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的原则包括最少干预原则、整旧如旧原则、可逆性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

1、最少干预原则

在古籍的修复中，摈弃传统的整卷整叶托裱的方法，对文献各部分的残破现状做具体分析，对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尽量少地在藏品上添加修复材料，避免因过度修复而造成的保护性破坏，尽量保留古籍文献的各种研究信息。

2、整旧如旧原则

在修复中尽可能保持古籍文献的原貌，保留文献的装帧风格。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并不是企图回复该文献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是尽可能保持该文献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文献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决不使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

3、可逆性原则

即修复措施是可逆的，可重复的。如果将来 发现有更科学更适宜的保护修复技术，随时可以更换修复材料，回到修复前的原来状态。同时可逆性原则对于我们改正工作中的失误而尽量不损害古籍非常必要。

4、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

即修复中所用的修复材料（纸张、线、颜料、墨等）必须与原始文件的材料有一定的色差，避免与藏品本身固有的历史信息混淆。

扩展资料

古籍修复选取纸张的注意事项：

选取修补古籍的纸张，首先要注意纸张的酸碱度，不能用酸性纸张去修补古籍，以免引起或加速古籍纸张的酸化；其次，如果选用旧纸修复古籍，要注意旧纸的纸张强度不能太低。

同时，还要注意所选纸张的纤维组成应该与古籍的纸张相近，厚薄相近，颜色相似但不能相同。补纸的吸水性要强，才易于粘合，纸张帘纹的宽窄也要相近。

具体修复工作中还要注意补纸与古籍纸张的帘纹方向要一致。总之这些都适宜了，才能使修复处纸张粘结的牢固服帖，与原来的书叶协调自然。

-古籍修复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

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

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

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

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

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

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

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

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

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

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唐代文献学家注释儒学经典一般不违背古注和旧注确立了什么原则

第一节 “文献”与“古典文献学”

文献的定义：“文献”最早见于《论语·八侑》，以郑玄、朱熹为代表将“文献”一词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指的是书面材料，即文章和典籍；另一部分指口头材料，即贤人所讲述的材料。“文献的概念后来发生了变化，从指典籍和贤才的并列结构转向典籍的偏义结构，今天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文献学”的概念最早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最早名其书者的是1930年郑鹤春、郑鹤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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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献学一般指广义的校雠学，即有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开创的。

“文献学”：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专门学科。在我国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指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或称古典文献学），一指现代文献学。我国古时从事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学者被称为校雠学家。传统文献学正是在综合校雠、目录、版本诸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指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用的一门学科。

———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词典》

古典文献：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以前的文献，基本上是以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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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繁体字书写的文献。

第二节 古典文献学的知识范围与功用

王欣夫把目录、版本、校勘视为“文献学的三位一体”。

目录：指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文献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和检索等文献资料的工具。

目录学：研究目录学得形成与发展，探讨目录工作的一般规律的专门学问。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最大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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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指同一种文献在编辑、传抄、刊刻、装订、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形态的文本。

版本学：研究各种文献的版本源流，比较其优劣异同，鉴别各种版本的真伪高下德尔专门学问。

校勘：改正文献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的字句篇章上的错误，使之尽可能地恢复或接近文献的原来面目。

校勘学：研究和总结校勘工作的一般性方法和规律的专门学问。

第三节 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

汉人整理和传授儒家经典文献主要通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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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本方式：一是口耳相传，靠背诵和记忆来流传的文本，记录所用的文字是当时的隶书，成为今文。二是从墙壁夹层或地下挖掘出来的文本，是用先秦六国的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

熹平石经：东汉灵帝熹平四年，灵帝召诸儒正定经书文字，校书官和书法家蔡邕亲自书写与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供后儒晚学取正经文，史称“熹平石经”。

郑玄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是两汉古典文献学得集大成者。

魏晋南北朝，图书分类上最大的变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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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汉书·艺文志》确立的六分法转变为经史子集的四分法。

三体石经：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按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又称三字石经。

唐疏在注解上坚持“疏不破注”的原则，即疏一般不违背所选定的古注或旧注的解说。

宋代古典文献学成就：一史部书的编纂与整理，二集部书的编纂与整理，三金石考据学，四公司目录学：私家目录代表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茅《遂初堂书目》，高似孙《子略》。晁、陈书目都是提要式，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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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刘向《别录》以来的优良的叙录传统。尤茅书目首开著录书籍版本的先例。高似孙书目，专就子部书所作的专科目录。

明代私人编刻图书最为人称道的是毛晋，其藏书和刻书以汲古阁著称。

《四库全书》乾隆年间编写，八部，分藏于北方四阁即北京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南方三阁即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翰林院。

清代：

整理和研究《说文解字》最为突出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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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释例》、《说文解字句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光绪二十五年，为古文字学开辟了新的途径，孙诒让是最早研究甲骨文字的学者，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

第一章 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

从我国古典文献发展的历史来看，先后出现的载体形式主要有：甲骨、金石、竹木、缣帛、纸张、电子等。

一、 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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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甲和兽骨的合称。因其最初出土于殷墟，又称“殷墟书契”、“殷墟卜辞”。甲骨文由清末光绪年间由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偶然发现。

刘鹗的《铁云藏龟》，是我国著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

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综合各家之书，编了一部大型的甲骨文献图书《甲骨文合集》。

二、 金石

金文：金，指青铜器。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

钟鼎文：三代时，钟、鼎为最重之器，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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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金文器具以钟鼎居多故后世又称金文为钟鼎文。西周时钟鼎文最为盛行的年代。

铭文：周代贵族选择一些既贵重又可长久保存的青铜器，在上面铸刻铭文，因此金文又被称为为铭文，铭辞。

毛公鼎的铭文最长，共497字。

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秦刻石鼓，即在十块鼓形石头上刻有十首四言诗。

儒家经典刻石：蔡邕“熹平石经”，唐石经（开成石经），“乾隆石经（清石经）”。佛经刻石：房山石经

宋代形成专门的“金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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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最完备）。北京图书馆《历代石刻史料汇编》。

三、 竹木

一封信的“封”,如何解释？

竹，指竹简；木，指木牍。合称简牍。

先把竹子剖成一片一片的，为防虫蛀，先作脱水处理，用火烤干竹子里的水分，像出汗一样，也称为“汗青”，这道工序叫做“杀青”。

木牍指用来书写的木版或木片，一尺见方的牍叫做“方”。从汉代起，木牍的标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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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一尺，所以后来书信被称为“尺牍”。业，木板如果再做得大一些就叫业。

肄业，指读大版子书，毕业则指大版子书读完了。

四、 缣帛，丝织品

五、 纸张

东晋时纸基本上取代简牍。

六、 电子

特色：无形；存储量大。

第三节、古典文献的类型

中国古代文献学家根据他们对古典文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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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及其学术性质的理解，进行了分类，形成了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六分法（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和以《隋书·经籍志》为代表的四分法（经史子集）。

一、总集

总集是汇集两人或两人以上的作品的合集，它可以包括一个朝代（断代）和多个朝代（通代）的作品，也可以包括一种体裁和多钟体裁的作品。古代的总集多为诗、文的总集。

“总集”的名称起源于南朝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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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中，早起影响最大的诗文总集是晋人挚虞编的《文章流别集》。

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是萧统的《文选》。其重要意义在于编者有意识地将经史子与“文”区别开来，把经史子文献排除在文学文献之外，只保留了史书中有文采的史论和史述赞，为后世总集的编纂提供了一种范式。

现存的古代史志书目中，《隋书·经籍志》最先立总集类。

总集的分类（按编集的时段和体裁划分）：

宋人吕祖谦编集的《宋文鉴》，沿用《文选》以来总集的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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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南朝梁代徐陵《玉台新咏》

《诗经》——不是诗歌总集，而是属于传统文献分类中的“经部”。

《楚辞》——在传统主流文献分类中被单独作为一个类别列入集部之首，而不把它看作是总集。

二、别集：相对总集而言，指搜集一个作家部分或全部作品的个人作品集。

四、丛书：

指搜集两种以上的文献，按照一定的理念和体例编校，冠以一个总的书名，用统一的版式和装帧印行的文献类型。最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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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二字作为书名的是唐人陆龟蒙的《笠泽丛书》（只是个人的诗文集）。现在的一般看法是，南宋俞鼎孙、俞经编辑的《儒学警悟》是最早的丛书。南宋左圭《百川学海》为现存大规模综合性丛书的先声。

丛书功用

1、保存典籍，免于失传

2、集中存放，便于查找

五、工具书

类书：

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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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采辑古典文献中有关典故史实、名物制度、诗文词语等方面的各种资料，分门别类编排，每一门类下又分若干子目，以供读者读书或写作时查阅、征引。

作用：辑佚和校勘古典文献，查找资料、辞藻

著名的类书：“宋代四大书”：《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骈字类编》。（《太平御览》是综合性类书，《太平广记》属于专科性类书，主要搜集小说方面资料。《文苑英华》是一部诗歌总集。）

类书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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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找资料

2、查找辞藻

3、校勘和考定图书

4、辑佚

第二章 古典文献的目录

目录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

一、 一书目录

古时，目录位于全书之末是古书的通例。

二、 群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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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我国图书、目录事业正式兴起的西汉时期。

历来目录学家多以杨仆奉汉武帝之命整理的兵书目录《兵录》为现知最早的群书目录。

西汉末年成帝时，刘向、刘歆在凤奉命校书的过程中，编制成综合性图书目录《别录》和《七略》，则树立了群书目录的典范。班固依《七略》“删其要以备典籍”而修成的《汉书·艺文志》是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图书目录。

三、 目录一词的异名

目录一词最早见于《别录》和《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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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目录学的名义

刘向是我国目录学创始人

校雠：“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

五、 目录学的兴起与发展

《兵录》是见于记载的我国第一部兵书专科目录。

刘向所写的各书叙录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树立了叙录体目录的典型。刘向把所校各书的叙录汇集成编，成为《别录》，是一部汇集诸书叙录的提要目录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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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根据刘向的《别录》，“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最终完成了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国家图书分类目录。

东汉目录事业的成就，集中表现在班固依《七略》而编撰的《汉书·艺文志》上，并由此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

魏晋南北朝：王俭《七志》和粱阮孝绪《七录》这两部私人编制的综合性系统目录，则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目录著作。

第二节、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

古代目录书的基本结构：书名、叙录、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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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书名

二、 叙录

叙录或称书录解题、提要等，列于书名之后，是用以揭示图书的内容主旨、价值得失，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学术源流，以及该书的版本、校勘、流传情况等。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最重要的结构成分，是古代目录学具有学术性和指示读书治学作用的具体表现之一。

1传录体叙录，始于王俭《七志》，偏重于作者传记而不述内容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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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辑录体叙录，是辑录诸家评述和其他书内有关资料而成的叙录。特点：不由叙录撰写者自己直接介绍评述，而是广泛汇集已有的相关资料。以元马端临《文献统考·经籍志》为代表。

3除此之外，如《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以自注的形式，对所载某些图书的作者、内容、亡佚、残缺情况作简要说明，也可以看做一种不同的叙录方式。

三、 类序

是古代目录书中介绍某一部类图书的学术流变、特点、得失的说明性文字，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与叙录一起，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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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

类序之体起源于《七略》中的《缉略》。

古代目录因其结构不同而形成的三种体制：

1、部类之后有类序，书名下面有解题，三项俱全。如晁公武《群斋读书志》

2、有类序而无解题的，具有两项。如《汉书 艺文志》

3、类序、解题皆无而只著录书名的，即只有一项。如《新唐书》

第三节、五代目录的分类沿革（大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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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最早把分类思想应用到图书编排上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就产生了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分类图书目录——《七略》

一、《七略》创始的“六分法”

六分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始于《七略》。，包括“缉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缉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

反映了当时学术和图书状况的实际

二、《七志》与《七录》的“七分法”

继承了《七略》传统，但有所创造，反映了当时佛、道书籍兴起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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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中经》到《隋书·经籍志》：“四分法”的确立

四部分类法，起源于魏晋之际，成熟于东晋时的李充。

四、经史子集四部概述。

五、不守成规的其他分类法

清光绪初年张之洞《书目答问》，采用了以“丛书”和经史子集四部并列的“五分法”，后来被实际运用到近代和现代的古籍编目工作中。

第四节、古代目录书的类别

一、国家图书目录（官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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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汉《七略》，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清《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达到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最高峰。

二、史志目录

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

三、私家目录

起自南朝宋齐时目录学家王俭的《七志》，稍后又有梁阮孝绪的《七录》。

现存宋代著名私人藏书目录有以下三家

晁公武《群斋读书志》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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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袤《遂初堂书目》

四、丛书目录

专门性的丛书目录，以清嘉庆四年顾修所编录的《汇刻书目初编》为最早。

规模及影响最大的事《中国丛书综录》。

五、其他目录

专科目录：高似孙《史略》、《子略》

第五节、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目录学得最大功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一、 有利于掌握历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了解学术的盛衰

第 29 页

二、 有助于粗知学术源流，了解学术演变。

三、 有助于文化学术的研究和古典文献的整理。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分析？（论述题）

1、通过分类反映学术，以《七略》为例

2、文字叙述。

具体见群文件

第三章、古典文献的版本

第一节、版本的源流及名称

一、版本，广义指一切形式的书本，狭义指与“写本”相对的雕刻木板印刷的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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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版本概念：今人谈到版本，一般均采用广义的版本概念。现代人的版本意识很大程度上与知识产权相联系。

早在西汉末年，刘向等人在校理秘阁藏书时就非常注意版本问题，《别录》中谈到他们利用中书、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臣参书、大中大夫卜圭书、射声校尉立书等多种版本为其校书服务，整理出最完善最权威的版本。

第二节、版本类别

一、 写本

因其性质及作用不同分为：

1手稿本（作者亲笔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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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稿本（非作者亲笔所写 ，但经过作者校改，一般有作者印鉴）

3抄本

4影钞本：照底本影摩的本子→明毛晋汲古阁

5抄稿本：一般据抄者跋者来定

二、 刻本

一般认为现存最早唐刻本为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刻印出版的《金刚经》

三、 善本

指珍贵难得的古籍刻本、写本，其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或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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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的特殊价值。不仅原本和接近原本的可称为善本，大凡经过名家精校过的版本都可视为善本。

1 时代标准：时代早

2 文物价值：稀见（罕传本或孤本）；名家（手稿、手批手校、亲笔题跋）

3 学术价值：精注精校、不缺不讹

孤本指现存唯一版本

四、 活字本与影印本

第三节、纸书的装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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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轴装

1 一个完整的卷子包括轴、卷、褾（音表）、带四个部分

2 卷子都画有竖格，称“边准”

3 卷子摆在架上不易寻检，一般要在卷轴一端悬挂标签，称为“签”。标签一般用牙质的，故名“牙签”

4 人们用丝织品做成袋子来装卷子，这种装书的袋子叫做“帙”，也称“书衣”。一帙通常为十卷。由于卷帙关系密切，后人常常以“卷帙”指代书籍。

二旋风装

1 又称“叶子”、“龙鳞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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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宫博物院保存有国内唯一一本旋风装图书，据说即吴彩鸾写本《唐韵》

三梵夹装

四经折装，成为中国佛、道二教经典的主要装帧形式，经折装之名也由此而来。

五蝴蝶装，宋元时期书籍的主要装帧形式

六包背装，是对蝴蝶装的改进，明代最为盛行

七线装

蝴蝶装与包背装的优点与缺点（同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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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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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第四节 版本鉴别与选择

版本鉴别：对特定版本（包括刻本、写本）的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出版人、版次，以及内容是否完整，是否有其他版本，该版本在同书的各版本中处于什么地位等进行鉴别，从而确定其版本价值。

刻本的鉴别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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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版本的形式，包括牌记、刻工、字体、版式、纸墨、讳字、装帧等

二是书籍的内容。包括序跋、人名、地名、官名、年代、事件等

三是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书的题记、藏印，各种图书目录对该版本的著录，以及有关该版本研究的著作和论文。

一、 依据版本形式进行鉴别

1验牌记

牌记：又名碑牌、木记、墨围，俗称书牌子，是刻书的一种版本记录，相当于今天的版权页，以其有墨栏围绕而得名。一般认为牌记兴起于宋。一般为长方形，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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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钟形、鼎形、琴形等其他形状。在书中的位置不定。通常为一行或两行字，用以说明刻书的时间、地点或刻书人、刻书铺号等

3 考刻工

宋、元刻本，除部分坊刻本外，一般都有刻工姓名，多刻于书口下端。

真正对刻工进行系统研究的，当数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为最早。

3看版式，即书版的样式，包括版面、栏线、行款（以半页计算）、版心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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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讳字：改字、空字、缺笔、改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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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看字体

宋刻本有肥瘦，肥者学颜，气魄宏伟，笔势生动，瘦者学欧，柳。

地域上，浙本欧体、署本颜体、闽本柳体

元代赵孟頫体，明代宋体，清代仿宋体和软体（楷体）

6．看纸墨

清人喜用开化纸，此纸因产于浙江开化而得名，南方也叫“桃花纸”

乾隆以后印书常用连史纸——清代最贵的纸

7．看装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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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审书名

二、 依版本内容进行鉴别

1， 读序跋。

注意：一是要考察序跋是否完整，二是覆刻本是照原本覆刻，其序跋只能作为鉴别原刻本的依据，不能用来鉴别覆刻本，三是作伪本挖改原序跋，或编造假序跋，提供虚假信息，也会影响版本鉴别。

2，审内容，判定该书版刻上限

三、 依据前人研究成果

1 读题识。题识即藏书家或其他人在书上所留下的题跋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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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审藏印。古代藏书家有一个传统，喜欢在收藏的图书上铃上自己的藏书印，表明此书为其鉴定收藏。

3 查著录。

第四章古典文献的校勘

第一节 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

校勘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恢复文献的原貌。

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有四种：一、讹—将原有的字写错了。二、脱—将原有的字弄丢了。三、衍—增加了原来没有的字。四、倒—将原有的字变换了位置。

此外，还有多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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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雠的内涵：狭义仅指校勘。广义——梳理群书，进行编目，除校勘之外，还把目录乃至版本等内容包括进来。

校勘与校对的区别

校勘：删除错误，改正文本

校对：比较书面材料的文字异同

校勘者应有的态度：多闻阙疑

第二节、校勘的资料

第三节、校勘的主要方法

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总结了《校法四例》：（记四种方法各自优点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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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校：就是将某一文献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并改正书面材料错误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先选择一种版本作为底本，再用其他版本逐字逐句地比较，把各本的异同记录下来。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优点：便于发现文献中的错误和找到改正错误的依据。对校的前提在于广泛收集现存的各种版本，分析版本的源流，鉴别版本的优劣，确定底本和校本。

二、 本校：将某种文献的上下文进行对比，找出其内容上与文字上的异同，从而确定与改正其错误的方法，称为本校。分为据相同词句、相同句式、对文、文义校勘。以本书校本书，在本书内部找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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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熟读全书。前提是书籍必须出自一人之手，资料来源必须相同。特点是以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抉择异同而正误。优点在于无对校本和他校本可据的情况下，仍能校正错误。缺点是有一定局限性，一般不可妄改校出的误脱衍倒。

三、 他校：用其他文献中的引文及相关文字来校勘某一文献称他校。以他书校本书。前提是必须弄清本书与他书的关系，对他书必须有所选择。特点是范围最广、用力最劳，非此法不能证明文字的讹误，不宜轻改原文。

四、 理校：即推理的校勘，是校勘工作的补充方法。当我们发现了书面材料中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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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错误，可是又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供比勘时，就不得不采用推理的方法来加以改正。通常需要从语言、体例、史实等方面寻找作为推理的依据。前提是必须精通古汉语知识，精通本专业知识。

五、 综合考辨：在校勘实践中，这些方法往往都是综合地加以使用的——使人更加信服。

六、 校勘的具体方法

改写书面材料、撰写校勘记

底本：底本是校勘时选用为主的本子，用种种方法对这个本子进行校勘处理，这个本子就是校勘用的底本。一般情况下也可叫“工作本”。 选择底本要尽量选用善本。

一般有三种修复方法，分别是划栏补字、不划栏不补字和划栏不补字。这里“栏”就是古籍版式中的“边栏”，是将字围成一个版面的方形线条。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修复古籍，都要遵循“整旧如旧”的原则。

所谓“整旧如旧”，就是要在修复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还原古籍原本的风貌。这里就需要有独特的仿古技术，同时还要选用与古籍相同或相似的材料，才能将古籍原来的特色保存下来，有助于考证版本。下面就来介绍三种对缺失文字修复的方法。

第一，“划栏补字 ”。意思是在修复古籍的时候，把边栏画上补全，也把缺的字补全，缺的字可以通过专家考证得知。这种方法是非常传统的古籍修复方法之一，但是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因为这么做很容易破坏古籍原来的风格，对专家考证其他相关信息造成不便。

第二，“不划栏不补字 ”。意思简单明了，对古籍原本的边栏和字等信息一概不管，只补纸张，选用材质相同、相似的纸张材料，对古籍缺失的边边角角给予填补，这种方法是现在业内最认同的方法。作为一名修复人员，他所擅长的不是去判断缺失的文字需要补什么，而是做一个“最小修复”，所以这么做不仅让整个书籍看起来工整许多，也保留了古籍的原汁原味，为考证工作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

第三，“划栏不补字”。这是对前两种方法的一个整合，如果只补纸张，可能略显单薄，如果全都补上，那古籍也不能称之为古籍了。所以有人想出了这个方法，因为边栏只是一个排版样式，判断和修复边栏比修补残缺的文字要容易许多，也不会对古籍造成太大的破坏。

有关古典文献之古籍标点名词术语与思考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一些资料，供大家参阅。

　古籍标点名词术语

1句读

古人著书，一般不加标点符号，人们在读书时必须对如何停顿作出判断，这项工作，古代称为“句读”。宋人毛晃父子在《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四中说：“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讽咏谓之读。”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一句话的结尾点断称为“句”，为便于阅读在一句话当中点分称为“读”。

2标点

宋、元人读书，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句读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标点一词。当时的所谓标点，是除句读外，还有符号。点，是指句读说的;至于“标”只是将书中重要的或特殊的内容，用各种符号打记下来以帮助记忆。整理古籍，把整篇或整卷的文字分段，加上新式标点，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

3胡适与古籍标点

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积极等酝酿并尝试着使用新式标点。胡适在1916年发表《论句读及文字元号》、《论句读符号》等文。在广泛讨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胡适、马裕藻等人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作为教育部1920年训令公布。胡适也为新式标点符号的普及作出了贡献，当时他要求与他合作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标点本古籍，其他出版社纷纷仿效，新式标点符号很快得到了普及。胡适还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强调，国故整理之初步工作，如标点、校勘，必须首先做到，然后可谈进一步的整理。整理古书，一律须用标点符号。”

4顾颉刚与古籍标点

在胡适的影响下，顾颉刚当时标点了《崔东壁遗书》、《四部正讹》等，并酝酿标点《二十四史》，还与徐文珊合作，将司马迁《史记》标点、分段，作为整理国故的第一部书。抗战期间，顾颉刚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时，曾拟定若干计划，整理廿四史并逐一加以标点，这为他20世纪70年代初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工作做了准备。

5古书句读释例

《古书句读释例》是著名学者杨树达所撰的讲述古书句读基本知识的著作，有中华书局1954年版。全书分误读的型别、误读的贻害、误读的原因、特殊的例句等四个部分。作者从先秦两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中，选择l68条句谪有歧义的例句一一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6标点符号使用法

新中国成立后对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工作相当重视，1951年9月，中央人民 出版总署公布了《标点符号使用法》，适用于直行文稿。1956年4月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再版本，主要适用于横行文稿。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修订释出了《标点符号用法》，由语文出版社出版，主要增加了连线号“一”和间隔号“”。本书依据30多年标点符号的使用情况及某些发展变化，对16种标点符号的用法举例作了说明，是我们目前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依据。

7古籍点校通例

针对古籍整理,中华书局编辑部草拟了《古籍点校通例》初稿,并有关于古籍标点的特别说明。其所拟古籍点校标准，大致依据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的点校准则，其具体内容分标点、校勘和其他三部分。载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12期。

8标点致误原因

古籍标点出现一些错误是常见现象。古籍标点错误的原因大致有八项，即，一、不明词义;二、不明专有名词;三、不明文献名称;四、不明引文;五、不明语法;六、不明文体;七、不明文意;八、文献有误，未加校勘就加标点。

9标点方法

标点古籍需要精通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还要具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当然这需要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提高。针对形成标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标点古籍的主要方法有以下数项，即，一、弄清全文和上下文义;二、参考已有的标点成果;三、勤于查考相关工具书与其他资料;四、充分注意并利用文体特点。古籍标点是一项深入细致的工作，其方法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

思考题之一标点错误有哪些主要原因

古籍标点错误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八项，即，一、不明词义;二、不明专有名词;三、不明文献名称;四、不明引文;五、不明语法;六、不明文体;七、不明文意;八、文献有误，未加校勘就加标点。

这八项主要原因有各有一些具体小类，分述如下。

第一大项不明词义，具体又包含不明古汉语词汇、不明古音通假、不明典故、不明方言俗语等。

第二大项不明专有名词，不明专有名词实际上也属不明词义的范畴，由于专有名词涉及中国文化基础知识，情况比较复杂，所以专门列为一类。 具体包括有不明人名、不明地名、不明官名。所以我们在标点古籍时，还应当对古代文化、地理、官制有所了解，否则也会出现错误。

第三大项，不明文献名称。文献名称当标书名号，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判断文献名称，标点时可能会出现以下错误。具体包括系文献名称而未标书名号、非文献名称而标了书名号、两种文献名合而为一、一种文献名误分为二。

第四大项，不明引文。《标点符号用法》要求：“引号标明行文中直接引用的话。”“行文中直接引用的话一般要用引号标明，为的是和作者自己的话区别开来。”不明引文起讫导致标点错误的主要有直接引用的话未加引号、非直接引用的话加了引号、将两条引文误合在同一引号中。

第五大项，不明语法。不明古汉语语法也是古籍标点出现错误的重要原因，具体包括不明词类、不明句式、不明句子的成分和结构等。

第六大项，不明文体。标点古籍应当熟悉古代的文体，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特点，如诗词需要押韵，每句诗的字数通常有规律可循，骈体文强调行文对仗等，熟悉这些特点会有助于标点工作，不注意这些特点会造成标点错误。

第七大项，不明文意。有些古文从字面上看，并不难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文意领会错了，标点也不容易点对。

第八大项，文献本身有误，未加校正，就加标点，当然也会导致标点错误。

思考题之二我们在标点古籍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标点古籍需要精通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还要具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当然这需要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提高。针对形成标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标点古籍时应当注意下述问题。

首先要弄清全文和上下文义。标点古籍应先易后难，分析上下文意解决难点。点句遇到难通的地方，先把能点断的地方点断，读完全篇，再解决难点，理解了全文的意义，有些难点自然迎刃而解。因为区域性的问题和整体的意义相联络，前后进行比较就可以明确。

其次，要参考此前已有的标点成果。有些古籍，前人已经作过句读标点，我们当然可以用作参考。也可以参考相关材料的标点成果，还可以利用注释，因为古书中的注释往往置于需要句读处，并且对如何理解词义，怎样标点作了辨析。

其次，要勤于查考。标点古籍，遇到疑点一定要查考清楚，不能随意为之。有的问题，只要翻翻工具书就可以解决。如遇到书名、作者有怀疑，不妨查查目录;遇到引文有怀疑，不妨查查原书。

再次，要注意利用文体特点。各种文体在行文时都有一定的规律，我们在标点时应当充分利用这些规律，不应当违背这些规律。应充分注意古文中的对偶、排比句。古籍标点是一项深入细致的工作，其方法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需要注意的事项也不仅仅限于上述四个方面。

文档介绍：第一章古典文献的载体和形式

文献的载体和形式

刻铸型载体(甲骨、金石) →书写型载体(简牍、缣帛、莎草纸、羊皮纸、贝叶等) →书写兼印刷型载体(纸) →感应性载体(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

汉代,我国发明了造纸术,纸张被广泛使用,成为各类文献的理想载体,而且使用时间最长。直至目前,我国仍以纸为文献的主要载体。新近出现的感光材料和磁性材料,即胶片和磁带,是一种新型的文献载体,颇受青睐,已被广泛采用,在某些领域,大有取代纸张的趋势。

第一节载体形式

1甲骨

甲骨文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发现,当时,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因治病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中药中的“龙骨”,即甲骨上刻有古文字,他便四处搜求,其得约1500片。

不久,王懿荣去世,其甲骨为丹徒人刘鹗(铁云)收藏,刘又继续收集,共计约5000片。选出其中字迹完好的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著录甲骨文的第一籍。

1904年朴学大师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可谓我国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开始。

1907年上虞罗振玉开始收藏甲骨,并亲自前往调查,所得甲骨三万片以上。

罗振玉于1913年先后印行了《殷墟书契后编》等专著,成为研究甲骨文献的必读之书。

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殷先公先王考》,以实物为依据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王世系为信史,是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

从1928年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先后对河南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获大批甲骨文,并编印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成《殷墟文字缀合》,近年又编成《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集甲骨文之大成。

2金石

商代至秦汉时期,奴隶主贵族主要采用铜和锡的合金,铸造礼器、乐器、日用品等器物,因它呈青灰色,故称青铜器。青铜器其上常常铸上或刻有文字,简称“铭文”,又称“金文”。

青铜器中的礼器以鼎居多,乐器以钟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钟和鼎作为青铜器的别称,其铭文又习称“钟鼎文”。

石刻,比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较为容易,秦汉以来,石刻逐渐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唐代初年发现于大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南),在10个琢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君畋猎游乐生活,故又称“猎碣”。

关于石鼓的制作时代,争议颇多,或谓周宣王时所作,或谓周成王时所作。南宋郑樵因其文往往与秦器相合,定为秦刻。后世亦多从此说,公认石鼓石为秦刻石,石鼓经千余年的辗转流移,十石文字大多剥落,其中一石,字迹竟全然无存,原石今藏故宫博物院。

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一书,可资参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巡行各地,到处刻石记功。计有泰山、峄山、琅琊、支罘、东观、碣石和会嵇等刻石。字体均为小篆,相传为李斯所书。这些石刻大都湮没,现仅琅琊石刻残存

13行87字,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院。司马迁将这些石刻文字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先例。

“石经”:自东汉以来,魏、唐、后蜀、两宋和清各朝均刻有石经。其中最重要的有《熹平石经》(东汉)、《正始石经》(魏)和《开成石经》(唐)三种。

三、简牍

简牍,即竹(或木)简与木版的合称。

古代把书写的狭长竹片,称作“简”,把木版称为“牍”或“版”。版牍呈四方形,亦称“方”。把诸简编连在一起称“册”,是编连诸简的象形字。“册”通策,亦称“策”。古人常说的“简牍”、“方策”就是指写在竹片木版上的书籍。

简策的编连方法,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用牛皮编连的称“韦编”。

“晚喜《易》,读《易》书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

用丝带编连的叫“丝编”,有各种颜色

“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

——刘向《别录》

1977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先秦古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及军、政、阴阳杂占的佚篇。同年11月,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医药简版92块,完整医方30多个,另载针炙穴位,刺疗禁忌。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简版。墓主为汉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发现。阜阳汉简经整理编分为10多种古籍,因原有书名标题无一残存,今名或用传本原名,或据内容另拟。其中有《苍颉篇》、《诗经》、《周易》、《万物》、《吕氏春秋》等。

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竹简,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本子的并行本,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1155枚,计书10种:《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等。

1972年至1976年,额洛纳河流域发掘汉简近3万枚,编绳未烂,已整理出70多个较完整的薄册,这对于了解简策体制非常重要。

牍是把干木头锯为段,再锯为薄片,削平,叫版,写了字总称牍。简牍作为文献的载体,比起甲骨、金石来,具取材容易、制作书写方便的优越性,但简牍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而保存、携带、阅读都很不方便。

四、缣帛

缣帛,丝织品的总称。古代的丝织品作为文献的载体,一般称为帛书。丝织品又称素、缯、缣,故亦可称之为“素书”、“缯书”、“缣书”。还可简称为“素”和“缣帛”。

帛书的优缺点:

(优)轻柔薄软而平滑,易于书写;易于截取;方便携带等。

(缺)不易长久保存;价格昂贵。

帛书的产生大概在春秋简牍行时,已开始用丝织品写文章。

先秦文献中常有“竹帛”并提的记载,就是指竹简和帛书而言。

西汉刘向校书竹、帛兼用,到东汉官府及上层人物,则喜缣帛,厌用简策。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批西汉帛书,有《老子》、《十大经》、《战国纵横家书》,及兵书、医书、历史、哲学、历史等著述。其多而完整,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也丰富了我们对缣帛的认识。

“著于竹帛谓之书”,简册和帛书在汉代是书籍的主要形式,就是在纸张发明以后一段时间里,缣帛仍然在继续使用。直至隋、唐以后,除了画家、书法家之外,一般人便不再使用缣帛。

五、纸张

纸张,作为一种价廉易得的书写材料,是较为理想的文献载体。简牍易得而笨重,缣帛轻柔而昂贵,作为书写材料则不便于携带。

《后汉书》卷78《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

东汉和帝时,担任尚书令的宦官蔡伦发明“蔡侯纸”。这种纸造价低廉、轻薄,宜于书写,被逐渐推广开来。

中国发明的造纸方法,经过六七百年后,流传到中亚,后又传播到欧洲、美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东汉至魏晋,一直是缣帛、竹木简、纸张三者并用,贵族和上层阶级重帛轻纸观念仍然强烈。东晋永兴三年(404),桓玄皇帝下令“以纸代简”。从此,确立了纸作为唯一的文献载体的地位,结束了简帛时代。

古代名纸

宣纸

薛涛笺

谢公笺

澄心堂纸

毛边纸

连史纸

六、胶片、磁带

胶片,感光材料的总称。印刷业使用的感光材料有黑白感光片和彩色感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