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书呢？笔者在七、八年前就开始思考和探寻这个问题。在一年多前，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眉目。　　一、源头　昆明大学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于2004年5月合并后，改称为昆明学院。

昆明大学建于1984年3月3日。2003年2月，昆明大学合并了原昆明市轻工业学校、昆明市城乡建设学校、昆明市立信会计学校三所中专学校。这三所中专学校都是建国以后才创办的。因此，合并以后的昆明大学图书馆有古籍的可能性不大。笔者在昆明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几经查访，结论是：昆明大学图书馆没有古籍；昆明大学图书馆虽然有一部分线装书，但都是近二十多年来在普通书店购进的线装书，这些线装书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拍照制版后印刷的，因而不是古籍，更谈不上是善本。所以说，原昆明大学图书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像样的镇馆之宝。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于1981年4月。2001年1月5日，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并了原昆明师范学校和原昆明幼儿师范学校。昆明幼儿师范学校始办于1978年，即建国以后才始办的，因而有古籍的可能性也不大。而昆明师范学校却始办于1905年，即始办于光绪三十一年。另外，笔者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查到：晚清时期全国各地的不少书院相继改建成师范学校；昆明地区在晚清时有三大书院。两年前，笔者亲眼目睹了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的古籍上钤有五华书院的印章。因此，昆明师范学校有可能是在1905年，由五华书院改建而成的。所以说，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有古籍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几年前，笔者曾听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的人说，他们图书馆大约有两千本古籍。

两年前，由于宣传工作上的原因，笔者与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一起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即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在闲谈中谈到了古籍的话题。一位北校区图书馆曾经保管过“古书”的工作人员说：北校区图书馆的“古书”都是民国以后的，并且都被虫吃成了筛眼、一包灰，一碰就碎，没有什么价值。当时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也在场，但他对古籍的话题没说一句话。回来后，笔者越想越不对劲，就对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说，想去看看北校区图书馆到底有没有古籍；那些“古书”真的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吗？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同意了，说等他与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联系好后，一起去看看。

二、初见端倪

时隔不久，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就与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联系好了。笔者就与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一道专程去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看那些“古书”。那天，我们受得了北校区图书馆负责人的热情接待。

当笔者看了四册一套的《温飞卿解集》后，眼睛一亮。它的字的结构匀称；字距和行距合适；墨色浓黑；字迹都清晰；版本是木雕本；纸质比较厚实；纸的老化和氧化程度自然；纸的暗帘较宽；版式大小和装帧形式都与康熙时期的相符；把它靠近鼻子闻一闻，闻到了古籍的那种特殊的香味；只有一个序，序的落款的年代是康熙，序的附近连撕去一页的痕迹都没有，仔细查看装订线，装订线是原装的，没有被拆开后抽去年代较晚的序的情况；从目录查到，这套书共有四册九卷，除其中的两册的前几页有一两个被虫蛀成的小洞外，四册都没有油污和水渍等，四册都基本保存完好；《温飞卿解集》的内容是诗集；这套书是齐全的、成套的。笔者凭收藏古籍十多年的经验，当时就认为《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的刻本，并且应该是善本。

十多年前，云南省成立省文物收藏协会时，笔者成为了云南省省收藏协会的第一批会员。2010年11月，笔者参加了第二十五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在培训班学习期间，笔者有幸跟李致忠老先生、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徐忆农、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罗琳先生等全国知名的古籍专家学习古籍知识。应学员们的请求，李老先生讲授了古籍的鉴定。笔者从多年收藏的古籍中，挑选了十几册（种）请李老先生鉴定。李老先生的鉴定结果是:十几册（种）都是古籍，没有赝品；其中有三册（种）还是明代的古籍。

另外，笔者还在北校区图书馆看到了二十来个装满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书柜。其中古籍大约有两千册左右。在古籍中，除《温飞卿解集》和同治、光绪时期的几套古籍成套外，其余的古籍都不成套，不齐全。在这些古籍中没有发现活字本，也没有发现套印本。在其中的几本古籍上钤有五华书院的印章。

这二十来个书柜，每个书柜都有两扇用茶色玻璃做成的梭门（滑动门）。对这些书所采取的防虫蛀的措施，只是放了一些旱烟叶。并且这些旱烟叶是几年前购买的，已经闻不到旱烟味，也就几乎没有防虫蛀的效果。这些古籍中有一小部分被虫蛀成了筛眼，但字还是能够辨认出来的。有几册古籍的卷首和卷尾已成了碎片，但卷中可能还是可以修复的。其余大部分古籍都基本保存完好。此外，那些民国时期的图书也都基本保存完好。笔者看完这二十来柜书后，觉得：除《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以外，其它两千册左右的古籍都是清中晚期的；其余的都是民国时期的图书。这二十来柜的书的价值不小，其中《温飞卿解集》最为珍贵。

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说，这批书有一万本。但只有数字，没有书的花名册，更没有具体年代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说明。

从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回来后，笔者及时向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做了汇报。同时还向图书馆领导提出三个建议：

1．目前对那些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防虫蛀的措施不得力，可以先买一些樟脑精或樟脑丸之类的防虫物品防虫蛀。等向院领导汇报后，批到经费，再采取更为有力的防虫蛀等的保护古籍的措施。

2．由于云南大学图书馆有十几万册古籍，其中有一套还是宋元刻本，还有明代的一些孤本。他们馆的古籍专家鉴定古籍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而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与云南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比较熟悉。因此建议：由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出面，请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鉴定那些古籍。

3．目前对那些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管理比较混乱，应加强管理。

三、有了眉目

事隔不久，即在一年多前，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叫笔者与本馆的党委书记一道，陪同云南大学图书馆的一位古籍专家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鉴定那一万册左右的书。这位古籍专家是古籍方面的硕士。

陪同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到了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之后，笔者欣慰地看到了那二十来个书柜里，已放进了一些樟脑丸。尽管进屋后闻到的樟脑味还不够浓，但多少还是起了一些防虫蛀的作用。

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把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仔细地看了一遍。并且同时做了一些记录。然后回到云南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和上网考证。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1．《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的刻本，并且是善本。

2．其余古籍是清代中晚期的刻本，且多半不成套，不齐全。

3．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中，有两千册左右是古籍，其余是民国时期的图书。

4．这一万册左右的书的价值不小，比较珍贵。

5．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中，《温飞卿解集》的价值最高，最为珍贵。

综上所述，《温飞卿解集》是笔者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昆明学院图书馆目前总建筑面积达40075平方米，现在藏有印刷型（纸质）图书135万册，电子图书123万册（种），现有阅览座位总计3300余个，每周开馆时间可达100余小时。现有在校学生1万5千人左右。如此规模的高校图书馆，如今总算有了比较像样的镇馆之宝。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好这一镇馆之宝！

基金项目：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8YNSKNO059）阶段成果之一。该课题的负责人是昆明学院图书馆的祁跃林研究馆员，本文作者是该课题组的成员之一。

（责任编辑 刘 新）

海尚轩    2020年7月1日

      书院的重建，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需要。但如何在新时代办好书院？却是个新课题，只有正本清源，群策群力，才可能探寻出一条可以操作落地的方案。

      书院之名最早见于唐代。

      唐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玄宗选拔饱学之士二十名，于东都洛阳设乾元修书院，用以编校书籍；次年，将乾元修书院改名为丽正书院，增设检校官，并改封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这是书院之名，见于正史的最早记载。

      不过这唐朝的丽正书院，尚不同于后来的书院，它其实只是个官方的修书机构，其功能主要是收藏、整理与编校典籍，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古籍整理编辑部门。袁枚在《随园随笔》中说：“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之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省外，为修书之地。”

    自此之后，民间的一些藏书机构，也开始称书院，例如邺侯书院。

      邺侯是唐代名相李泌的封号。安史之乱平息后，立了大功的李泌向朝廷请求退隐衡山，唐肃宗答应，赐给他隐士的衣服，派人在衡山烟霞峰下给他修了座宅院。

      李泌好读书，有大量的藏书，他来到衡山后，专门修数间石室做自己的书房，取名端居室。李泌去世后，他的儿子李繁在衡山建一个藏书的场所纪念他，取名南岳书院，又称邺侯书院。韩愈后来写诗赞其藏书之盛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

这类最初的书院，不过徒具其名，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书院。我们后世所说的书院，藏书只是其附助功能，讲学与研学才是它的主业。

      从讲学与研学的角度看，书院的真身，其实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或汉代，它有官方与民间两条线。

      从官方这条线上看，书院的前身是学宫，其源可以追溯到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一个开放的学术交流与研讨机构，它虽在体制内，却不同于体制内的一般学术研究机构，也不同于一般的体制内学校。

      学宫有三个特点，一是以讲习与研讨学术为业；二是对外保持开放性；三是教与学相对比较自由。

      在唐代，有学宫直接转化为书院的例子。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前后，张九宗任遂州刺史。他到任后，见遂州学宫废圮，便倡议修复。修复之后，不再称学宫，而是称书院，这就是后世有名的张九宗书院，或称书台书院。

      书院另一前身，可以追溯到汉代，称精舍或精庐。

      精舍一词最早见于《管子内业篇》：“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唐人尹知章注：“心者，精之所舍。”由此可见，精舍指心灵所居之所，亦即现代人所说的精神家园。

      在汉代，学者私人读书的地方，是书房；书房若对外开放，招收门徒，讲授学术，那就是精舍。《后汉书·刘淑传》载：“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

精舍虽是民间学堂性质，却不同于私塾。私塾走的是基础教育的路子，有大致统一的教程与方法；而精舍不是，精舍以研学为主，教与学的方式、方法都比较自由，相当于私人大学。它类似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只是柏拉图学院以几何学为特色，而中国的精舍主要以研习“经学”为主旨。

      宋代时朱子热衷书院教育，他创建的书院初时便多称为精舍，如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等。

      书院表面上起源于唐朝，完善兴盛于宋朝，但实际上其前身可以追溯到秦汉之前，甚至可以把孔子在洙泗之间讲学的场所，视为中国最早的书院。

《大医精诚》和《备急千金要方》。根据相关资料查询得知，精诚书院成立于2014年8月，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其书院的名称出自唐代药王孙思邈《大医精诚》和《备急千金要方》两本古籍，寓意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品德修养，书院秉承“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勉励修身、诚信致远”的院训。

大门

宋代曾名“中门”，因江岸建有石坊，名为“黉门”。现存大门系清同治七年（1868）重建，采用南方将军门式结构，建于十二级台阶之上，五间硬山，出三山屏墙，前立方形柱一对，白墙青瓦，置琉璃沟头滴水及空花屋脊，枋梁绘游龙戏太极，间杂卷草云纹，整体风格威仪大方。门额“岳麓书院”为宋真宗字迹，因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以岳麓书院办学很不错，又闻山长周式以德行著称，特别召见周式，拜为国子监主簿，请他留在京城讲学做官，但周式心系岳麓，仍请归院，皇帝就亲赐“岳麓书院”、御匾悬挂于大门正上方，并赐经书等物，岳麓书院从此名闻天下，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大门两旁悬挂有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下联出自《论语·泰伯》，源出经典，联意关切，道出了岳麓书院英材辈出的历史事实

二门

大门之后，宋元时为礼殿所在。明代嘉靖元年（1527）扩建文庙于院左，始改建为二门。五间单檐悬山，中三间开三门，花岗石门框，左右各辟过道通南北二斋。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者炸毁，1984年重建。、门额正上方悬有“名山坛席”匾，撰者无考。原为清同治七年（1868）所置，抗日战争期间被炸毁。现匾为1984年复制，集清代著名湘籍书法家何绍基字而成。两旁有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上联出自《尚书·舜典》，下联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意为岳麓书院被浩瀚的林木所掩映，藏在地阔物博的岳麓山中。撰联人为清末（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程颂万。二门过厅两边有清代山长罗典所撰的对联：“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二门背面有“潇湘槐市”匾。原为清代学监程颂万撰书，毁于抗战，现匾为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楚图南补书。”潇湘”泛指湖南，”潇湘槐市”是说岳麓书院是湖南文人、学者聚集的场所，引申为岳麓书院人才之盛，有如汉代长安太学槐市之盛。

讲堂

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书院的核心部分。自北宋开宝九年（976）岳麓书院创建时，即有“讲堂五间”。南宋乾道三年（1167），著名理学家张栻、朱熹曾在此举行“会讲”，开中国书院会讲之先河。

檐前悬有“实事求是”匾。民国初期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撰。“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校长将其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大厅中央悬挂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学达性天”，由康熙皇帝御赐，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原额被毁，1983年依康熙字迹重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它是皇帝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此额为原物。讲堂壁上还嵌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碑刻文物，如由朱熹手书、清代山长欧阳厚均刻的“忠孝廉节”碑，由清代山长欧阳正焕书、欧阳厚均刊立的“整齐严肃”碑，清代山长王文清撰文的《岳麓书院学规碑》《读书法》等十数方，这些都是中国书院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讲堂屏壁正面刻有《岳麓书院记》，为南宋乾道二年（1166）书院主教、著名理学家张栻所作，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基本大纲，对书院教育有重大影响，该文由湖南大学校友、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周昭怡1983年书。屏壁背面刻有麓山全图，摹自《南岳志》。

教学斋\半学斋

讲堂两旁有南北二斋，分别为教学斋和半学斋，均为昔日师生居舍，过去学生大量的活动时间就是在这里自修。书院建斋舍历史悠久，自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始建斋舍52间，现存建筑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学堂时改建，始定名教学斋、半学斋，以适应教学、办公的需要。”教学斋”斋名出自《礼记·学记》，“半学斋”斋名源出《尚书·说命下》。

湘水校经堂

湘水校经堂现存建筑位于讲堂左侧。原名成德堂，亦为书院讲堂，始建于明嘉靖六年（1527）。清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巡抚吴荣光创办湘水校经堂，设于今船山祠处，并亲题门额。湘水校经堂在岳麓书院内办学前后共45年，清光绪元年（1875）从岳麓书院迁到城南天心阁附近。原堂址改建为船山祠，并将吴荣光亲题的“湘水校经堂”堂额留于明德堂以作纪念。

明伦堂

书院明伦堂始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守道吴世忠仿郡县学官，拆书院大成殿，扩建文庙与院左，于大成殿后建明伦堂，寻毁。明嘉靖年间重建，十八年（1539年）知府季本聘熊宇为山长，讲学明伦堂，次年庚子科考，中式者十人，一时科甲大盛。后又毁。清代重建，顺治九年（1652年）刊立“卧碑“，置于明伦堂左，作为书院学规，后又废。今复原明伦堂与文庙大成殿后，现为书院硕士生、博士生上课学习之所。 御书楼

藏书楼是体现中国古代书院讲、藏书、祭祀三大功能之一的藏书功能的主要场所，岳麓书院创建始即在讲堂后建有书楼，宋真宗皇帝赐书后更名“御书阁”，元明亦称“尊经阁”，位置有所变动，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巡抚丁思孔从朝廷请得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籍，建御书楼于今址。清代中期，岳麓书院御书楼已发展成为中国民间一座较大型的图书馆，藏书14130卷。今天的御书楼仍然作为古籍图书馆供书院教研人员使用，藏书数量已逾五万册，大型工具书如《四库全书》、《续解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均有珍藏。 文庙

文庙位于书院左侧，自成院落。由照壁、门楼、大成门、大成殿、两庑、崇圣祠、明伦堂等部分组成，岳麓书院祀孔子始于书院初创时期，北宋时期曾建礼殿于讲堂前，内塑先师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南宋乾道元年（1167）改为宣圣殿，“置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明弘治十八年（1505），改名大成殿。正德二年（1507）迁于院左今址。天启四年（1624）重修，正式称为文庙。其规格与各郡县文庙相当。

濂溪祠

专祀周敦颐（1017-1073）。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始建于六君子堂基地，二十五年（1820）迁于今址，祠内悬有“超然会太极”匾，祠内壁上有《移建濂溪祠碑记》石刻，原《濂溪祠记》碑，仍留于今六君子堂内。

崇道祠

崇道祠又称“朱张祠”，专祀朱熹、张栻。元延祐元年（1314）建诸贤祠于讲堂左侧，合祀朱张及书院建设有功之臣。明弘治七年（1494），始建于讲堂后，后毁。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布政使觉罗敦福重建于今址。现恢复古代祭祀，祠内悬”斯文正脉“匾，刻朱张二人像。

慎斋祠

慎斋祠，又罗山长祠，专祀岳麓书院山长罗典。乾隆四十七年（1872年）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共27年，对岳麓书院的人才培养，基本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慎斋祠初建于咸丰年间，位于屈子祠之侧。旋废。现恢复于船山祠北侧。

四箴亭

四箴亭专祀程颢、程颐。程颢、程颐均为北宋教育家、理学的奠基人，曾问学于周敦颐，世称“二程”。明天启四年（1642），推官林正亨重修，改名“四箴亭”，自此专祀二程。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迁建于今址。亭内现存清刻程氏《视》、《听》、《言》、《动》四箴碑。

六君子堂

六君子堂始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此后多次迁移，又屡有所毁。清嘉庆十七年（1812）重建于今址。三间硬山建筑，与崇道祠连成一片。祠内嵌有《改建六君子堂碑记》，所祭祀的六位对书院发展和建设有功的先儒分别为：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

船山祠

船山祠专祀明末著名学者王夫之。祠庙原为清道光十三年（1833）创建的湘水校经堂。光绪元年（1875）湘水校经堂迁往河东办学，于是辟为船山祠。祠前悬有清代岳麓书院著名学者、外交大臣郭嵩焘所撰对联。 麓山寺碑亭

麓山寺碑亭位于园林南侧。明成化五年（1469）知府钱澍始建。现存建筑为1962年重建。“麓山寺碑”四字为近人黎泽泰于1962年书。亭内就是著名的“麓山寺碑”。麓山寺碑是中国现存碑刻中影响较大的一块碑，由唐开元十八年（730），著名书法家李邕撰文、书丹并镌刻，因文、书、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绝碑”之称。碑侧碑阴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题刻。

百泉轩

百泉轩始建于北宋之初，地处岳麓山清风峡谷口，溪泉荟萃，乃岳麓书院风景绝佳之地。历代山长爱溪泉之妙，筑轩而居，享尽自然的天籁之音。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访院，与山长张栻“聚处同游岳麓”，“昼而燕坐，夜而栖宿”，都在百泉轩中，相传二人曾在此论学三昼夜而不息。

碑廊

岳麓书院办学千年，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碑刻。碑廊中即嵌立历代遗碑13方及新制的岳麓书院文献史料碑刻27方。在这些碑刻中，朱熹手书的“道中庸”、“极高明”等碑，是书院的重要遗存。

自卑亭

自卑亭位于书院东面200米。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长沙郡丞赵宁在路旁建自卑亭，供行人歇足之用。嘉庆十七年（1812）院长袁名曜改建于路中，民国时扩建马路于亭侧，形成现存格局。现存建筑为清咸丰十一年（1861）建造。“自卑亭”三字为清代山长车万育题书。亭内嵌有《自卑亭记》等碑刻。 时务轩

时务轩是为纪念清末维新派创办的学校-时务学堂而筑的纪念性建筑，位于书院园林内，与百泉轩隔池相望。轩内现嵌有梁启超《时务学堂故址》碑，该碑字迹为民国二十四年梁启超重游时务学堂旧址所书，另有李肖聃《跋》、李况松《跋》、陈云章《记》、黄曾甫《时务轩记》等碑刻。

赫曦台

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张栻观日于岳麓山顶，曾筑“赫曦台”，朱熹题额。明代王守仁有“振衣直上赫曦台”诗句。台后废。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山长罗典建前亭于院前，又改名前台。道光元年（1821），为存故迹，山长欧阳厚均改前台名为“赫曦台”。在台的左右内壁上有丈余高的“福”、“寿”二字，台的顶部雕饰有八卦图、蝙蝠、寿字图案。

山斋旧址

山斋旧址位船山祠右。南宋乾道元年（1165），安抚使刘珙始建，取名“山斋”，供山长（院长）居住。张栻主教时朱熹来访，曾寓居此屋，两人作同题诗《山斋》。南宋后期，山斋被战火所毁。清道光二十年（1840），山长欧阳厚均重建，题额“山斋旧址”。

杉庵

岳麓书院创建之前，东晋荆江州刺史陶侃（259-334）任驻长沙，勤慎吏职之余，常乘舟过渡到岳麓山游览，并在山中建庵读书，修养性情，因庵前遍种杉树，人称杉庵。清道光十八年（1838），其后裔、岳麓书院著名学生、两江总督陶澍，为纪念先祖开创岳麓文教之功，特重建“陶桓公杉庵”，摹刻家藏宋拓本《麓山寺碑》嵌于庵内。2001年修复杉庵于文庙后，将陶刻《麓山寺碑》又移嵌庵内。 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

岳麓书院主体建筑面积有31000多平方米，分为书院主体、附属文庙及新建的中国书院博物馆。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其古建筑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

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并先后恢复重建设了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等的六大专祠建筑原貌，清代书院中的园林和书院八景也全部得到恢复。岳麓书院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

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上世纪以来，经过几次大修，一些毁于战火的建筑得到了重修。岳麓书院古建筑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并先后恢复重建设了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等的六大专祠建筑原貌，清代书院中的园林和书院八景也全部得到恢复。 岳麓书院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

　　嵩阳书院是我国古代高等学府，它与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又名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城北3公里峻极峰下，因坐落在嵩山之阳故而得名。

　历史上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赡富，文物奇特名扬古今。嵩山地区自古就是儒家学派活动的重要地区，这里有嵩阳书院、颍谷书院、少室书院、南城书院、存古书院，其中最显赫的为嵩阳书院。“书院嵩高景最清，石幢犹记故宫名。山色溪声留宿雨，菊香竹韵喜新晴。初来岂得无言别，汉柏阴中句偶成。”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十月一日游嵩阳书院时曾赋诗以赞。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圣地。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唐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李治游嵩山时，闭为行宫，名曰“奉天宫”。五代周时（公元951-960年），改为太乙书院。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此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嵩阳书院是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司马光、范仲淹曾在嵩阳书院讲学，且司马光巨著《资治通鉴》的一部分是在嵩阳书院撰写。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日讲四书》九经等。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科举历程。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2009年古老的嵩阳书院再次焕发青春，成立郑州大学嵩阳书院。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书院内建筑布局保持着清代前的风格。

　书院门口有一座唐碑，高九米，宽二点零四米，厚一点零五米。碑制宏大乃嵩山之冠。系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74年）刻立，李林甫撰文，内容主要是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唐代大书法家徐浩书写。八分隶书，字迹工整，刚柔适度，书法遒雅。碑顶有裴，回篆刻额文，额文两侧浮雕双龙、麒麟。碑帽顶端为宝珠，两只卷尾狮保护，云气图案自然流畅。碑座四周，分别有石龛，雕武士图，动作各异，握蛇、执蟾、提鱼斗武十分生动。反映了唐代雕刻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该碑不但文图之雕工精美，而且石质细腻，在露天之下，历经一千二百多年风雨侵蚀，碑面仍平滑如新，由于碑文是李林甫所撰，明代监察御史蒋机留诗曰“道旁林甫碑，读之面发赤。心残似剑矛，言甘如醴蜜。唐家对德辞，出自奸谀笔。天怒春雷轰，勿久污太室。”以议其当权时的奸诈。

　嵩阳书院的将军柏，是中国现存的原始古柏。诗人李观兴诗谓：“翠盖摩天回，盘根拔地雄。赐封来汉代，结种在鸿蒙。”传说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游中岳时，对三株高大茂盛的古柏分别封为“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现在成活的只有大将军和二将军两株。二将军周径十五米，高约三十米，树干下部一枯洞，可容五至六人，南北贯通，人可直立而过。虽然树皮剥落，躯干龙钟，但生机盎然。二将军柏高大挺拔，枝繁叶茂。让人叹为观止。

　公元一九三六年九月，蒋介石先生赴洛阳做五十寿辰之先，来到嵩山游览，随行商震、张静愚、钱大钧等人。游嵩阳书院时，见此处群山环绕，环境幽静，唯近处山野水源缺乏，当即命河南省建设厅长张静愚调机井队，在嵩阳书院内凿一眼百米深井，名为蒋公井。这是嵩山有史以来的第一眼深机井，现存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