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

词源 “文化”一词在西方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自15世纪以后，逐渐引申使用，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在中国的古籍中，“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文化”是指以礼乐制度教化百姓。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说：“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文化”一词与“武功”相对，含教化之意。南齐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其“文化”一词也为文治教化之意。文化一词的中西两个来源，殊途同归，今人都用来指称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抑或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通常在广义上使用文化概念。

在清朝初年，湖北汉口镇（今属武汉市）,广东佛山（今佛山市），江西景德镇（今景德镇市），河南朱仙镇（今属开封市），合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镇。

湖北汉口镇

湖北省武汉市的汉口，四大名镇之首，处于长江中游，古代以水运为主，有“九省通衢”之称，后铁路运输发展，水陆并运，因处于我国南北中间位置，与其他省市联系方便。

江西景德镇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历史上与汉口镇、佛山镇、朱仙镇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镇，下辖乐平市、浮梁县、昌江区和珠山区，全市土地面积5256平方公里，总人口1508万，其中非农业人口596万人，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和国家甲类对外开放地区。

河南开封朱仙镇

河南开封县的朱仙镇，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南20公里处，与广东的佛山、江西的景德、湖北的汉口同为我国的四大商埠重镇。相传战国为朱亥故里，亥居仙人庄，故名朱仙镇。朱亥本是一位屠夫，因勇武过人，被信陵君聘为食客，以后曾在退秦、救赵、存魏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信陵君的盖世英名也是与他发现和任用朱亥分不开的。

广东佛山镇

　　佛山镇今广东省的佛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北部，我国南方著名的手工业城镇。今为我国四大丝织业中心之一。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路踞广州上游而处西江、北江下游,是水路通达省城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上毗邻港澳,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古籍记载:“诸宝货南北互输,以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繁荣的商贸带动了以手工业为主的制造业迅速发展。到明清时期，佛山与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合为“中国四大名镇”。逐步发展成为岭南地区商品集散地和冶铸、陶瓷、纺织、中成药等制造业的中心。以至与京城、汉口、苏州合称为“天下四聚”。繁华的商贸活动和兴旺的手工制造业孕育了中医中药行业的迅速发展。

南旺是运河文化、始祖文化、佛教文化的融集地，境内有远古时代的蚩尤墓、皇林鲁九公墓、分水龙王庙、蜀山寺等众多的文化古迹和古建筑群，自古以来就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厚的文化积淀而闻名遐迩，是古代著名的交通文化重镇。南旺镇地处京航大运河中段，素有大运河水脊之称，当地古代著名的农民水利专家白英，为根治运河水运在南旺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分水工程。南旺分水工程其科学价值和艺术水平均可与都江堰相媲美，明清两代为纪念白英的丰功伟绩，在南旺陆续修建了以分水龙王庙为代表的颇为壮观的建筑群，乾隆六次南巡，每次都为该建筑群留诗驻词，无数文人骚客留下墨迹。毛泽东主席在了解南旺分水工程时留下了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的千古赞叹。蚩尤墓、鲁九公墓目前正在重修整建中，分水龙王庙等古建筑群作为抢救性文物纳入了国家十一五建设规划，古运河分水工程的保护、整建和开发有望列入国家南水北调工程中。

丰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南旺辉煌的现代文明，在这片热土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一大批令豪放的南旺人为之骄傲的优秀儿女，闻名全国的好军嫂韩素云，春蚕到死丝方尽累死讲台的好教师顾继芹，为民致富操碎了心以身殉职的村主任刘咸江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历史悠久的南旺镇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古代的蚩尤冢、周朝姬家皇林、鲁九公墓、分水龙王庙等都规模宏大，气势雄伟。 蚩尤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的人物，是与黄帝、炎帝同时代的部落首领、民族领袖。《据汶地理志》：其墓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南旺镇），冢高五丈，秦汶之际。史料载，蚩尤城于涿鹿，宅于淮岱，迁徙往来，号令天下。《史记二十八卷》载：“蚩尤在东平陆阚乡齐之西境地”。东平陆，即今汶上县；阚乡，即今南旺镇。蚩尤冢现存两幢石碑，石碑高23米，宽15米，厚30厘米，屹立于蚩尤冢前，石碑的下面刻有文字“蚩尤冢，为清代所刻。“蚩尤祠”碑刻存放在县博物馆内。

蚩尤冢的发现已经引起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关注。2000年5月以来，已有日本历史学博士、韩国有关学者专家多次来蚩尤冢寻根访祖、实地考察，现韩国有关人士已准备募捐修复蚩尤冢。 汶上南旺是运河水脊之地，古籍载：南高于沽头（今江苏沛县城西）387米，北高于临清30米，经常出现断流，历来为运河险阻之地，船只往往搁浅，影响漕运。明政权迁都北京后，政治中心北移，京师用粮增加，治理运河列入了朝廷政务。永乐九年（1411年），宋礼受命治理运河。宋礼采纳汶上人白英“引汶济运”建议，并通过水闸、水柜配合使用来控制水流，调节漕运，比较科学地解决了运河航运史上的难题，使明清两代航运畅通无阻。后人为纪念治河功臣，在南旺分水处建分水龙王庙，附以禹王殿、宋公祠、观音阁等建筑群体。

龙王庙古建筑群座落在今汶上县南旺镇汶水入运河处，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群呈扁方形，占地面积561OO平方米，其中建筑物占地9338平方米。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后相继扩建，至清朝逐渐形成现规模。包括龙王大殿、戏楼、水明楼、禹王殿、宋公祠(宋礼祠)、白公祠(白英祠)、潘公祠、莫公祠、文公祠、观音阁、关帝庙、蚂蚱神庙以及和尚禅室等建筑，共十余院落，每个院落都有小门相通。建筑群布局协调，院落错综，迂回路转，松柏参天，绿荫蔽日，碑碣林立，庙宇巍峨，使人既感宏伟壮观，又觉古林优雅。文化沉淀丰富，为运河文化主要集中地。

龙王大殿是建筑群的主体建筑，明洪武初年(1368年)敕建，天顺年间重修。大殿7楹5间，2檐9脊歇山顶，飞檐挑角，彩绘斗拱。上下檐3斗4昂，斗拱交错。顶覆绿瓦脊兽，姿态惊人。4个挑角尖端上各立武士一尊塑像，角下挂有风铃。重梁起架，雕梁画栋，20根大红圆柱竖立殿内。正中神龛两旁大红柱上塑有青、火二龙护卫盘绕对峙。正中上悬“广济分流”，下挂“输流利运”两匾，字为镏金，笔法娴熟，雄浑有力。殿内塑有神像22尊，正中神龛内是龙王坐像，高约3米，像前左右有两尊站像，一持“印玺”，一持“圣旨”，再前有一木刻站像。左边靠后墙塑有漳漕河督大王，金龙大王两尊坐像。右边靠后墙为宴公、萧公两尊坐像。殿内山墙两侧，各塑风、雷、雨、闪、雹等神站像，持有不同法器，服饰有别，神态各异。大殿正门檐下悬挂“劈流神勇”等10块大匾。前面是20扇屏隔扇，外围木栅护栏，门前三层青石台阶，三面大红围墙，非常壮观。

龙王殿前戏楼与大门建筑始为一体。大门三间门楼是化妆室，出门便是舞台。戏楼全为木柱扎架而起，顶覆灰瓦，亦是重梁起架，斜山挑角，角下挂有风铃。舞台后背和两边窗户是精工巧制的木质花棂。舞台正中上悬有“大舞成池”四字匾额，匾下方是木制月窗，呈六棱形，雕刻细微玲珑。舞台前场三面均有木质花栏杆。戏楼两旁，左右有钟、鼓楼各一座。

禹王殿位于龙王大殿左侧，建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硬山式建筑，屋脊蟠龙如生，瓦为黄绿色。殿门前建有月台，庄严壮观，殿内塑有禹王像，穆如清风。今殿已残旧。水明楼面对汶运交汇口，与禹王殿建于同时。底部为拱型大门，上部平台木柱擎立，前后两壁均设花棂屏门，两山砌八棱月窗。周围是砖砌围墙。楼之正中上悬“水明楼”匾额。楼体结构严谨，造型玲珑优雅。

宋公祠建于明正德七年(1512年)。砖瓦木石结构，有走廊。祠内有宋礼塑像，内外碑碣众多，至今尚藏有8块壁碑，均是明清两代官员来此瞻仰拜谒而作文赋诗，颂扬功德者。祠两旁建有水利家潘叔正，白英二公配享殿。白大王庙即白英祠，建于宋公祠同时，有瓦屋3间，庙内有白英泥塑像，并建有大门院墙。莫公祠建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共三间，砖瓦木石结构。

碑亭建于清乾隆年间，在水明楼下一侧，假山旁边。亭中有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登临拜谒龙王庙时的赋诗御制碑。今碑已移置于县城博物馆中，碑亭已毁。

龙王庙大门为3个圆门组成，红漆大门上钉着排列整齐的大钉。正门楣上镶嵌着石刻“分水龙王庙”五字壁匾。靠大门墙立有两层楼木质大牌坊，绿瓦斜山，飞檐挑角，4个大石座镶嵌4根木柱支撑着牌坊。中间两根突出坊顶约10米，上顶盆大锡帽，晴空映日，光芒闪烁。坊正顶悬挂“左右逢源”四字匾额。左右两边门上悬挂“海晏”“河清”两块匾额，笔法圆润浑厚，雄健有力。

石剥岸建在龙王庙前，运河西岸，长约230米，与龙王庙建于同时。每块石重约七、八百斤，棱角分明，从河底砌到岸上，河底有木桩。每两块石之间有“铁扒口”。“铁扒口”上铸有“分水石剥岸”字样。石剥岸对大门处砌有石阶，3个石阶两旁雕成6个水兽，体卧面积约1平方米。身有麟，足有爪，两耳鼓竖，两眼突出，令人望而生畏。沿岸竖有13根石桩，供来往船只挽缆之用。 汶运交汇的南旺镇东面，是面积近二千顷的蜀山湖，湖面苍天阔水，物产丰富，蜀山和蜀山寺屹立在碧波荡漾的湖中，具有神奇色彩。

传说中蜀山为古代三大山之一，状如蘑菇，占地20亩，山上百花争妍、苍松翠柏、曲经通幽、柳底茑转、花间蝶飞、山水相映、千古风雅万种情。

秀丽的湖光山色和灿烂文化吸引了历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商贾游人。

蜀山寺建于明朝永乐年间，传说是有南方一富家举子进京应试，自恃才情出众，离家前曾向同窗夸下海口，不料三榜出示，名落孙山，无颜返乡，见蜀山清静宜人，把所带银票兑出银两，在此建寺出家。

颜体镏金的“蜀山寺”，匾额高悬在门楼上，面南而立，朱漆圆钉大门，虎头门环，两块汉白玉门枕玲珑剔透，雕刻精细。寺院内翠竹亭立，柳暗花明。主建筑为三十殿堂“圣母殿、释迦牟尼殿、宗鲁堂”。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蜀山虽小，但由于其屹立在风光优美的蜀山湖中，又有香火盛旺的蜀山寺和名声广远的蜀山会，宛如海市蜃楼，胜过世外桃源，故而久负盛名。 位于蜀山寺圣母殿前灵观正南不远处，是明代吏部尚书吴岳辞官还乡后给弟子讲习、游乐之地。楼上刻有乾隆皇帝游“蜀山寺”时题写的“清心镜境”回文壁碑。吴岳，明南旺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任南京吏部尚书。任满后辞官返乡。留有《望湖》诗稿一卷。

上个世纪末到现在，人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象，那就是“文化”这个词儿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的频率很高，如什么酒文化，茶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旅游文化，城市文化，乡村文化，娱乐文化等等。看来，文化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 文化广泛的存在于精神生产领域，又广泛地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对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吃和穿，一直以来不断地变换着花样，不断地推陈出新，人们认为这就是文化；一个企业依靠自己创立的理念，围绕着这个理念塑造自己崭新的形象，人们认为这也是文化。 从封建社会过来的中国人，遇到熟人时拱拱手，这也是文化。据说，这手还不能随便“拱”，应是左手包着右手，不能右手包着左手，因为左手代表“善”，右手代表“恶”。为何左手代表“善”，右手代表“恶”？因为大多人习惯使用右手，或者说使用右手的频率要高一些。那右手作的恶事自然要多些，相反，左手作的恶事要少些。打拱时用左手将右手包着，是对别人的尊重。据说古时小小的铜钱里也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单说那外边的圆形和内部的方孔，叫做“内方外圆”，是说一个人的人格修养，“内要方正，外要圆通”。这“方正”，是不是说一个人要正直，善良？这“圆通”，是不是说一个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为人处世不要拘泥，要“中庸”，要灵活，要因人而异，要因地制宜，不要死搬教条，刻舟求剑呢？答复是肯定的。 近年来还有一个现象，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文化”概念，可以找出成百上千条，但各有各的解释，各有各的说法，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值得一问的是，文化是怎么来的？人类最原始的时期有文化吗？在数千年前已经有了文化，但那时候的文化有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吗？ 我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化”这个概念是正确的。恰恰是我们的教科书和词典上使用（概括）的以及已经出现的那些关于“文化”这个词的成百上千条的阐释并不怎么准确。我们的概念落后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抽象思维落后于我们的生活。 《说文解字》里记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依此记载，仓颉创造文字，是受到了鸟兽行走之后留下的痕迹（蹄痕、爪迹）的启示。从蹄痕和爪迹可区分是什么兽，什么鸟。人类的生活“痕迹”如何区分？如何辨别？如何记留？人类不能像鸟兽一样仅仅只留下“足迹”，而且要留下许许多多的生活情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仓颉在鸟兽爪迹蹄痕的启迪下，通过取类比象，“依类象形”，创造了文字。这些文字，是纵横交错的“纹”的组合，所以《说文解字》里又说：“文，错画也”。看来，这里的“文”，就是“汉字”。“汉字”就是右纵横交错的“纹”组合而成。从不同的“字”的形态里可以知道它象征着什么意思，就像从鸟兽的爪迹蹄痕里分辨出鸟兽的种类一样。 前面说了“文”，现在说“化”。《说文解字》里这样释“化”，“化？？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贾生曰：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又继续说：化？？“从匕人。上匕而下从匕，谓之化。化，篆不入人部，而入匕部者，不主谓匕于人者，主谓匕人者也。今以化为变，匕字矣”。今版的《辞源》和《辞海》对“化”的部首归类以及《说文解字》对“化”的阐释值得玩味，《辞海》将“化”归于“人”旁部，《辞源》将“化”归于“匕”旁部。很明显，《辞源》在固守原意，《辞海》在叛离原意。“化”，（1）从“教行”的角度看，是统治阶级的行为；（2）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匕”，利器）。 随着社会生活发展，“文”的含意有了些新的内容，它不仅仅是仓颉造字的那个单调的意思了。礼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引申为文雅，常和“文”和“野”对称。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集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文”还“美”和“善”的象征，礼乐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而反，以反为文“（此处对“文”的阐释皆转引于《辞源》）。 “野”，不仅含有“野蛮”之义，还有原始、荒蛮，没有开化，比较落后之义。“文”和“野”相对称，说明“文”的气象（状态、景象）与“野”的气象（状态、景象）相反，即现代（相对的讲）的，美好的，经过了教化的气象（状态、景象）。又：“文”和“武”相对，前者执“笔”，后者执“刀”，很明显，从人性进化和人类进化的方向看，“文”，象征着人性；“武”，含有较多的兽性。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人们的“文”会不断增强，人们的兽性（其中自然有武的“血液”）会不断地减弱，人类的未来，血腥的屠杀，残酷的战争，是肯定要消亡的。那时，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友善，和睦的社会图景就展现出来了。 从“文”的含义的演变和“化”意思看，人们将“文”和“化”这两个字（词）结合在一起，组成的一个新词，起初的意义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是主谓结构的动词。而且其指向很鲜明，即人们创造这个词是针对着自身的，而不是针对其它物质实体和客观世界的，是针对人这个主体的。人们的主观向往是，要将自己“文而化之”。这里的“文”，取其“美”和“善”之义。而“美”和“善”可以引伸为人的一切美好的行为，用今天的话叫“五讲四美”。简而言之，“文化”就是用优秀的思想和品格去改变不怎么“文化”的人（野性的人）。 因此可以认为，最初的“文化”是描述的动态的过程。而后来，“文化”这个动词演变成了名词。作为名词的“文化”已经和作为动词的“文化”大有区别，首先，作为动词的“文化”是形容的动态，而作为名词的“文化”是反映的静态，或者说是反映的现象和结果；其次，作为动词的“文化”，表示着人们正在应用和使用着文化，而作为名词的“文化”，即指文化的静态存在形式，也指文化的动态存在形式；第三，作为动词的“文化”涉及的文化的内容要少得多，作为名词的“文化”涉及的文化的内要多得多；第四，作为动词的“文化”可以将“文”和“化”分开使用，而作为名词的“文化”则不能将“文”和“化”分开使用。在今天，人们使用“文化”这个概念往往是作为名词的概念使用，作为动词的“文化”这一概念的功能已经很弱小了，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使用了。 从仓颉造“文”（字）说起，我们从“文”的诞生可以看到几点：（1）最早的人类是没有“文”的，“文”是人类在生活和生产劳动中逐步创造的；（2）“文”只有人类独有，其它动物没有；（3）“文”象征着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和演进，象征着人类本质意义上的向一般动物告别，象征着人类逐渐挣脱原始，野蛮，愚昧，落后的境况，向着“文明”的图景艰难地迈进。所以前面讲的“文”和“野”相对，是很有道理的；讲“文”和“武”相对也是很有到理的。“野”即“野性”、野蛮，原始；“武”，不论怎么“文”的武里都有兽性和野性的成分。 下面着重讨论作为名词的“文化”。由于作为名词的“文化”不能将“文”和“化”分开使用，所以言“文”，就是言的“文化”。仓颉创造了文字就是创造了文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也是在创造文化。很明显，人类创造的文化是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浅入深过程，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人类不可能一蹴而就创造出所有人类自己需要的文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创造出高级的文明。 由上面看到的“文”的四点知道，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文化的诞生或产生离不开人的创造，文化是非自然物的，是排斥自然物的。我们继而推演，人类是怎么创造文化的？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那就是人类应用自己大脑的思维创造。当然啦，大脑的思维不能凭空创造，而是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人的大脑里的思维不断地“扭住”、“缠着”自然界里的一些具体物质和人自身（自我生命体的来源和生命活动规律）不放，于是大脑里变慢慢生出一些“东西”来。现在我们把这些“东西”叫住什么“意识”呀，“观念”呀，“理念”呀，“思想”呀，“理论”呀，“道理”呀，等等。 分析到这里，文化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那么，呢？答曰：文化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现象。 文化是人的精神闪烁的火花。文化是人的智慧的结晶。文化是人类独有的幻梦和现实。文化的光亮照亮着人类本身，也照亮着与人类临近的自然界！ 这一概念有几个要件，第一，必须是人的大脑的思维作创造性的活动；第二，这个创造性的活动必须有一个结果。思维创造性活动在前，具有本质意义；结果在后，具有现象的意义。人们看到的文化，是“现象”，即思维活动的结果，思维活动的具体状态，往往是看不到的。文化的现象就是“意识”，“观念”，“思想”，“理论”，“理念”，“道理”的“语言化”，“文字化”，“形象化”，“系统化”等等。“语言化”就是文化创造者用口传达出自己创造的文化；“文字化”就是文化创造者用纸和笔传达出自己创造的文化；“形象化”就是文化创造者用表情和动作传达出自己创造的文化；“系统化” 就是文化创造者将自己创造的文化（观念、思想、理念、理论、道理）用逻辑推理、演绎、归归纳等方法，将这些观念、思想、理念、理论、道理做进一步的，全面的，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说明和阐述，使之细化，条理，明晰，清楚。其所以强调“必须是人的大脑的思维作创造性的活动”，是因为人的思维还具有非创造性活动的性质，所谓“惯性思维”、“因循守旧”的思维就是非创造性活动的思维。一个人的大脑记忆他人的文化，复诵他人的文化，或者说一个应用他人创造的文化，这都不是自己在创造文化，而是在学习和使用他人创造的文化。这里的“现象”不能当住是人们看到的表面的“东西”，是说的文化表现的状态和情景。一个舞蹈演员表现自己创造的文化就是一种状态或情景，一个画家表现自己创造的文化也是一种状态或情景，大凡艺术家表现自己创造的文化都是一种状态或情景。非艺术家创造的文化事实上也是一种状态或一种情景，只不过这种状态或情景没有艺术家表现的状态和情景那么直接。例如，遗传学家要将遗传知识用于植物或动物后，出现了新的生命肌体之后，遗传学家创造的文化状态或情景才会被人们和他们自己看到。人创造了文化，他通过口头、文字、动作、表情这四种方式表达出来，但也可以不通过这四种方式表达出来，而将它储藏在自己的大脑里。一个人创造了文化，他表不表达出来，什么时候表达出来，这都是他自己的事情。有的人创造的有些文化，有可能他永远都不会表达出来，而将他带到另一个世界。我把人们隐藏在内心（大脑）的文化称为“隐形文化”。心理学就是研究“隐形文化”，揣摩人们的心理活动，探索人们的内心世界。心理学实际上是人们被动地将隐藏着的文化间接传达到社会，因为要他人去窥视你内心的秘密。“隐形文化”还可以扩大外延，将还是没有显现于社会的文化都可以称为“隐形文化”（也包括古人创造的而世面上传播中断了的还深埋在地下的文化）。可以把显现于社会的文化称为“显形文化”。前面说的文化只不过是一些“意识”，“观念”，“思想”，“理念”，“理论”等等，但我们看到的有时候是通过文字、口头表现的“意识”，“观念”，“思想”，“理念”，“理论”。这种表现文化的方式别人容易接受，容易看明白，而通过动作、表情表现的“意识”，“观念”，“思想”，“理念”，“理论”，这种表现文化的方式别人不容易接受，不容易看明白，这类文化多属于艺术文化，表演的文化，塑造形象的文化。 文化创造表现以脑力活动为主。我们虽然不能用我们的眼睛看到具体的大脑活动创造文化的具体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个人思维活动的征兆。如“三思而后行”，“行成于思”，“深谋远虑”，“多思”，“闭目而思”，“殚精竭虑”，“冥思苦想”等，都是一个人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的特征。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高级领导管理者、艺术家等在创造文化时大多属于这种状态。而有的人创造文化的外在行为十分明显，往往是一边思考，一边创造。如例用实验室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和文学作家，虽然他们也要作些纯思考的准备，但他们在实验过程中和写作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没有停息。所以作家的活动叫“创作”。“创作”就是大脑的思维活动。尤其是通过实验室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他们对自然事物的真知灼见就是在实验室里发现的。从这里我们看到，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是不断进步的，由纯粹的大脑的思考发展借助实验室等许多辅助设备进行思考。在人类的原始是时期，文化的创造是比较孤立的，单个体的思维活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对许多文化的创造可以通过众多文化创造者的合作和共同劳动，如人类对生命体的研究，对宇宙天体的研究。 一个人或一个合作的人的群体，只要他（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有了一个成熟的观念，并且能找到许多论据给予有力的证明（这些大都属于思想哲学文化、自然科文化、管理文化、伦理道德文化、历史文化的范围）或者，他（他们）在艺术领域，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础上，创造出神似自然物和社会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那么我们可以说，所立意创造文化的过程就算完成了。需要指出的是，艺术家创造的作品并不是一具僵硬的无生命的漂亮的“躯壳”，而恰恰是艺术家把自己的心血，精神，理念蕴藏其中。这“精神”和“理念”就是具体的文化，“躯壳”只是美丽的外衣。正因为心血，精神，理念贯注其中，整个艺术品便不是僵硬的“躯壳”，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立于社会现实中的逼真的形象。 前面说过，人们创造的文化通过四种方式（途）传达到社会和人群体之中。人们看到的文化是“显形”于社会的文化，人们并没有看到文化创造者创造文化的过程；或者说，人们看到的是文化的流动和传播现象。文化的创造到文化见诸于社会，可以用以下简单的图形表示： 人的大脑创造的文化、语言、文字符号、动作、表情（四种方式）、社会人群。 人类创造文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小而言之，为个人或少数人服务；大而言之，为整个人类服务。不能哪种服务，文化的意义都必须社会化后才能实现。一个人创造的文化如不能传达到社会，让人们知道，让人们应用，在社会上发生作用和影响。这样，创造出的文化储滞在大脑里，这样的文化还是“隐形文化”。如此，文化创造者是很痛苦的，是文化创造者的悲剧。如果他（他们）创造的是优秀文化，也是社会的遗憾和悲剧。所以，社会管理者们，不仅要应用好“显形”于社会的文化，还有一个重的任务，就是发现和应用优秀的“隐形文化”。这方面，历史上故事很多。例如姜子牙未“出山”之前，其创造的文化就是“隐形”的；诸葛亮在“未出茅芦”之时，其创造的文化也是“隐形”的。 这里，人们可能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即要问：你说“文化要创造的才可称之为文化”，那么，现实世界存在着的许多文化就不叫文化了吗？而且这些文化我们在大量的学习，应用着。这实际上关系到文化的承传和文化的存在状态的问题，我在后面将有专章论述。在这里只是说，这些都是文化，是人们创造的文化“显形”于社会后流传到现在。也即证明，人们创造的文化没有流失或消逝。可能还有人认为：那些进入了社会，对人们起到了影响和作用的文化才叫“文化”。这个说法较为武断和片面，抹杀了文化的本质。这个逻辑推理就是：看到了胎儿呱呱坠地以后才承认有胎儿，没有看到胎儿呱呱坠地就不承认有胎儿。这显然是不合乎事实的，因没有出生的胎儿也是客观存在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创造性思维活动不一定产生文化。农民种地，有时丰收，有时歉收，有时甚至颗粒无收。创造性思维活动有时也是“丰收”，有时也是“歉收”，有时还是“颗粒无收”。为何出现在三种状态？取决于文化创造者所创造文化具体内容的难易程度，取决于文化创造者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取决于文化创造者所具备的相关的知识基础，取决于文化创造者当时的精神状态，取决于文化创造者所处的环境条件，等等。一般的情况是，深入到事物内部，创造那些反映事物本质规律的文化较难，反之则易；创造那些反映复杂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文化较难，反之则易。有的人也有创造文化的那股激情，也在进行着文化的创造，但往往不得要领，抓不住认识对象的关键，到头来仍是空手而归。“志大才疏”者大都属于这类人。创造任何文化都需要相关的知识基础，没有相关的知识基础，创造文化，纯系空谈。可以用“空中楼阁”来形容这类人。文化创造者创造文化是需要一定环境条件的，包括生活条件，工作条件，以及与创造文化内容密切相关的物质条件（例如自然科学家搞实验所需要的仪器设备）。但是，当前面叙述的所有条件都具之后，如果文化创造者在创文化时的精神状态不佳，找不到“灵感”，也是创造不出文化的。这对艺术家来说，这种状态叫住“没有进入创作状态”。 写到此，有必要对传统的“文化”概念作一分析。传统的“文化”概念是：“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认为“文明”，“犹言文化。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我以为，这一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 （1）传统的“文化”概念将“文化”和“文明”混为一谈。认为“文明”就是“文化”。“文化”和“文明”是不能划等号的。很明显，“文明”是一种美好的社会图景，是优秀文化发展和实践的结果；形象地说，“文明”是美丽的文化苍苍之树绽开的花和结出的硕果。“文化”到“文明”的图景有个过程，即“文化”的实践和应用的过程。“文明”的图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论怎么优秀的文化，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如果不加以实践和应用，“文明”的图景就不会出现。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先有优秀的“文化”，然后才有“文明”的图景出现。 （2）传统的“文化”概念将“文化”的创造过程和“文化”的应用、实践过程混为一谈。文化属于精神生产的范畴，是人的精神运动的结果，纯粹是精神性的。“文化”可以进入物质生产领域，也可以不进入物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从概念上，“文化”可以和物质的东西区别开来；或者说，精神就是精神，物质就是物质。当然，就有些“文化”看，只有进入物质生产领域，与物质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后，这样的“文化”才有真正的意义，例如科学技术就属于这方面的文化。但有些“文化”永远和物质实体都走不到一起，永远都是间接地和物质联系着，例如艺术类文化。因此，“文化”只能是“精神财富”而不是“物质财富”（借用传统大概念，实际上这样概括“文化”不准确）；“物质财富”只有在“精神财富”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在“精神财富”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的“物质财富”具有浓郁的文化意义。而现代文明，本质上就是精神文明，是具有充分人文特色的文明。从自然的角度看，从人的进化？？由猿到人的历程看，先有物质后有精神这个道理没有错。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旦人具有精神这一条件之后，人的行为再不是自然的了。人在社会实践中和社会活中，所有的言论和行动都受着大脑的支配，受着精神的制约，如果将自然范畴的物质和精神产生的先后顺序照搬到人类社会实践中来，人就会成为自然物质的奴隶，人就失去了参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因此，人类的文明史和人类社会史，必定是先有精神文明这个基础，然后才可能有物质文明。 （3）用“财富”来概括“文化”，似乎是正面的肯定，是一切“文化”实践之后带来的良好的结果。所谓“总和”，即全部，一切。而在浩如烟海的文化海洋里，无疑，它里面既有精华的部分，又有糟粕的部分；既有真理的部分，又有谬误的部分；既有正确的部分，又有错误的部分；既有先进的部分，又有落后的部分；既有积极的部分，又有消极的部分；既有优秀的部分，又有低劣的部分。难道那些糟粕的、谬误的、错误的、落后的、消极的、低劣的文化用于社会实践之后也会创造出“物质财富”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人类只有将精华的、真理的、正确的、先进的、积极的、优秀的文化用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物质文明的状态才有可能出现。 （4）传统的“文化”概念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混为一谈。“精神财富”就是“文化财富”。只不过“文化”的称谓比“精神”的称谓更具体。而事实上，“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创造“文化”的过程是以物质为条件，以文化为重点，主要表现为大脑思维的活动，参与的人相对少一些，社会性相对弱一些；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是以文化为条件，以物质重点，主要表现为对文化的学习应用，推广，参与的人相对多一些，社会性相对强一些。“文化”的创造不一定要和物质结合，而具有人文特征的“物质财富”的创造必须和“文化”结合，不和“文化”结合的物质生产是自然经济，它也不叫“物质财富”。因此，“物质财富”不是纯粹的文化，也不是纯粹的物质。“物质财富”里既包含着精神，也包含着物质。从表面看，“物质财富”呈现给人们眼帘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体，但归根结底看，这些“人文化”的物质实体与自然的物质实体大不一样（如跟人们在大海里捞的没有经过人工养殖的鱼大不一样），它里面既有自然的部分，又有科学技术（文化）的部分，它的形态，它的体积，它的内部结构，都和纯自然物不一样。例如应用遗传科学培育、培植出来的动、植大都具有这一特征。这里的结论是：“物质财富”是精神和物质有机地统一的结果。 （5）传统的“文化”概念将忽略了文化的创造特征。只注重了文化的社会应用和实践，没有注重文化的思维创造特征。准确的说，传统的“文化”概念是一个“应用文化”或“社会文化”的概念，不是一个反映文化本质意义的概念。因为创造“物质财富”就是对文化的学习，应用和实践的过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新认识，新的作法，但都是次要的和辅助的，作为大量的，大规模的物质生产活动，往往都是在既定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进行，那些些许的“新方法”、“新作法”只能起助推作用。例如某项重大农业技术的推广，绝对是先有较可靠科技文化后才进行推广，这个技术是“核心”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人们有可能根据不同的生产条件，采取不同的推广方法，或者更新推广方法，这也叫创造了文化。但这种文化是“附属文化”，是为既定文化的推广应用“服务”的，相对而言，价值就小一些了。 （6）用“总和”来概括“文化”，在用词上也不妥当。只有“总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才叫“文化”，那么，一本“词典”，一个文物，一部小说，一个发明创造，一条科学道理，一幅画，一首诗，一部学术著作等等，这些单个的，散见的就不是“文化”吗？把这些所有的任何文化凑在（连接）在一起才叫“文化”吗？显然是不能这么概括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会认为，平常人们说的“学文化”，难道就是学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岂不令人窃笑。再说，“总和”带有“终止、停顿”之意，难道“文化”的创造已经到了尽头，再也不能发展了，再也不能创造了，再也不能前进了。而恰恰是，文化的创造在不停地丰富和发展着，文化的创造是永恒的话题。 传统的对“文化”的解释还有一种，认为“文化”，“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在内。”（其实还应包括一般的算术知识）还举例说：“学文化”，就指的是学习文字和求取一般的知识。这里，实际上是人们不知不觉地将“文化”和“知识”当住是一回事，是同质同义的概念。我们稍加琢磨，就会注意到，前人创造“知识”这个词的意思是，你对“文化”“知”了多少，实际上是说的一个人了解了多少文化，学习了多少文化，掌握了多文化；“识”，是在学习“文化”的基础上，你分析事物和判断能力达到了什么水平。把“知识”当住“文化”是我们后人犯了错误？？一个不在意的错误。这里的“知识”，实际上应该叫住基础文化（相当现在的高中水平。对基础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应有不同的要求）。 “文化”这一概念也不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传统的狭义的“文化”概念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从文化性质分类学的观点看（我将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以文化性质分类学的观点分为科学技术文化，伦理道德文化，管理文化，思想哲学文化，历史文化，艺术及体育娱乐文化等六大类。），“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这类文化，属于“管理文化”这个大类。“意识形态”即系统的管理观念，“制度和组织机构”即管理观念的实践和社会化。“制度和组织机构”是管理观念的具体体现。把“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这类文化当着是“狭义”的文化，可能受到了传统的对“化”的解释的影响，按照前文的叙述，“化？？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化”是统治阶级的“专利”，被统治阶级不可言“化”。以此推理，传统的“狭义”的“文化”概念，是由“化”演绎而来，“化”成了“文化”。如果这种“演绎”成立，那么，狭义的“文化”概念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文”和“化”这两个字（词）在古时也好，在现代也好，都是比较独立的，各自有不同的意义的，将“文”和“化”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词，它的含意已完全变了。讲到这里，是不是可以说，狭义的“文化”概念是不应该存在的。既然狭义的“文化”概念不存在，广义的“文化”概念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没有狭义，哪有

有的古籍说是五代刘仁恭所修筑的“梁城”,但梁城位于宁河县境内,这是因“梁”与“粮”音同而误。明《天津卫志》说军粮城是元代漕运的产物,也不确切。实际上,军粮城远在两汉时期已经形成聚落,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镇。西汉时期,这里属漂榆邑。东汉末年写成的《水经》一书,记载有漂榆邑,是西汉时期的遗存。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根据《水经·淇水》曾考查过这座古邑,写道:“清河(南运河)又东经漂榆邑故城南,俗称之角飞城。”近年来,这里发现了汉代城址、窑址。地面上散布有三足器,陶磨、盆、罐等汉魏时期的红、灰陶片,出土了汉代石墨和西汉“五铢”钱。有人认为此城在汉以后已经废弃,所以郦道元称之为“故城”。西晋以后这里称角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