志备考》等。1949年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珂力甫进行了研究，用英文写了《西宁王碑蒙汉文碑之研究》，全文发表于《哈佛大学学报，亚洲研究》，并刊布了碑的蒙、汉文拓片；1983年道布先生对碑蒙文进行了研究，发表于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回鹘蒙古文献汇编》一书中；1992年，内蒙古图力尔用蒙文写了《忻都王碑文研究》，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发行。

12公讳素，字太朴，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危，因赐姓危氏，封于新。其后居光州。晋永嘉中，建州刺史京，迁建昌之南城。唐黄巢之乱，全讽与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擒巢党柳彦章于象牙潭，擢抚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后，复迁抚之金溪白马乡。谱图亡，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孙，宋景定三年进士、通直郎、知临安府仁和县事，元累赠中奉大夫、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赠资善大夫、河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龙友，公之大父也。累赠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豫国公永吉，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祖妣刘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母邓氏、黄氏，并封豫国夫人。

13胡青，桑志军危素学术思想探析[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5） 《元史》纂修杂考 方龄贵 文献来自：社会科学战线 1992年 第02期

14任公钓江海 世人不识之——元任仁发《张果见明皇图》研究 洪再新 文献来自：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0年 第03期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张果见明皇图》是元代画家任仁发的代表作品，它历来被称为鞍马画佳作。本文试图从画卷拖尾上康里j、危素两人的题跋入手，结合画家的创作母题、创作背景以及任氏的生平传记，考证其托名于道教仙像所要传达出的鞍马以外的特殊用意，为元代初中期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典型个案。

15竹斋集 三卷，续集一卷 卷上　七言律诗 危太朴奉使求史馆遗书於河南江西历四明会叶君常借船过东湖访古迹其乐好事者画之太朴 匏翁家藏集 七十七卷，补遗一卷 第十四卷追和元 危太朴 学士游石湖宝积寺 方山薛先生全集 六十八卷 卷四十　宋元通鉴摘论 录摘论 危素 运甓漫稿 七卷 卷之五　七言律诗 张舒州家观元承旨 危素 画像

16青阳集 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元余阙撰。阙字廷心，一字天心，色目人。世居武威。以父官合肥，遂家焉。元统元年进士。累官淮南行省左丞，分守安庆。陈友谅陷城，自刭死。赠行省平章，谥忠宣。事迹具《元史》本传。阙以文学致身，於五经皆有传注。篆隶亦精致可传。而力障东南，与许远、张巡后先争烈。故集中所著，皆有关当世安危。其《上贺丞相》四书，言蕲、黄御寇之策，尤为深切。使阙计果行，则友谅之能陷江东西否，尚未可知也。其第二书谓往时泰不华、蛮子海牙并力攻蕲、黄，贼几就灭。忽檄散各军，止有卜颜帖木儿驻札兰溪。盗之复陷沿江诸郡，实人谋不臧。证以卜颜帖木儿本传，知丞相托克托虽有功於江淮，而实阶乱於蕲、黄之地。又第四书曰，兰溪之功，卜颜帖木儿平章为最，蛮子海牙中丞特因之成事。《卜颜帖木儿传》亦采用之。则又是非之公，足以信诸后代者也。其诗以汉魏为宗，优柔沈涵，於元人中别为一格。胡俨《杂说》曰：“初危太朴以文学徵起，士君子皆想望其风采。或问虞文靖公曰：‘太朴事业当何如？’曰：‘太朴入京之后，其词多夸，事业非所敢知。必求其人，其余阙乎。’问何以知之，曰：‘集於阙文字见之。’后阙竟以忠义显。乃知前辈观人，自有定鉴”云云。然则文章虽阙之馀事，而心声所发，识度自殊，亦有足觇其生平者矣。- ---出《四库总目提要》

17元柯九思《丹丘集》卷二《题危太朴所藏荥阳郑虔所画〈秋峦横霭图〉》诗云：“虎头昔日称三绝，孰谓新图见郑虔。紫翠虚无晴嶂里，青红掩映夕阳前。从知嘉赏归明主，应许神工迈昔贤。满目秋光无看处，此身疑在碧云巅。”危太朴，即元代的危素，其所藏的作品中有郑虔的山水《秋峦横霭图》一幅．据诗中的描写，此图当为着色山水。又据郑逸梅先生之《人物与集藏》一书《吴湖帆藏画轶事》中说：“其时吴兴庞莱臣的《虚斋藏画》，印有若干集，以有郑虔而无郑所南为憾。”庞莱臣为清末至民国间的著名收藏家， 国间尚有郑虔的作品传世无疑。还有项士元《东湖日记》1953年9月l5日记，“郑若齐善好画山水，并工诗能书，唐明皇称曰三绝，其画予昔在杭州，秦子雅声曾于其友人处携示焦墨山水一轴，当时据云愿以五万元出让，予尝语于屈文六，以嫌过昂还之。上月雅声自贵阳来函，谓此画其友于日昭和太子来泸时用以贡献，赏银二十万元。有六寸照片一份乞得，什袭珍藏，展转迁流，亦未知所在矣。”这条材料如果可靠，则郑虔的一幅佳作于民国间流入日本矣，惜哉。

18云 林 危素《云林图记》：“云林山在金溪县东……蜀都简君天碧，与余客吴文正公所，为作《云林图》。道士方壶子亦爱余山居幽僻，数为之图。张彦辅真人奉敕写钦天殿壁。余时在经筵，用米氏法为余图之，翰林侍讲学士虞公尝为赋诗，海内之名胜继有作于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