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纬卷弟九 尚书纬之一》 

“孔子求《书》，得黄帝元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 

西汉官方《纬书》记载孔子将周朝《尚书》3240篇烧毁2689篇留 120篇古籍丧失96 /100 以上。

《郑板桥家书》记载：

“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 烧之矣。 《诗》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 烧之矣。孔子烧其可烧，故灰灭无所复存，而存者为经，身尊道隆，为天下 后世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虿其性，烧经灭圣，欲剜天眼而浊人心，故身死 宗亡国灭，而遗经复出。始皇之烧，正不如孔子之烧也。” 

致于删诗，史记也有记载，我就不多说了。。

何谓“四不全”？因为在编修过程中，数目惊人的书籍遭到了焚毁、删削、篡改、错讹的厄运，而这一切都是蓄意为之。

一、焚毁。《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77亿字。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3000多种（估计禁毁6766部，93556卷），禁毁数超出收入的总数，这还不算上因当时诏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偷偷焚毁的书籍，合计起来被毁掉的书籍恐怕不止万部，这实在是空前绝后一场文化大浩劫。

二、删削。只举几例，据黄裳先生考证：乾隆四十一年诏令：书籍内如有只须删改的字句，就不必因此而废掉全书；乾隆四十四年，禁网已注意到地方志；乾隆四十五年，注意力伸到野史诗、演戏曲本、小说等俗文学领域；乾隆五十年，改《明末纪事本末》中“吴三桂击走李自成”为“清军击走李自成”。

三、篡改。鲁迅先生就说过：“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病后杂谈之余》) 不但与清代统治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明人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两宋。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被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因为“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最荒唐可笑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本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与犯忌的“胡”“戎”“夷”“虏”等并不相关，可是奴才们害怕专制*威，为保险起见“觉悟高”，须知“狗总是跑在最前面的”。

四、错讹。戊戍变法时支持新法的陕西进士李岳瑞，在其笔记《悔逸斋笔乘》中提到乾隆御制、四库馆臣校订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曩读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惟《史》、《汉》、《国志》校勘无愧精审，《晋书》以次，则讹字不可枚举。”是四库馆臣的疏忽吗？不是。这是四库馆臣、内府官员、太监共同表演的取悦皇帝的“哑剧”——故意留下些容易看出的错误，等待喜欢校书的乾隆看到后标出，再对馆臣的“不学”降旨申斥，从而“龙心大悦”，觉得自己的学问也在“皆海内一流，一时博雅之彦”的四库馆臣之上。“然上虽喜校书，不过偶尔批阅，初非逐字雠校，且久而益厌。每样本进呈，并不开视，辄以朱笔大书校过无误，照本发印。司事者虽明知其讹误，亦不敢擅行改刊矣。”

从上述可以看出，毁、删、改，包括留下的大量错讹，都是蓄意而为。深究缘由，就不得不剖析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的真实意图了。

在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中，他鲜明地指出了清朝统治者编纂《四库全书》的真实用意：“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历史上“焚书坑儒”是秦始皇。

　　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述士，即儒生）”，西汉之后称“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

　　“焚书坑儒”一词出处《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的说法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经常被“坑儒”观点引做证据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长子扶苏的话(“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西汉末孔安国(孔子10世孙)《〈尚书〉序》亦言：“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西汉刘向《〈战国策〉序》：“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说到秦始皇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称自己是皇帝的人，对于中国的历史贡献还是很大的，正在当时秦始皇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是做出了很多的改革，那么，有很多好的人们认为好的改革也有人们认为不好的地方，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当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焚书坑儒烧毁那么多书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断代？一起来看看！

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述士(述士即儒生)或者焚诗书，坑术士(术士指方士)，到西汉后才称作焚书坑儒，是指秦始皇嬴政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两次焚毁书籍，并且坑杀犯禁者460余人。在秦始皇时期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为什么没有出现文化断层？

很简单，这只是一个事件，放在对中国文化侵蚀的历史上焚书坑儒只是一小片涟漪。原因有二：第一，除《秦记》(秦国自己的史书)、农业、医药、占卜书籍以外，所有百家经典全部被销毁，但是话说回来，文化是靠人来积累和传播的，虽然书没了但是人还在，所以可以得以延续；第二，坑儒的数量其实非常少，历上记载只有400多人的文人被杀，焚书坑儒相比于西晋时期的五胡乱华、蒙元时期的崖山之后，无中华、清朝的文字狱只是小儿科了。

此外秦灭亡后，汉朝重拾百家经典，那时靠着一个个白胡子老儒生的口口相传得以保存下来；另外秦在焚书时，很多人将古籍藏起来了，汉武帝时期，曾下令收集古书，全国献古书有赏，于是各地藏的古书纷纷问世，经过重新解释与整理得以流传。中国文化向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每一次困难都只会让它换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焚书坑儒之后，汉字未断绝，历史依旧延续，中国文化变得更加宽容深厚。

这个答案是一年前写的，当时观者寥寥。不意经年之后，竟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很多评论中说到文革，既然这样，那正文里也不妨说一说。另，关于乾隆时期的禁毁，只说了销毁，这次修改补入了“抽毁”这种情况。

题主所说的“失传”是文献流传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文献学上将之称为“散佚”。古籍的散佚包括整书佚亡和部分残缺两种情况，宋代之前印刷术不发达，散佚的情况尤为严重。南宋学者郑樵指出：“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又甚矣。”（《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此。”《四库提要》总结说到，“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散佚的原因是多样的，就整书而言，其散佚原因主要有朝廷禁毁、战乱破坏、自然因素、学术淘汰、流传佚失等。部分残缺则或因为成书时搜罗不全，或因为流传过程中形成残缺等原因造成的。

历代的散佚事件有很多，隋代的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将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移都、惠怀之乱、侯景之乱造成的五次重大书籍散佚称作是“五厄”。明代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添上隋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难、蒙元南下，成为“十厄”。后近人祝文白又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总结了元朝至民国时期的五次厄运：李自成起义、绛云楼失火、清高宗焚书、咸丰朝内忧外患、抗日战争，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十五厄”。以上的总结，有不尽然的地方，同时也有没有囊括进去的事件。下面就历代十数次重大的散佚事件作一简要介绍：

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牛弘对此说到：“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

王莽之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牛弘对此的描述是：“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隋书·经籍志》对散佚书籍的大略统计则说：“（《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董卓移都：《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称这批书籍“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侯景之乱：梁武帝末，降将侯景攻破建康。《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末唐初：《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些灾厄所损失的，不仅有大量图书，还有宋王室收藏的仪仗、冠服、礼器、仪器、珍宝诸多物品。

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此处的“内阁”指的就是明代的文渊阁。

绛云楼失火：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楼，其中藏书极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郊游满天下。尽得离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入北不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钱谦益本人在宋版前后《汉书》跋中言：“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

乾隆禁毁：清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同时展开对图书的大清查。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处于销毁之列的，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有清一朝，禁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补充：这时期除了销毁图书，还有一种毁坏文献的方式，叫“抽毁”。所谓“抽毁”，即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某些书籍因部分章节或文字不合当时政治气氛，于是编修过程中会将这些书籍的相关部分拿掉。后人查阅这些书籍时，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某几页是空白，却没有任何注明。若空白在篇末卷末，或是抽掉最后一两卷，那么不对照其他的本子，就很难知道原书还有这几卷。若是无他本可校，那么被抽掉的部分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了。这种损坏文献的方法十分隐蔽，有时比销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销毁是抹去文献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而抽毁则是有一定程度上歪取信息。

嘉庆宫火：此事亦与乾隆有关。乾隆酷爱收藏宋版图书，在位时广收宋元抄校善本，共计四百余种，置于昭仁殿，名之为“天禄琳琅”。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殿同时被焚，天禄琳琅所存书籍付之一炬，荡然无存。时朝廷为安慰太上皇，又收集了一批书籍，数量多于前天禄琳琅，其实则主要是明清刻本，而非宋元善本。1924年冯玉祥组织清点清宫文物，才发现天禄琳琅藏书早已全非宋本。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其间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皆被焚毁，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民间，幸有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火烧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

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为逼出困守的洋人，火烧使馆隔壁的翰林院。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抄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类图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这次事件中所损失珍贵书籍无数，尤为严重的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

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文献损失不可胜计，此处仅举一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以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后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飘满上海天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初没有写“文革”，原因在于，“文革”中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文献资料，难以给出准确可信的目录来。“文革”相对历次灾厄，损失最大的不是官方资料（注意：上述诸事件，多数是官方藏书的损失），而是民间资料。很多书都会说到，“文革”摧毁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唱本、鼓书等民俗资料，这些民间文献之前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时候却已经存者寥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损失，有朋友在评论中提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抢救家谱的事情，其言不虚。当时南方不少地方收的家谱、方志等资料集中送到上海造纸厂化浆再造，是顾廷龙带着上图的馆员守在化浆池边，抢救了大批家谱材料。今日上海图书馆的家谱研究最为卓绝，实赖顾先生当年奋不顾身的保护文献之功。此外，“文革”中受到较大损害的，除了民间藏书外，还有学者的私人藏书。这个大家提到的比较少，我这里简单说几个例子：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称的孙楷第，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不乏珍本善本。孙“文革”时被下放，其藏书被贱卖予中国书店等处。待其回城后，欲赎回藏书，书店索价甚巨，孙向国家求助，书店乃抢先将书折价售空。孙楷第临终前，刘再复前往探望，孙已口不能言，犹在手心写一“书”，以示此憾。又，梁思成当时被迫移居，其建筑类珍本寄存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多数被销毁，其他图书被当作废品售予收购站，共运输四十五车次，得三十五元。范祥雍藏书二万余，不乏善本、批校本、旧钞本，于一日内尽被销毁。谢兴尧怕藏书惹事，私自焚书，焚之不尽，以七分钱一公斤计，售得八元。商鸿逵全家被逐出住宅，藏书被两辆马车送至废品站，不知下落。杨宽的大部分藏书被其长子盗卖，杨因此与之断绝关系。黄孝纾的藏书被抄家出来，陈列在青岛柏油路上焚烧，半日方尽，路面为之熔化。

由于文献有散佚，所以才有了“辑佚”之学。所谓辑佚，即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辑出散佚的书籍，如清代四库馆臣就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来。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谈及清代经学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三者之首，可见清人对辑佚的重视程度。此外，与辑佚相关的，还有“辨伪”之学。辑佚古书，必须能够识别真伪，辨伪学即是此等学问。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书籍的散佚，辑佚和辨伪就不加以冗述了。

藏于圆明园"文源阁"的《四库全书》毁于1860年的火烧圆明园。

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扩展资料：

1、火烧圆明园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占据圆明园。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国军队首领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3500名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大火连烧3天3夜，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圆明园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粗略统计约有150万件，上至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现仅存建筑遗址，并建立圆明园遗址公园。

2、《四库全书》的历史价值

（1）统治意义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

《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2）文献意义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

《四库全书》保存中国历代不少接近失传的典籍，并校正典籍中的讹误脱漏。但修书期间同时抽毁及禁制一些书籍。乾隆一朝致力编修《四库全书》，但大兴文字狱，戕害读书人，对中国后来的科技文化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3）艺术价值

规模亘古未有。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00余种，其中380余种收入《全书》，120余种列为《存目》。

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乾嘉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其制度。

开创了多层次的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种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开馆之初，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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