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 大家都说的是白话！

     可为什么古籍中的语言都是文言文呢？这是因为，古代其实有两套语言，说话用白话，写文章都用文言文。用专业术语来说，这个现象叫做“言文分离”。

为什么使用文言文写作？

说话和写作还要分两套语言？这样不是太麻烦了吗？为何不直接统一用白话，或者统一用文言文？其实这也是有考究的。

首先，古时候为什么会出现文言文？

其实文言文就是白话文的一种精简用语，为的就是节约书写成本。你想想看，先秦时期还没有纸，记录文字的工具是用竹简，更早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用刀刻竹简，往上追溯还有用纺织物、石碑和青铜器来记录文字 这样一来，记录成本太高了。为了用最精简的文字表达最多的意思，于是就出现了文言文。（这有点类似于早前的电报。）

刘知几在史书编纂之法《史通》里说：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据说，先秦时期，还是言文合一的，那时人们说的也是文言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 方便交流，人们在交流中逐渐将言语简化，到了汉代，普通人读文言文一般都要经过注疏才能看懂。而此时仅距离秦代才仅仅百年。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将文言文的书写方式改成白话文呢？这就体现古人的智慧了！

古人之所以持续沿用文言文的书写方式，是因为古人发现，白话的口语变化真的好快啊！而且不同地区的口语差别太大了！可谓“三里不同音，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如果当时用白话写下文章，可能过个几十年后人就看不懂了，甚至换个地方就读不懂了。

有什么办法能够规避地域和文化代沟，实现人类的跨时空交流呢？

当然是定下一套固定不变，贯通古今的语言，专门用来写作！这样一来，后世子孙只需要加以学习，就能够畅读祖先的文章，通晓其意，实现跨越千年的沟通！

这套语言，便是文言文。

所以，即便2000年过去了，我们依旧能读懂《史记》，能有幸领略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

1 古代人说话说的是文言文吗

古人和我们说话完全不一样，古人要是复活我们肯定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现在的南方方言更接近古代口语，保留了一小部分古音方法，所以南方方言很难听懂，比如吴语、粤语。当然古代也有方言之分的。

古代也有官话，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的一种共通语，是做官的人便于行政交流必须学习的语言，所以叫官话，一般百姓如果活动范围广也要使用官话，便于交流。当然官话我们也听不懂。

具体到书面语，你所说的文言文是古代统一的书面语，是古代读书人统一使用的书面文字，你说的史官有可能是说民间很多人不会读书写字，有文化的人根据他们口语的意思记录下来。提醒一下，古代史官写史不是民间采集，只是从古籍中选材料，你说的从事民间语言采集的人可能是诗官，就是统治者派往民间收集民间诗歌的官员，《诗经》就是靠这些诗官做成的，他们写下的基本还是民间的本色语言，但不排除做了文学加工的可能。

总之，简单的说，官话写下来就是文言文。古代也有不用官话写的作品，比如《海上花列传》是用吴语写成。

2 古时候的人说的话是文言文还是普通话

方言自古有之，古人说的话首先是自己的方言，不同方言间的人使用官话（古代通用语，就像今天普通话作为通用语一样）。方言不断在变，官话也不断在变。文言文作为古人说的话的书面语，虽然比较稳定，但是跟口语相差到一定距离后也会逐渐改变的。

所以，古人说的话，只能说是古代的方言，而在与不同地方的人交流时用古代的普通话！所以是哪的人当然就讲哪的话了！如果是当官的或是有身份的人，很多讲官话的，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了。不过官话也不只一种，也是分地域的。

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成都话、西安话、扬州话为代表。华北官话、西北官话分别通行于中国北方的东部和西部，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分别通行于中国南方除吴、赣、湘、粤、闽、客家等方言区以外广大地区的西部和东部。 官话内部一致性比较大，除了南方地区的部分官话之外，大部分地区都能够彼此通话。

“官话”最早是对官方标准话的称呼，汉语官方标准语早期称为雅言、雅音、通语、正音，明清称为官话，清代又开始称为国语，1956年改称普通话；而官话一词演变为“官话方言”的含义。

3 古代人日常说话是说文言文吗

古代人日常说话不是说“文言文”。

在“文言文”这个词组中，“文言”是定语，“文”是中心词。这就决定了它是“文”而不是“语”。

所谓文言文，就是指用文言语体写成的文章。同理，白话文是以宋元时期口语为基础形成的白话书面语体写成的文章，它们都不是口语，不能用于人们日常说话。

从文言产生发展过程看，先秦时期人们的口头说话更接近文言，因为文言是以那时的口语为基础的。由于那时的书写材料极其落后，乃至于文字多是刻出来的，所以，汉字一经被用作“文”，就力求精炼，如甲骨文，甚至几个字就可以表达一件事情，文字语言这就开始与口语相区别了。

不过，因文字语言来自当时的社会口语，只要识字，都容易读懂。反过来说，那时的人日常说话与文言接近。

由于社会口语发展变化是每时每刻渐进的，人们日常说话都是以本人所处的时代、地域相关，并不需要用文言来规范。所以，各个时期的“古代人”都说的是自己那个时期、那个地方的话。

既然文言与口语如此相脱离，那为什么人们还要去学习研究文言？除了“继承传统文化必须读懂文言文”这个基本道理外，更重要的是，文言实际上是沟通古今e68a84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31333339666161的语言桥梁。如果将英语说成是当今“横向交流”的工具，那文言也就是古、今、后人“纵向交流”的“公语”。

中国古代有所谓“二十四史”，都是文言文，今天的人掌握了文言，就能学习历史。严格说来，清朝以后没有修史。

如果修史的话，用现代文行不行？恐怕若干年以后的后人看不懂了。

4 古代人说话聊天都是说文言文吗

古人说的是文言文，还记得史记上的记的陈胜说的那句话吗？“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里是引用陈胜做平民时的原话。越是古老的时候平民说的话越是难懂，《木兰辞》是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三国》和《水浒》就是明时的白话文，就跟现在的语言差不多了。

其实，现在所说的文言文，是远古时期人们说话，成文当然与口语稍有不同，但差别应该不大。后来，在文章中沿用下来，而口语变化较大。到唐宋时代，文言与白话的差别就比较大了。后来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就用了当时的白话。白话文的普遍使用是在近现代。

其实现在还有一此地方方言中残留古人说话的影子，以厦门话为例，“吃了没有？”，厦门话只说“食未？”。“有没有？”只需说“有无？”如果问得详细些：“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厦门话则说“到底有抑无？”

5 古代人说话聊天都是说文言文吗

古人说的是文言文，还记得史记上的记的陈胜说的那句话吗？“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里是引用陈胜做平民时的原话。

越是古老的时候平民说的话越是难懂，《木兰辞》是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三国》和《水浒》就是明时的白话文，就跟现在的语言差不多了。其实，现在所说的文言文，是远古时期人们说话，成文当然与口语稍有不同，但差别应该不大。

后来，在文章中沿用下来，而口语变化较大。到唐宋时代，文言与白话的差别就比较大了。

后来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就用了当时的白话。白话文的普遍使用是在近现代。

其实现在还有一此地方方言中残留古人说话的影子，以厦门话为例，“吃了没有？”，厦门话只说“食未？”。“有没有？”只需说“有无？”如果问得详细些：“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厦门话则说“到底有抑无？”。

如果穿越可以选择，我也推荐你穿越到清朝去，安心做个争风吃醋的格格就行。若你贪图大唐的富贵，心血来潮的穿越到大唐想体验一把《太平公主秘史》现实版，估计你一张口就会被来俊臣扔到大牢里去----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假若此时的你会说闽南语，也曾熟读唐代变文小说，倒也能磕磕绊绊的与唐人交流几句。要不然，来俊臣请你入瓮的时候你还以为他要给你烤红薯呢。如果你野心更大，受到《寻秦记》、《神话》的鼓动而信心爆棚，想穿越到先秦时期去一统中原，除非你把诸子百家的古文背个滚瓜烂熟兼在上古音韵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否则你没救了。想抢到吕不韦前头去搞定嬴异人？先解决语言问题吧。 不解决语言问题，项少龙是没有机会耀武扬威的 通过以上几个不切实际的假设，就是想告诉大家，古人在日常交流时所用的汉语并非今日之汉语，去今愈远则差距愈大，下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问题来讨论一下古人的口语----古汉语。 (一) 我们是否经历过一个以“文言”为口语的时代？ 是的，虽然这让人感到难以置信，总感觉拿这种文绉绉的语言进行交流很别扭，明明一句“吃了吗”却要换成不伦不类的“饭否”？但这是事实。或许在我们的印象里，文言只是作为古人的书面用语而存在的。但任何书面语都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言并不是古人为了写文章而凭空创造出的一种语言，文言文是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一般认为上古的时候，口语与书面语十分接近。《诗》、《论语》等与上古的口语较为接近。秦汉以后，书面语与口语逐渐脱离。上古书面语定型以后，各代一直使用这种语言书写，严格来说，用于书面语的文言文可分三种，一种是模仿上古汉语书面文献的书面语(主要以先秦诸子百家的作品为主)，如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即古文运动的作品；另一种是基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口语基础上所形成的书面语，如《史记》、《世说新语》等等。第三种则是现代白话的源头，如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等。从上面可以看出，第一种文言文对我们来说是最难懂的，第二种相比第一种要易于理解一些，比如《世说新语》，有点古文底子的基本就可以看懂，至于第三种的变文和话本就更通俗易懂了。而前两种文言文最终演化成了我国古代书面用语的主要组成部分，逐渐与日常口语脱离。在这一点上，在西方也曾有一种类似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境遇与我们的文言文几乎如出一辙，其初期不过是一个地方的方言口语，后来成为了近乎整个欧洲的书面用语，没错，她就是拉丁语，她在早期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日常交流用口语，也是书面用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罗马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即使欧洲各国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口语，但拉丁语依然作为欧洲的书面用语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至今仍是梵蒂冈的官方语言。她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与研究我国历史文献必须掌握文言文一样，若想研读古代欧洲尤其是文艺复兴前的欧洲文史作品，不掌握拉丁语是不行的。 因此，结合古今中外的例子，可以推断出，在上古的商、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人们所用的口语与现在的文言相差不大（当然发音上差距很大，这个后面再讲）。自秦汉以后，由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迁徙等原因，书面语与口语逐渐脱离。 （二）古代有类似今天”普通话”性质的通用语吗？ 有，而且是必须有，不然不利于统治。 古代的“普通话”，早期称雅言、雅音、通语、正音，明清时期称为官话，清末时期又称国语。 古时交通不便，不同的地域之间极易形成相对独立的方言，而地区间的交流远没有现今这么频繁，这样就给交流造成了困难，比如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和楚国人若是各说方言的话几乎无法进行交流。所以我国古人非常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就出现了“雅言”。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据史书记载，周灭商后，定都丰镐（今西安西北），就地采用国都地区的方言作为当时的全国雅言（这也是后来大多数王朝的通用做法）。《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而至于我在文首谈到的孔子，他在鲁国讲学，其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他所用的也正是雅言，《论语述而》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所以，在这我要向那位为河南方言鸣不平的同学说明这一点，其勇虽可贾，但孔子他老人家绝不是用河南方言进行讲学的（你能想象孔子用河南话讲授《论语》时的样子吗？），老子过函谷关向关尹喜传授《道德经》的时候用的也是雅言而不是河南话。当然，陕西的同学也不用沾沾自喜，丰镐故址虽然离西安不远，但现在的陕西方言和雅言是两个概念，原因前文已经说过，先秦时期的口语和文言并无二致，而且发音也与现代汉语不同。况且其后东周移都洛邑，雅言标准音亦变为洛邑音。 从未说过河南话的孔先生表示很无辜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历代正统汉族王朝，都不遗余力的推广雅言。自唐开始，国都开始移向河洛一代，雅言在唐宋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达到了一字一音，唐诗宋词作品大量涌现，各周边国家皆争相学习中原雅言。以河洛地区方言为标准的中原雅言的历史达一千五百多年。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汉人的语言变成汉蒙混合语。称为“汉儿语音”。由于蒙古人对汉族文化不感兴趣，强行推行蒙语直译文体的政策，使汉人的口语也发生了变化，其口语词汇和语法结构带有明显的汉蒙混合语色彩。口语词汇方面，常常采用俗词意译外族语的词来代替汉语中的固有词，如“肚皮”表示“贿赂”，“先生”代替“道士”，“根脚”表示“官员出身”等等。口语语法，也因混有蒙古语语法而变得乱七八糟，似胡而非胡、似汉又非汉。例如直接套用蒙古语语法，句末常用“有”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或用作系词“是”，如“这店里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有么？”。 明朝灭元定都南京，鉴于唐宋音韵在长江以北多失正，遂以由六朝金陵雅音演化而来的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参考中原雅音，确立标准国语。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南京移民之北京四十万人超过了北京人口，南京音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北京官话也逐渐产生，作为国语正音的官话又再次分为南北两支，北方官话的通行范围较小，地位低，仍以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 满清入主中原初期，由于满人占绝对少数，非常担心满人被汉化，一度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设立学校推广满语。但满语有其局限性，她是种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汇量更是少。在北京城内许多满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都无法准确表达。因此，学讲汉语成了满人的唯一选择，要我是为了统治中国的需要，由此，现代意义上的北京官话开始形成。 （三）古汉语的发音与现代汉语的异同 按时间进行划分，可将古汉语分为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 上古汉语语指的是商朝至汉朝时期的汉语。因为汉语并非拼音文字，无法像其他语言一样从拼写方法上来推断古音，在古代，除了少数语言学者之外，普通人往往不知道一个语言的语言会发生变化，在阅读先秦古籍时（如《诗经》、《离骚》），发现一些不和谐的音韵，为求和谐而将这些不谐音的字临时改念，这种做法称作叶音（xie yin）。 学者顾炎武研究认为《诗经》中的每个字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因先秦时期汉语字音是有着不同于现时发音的语音系统，导致用今音念《诗》会出现韵脚不谐音的情况，但若用先秦的语音系统来读则韵脚自然谐和，就没有“叶音”的必要了。清代学者段玉裁在研究先秦古籍时又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谐音字的偏旁与《诗》中的韵脚相吻。他提出了“同声必同部”的理论，为上古音韵学的研究迈出了第一步。 按照段“同声必同部”的理论，凡《诗》中用作谐音字的偏旁相同，则必定在先秦音系中属同一韵部，例如“瓜”字在《诗》中与“壶”、“苴”、“樗”、“夫”四字押韵，今音 guā 显然不与 hú、jū、chū、fū四音押韵，但在先秦音系中则和谐。且《诗》中偏旁为“瓜”字的“孤”、“弧”、“狐”等字也同时与“瓜”、“壶”、“苴”、“樗”、“夫”拥有相同的韵部。 补充一下我国古代的汉字注音方法，汉子虽然不是拼音文字，但在东汉末年，当时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字理的启示，创反切法来注字音。例如：空，克宫切。意思是用“克”字的声母K去切“宫”的韵母ong，拼出来就是kong。（不得不说古人还是蛮聪明的） 一般认为，上古没有唇齿音，即上古没有“非敷奉微”这组四个轻唇声母。也没有卷舌音，即“知澈澄娘”这组四个卷舌声母。 中古汉语：一般将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的汉语称为中古汉语。 中古汉语的研究材料较为丰富，有隋唐的韵书（《切韵》、《广韵》）等，更有大量的诗人用韵情况，比如那句耳熟能详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由此诗句即可推知“斜”字在唐时发音为xia。 目前南方方言与中古汉语的关系：由于我国北方战乱较多，尤其中原地区，极易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而这种现象在“五胡乱华”、“永嘉之乱”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更是长期受异族统治，唐末的战乱也是民众苦不堪言，因此，古中原人开始大规模南迁，中原雅音系统逐步南移至江西、湖南。随后迁移到韶关、珠江流域，南宋末年迁移到两广地区。 目前，在普通话和北方各大方言中、长江流域以北地区，只保留了很少一部分雅言的音韵特征，而南方方言中的粤语、闽南语、客家话则较多的承载了唐宋雅言的音韵特征。而粤语更是有古汉语“活化石”之称。许多唐诗宋词用粤语来读要更有韵味。所以说，文首谈到的那位为河南话鸣不平的同学，其关于李白、杜甫等人使用河南话交流的观点也是不对的，至少他们那时的河南话和现在的河南话不是一个概念，那时的河南话更接近现在的粤语。而历史久远的吴语也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古汉语的音韵特征，比如“远上寒山石径斜”那个例子，用苏州话读就不存在谐音问题。吴语保留了古汉语全浊声母，而这些音在大多数中国方言已经不存在。而且吴语也对日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你通晓吴语或闽语，那在学日语的时候可以省不少事。 李白和近期很忙的杜甫也表示，他们俩之间从来没用河南话交流过。 我们同样也可以利用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来反推古音，这些语言从汉语中“借用”了大量的汉字读音。《广韵》里记载的“于”和“余”，“英”和“应”，“益”和“亿”，都有着不同的发音。今天，这些差别在几乎所有的汉语方言中都已消失，却依然保留在越南语中。通过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方法，可以了解到古时汉语的读音。 古汉语同样受到了外来语“借词”的影响，唐代之前译“印度”作“身毒”或“天竺”，我们就可以据此了解到当时竺、毒二字读音接近。同样，“佛”（buddha）最初译为“浮屠”和“浮图”，稍后译为“佛图”和“佛陀”，可知汉时的“屠”和“图”念da，入唐后不再念da，而改用另一个当时念da的“陀”字。 近古汉语：一般指元明清时期的汉语，此时汉语的语音相比中古汉语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语音系统的格局，重要的音变有全浊音和入声的消失。在近古汉语所处的历史时期，很多方言已经和通用语平行发展，已有了现代方言的雏形。 （文章内容来自：优米网）相关问题:古人是怎么交流的与人交流怎样能找到话说呢？古人说的话是不是一定对的

古代和现代对话是《古籍里的中国》。

《典籍里的中国》作为总台重点文化类创新节目，聚焦中华优秀文化典籍，从中甄选最值得讲述的优秀传统文化作品

以“文化节目+戏剧+影视化”的方式，讲述典籍的成书

核心思想以及流转中的闪亮故事，让书写在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展现典籍里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

学会文言文就能无障碍的阅读古籍了吗？这个问题因人而异。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都是文言文写作的。我们阅读这些宝贵的古籍，肯定是需要文言文功底的。但是光是学会了文言文，阅读古籍还是有困难的。因为古籍距离我们年代久远，又因为古人在引用，转述别人的观点的时候往往比较随意，并不是依据原文内容来引用的。这与我们现在的学术论文引用有天壤之别。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仅仅认为学会了文言文就能阅读古籍。文言文的精髓在于他的一些特殊句式，重点实词的多种意思。掌握了特殊句式，积累了足够的词义才算是基本掌握了文言文。

要想学会文言文之后无障碍阅读古籍，还需要在基本掌握文言基础知识外，仍然需要借助前人的注释。比如《孟子》一书对《诗经》的引用。孟子在《孟子》中引用《诗经》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忽略了《诗经》原来的意思。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现代的阅读习惯，那就是每段话都很懂，但是不知道在表达什么？这需要历代专家学者的解读，比如对于《孟子》我们可以阅读东汉赵歧的《孟子》注，还有南宋朱熹的《孟子章句》，以及近代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而对于其他古籍也是如此。

一些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类文化现象很繁琐，学无止境，我们需要大量的积累。所以即使懂了文言文，也不一定能看懂古籍。如何能看懂这些古籍呢？我们就需要翻阅前人的注解。在前人了解的基础上，多方考证，最终会得到满意的答案。（来自网络，版权属原作者所有）

所谓句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断句。古人刻书，往往不施句读，能正确的识文断句，是阅读古籍必备的基本功。此事看似浅易，实则颇难，否则一旦句读不准，便会直接带来误读。古书一般没有句读（至宋代少数木刻本才有句读）。读书的人往往边读边断，直到对文章能完全理解，所以古人很重视句读的训练。《礼记学记》有“一年视离经辩志”的说法。郑玄注：”离经，断句读也。”也就是给古书断句。可见断句是古代启蒙教育的第一步。古人断句采取句读（dou）的方法。句读是阅读文章是音节停顿的所在。最初，凡文章的音节停顿处既可以称为句，也可叫做读，合称句读，又称句投，句断，句度等。

不是。古代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用当时的社会口语交流。

按用途划分，“语言”可分为日常交际用语和书面用语两大类。

日常交际用语称为“口头语”。口头语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经贸交流以及人口流动和迁移、民族融合等诸多因素影响，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的。这种变化是缓慢而渐进的。如果按照时代来截取，可以发现其明显的差异。例如，问题中的所谓“古代人”就涵盖了有史以来的前人，他们生活的历史时代不同，使用的口头语也不尽相同。

书面用语称为“书面语”，是专门用来写文章的，也就是说，书面语的存在形式不是“话”而是“文”。例如文言、白话等，是以“文言文”、“白话文”的文章、著作存在的。书面语来源于口头语，但相对独立于口头语，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它的变化往往是跳跃式的。例如，产生于先秦口头语的书面语——文言，一经形成，除了部分新的实词被充实外，几乎一尘不变。由于文言文逐渐脱离口头语，必然导致“变革”。唐代开始，有人尝试用当时的口头语写文章，到宋元时期，说书艺术繁荣，为了让社会底层人物能懂，白话文这种书面语应运而生。历史上的四大名著，就是这种书面语的代表作品。因为这种白话文是以宋元时期的口头语为基础的，与后来的口头语差异越来越大，白话文在上世纪二十年的前后又发生了再次变革。人们将宋元时期的白话文称为“古代白话文”，而将新的变革后的白话文称为“现代白话文”。新中国建国后，语言文字改革步伐加快，现行的书面语与现代白话文又有不同，人们称现行的书面语文章为“现代文”。

口头语与书面语的根本区别，在于使用形式不同，用途不同。口头语用于人们日常交际，书面语用于文章。尽管书面语产生于口头语并不断地适应口头语的变化，但它们之间永远存在差异。例如，最接近现代口头语的书面语“现代文”，也不是口头交际用语。比如，公众人物在特定场合“讲话”可以使用书面语，但平常说话仍然是口头语。再如，先秦时期的文言文接近当时口头语，但那时的“古人”也不说“文言文”。

总之，文言文、白话文、现代文都是“文”，属于书面语，都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语言。人们看到的古装影视剧，其人物对话很“文”，其实那是创作者精心营造的氛围，并没有人真正知道其人物的对话。即便是古籍中记载的古人“语录”，也是写书作者做了“文饰”的。比如，《明史》中记载的朱元璋说的话，真实的话语绝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