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有20万部,古典知识如何完整传承下去?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4浏览:2收藏

中国古籍有20万部,古典知识如何完整传承下去?,第1张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古老的文明也慢慢被大家淡忘,使得我们的文明和历史被遗忘,不过也理解,毕竟记录我们文明和历史的古籍数量太多了,高达20万部,也正是因为它的体量大,所以在我们使用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不便,当大家需要阅读的时候也是没有统一的途径,所以自然使得古典知识的传承受到了威胁,那么对于这些知识文明我们到底该如何进行传承呢?个人觉得可以讲这些知识点进行数字化、电子化,并建立对应的古典知识库,这样大家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平台,就可以对这些知识进行阅读以及使用了,不但很好的保存了这些内容,也更加有利于传承。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它的便捷性,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需求,这样他的价值才能最大化,下面大家一起来简单的了解下,网络所带来的改变。

首先是生活更加便捷,现在因为网络化的普及,网路上有了很多便民门户网站,很多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办理,比如购物、比如观影、比如娱乐、比如办理相关事件,只需简单的一个电脑或者是一个手机,我们就能足不出户轻松搞定了,非常的方便、快捷。

其次是可以更好地分享,网络的另一功能就是全方位的传播,通过网络,可以把很多新闻很多内容进行快速的分享和传播,这样就能让更多的人,更快速的吸收和了解对应的内容,影响非常的大,范围也是非常的广。

当然凡事都是有利和有弊的,自然网络也不例外,关键还是需要看我们如何正确的对待,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正确利用网络。

内容很广泛,主要包括解释词义、注明音读、疏通文意、阐明思想、分析句读、讲解语法、说明修辞手段、诠释典故、校正文字、考证人名、地名等,例如:

解释词义例

《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毛传:“静,贞静也。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

《左传·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杜预注“绳,誉也。”

注明音读例

《诗经·周南·关雎》:“君子好逑”。《经典释文》:“逑,音求。”又如《诗经·召南·何彼 矣》:“何彼 矣,唐棣之华。”《经典释文》:“棣,徒帝反。《字林》‘大内反’。华如字。”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四部”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

  如最著名的《四库全书》的收录书籍如下:

  四库全书的内容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分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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