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大名窟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07浏览:2收藏

宋代四大名窟,第1张

四大石窟是以中国佛教文化为特色的巨型石窟艺术景观,一般指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是“三大石窟”加上麦积山石窟形成的并称。

1、莫高窟: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2、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

3、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共有97000余尊佛像。

4、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因其形似麦垛而得名,麦积山石窟始创于十六国后秦,至公元六世纪末的隋代基本建成,并完整保留至今。

四大石窟,一般通常指的是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以及麦积山石窟。

河西走廊,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历朝历代挖空脑袋想控制的交通要道,它东起乌鞘岭,西抵玉门关,南依祁连山,北靠合黎山,全长约一千公里,水草丰富,环境适宜,是为中国东部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西北边防重地。东周春秋时为被西戎占领,战国先秦时被月氏人占,直至文帝前元四年(前176),河西地区终为匈奴所占领。占据着这块水草肥美的沃土,不断扩张的匈奴直接威胁着汉王朝的统治。 河西走廊 经过高祖、惠帝及文景两朝共七十余年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的国力已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强,基本上具备了和匈奴掰腕子的能力。元朔三年(前126),奉命出使西域的张骞回到长安并带回了大量有关匈奴的情报,武帝在听取张骞的汇报后,决定讨伐匈奴,夺取河西地区。汉武帝分别于元狩二年的春、夏两季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出陇右征匈奴,打败了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歼敌四万,浑邪王被迫降汉,河西地区终于纳入汉朝版图。 霍去病征战匈奴 河西走廊地区由于处在中原与西域诸国东西交往的交通要道上,又是汉匈争战的核心区域,所以汉王朝很重视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尤其是元狩二年之后,河西走廊彻底纳入汉版图,汉王朝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采取措施,开始大规模、全方位的经营这一地区。 修筑关塞 汉王朝为增强在边境地区的防御力量,因地制宜,依据河西走廊的地形、地势等特点,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分段修筑了河西边塞。作为汉王朝控制西北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些边塞的修筑,为增强汉王朝的边防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居延塞遗址 河西边塞的修筑起始于令居,史载元鼎六年(前111),「 ”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即令李息、徐自为在令居筑塞,并驻兵设将作为防备,以实现方便联络西域及避免匈羌联合的战略目的,后又修筑了令居到酒泉及酒泉到玉门的边塞。另太初二年(前102),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泽一带修筑的居延塞,对于维护张掖、酒泉郡的安全,及由此通往西域的交通道路的畅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汉边塞沿线,还配套的修筑了城、障、亭、隧等其他设施,它们共同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成为汉代河西边防的主要防御工具之一。 「 ”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宪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险出长城数千里”。--《后汉书·西宪传》 除了修筑边塞以外,汉王朝还在地理位置比较险要的地方或者边界地带设置「 ”关”,作为守卫的处所。汉王朝在河西走廊地区共设有四关,分别是玉门关、阳关、金关与悬索关。其中玉门关和阳关,均位于敦煌郡的龙勒县境内,且是都尉的治所,是当时中原王朝与西域交通往来的咽喉要地;金关和悬索关设置在河西走廊中部的黑河一线,以此来拥守走廊与内蒙古高原间的一些河谷道口。 玉门关、阳关位置 设立河西四郡及属国 河西走廊归汉以后,汉 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增强其在西北边境的防御力量,以更好地打击匈奴和沟通西域,并隔绝匈奴与走廊南部的诸宪联合起来反汉,在采取修筑障塞等边防措施的同时,也开始在这一地区陆续设立郡、县等行政机构,并派遣官吏任职,处理相关的民政和边防事务。还鉴于河西走廊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少数民族众多,军事交通地位重要等特点,因地制宜地实行了郡县和属国并行的制度。这种完备的行政建制,为加强汉王朝对河西走廊的管理,甚至提高整个西北地区的边防力量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河西四郡 汉 在河西走廊地区逐渐设置四郡,首先是始于酒泉郡的。随着汉匈战争的不断升级,汉王朝急需加强该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和行政管理。而正是适应这种军事、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才先后从酒泉郡分置出了其他三郡。也因此表明,汉 对河西走廊的管控在逐渐地细化。反过来由于对河西地区的有效管理,从政治上保障和促成了汉王朝攻打匈奴的顺利进行,故可以说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比如对于设立郡、县的位置选择,一般都是在河流附近,此即是充分考虑到了当地气候干燥并缺水的自然条件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这种完备的行政建置,为增强河西的防御力量,实现通西域和隔绝羌胡的战略意图也起到了重大作用。 汉王朝设置河西四郡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河西走廊真正变成了「 ”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要地,更因之加强了汉王朝在西北边境的防御能力。还为推动西域诸国与汉 联合抗击匈奴创造了可能,也为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奠定了基础,并因此促进了西方文明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交往。 河西四郡 西汉 除了在河西走廊设置郡县来加强其管理统治外,还因地制宜地设立属国,主要是为安置那些在战争过程中归降于汉王朝的少数民族部落。属国的官僚机构通常由上下两部分构成,即属国都尉、臣、侯或司马)构成上层,少数民族本来的千长、百长、且渠等构成下层气河西地区的属国,在史籍中比较常见的有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及酒泉属国。 「 ”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号属国”--《汉书》 郡县制和属国制在河西地区的并行实施,有效地加强了汉 对河西走廊的统治,基本保障了西北边地的稳固与安全。对于汉王朝进一步更好地经营西域,最终彻底地打败匈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移民屯田 西汉王朝在夺得河西走廊之后,还实行了移民实边、屯田开发等措施,以从经济上夯实此地的物质基础。这样不但有利于河西地区的政治稳定,更能为进一步经营西域与攻打匈奴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汉王朝在河西地区实施过多次的移民政策,大大地增加了当地的人口,还带去了内地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与农业技术,促进了边地的农业开发,改变了河西较为荒凉落后的面貌,也为守护边地的广大戌卒们提供了充足的军粮。这些移民不但要进行正常的农牧业生产,还得「 ”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负担起相当的军事防御任务,所以他们对于西北边防的巩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 ”其后(元狩二年)票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汉书》 元狩四年(前119)漠北之战以后,匈奴因失败而于武帝元封年间,「 ”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企图控制西域。汉武帝鉴于这一形势的变化,决心要大力开发河西地区,在巩固好对河西走廊有力统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战争,于是在河西地区开始屯田。河西的屯田点主要分布在令居、番和、武威、居延、酒泉、敦煌,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居延屯田区。由于居延地区的大规模屯田,对巩固边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而汉 为了加强对居延屯田的有效管理,还专门设置了居延农都尉,居延田官与驻马田官都在居延农都尉的管辖范围之内。 「 ”益发戌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史记》 居延屯田区遗址 由于有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组织管理制度作为保障,才使得河西的屯田开发事业得以顺利进行。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中西交通的咽喉要地,在此也分布着一些屯田点。河西的屯田点遍布整个河西走廊,规模较大,持续时间也较长。连年的屯田开发,大大的提高了河西的粮食产量,不但保证了人民生活的充裕,而且更为汉 攻打匈奴的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也正是由于屯田开发事业的长期推行,增强了河西边郡的防御力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匈奴对于河西边地的侵扰和掠夺。 元狩二年两次河西之战汉朝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夺得了河西走廊这一战略要地,才使得汉王朝从汉匈双方争战的不利态势中摆脱了出来,而处于主动的地位。由此作为驻兵或出军的基地,以展开对匈奴更大范围的彻底清除。甚至可以说河西之战的胜利,是汉王朝崛起的一次重要契机。汉王朝正是由于夺取了河西走廊这一战略要地,才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汉匈战争的最终结果。

河西走廊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地方,这里出现过许多历史名人。

1 张骞:他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著名探险家和外交家,曾经穿越河西走廊,向西域诸国进发,开启了中国与西域的正式往来。

2 卫青、霍去病:他们在河西走廊地区与匈奴进行了一场著名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保卫了汉朝的边境安全。

3 玄奘:他是唐代的一位著名高僧,曾在河西走廊地区经历了艰难险阻,最终成功穿越,到达了印度取经。

4 马可波罗:他是意大利的著名旅行家和商人,曾在河西走廊地区旅行,记录下了这里的风景和人文特色。

5 左宗棠:他是清朝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曾在河西走廊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和建设,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这些历史名人在河西走廊地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为这里的文化和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古时女子称姓,男子称氏。黄帝号轩辕氏,按照现代人的理解,“轩”指有窗格的雅致的小房子或者是有帷幔的高篷顶的轿车,“辕”是牲畜驾车子的车杆与配套,俗称“车辕”。说黄帝是轩辕氏,实际上说,黄帝族群是靠牲畜驾辕拉着有篷幔的车过游动生活的族群。关于黄帝起源的叙述有以下:

一、《山海经 - 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山海经 - 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山海经 - 五藏山经 - 西次三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为帝之下都”、“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无草木,洵水出焉,南流于黑水”。清朝毕沅认为,“昆仑之丘”指今天甘肃省酒泉市南山,并且说明《禹贡》记载的“昆仑”指祁连山地;顾颉刚先生认为,“昆仑之丘”在甘肃酒泉。古人说的“昆仑”是大山脉,山包为丘,山涧为谷,丘、谷相连的地处俗称为“丘”。“帝”指黄帝,泛指黄帝族群,“下都”是黄帝族群的繁衍地,即甘肃酒泉南山,河西走廊祁连山脉地区。《水经注》十七卷“渭水”里的“又东过上邽县”注解:“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汉置上邽县,今甘肃天水。天水秦安县大地湾遗址考古研究认定,轩辕谷在天水。即“轩辕丘”。

此说法有考古依据,以上材料都不涉及黄帝的父母亲问题,只说明黄帝的出生地,没有表示姓氏与社会层次。我们有必要将进一步对传说进行现实还原,以及讨论历史地理与文化发展的联系。

从甘肃省天水市沿祁连山脉到酒泉市的地上距离大约1090公里,其中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之间,长约900公里。《水经注》描述,渭水自甘肃渭源境内的鸟鼠山流出后,先后流经陇西县、武山县、甘谷县、天水市,陕西境内的宝鸡市。很显然,天水在酒泉的东南方,《山海经》的描述则相反,“昆仑山”向西370里到“乐游山”,再向西400里到“流沙”,再向西200里到“嬴母山”,再向西350里到“玉山”,再向西480里到“轩辕丘”,总共1800里。在远古,即大洪水之前,黄帝时期制定的尺子,一尺27708厘米,一里300步,一步6尺,共1800尺,算出一里为49874米。那么“昆仑山”到“轩辕丘”有897732米,即897732公里,与当前实际距离出入不是很远,因为古代的地点已与当前地点并不是一成不变。

《山海经 - 西次三经》自“华山”起,一路向西描述,为什么会出现“昆仑之丘”在“轩辕丘”的东面呢?“昆仑之丘”是黄帝族的发源地,在酒泉南山;而“轩辕丘”是黄帝的出生地,在天水秦安,两者不是同一地方。由于黄帝族群是游动的族群,而且黄帝出生于族群社会之中(暂不论母系或父系),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昆仑之丘”的“下都”是黄帝母亲所在的族群或者是黄帝父亲少典所在的族群发源繁衍的地方,而不是黄帝出生后黄帝亲自统领的族群,因为“轩辕”指的仅是黄帝本人,黄帝统治的族群才是游动的族群。那么天水附近地域则是黄帝族群的繁衍地了,早期黄帝族群在姬水发展,民俗调查甘肃大夏河流域东北邻近的永靖县白塔乡的姬家川,是古人称的姬水。永靖县地区距离天水大约两百公里,黄帝族群从天水游动到姬水地域生活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黄帝是出生在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呢,黄帝姓氏到底是什么呢?

二、《史记-五帝本纪》主要取材于《世本》、《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尚书》,“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辇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昔帝鸿氏有不才子”、“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山海经-大荒东经》:“帝俊生帝鸿”。以上叙述是父系社会的观点;《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东晋前秦时期王嘉的《拾遗记》:“轩辕出自有熊之国,母曰吴枢”。以上是母系社会的说法。其中“附宝”生的“黄帝”与“少典”的儿子“黄帝”说的是同一个时期的同一个人的不同说法,而“有熊氏”,母亲是“吴枢”的“黄帝”则是后面时代的人。

按照客观的历史进程,母系社会出现在父系社会之前。七千年至五千年之前,母系氏族社会出现在长江流域的河姆渡和黄河流域的半坡;四五千年之前,父系氏族社会在一些地区出现,比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这说明,在同一时期的大汶口其他地区,母系氏族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据古籍记载,已初步推断神农炎帝族群部落是母系社会,生活于黄河流域稍偏中下游地域。

帝俊即少典,帝鸿即黄帝。有学者认为,黄帝姓公孙,不是母族本姓,“公”是明显的父系祖,“公孙”是父系祖的第三代后继人,如果司马迁的记述是真实的,那么可以证明姓“公孙”的黄帝是父系社会时期的第三代子孙,因为姓“公孙”的黄帝不仅知道父亲“少典”,而且知道爷爷“公”是谁。然而《百家姓》“公孙”的描述则大相径庭:“属地:高阳郡(今河北省好网站) 起源:春秋时期,诸侯之子为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孙之子如无封邑爵号,均以公孙为姓氏”。一般认为《百家姓》为北宋初年的人所编,而笺注者则是清初人王相,称为《百家姓考略》,对书中大多数姓氏的来源、郡望及其代表人物做了一些考证和简要介绍。可见,“公孙”这种姓氏起源于春秋时期,并非在远古黄帝祖先的族群中出现,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并没有过多证据证实。

第二种说法中黄帝的母亲“附宝”在祁野见大电绕北斗七星中的枢星(勺头那颗),感孕生黄帝,则黄帝降生时候处于母系族的影响中,不知其父。“祁野”,《说文解字》说:“太原县”,就是说黄帝母亲“附宝”从渭河流域的天水,跑到山西的太原与外族男性相遇后怀孕,归故里“轩辕丘”生黄帝。

古籍记载黄帝“姬”姓。《说文解字》:“姬,黄帝居姬水,以为姓”;《百家姓》也描述黄帝长于姬水。甘肃省永靖县的姬家川是古人称的姬水,居住着“姬”姓古村落。永靖县地区是距今五千至三千多年马家窑、齐家、幸店和寺洼文化考古遗址群集中地。有学者已经考证,从地理环境看,大夏河注入黄河的地域与兆河、渭河流域相联系,地缘上同天水相连接,早期的黄帝族群东进南下到姬水生活繁衍,能够迁移到渭河谷地天水地域,因此族群以“姬”为姓,也证明了“黄帝”族群不是黄河中下游流域土著。这就表明了,黄帝出生时,不是“姬”姓,到了姬水生活后,黄帝族群壮大,并且四处游动迁徙之时,才姓“姬”。并且后来的北方族群也是“姬”姓黄帝族群的血脉。这是有确凿的地理历史考古证据的。

可以说黄帝是出生在母系社会之中,到了黄帝娶螺祖为妻并生下昌意,昌意生下颛顼之时,父系氏族的特征才算稳固。我们也可以大概理顺黄帝的发展事迹:黄帝出生于“女子国”北面的“轩辕丘”,黄帝族群在姬水生活再迁徙后,取“姬”姓,炎帝部落服从了强大的黄帝部落领导,炎黄联盟随后在涿鹿战胜了蚩尤,涿鹿成为了黄帝的都邑,后来黄帝征服了中原地区的大多数部落并在今河南新郑建立了统一的军队,而且建国后取名“有熊氏”,所以“有熊”也成为了一些分支族群的姓氏。

在《楚辞》中大量出现了后代传世文献所提及的远古圣王,包括尧、舜、禹、汤等。 其中屈原所作的《离骚》《九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汤禹”,是个同义复音词或并列结构短语。但凡提及及“尧”和“舜”,“桀”和“纣”时,则按照时代顺序而讲为“尧舜”与“桀纣”,皆照常理;提及“禹”和“汤”时,却称为“汤禹”,好像是故意表达前后相反的时代顺序。《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九章--怀沙》:“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

如果在楚国人看来,“汤”时代的确是在“禹”时代前面,尧、舜、汤、禹,那么上古史将重新编写。成汤,甲骨文记载有成(大乙)这个人,周原将其称为“成唐”,都认为是殷商先王和盘庚的祖先。《楚辞》被认为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将“汤”放在“禹”之前,并且与“殷宗”分开,《湘君》把北方的圣王舜称为“湘君”,将其夫人称为“湘江之神”,这是疑点一;《尚书-汤誓》:“伊尹相汤伐桀……汤既胜夏。”甲骨文里没有提及任何关于成大乙讨伐夏的事情,这是疑点二;《越绝书》:“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委其诚心。”王国维认为是叙述商伐荆楚的事迹。但是文中以褒扬的语气行文,带有赞颂之意,所以不像是族群间的“讨伐”,而更像是楚地不同城邦政权的联合或者融合。这里的“汤”是楚地的首领,而非北方商朝的君主。这是疑点三;《古本竹书纪年》:“汤有七命而九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作“汤有七名而九征”)《路史后纪》十三注引作“汤七年九征。”殷商武丁、盘庚等并没有多征的传统,这是疑点四。

有的学者根据考古线索认为,“汤”与“大乙”不是同一个人,只是在殷商征服了荆楚古国后,有关“尧舜汤禹”的楚地神话传说遂被商朝统治者剽窃,用以旁证自身的正统性。而且“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这句不但提及了君王,还提及了“伊尹”和“皋陶”等名相。《古本竹书纪年》:“仲壬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其中“仲任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这一说法与《史记》的描述出入很大,由于文本文献的问题而不得解。《离骚》中还有“昔三后之纯粹兮”这句诗,“三后”指禹、汤、文王。同时在“汤禹俨而祗敬兮”的后半句有“周论道而莫差”的论述,说的是周文王重用姜太公吕尚的故事。可见,“尧舜之耿介兮”以及“汤禹文王”的描述,是把“尧舜”分为光明正大的一类君王,而把“汤禹”和周文王分为另一类重贤用才的君王。这样也无形中道明了一点,就是楚国人的这些神话传说不是独立隔绝的,其中也融合了中原地区的文明。

本人认为《楚辞》中所提及的上古圣王,并非是楚地特有,熊绎归附周文王后,封于楚国。因而当时屈原所说的“汤禹”已经是天下人所公知的。“帝高阳之苗裔兮”说明高阳氏即颛顼是楚地的祖先,一直到尧舜禹,如此完整的神话系统,在出土的楚地简帛如郭店楚简、竹书《容成氏》中都有十分详细的描述。但是在屈原时代,楚地所原有的文明已经融入了大量北方文明的成分。《容成氏》有:“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又有:“(汤)如是而不可,然后从而攻之……桀乃逃之鬲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这是关于“汤有七命而九征”的详细描述。楚地所出土的大量简帛,都记载了禹治水、汤伐夏桀的事迹。如果“汤禹”是楚国人所创始的,那么楚国人所作的简帛中为何不按照自己原有的观点?用其他地方的材料来修改自己的传统观念,对于古老的楚国文明来说,没有任何必要性。所以“尧—舜—汤—禹”的可能性是有待商榷的 。

在后世的著作中,把两个帝王按照颠倒时代顺序来合称的情况也是有的。南朝梁武帝时期,员外散骑侍朗周兴嗣所集字的《千字文》,就有“周发殷汤”(“发”为周武王姬发;“汤”为商汤或成汤)这种情况。但是这是为了押韵所需,这四个字放在文中是合辙押韵的,“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如此,是否《楚辞》里的“汤禹”也是为了达到合辙押韵的效果?事实不然,“楚辞”文体之习惯,单句尾字多用“兮”,双句尾字才讲究韵脚,且句法参差错落。“汤禹”恰恰都是在单句,所以在文中并不起和韵的作用。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楚国方言的习惯,为了朗朗上口,而把“汤”放在“禹”的前面呢。“汤禹”中的“汤”字,上古音thaη,去声,开,韵部从“阳”部,声母从“透”母,舌音,《说文》反切“他浪”;“禹”字,上古音γiua,上声,合,韵部从“鱼”部,声母从“云”母,唇音,《说文》反切“王矩”。古代的四声高低升降的形状是怎样的,现在已不能端详了。依照传统的说法,去声应该是一个降调,上声应该是一个降调。每个字在韵书中都有其归属的声调。有时候一个字有两种词义的时候,往往不同词义有不同声调。古代汉语中尤其繁多,如:

骑:平声,动词;去声,名词

思:平声,动词;去声,名词

教:平声,动词;去声,名词

禁:平声,动词;去声,名词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时候一个字词义为动词时,是平;词义为动词时,是仄。“骑马”中“骑”是平声,“马”是去声;“思想”中“思”是去声,“想”也是去声;“名誉”中“名”是去声,“誉”是入声。那么“尧舜”中“尧”是去声,“舜”是入声,上古音“汤禹”中“汤”是去声,“禹”是上声。这样“去声+上声”组成联动结构,同时为仄。如果我们不知道楚国当时的方言发音,那么我们也就无法掌握“汤禹”是属于什么发音规律了。然而“汤禹”叫法的原因排除了多种可能性之后,方言的习惯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

在《山海经》当中,并没有描述到“狄”族群,但其中有些地方却十分明显地间接记载了“狄”这个族群的一些基本情况。《海外东经》首先提到,“大人国在其(发丘)北,为人大,坐而削船。”在《大荒东经》也提到了“有波谷山者,有大人国。”然而最详细的描述是在《大荒北经》,“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国,釐姓,黍食。有大青蛇,黄头,食麈。”其中也提到“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说明禺山与大人国同在东北海之外的大荒之中。这就是“狄”族群!

《禹贡》没有“狄”族群的记载;《尚书 - 汤誓》记载:“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即边远的西夷和北狄百姓盼望商汤王的征讨行动。“狄”指北方族群。

《公羊传 - 隐公四年》《礼记 - 王制》记载:“北方曰狄。”《大戴礼记 -千乘》记载:“北辟之民曰狄。”这里的“北方”、“北辟”指当时齐国以北的渤海湾地域。战国时期田单三个月没有攻克的“狄”的位置,在今天山东省黄河南岸(《禹贡》时期在黄河北岸),淄博市管辖的高青县高城镇的西北面。所以,“狄”是渤海湾西面,古齐国往北的族群。

《左传 - 鲁文公十一年》西晋的杜预注道,“鄋瞒,狄国名,防风之后,漆姓。”《说文解字》写作“叜”,并说:“北方长狄国也,在夏为防风氏,在殷为汪茫氏……春秋传曰:鄋瞒侵齐。”《史记 - 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说,“其节专车,此为大矣”,被夏禹杀死的防风氏的尸骨节大长,需要专车载运。孔颖达的疏注也说明,长狄国人身材高大!

《国语 - 鲁语下》记载孔子的话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又说:防风氏“汪茫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禹夏商为汪茫氏,于周为长狄。”这是目前能见到的史志中较早记载“长狄”为“防风氏”后代的资料。《左传 - 闵公元年》记载“狄人伐刑”,“刑”在今河北邢台地区。因此《左传 - 鲁闵公二年》记载“狄入卫”,狄人活动于黄河北的濮阳、滑县地区。《左传 - 鲁宣公十五年》五月记载晋景公要伐狄,“晋侯从之”,六月“败赤狄于曲梁”。今河北邯郸北的永年县为“曲梁”地,七月晋景公为迎击秦桓公侵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用兵夺占狄人的土地。“稷”在今山西闻喜县,有稷王山,晋军向东移动夺占“狄土”。可参阅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可知春秋时期的“狄”生活在黄河北的冀州,今河北、山西及古黄河北的河南、山东地。但是西周以及以前的地图,这些地方没有标注“狄”族群;《尚书》中的夏代资料里没有“狄”族群的记载,也没有“防风氏”的记载。

问题一:商汤王伐夏战争时期,出现“南征北狄怨”的情况,说明“狄”族群夏代已经生活在古冀州。

《路史二十五卷 - 国名纪》记载:“防风,釐姓,守封、嵎之间,二山在令二湖之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为“武康”,东南有封、嵎二山,防风氏生活在这里。

问题二:防风氏的族群在今浙江德清县地带,夏禹杀防风氏后出现族群的迁徙。族群前往北方的最早记载是《左传 - 鲁文公十一年》的“鄋瞒”国是防风氏后代,但是被称为北方“长狄”,位置在山东。淄博市北面的高青县,靠渤海湾地区。所以,若古籍纪实,《禹贡》不记载夏禹杀防风氏,这是因为夏禹维护权力,王权意识形成。杀了防风氏,族群无法存在,被迫迁往北方,经过夏代大概470年的过渡,改换新的族群称呼“狄”,成为商周时期的“北狄”。

防风氏“漆”姓,属炎帝族群,今陕西漆水流域为族群源地;“釐”姓,与东夷“九黎”族群有关系。从参考文献诸多古籍资料中看出,“风”是母族姓,是太昊伏羲-女娲族群后裔的母族姓,属东夷炎帝族群后裔。“防”的本意是“堤”,护河的堤岸。《说文解字》说“防,堤也”,堤就是堤,挡水的堤坝。说明“防风氏”属于远古的炎帝时代,善于筑堤坝治理河流的土著族群,也是夏禹治水时,擅长筑堤护河的族群,是有功的炎黄融合族群。“狄”的族群新称谓,意在奉祭先祖炎帝,取炎帝族群标志“火”,加上忠诚的“犬”作偏旁,成“狄”字,辅以“堤”的读音,成为“狄”族群夏代以后的称呼。“东夷”人身材高大,为炎帝族群,所以“狄”被称为“赤狄”、“长狄”,是防风氏的后裔,这是可以肯定的。然而,“漆”姓与“釐”姓是不同时期的,这与《山海经》关于大人国的描述的推理有关。

若上述情况属实,也可得出两个结论:

结论一:防风氏族群经历了两次迁徙,第一次是夏禹杀死防风氏后,防风氏从浙江德清县北迁至山东淄博市高青县,建立鄋瞒国,靠近渤海湾,从迁徙始终族群都是“釐”姓;第二次是扩大式的把领土范围扩大到内地,即古冀州地区,而且以族群源地漆水流域为姓,改“漆”姓,此时“狄”族群称呼开始出现。《山海经》中的描述大人国的部分不直接说明“北狄”,证明了《海外东经》、《大荒东经》、《大荒北经》的古图与解说经文是形成于第一次迁徙后,势力尚未深入内地,“狄”称呼尚未形成之际!“釐姓”、“坐而削船”都非常吻合当时的环境情况,而“禺山”与“嵎山”同类,但归于大荒北经之中,应当有解说古图的经文作者误记之嫌。也就是说,《山海经》中有关大人国的部分形成于夏代之后西周之前。

结论二:《史记 - 五帝本纪》中说到的舜向帝尧进言,请求流放共工到幽陵去,来改变北狄的习俗。严格上讲这是有误的,“幽陵”这是存在的,然而当时在幽陵的族群并不是后面所说的“北狄”,因为“北狄”当时并不存在着。所以应把“北狄”改为“北裔”,指的是其他的族群。

一、女娲氏、神农、炎帝

1、据考,伏羲氏之后继承华夏族群发展的是神农氏;按《易 - 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

2、据考,“神农”、“炎帝”不是同时代的人,《管子 - 封禅》和《史记 - 封禅书》引出:“虑羲封泰山……神农封泰山……炎帝封泰山……” 神农炎帝并称是因为秦汉时期民俗习惯,西汉末年刘向校书把神农炎帝并称,东汉学者郑玄和三国时期吴国学者韦昭给予学术上的认同。《史记 - 五帝本纪》有“神农氏世衰”之说,即说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薄、实力衰弱。魏晋时期皇甫谧《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巳),有蹻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盛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唐朝司马贞补的《三皇本纪》亦然。即是说神农母“母曰任姒(巳)”,属于“有蹻氏”。后继的“女登”做少典的妃子,生炎帝,而且是“感孕”,说明炎帝发端时代在母系社会时期。“姒”是长女的尊姓,“任”是承担这些责任,即神农氏的母亲是姜姓族群的长女族姓的母祖,这是尊贵的母族血脉传承。根据清朝徐文靖笺注的《竹书纪年 - 前编》认为炎帝是神农的后代,是“袭称”炎帝号,这样神农和炎帝同族,炎帝是后代袭帝位,后人称为炎帝的。说明神农、炎帝的母是“有娲氏”,“有蹻”为“有娲”之讹,神农炎帝是女娲氏的姜姓族脉,邦族地域继承女娲氏在河内冀州,在陕西岐山地域繁衍发展,姜水在陕西麟游县东南,乾县西境内的羊毛湾水库往南流到旧武功镇地域的水。

3、据考,神农氏都邑驻地先在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后炎帝东进迁到山东鲁西。古籍资料和民俗遗迹显示,炎帝往南发迹于汉江流域的湖北省,出生随州。《国语卷四 - 鲁语》说明,炎帝为“烈山(列山)氏”,烈山的位置,皇甫谧《帝王世纪》认为在随州厉乡。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 漻水》中说,烈山在随州的漻水、厉乡,古文的烈与厉相通。唐代萧德言《括地志》、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北宋王存等编撰的《元丰九域志》、南宋罗泌的《路史》等都认为烈山就是厉山。《礼记 - 祭法》解释道:“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列山氏。”因为古籍记载的神农炎帝在今陕西的岐山、姜水繁衍,古人没有随州炎帝往北迁的记载,至今无考古资料证明随州炎帝往北迁到陕西的岐山姜水流域。所以,湖北地域是神农乃至炎帝族群后继的繁衍地,不是姜姓神农氏的源生地。不排除炎帝出生于随州,但只能是神农炎帝族群的后继。

4、据考,秦汉以后,神农炎帝并称。《易传 - 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楺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记》《汉书》《汉志》《淮南子》《风俗通义》《白虎通义》均有类同的说法。神农氏时期,社会步入农耕时代,从而形成华夏族群农耕经济的基础。

5、据考,炎帝、黄帝的母亲都是少典的妃。“少典”为邦域族称,而不是炎黄二帝的父亲称号;炎帝与黄帝之间相隔500余年,相隔着八个帝,可以断定,二帝不是同时代,不是同时期。并且根据上古时期中国地域“万邦”交杂的现状看,炎黄二帝不是同族;

6、“炎帝”较早见于史册的是《左传》,《左传 - 鲁昭公十七年》记载昭公与郯子对话时,提到“炎帝氏”,说明炎帝是个族群。《左传 - 鲁哀公九年》提到姜姓是炎帝的后代。

二、还原远古神话传说的现实根据

材料一:《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天下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

“应龙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大荒南经》;“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

材料二:《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

《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獾头,爟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

从材料一可以得出,《山海经》这些关于蚩尤大战黄帝的片段存在着差异,不难推断出这是不同时期、不同作者所为。首先,蚩尤部落与黄帝部落是因为地理地域水源问题而爆发领土战争的。在描述中,黄帝派应龙攻打蚩尤部落的冀州,而攻打所用的方法是“蓄水”,不下雨,即是制造干旱。蚩尤则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来缓解旱情,最后因为“雨止”而打败了蚩尤族群部落。整个战争的经过,都围绕着“雨”和“旱”,非常明显地推测出蚩尤族群与黄帝族群发生战争的原因:当时蚩尤族群所处在的古冀州地域是连年大旱,首领蚩尤不得不向外扩充领土以安定族民生活,而当蚩尤族群势力扩充到黄帝部落的范围时,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最后水土优良的黄帝部落反而实现了领土的扩张。而且结合古籍资料,蚩尤并不是在战场上被杀死的。蚩尤战败后,先是被黄帝用枫木囚禁在宋山(今河南商丘),被杀害后埋葬在汶上县。然而蚩尤囚禁时被砍断的大腿骨则被族民安葬在巨野县。同样,炎帝蚩尤族群的另一支血脉:夸父族群,也遭受了灭亡之灾,可见夸父与蚩尤两大族群是有血缘关系的。当时的族群战争是相当残酷的,前文已提到,战胜一方的黄帝族群以及后裔族群对蚩尤族群以及后裔进行了整整几百年不断的武力征服,保存下来的蚩尤族群后裔被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

根据材料二,《大荒北经》里的苗民“有翼”,这点证明了三苗族群的图腾崇拜是天上的飞鸟。事实也是如此,蚩尤的后裔苗族崇拜“鸱”(鹰隼类),析支以及后来的河曲羌崇拜鹰,甘南和川北的羌族群也崇拜鹰。然而《海外南经》和《大荒北经》的三苗族群所处的地域并不同,一个是“赤水东”,一个是“黑水之北”,这就证明了,蚩尤族群后裔三苗族群的迁徙分布的地域是十分广阔的,黄帝族群及其后裔连年的武力镇压,让作为蚩尤族群后裔的苗族群为了生存而备受迁徙之苦!

公元前 2世纪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迁徙到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在中国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或译作禺知、禺氏、牛氏等,后来也有译作月支的。

月为肉字的古体(氏古音读作支)。(大月氏读成dà ròu zhī)公元前5~前2世纪初,月氏人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势力强大,为匈奴劲敌。约在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使张骞至其国,以后往来渐密。国内分为休密、双靡、贵霜、胖顿、都密五部歙侯。公元前 177年前不久,月氏击破敦煌附近另一个小游牧部落乌孙,杀其王难兜靡,夺其地,难兜靡子猎骄靡初生,其部落逃奔匈奴。公元前 177 ~前176年间,匈奴冒顿单于遣右贤王大败月氏。公元前 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立,不久又大败月氏,杀其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大多数部众遂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附近,原居此地的塞种大部分被迫南迁到兴都库什山以南。 月氏在河西走廊留下小部分残众与祁连山间羌族混合 ,号称小月氏, 而西迁之月氏从此被称为大月氏。至公元前139~前129年间,乌孙王猎骄靡长大,为其父报仇,遂率部众西击大月氏,夺取伊犁河流域等地。大月氏再次被迫南迁,过大宛,定居于阿姆河北岸。公元前 1 世纪初叶,大月氏又征服阿姆河南的大夏。至公元初,五部歙侯中贵霜独大,建立贵霜帝国。大月氏人的两次迁徙对中亚地区的历史影响至巨。它造成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灭亡,促使塞种入侵印度北部,并引起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从而开辟丝绸之路。

至于往东南迁至今日中国甘肃及青海一带的小月支,由于当时的甘肃和青海尚在中国以外,为匈奴所管治,这一班居住在匈奴人中间的月氏人,渐渐地与匈奴本族融入,被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後凉汉官段业为主,在现甘肃地区建立北凉。後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主。後被鲜卑人拓跋氏北魏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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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是约8000多年前的古中原人的自称。华夏文明滋养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无数代人,所以我们也自称华夏子孙。“华夏”二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又来源于何处,我们根据史载来推理推理。

“华”、“夏”两字在上古时期是通用的,古籍中“华”和“夏”都代表中原地方,先秦典籍中也用“诸夏”,或者“诸华”,意思一样。如《左传》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就证明了这一点。

最早的"华""夏"连用,合称"华夏"的史籍记载出现在春秋时代,《尚书·周书·武成》中:“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我们先来看看“华”字的出处,比较广为人知的有三个出处。

一、"华"源于华山

“华山”一词最早出现于《山海经》和《禹贡》中,据此可以推断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华山”这个名词,与“华夏”一词最早记录为同一时期。

华山地处黄河中游流域,学界普遍认为,古代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正是在以华山为中心的方圆500千米内。

华山北峰海拔1614米,西峰海拔20826米,南峰海拔21549米,东峰海拔20962米,中峰20378米,可见其险峻。也正是因为华山太险,古人因自然敬畏,以“华”为贵。

二、“华”源于华胥

华胥,也称华胥氏,风姓。华胥是中国上古时期母系氏族华胥国的女首领,相传她踩雷神脚印,感应受孕,生下了伏羲和女娲。是炎帝和黄帝的直系远祖,誉称为“人祖”,被中华民族尊奉为“始祖母” 。华胥最早记载于《列子·黄帝》中:“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由此可见古人对华胥国的盛赞。

现存的历代文献典籍中,均有对华胥的评价,称其是华夏之根、民族之母。从华胥到华夏,再到中华,一脉相承。华胥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同根、同源和血脉亲情。因此华胥文化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

出于对上古神话的崇拜,以华胥之“华”谓民族文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华”源于华服

“华”,与“花”相通,因此也可引申为美丽而有光彩。《左传》中有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甲骨文的“华”字就像一棵树上花开满枝的样子。

“华”也有红色的意思。相传周朝人喜欢红色,把红色看作吉祥的象征,所以就自称华。

梅颐《伪孔传》中有“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尚书正义》中也有“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说文》中注释:华,荣也。

所以“华”源于华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说完了“华”,我们来看看“夏”。“夏”的来历相对简单多了。

一、“夏”源于夏水

夏水,古水名。据《水经注》,故道从湖北沙市市东南分江水东出,流经今监利县北,折东北至沔阳县治附近入汉水。自此以下的汉水,也兼称夏水。即汉水。

汉水自北向南、发源于陕西汉中嶓冢山,《禹贡》中有:“山番冢导漾,东流为汉”。汉水径流贯通川陕豫鄂四省,是古代中国腹地一条连接南北的水上通道。汉水为人员、货物和信息流动提供着最经济、便捷的运输条件。

夏水对古人繁衍生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以“夏”为尊,是有可能的。

二、“夏”源于夏族

相传在大约5000年前,黄河流域中上游河、湟地区分布着许多部落,夏族便是一支。在今甘肃、河南、山西一带活跃。因自然环境的变迁,夏族也不断迁徙。东迁的分支称为东夏,西迁的称为西夏,还有生活在原地的称为大夏。

河西走廊现全境处于甘肃省境内,河西走廊对于整个中原王朝非常的重要,是中国在西北的重要门户和战略要地。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全长1000公里,地处一条狭长的平台峡谷地带,该地土地肥沃,水系发达,物产丰富;河西走廊天然的将北方游牧民族和青藏高原的吐蕃隔离开来,如同一个木楔子直抵西域(现新疆地区)各国,打通了中原地区与西域甚至西亚地区的贸易通道,史称丝绸之路。

河西走廊从周朝到战国时代一直被游牧民族匈奴控制,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对匈策略发生变化,由原来的保守和亲转变为军事对抗,由于汉朝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在对匈战争中逐渐的占据了优势。

汉武帝时期,冠军侯霍去病对于收复河西走廊起了重要的作用,建下了不世的功勋,甚至很多地方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武威郡,霍去病远征河西走廊,收复河西后,汉武帝在此建立郡县,以“武功军威”为意,取名武威,自从武威市沿用此名字自今。

张掖,汉武帝取意“伸张国掖,以通西域”,建立张掖郡,此名沿用至今。

酒泉,霍去病出征匈奴,到达酒泉水草肥美之地,为了激励将士,将汉武帝赏赐的酒倒入河中,众将士一同喝取,以彰显汉武帝皇恩,后以此建立酒泉郡,该名沿用至今。

敦煌,敦煌是当地西域吐罗火文的音译,但在从字面上解释“敦,大也;煌,盛也”,汉武帝建立敦煌郡就以此为名,不但结合了当地的文化和语言,更又显示大汉的强大富强,该名沿用至今。

西河走廊自汉朝收复后,后世王朝对此战略要道非常看重,几乎再也没有丢失过,最近的一次通过河西走廊进行中国领土巩固的是清朝末期,左宗棠经河西走廊平乱新疆,确保了中国领土在那个时期没有分裂出去。

大月氏,原先是河西走廊定居,后来被匈奴人赶走去了西域,最后去了中亚。

译作禺知、禺氏、牛氏等,后来也有译作月支的,是公元前2世纪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迁徙到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大月氏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古族。匈奴发迹、汉通西 域、佛教东传,都与大月氏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1、历史渊源

公元前5~前2世纪初,月氏人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势力强大,为匈奴劲敌。约在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使张骞至其国,以后往来渐密。国内分为休密、双靡、贵霜、胖顿、都密五部歙侯。公元前177年前不久,月氏击破敦煌附近另一个小游牧部落乌孙,杀其王难兜靡,夺其地,难兜靡子猎骄靡初生,其部落逃奔匈奴。公元前177~前176年间,匈奴冒顿单于遣右贤王大败月氏。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立,不久又大败月氏,杀其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大多数部众遂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附近,原居此地的塞种大部分被迫南迁到兴都库什山以南。月氏在河西走廊留下小部分残众与祁连山间羌族混合,号称小月氏,而西迁之月氏从此被称为大月氏。至公元前139~前129年间,乌孙王猎骄靡长大,为其父报仇,遂率部众西击大月氏,夺取伊犁河流域等地。大月氏再次被迫南迁,过大宛,定居于阿姆河北岸。公元前1世纪初叶,大月氏又征服阿姆河南的大夏。至公元初,五部歙侯中贵霜独大,建立贵霜帝国。大月氏人的两次迁徙对中亚地区的历史影响至巨。它造成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灭亡,促使塞种入侵印度北部,并引起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从而开辟丝绸之路。

关于月氏的来源,中外史学家看法颇不一致。据中国学者王国维考证,月氏即《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禺氐",《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或"禺氏"。欧洲学者也在西方古文献中搜求相当于月氏的记录,异说不下六、七种。关于月氏的族属,中国古籍如《魏略》称其为羌,《旧唐书》称其为戎。近百余年来,学术界更加异说纷纭:有藏族说、突厥说、印欧语族说、波斯说等。由于他们没有文字,而且月氏本身的记录亦不齐全,现时我们要了解他们,只能透过中国史书里的片面记录。而我们从中国史书里所知道的,月氏居于约当今甘肃省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大约远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这一带过着游牧生活。秦及汉初,月氏势力强大,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从两方面胁迫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匈奴曾送质子于月氏。秦末,匈奴质子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约在公元前205~前202年间举兵攻月氏,月氏败。可能从这时起,月氏便开始弃河西走廊而向西迁徙。公元前177或前176年,冒顿单于再次击败月氏。据冒顿单于于公元前174年致汉文帝刘恒书中说:“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月氏这次败後,更西迁到准噶尔盆地。至老上单于时(前174~前161),匈奴又破月氏,月氏乃更向西迁移到伊犁河流域。当月氏离弃河西时,有一小部分越祁连山,“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这部分月氏人日後长期留住该地,与青海羌人逐渐融合。

伊犁河流域原久为塞族所居住。《汉书‧张骞传》:“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塞族即古伊朗碑铭及希腊古文献中所载Sacae(Sakas)。月氏既击走塞族,塞族便向西南迁徙,跨过锡尔河,到达河中地区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方。原已移住在天山北麓并服属匈奴的乌孙,在其王昆莫的统领下,“西攻破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和塞族一样离弃伊犁地区向西南迁徙,而乌孙便从此占领了他们的地方。这次迁徙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39~前129年间。有一部分未能西徙的,便和少数塞人一样,仍留住原地,服属于乌孙,所以《汉书》说乌孙国内“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从河西走廊出走“塞地”,后又为同类乌孙所逐,南下吐火罗斯坦,远涉北天竺国。唐代于阗王族“尉迟氏”,宋代西夏大姓“讹氏”,甘青藏族“洼扎”和“吾合扎”等氏族,都是“月氏”或“兀者”之后裔,月氏民族遍布河西、中亚、南亚的格局,是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中,通过多次的迁徙活动形成的。

2、流传事迹

前162年,大月氏再度被匈奴攻击。当时冒顿单于的儿子老上单于还把大月氏的国王杀掉,并把国王的首级割下带返匈奴,把他的头盖骨作杯来使用。月氏人深恨匈奴,但苦于没有支援力量。而败亡的大月氏唯一再往西迁,来到粟特。在这里,大月氏征服了大夏,并在当地立国。立国後,因著贸易中转而变得繁荣。(大夏即希腊人在中亚所建立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有关巴克特里亚的灭亡,大月氏只是其中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是指他们被西徐亚人所灭。)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听到月氏王被杀这个消息就立即传诣召募能出使月氏的人,因为出使月氏必须经过匈奴。张骞前来应募,他只带了一百多人向西而去。出了陇西,果遇匈奴骑兵,张骞一行人全被活捉带到了单于面前。单于得知张骞要出使月氏后恼怒地说:「月氏在我北边,你们汉朝想遣使从我头上过?我想出使南越,汉天子答应吗?」于是单于将张骞扣留在匈奴十年,逼他娶妻生子,希望消磨他的意志,但张骞始终记得他的使命。

终于有一天张骞趁看守不严逃了出来,翻山越岭,向西走了几十天,来到了大宛,大宛国王听说了他的遭遇和中原的丰美富庶,非常高兴,很想和汉朝通好,就派向导把张骞领到康居,再转程到月氏。可是此时的月氏国已经新立了一位夫人为国王,他们臣服于大夏国,得到一块水草肥美的土地安居乐业,已经不再有向匈奴报仇的心了。更何况他们觉得汉朝离他们太远,更难帮助他们。张骞在月氏停留了一年,始终不能圆满达成使命,只好回国。

大月氏相传是把佛教带入中国的民族。当时是公元前2年,有大月氏国王的使者伊存,把『浮屠教』等口述经典传入。不过,亦有人指这种说法比较草率。

3、民族祖先

月氏本是世居我国河西、祈连山一带的游牧民族,公元前二世纪为匈奴所败,西迁伊犁河、楚河一带,后又败于乌孙,遂西击大夏,占领妫水(阿姆河)两岸,建立大月氏王国。月氏西迁伊犁河、楚河时,逐走了原居该地的塞人(Saka),迫使塞人分散,一部分南迁罽宾,一部分西侵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希腊人王国,建立大夏国。后来月氏复占大夏,月氏王亲辖巴克特里亚平原的沃野,而将东部贫瘠的山区分封五部翕候治理。关于休靡、贵霜、肸顿、高附五部翕候究竟是月氏人还是大夏人(塞人)的问题争论很大,近人余太山在《塞种史研究》中力辨五翕候是大夏人,为月氏王所扶植的亲奉月氏的大夏国原小长的后裔或亲族,其说甚是。据《魏书·西域传》,可以考定五翕候领地都在东部山区,绝非大夏国的全部领地,大月氏王未必会将亲族置于这些贫瘠的地方,而起用原大夏国的小长或其后裔来管理这些并非要害的地区是很有可能的。

4、分支

至于往东南迁至今日中国甘肃及青海一带的小月支,由于当时的甘肃和青海尚在中国以外,为匈奴所管治,这一班居住在匈奴人中间的月氏人,渐渐地与匈奴本族融入,被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後凉汉官段业为主,在现甘肃地区建立北凉。後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主。後被鲜卑人拓跋氏北魏所灭。

5、读音问题

关于月氏的读音,自五十年代以来,中、小学历史课本一直注音为ròuzhī(肉支)。但据考证,这个注音是不对的,月氏的“月”字旧读作“肉”,这是以讹传讹结果,是误读。《说文解字》中“月”与“肉”是形似而不同的两个部首,但常被混淆。新版的《辞海》已经将“月支”读音纠正为“越之”。“月氏”国在先秦史籍中早就见诸记载,即《逸周书》和《管子》中所记载的“禺氏”国。禺、月是同一外来语音的不同译写,不应当读为“肉”。

1982年第二期《文史知识》曾登过一篇题为《“月氏”究竟读什么音?》的文章对此做过勘正说明。文章提出了三个证据:

一、查《史记·匈奴列传》、《汉书·西域传》以及《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凡首见月氏名字的地方,月氏的“氏”都专门注出“氏,音支”,而“月”字却都没有另外注音,可见自古以来,月氏的“月”字不另读音。

二、清人何秋涛和近人王国维考证,《逸周书》和《穆天子传》中提到的“禺氏”、“禺知”,即《史记》、《汉书》中说的月氏,月、禹音相近,说明月氏的古音不可能为ròuzhī(肉支)。已故历史学家岑仲勉在《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一书中,对月氏应读为yuèzhī(月支),有专文论述。

三、通行的辞书,如《辞源》(修订本1980年版第二册1473页)、新编《辞海》(3425页)、《中华大字典》(846页)、《康熙字典》中,“月氏”的条目均注为yuèzhī,或在“月”下注音“鱼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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