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习古文的三本经典古书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 教授。

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

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

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

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

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

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

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

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

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

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

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

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

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

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

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

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

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

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

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

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

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

产品内容介绍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该书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作者简介及成书故事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耿秉简介，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耿秉简介，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底本介绍

《史记》版本大致分出4系：

第一系：宋刻十行本；

第二系：约有4种，分别为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十四行刊本；南宋孝宗年间建阳刊本；南宋绍兴十年朱中奉刊十二行本；南宋绍兴年间淮南东路转运使司刻九行本；

第三系：为集解索隐二家注本，现存2种，一种是南宋淳熙二年张杅刻本，一种则是南宋淳熙八年耿秉重刻张杅本；

第四系：现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蔡梦弼刻二家注本，此后又分为2支：第一支为：南宋庆元二年建阳黄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铠刻本、明柯维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间崇文书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第二支较为复杂，这一支的起头是蒙古中统二年刻本，由中统本出的有明游明刻本、明建阳慎独斋刻本、明建宁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间刻本。而从大德本又分出明南京国子监刻本和北京国子监刻本。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则从北监本出。

此外还有一系即明末汲古阁十七史本，此本为单集解本，据说源自宋刻，但具体底本不详，据此本重刻的则有清同治年间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金陵书局刻）。

（来源于品籍网文创产品，全书共二十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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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是指一些具有典范性、权威 性、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是经过历史选择、千古流传的极有价值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是对“经典”二字下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定义。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经”与“典”的本义。

一、“经”的本义

      《说文解字》对“经”的解释是,“经,机纵丝也”,就是说,经是织布机上的直线,是纵向的丝。我们知道,布匹是由纵线和横线交织而成,直线或纵线叫“经”,那横线就叫“纬”。经和纬都是织布机上的丝线,但是方向是不相同的,所以概念也就不同。两者相比较而言,“经”就显示出了几个特征:第一,经线比纬线要先摆上去,所以“经”具有先在性;第二,先摆好了经线,就决定或主导了布匹的品质和长度(因为宽度是一定的),所以“经”具有主导性;第三,在织布的时候,经线几乎是不动的,动的只有纬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具有不变性,或者叫永恒性。在经典推广大家王财贵先生看来,因为经线具有这几个特征,再把它抽象化、普遍化之后,就有了“经常不变,天经地义”的意思。而由此再进一步,凡是记载人类永恒的智慧,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著作,就渐渐称为“经”了。二、“典”的本义

      “典”是个会意字,由两个字组成,“典”的本义也就是这两个字的合意。那么,是哪两个字呢“典”的上半部分是个“册”字,下半部分是个“几”字。“册”是象形字,就好像竹简用线穿起来,也就是古代竹的样子;“几”也是象形字,就是高脚的桌子。两个字的意义合起来就是“放在高脚桌上的简册”,这应该是比较贵重的“书籍”了所以有个成语叫“高文典册”(指古代朝廷重要的文书、诏令等)由此“典”就引申为非常珍稀、贵重的事物,如“典藏”、“典礼”等。综上,“经典”合起来说,就是永垂不朽的高文典章。

三、“经”都包括什么

在春秋时代,就有一些书被称为“经”。道家代表人物庄子首先提到“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尽管庄子属于道家,但他所提到的“六经”都是儒家的代表作。这也可以看出,在那时代已经对“经”的用法非常明确了,也就是把世间最高明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称为“经”。到了汉朝,又有了“纬书”的说法,也就是辅佐“经”的书,跟“六经”相对,每本书都有一本“纬书”相辅佐,所以就有了“六纬”。

          后来,大概只有儒家的书才称得上是“经”,从“六经”到“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到“九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说法,但“六经”一般是包含在其中的,再到“十三经”(《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都是儒家的“经”,而且都有“六经”在其中。

        我们知道,《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分经、史、子、集四部,“经”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个次序不是随意排列的,而是有意排列,排在最前面的当然也就是最有价值的。可见,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中,“经被认为是有着最特殊意义的,并不是任何书都可以称为“经”的。

      到了唐朝,皇家非常尊崇道家,推崇老子,所以就把老子的书称为《道德经》。

国《道德经》但是,老子的《道德经》其实并不是宣扬“道德”的,这本票书之所以被称为是《道德经)是因为它有“五千言”,如果都写在竹简上就会非常笨重,所以就把它分成上下两卷,上卷开头是“道可道,非常道”,道”是第一个字,于是上卷就被称为是《道经》下卷开头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第一个字是“上”,但不好叫《上经》只好就叫《德经》了上卷的《道经》与下卷的《德经》合称为《道德经》。而道家的第二位代表人物庄子的书《庄子》也升级为《南华真经》。虽然在历史民俗中,尊崇老庄的人有时把《老子》《庄子》称为“经”,但在当代大学,如果讲老子和庄子的课,课程名称一般就是《老子》和《庄子》而很少叫《道德经》和《南华真经》。由此可见,即使是贵为皇帝,想要把某部书拔高为“经”,也是比较困难的。

      再说佛教。古代高僧大德翻译佛典,对经、律、论的称呼是非常严谨的,比如,三藏经典(结集了佛陀弘法四十五年的教义,以巴利文记录的佛教经典,其中包括律藏、经藏和论藏。三藏经典是由亲耳听闻佛陀言说的阿罗汉们所结集的)里的“经”,就好像《四库全书》里的“经”,般来说,“经”就是佛之所说,而“论”则是菩萨之所论,是不能乱的。中国高僧大德的著作也很多,但却只有一部著作可以称得上是“经”,这就是《六祖坛经》,这是佛教界共同的认定,是对六祖惠能大师的尊崇。

        至于像《三字经》《女儿经》《马经》《茶经》等,虽然也是“经”,却不能与前面提到的那些“经”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因为从古至今,《三字经》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还是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对《三字经》有进一步的讲述。

      总之,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们永垂不朽,就是因为它们历久弥新!

四、研读经典,传承经典

      现在,推动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要求我们去认识经典,去研读经典,去接受经典,去践行经典,去传承经典。“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我们虽然是老师,但更应该以古圣先贤为师,努力学习经典,重新做回“学生”,才能更好地“为师”!

        我们做老师的都知道一个成语—数典忘祖,事实上,我们今天很多人只有“忘祖”的资格,而没有“数典”的资格,因为已经不知道“典”是什么,“典”又在哪里。所以,既然为人师,就一定要补上这一课,更不要一说经典,就一棒子打死!只有重读经典,我们才会更好地开启智慧,才能真正让中华文化得以复兴。

        凡是经典,都值得我们认真品读。只要去读,哪怕只读懂一两句,那也是人生的智慧,可能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碰几次壁都总结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多读经典,也引导我们的学生多读经典。

        经典是经久不衰的人生智慧,可以作为我们一生的座右铭,指导我们走好自己的人生路。如果我们能够把经典作为每天亲近的“仁者”能够把经典学习作为每天的功课,并把这些经典作为做人做事的标准,作为自己待人接物的指导思想,那么我们就等于是在亲近“仁者”了。

        每天坚持读经典，让大人孩子终身受益。

成立于1992年的北京市汉龙实业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专注于古籍文献保护领域，在古籍缩微、古籍数字化、古籍仿真仿真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旗下缩微设备、数字化设备、仿真复制设备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献保护单位。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很多企业进入古籍保护领域，包括字节跳动、阿里在内的大厂也纷纷开始助力古籍保护工作。2023年，字节跳动上线识典古籍数字化平台，免费开放685部经典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