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些古籍的记载以及民间流传的各类传说，鲁班可谓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爱迪生”。他的一生发明了很多造福后世的伟大创造，尤其是在建筑和木工领域，现代人至今都在使用的墨斗、刨子、钻子、锯子等工具，都是鲁班祖师爷的首创的。《鲁班书》在历史上也逐渐被认为是一本容易招致灾祸的妖书，被历朝历代列为禁书。但是在民间，《鲁班书》从未绝迹，总有很多的人难以按捺内心的好奇，要一窥春秋时期祖师爷鲁班留下的奥秘之术。

木工师傅现在用的曲尺又名鲁班尺，这一命名也是为了纪念这么一位大师。鲁班在那个时代发明的大量木工工具大大解放了当时的劳动人民，原本繁重、琐碎的人力劳动得到了缓解，工作效率也成倍地提升，土木工艺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由此看来，鲁班可以列为历史上的一大伟人。但是如果了解他的一生，你也许还要将他奉为一个奇人。

在一些坊间流传的异事中，每当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诞生，上天会有冥冥之中的预兆。无论是确有其事还是同代之人的杜撰和润色，历史上的名人出场，多少要带一点排场。

相传，鲁班降生的时候白鹤在家门口云集，屋内出现了一股奇香，几个月都没有散去。待鲁班长到七岁大时，已经能够无师自通地自学本领，而且学得又快又好。

鲁班生在一个工匠之家，从小看着父亲刨木头长大，继承了父亲的一双巧手，加上天赋异禀，鲁班本人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成年后的鲁班开始游历各国，拜师学艺，他很快就能融会贯通地运用这些本领，自成一派。除了发明了不少便民的劳动工具，鲁班甚至还充当军械师，帮一些国家制造兵器，用以打仗。相传云梯就是鲁班的一项伟大发明。在《墨子·公输》就有相关的记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从中我们看出，鲁班曾经为楚国效力，将他的创造天赋用于了古代的战事。

《邸报》是古代的一种官方报纸，唐宋时就已出现。现在存世最早的是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的敦煌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现藏于英国伦敦，它是最早的汉文报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之一。

在河北唐山市民间发现并重金购藏了一份于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八月初三印行的《邸报》。经查阅大量资料详细鉴赏后，笔者认为确是一份极为难得的清代《邸报》。近“央视”《鉴宝》栏目专家鉴定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古籍研究所古籍专家宋平生教授来泾县公务时，笔者特地请他对此件《邸报》作了鉴定并得到他的认可。这份罕见的道光《邸报》，为古籍版式。幅面为192×111厘米，略呈窄长方形，但无书口和鱼尾记号，亦无栏线及页码。这份道光《邸报》共18页，每半页七行，每行17个字，总计约四千多字。活字排版以黑色单面印刷。

关于《邸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著的《中国简明新闻史》一书作了如下释述：《邸报》原是一种不拘形式的手抄本，到了宋代已有雕版印制的《邸报》出现，明末则已有用活字印刷的《邸报》存在了。《邸报》的编辑由官方控制，稿件是进奏院将所要上报的内容编好、五天一次上报枢密院，经枢密院审查后称为“定本”。进奏院则以审查过的样本印行并作为标准传至各地，具有新闻性是《邸报》的重要特征，而它无报头、无定式、无期号，则与现代报纸大不相同。其内容有皇帝的起居、言行、上谕、朝旨、书诏、法令等，有官吏的任命、升迁、黜废、奖惩等，有大臣和各地方官的奏折等，也有少量偶发的社会新闻轶事等。所藏这份《邸报》，很符合上述论述，也特别具有新闻性，内容有四个部分：

1、本年度更换各省学政（管教育的官员）的上谕，指出除江西、福建、广东及奉天府不予变动外，新任命江苏、安徽等14省学政姓名。

2、是公布科考题目，分四书题和诗题。

3、是恩桂等大臣奉旨捉拿在逃库丁的奏呈。

4、是军机大臣穆彰阿会同户部奏遵旨核议通筹五口通商之后，各海关收税并解支、禁革、整顿税务的奏折。

此奏折议定了七项内容，长达15页篇幅。查阅《清代翰林传略》一书，所任命的学政的简历均可查到，而其中的湖南蔡振武、湖北王履谦、河南刘定俗、山西沈祖懋、广西李承霖等人确为该年任学政无误。《邸报》中第四部分穆彰阿奏折内容，也确实符合史料上关于《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的历史和所拟之关税对策。 2014年8月，一份清康熙三十六年 的《邸报》现身，该报跨越5个世纪，距今已有316年，比他之前收藏的雍正七年《邸报》早32年。刷新了他个人的藏品记录，也取代雍正七年《邸报》，成为百件“中国集报精品”中的第二份早期报纸，第一份早期报纸为明朝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邸报》。

据介绍，该报共5页，幅面24厘米×17厘米，品相基本完好，内容为进士题名碑录丁丑科。该报版心为粗黑口(上下均为粗黑线)，双鱼尾记号，鱼尾中间写有“题名碑录”四字，无页码。版式为左右双线，上下单线，行间有细黑线行线。

该报记录了上榜进士的姓名和家乡住址，包含丁丑科赐进士及第第一甲3名和赐进士出身第二甲40名。清朝《邸报》的编辑由官方控制，其内容包括皇帝的起居、言行、上谕等，官吏的任命、升迁等，还有大臣和各地方官的奏折，也有少量偶发的社会新闻轶事，具有一定新闻性，而它无报头、无定式、无期号，与现代报纸大不相同。

古籍修复师说他们就是古籍医生，古籍修复工作最重要的是：古籍修复师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

因为古籍修复必须要依靠自己的知识来进行判断。对需要修复的古籍的类型版本，珍罕程度，流传程度做出判断。还要判断是不是名人手稿，是不是校批本。还要破解藏印，通过藏印知道作品的作者和过去的收藏者是谁。如果古籍修复师的知识水平不够，分析不出来这些内容，那么修复方式就无法确定，修复也就无法进行。而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知识水平足够的古籍修复师，这些问题都分析好后，其实就解决了大半的古籍修复问题了。因为古籍修复是个模板化的工作，只要鉴定好，就有现成的办法来解决。最关键最难的一步就是鉴定和分析。鉴定分析错了，那一件古籍就完了，只能越修复越坏。所以修复师的知识水平最重要。

除了古籍修复师的知识水平最重要外，天气和修复用的纸张也很重要。

因为古籍修复需要用浆糊，而浆糊是非常容易变质和发霉的，所以古籍修复一般都选在艳阳天或是晴天进行修复，目的是让浆糊快速的干燥，防止浆糊变质霉变。对于古籍修复用的浆糊，一般还是采用古法制作浆糊的办法，这样修复出来的古籍才好看，用料配比是淀粉，明矾，水，1比1比1 进行配比混合。用这个浆糊才能将纸张材料和古籍完美的搭配起来。另外古籍修复的纸张也是很重要，纸张一般选取纹路和古籍一样的纸张，而且纸张的颜色要比纸张颜色更暗淡，这些才不容易看出修复的痕迹，这是利用的是对比度低边界更模糊的原理。可见古籍修复的纸张和浆糊也是精挑细选的。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的颁布，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8月3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选定57家（后增至59家）古籍收藏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古籍保护试点工作，印发了《古籍普查方案》等文件，宣布成立了由66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自9月底开始，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名录的申报工作。申报工作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文化、文博、教育、民族、宗教等系统的200余家单位及个人参加申报，截止12月中旬，申报数量总计超过5000部，古籍类型除大量的汉文古籍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金石碑拓、敦煌文献、舆图、竹木简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入选标准十分严格。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所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属以下两种情况的古籍暂不入选：一是专家审定时对版本存疑的，暂不入选；二是申报的版本残缺超过50%以上，其他收藏单位有同一版本全本的，暂不入选。11月初，文化部成立评审委员会，聘请简帛、碑帖、敦煌文献、佛经、汉文古籍、民族语文古籍、古籍保护等各学科专家，开始进行名录的初审工作。经评审委员会反复研究、审议，于12月中旬初步确定了名录的推荐名单。2008年1月7日，文化部办公厅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各省（区、市）文化厅局发函，就名录推荐名单征求意见。根据各方的反馈意见，评审委员会研究后对推荐名单作了相应调整，于1月23日至29日在《中国文化报》及中国古籍保护网上向全社会进行了为期7天的公示。根据公示意见，经评审委员会再次研究，将名录推荐名单调整确定为2392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8年3月1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种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这2392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20部、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

苏武牧羊

天汉元年(前100)拜中郎将。当时汉朝和匈奴的关系时好时坏。公元前100年，匈奴政权新单于即位，尊大汉为丈人，汉武帝为了表示友好，派遣苏武率领一百多人出使匈奴，持旄节护送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回国，顺便送给单于很丰厚的礼物，以答谢单于。

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要求背叛汉朝，臣服单于。匈奴单于派卫律向苏武游说，许以丰厚的奉禄和高官，苏武严辞拒绝了。匈奴见劝说没有用，就决定用酷刑。当时正值严冬，天上下着鹅毛大雪。

单于命人把苏武关进一个露天的大地穴，断绝提供食品和水，希望这样可以改变苏武的信念。时间一天天过去，苏武在地窖里受尽了折磨。渴了，他就吃一把雪，饿了，就嚼身上穿的羊皮袄，冷了，就缩在角里与皮袄取暖。

过了好些天，单于见濒临死亡的苏武仍然没有屈服的表示，只好把苏武放出来了。单于知道无论软的，还是硬的，劝说苏武投降都没有希望，但越发敬重苏武的气节，不忍心杀苏武，又不想让他返回自己的国家，于是决定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

临行前，单于召见苏武说：“既然你不投降，那我就让你去放羊，什么时候这些羊生了羊羔，我就让你回到你的大汉去。”与他的同伴分开后，苏武被流放到了人迹罕至的贝加尔湖边。他发现这些羊全是公羊。在这里，单凭个人的能力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

唯一与苏武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使节和一小群羊。苏武每天拿着这根使节放羊，心想总有一天能够拿着回到自己的国家。渴了，他就吃一把雪，饿了，就挖野鼠收集的野果充饥，冷了，就与羊取暖。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使节上挂着的旄牛尾装饰物都掉光了，苏武的头发和胡须也都变花白了。

扩展资料：

苏武简介：

苏武（前140年—前60年），字子卿，汉族，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代郡太守苏建之子。西汉大臣。武帝时为郎。天汉元年（前100年）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贵族多次威胁利诱，欲使其投降；后将他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扬言要公羊生子方可释放他回国。

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至始元六年（前81年），方获释回汉。苏武去世后，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彰显其节操。

-苏武牧羊 （历史典故）

-苏武 （西汉大臣）

标点在语文文字学科里基本上不会专门教。但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东西，有时候会带来大麻烦。比如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里》的这个片段（此处放影片），略过。加不加标点，人的命运就会有相当大的差别。

我们在阅读古籍的时候碰到没有标点的白文怎么办？该怎么断句是个大问题，断错了照样会误解古人的意思，并且有可能以讹传讹。那么应该怎么正确地进行标点断句呢？

标点从来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这个马融已经是个经学大师了，但这个《汉书》出来之后很多人都读不懂，不知道怎么断句。这个马融，专门跟着班固的妹妹班昭来学习怎么样读汉书。鲁迅也有一段话。

说这个标点古文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非常困难的事。

鲁国的哀公问孔子：“我听说这个夔他一只脚，这个事可信吗？”孔子说：“夔是个人，为什么一只脚呢？他和别人没有什么差异，只不过夔这个人他通晓音律。所以尧帝说有夔这样的人一个就足够了，让他做了乐正。”

正确的断句应该是夔有一，足。而不是说夔有一足。这个断句它是能够产生非常大的意思差异的。断不好，这个夔就成了残疾人士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标点古文呢？

一、识字辨意是前提

首先要识字辨意。在中华书局有这样一个本子是这样断的。

第一句话实际上是不通的。我们现在“作为”是一个词，但在古代它不是一个词。《说文》说：“作，起也。从人，从乍。”这个作就是起来站起来的意思。

《论语》里面有“舍瑟而作”，就是把这个瑟放在一边，然后站起来。

《礼记·曲礼》上这句话的正确断句应该什么呢？应该是：是故圣人作，为礼仪教人。就是圣人兴起了制作了礼这个制度，来教化人。

二、要熟悉文言语法

我们要知道这个断法，在语法上讲不讲得通。在《论语》里有句话，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断句法。

①《论语·乡党》

就是马着火了，孔子退朝之后就问伤人了没有？接着又问马。那么有人说这样断句体现了孔子的博爱精神，不仅关心人，还关心动物。

②

不，单独断句，是说有人回答了不。没有 没伤人。接着又问马。这也是体现了孔子很爱护动物。那么这两种断法行不行得通？

首先来说第一种，我们只要调查一下就会发现，没有这样的断法。这个乎，作为语气词，后面不会再跟一个否，不会再跟一个不，没有这样连用的。

第二种伤人乎，我们可以调查上古的文献，基本上后面也不会再跟这个否，从语意上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孔子他的思想是重视人，人是最重要的，是天地间最贵的。

③正确的断句结合语法，结合文意应该是：

伤人乎？不问马不关心马的事儿，只问这个人伤到了没有？

三、会利用文言虚词

例如像这个曹植的《与杨修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有这样的标点断句。

《与杨修书》

相与夫街谈巷说，这句话是不通的，因为这个夫一般是做发语词的，所以正确的断句应该是，把这个相与断在前边儿，这个夫它作为一个句子的开头，这样断：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我们看中华书局1957年版的《左传》

这个断法也是犯了类似的错误，应该把这个夫和唯善连在一起。夫唯善，故能举其类。

其实古人早就总结出来了，利用夫来断句的办法。他们总结的规律是什么呢？就像刘勰说的。

这个夫惟盖故，他们是放在句首的。乎哉矣也，他们是放在句末的。

四、要掌握行文特点

要熟悉这个文体。比如说有人把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进行了这样的断句。

好像有点楚辞的味道，但是楚辞有没有这样断句呢？是不是每句话都是兮结尾的呢？实际上不是的。楚辞的兮往往是在句中的，所以它的正确断句应该是这样的。

五、要了解古代的文化常识

比如《自治通鉴》标点本有这样一个断法。

这个郡国，每个地方都举一个孝廉，就是一个人。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

在汉代这个孝廉是分开的。

颜师古注：“孝为善事父母者，廉为清洁有廉隅者。”就是孝和廉，他是两个人。所以我们《资治通鉴》的这句话应该是断开的。

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就是每个郡国要举两个人。

六、要考虑情理通顺

《资治通鉴》描写赤壁之战，有这样一段文字，在中华书局1956年版是这样标的。

好像是说这个土崩瓦解了，士兵都把这个盔甲武器扔掉了，大家争相投水去死。我们想一想，死是每个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怎么还会争投水死呢？这个与情理不通。那么怎么断才通呢？

应该这么断，在水后面断开。

就是投到水里面，但是不会水的也很多。而且这个江流很急，那么会游泳的人，他可能在长江里面也会淹死，所以死者十余万。

这节课的内容，总结起来就是古人的离经办志的工作，就是要能把没有标点的经典文献，加上标点分开来读，把这个意思显现出来，这样的工作也是一项基本功。像章黄学派的大师黄季刚先生，就手批了很多白文经典，我们现在的这个《十三经》也是参考了黄侃先生的批注断的句。所以我们要想读懂古代文献，除了阅读其他人的标点，我们自己也应该掌握标点的基本功，同时还应该掌握基本的音韵知识。因为古代汉语说到底还是语言，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文字说到底，还是要传达古人用声音表达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将要学习的就是古代的声母表三十六字母。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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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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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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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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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据《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人们所共知的一个故事是，齐国大臣崔杼杀了国君光，太史据实记载其事：“崔杼弑其君”，他因此被崔杼杀掉了，太史的弟弟照写不误，也被杀掉了。另一个弟弟还是如此书写，崔杼终于不敢杀了。“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就是中国最早史家们的职业道德——冒死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