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起，国务院先后三次（分别是1982年2月8日、1986年12月8日、1994年1月4日）批准并公布了9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在1982年批准并公布的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南京、苏州和扬州三座江苏城市入选，其他21座城市分别是北京、承德、大同、杭州、绍兴、泉州、景德镇、曲阜、洛阳、开封、江陵、长沙、广州、桂林、成都、遵义、昆明、大理、 、西安、延安；这24座历史文化名城堪称整个中国全部历史文化名城（镇）的代表。

从首批24座入选城市来看，历史文化名城须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如北京、南京、苏州、广州、洛阳），或者是近代革命运动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城市（如遵义、延安）；在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地面和地下，保存有大量历史文物与革命文物，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与光辉灿烂的文化。

到1994年1月，99座历史文化名城被公布后，至今未有新的城市增加，目前历史文化界有呼声要求再增加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但“99”这一数字显然是被赋予含义的。

加上后来两次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共有南京、苏州、扬州、镇江、常熟、徐州、淮安七座城市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下面这些是国务院在批准并公布时的书面文字，是最权威的入选解释。

足以为楼主所提的问题做答案：

南京，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四，为东吴、东晋、南朝、明朝等建都的历史名城，素有虎踞龙盘之称。

文物古迹很多，有石头城、南朝陵墓、石刻和明孝陵、明故宫遗址、太平天国王府、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处、中山陵等。

苏州，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五，春秋时为吴国都城，隋、唐为苏州治所，宋代为平江府。

历来是商业手工业繁盛的江南水乡城市，与杭州齐名，并称“苏杭”。

保存着许多著名的古代园林，集中了我国宋、元、明、清建造的园林艺术精华。

扬州，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六，春秋吴王夫差开始在这里筑“邗(hán)城”，隋朝开凿大运河以后，更成为南北交通的要冲，工商业发达，文化繁荣，是历史上闻名的商业城市和中外友好往来港口。

有唐城遗址、史公祠、平山堂、瘦西湖、何园、个园等文物古迹。

镇江，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十，春秋时称朱方、谷阳，秦称丹徒，三国时孙权筑京城后称京口，北宋始称镇江，为府治。

沿长江有著名的京口三山，金山有金山寺、慈寿塔、“天下第一泉”等；焦山有定慧寺和“瘗鹤铭”等著名碑刻；北固山有甘露寺及宋铸铁塔等，南朝梁武帝称之为“天下第一江山”。

市内文物古迹有元代石塔，石塔附近还保持着古街道风貌，还有清代的抗英炮台和纪念辛亥革命先烈的伯先公园，南郊风景区有招隐寺等。

常熟，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十一，商末称勾吴，西晋建海虞县，南朝梁时称常熟，自唐以后为县治所在。

古城布局独特，城内有琴川河，西北隅有虞山伸入，人称“十里青山半入城”。

现虞山上保存有明代城墙遗迹，城内街道基本保持明、清格局。

文物古迹有商代仲雍墓、春秋言子墓、南朝梁昭明太子读书台、南齐兴福寺、宋代方塔、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墓等。

虞山风景秀丽，有剑门奇石、维摩寺、辛峰亭等名胜。

徐州，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十二，尧封彭祖于此，称大彭氏国，春秋有彭城邑，战国时为宋都，项羽亦曾在此建都，三国时为徐州州治，清代为府治。

自古兵家必争，是有名的军事战略要地。

文物古迹有汉代戏马台遗址、兴化寺、大土岩、淮海战役烈士陵园，还有汉墓多处，出土有汉画象石、兵马俑、银镂玉衣等。

所辖沛县有元代摹刻刘邦“大风歌”碑。

南郊有云龙山、云龙湖风景区。

淮安，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十三，位于江苏省北部，秦汉设县，隋、唐至清历为州、郡治，元、明以来，漕运、商业发达，为运河要邑。

城池始建于晋，元、明增筑，三城联立，至今格局未变，尚保留有部分城墙遗迹。

文物古迹有周恩来同志故居、青莲岗古文化遗址、文通塔、金代铜钟、关于培祠及墓、镇淮楼、韩侯祠、勺湖园、漂母祠、吴承恩故居、梁红玉祠等。

汪士鋐尺牍

清代前期书坛崇尚董其昌书风的主要原因是，康熙帝爱好董书。科举殿试是由皇帝主考，能写一手皇帝喜欢的书体，在阅卷时的确能占有优势。康熙三十六年（1697）汪士鋐、姜宸英同中进士的那一科当属典型案例，姜宸英久困山林，以“江南布衣”闻名，屡试不中，当时已经七十高龄，擅书法，与汪士鋐齐名，时称“姜汪”。姜氏因康熙帝识其书法风格而被特擢一甲第三名（探花）。而汪士鋐举一甲第一名（状元），此科状元、探花皆当时书坛名家，学董高手，一时传为美谈，并将清初崇董书风推向极致。

包世臣还将汪士鋐书列入“佳品上”。其实汪士鋐的书法师承并非董其昌一家，学董只是受到时风左右。在题《沈凡民印谱》中汪氏自述其学书历程云：“初学《停云馆》《麻姑仙坛》《阴符经》。入都后，友人陶子师讥为木板《黄庭》，因一变学赵，得其弱；再变学褚，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阳冰《颜家庙碑》额於壁间，观玩摹拟。”作为帖派嫡系的汪氏，晚年却尚慕篆、隶，书法观念开始逐渐转向碑派，在董风弥漫的当时确属难得的新声。

再从汪士鋐的学术背景来看，这一转变并非偶然。汪氏生平著述甚富，尤勤于考古，曾著《瘗鹤铭考》。《鹤铭》刻于江苏镇江焦山西麓崖壁，其书被誉为“神仙之迹”。因以干支纪年且撰书人仅具字号，故其作者与镌刻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大要在晋唐之间，而以南朝梁说较为通行。此铭尝崩入江中，人鲜有知者。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原苏州知府陈鹏年与汪士鋐等命工起残石于江中，剔垢得铭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残缺。残石经缀合复位，于焦山定慧寺大殿左侧建亭储之。汪氏所著《瘗鹤铭考》即以鹏年所出石本为图，列诸卷首，备采昔人之论，并引张弨《瘗鹤铭辨》折衷之，搜罗汇考颇称详尽。碑派书法经典--《鹤铭》的早期研究著作竟出自一位帖派楷模之手，正说明清初书法由帖学转入碑学之过程是渐变而非剧变。

今上海图书馆举办明清名家手稿展览，出示馆藏《汪士鋐致勉斋书札》一通，内容涉及借阅《鹤铭》善本之事。其后有张廷济跋语：“陈沧洲（鹏年）太守出《鹤铭》于水，退谷（汪士鋐）同襄其事，此札盖在是时。”此札书法虽无法摆脱董氏藩篱，但却蕴藏着帖派向碑派渐变的思路，还承载着一段《鹤铭》运转佳话，可谓集数美于一札，眼福！

汪士鋐《东坡评语》轴，纸本，行书，纵91cm，横50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余谪居黄州，唐林夫以书遗予，云吾家有此六人书，子为我略评之，而次其后，林夫之书过我远矣。右东坡书唐氏六家书后，汪士鋐。

下钤“汪士鋐印”、“退谷”印2方，引首钤“秋泉”印。无鉴藏印。

汪士鋐 《节临兰亭序》立轴（1713年作）

汪士鋐 书法 立轴 水墨绢本

汪士鋐　行楷四言联

汪士鋐 行书诗 立轴

汪士鋐 行书五言诗

汪士鋐 （1658-1723），字文升，号退谷，又号秋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会元，官中允。书法与姜西溟（宸英）称姜汪。﹝姜宸英﹞得执笔法，书绝瘦硬颉颃张照，诸子莫及。曾题沈凡民印谱自谓初学停云馆麻姑仙坛、阴符经，友人讥为木板黄庭，因一变学赵得其弱，﹝赵孟頫﹞再变学褚得其瘦。﹝褚遂良﹞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阳冰颜家庙碑额于壁间，﹝李阳冰﹞观玩摹拟而岁月迟暮，精进无几。其书能大而不能小，然有奇势，纵横自放，而分间布白，无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著瘗鹤铭考、秋泉居士集、全秦艺文志。卒年六十六。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平城佛教僧众、能工巧匠齐集洛阳，开始大规模为北魏皇族开窟造像，龙门石窟逐渐取代云冈石窟而成为中心，以后历经各朝营建，龙门石窟遂成为规模宏大的石窟群。其中北魏时期开凿的有代表性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莲花洞。龙门石窟的开凿是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北魏宗室比丘慧成开凿古阳洞开始的。代表北魏后期艺术水平的石窟是莲花洞。它在雕刻手法上，已从云冈石窟的直平刀法向圆刀刀法转变，艺术风格则从前代的浑厚粗犷向优雅端严过渡。北魏造像体现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反映了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民族融合的特征。龙门石窟继承了云冈石窟的艺术风格，且不断发展和创新，使之更具有民族特点。

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华阳真逸撰写《瘗鹤铭》文，上皇山樵书，为南朝最著名的碑刻之一。刻石的时代和作者的真实姓名，历来未有定说，一般认为是华阳隐居陶弘景的书作。《瘗鹤铭》是摩崖刻石，位于焦山（今属江苏镇江）。原来刻在焦山西麓石壁上，后因遭雷击而崩落长江水中，直至清康熙始由人挖掘出来，移入焦山定慧寺壁间。《瘗鹤铭》用笔奇峭飞逸，字体厚重高古，虽为楷书，但带有行书和隶书的笔法意趣，实为刻石艺术佳品。此碑刻妍质并茂，向为历代书家所推重。黄庭坚曾赞叹说：大字无过《瘗鹤铭》。米芾、陆游等名士都在石旁题名作记，对它评价很高。

祖冲之（429～500），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祖冲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科学成就则是关于圆周率的推算。在圆周率的计算上，曹魏末年的刘徽采用割圆术计算圆周率，由此确定圆周率值为314，为后代奠定了可靠的科学基础。刘徽的方法无疑启发了祖冲之。在前人的基础上，祖冲之进一步算出更精确的圆周率数据。他计算圆周率准确到小数点后第6位，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成就，直至15世纪， 数学家卡西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F·韦达才得到更精确的结果。就分子分母不超过百位数的分数而言，密率355/113是圆周率值的最佳近似分数，因而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为了纪念他的贡献，人们把密率称为祖率。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成就还体现在他与儿子祖共同探究的关于球体积的计算方法以及《缀术》一书的著述，后者在唐代被列为重要教科书，学生需研习4年。可惜此书已失传。

顾况（727—815），唐代诗人、画家、鉴赏家。字逋翁，自号华阳真逸。苏州(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人，或说苏州海盐(今属浙江)人。

至德二载(757年)登进士第。建中二年(781年)至贞元二年(786年)，韩滉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时，曾召为幕府判官。贞元三年为李泌荐引，入朝任著作佐郎。贞元五年，李泌去世，他也于此年三、四月间贬饶州司户参军。被贬的原因据说是“傲毁朝列”(李肇《唐国史补》)，“不能慕顺，为众所排”(皇甫湜《顾况诗集序》)。在贬途经苏州时，与韦应物有诗酬唱。约于贞元十年离饶州，晚年定居茅山。贞元十六年，皇甫湜曾在扬州见到过他(《顾况诗集序》)。大历六年（771年），任永嘉监盐官，曾著有《仙游记》，描述飞云江上游李庭寻上山砍树，迷不知路，逢见祭水，内有农田、泉竹、果莱、连栋架险、300余家。

顾况的生卒年，传世的《瘗鹤铭》定为开元十三年(725年)至元和九年(814年)，但据宋代董逌、黄伯思和清人顾炎武考证，《瘗鹤铭》非顾况所作。今从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考订，顾况于757年登第后约50年，即大致在806年前后尚在人世。

顾况在《悲歌》序中说，诗乃“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信无逃于声教，岂徒文采之丽耶”？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注重教化。他曾模仿《诗经》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并效法《诗经》“小序”，取诗中首句一二字为题，标明主题。如“囝，哀闽也”，“采蜡，怨奢也”，开白居易《新乐府》“首句标其目”的先例。其中以《囝》最著名。唐代闽中官吏常取幼童作阉奴，诗中揭发闽吏这一残害人民的罪行，写得极其沉痛。

顾况七言歌行中《公子行》、《行路难三首》，揭露贵族子弟的豪侈生活，讽刺封建帝王追求长生的愚昧行为，颇有现实意义。又如《李供奉弹箜篌歌》、《刘禅奴弹琵琶歌》、《李湖州孺人弹筝歌》等，通过丰富生动的比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对音乐的描绘相当出色。这些诗想象丰富，意境奇特，色彩浓郁，是后来李贺歌行的漤觞。皇甫湜《顾况诗集序》称其“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唐末诗僧贯休有《读顾况歌行》一诗，对他的七言歌行也极为推崇。

顾况的七绝清新自然，饶有佳作。如《宿昭应》讽刺玄宗求仙。《叶上题诗从苑中流出》、《宫词》写出被禁闭深宫宫女的哀怨。《竹枝词》是学习江南民歌之作。

顾况有《文论》一篇，立论与中唐时期的一些古文家相似，可以看出当时文学思想的趋势。他为当时诗人所撰的诗序，分别记述了陶翰、刘太真、朱放、储光羲的事迹及诗文编集的情况，为后世提供了文学研究的资料。他的《戴氏广异记序》，论述了唐人志怪传奇作品如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等，说明他对当时传奇这一新体也很重视。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曾记述顾况善画。《新唐书‧艺文志》子部杂艺术类著录有顾况《画评》1卷，今佚。

有《顾逋翁诗集》4卷，辑入《唐诗百名家全集》，《华阳集》3卷，辑入《四库全书》。《全唐诗》编录其诗4卷，《全唐文》编录其文3卷。事迹见《旧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和《唐才子传》。

关于顾况，为人熟知的是他和白居易之间的一段轶闻：

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投顾况，况戏之曰：“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原上草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就在陶弘景隐居的这一段时期，写下了千古绝唱《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我读陶弘景的这首诗，是在汪曾祺写楠溪江的文章里，一读之下，立即被陶弘景这首晶莹透亮洒脱自如，仿若山岭上悠闲漂浮的白云般的文字所征服。这20个字仿佛脱口而出明白如话，又幽默隽永，绝无卑躬屈节之态，如朋友间坐对调侃，字里行间飘着仙气，显得是那么的怡然自得。从此我记住了陶弘景，记住了陶山。现在选入初中课本的《答谢中书书》也是一篇佳作：“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晖；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现在专家们都在考证，他笔下的实景到底是哪里。我却觉得他所描绘的就是温州乡间的典型景色。你看陶公笔下的景观：高山、流云、溪水、翠竹、青林……至红日隐去时，潜游在水底的鱼儿，争相跃出，一派浓重景色。永嘉、瑞安、文成、平阳，哪一个地方不是如此？哎，还考证什么啊！

陶弘景曾在我市的福泉山、寺山采药、炼丹，据说为穷苦人治病，分文不取。百姓感其恩德，称他住过的地方为“陶山”，他种的甘蔗为“陶蔗”。传说，陶弘景修道练功的地方，长年云雾缥缈，诗中又有“白云”一词，所以把张染、沙门山一带称为：“白云乡”（1956年后和另两乡合并为陶峰镇）。现在的福泉山上尚有福泉寺、炼丹岩、白云岭等古迹。

福泉山因为有了这些渊源，所以在乡人的心目中就显得特别神圣。我曾在福泉山脚下的桐浦乡中学担任过3年校长。那是一所处境窘迫的农村学校，学生大量流失，我临危赴任，压力颇大。所以每天总觉得自己有忙不完的事。3年间，我一直想找个机会，上山拜谒一下陶公，但直到卸任也未能成行，深以为憾。

今年的10月2日，是国庆假期。我终于能自己驾车奔赴福泉山了。福泉山刚刚新通了公路，路上汽车还比较少，所以开起来很顺畅，谁知开到半山腰，一辆大型拖拉机在拐弯处迎面向我冲来，差点相撞。当时，我紧踩车刹，脑里一片空白，两车相隔不到20厘米，总算是停下。陶公保佑啊！至福泉寺，个个虔诚地烧香叩拜，细看座中的陶公，容颜生动，平静地注视着众生。出寺门，头顶白云飘飘，门前翠竹漪漪，清风怡然，正是陶公笔下景致：绿水淙淙，篁竹深碧，一派幽清旖旎风光。众人皆忙着拍照，我却在心中早已酿好了数篇稿子，现抄录如下：

《登福泉山祀陶弘景》

挂冠神武遁人间，济世悬壶猿戏闲。

凶吉未卜诏令至，白云翠竹真仙颜。

《题福泉山联》

炼丹台边，翠竹、白云依旧昔人去；

盘转路上，青山、道院不改雾霭来。

白云绕翠竹，觉真人至今未远；

峡谷筑丹台，迷虹彩到此探望。

丹灶有否高千尺；

东南可期第一山。

平仄如何姑且不论了。算是表达了自己对陶公的敬仰之情。

陶弘景作为历史上著名的药物学家，在医药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对《神农本草经》的整理校订，是本草学发展史上贡献最大的早期几个人物之一。在他生活的年代，本草著作有10余家之多，无统一标准，临床运用相当不便，于是他“苞综诸经，研括烦省”，将当时十几家的本草著作分别整理成《神农本草经》及《名医别录》，加上自己的心得体会，后编成《本草经集注》七卷，该书新增药物365种，合计730种药物，成为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作为魏伯阳、葛洪之后的中国著名炼丹家，陶弘景对后世的贡献之一，是记载了硝酸钾的火焰分析法：“先时有人得一种物﹐其色理与朴硝大同小异﹐朏朏如握雪不冰。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硝，云是真消石也。”所谓的“紫青烟起”，是钾盐所特有的性质。陶弘景这一记载，是世界化学史上钾盐鉴定的最早记录。

陶弘景还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其祖、父皆有书名。《华阳隐居录》称其祖父陶隆善写行书，其父陶贞宝因袭祖艺，善藁隶书，书体以羊欣、萧思话为法。陶弘景则工草隶两体，尤擅长行书，师法锺繇、王羲之，采其气骨成自己风格。传世书迹有《屈画帖》。被宋代黄庭坚称为“大字之祖”的《瘗鹤铭》，传为陶公所书。《瘗鹤铭》刻在江苏镇江焦山崖石上，字体厚重高古，用笔奇峭飞逸，既有帖学的流畅，又有北碑的气势和开张，所以虽为楷书，却兼有隶、行两体的意趣，是书法从隶书向楷书转变的产物。所以历代对此碑的评价甚高，被誉之为碑帖交融创新的典型代表，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和书法地位。

陶弘景还著有《与梁武帝论书启》一书，是其与梁武帝论书的信札集，讨论的是锺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的优劣，文辞优美，议论深刻，为后世书家所看重。

经过五胡乱华后，中原基本已经佛化，南有梁武帝下诏合道事佛，就连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道教著名人物陶弘景躲在深山修炼，也要在道馆两旁各修青坛和佛塔一座，以表两教双修，死后更是要用佛教的袈裟入殓，陪葬器物。齐文宣帝高洋崇信佛教，于天保六年(555 年) ,齐文宣帝高洋便灭道兴佛,强迫道士 削发为僧。据《资治通鉴》记载，高洋下令境内穿黄衣的道士要么归俗为民，要么剃度为僧，并连杀四位抗拒者，自此之后，北齐境内再无道士踪迹。

陶弘景的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经历可谓复杂。虽然梁武帝对其恩遇有加，《南史》也有“山中宰相”之誉。但在南梁时期，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陶弘景作为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迫于压力出走远游。最后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前往鄮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修。正是如此才避免了如寇谦之的新天师道的下场。

后人皆将此事视作齐梁佛道交融的例证来宣讲，却从未分析陶弘景礼佛的真实原因。陶弘景此举，实非出于自愿，而是为维护茅山道众的生存不得已而为之。陶弘景有悼好友沈约诗云：“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陶弘景被迫受戒后，假借悼念沈约之实，诉说自己痛苦之心境。苏东坡所感慨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实古今皆然，博大如陶弘景者也概莫能外。陶弘景工草隶行书尤妙。对历算、地理、医药等都有一定研究。曾整理古代的《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载药物730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原书已佚，现在敦煌发现残本）其内容为历代本草书籍收载，得以流传。

据宋贾嵩《华阳隐居内传》记载，陶氏著作有三十二种，二百三十三卷之多，可惜现大多已佚失。今尚存有《真诰》、《太玄真一本际经·道性品》、《真灵位业图》、《登真隐诀》、《本草集注》、《陶隐居本草》、《药总诀》、《导引养生图》、《养性延命录》、《集金丹黄白方》、《太清诸丹集要》；以及《天文星算》、《帝代年历》、《华阳陶隐居集》等。如此看来，苏东坡所感慨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实古今皆然，博大如陶弘景者也概莫能外。 (林新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