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经卷亦称敦煌文书、敦煌遗书、敦煌卷子，是指在中国甘肃 省敦煌县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出土的4—11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 由于敦煌在4—10世纪间曾为中国西北文化中心，政治、经济十分发达， 佛教也很兴盛。自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释乐 开凿第一窟以后， 写经造像活动代代相沿。北宋仁宗时，西夏进攻敦煌，僧众为避兵火， 将大批文书藏于洞窟之复室中，然后砌一泥墙于外，并于其上绘画， 以此作为伪装。此后，这些文书便被封存于该私室中达900多年，成为 名闻中外的敦煌遗书。 清光绪26年（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 无意中发现敦煌石窟第 16窟画有壁画的墙上有裂缝，因察看裂缝，进而在第17窟中发现了大 量的经卷和佛像。王圆 立即将此事禀告县令，县令及时上报给甘肃 学台叶昌炽。精通古文字和考古的叶昌炽对此事颇感兴趣，计划将这 些经书及佛像运往京师，然因耗资过巨而未果。但他在自己的著作 《语石》中录述了莫高窟的碑文，发表了个人对敦煌遗书的看法。自 此以后，敦煌文书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敦煌县令将文物作礼品送 人，遗书开始流失。1907年3月，匈牙利籍英国人斯坦因最先来到敦煌， 利用买通和欺骗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盗走大量遗书，共有写本卷子 8082卷，木版印刷20卷，其中佛教著作6790卷，共装24箱经卷，另有 绘绣佛像精品等，1908年春，法国人伯希和来敦煌盗走古书、佛教变 文、民间文学等汉藏文卷子写本精华6000号。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 吉小川一郎进行了摄影和调查，并盗走文书约600卷。1914年，斯坦因 再次盗走写本文书五箱。两次共掠走文书一万多件，包括汉文写本书 7000卷、印本书20余卷，回鹘文、古突厥文等二三百卷。1914年至 1915年间，俄国人奥登堡也盗走文物2000件以上。1924年，美国人华 尔纳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和唐塑等。这些人在敦煌学研究上所取得的 成绩，我们历来没有抹杀；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鼠窃狗偷的恶行， 最近有一本有关敦煌的书，竟称斯坦因为“旷世大师”，誉伯希和为 “天才的敦煌学家”，令人惊讶！实难苟同。这笔盗购、骗购的耻辱 账必须清算追索， 敦煌经卷的大量外流，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10年清政府下令 将敦煌所剩文书约8000卷运往北京，藏于京师图书馆。1919年甘肃省 政府教育厅又将莫高窟劫余经卷查点封存。至此，敦煌文书被盗外流 的现象始基本制止。 现存敦煌文书除我国自藏外，尚流散于英、法、俄、日、美、丹、 韩等国。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和印度事物部图书馆藏13000件，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藏5779件，俄罗斯藏10800件，日本藏约 600件，美国至少藏22件，丹麦藏14件。我国则分藏于北京、上海、天 津、大连、台湾、香港及甘肃等地，计卷式遗书17500余件，藏文箧页 9648页。 敦煌遗书的总数在4万件以上，从印刷形式看有写本和印本，写本 在3万件以上，刻本数量较少。从文种上看，写本书以汉文为主，兼有 梵文、藏文、康居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吐火罗文、粟特文 等。装帧多为卷轴式，九世纪以后的遗书，出现经折本、蝴蝶装本、 册子本、刺绣本和刻印本。其字体，北朝均带隶意，南朝及隋、唐、 五代、宋之写本则皆为楷书或草书。 遗书中95％的汉文写本为佛典，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 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非佛典文 献虽仅占5％，但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四部、道经、俗文学、文书档案 等。如果进一步细分，则史部包括史书、政书、地志、氏族志等。子 部包括道教卷子、医书、历书、占卜书、类书等。集部有别集、诗、 曲子词、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话本、俗赋及词文等。官私文书是 敦煌文书中最具珍贵史料价值的一部分，包括符、牒、状、帖、榜文、 刺词、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和籍帐等。另有与户部、刑部和兵部 相关的文书片段。这些资料为研究当时的典章制度和经济状况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这笔无法估定价值的财产账必须笔笔明晰，不容再有一 丝损坏遗失。 敦煌遗书发现后，很快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并成为一门为世界 学者所关注的学问——敦煌学。罗振玉、陈垣、向达、罗福长、王重 民等学者纷纷撰文并著述立说，广搜国内外敦煌遗书进行整理与考证。 近年以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成绩显著，仅就查阅国家图书馆的书目， 90年代以来有关敦煌学的研究著述就达数十种，其中如《敦煌愿文集》、 《敦煌天文历法辑校》、《敦煌艺术叙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佛教经录辑校》等等，都是卓有成就的 专著，另外还有许多高质量的论文，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足以驳斥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的狂言谬论。 敦煌遗书的发现，推动了与中世纪中亚、中国有关的历史学、语 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 等的研究。这是中华文明成就对世界文化宝库的重大贡献，应该为中 国人所珍惜自豪；也应该是中华学人倾其心血，作好敦煌学研究工作， 以实现有些学者在展望敦煌学研究的未来时所吐露的：要“托起明天 的辉煌”！这笔因勤恳研究而获得丰硕成果的丰收账，中国学者将永 远记住：走在敦煌学研究的前列！

民俗风情之饮食——烤全羊

整羊整牛，也称全羊、全牛，是蒙古人款待贵宾的传统礼仪。 自古以来，蒙古人就有吃整羊、喝马奶酒和给远征人携带绵羔羊熟肉条的习惯。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建造白色大蒙古包，用整羊招待来客和祭礼神祗。

最隆重的席面，有整牛、珠玛、整羊三种，主要取其完整、齐全之意。 礼献整牛，除了祭祀牺牲，一般只取牛的某一部位，比如说，为65岁以上老年人祝寿，仅象征性地献上牛乌查(蒙古族叫乌古查，即牛羊软肋脊肉)。珠玛，又分为立式珠玛，也就是最讲究的整羊，其特点是褪毛、带皮、烤制。整羊席不象珠玛那样精制，其特点是去皮、煮制。礼献整羊也象献整牛一样，根据不同需要和对象，采取不同方式。有时献上完整的羊肉，有时献羊的某一部分。春节时招待亲朋好友和贵宾时，把熟羊头放在大方木盘中间，周围摆满各种奶食品和点心端上，是隆重礼仪。 整牛、整羊、珠玛的加工方法，各地不尽一致，但必须保证食品的完整，避免损坏皮肉。 整羊的摆法；羊头必须向着主宾。在宴会上用整羊招待客人时 ，一般要唱赞歌敬酒三巡 ，当宾客们开始唱和时，再斟一杯酒，诵献整羊的祝辞。专门向执刀割肉、招待客人的人敬酒一杯之后，主人请席间长者先动刀。那位执刀招待，蒙古语称“浑都格其”。长者接过蒙古刀，在羊头的前额划个“十”字，从羊的脑后、嘴角两边、两个耳朵、两个眼眶、脖颈、硬腭上割下几块肉，再把羊头转向主宾。主宾端起羊头回赠主人。主人端过一个空盘，接过羊头和长者割下的部位肉，摆在佛龛前敬佛。接着用专用的蒙古刀，从羊乌查的右侧、左侧切出长条薄片，左右交换放置。割羊乌查前半部时，刀刃向外。如此切割三次之后,分节卸下其它骨头(过席的羊乌查只能切一刀),由阳面转圈后,退回去放入肉汤里热,然后上桌进餐。退下整羊后,上肉汤。 礼献整羊时，通常安排专人献祝辞。诵祝前，要向祝辞人敬酒一杯。祝辞人用无名指蘸酒弹酹，然后举杯祝辞。诵祝辞的姿势：老年人坐着，中年人单腿跪着，年轻人站着。祝辞内容因人、因事、因地区不同而各异。比如有一则祝辞唱 道：“博格多成吉思可汗，迎娶花容光焕发月貌的孛尔贴只斤夫人。宰一只花脸的羯绵羊,装在水晶盘里招待贵宾 是成吉思汗定下的礼制，是蒙古人待客的传统，是忠厚和贞洁的标志，是至诚心意的象征。” 大家斟一杯酒互相唱和 。诵祝辞人说一声“结!”(请用刀)。并举杯继续祝福唱道;“按着老规矩敬献，请各位都来品尝。遵循旧风俗奉献，请各位都来举觞。” 再斟一杯，众人回敬唱和。之后，祝辞人接着说：“结！”

民俗风情之那达慕大会

“那达慕”大会，是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的蒙古、鄂温克、达斡尔等少数民族人民的盛大集会。“那达慕”是蒙古语的音译，意思是“娱乐”或“游戏”。每年夏、秋季节举行。大会期间，各地农牧民骑着马，赶着车，带着皮毛、药材等农牧产品。成群结队的汇集于大会的广场。并在会场周围的绿色草原上搭起白色蒙古包。

“那达慕”在蒙古族人民的心中，古老而又神圣。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记载“那达慕”活动的是1225年用畏兀儿蒙文（古蒙古文）铭刻在石崖上的《成吉思汗》。在这篇石刻中说：成吉思汗为了庆祝征服花刺子模的胜利，在布哈苏齐海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那达慕”大会。会上举行了射箭比赛。他的一个侄儿在距离三百三十五度（音妥，成人两臂平伸的长度，每度约五尺左右）远的地方射中了目标。另外，在《蒙古秘史》中也有几处提到过射箭比赛。后来，凡牧马较多的部落举行“那达慕”大会时，都要进行赛马。在蒙古族文学巨著《格斯尔传》及其他民间史诗，对赛马都有描写。摔跤则更为普遍，一般的“那达慕”大会，多以摔跤比赛为主。

元、明两代，射箭、赛马和摔跤比赛结合一起，从此形成男子三项“那达慕”大会比赛的固定形式。当时的“那达慕”祝颂词中说：“得心应手的马头琴声，悠扬动听；洁白无暇的哈达，闪闪发光；传统的三项‘那达慕’，接连不断；蒙古族力士，整队上场。”14世纪末记载蒙古族风俗习惯的文献中说：擀毡子，举行婚礼或射箭、赛马、摔跤等“那达慕”开始时，蒙古族长者举起盛满鲜奶的银碗和哈达，朗读祝颂词。祝颂词有“那达慕”祝颂词、射箭祝颂词等多种。如土尔扈特蒙古族射箭祝领词中说：“你擎起万钧弓呀，搭上了金色利箭，引弓犹如满月，啪地撒放扣环。你能射倒耸立的高山，你能射穿飞翔的大雁。啊！祝福你啊，生铜熟铁般的大力士”。从上述记载以及其他民间故事史诗对“那达慕”的描写中，可以看出“那达慕”在蒙古族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清代，“那达慕”逐步变成了由官方定期召集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游艺活动，其规模、形式和内容较前均有发展。当时的蒙古族王公以苏木（相当一个区）、旗、盟为单位，半年、一年或三年举行一次“那达慕”大会，并对比赛胜利者分等级给予奖赏和称号。但当时由于王公贵族的操纵，“那达慕”会上经常由王爷的摔跤手。赛马手和射箭手获得冠军。

按蒙古族的传统习惯，“那达慕”大会历来有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那达慕”大会，参加摔跤赛的五百一十二人，马三百匹左右，会期七至十天；中型“那达慕”大会，摔跤手二百五十六名，马一百至一百五十匹，会期五至七天；小型“那达慕”大会，摔跤手一百二十八名或六十四名，马三十至五十匹左右，会期三至五天。

民俗风情之鄂伦春

春节是鄂伦春族最隆重的节日，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举行，一般要进行四至五天，主要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鄂伦春族地区。

鄂伦春族的春节源于汉族习俗。节前，人们忙着置办年货，清扫庭院；上山狩猎或在外工作的人们，都要赶回家，准备过年。除夕，家家户户祭祀祖先和北斗星，吃团圆饭，守夜。

初一清晨，人们忙着煮新包的“谢纳温”（饺子），鸣放鞭炮或向天空鸣枪，以示迎来了新的一年。全家人走出屋外，面向东或南，燃起九柱香，叩头祭拜天神和山神，祈求神灵恩赐猎物，保佑全家免灾免祸、吉祥如意。

太阳出来以后，人们穿上新衣服，携儿带女，带着酒肉互相拜年，先到氏族或家族中最年长者家里行拜，然后再到其他家。进门先烧香祭火神，向篝火里扔一块肉，洒一杯酒，主人陪同客人祭拜。祭祀完毕，客人向主人敬酒、敬烟、叩头，并祝愿老人健康长寿。受拜的长辈同样向来拜者说几句祝福的话，有的还要给压岁钱或几块糖。这一天，老人一般都在家里等候晚辈来拜年。

初二开始，老年人互相拜年，或聚集在一起饮酒娱乐，青年人则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文体活动，或者唱歌跳舞，或者赛马射击、摔跤比赛，或者下棋玩牌。歌舞尤为人们所喜爱，他们的舞蹈有反映飞禽走兽生活面貌的，有表现猎人捕捉野兽情景的，也有描绘妇女采集劳动场面的，动作古朴纯真，具有深厚的狩猎生活气息。娱乐活动一直延续到初四。初五，人们认为是“鬼日”，忌讳出门，也不许娱乐和吵闹，这一天，人们都各自在家里休息。初六开始，猎民可以上山打猎，恢复正常的生产活动。

民俗风情之祭敖包

“敖包”是蒙古语，意为堆子或鼓包。祭敖包是蒙古民族盛大的祭祀活动之一。敖包通常设在高山或丘陵上，用石头堆成一座圆锥形的实心塔，顶端插着一根长杆，杆头上系着牲畜毛角和经文布条，四面放着烧柏香的垫石；在敖包旁还插满树枝，供有整羊、马奶酒、黄油和奶酪等等。祭敖包时，在古代，由萨满教巫师击鼓念咒，膜拜祈祷；在近代，由喇嘛焚香点火，颂词念经。牧民们都围绕着敖包，从左向右转三圈，求神降福。蒙古族牧民沿袭祖先的原始宗教信仰，以为山的高大雄伟，便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高山又是幻想中神灵居住的地方。因而便以祭敖包的形式来表达对高山的崇拜，对神灵的祈祷。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牧民观念的更新，今天的祭敖包，在其内容、形式方面都有了变化。

1204年，成吉思汗征讨乃蛮人之时，乃蛮人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虽然遭逮捕，依然守着国家的印信。成吉思汗非常嘉许他忠于自己国家的行为，遂命令他掌管蒙古国的文书印信，并命令他教授太子、诸王畏兀字以书写蒙古语。

蒙古人至此时便采畏兀字母以书写蒙古语，学界称为回鹘式蒙古文，蒙古族开始采用回鹘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这种书写系统是现行蒙古文的前身。

扩展资料

14世纪初，经蒙古学者却吉·斡斯尔对原有文字进行改革，成为至今通用范化的蒙古文。云南的蒙古族会彝语和汉语，其蒙古语与北方的蒙古语大致可相通。1368年，元朝覆灭后，八思巴字也一并退出通用体系 。

20世纪40年代，蒙古国在苏联影响下，成立了以达木丁苏伦等作家参加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不久后正式废弃回鹘体蒙古文，开始使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创制的西里尔蒙古文。

80年代后，蒙古国曾有部分初中和高中开设回鹘体蒙古文课程，但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蒙古国仍然只有部分学校开设回鹘体蒙古文课程，但无论家长还是学生都不重视这一课程的学习。

1979年中国正式确定了蒙古语基础方言和标准音。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转发了“八省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小组”《关于确立蒙古语基础方言、标准音和试行蒙古语音标的请示报告》，决定以察哈尔土语为标准音。

1977年八省区第二次蒙古语文专业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蒙古语文标点符号的规定”。1991年自治区民语委下发了“关于试行蒙古语文缩写和略写法的通知”。

1996年规范了“蒙古文字母顺序”。1997年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文正字法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将3000多条不规范的基本词条规范为1500余条，并统一了其派生词的书写形式。

2010年，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下达关于恢复扩大回鹘体蒙古文使用的命令。命令规定，蒙古国总统、国家大呼拉尔（议会）主席、总理以及政府官员等在与外国同级别官员进行交流时。

公文和信函必须使用回鹘体蒙古文；蒙古国公民的出生及结婚证明、各级教育机构颁发的相关证件、毕业证书等必须同时使用回鹘体蒙古文和西里尔蒙古文。

-蒙古文字

敦煌遗书包括5～11世纪间六、七百年的古代文献。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最早的为406年(西凉建初二年)，最晚的为1002年（宋咸平五年）。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遗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宗教文献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汉文典籍经、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可用于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大批户籍、计帐、手实文书的发现，反映出北魏至唐中叶实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关的户籍、赋役制度的实际情况。各种各样的租佃、借贷契约，放良文等，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切。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如S3326《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敦煌遗书中还有用多种古代少数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写成的典籍和文件，对于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种语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着重要作用。总之，敦煌遗书以其内容广博、弥足珍贵而闻名于世，推进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国际上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从事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 20世纪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学”(严格意义上的“敦煌学” 还包括敦煌石窟艺术考古和研究 )。

敦煌遗书内容可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宗教典籍占80％，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仔海文、祭文、僧传、经国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甚多，也发现一些中土已佚的经卷，如隋唐时再三遭禁的三阶教的教义经文，以及一批疑伪经等。宗教典籍除佛典外，还发现了另几种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500件以上。北朝写本《老子道德经想尔注》以及《老子化胡经》等佚道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其中有一部分是久佚之典，具有补缺、辑佚之功，丰富了我国文献宝库。另一部分，虽是传世文献所已有的，但为从事校勘订补工作，提供了难得的版本。这些佚经的发现，推动了东酉学者对于摩尼教、景教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