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故壁中发现藏书的故事，有一个专门的成语，叫“鲁壁藏书”。 公元前213年前后，秦始皇为加强集权统治，采取了焚书政策，下令焚烧除《秦史》以外的列国史记，并严令民间限期内交出《诗》、《书》等并销毁。这时，孔子的第九代孙孔鲋眼看经典面临失传，便偷偷地将《尚书》、《礼记》、《论语》及《孝语》等书藏于孔子故宅的墙壁内，然后投身到了陈胜吴广的起义军中。

       后来起义失败，孔鲋被杀于嵩山，也有传言说他藏书后便到嵩山隐居终老。 几十年后的西汉景帝三年，景帝之子刘余被封为鲁王，史称恭王。鲁恭王喜欢建造宫室，孔子故宅附近因多有弟子种植的奇树，环境宜人，被他看中。鲁恭王便在孔子故宅处建造宫室。在拆除孔子故宅时，孔鲋所藏的书被发现。据说这些藏书重见天日时，天上突然有丝竹金石之声，有六律五音之美，刘余当即被震慑住了，再也不打孔子故宅的主意。 据说这些经典是用时人不识的先秦蝌蚪文写成，被称为“孔壁古文”。后来，孔子的十一代孙孔安国将这些古文重新译出，发现这些书与当时民间所保存的有所不同，其中最有价值和影响的是《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要多16篇。

        后来，为纪念孔鲋藏书，金代人在孔子故宅内修建了殿堂，名为“金丝堂”，明代时又修建“鲁壁”，作为纪念孔壁藏书的象征性遗址。 “鲁壁藏书”的故事一直为历代文人所津津乐道，宋代文学家王偁偁称曾在其《鲁壁铭并序》中称：“文籍不可以久废，亦受之以兴……其废也，赖斯壁以藏之，其兴也，自斯壁而发之。”他将秦始皇焚书之后的文化复兴之功归之于“鲁壁”了，这自然增加了这个传说的传奇意味，不过未免有些夸张了。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发展五千年来最具有经典标志的民族符号。书法堪称中国的“第四宗教”，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仪式感和大众参与性。中华五千多年来，各时期代表人物灿若星河，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历史上造诣比较最深的书法家的故事。

掘墓偷艺

钟繇是东汉末年人，他对于书法学习非常的执着热衷，几乎已经到达痴狂的地步。据说他曾经在抱犊山读书，为了练习好书法，将山中的石头、树木都写成了黑色。有一次，他和曹操、韦诞等人谈论书法用笔，因为兴致浓厚，以致于睡前还不断地心摹手画，竟然将被子给划破了几个洞。

韦诞也是当时一位书法家，据说他手头有东汉大书法家蔡邕的“笔论”，因此他的书法水平非常高，当时人都推崇他的书法，认为是当朝第一书法家。钟繇想向韦诞借阅这本“笔论”，但韦诞就是不肯，三番五次的拒绝，钟繇气得捶胸呕血，幸亏曹操用五灵丹救了他一命。等到韦诞过世后，钟繇便派人从坟墓中挖出那本书，反覆研究，终于了解用笔的奥妙。

                                 钟繇楷书《宣示表》（局部）

王羲之天台山拜师

王羲之在兰亭修禊之前来到天台山，被天台山的美景吸引，便在山顶住了下来。他尽情欣赏日出奇观和云涛雾海，同时不停地练字，不停的洗笔洗砚，竟然把一个澄澈青碧的水池都染黑了。墨池就是这样得名的。

有一天夜里，王羲之练字到深夜，他逐个字逐个字地看着、思考着，对自己的字还是不甚满意，他又看又练，实在练得太疲倦了，握着笔伏在案上。忽然，一阵清风过处，一朵白云飘然而至，云朵上有位鹤发银髯的老人，笑呵呵地看着他说：“你的字写得不错呀！”

“哪里，哪里！”王羲之一边让坐，一边谦虚地回答。他见这位老人仔仔细细地观看自己写得字，便请教说：“老丈啊，请您多多指正。”

老人见王羲之一片诚心，说道：“你伸过手来。”

王羲之心里纳闷，老人要做什么呢？他见老人一本正经，不像开玩笑，便慢慢地伸了过去。老人接过笔，笑容可掬地说：“我看你诚心诚意学写字，让你领悟一个笔诀，日后自有作用。”老人说完，在王羲之的手心上写了一个字，然后点点头说：“你会更快进步起来的。”说罢去了。王羲之急忙喊道：“先生家居何处？”只听空中隐隐约约地传来一声：“天台白云……”

王羲之一看手心是个“永”字，他比呀划呀，写呀练呀，终于领悟了：横竖勾，点撇捺，方块字的笔画和架子结构的诀窍，都体现在这“永”字上。白云先生授的真是好笔诀！此后，王羲之练得更勤奋了，他的书法也更加洒脱了，奇妙了。

以后，王羲之回到绍兴，与文友在兰亭欢聚时，挥笔写下了千古流传的书法珍宝《兰亭集序》。王羲之念念不忘天台山白云先生的“永”字笔诀，诚心诚意地写了一部《黄庭经》，放在山顶一个突兀峭险的岩洞里，后人就叫它“黄经洞”。今天，有些胆大的旅游者，还要爬上黄经洞看一看，是不是洞里还藏着王羲之的《黄庭经》呢？

                                       王羲之《黄庭经》

 王羲之代表作： 《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太宗独爱之，《快雪时晴帖》，亦是一代帝王乾隆的最爱。

“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序》

乞米帖 （唐）

颜真卿为唐代三朝旧臣，忠正刚正，名重海内。但是因廉洁自持，绝不贪枉苟取，因此衣食也常不能自给。他曾写一封乞米的信给当时的李太保，表明他拙于生产，家里食指浩繁，全家喝粥度日已经数月了，现在又没米了，感到十分扰心，希望看在以往的交情上，请求救济一些米给他。那种情况实在令人同情。颜真卿的书法成就一直为后代尊崇，多少都受到了他的人格感召之故。

柳公权发奋练字

有一天，柳公权和几个小伙伴举行“书会”。这时，一个卖豆腐的老人看到他写的几个字“会写飞凤家，敢在人前夸”，觉得这孩子太骄傲了，便皱皱眉头，说：“这字写得并不好，好像我的豆腐一样，软塌塌的，没筋没骨，还值得在人前夸吗？”小公权一听，很不高兴地说：“有本事，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

老人爽朗地笑了笑，说：“不敢，不敢，我是一个粗人，写不好字。可是，人家有人用脚都写得比你好得多呢！不信，你到华京城看看去吧。”第二天，小公权起了个五更，独自去了华京城。一进华京城，他就看见一棵大槐树下围了许多人。他挤进人群，只见一个没胡双臂的黑瘦老头赤着双脚，坐在地上，左脚压纸，右脚夹笔，正在挥洒自如地写对联，笔下的字迹似群马奔腾、龙飞凤舞，博得围观的人们阵阵喝彩。

                                柳公权楷书《金刚经》局部  法国巴黎博物院藏

小公权“扑通”一声跪在老人面前，说：“我愿意拜您为师，请您告诉我写字的秘诀……”老人慌忙用脚拉起小公权说：“我是个孤苦的人，生来没手，只得靠脚巧混生活，怎么能为人师表呢？”小公权苦苦哀求，老人才在地上铺了一张纸，用右脚写了几个字：

“写尽八缸水，砚染涝池黑；博取百家长，始得龙凤飞。”柳公权把老人的话牢记在心，从此发奋练字。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衣肘补了一层又一层。经过苦练，柳公权终于成为我国著名书法家。

宋代有四大书法家

最为有名，即苏、黄、米、蔡四家。苏是苏轼，即苏东坡；黄是黄庭坚；米是米芾；这都无可非议。可“蔡”呢？有人说是蔡京，也有人说是蔡襄，到底是谁呢？其说不一。

　　最通常的说法是，本来这个蔡是蔡京，人们虽然承认他的书法造诣，可特别憎恶他的人品，所以人们不愿意承认他的书法家地位。在宋哲宗元佑年间，他为了排除异己，把司马光等人称作“奸党”，并亲自写碑文，写上他们的“罪状”，刻成碑立在全国。当时有许多石匠拒绝刻这个碑，结果都被坎头处死。等到蔡京一死，人们马上把那座“元佑党人碑”砸个粉碎。人们还把他和当时把持朝政的高俅、童贯、杨戬，并称为“四大奸臣”。

　　蔡京人品极坏，人们怎能容忍他在“四大书法家”的行列之中？所以就把他开除了。可“苏黄米蔡”又说顺口了，就让蔡襄取而代之。

　　蔡襄善于学习先人精华，又特别刻苦努力，书法很有特色。所以人们认为他应该排在“四家”之首，不应该受蔡京的连累排在最后。

　　蔡襄不仅书法造诣很高，而且人品极好。他在朝为官时，敢于直言，连一些权臣都怕他三分。他在福建泉州做官时，修建了后来非常著名的洛阳桥，又修建了七里的林荫大道，为当地人民所欢迎。

　　由此看来，人品比书品更重要，如果一个人只会写好字，不会做好事，人民一定要唾弃他，即使在书坛上也不会给他留下一个小小的地位。

苏东坡让道

某日，宋代大学士苏东坡郊游，见众多农夫在挑塘泥肥田。他信步走到一条小田埂上，不想迎面碰上一挑泥农妇。二人相对，各不让路。苏学士出大言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吾乃读书之人，汝妇当让道于我。”妇人一笑，说道：“既自称读书人，当能对？”东坡说：“胸藏斗牛，当然能对！”妇人于是脱口而出：“一担重泥挡子路。”

苏东坡大惊，半晌无言以对，两旁田埂上送泥返回的人都望着他的窘态，哈哈大笑。苏东坡见此情景，忽有所悟，赶忙“借梯”下台对道：“两行夫子笑颜回。”

他虽然对了下联，但心有余悸。心想，村野之中竟有如此聪颖农妇，再不能等闲视之，而作此狂态。遂脱鞋袜下水田，拱手让路。

苏东坡行书《黄州寒食诗帖》（天下第三行书）

                                 《黄州寒食诗帖》局部

计赚名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书法家，节义千古尢为人乐道。传说漳州有个黄梧，声名狼藉。一次他想请黄道周为他新建的“上公祖庙”题匾。黄道周厌而辞之。黄梧就贿赂黄道周的婢女，许其“若得一字，酬以千金”，婢女故意在黄道周面前苦练书法，黄道周见其“庙”字写得不好，就写了一个让她临摹，婢女随后即偷偷地把“庙”字送去领赏。过几天又如法炮制，得到了“祖公”两字，又一天练“上”字时，黄道周联想起来恍然大悟，便把婢女解雇了。婢女无奈，只好暗自冒充黄道周的笔法写了个“上”字交去塞责，以致做好的“上公祖庙”匾额十分别扭。

黄道周《杂书册》绫本 楷书 245×12cm ×24

 无纪年 云南省博物馆藏

《汴京之围》这本书是一本主要介绍我国历史上北宋末期宋辽金三国关徐为主的一本书，在书中包含着大量详细的史料，其类容来自于各种正史以及野史笔记。《汴京之围》的定位不属于学术界的专注，是一本面向普通读物的畅销书籍，因此肯定是不会直接引用史料原文的，而是以日常语言描述，似的更多大众读者阅读起来简单易懂。

内容简介

本书追溯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的完整历史细节，讲述宋、辽、金三方的和与战，聚焦北宋历史大变局的关键时刻，以及帝国由内而外全局性危局大爆发的前因后果。北宋宣和年间，帝国上下一片繁荣景象，然而盛世之下的隐患已成暗涌。财政困难、军事痼疾、恶性党争等内部危机，北方辽、金两国的军事威胁等外部危机，使得帝国渐成风雨飘摇之势。为“收复”作为战略屏障的燕云十六州，宋徽宗决定联金灭辽。宋金联盟虽然逐渐将辽国蚕食，但金国借此窥见北宋的虚弱，加之两国复杂的利益纠纷，金国转而南下攻宋。靖康元年(1126)，金军第二次围攻汴京，十一月汴京城陷。北宋轰然崩溃，从盛世到灭亡仅隔三年。

作者以兼顾宋、辽、金三方立场的史料记载为基础，用通俗流畅的叙事笔法，试图复盘靖康之难历史发生的过程，探寻北宋盛衰之变背后的深层成因，以及超越时代的镜鉴意义。

《汴京之围》书评

我对北宋外交和军事的了解，最初来自评书演义，那时候觉得一个王朝之所以会灭亡，不过就是皇帝昏聩，大臣贪腐，忠良不得重用。后来听老师讲古籍，提到金人两次破汴，大量珍贵文献流失，便好奇的查了一些靖康国耻的资料，知道北宋末年的王朝到底是如何的不堪，再后来读唐宋八大家，迷上了苏东坡，关注王安石变法，才知道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北宋从盛世到衰颓，经历了很多不得不说故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自然也不是一天崩塌的，王朝由盛转衰，哪里是一两场战役就能导致的。就如钱穆先生讲的，一个政策只能解决一时一刻的问题，长期不变的执行就会有新问题，就像人病了要吃药，但如果病好了还接着吃，那就会有新的病了北宋肯定是曾经繁盛过的，但也只能说是繁盛，而不是强盛，北宋曾经也有过强大的军事，宋夏战争也是赢的，但这种战绩却只限于前半期。经常有书生说最想回到的时代是北宋，北宋富足安逸，藏富于民，就像书中说的，四十二年不知兵事，一旦战败，为了给金人赔款，汴京城被几番压榨，却还有人家里藏有金银。

其实也难怪他们这样想，只看苏东坡一人便可一叶知秋：北宋生活富裕，官僚工资高，苏东坡连番被贬，却还能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豢养私伎;北宋思想自由，不杀言事官，那么多政敌反复构陷苏东坡，苏东坡还是从乌台诗案逃出生天;北宋文化发达，艺术门类丰富，几乎每个门类苏东坡都是一等高手：文有六家，诗有苏黄，词有苏辛，书有苏黄米蔡，画有湖州……苏东坡可谓中国文人的公共偶像，他的一生也是人们对北宋美好幻想的催化剂，但是仅仅苏东坡死后二十年，北宋就被卷入了接连不断的大战，而且连战连败，最终落得首都沦陷，割地赔款，二圣被俘，迁都偏安，几乎一蹶不振

很多人谈起北宋糟糕的对外战绩，往往会归罪于文官领兵事，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等具体的政策，但是除了这些，还不能忽视的是孟子所谓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朝承平日久，社会丰衣足食，生活舒适安逸，军队的战斗力自然下降，辽从骁勇善战到不堪一击，八旗兵从横勇无敌到腐朽没落，有人说他们都是被汉化了，其实我看就是日子好过了，富裕安定导致的必然结果，有了财富也就有了牵挂，这是任何时代都逃不脱的规律，古今中外盖莫例外——管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想让国民安分，就让他们富裕，这是古代帝王都知道的办法。所以王安石变法对军事的改革都集中在制度上，固然是很努力的在扭转这个局势，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也都是治标不治本但是经济终究还是要发展的，人的本性就是会追求更富足舒适的生活，北宋军事的弱化也恰是那个时代繁盛的标志，这是很吊诡也很尴尬的事实。而作者恰从北宋最富足安逸的时间点开始写起，因此注定了这本书不会涉及过多的背景原因分析，只着眼于面对外敌，北宋君臣朝野的应对和得失，重点在于面对危机北宋人如何应对，而只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了北宋人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走进了危机。

这是作者选题和视角的侧重，详略分配无可厚非，但是读者不可不知晓，不可不深思，虽是论国论兵，对个人修身也是一理这本书整体上叙述多于论述，绝大部分篇幅在描述过程和交代事情，而较少进行主观的判断和道理的阐发，这固然有好的一面，把事情摆出来让读者自己思考，但同时也有点流水账，缺乏生动精彩的场面和鲜明的人物性格，在严肃的学术讨论和平实的科普推广之间想要找平衡，结果必然是两者都不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倒是第十七和十八章之间有一篇画外音，是一段集中的论述在，或可看作是作者跳脱出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进行评论，读书到此，兴味大增，但是读完却觉得观点有失偏颇，试讨论如下：画外音的标题是“百姓真的在乎帝王吗”，作者想要通过北宋二圣被金人掠走时民间的反应来说明北宋时期民间和皇帝关系的松散，这个目的当然是好的。

实际上我也觉得这个结论没什么问题，古代的百姓和皇帝应该并没那么亲密的关系。我们今天说“炎黄子孙”，但这个概念大概不会早于晚清，在漫长的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里，炎黄只是帝王黄金家族的祖先，和普通的老百姓几乎每什么关系。换句话说，古代只有文人士大夫才会在乎皇帝，因为那是他们的出路，而百姓对皇帝是谁做并不在乎，反正谁来了都是交粮，只要不抢我财物不夺我妻女，便不一定要抵抗。所以后来满人进关，扬州嘉定带头抵抗的都是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只是被裹挟着，以为国破就要家亡，结果也成了屠城的牺牲品。其实知识分子也不是一定要把自己和某个皇帝绑在一起，所谓忠臣不事二主，所以明亡于清，顾炎武在明朝和南明有官职，所以不做清朝官，但是他的后辈中没有在明朝做官的，就没有这层顾虑，也是因此，曹操不能称帝，因为他是汉朝的丞相，而曹丕就没有这个顾虑，因为他和汉朝没什么关系

实际上不但皇帝，就是整个国家，和百姓也没太大关系，所以清末民国才有人提出了“炎黄子孙”的概念，让全国人都和一个祖先有了关联，来增加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这无疑也是一大创举。但即便如此，国人还是对此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黄仁宇曾讲过，淞沪会战的时候，黄仁宇想从南开去上海，为国做事，却发现他成了“逆行者”，几乎没有人要去上海，甚至有教授写文章说，学生不要参战，留着有用之躯将来建设国家。黄仁宇觉得可笑，国家如果都没了，还有什么可建设的可是等他到了上海却发现，上海仍旧是那个纸醉金迷的上海，城外在打仗，城内的日子还是老样子，唯一的变化就是，晚上可以登上城头看打炮，如同看烟花所以说，国家皇帝和民间的关系在古代社会一直是很松散的，不像我们今天这样，人民认可政府，军队保家卫国，古代的军队也一直是社会的边缘。

更多的是只听命于指挥官，只服务于皇帝，古代没有什么人民子弟兵的概念，所以军纪败坏也是常事，屠城打砸抢都是战争的一部分，无论游牧民族还是中原华夏都是一个样子但是同时，百姓和帝王也有天然的合作欲望。我曾多次讲过，帝王和百姓面对的不是彼此，而是共同面对官僚，官僚夹在帝王和百姓之间，自然可以上下其手左右逢源，所以我们的民间故事里，作恶的都是临民官，而解决问题的出口就是皇权，主持正义的是微服私访的皇帝，或者代天巡守的钦差大臣。而且故事里的皇帝一定都是爱民如子，但是被官僚蒙蔽，所以到了民间就会感慨，为什么朕的江山和阁老大臣们奏章里的那么不一样，钦差大臣也经常会认识一些民间侠客，包公案里有三侠五义，施公案里有黄天霸，狄公案里有乔太马荣，这种钦差大臣和民间侠客合作的故事结构，就代表着帝王和民间联手对付官僚阶层——这哪里是一句古人编故事的历史局限就能蒙混过关的

所以书中所谓的民间给皇帝编故事，把皇帝的遭遇说的更加不堪，则恐怕并不能说明百姓和帝王关系的松散，毕竟百姓和帝王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两个受害者之间也不至于互相嘲笑。我看更可能是为了唤起民间对战争的仇恨，对皇帝悲惨遭遇的同情，因此对侵略者进行丑化，这种编故事的方式也延续到清末民国文人笔下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描写，甚至近现代的抗日故事和戏剧，也保留有这样的遗风，对侵略者的罪行极尽夸张之能事，却并不是要嘲笑受害者，而是在唤起同情悲悯之心古代打官司有句话叫“无赖不成讼”，就是在打官司的时候，对受害的程度一定要多说几分，外伤要说成骨折，骨折要说成人命，在这样的风气下，古人编二圣被掳的故事，添枝加叶添油加醋添砖加瓦的编排一些皇帝如何吃苦，后妃如何被侵犯，公主如何被糟蹋，大臣如何受辱，与其说是嘲笑皇帝，不如说是丑化侵略者，加重金人的罪行，和读者共鸣，同仇敌忾以上是我对相同史料的一些理解，和作者的诠释恰恰相反。

历史的阅读研究就是要接受甚至提倡不同的诠释，这并不是说某一方的观点有错，而是提供一种对具体事件的不同的观察角度。读历史，除了关注古人生活，吸取古人智慧之外，训练自己从更多角度去理解一件事情，接受不同结论的共存，加深自身思考的深度，无论用在研究学问，还是用在观察生活中的现象，都是每个现代文明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技能作者在本书的后记中提到，写这本书的时候案头常备大量文献，因此我愿意相信作者在史料的引用上是可信可靠的，而且书中的引文都注有出处，可见作者为文严谨的作风，对于想了解南北宋之交那几十年历史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有很好的参考意义，书中还附有地图表格和引文清单，读者也可以把书中标注的引文出处当成索引，自己查阅感兴趣的具体事件，这是这本书更大的价值所在

作者：郭建龙（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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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了解伯牙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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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牙鼓琴

音乐作品

《伯牙鼓琴》是伯牙在探亲途中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是从民间口头流传下来的，历史上并无确切记载。在古籍中，《吕氏春秋》一书中有关于伯牙绝弦的民间故事。

中文名

伯牙鼓琴

相关人物

伯牙 钟子期

出处

《列子》

记载

民间口头流传

伯牙简介

伯牙，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上大夫，原籍是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伯牙是当时著名的琴师，善弹七弦琴，技艺高超。既是弹琴能手，又是作曲家，被人尊为“琴仙”。《荀子·劝学篇》中曾讲“伯牙鼓琴而六

马仰科”，可见他弹琴技术之高超。《吕氏春秋·本味篇》记有伯牙鼓琴遇知音，钟子期领会琴曲志在高山、流水的故事。《琴操》记载：伯牙学琴三年不成，他的老师成连把他带到东海蓬莱山去听海水澎湃、群鸟悲鸣之音，于是他有感而作《水仙操》。现在的琴曲《高山》《流水》和《水仙操》都是传说中伯牙的作品。有关伯牙的事。

伯牙

典故介绍

春秋时期，有一个人名叫伯牙，随成连先生学古琴。他掌握了各种演奏技巧，但是老师感到他演奏时，常常是理解不深，单纯地把音符奏出来而已，少了点神韵，不能引起欣赏者的共鸣。老师想把他培养成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有一天，成连先生对伯牙说：“我的老师方子春，居住在东海，他能传授培养人情趣的方法。我带你前去，让他给你讲讲，能够大大提高你的艺术水平。”于是师徒两人备了干粮，驾船出发。到了东海蓬莱山后，成连先生对伯牙说：“你留在这里练琴，我去寻师父。”说罢，就摇船渐渐远离。过了十天，成连先生还没回来。伯牙在岛上等得心焦，每天调琴之余，举目四眺。他面对浩瀚的大海，倾听澎湃的涛声。远望山林，郁郁葱葱，深远莫测，不时传来群鸟啁啾飞扑的声响。这些各有妙趣、音响奇特不一的景象，使他不觉心旷神怡，浮想翩翩，感到自己的情趣高尚了许多。伯牙产生了创作激情，要把自己的感受谱成音乐，于是他架起琴，把满腔激情倾注到琴弦上，一气呵成，谱写了一曲《高山流水》。没多久，成连先生摇船而返，听了他感情真切的演奏，高兴地说：“现在你已经是天下最出色的琴师了，你回去吧！”伯牙恍然大悟，原来这涛声鸟语就是最好的老师。此后，伯牙经过不断积累生活和艺术体会，成了天下操琴的高手。

《典籍里的中国》是一档聚焦优秀中华文化典籍的节目，通过时空对话的创新形式和“戏剧+影视化”的表现方法，讲述典籍在历史长河中源起、流转和书中的闪亮故事。

节目以独特的视角，深入挖掘典籍背后的历史、文化和人物故事，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每一期节目都会选取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典籍，如《尚书》、《论语》、《道德经》等，通过讲述典籍的历史渊源、作者背景、核心思想以及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的瑰宝。

同时，节目还采用了多种艺术形式，如舞台剧、音乐、舞蹈等，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如全息影像、虚拟现实等，让观众更加生动地感受到典籍的魅力和价值。

《典籍里的中国》不仅是一档文化节目，更是一次中华文明的传承之旅。通过这个节目，观众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不朽价值。

大年初一央视频道播出了《典籍里的中国》，一经播出社会对于《尚书》的反响巨大，影响力极强，“尚书”一词甚至一度登上热搜。“禹覆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家也记住了华夏九州是“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记住了伏生是守护《尚书》的第一人，记住了伏生将《尚书》传给了晁错，而《尚书》至今依然在被传承，记住了伏生的老家在山东，记住了……而这些内容曾经都是记录在古籍里，而现在我们以全新的视角，用舞台剧的形式展示出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真正活起来了，让古籍里的智慧为今人所受用，让古籍里的内容代代相传，这是古籍的使命，也是古籍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尚书》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部典籍，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同时，《尚书》也是一部非常复杂的经典，研究《尚书》的学问，叫“尚书学”，是一个非常专门、非常庞大的学问。古往今来，不知多少学者为之皓首穷经，相关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

《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用现场表演、嘉宾对话的方式展示《尚书》传承中的一些关键点，感人至深，特别是伏生传经的故事，让很多人流下热泪。

一部典籍，一个故事，走进典籍，从而更好地理解典籍背后的故事，以及典籍所蕴涵的无穷无尽的历史智慧。解读一部古籍，了解一段历史，弘扬中华文化。让我们用更多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诠释经典、解读古籍，传承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真正的活起来，让历史的智慧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曾国藩，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人物，小时候天份并不高。有一天晚上，一个贼想等他睡后下手偷东西。当时曾国藩在背书，左右背不下来，一遍又一遍的背，总是背不过。那贼在梁上终于受不了，下来对曾国藩说：“我还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呢！” 说完把文章背了一遍，扬长而去。贼人是聪明的，至少要比曾先生聪明，是读书的料，如果贼能和曾国藩一起用功，付出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其成就肯定比曾国藩要大得多。但是，他名不见经传。曾先生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原因很简单，曾国藩虽笨，却能笨鸟先飞，读书勤奋，坚持不懈，结果以勤补拙，靠着非凡毅力和超人付出，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千古一完人”。古往今来，能成就一番事业、青史留名者，大体上有两种人，一是既聪明又用功的人，譬如四岁能让梨的孔融、小小年纪砸缸救人的司马光、12岁当宰相的甘罗；再有就是虽不太聪明却极用功的人，譬如背书不如贼的曾国藩等。无疑，聪慧早熟、天赋突出者，在做学问建功业方面肯定会捷足先登占大便宜。但事实上，许多过目成诵、强闻博记、聪明过人者固然占尽先机，却不一定能走多远；倒是那些看似愚笨、资质平平却肯下苦功、锲而不舍者，最终获得成功。据三国时魏国思想家刘劭《幼童传》所记：乐安人任嘏，12岁就师求学，过目不忘，一年通《诗》、《书》、《易》三经。张霸7岁通《春秋》。贾逵10岁，已能背诵六经。夏侯渊之子夏侯荣，7岁时就能日诵千言，文帝听说后请他去，当时宾客百余人，每人只奏答一遍，夏侯荣便能说出其姓名和籍贯。元文遥年10岁时，《何逊集》刚传入洛阳，他只看一遍便能背诵。到了金太宗时，东平童子刘天骥，7岁，能通《诗》、《书》、《易》、《礼》、《春秋》、《左传》、《语》、《孟》。舍利弗生，8岁能诵18部经书。释道安7岁，过目成诵，他12岁时出家，师傅交给他《光明经》一卷，不下万言，释道安看罢，即还其师，复诵，一字不差。这些人都是神童，论天赋、论记性都比曾国藩强得多，后来有的小有名气，小有成就，有的则湮没无闻，不知所终，学问、事业却比曾国藩差得多。 所以，人有小聪明，可喜可贺但不足为恃，千万别忘了勤奋和坚持；人迟钝笨拙也不可怕，更不必气馁，只要肯用功，不怕吃苦，坚忍不拔，照样也能踏上成功的坦途。这就是所谓“天道酬勤”，谁如果对此有所怀疑，就想想那个背书不如贼的曾国藩吧。

王羲之楷、行、草、飞白等体皆能，他的行楷《兰亭序》是最出色的作品，即使是王羲之本人都为之感叹道：“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并将其作为传家之宝。但除了《兰亭序》外，他的楷书《黄庭经》《乐毅论》、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丧乱帖》《快雪时晴帖》也都是著名的作品。

王羲之书法在其四十岁时便已名满天下。凡他的书迹，在其生前就备受世人的珍爱，被人们竞相收藏，历代皇帝也不例外，他们凭借自己的权利和财富在民间购募了大量王羲之作品。如南北朝时期的刘宋明帝、梁武帝和唐朝的唐太宗是历史上购募王书最多的三位皇帝，他们收藏的王书数以千计。但历代皇帝对王书的崇爱和私藏，却导致了王羲之真迹大批、集中地破坏和流失，成为除了动荡年代连年的战乱和灾祸外促使王字失传的重要原因。

东晋末年，桓玄在战败流窜之际，将自己珍藏的大批王书全部投入江中；梁武帝萧衍在梁内府收藏了大量王书，在江陵沦陷之时，梁元帝将这批藏品付之一炬，北周将领于谨“捃拾遗逸”，却也无力回天，这也是历史上王书被破坏的最严重的一次。隋炀帝也好王书，巡游时不忘携王书登船品阅，不幸船只沉没，所携珍品皆废。

唐太宗更是对王字崇爱有加。他独尊王书，并采取各种措施树立了王羲之“书法至尊”的地位。他下令收集了大量王书，绝代墨宝《兰亭序》真迹也在唐太宗死后作为殉葬品，“随仙驾入玄宫”。而在此后的安史之乱中，唐朝内府中珍藏的大量王书也“大半沦弃”。

北宋以后，内府所能搜罗的王书已为数不多，“靖康之难”后，宋高宗叹惜“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到元明清各朝王羲之真迹已是凤毛麟角，清朝乾隆皇帝的一纸《快雪时睛帖》，误以为是真迹，视其为稀世珍宝，后证实其也不过是一纸摹帖。

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偶有流传也被藏家藏之宝阁，外人难以欣赏，自然就没有《兰亭集序》出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