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纸是麻纸。

中国甘肃省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的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早期的纸，是现已发现的最早的纸。此外，新疆罗布泊和西安灞桥等地都出土过西汉的古纸。但这些纸都比较粗糙，原料是麻或丝絮。

麻纸是中国古人的重要发明。由东汉蔡伦改进，成为中国古代图书典籍的用纸之一。麻纸是一种大部分以黄麻、布头、破履为主原料生产的强韧纸张。麻纸有多种，如白麻纸、黄麻纸、麻布纹纸、桑麻纸等，但主要分白、黄两种。

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但这都是蔡伦纸出现之后的麻纸。其实，麻纸的历史非常久远。在西汉时期，用于书写的最初的麻纸已经出现。

麻纸的特点是纤维长，纸浆粗（纸表有小疙瘩）纸质坚韧，虽历经千余年亦不易变脆、变色；外观有粗细厚薄之分，又有“白麻纸”、“黄麻纸”之别；其抄纸帘纹间距二三公分、三四公分、五六公分不等；

有的横帘纹和竖帘纹相交，间距竖约一指半；背面未捣烂的黄麻、草迹、布丝清晰可辨；可作为可靠的古籍鉴定依据之一。隋唐五代时的图书（碑帖装裱）多用麻纸，宋元时已不占主要地位，明清时麻纸的使用更为稀少。麻纸后人伪造极难。

麻纸的起源

《新唐书·艺文志一》：“ 大明宫 光顺门 外， 东都 明福 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 蜀郡 麻纸五千番。” 范文澜 蔡美彪 等《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五章第二节：“ 南朝 书家写字多用麻纸，麻纸别称布纸，就是用破旧麻布制造的纸。麻纸可供二 王 （ 王羲之 、 王献之 父子）写字，精美可以想见。”

西汉就有，东汉时蔡伦加以改进，使麻纸制造得到普及。由汉至唐，麻纸一直是产量最大的纸。自宋以后，由于造纸业的发展，麻纸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别的纸类所代替。

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出土了公元前49年的西汉麻纸；

1942年，居延查科尔帖也出土了西汉有字麻纸；

1957年，西安灞桥古墓中出土了公元前140--前87年的西汉麻纸----“灞桥纸”；

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发现两张公元前52年西汉麻纸残片，称为“居延纸”。

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中颜村汉代窖藏中，出土了三张西汉时的麻纸“扶风纸”。

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两汉麻纸----“马圈湾纸”，

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41）的放马滩“纸地图”。

1990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有多张字麻纸，并被确认为武帝至昭帝(前140-前74)时物。

只是这些麻纸在制造上还比较粗糙，后来的麻纸皆宜于书写或印刷，而且经久耐用，很受人们看重。

全唐文 -- 第06部 卷五百六十六

◎　韩愈（二十）

　　◇　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

君讳洪，字龃āF湎刃瘴谑兰，九代祖猛始从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乌」与「兰」，独姓石氏，而官号大司空。后七世至行妫官至易州刺史，于君为曾祖。易州生婺州金华令讳怀一，卒葬洛阳北山。金华生君之考讳平，为太子家令，葬金华墓东；而尚书水部郎刘复为之铭。君生七年丧其母，九年而丧其父，能力学行。去黄州录事参军，则不仕，而退处东都洛上十余年，行益修，学益进，交游益附，声号闻四海。故相国郑公余庆留守东都，上言洪可付史笔。李建拜御史，崔周祯为补阙，皆举以让。宣歙池之使与浙东使交牒署君从事。河阳节度乌大夫重允间以币先走庐下，故为河阳得。佐河阳军，吏治民宽，考功奏从事考，君独于天下为第一。元和六年，诏下河南，征拜京兆昭应尉校理集贤御书。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刘氏女，故相国晏之兄孙。生男二人：八岁曰壬，四岁曰申。女子二人。顾言曰：「葬所。」七月甲申，葬万年白鹿原。既病，谓其游韩愈曰：「子以吾铭。」铭曰：

生之艰，成之又艰。若有以为，而止于斯。

　　◇　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

公讳丹，字某，姓韦氏，六世祖孝宽，仕周有功，以公开号于郧。郧公之子孙，世为大官，惟公之父政，卒雒县丞，赠虢州刺史。

公既孤，以甥孙从太师鲁公真卿学，太师爱之。举明经第，选授峡州远安令，以让其庶兄，入紫阁山，事从父熊。通五经登科，历校书郎咸阳尉，佐鼓军。自监察御史为殿中侍御史，征拜太子舍人，益有名，迁起居郎。吴少诚袭许州，拜河阳行军司马，未行，少诚。改驾部员外郎。新罗国君，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鱼往吊，立其嗣。故事，使外国者，常赐州县官十员，使以名上，以便其私，号「私觌官」。公将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国，不足于资，宜上请，安有卖官以受钱耶？」即具疏所以。上以为贤，命有司与其费。至郓州，会新罗告所当立君，还，拜容州刺史容管经略招讨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诏加太中大夫。顺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郑滑行军司马。始至襄阳，诏拜谏议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权臣，謇然有直名，遂号为才臣。

刘辟反，围梓州，诏以公为东川节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汉中，上疏言：「梓州在围间，守方尽力，不可易将。」征还，入议蜀事。刘辟去梓州，因以梓州让高崇文，拜晋慈隰等州观察防御使，自扶风县男进封武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将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张职，为国家费，不如属之河东便。」上以为忠。一岁，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以晋慈隰属河东。公既至，则计口受俸钱，委其余于官。罢八州无事之食者，以聚其财。始教人为瓦屋，取材于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于场，度其费以为估，不取赢利。凡取材瓦于官，业定而受其偿，从令者免其赋之半；逃未复者，官与为之；贫不能者畀之财，载食与浆，亲往劝之。为瓦屋万三千七百，为重屋四千七百，民无火忧，暑湿则乘其高。别命置南北市营诸军。岁旱，种不入土，募人就工，厚与之直而给其食。业成，人不病饥。为长衢，南北夹两营，东西七里，人去渫污，气益苏。复作南昌县，徙厩于高地，因其废仓大屋，马以不连。明年，筑堤捍江，长十二里，疏为斗门，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无此堤，吾尸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万二千顷。凡为民去害兴利若嗜欲。居三年，于江西八州无遗便。其大如是，其细可略也。卒有违令当者，公不果于诛，杖而遣之去。上书告公所为不法若干条，朝廷方勇于治，且以为公名才能臣，治功闻天下，不辩则受垢，诏罢官留江西待辩。使未至月余，公以疾薨。使至，辩凡卒所告事若干条，皆无丝毫实。诏笞卒百，流岭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于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与，家无剩财。自校书郎至为观察使，拥吏卒前走七州刺史，与宾客处如布衣时，自持卑一不易。

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讽之女，某官某之孙。有子曰睿年十五，明经及第，嗣其家业。后夫人兰陵萧氏，中书令华之孙，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终。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从葬万年县少陵原。将葬，其从事东平吕宗礼与其子钅痹唬骸肝夜宜得直而不华者铭传于后，固不朽矣。」罾辞朊，铭曰：

武阳受业，始于太师。以官让兄，自待不疑。勤于紫阁，取益以卑。可谓有源，卒用无疵。慊慊为人，矫矫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声之下，独处为难。辩而益明，仇者所叹。碑于墓前，维昭美故。纳铭墓中，以识公墓。

　　◇　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

毕氏出东平，历汉魏晋宋齐梁陈，士大夫不绝。入国朝，有为司卫少卿贝邢庐许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构，累官至吏部尚书，卒赠黄门监，是为景公；景公生抗，为广平太守，抗安禄山，城陷，覆其宗，赠户部尚书；尚书生摇＜移剖保疑始四岁，与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诛，为赏口贼中。宝应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财赎出之，求增不得。增长为河北从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壹戎脸ぐ玻宏养于家，教读书，明经第。宏，乙孀常始自别为毕氏。历尉临涣、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于官。初罢临涣，徐州节度张建封慕广平之节，闻君笃行能官，请相见，署诸从事，摄符离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从事有为河南尹者，闻君当来，喜谓人曰：「河南库岁入钱以千计者五六十万，须谨廉吏。今毕侯来，吾济矣！」继数尹诸署于府者无不变，而毕侯固如初。竟以其职。君睦亲善事，过客，未尝问有无。既卒，家无一钱，凡棺与墓事，皆同官与相识者事之。娶清河张氏女，生男四人：曰镐、钅丕、钅求、锐，女子三人：其长学浮屠法为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从葬偃师之土娄。铭曰：

上古爱民，为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后喜权，人自求官。退而缓者，身后人先。故广平节，而子不荷其泽。王屋谨廉，而神不福其谦。呜呼！天与人，苟无伤其穴与坟。

　　◇　试大理评事胡君墓铭

胡之氏，别于陈。明允先，河东人。世勤固，戴厥身。籍文谱，进连伦。惟明允，加武资。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阳，有施为。去平阳，民思悲。河东土，河陆原。宜兹人，肖后昆。五十七，不足年。孤儿啼，下官。母弟证，秩大夫。摭君遗，哭泣书。友韩愈，司马徒。作后铭，系序初。

　　◇　襄阳卢丞墓志铭

范阳卢行简将葬其父母，乞铭于职方员外郎韩愈，曰：「吾先世世载族姓书：吾胄于拓跋氏之宏农守；守后四代，吾祖也，为沂录事参军；五世而吾父也，为襄阳丞。始吾父自曹之南华尉历万年县尉至襄阳丞，以材任烦，能持廉名。去襄阳则署盐铁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贞元十三年，终其家，年六十七，殡河南河阴。吾母敦煌张氏也。王父衔兖之金乡令，先君殁十三年而夫人终，年七十三，从殡河阴。生子男三人：居简，金吾兵曹；行简则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军；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宝。将以今年十月，自河阴启葬汝之临汝之汝原。」吾曰：阴阳星历，近世儒莫学，独行简以其力余学，能名一世。舍而从事于人，以材称。葬其父母，乞铭以图长存。是真能子矣，可铭也。遂以铭：宏农讳怀仁，沂讳敫，襄阳讳某。今年实元和六年。

　　◇　太原府参军苗君墓志铭

君讳蕃，字陈师。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晋而邑于苗，世遂以苗命氏。其后有守上党者，惠于民，卒遂家壶关。曾大父延嗣，中书舍人；大父含液，举进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颖，扬州录事参军。君少丧父，受业母夫人，举进士第。佐江西使有劳，三年，使卒，后辟，不肯留，独护其丧葬河南。选补太原参军，假使职，狱平货滋息，吏敛手不敢为非。年四十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张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葬君于洛阳平阴之原。男三人：执规、执矩、必复。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无族亲朋友以为依也。天将以是安施耶！铭曰：

有行以为本，有文以为华。恭以事其职，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无年，吁，其奈何！

　　◇　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

昭义节度卢从史有贤佐曰孔君，讳戡，字君胜。从史为不法，君阴争，不从，则于会肆言以折之，从史羞，面颈发赤，抑首伏气，不敢出一语以对。立为君更令改章辞者，前后累数十。坐则与从史说古今君臣父子道，顺则受成福，逆辄危辱诛。曰：「公当为彼，不得为此。」从史常耸听喘汗。居五六岁，益骄，有悖语，君争，无改悔色，则悉引从事，空一府往争之。从史虽羞，退益甚。君泣语其徒曰：「吾所为止于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辞去，卧东都之城东，酒食伎乐之燕不与。当是时，天下以为贤，论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会宰相李公镇扬州，首奏起君，君犹卧不应。从史读诏曰：「是故舍我而从人耶！」即诬奏君前在军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卫尉丞，分司东都。诏始下，门下给事中吕元膺封还诏书，上使谓吕君曰：「吾岂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将浴临汝之汤泉，壬子，至其县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吊于朝，处士相吊于家。

君卒之九十六日，诏缚从史送阙下，数以违命，流于日南。遂诏赠君尚书司勋员外郎，盖用尝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从葬河南河阴之广武原。君于为义若嗜欲，勇不顾前后。于利与禄，则畏避退处如怯夫然。始举进士第，自金吾卫录事为大理评事，佐昭义军。军帅，从史自其军诸将代为帅，请君曰：「从史起此军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无分寸私。公苟留，惟公之所欲为。」君不得已留。一岁再奏，自监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从史初听用其言，得不败；后不听信，恶益闻君弃去，遂败。

祖某某官，赠某官；父某某官，赠某官。君始娶宏农杨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韦屺女：皆有妇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从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兹岁未可以凇！勾硬啡搜圆化凇＞母兄，尚书兵部员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称朝廷。将葬，以韦夫人之弟前进士楚材之状授愈曰：「请为铭。」铭曰：

允义孔君，兹惟其藏。更千万年，无敢坏伤。

　　◇　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

坻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为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诸杜，其后也。其季宽，孝廉郎中。宽后三世曼，为河东太守，葬其父洹水之阳。其后世皆从葬洹水。及正伦为太宗宰相，犹封襄阳公。太宗始诏葬京兆。襄阳公无子，以兄正藏子志静后，遂嗣襄阳公。生侨，为怀州长史，弃官，老沁水上，为富家，卒葬怀州武陟。长史生损，为左司郎中，卒赠少大理。大理生е，为郑州录事参军，思明乱，赠吏部郎中。

公讳兼，字某，郎中第三子，举进士第。司徒北平王燧战河北，掌书记，累官至监察御史。其后佐徐泗州军，遂至濠州刺史。徐泗州军乱，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绝，有功，加御史中丞，赐紫衣金鱼。入为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苏州刺史。即辞行，上书曰：「李星曳矗必且奏族臣。」上固爱其才，书奏，即除吏部郎中，遂为给事中，出为商州刺史金商防御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岁，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无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从葬怀州。

夫人常山郡君张氏，彭州刺史赠礼部侍郎{艹既}之女。生子男三人：柔立为天长主簿，词立为寿州参军，谊立为顺宗挽郎；女一人。将葬，公之母兄太学博士冀与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谋曰：「葬宜有铭，凡与吾弟游而有文者谁乎？」遂来请铭。铭曰：

大家，世有显人。承继绵绵，以及公身。始为进士，乃笃朋友。及作大官，克施克守。纂辞奋笔，涣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语指麾。禄以给求，食以会同。不畜不收，库厩虚空。事在于人，日远日忘。何以传之，刻此铭章。

　　◇　李元宾墓铭

李观字元宾，其先陇西人也。始来自江之东，年二十四举进士，三年登上第；又举博学宏词，得太子校书。又一年，年二十九，客于京师。既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礼葬之于国东门之外七里，乡曰庆义，原曰嵩原。友人韩愈书石以志之，辞曰：

已霸宾！寿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恶。生而不淑，孰谓其寿？而不朽，孰谓之夭？已霸宾！才高乎当世，而行出乎古人。已霸宾！竟何为哉，竟何为哉！

　　◇　崔评事墓志铭

君讳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元同，为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举进士，天宝之乱，隐居而终。

君既丧厥父，携扶孤老，托于大江之南。卒丧，通儒书。作五字句诗，敦行孝悌，诙谐纵谑，卓诡不羁。又善饮酒，江南人士多从之游。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江南应节度使王栖曜命于恢荨＜戎粒表授右卫胄曹参军，实参幕府事。直道正言，补益宏多。既去职，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吴郡陆长源引为防御判官，表授试大理评事。十二年，相国陇西公作藩汴州，而吴郡为军司马，陇西公以为吴郡之从则贤也，署为观察巡官，实掌军田。凿浍沟，斩茭茅，为陆田千二百顷，水田五百顷。连岁大穰，军食以饶。幕府以其功状闻，使者未复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寝疾终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陇西公赙赠有加。自始有疾，吴郡率幕府寮属，日一至其庐问焉；其既甚也，日再往问焉；其终也，往哭焉；比小敛大敛，三哭焉。于敛之二十一日，其妻与其子以君之丧旋葬于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县某乡某原。

君内仁九族，外尽宾客，于其所止，其来如归。苟亲矣，虽不肖收之如贤；苟贤矣，虽贫贱待之如贵人。是故其殁也，其吊者与其哭者，其声也必哀尽焉。妻郑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闻位不称德者有后。呜呼！君其终有后乎！铭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马驰，一日不见而。吁其悲。

　　◇　施先生墓铭

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学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买石志其墓，昌黎韩愈为之辞曰：

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太学生习《毛郑诗》《春秋左氏传》者，皆其弟子。贵游之子弟，时先生之说二经，来太学，帖帖坐诸生下，恐不卒得闻。先生，二经生丧其师，仕于学者亡其朋。故自贤士大夫，老师宿儒，新进小生，闻先生之，哭泣相吊，归衣服货财。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学者十九年。由四门助教为太学助教，由助教为博士；太学秩满当去，诸生辄拜疏乞留。或留或迁，凡十九年不离太学。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茫豪州定远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贸阝县主簿；曰友谅，太庙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后施常，事孔子以彰。雠为博士，延为太尉、太尉之孙，始为吴人。曰然曰续，亦载其迹。先生之兴，公车是召。纂序前闻，于光有曜。古圣人言，其旨密微。笺注纷罗，颠倒是非。闻先生讲论，如客得归。卑让肫肫，出言孔扬。今其矣，谁嗣为宗！县曰万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　考功员外卢君墓铭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学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阳卢君东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间，天下大夫士谓之「四夔」，其义以为道可与古之夔皋者侔，故云尔；或曰：夔尝为相，世谓「相夔」，四人者虽处而未仕，天下许以为相，故云。

大历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为浙西观察使，当是时，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尝为显官，得名声，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数，大夫莫之取，独晨衣朝服，从骑吏入下里舍请卢君。君时始任戴冠，通《诗》《书》，与其群日讲说周公孔子，以相磨砻浸灌，婆婆嬉游，未有舍所为为人意。既起从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谓君之从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从。其后为太常博士、监察御史、河南府司录、考功员外郎，年若干而终。在官举其职。夫人李姓，陇西人。君在，配君子无违德；君殁，训子女得母道甚。后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终。将合葬，其子畅命其孙立曰：「乃祖德烈靡不闻，然其详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无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为古文，业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业。汝其往请铭焉！」立于是奉其父命，奔走来告。愈谓立曰：「子来宜也，行不可一二举。且我之生也后，不与而祖接，不得详也。其大者莫若众所与，观所与众寡，兹可以审其德矣。乃祖未出而处也，天下大夫士以为与古之夔皋者侔，且可以为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讲说周公孔子，乐其道，不乐从事于俗；得所从，不择内外，奋而起：其进退不既合于义乎！铭如是，可以示于今与后也欤？」立拜手曰：「唯唯。」

君祖子舆，濮州濮阳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郓州司马；父进成，恢萋褰涣睢D腥人：畅、申、易，女三人，皆嫁为士人妻。墓在河南缑氏县梁国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　女溘勖

女洌韩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愈之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乱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败，可一扫刮绝去，不宜使烂漫。天子谓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汉南海揭阳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淠晔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于商南层峰驿，即瘗道南山下。五年，愈为京兆，始令子弟与其姆易棺衾，归女渲骨于河南之河阳韩氏墓葬之。女渌赖痹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发而归，在长庆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铭曰： 中国古籍全录

汝宗葬于是。汝安归之。惟永宁！

人物介绍

马钧，字德衡，三国时期魏国扶风（今陕西省兴平县）人，生活在东汉末年这一时期。生卒年代不详。

出身贫寒。他是中国古代的机械大师。他的不少发明创造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他在传动机械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所以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称他为“天下之名巧”。马钧从小口吃，不善言谈。但是他很喜欢思索，善于动脑，同时注重实践，勤于动手，尤其喜欢钻研机械方面的问题。马钧早年生活比较贫困，长时间住在乡间，比较关心生产工具的改革，并且作出了突出贡献。

马钧少年游乐，未认识到自己的才华。当博士时，生活贫困，于是改进绫机，并因此而出名。后来，在魏朝担任给事中，同时研制机械。他虽然一生不大得志，但刻苦钻研，设计制造出多种机械。魏明帝时，见当时织机五十条经线者有五十蹑（脚踏操纵板），六十条经线者六十蹑，便将织机一律改为十二蹑，大大提高了功效。在洛阳时，又发明了排灌水车，名叫“翻车”，它利用人力可以将水由低处提到高处。他还研究制造出指南车，改进了诸葛亮的连弩，改进了攻城用的发石车。他制造的“水转百戏”以水为动力，以机械木轮为传动装置，使木偶可以自动表演，构思十分巧妙。

生平记事

马钧，魏给事省中。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当此之时，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

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钧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於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诏钧作之，而指南车成。钧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有裴秀者，上国之士也，精通见理，闻而哂之。乃难钧，钧口屈不对。裴子自以为难得其要，言之不已。傅玄驳之。安乡侯曹羲与秀同，后服钧，告武安侯曹爽，武安侯忽之，不果试也。 人物影响 新式织绫机

绫是一种表面光洁的提花丝织品。中国是世界上生产丝织品最早的国家。可那时所以生产效率还很低。中国劳动人民才在生产实践中逐步发明了简单的织绫机。这种织绫机有一百二十个蹑（踏具），人们用脚踏蹑管理它，织一匹花绫得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后来，这种织绫机虽经多次简化。可到三国时，仍然是五十根经线的织绫机五十蹑，六十根经线的织统机六十蹑，非常笨拙。马钧看到工人在这种织绫机上操作，累得满身流汗，生产效率很低，就下决心改良这种织绫机，以减轻工人的劳动。于是，他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对旧式织绫机进行了认真研究，重新设计了一种新式织绫机。新织绫机简化了踏具，改造了桄运动机件（即开口运动机件）。原来的织绫机五十根经线的五十蹑，六十根经线的六十蹑，综控制着经线的分组、上下开合，以便梭子来回穿织；蹑是踏具。马钧统统将其改成十二蹑。经过这样一改进，新织绫机不仅更精致，更简单适用，而且生产效率也比原来的提高了四、五倍，织出的提花绫锦，花纹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端，受到了广大丝织工人的欢迎。新织绫机的诞生，是马钧一生中最早的贡献，它大大加快了中国古代丝织工业的发展速度，并为中国家庭手工业织布机奠定了基础。

指南车

指南车是一种辨别方向的工具。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创造了指南车。据中国古史上传说，4000多年前，黄帝和蚩尤作战，蚩尤为使自己的军队不被打败，便作雾气，使黄帝的军队迷失了方向。后来，黄帝制造 了

指南车

靠指南车辨别了方向，终于打败了蚩尤。又传说3000年前，远方的越裳氏（在今越南）派使臣到周朝，迷失了回去的路线，周公遂制造指南车相赠，以作为指向工具。这些故事，虽然是传说，特别是蚩尤作雾，更是一种神话，但是中国指南车的发明，实在是极为久远的事情。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张衡就曾利用纯机械的结构，创造了指南车，可惜张衡造指南车的方法失传了。

到三国时期，人们只从传说上了解到指南车，但谁也没见过指南车是啥模样。当时，在魏国作给事中官的马钧对传说中的指南车极有兴趣，决心要把它重造出来。然而，一些思想保守的人知道马钧的决心后，都持怀疑态度，不相信马钧能造出指南车。有一天，在魏明帝面前，一些官员就指南车和马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散骑常侍高堂隆说："古代据说有指南车，但文献不足，不足为凭，只不过随便说说罢了。"骁骑将军秦朗也随声附和道："古代传说不大可信，孔夫子对三代以上的事，也是不大相信的，恐怕不能有什么指南车。"马钧说；"愚见以为，指南车以往很可能是有过的，问题在于后人对它没有认真钻研，就原理方面看，造指南车还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高堂隆听后轻视地冷冷一笑。秦朗则更是摇头不已，他嘲讽马钧说："你先生名钧，字德衡，钧是器具的模型，衡能决定物品的轻重，如果轻重都没有一定的标准，就可以作模型吗？"马钧道："空口争论，又有何用？咱们试制一下，自有分晓。"随后，他们一起去见魏明帝（曹睿），明帝遂令马钧制造指南车。马钧在没有资料，没有模型的情况下，苦钻苦研，反复实验，没过多久，终于运用差动齿轮的构造原理，制成了指南车。事实胜于雄辩，马钧用实际成就，胜利地结束了这一场争论。马钧制成的指南车，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不管战车如何的翻动，车上木人的手指始终指南，引起了满朝大臣的敬佩，从此，"天下服其巧也"。这充分表现了马钧肯刻苦钻研，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

龙骨水车

在以前中国许多地区都广泛使用着一种龙骨水车。也叫翻车。它应用齿轮的

原理使其汲水，很是好用。中国应用水车有着悠久的历史。大约在东汉时期，翻车就出现了，据古籍记载，东汉末年有个叫毕岚的人曾有翻车的制造，但那时的翻车还比较粗糙，大抵应该说是中国乡村历代通用的龙骨水车的前身。直到三国时期，机械发明家马钧重新发明创造了一种新式翻车，才使得翻车广泛推广应用，从而形成了从东汉到三国翻车的正式产生。

据《后汉书·张让传》记载，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毕岚曾制造翻车，用于取河水洒路。马钧在京城洛阳任职时，城内有地，可辟为园。为了能灌溉，他制造了翻车（即龙骨水车）。清代麟庆所著的《河工器具图说》记载了翻车的构造：车身用三块板拼成矩形长槽，槽两端各架一链轮，以龙骨叶板作链条，穿过长槽；车身斜置在水边，下链轮和长槽的一部分浸入水中，在岸上的链轮为主动轮；主动轮的轴较长，两端各带拐木四根；人靠在架上，踏动拐木，驱动上链轮，叶板沿槽刮水上升，到槽端将水排出，再沿长槽上方返回水中。如此循环，连续把水送到岸上。马钧所制的翻车，轻快省力，可让儿童运转，“其巧百倍于常”，即比当时其他提水工具强好多倍，因此，受到社会上的欢迎，被广泛应用。直到20世纪，中国有些地区仍使用翻车提水。

马钧当时在魏国作一个小官，经常住在京城洛阳，当时在洛阳城里，有一大块坡地非常适合种蔬菜，老百姓很想把这块土地开辟成菜园，可惜因无法引水浇地，一直空闲着。马钧看到后，就下决心要解决灌溉上的困难。于是他又在机械上动脑筋。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他终于创造出一种翻车，把河里的水引上了土坡，实现了老百姓的多年愿望。马钧创适的这种翻车，"其巧百倍于常"，用时极其轻便，连小孩也能转动。它不但能提水，而且还能在雨涝的时候向外排水。可见进步之多，功效之高。这种翻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之一，从那时起，一直被中国乡村历代所沿用，直至实现电动机械提水以前，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水转百戏

马钧在传动机械方面的研究，造诣是很深的，成绩也是极其卓著的。"水转百戏"的研制成功，足以说明这

一点。 一次，有人进献给魏明帝一种木偶百戏，造型相当精美，可那些木偶只能摆在那里，不能动作，明帝觉得很遗憾。明帝问马钧："你能使这些木偶活动吗？"马钧肯定地回答道："能！"明帝遂命马钧加以改造。没有多久，马钧则成功地创造了"水转百戏"。他用木头制成原动轮，以水力推动，使其旋转，通过传动机构。这样，上层的所有陈设的木人都动起来了。有的击鼓，有的吹萧，有的跳舞，有的耍剑，有的骑马，有的在绳上倒立，还有百官行署，真是变化无穷。并且这些木人出入自由，动作极其复杂，巧妙程度使原来的百戏木偶无法比拟。"水转百戏"的研制成功，在中国古代木偶艺术中，应该说是非常卓越的创造。它虽然是供封建统治者玩乐的东西，但从另一方面看，马钧已能熟练掌握和巧妙利用水利和机械方面传动的原理。 军事发明

由于马钧掌握了军事原理，因而他在军事上兵器制造方面也有不少发明创造。从历史文献当中可以证明，他在兵器学方面的精深研究，足以和同时代的军事学家诸葛亮相比。

那时候，魏国和蜀国经常打仗。蜀国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出师北伐时，曾发明了一种可以把箭接连发射出去的连发射远器--连弩。它每次可发数十箭，威力很大。魏军在战场上拣到，颇感惊奇。当时已经年老的马钧看到连弩后，认为这种兵器很好，说："巧是很巧了，但还有不到的地方，如再改进一下，威力还可增加五倍。"于是，他便将连弩进行了改进，果然效果甚佳。功效可提高五倍。

汉末时官渡之战，曹操曾使用“发石车”攻击袁绍的阵地，但只能单发，效率不高。马钧担心敌方在城楼上挂起湿牛皮，就能挡住发石车抛出的石头。马钧在原来作战用的发石车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出了一种新式的攻城武器——轮转式发石车。原来的发石车，象个大天平，一头挂着一个斗，斗里装满大小石头，另一头挂着许多根绳子，作战时，兵士们一齐用力拉绳子这头，装石头那头就飞快地翘起来，这样，石头就被抛出去打击敌人。这种发石车缺点很多，每发射一次，都要花费一些时间，而且效果不大。马钧设计的新式轮转式发石车，则克服了这些缺点。它是利用一个木轮子，把石头挂在木轮上，这样，装上机械带动轮子飞快地转动，就可以把大石头接连不断地发射出去，使敌方来不及防御。马钧曾用车轮子来做试验，可以连续把几十块砖瓦射出几百步远（一步约合145米），这在当时说来，威力是相当大的。

然而，这种设计却遭到地图学家裴秀的讥笑和发难，但得到文学家傅玄的理解和支持。傅玄对安乡侯曹羲说，马先生要制造的是国家之精器、军队之要用，只要费一点木材，用两个人，就能制造，不妨试验一下，免得埋没有用的东西。曹羲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情况转告给武安侯曹爽。但曹爽未予理睬。对此，傅玄感慨地说，试验一下，本来是极易办到的事，马先生是有名的巧人，尚且不受重视，何况那些怀才的无名之辈呢？

马钧善于巧思，注重实践，对技术问题有自信心，但不擅长辞令。

马钧在手工业、农业、军事等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是三国时代最优秀的机械制造家，就是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也不多见，堪称一代机械大师，当时，有位叫傅玄的文学家曾称赞他说："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腐败没落，马钩的许多发明创造没有得到重视。他的一生，从少年到老年，一直不得志，虽然他曾作过给事中官，但他的工作仍然受到阻挠和蔑视，技巧一直未得到顺利发展的机会。尽管文学家傅玄曾几次在魏国贵族安乡侯曹义、武安侯曹爽那里推荐他，也还是没有受到重视。傅玄对此感慨颇深地说："马先生的巧，虽古时的公输般（鲁班）、墨翟，以及汉代的张衡，也比不过，但公输般和墨翟都能见用于时，张衡和马钧的一生却不能发挥其长，真是最可痛心的事。"傅玄的话道出了在封建社会里多少发明家被埋没了的事实。

马钧对中国的贡献，虽然没有被封建贵族所重视，但他的发明创造却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一千多年来，他的功绩和美名一直被劳动人民所传颂。

马钧传

原文马先生钧，字德衡，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当此之时，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

译文马钧先生，字德衡，是天下闻名的技术高超的人。他年轻时过着游乐的生活，自己不知道有技术。在这时候，他从不对人家谈到技术，又怎么谈得上有人知道他呢？

原文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此轮扁之对，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

译文他当了博士，生活贫困，就想改进织绫机，不用说什么人们就知道他技术巧妙了。旧式的织绫机，五十综（综：织绫机上经线的分组）的用五十个蹑（蹑：织绫机上的踏具），六十综的用六十个蹑，马先生认为这样的设计费力费时，于是他改进机械，全都改用十二个蹑。改进以后，可以随心所欲织出各种奇妙的花纹，织成后看上去象是天然形成的一样，又象阴阳二气反复变化无穷。这正象制造轮子的工人（轮扁：古代制造轮子的工人）回答别人的询问：那巧妙的地方是没法用言语说明的，又怎么能用言语去检验它呢？

原文先生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二子晒之曰：“先生名钧，字德衡，钧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主轻重，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于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诏先生作之，而指南车成。此一异也，又不可以言者也。从是，天下服其巧矣。

译文先生任给事中官职时，有一次，和散骑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在朝廷上争论关于指南车的事。他两个说，古代根本没有指南车，记载上的说法是虚假的。先生说：“古代是有指南车的。我们没有去想到它罢了，哪是什么遥远的事呢！”两人嘲笑他说：“先生大名是钧，大号是德衡。‘钧’是陶器的模具，‘衡’是定东西轻重的，你现在这个‘衡’定不出轻重，还想做得出模具来吗！”。先生说：“讲空话，瞎争论，还不如试一试可以见效。”于是两人把这事报告明帝，明帝下令要先生把它制作出来，后来，他就把指南车造成了。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又是没法用言语说清楚的。从此之后，天下人都佩服他的技术高明了。

原文居京师，都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溉。先生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功百倍于常。此二异也。

译文他住在京师，城里有地可以种植菜蔬，但愁的是近旁没有水可以灌溉。先生就制作了翻车，叫年轻人（童儿：年轻人）转动它，汲来的可以自行倒出流到地里，翻车里外转动，效率大大超过平常水车。这是第二件奇妙的事情。

原文其后有人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帝以问先生：“可动否？”对曰：“可动。”帝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垣、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斗鸡，变化百端。此三异也。

译文后来有人进贡一套杂技模型，只能作摆设不能活动。皇帝问先生：“你能使得它们动起来吗？”回答说：“可以活动。”皇帝说：“可以做得更巧妙些吗？”回答说：“可以更好。”于是他就接受皇命制作了。他用大木头又雕又削，做成轮子的形状，放在地上，下面设机关用水里发动。上面制作了女子奏乐舞蹈的偶像，还有木偶打鼓、吹箫、叠罗汉，还可以使木偶丢木球、掷剑、走绳索、翻筋斗，动作灵活，还有木偶坐堂审案，舂米磨面、斗鸡等各种各样的动作。这是第三件奇妙的制作。

原文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敌人于楼边悬湿牛皮，中之则堕，石不能连属而至。欲作一轮，悬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悬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悬瓴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矣。

译文先生看到诸葛亮设计的连弩，说：“这东西巧是很巧，但还不顶完善。”他说，他可以做出一种连弩，发箭的效率能增加五倍。又认为发石车效果差，如果敌人在城楼边挂起湿牛皮，发过去的石子碰上牛皮就滑落下来，发石车又不能连续发射。他想制作一种轮子，挂上几十块大石头，用机械转动轮子，轮上悬石的绳子按一定节奏断掉，石子抛射到敌人城楼，可以迅速地接连抛射。他曾经试验用个车轮挂上几十块砖头瓦块，可以抛射到几百步远的地方去。

原文有裴子者，上国之士也，精通见理，闻而哂之。乃难先生，先生口屈不能对，裴子自以为难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谓裴子曰：“子所长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马氏所长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长，击彼所短，则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难彼所长，则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者，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难之不已，其相击刺，必已远矣。心乖于内，口屈于外，此马氏之所以不对也。”

译文有位裴先生，是京师的著名人士，见识精深，听到先生的事情，就讥笑他。他去到先生那里和先生辩论，先生被他说得没法应对。裴先生自以为击中先生要害，不停地滔滔议论。傅先生对裴先生说：“您的长处是会讲话，短处是没有巧思。马先生的长处是有巧思，短处是不会讲话。用您的长处，攻他的短处，当然他不能不屈服了；但如果用你的短处，去较量他的长处，那您一定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机巧之类，是天下极微妙精深的事情，您并不理解还要不停攻击，那攻击的内容，一定离题万里了。他内心并不同意您，但嘴上又说不过，这就是马先生不再应对你的责难的原因了。

原文傅子见安乡侯，言及裴子之论，安乡侯又与裴子同。傅子曰：“圣人具体备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诚心先达，德行颜渊之伦是也。以言取之者，以变辩是非，言语宰我、子贡是也。以事取之者，着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旦圣人之明尽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试。然则试冉、季以政，试游、夏以学矣。游、夏犹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悬言物理，不可以言尽也；施之于事，言之难尽，而试之易知也。今若马氏所欲作者，国之精器、军之要用也。费十寻之木，劳二人之力，不经时而是非定。难试易验之事，而轻以言抑人异能，此犹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难尽之物，此所以多废也。马氏所作，因变而得，是则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无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试为衡石，废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见诬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

译文傅先生去见安乡侯，谈到裴先生和马先生说的一套话，安乡侯的看法和裴先生一样。傅先生说：“圣人一身之中，具有各种才能德行，他选取人才并不局限于一个方面。有的以品德方面选取，有的从口才方面选取，有的从能力方面选取。从品德方面选取的人，不听他的言论就能看出他的诚心诚意，象德行类的颜渊等人就是。从口才方面选取的，能明辨是非、有机变，言语类的宰我、子贡等人就是。从能力方面选取的，如政治上有能力的冉有、季路，文学上有能力的子游、子夏。即使圣人有理解一切的明智，但要选用人材，就一定要先加以考验。因此，他就考验了冉有、季路的政治才能，考验了子游、子夏的文学才能。对这些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如他们的人呢！为什么这样？空谈理论，有很多事情是无法讲得清楚的，如果加以实践，讲不清楚的地方，一考验就容易得到证明了。马先生所要制作的，是国家精密的器械，军事上重要的战具，化费十丈木材，用去两个人的劳力，不需多少时间，就可知道是错是对。去责难那种很容易考验出结果的事情，随便用言语去压抑别人的才能，这犹如用自己的老一套去做天下的事，用不变的方法看待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事情当然就办不好了。马先生所制作的，都是创新的东西，因此他开头的所说所为，不会马上就正确，为了他有时会有错误，就不去支持他、任用他，那末杰出的奇才就无从产生了。同时爱一个人的人们相互妒忌，同类工作的人互相诽谤，一般人都不能避免。所以君子不因为个人的私心去伤害别人的事业，一定要以实际考验来作标准。丢开实际考验这个标准不用，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块美玉为什么会被诬说是石头，卞和要抱着玉璞痛哭了。

原文于是安乡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试也。又马氏之巧名已定，此既易试之事，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后之君子，其鉴之哉！

译文安乡侯听了，就明白了，他就把这享告诉了武安侯。武安侯并不重视，也不去考验马先生的制作。马先生的特异才能已经为大众公认。这种很容易考验效果的事情，还忽略而不去考查，何况那些被埋没的人才，不出名的玉璞呢？后世的君子，要以此作为教训啊！

原文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吗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译文马先生技术的巧妙，就是古代的公输般、墨翟、王尔，近代汉朝的张衡，都不能超过他。公输般、墨翟都在当时受过重用，所以他们的技术对国家有用处。张衡虽做侍中，马先生虽做给事中，但他们的官职都不是工程一类的，技术的巧妙不能贡献给国家。用人不用他的专门才能，知道有才能又不让他去实践，这实在是可惜之至了。

原文裴子者，裴秀。安乡侯者，曹羲也。武乡侯者，曹爽也。

译文裴先生，是裴秀。安乡侯，就是曹羲。武乡侯，就是曹爽。

《马钧传》，选自裴松之注《三国志-杜夔传》的注文。傅玄（217-278），字休奕，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三国魏末到晋初时的思想家。曾撰又《傅子》一书，现已失传。《马钧传》所记述的马钧，是三国时魏国人，中国古代有名的科学家，擅长发明创造和革新机械。

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

墓葬古籍资料

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於葬礼重视的象徵。

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历的朝代比较多，这里不便细说，篇幅也不够写的，

我推荐你看一下这些墓葬结构和墓葬习俗的古籍资料，应该能让你了解更多的墓葬方面的知识

另外说明一下，此类几百册的墓葬古籍资料均出自图中右下角

非常全的墓葬考古资料目录如下：

《图说殷墟妇好墓(博古架)]》

《北朝墓壁画渊源探讨》

《唐范孟容墓发掘简报》

《唐长安醴泉坊的变迁与三彩窑址》

《唐长安醴泉坊镶嵌刻纹骨饰片的发现与研究》

《围屏石榻的源流和北魏墓葬中的祆教习俗》

《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

《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出土漆皮文字考》

《北魏破多罗氏壁画墓所见文字考述》

《试谈酒泉丁家闸5号壁画墓的时代》

《试论北朝墓室壁画的内容与布局特征》

《图说曾侯乙墓(博古架)]》

《墓志所见唐折冲府卫官》

《山东即墨出土西汉钱范》

《山西平阳古瓷窑调查》

《扶风县齐家村四号墓出土青铜器的修复》

《文化沉淀与中国文物保护的现状》

《曾侯乙墓漆箱岁星纹符和年代考》

《武威旱滩坡十九号前凉墓出土木牍考》

《汉成帝昌陵相关问题探讨》

《河南新乡李大召遗址战国两汉墓发掘简报》

《浅谈日本秋田县的田野考古工作》

《甘肃彩陶制作工艺实验与探索》

《甘肃玉门官庄魏晋墓葬发掘简报》

《甘肃玉门蚂蟥河墓群发掘简报》

《宁夏北朝隋唐墓壁画研究》

《北周天和四年造像碑》

《北齐王胜族造像碑》

《周代用鼎制度的东西差别》

《唐京兆府功曹参军庾承欢夫人李氏墓志考释》

《唐孙承嗣夫妇墓发掘简报》

《河西墓室壁画中“伏羲、女娲”和“牛首人身、鸡首人身”图像浅析》

《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_李晋栓》

《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

《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_徐光冀》

《北齐东安王娄睿墓》

《北京石景山区八角村魏晋壁画墓出土人骨的观察研究》

《幽州刺史墓考略》

《太原北齐墓壁画中的仪仗出行图像分析》

《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

《北齐东安王娄睿墓》

《南京西善桥宫山“竹林七贤”壁画墓的时代》

《略谈徐显秀墓壁画的菩萨联珠纹》

《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

《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

《中国魏晋南北朝壁画墓和日本装饰古坟的比较研究》

《袁台子壁画墓的再认识》

《酒泉丁家闸五号壁画墓现状调查》

《晋阳重大考古发现丛书——北齐徐显秀墓》

《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宴饮、出行图的类型及其演变》

《陕西靖边县统万城周边北朝仿木结构壁画墓发掘》

《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发掘》

《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发掘》

《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发掘》

《图说秦始皇陵(博古架)]》

《[遗落秋风的叹息-图说北齐高洋墓(博古架)]》

　　中国古代有“钻燧生火”和“钻木取火”的神话传说。 《管子•轻重》载：“炎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 《韩非子•五巍》：“上古之世，民食果硫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太平御览》卷七六引《拾遗记》：“遂明国有大树，名遂，屈盘万顷。后世有圣人游明之外，至于其国，见此树下。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号燧人氏。” 有学者研究指出：最早的神话是炎帝作火，到后世演化成了燧人氏钻燧取火的传说。①这个传说一起，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以致一般人只知“燧人氏钻木生火”，而不知道更早的“炎帝钻燧”了。但从中也不难看出，对于自己祖先所取得的“对自然界的第一个伟大胜利(恩格斯语)”，后世人民是永远保持愉快的缅怀的。 当然，这种已经经过后人加工、把原始时代人们集体创造的取火技术归之某一个圣人的灵感，是原始社会瓦解以后才产生的观念。 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开始，至公元前2000年，我国的远古文化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这时，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了冶铜，并且已会制造简单的铜器。随着铜镜的出现，一种新的取火方法诞生了。这种取火方法叫“阳遂”或“阳燧”，又称“金燧”。在先秦古籍中累有记载。 《周礼•秋官》：“司炬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汉郑玄注：“夫遂，阳遂也。”唐贾公彦疏：“以其日者，太阳之精，取火于日，故名阳遂。”原来这阳遂是一种铜制的凹面镜，将其对着太阳，利用阳光聚焦的原理获取火种。 《胁记•内则》在规范“子事父母”，“妇事舅姑”必须佩带的器物中，都有“左佩金燧”，“右佩木燧”的记载。这里的“木燧”是钻火用的木杆。为什么既要带“金燧”，又要带“木燧”呢唐孔颖达疏：“晴则以金燧取火于日，阴则以木燧钻火也”。原来“金燧”是晴天用的，“木燧”是阴雨天用的，二者都须备用。由此亦可见当时这种取火工具，如同现代人携带火柴、打火机一样普遍。 关于阳燧取火记述最详细、最精辟的数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他在《梦溪笔谈》中说：“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一点，大如麻菽，着物则火发。”我们的祖先发明阳燧取火，比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得利用凹面镜烧毁罗马战舰的传说要早四五百年。 人工取火

　　1995年9月，陕西省扶风县黄堆村周原遗址出土一件西周时期的阳燧，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人工取火工具实物。该阳燧为铜质，形似圆形凹面镜，直径88厘米，出土时通体生满翠绿色铜斑。鉴于文物的珍贵，不可轻易除锈和打磨抛光，同时又要证明该阳燧确存其取火功能，周原博物馆便将其翻模复制了一件和它一模一样的复制品，经过打磨抛光，置于阳光之下，果然能取阳光之火，使这件名为“阳燧”的文物得以确认。 古代取火的器物除金燧外，还有像玻璃一类的材料制成的凸透镜。这在东汉王充《论衡•乱龙篇》载有：“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三时，消炼五色石为器，乃能取火。”显然，“消炼五色石为器”是指用石英砂等原料经高温熔炼后，制成能够聚焦的凸透镜无疑。这又比金燧进了一步，较之从欧洲传人的玻璃技术又早了数百年。 晋张华的《博物志》，还记载了一则用冰取火的奇异方法：“削冰为圆，举以向日，以艾于后承真影则得火。”这说明古人对凸透镜的原理已有了深刻的理解和熟练的运用。

西汉初年，政治稳定，思想文化十分活跃，对传播工具的需求旺盛，纸作为新的书写材料应运而生。许慎著的“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100年。许慎认为纸是丝絮在水中经打击而留在床席上的薄片。这种薄片可能是最原始的“纸”，有人把这种“纸”称为“赫蹄”。这可能是纸发明的一个前奏，关于这种“纸”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汉书·赵皇后传”中记录了成帝妃曹伟能生皇子，遭皇后赵飞燕姐妹的迫害，她们送给曹伟能的毒药就是用“赫蹄”纸包裹，“纸”上写：“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知之！”。由此推测纸可能与丝有一定关系。

远古以来，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懂得养蚕、缫丝。秦汉之际以次茧作丝绵的手工业十分普及，韩信在未发迹之前“乞食漂母”的漂母，大概就是以此为生的。这种处理次茧的方法称为漂絮法，操作时的基本要点包括，反复捶打，以捣碎蚕衣。这一技术后来发展成为造纸中的打浆。此外，借助竹器沥干丝缕也是此法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造纸中抄纸的原型。我国古代常用石灰水或草木灰水为丝麻脱胶，这种技术也给造纸中为植物纤维脱胶以启示。纸张就是借助这些技术发展起来的。

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来看，造纸术的发明不晚于西汉初年。最早出土的西汉古纸是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古烽燧亭中发现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49年。1958年5月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出土的古纸经过科学分析鉴定，为西汉麻纸，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18年。1973年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发现了不晚于公元前52年的两块麻纸；

1973年在甘肃金关出土，为西汉麻纸，暗**，质地较粗糙。

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延村出土了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49年）的三张麻纸；1979年在甘肃敦煌县马圈湾西汉烽燧遗址出土了五件八片西汉麻纸。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文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的纸质地图残片，表明了当时的纸可供写绘之用。从上述西汉出土的纸的质量来看，西汉初年的造纸技术已基本成熟。

历史上关于汉代的造纸技术的文献资料很少，因此难以了解其完整、详细的工艺流程。后人虽有推测，也只能作为参考之用。造纸技术环节众多，因此必然有一个发展和演进的过程，绝非一人之功。它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蔡伦改进造纸技术

关于造纸术的起源，过去多沿用历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蔡伦传》中的说法，认为纸是东汉时代宦官蔡伦于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发明的。其实古籍中的已有记载，在蔡伦‘发明’纸之前，已经有人使用纸张。“后汉书·贾逵传”提到，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命贾逵选择成绩优秀的太学生二千人，奖给“简、纸、经传各一通”。这说明当时已用纸抄写书籍，这个时间早于蔡伦造纸近30年。“东观汉记” 中只记有“蔡伦典尚方作只纸” “东观汉记”的作者刘珍、延笃等人，都是蔡伦同时代的人，如果蔡伦发明了纸他们是不会不记载的。20世纪以来由于西汉古纸的发现，蔡伦发明纸的说法开始动摇，继而被否定。蔡伦虽然不是纸的发明者，但他仍然是一位造纸技术的革新和推广者。

蔡伦，字敬仲，东汉桂阳（今湖南耒阳）人，东汉明帝十八年（公元75年）入宫当宦官，章帝建初年间为小黄门。和帝即位提升为中常侍，永元九年（公元97年）兼少府尚方令。尚方是皇家的手工场，专门监督制造各种御用器物。那时，造纸术虽然已经发明，纸张可能只在民间流传。由于质量问题，纸张也难登大雅之堂，不少文人雅士并不看好纸张。蔡伦看到了纸张取代简帛的前景，利用尚方的有利条件，改革造纸技术，制造了一批质地精良的纸。

蔡伦认真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他认为扩大造纸原料的来源，改进造纸技术，提高纸张质量，就可以使纸张为大家接受。蔡伦首先使用树皮造纸，树皮是比麻类丰富得多的原料，这可以使纸的产量大幅度的提高。树皮中所含的木素、果胶、蛋白质远比麻类高，因此树皮的脱胶、制浆要比麻类难度大。这就促使蔡伦改进造纸的技术。西汉时利用石灰水制浆，东汉时改用草木灰水制浆，草木灰水有较大的碱性，有利于提高纸浆的质量。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把他在尚方制造出来的一批优质纸张献给汉和帝刘肇，汉和帝很称赞他的才能，马上通令天下采用。这样，蔡伦的造纸方法很快传遍各地。公元114年蔡伦被封为“龙亭侯”，民间便把他制作的那种纸称为“蔡侯纸”。汉安帝时，宦官和外戚轮流执政，相互倾轧。蔡伦难于应付这种政治斗争，于公元121年服毒自杀。

“汉代造纸工艺流程图”形象地再现了两汉时期的造纸术，将麻头、破布等原料经水浸、切碎、洗涤、蒸煮、漂洗、舂捣、加水配成悬浮的浆液、捞取纸浆、干燥后即成为纸张。

蔡伦献纸之后，造纸技术和纸张广为流传。东汉末年，东莱人左伯也是一位造纸能手。他造的纸，比蔡侯纸更为白洁细腻。赵歧著的《三辅决录》中，提到左伯的纸、张艺的笔、韦诞的墨，说它们都是名贵的书写工具。笔、墨和纸并列，说明纸已是当时常用的书写材料。纸成为竹简、木牍、缣帛的有力竞争者，到了三、四世纪就基本上取代了简帛，成为唯一的书写材料，这就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东晋末年，豪门桓玄把持朝政。公元404年，废晋安帝，并下令以纸代简。简牍文书从此基本绝迹。纸不仅在民间流通，而且成为官方文件的载体。

造纸技术的发展

造纸原料的多样性是造纸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汉时期的纸大都以麻为原料，东汉也以麻纸为主，到蔡伦时代，又利用树皮（主要是楮皮）造纸。此后，各种树皮纸纷纷问世。魏晋时期发明了桑皮纸、藤皮纸。唐代又出现了利用某些香树的树皮造的纸，称为香皮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用竹子造纸，唐中叶出现了竹纸。竹纸的发明使造纸的原料大大丰富了。竹料制浆难度较大，必须改进制浆方法，提高制浆效率，我国劳动人民在唐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竹浆造纸可以说是现代木浆造纸的先驱。

以青檀皮为原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