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

至今对四书五经的传统说法：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易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

第一部汇编古代文化典籍的书是《永乐大典》(明·解缙等)

《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一部规模空前宏大的类书，也是当时以至于现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成书于明永乐六年（一四○八）。

明成祖朱棣是纂修这部类书的首倡者，并亲自过问，全力支持。朱棣的践阼，是以武力从侄儿朱允手中夺取的帝位，遭到许多朝臣和士子们的反对。为平息朝野上下的不平情绪，笼络人心，炫耀文治，并便于汲取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朱棣决定编纂一部大型类书，于永乐元年（一四○三）命解缙等实施。永乐二年（一四○四）十一月，初稿编定，名为《文献大成》。朱棣阅后不满意，认为所收书籍不够详备，并于永乐三年（一四○五）命姚广孝、解缙等主持重修。

为编纂此书，设立了周密、健全的专门机构。由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三人任监修，为最高负责人，另设副监修三人，监修以下设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多人，以及纂修、编写、缮录、圈点生等，整个机构有二千一百多人，再加上其他各类工作人员，参与其事者总数达三千人。虽然机构庞大，但分工细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配合严谨，因此工作进展顺利，效率很高。

编纂人员广泛搜集天下图书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分类，然后把所辑录的文章、著作的题目，按明初官修韵书《洪武正韵》的韵部编排。用三年时间，至永乐六年（一四○八）冬，全书编辑完成。朱棣对这次纂修非常满意，钦定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写了序文。

《永乐大典》收录了我国自古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书籍的有关资料，辑入的图书达七八千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以及天文、地志、阴阳、医卜、释道、技艺等各门类。全书分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另外有"凡例"和"目录"六十卷，共装订成 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余字。修纂《永乐大典》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保存了大量宋元以前的佚文秘籍，为我国提供了一部最大规模的类书，成为极其珍贵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修纂《永乐大典》是在南京的文渊阁进行的，成书后就贮藏在文渊阁的东阁。由于《永乐大典》卷帙浩繁，编成后从来没有刊行过，只有一部原本。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明成祖迁都北京，遂将《永乐大典》转移到北京。贮存在北京紫禁城内的体仁阁。

明代历朝的皇帝都很重视《永乐大典》。朱棣的御案上，就经常摆放着几函《大典》，随时翻阅。明孝宗与明世宗尤其喜爱《大典》。经常查阅，以为不时之需。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四月十三日，紫禁城内发生火灾，明世宗亲自指挥全力抢救收藏在宫中的《永乐大典》，使这部书幸免于难。

为预防意外灾害，造成损失，明世宗决定重录一部《永乐大典》。这项工作从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开始进行，招聘善书写的儒生一百零九人负责抄录，整整用六年时间，于明穆宗隆庆元年（一五六七），重录完成正、副本各一部。

至此，《永乐大典》除原本外，又有了正副本各一部。遂将原本返归南京保存，正本收藏于北京文渊阁，副本收藏于北京皇史。三部《永乐大典》在以后的数百年间，遭遇了无数次被盗被毁的厄难，损失惨重，至今所剩无几，吉光片羽，更弥足珍贵。关于三部《永乐大典》，还留下了一些现在仍无法解开的谜。

明亡之际。南京的原本毁于兵燹。

正本也早已亡佚，其中有许多未解之谜。有的学者认为，正本也在明清更迭时期被毁，但史籍对此并没有明确记载。也有的学者认为，清初时将正副本分别移存于乾清宫和翰林院。嘉庆年间乾清宫失火，正本被全部烧光。可是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开馆时，需要从《永乐大典》辑录资料，当时在宫内找遍，也没发现正本踪迹。可见正本在乾隆时已亡佚，但究竟佚于何时，或被毁于何处，也无史料证明。近年还有的学者提出，正本被明成祖用于殉葬，被埋藏于北京昌平明长陵地宫内，这作为一种假说，更无法得到证实。

硕果仅存的副本屡遭厄难。清初将副本移藏翰林院时，已发现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至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清点副本，已不到五千册，竟丢失大半。副本收藏于翰林院后，一些贪婪的官员千方百计偷窃。据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记载："其盗书之法，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永乐大典》两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穿在身上，偷《永乐大典》两本，包于包袱内，如早间带来样式。"（转引自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版）经年累月的长期偷盗，致使副本大量丢失。

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大肆毁坏和掠夺，更使副本遭受灭顶之灾。咸丰十年（一八六○），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劫掠一些副本，据传英国人掠得最多。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坐落在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沦为战场，一时炮火纷飞，存在翰林院的副本大部分被侵略军焚毁，其余部分被侵略军抢掠或毁坏。有的洋兵用副本书册堆成工事，随地乱掷，恣意损毁。激战过后，毗邻翰林院的英国使馆中一个叫翟理斯的官员，在余烬未熄的翰林院里寻觅，拾得一些副本，他特意把其中卷 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这一册作为战利品收藏。以后还有人从翰林院废墟堆中挖出零星副本残页。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副本损失殆尽，留存在国内的副本只剩三百余册，辛亥革命以后陆续丢失，仅余六十四册，移存于当时的教育部图书馆。

据统计，现在存世的《永乐大典》副本约三百七十余册，共约八百余卷，分别收藏于世界上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单位和个人收藏家手中。几十年来，经我国有关部门多方面寻访收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国家保存的《永乐大典》增加到二百一十五册。现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已有二百二十一册，国内另外约有十册分别收藏于台湾等地。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将当时国家收藏的《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八十年代以后又出版续印本六十七卷。为更好地保存和利用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华书局再将影印本和续印本合并重印成十六开精装本，共计七百九十七卷，二百二十二册，后附《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中华书局的 七百九十七卷影印本占存世《永乐大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为继承和宏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除了陆羽的《茶经》外，史上还有《茶录》等关于茶文化的文献古籍。

茶是中华民族的国饮。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喝茶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既包含了物质文化层面，也包含了深刻的精神文明层面，这与茶书对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密切相关。《茶经》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最全面的茶叶专著，被誉为“茶的百科全书”。这本书是一部划时代的茶叶生产历史、起源、现状、生产技术、饮茶技巧的专著。

《茶录》是蔡襄的代表作，灵感来源于陆羽的《茶经》，特别推荐北苑贡茶。《茶录》中所记载的，更符合北宋时期中国茶产业的现状。书中描述的不仅仅是对茶的评论和认识，还有对点茶的详细描述。但对茶叶的制作却少有描述。书的后半部分记载了各种茶具。《茶录》是继陆羽《茶经》之后一部颇有影响的茶叶专著。

一部《茶经》使茶圣陆羽的名声从唐代流传至今。除了传说中发现茶的神农氏外，堪称茶界的楷模人物。柴米油盐酱醋茶，茶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诞生了很多以研究茶为终身目标的人。他们被现代人称为茶科学家。陆可以说是世界茶学家，他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但是，除了茶经，还有一本书，你应该也知道，是《茶录》。

《茶录》是北宋蔡襄在祐年间(1049-1053)撰写的一部茶学专著。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茶，第二部分是关于器具。说到蔡襄，作为宋四家的一员，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书法家，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茶叶专家。自福建道上任以来，他为福建当地的茶叶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福建省的茶叶生产情况也是受当时蔡襄的影响。

我觉得能代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精髓的典籍是孔孟之道、老庄之道！说实话，我不觉得中国文化有那么单一，要让人张口闭口就谈孔孟老庄之流。我也不觉得中国文化有那么矫情，让人以为吟诗弄赋就算是核心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应该是更加博大精深一点儿的，更加实用，更加稳重一点儿的。

1、道德修身：孔子（前551-前479）的思想大体以伦理道德为先，强调在修身养性的基础上，完善人格，建立一个等级分明，各阶层和谐共处的社会。孔子极力阐扬的伦理道德包括仁、义、礼、智、信，修成这些道德的主要资源是传统典籍：《诗》、《书》、《礼》、《乐》等。通过学习典籍，努力践行，从身边的小仁小义做起，方可实现君子、仁人、圣人等高贵人格。

一个志为君子的人需要修成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仁”，这个概念在《论语》出现次数很多，也往往被孔子说成是极难，甚至只有尧、舜、禹等圣人才能达到，其他人包括他自己以及最看重的弟子颜回都很难称得上是十足的仁人君子。虽然“仁”如此重要，但孔子并没有给它下一清晰的定义，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与西方古代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所谓“义”者，宜也。事之宜与不宜，受三个要素的影响：时、地和人。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意思是要以“义”来衡量君子的行为举止。换而言之，君子的修身行政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不可死守条例。从“义”的解释可以看出，孔子不想人被道德捆住了手脚。

在孔子的体系中，“智”大致包括知识、智慧这两个范畴。与“仁”者相比，“智者”的层次要低一等。因此，智者未必是仁者，但仁者必定是智者。其它还有“忠”、“恕”等，但不及“仁”、“义”、“礼”、“智”、“信”五者重要。“忠”有两层含义，一是忠于己心，二是待人忠诚，不欺不诳。“恕”即是以己心度人心。

2、君子和圣人：在春秋时代或更早一点，“君子”是指贵族，带有等级色彩。但在《论语》中，这个词的意思似乎正处在由旧到新的过渡阶段，有时指贵族，有时指一种完美的人格。

就性质而言，“圣人”与“君子”有明显不同，孔子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圣人”似乎只有远古的仁人君子可以配得上，春秋时代是没有圣人的。一般来说，“圣人”比“君子”更高不可攀，圣人显得更清高，更曲高和寡。

传说孟子是孔子孙子子思（孔伋，公元前483-前402年）的学生，但目前还有争议。关于孟子有两个著名的传说，一是孟母三迁，二是孟子出妻。孟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孟子》一书中，这本书现有7卷，是孟子晚年编撰的。也有人认为是孟子的弟子编撰的，孟子没有亲自动手。《孟子》思想对后世影响最深者有两点，一是性善说，二是仁政。其它的思想其实都是从这两点演绎出来的。

1、性善说：对人性的探讨是一切哲学思想的根基之一，从《论语》看，孔子没有在人性方面做深入探讨，但在他去世之后，孔门弟子及早期儒家中有一种倾向，即是探究人性。孟子的性善说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政治影响深远。由于有性善说，所以中国古代相信人性是可靠的，相信政治制度、国家之兴衰都建立在统治者的道德之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政治看重“选择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国家”，而不是“如何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这样的思维表现出来就是“清官情结”、贪腐无可根治、国家制度叠床架屋而无根本突破。

2、仁政：建立在性善说之上的政治学说就是“仁政”。以“仁政”为基点，孟子的政治学说中还有民贵君轻等思想。由于相信人性本有“仁义礼智”，所以要造成民治国盛的局面，首先就是要将这四种善的道德“扩而充之”，即是加强道德修养。中国社会现在还在讲“以德治国”，加强师德、思想政治教育等，这与传统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孟子的“仁政”说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如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都注重“均贫富”，在贫富分化严重时，会想办法去避免社会走向分裂。当然，这只是思想意识上的反映，不是现实的写照。从“性善说”、“仁政”看，孟子的思想有个明显的倾向：走向心性内部，关照人之心性问题。到战国晚期，这种思想被荀子讽刺，认为没有学到孔子思想的精髓。但在历史上，孟子的思想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老庄之道与儒家思想相反，是出世的，因此，在中国社会，它往往成为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受挫之后，自我疗伤的常用药。

1、神秘的老子：老子是谁？这是至今纷扰难定的问题。和这个名字产生纠缠的名字有李聃、老聃、李耳、老莱子等。早在汉代，人们已经不清楚“老子”到底指谁。在思想方面，老子最显着的特点是“无为”，这是一种带点消极气质的思想，与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舍己入世是完全不同的。传统说法以为老子是孔子的学生，这未必可信，但从两人思想一为积极入世，一为消极出世的对比看，两人生活的时代应该比较接近。两人面对着一个同样的局面，但想出的应对方式是不同的。孔子想着去改善，去调和；老子想着去逃避，去批判，从心理上消解混乱之旧世界对人心的扰乱。

2、宗教经典《道德经》：传说是老子作的《老子》至少有四五个不同的书名，另外一个常为人称道的名字就是《道德经》，被后世的道教尊为自家的经典。其它的书名还有《道德真经》、《老子五千文》、《五千言》。

现在的研究表明，《老子》一书的思想就来源说非常复杂，这一点是《论语》无法比的。但不管《老子》一书有如何复杂，其核心思想还是非常清晰的。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