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巷：玄妙观在唐代曾名紫极宫、开元宫，巷正对宫门口，故名。

太监弄：明代有金玉、如意两太监在此居住，遂名太监弄。西段曾名青年路，因基督教青年会的名。

仓街：清代为长洲、元和两县官仓所在地，有豫顺，青邱等仓，故名。

司前街：古名织里桥南街。后在此设司狱司署，遂改名司前街。

皮市街：因古代皮市所在得名。

书院巷：以宋代鹤山书院的名。

百家巷：据《平江城防考》载：东汉顾训五世同堂，家有百口，衣食均等，长幼有序，因以所居名百口桥，巷亦因此得名。

憩桥巷：相传吴王率军出征时曾在此憩息，旧有憩桥，巷因桥得名。

专诸巷：专诸为春秋时勇士，为阖闾刺死吴王僚，被杀后，相传葬于此地，故名专诸巷。

宜多宾巷：原名糜都兵巷。糜都兵系宋代武将糜登，都兵为其职衔。糜凳曾练兵以抵御北兵入侵。里人追念，将其故里名为糜都兵巷，后讹为宜多宾巷。

富郎中巷：宋代刑部郎中、秘书监富严所居，故名。

侍其巷：宋代“善士”侍其沔所居，故名。

铁瓶巷：相传有仙人枕铁瓶卧此，故名。

闾邱坊巷：北宋时为朝议大夫闾邱寿终宅第立坊，因名得坊。

孔付司巷：原名孔夫子巷，因古有孔夫子庙。明代付司孔镛居此，遂更名为孔付司巷。

胡厢使巷：原名胡厢使桥巷，俗名胡厢使巷。厢使为古代官名。

大儒巷：古为大木巷，转为大树巷。后因明代大儒王敬臣居此而转为大儒巷。

燕家巷：因原有燕国夫人庙，故名。

船坊巷：据《平江城防考》，舫是“坊”之讹称，船舫巷原为船坊巷。此处是古代船坊所在地，故名。

石匠弄：古有石作居此，故名。

唐家巷：古名官太尉桥巷。明代有千户唐岳住此，因改唐家巷。

醋库坊：为官立储醋场所，即醋库所在地，故名。

庆元坊：南宋时武状元周虎将军居此，庆元2年立坊名庆元坊。

神道街：宋名雍熙寺巷，因直对雍熙寺的名。明初，在雍熙寺故址改建府城隍庙，遂改巷名神道街。

杭州有很多小街小巷，像什么如卖鱼桥、米市街、莫衙营将军路等，好奇它的由来，古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所在，为何得名，在网上找了一下，整理出来。

白马庙巷

据有关资料记载，白马庙巷东起中山南路，西至七宝山；折南通严官巷。南宋时称寿域坊、粮料院巷，明清时称寿域巷、白马庙巷，民国时称白马庙巷，建国后沿用，1966年改名为红花巷，1981年复名为白马庙巷。相传南宋高宗赵构有感 于崔府君疪护之恩，于建炎年间在杭州（时称临安府）建 崔府君祠于此，祠中有一白泥马。此庙多称白马庙，又称白马将军庙，巷名由此而来。

有民间“泥马渡康王”的传说。相传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出使金国、主持宋金议和之事的康王赵构从金国逃归，半路在汴京遇到金兵追杀，康王与随从冲散，坐骑又倒毙路上，黑夜中迷了路。这时只见一匹白马前来引路，把他领到 崔府君庙前。白马突然消失，而立在廊庑下的泥马，却浑身冒着热汗。康王十分疲倦，坐下假寐，梦见 崔府君以杖叩地，催他快走。康王惊醒过来，仍见有白马引导他，来到斜桥谷口，遇上了宋营军队和当地百姓。所以，赵构即位之后，就按照汴京 崔府君庙的规模在临安修建了这座白马庙。另据清乾隆《杭州府志》记载，清朝时白马庙已经不在了。

祥符直街

据《杭州市拱墅区地名新志》记载，“祥符直街南起祥符南街，北至祥符桥。南北走向，长185米，宽3米，混凝土路面。为祥符桥南北主要通道，2000年1月命名为祥符直街，街两侧为集镇商业网点和居民住宅。”

如今，这条路两旁都是商铺，仍然很热闹。但近两百米的道路上坑坑洼洼，而且排水不畅，一下雨积水就漫上路面。祥符直街在今年背街小巷改善工程中被列入提高类街巷，将要进行道路平整，排水设施改造、上改下等，进一步完善功能。

横、直饮马井巷

一个关于横、直饮马井巷的巷名传说：大概在战国时候，小巷里有一座驿站。饮马井巷的巷名因此得来。另据有关记载，巷名比较正式的由来是因为清朝时附近有清兵养马场，就在巷口挖了井，供马饮水，因称饮马井巷。而义马巷的由来，则是相传有义马救游击将军的轶事。

横、直饮马井巷顾名思义有两条，横饮马井巷东起定安路，西到延安南路，长约百余米；直饮马井巷南起西湖大道，北到染坊小区，长百米不到。两条小巷呈十字形交叉，巷宽均为两米左右。杭州市志里这样记载：饮马井巷，明时称张司马巷，清时称饮马井巷，亦呼义马巷，巷内有井。民国后始分直、横饮马井巷。

这个名字你可能感觉很陌生，事实上它一直安静地藏在涌金广场正对面。走进横饮马井巷，迎面就是第一口井。小巷的左边是一排低低的砖瓦老屋，一律的红色门窗。推开门，里面照例有好几户人家，房子好多都是木结构的，总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右边则已经是高层的居民楼。直饮马井巷也是相似的情状。在横饮马井巷的后头，以及直饮马井巷的巷头，分别还有另外两口井。居民们现在还会用井水浇浇花什么的。小巷显然比较旧了，上面横七竖八地交错着很多电线。有些电线上还挂着衣服。

清水潭巷

据《杭州市拱墅区地名新志》：“清水潭又名碧沼，始名于宋。清水潭邻运河，水极清冽。今清水潭址绝大部分已被杭州链条总厂填没建房，小部分属古新河道。1996年旧城改造建一清新村，后又建浅水湾城市花园住宅区。”

清水潭与“接待鸣钟”的传说有关。从前，有个铸钟师傅，他精心铸造了两口钟，一口进贡给皇帝，挂在金銮殿外，一口就给了杭州湖墅的接待寺。谁知，这两口钟有灵气，寺里的是雄钟，京城的是雌钟。寺中钟声一响，千里之外皇宫里的钟，不撞也响，遥相呼应。龙颜大怒，命杭州知府把钟运到京城放到一起。

知府接旨后准备船只，打算在清水潭装钟，从水路运往北京。谁知，还没搬上船，钟就滚到清水潭里去了。河水很清，钟在水里看得一清二楚，可偏生了根一样，怎么也捞不上来。知府吓得脸孔煞白，寺里住持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一母所生的十兄弟，一起下水，或许可捞。知府贴出告示，如有十兄弟能捞起大钟，赏银万两。果然来了十兄弟。他们在水里围着铜钟边搬边喊“大哥用力”、“小弟用力”，铜钟真的被慢慢抬出水面。这时候，岸上看热闹的人都为他们喝彩。哪里晓得，十兄弟中一人脚底一滑，眼看着要掼跤了，最小的兄弟脱口喊了声“姐夫当心。”这喊声刚出口，那刚刚抬出水面的大钟又“轰隆”一声沉入水底。原来，十兄弟里有一个半子——女婿，算不得真正的一母十子。

此后，小船经过清水潭，有时一竹篙撑下去，偶然会碰到这只大钟，发出“当”的声音。后世不少人想捞这口宝钟，却始终无影无踪。文一路修建时，接待寺被拆。现在的华润超市即接待寺原址，清水潭在接待寺巷旁边。里万物桥在小巷南端，还有个庵堂在路的西面，正在整修。

三宝西路

据《杭州市湖墅区地名新志》记载，“东起莫干山路，西至教工路。东西走向，长860米，宽6米，混凝土路面。路两侧北为塘河北村商业网点，南为居民住宅。因地处三宝路西，故名。”

潘老伯说，三宝路的得名还真与三件宝物有关。第一件宝是金茶壶（金茶杯）。传说当地一个勤快的货郎，不管刮风下雨，总是挑着担子叫卖四方。一天，他来到余杭塘上，在芦苇荡边巧遇1只老母鸡带着10只小鸡在泥地里散步。货郎拿出竹罩盖住这群鸡，抓进箩筐，高高兴兴挑回家中喂养。后来，货郎卖货回家不见了鸡，房前屋后四处寻找。刚进门，就看见桌子上10只金茶杯闪闪发光，还有1只母鸡模样的大肚金茶壶。原来鸡群变为金茶具了。

第二件宝是金龙船。每年端午节的半夜，相传余杭塘河里会出现一条金龙船，敲锣打鼓，从青龙桥一直划到观音桥。有一年，一个运大粪的粪押头动了歪脑筋，在黄昏时摇着粪船埋伏在芦苇荡里。后半夜，金龙船果然出现，粪押头发财心切，将粪船撞向金龙船，只听“嘭”的一声，金龙船立即沉入水底。粪押头急得跺脚骂娘，随手操起一瓢大粪泼向金龙船，一条金灿灿的船桨慢慢浮上水底。粪押头连忙下水一把抱住金船桨，谁知托上岸时，金桨“啪”的一声砸中粪押头脚背。不久，伤口化脓溃烂，四处求医，却始终不见好转。他只得把金桨卖掉筹措药费，说也奇怪，等变卖金船桨的钱花光，他的烂脚就好了。

第三件宝是金钟。余杭塘河西边青龙桥一带，有一口叫钟塘的池塘。每天黄昏过后或逢天气阴雨，钟塘水面上就回旋着隐隐的钟声。当地百姓认为塘里有口金钟。有个游手好闲年轻后生想得到金钟，便可一生享福。他雇人抽干塘水，金钟是看到了，问题是不管人们怎么用力，金钟就是在塘里一动不动。就在他们商量对策的时候，忽然雷声大作，乌云密布，暴雨瓢泼。塘里的水一下子满了起来。但此后，人们再也听不到塘里的钟声了。

搞了多年民间故事工作的潘大伯说，“虽然故事的传奇色彩很浓，但流传到现在，还是可以从故事中体会到，一直以来老百姓骨子里对待生活崇尚勤劳的朴素情感”。一直以来，余杭塘上三宝之地被大家当成风水宝地，连种出来的萝卜都有股特别鲜美的味道。老底子，三宝萝卜就风靡杭城。

如今，三宝西路刚好穿过塘河社区，成为社区内的一条繁忙道路，两旁是上世纪80年代造的居民小区。路北侧为塘河北村，路南侧为塘河新村，房子挂牌价基本在每平方米7000元以上，不少想在城北买二手房的人，大多喜欢在这里挑套实惠的房子。去三宝西路，可乘公交车85路、815路，到塘河新村站下。在背街小巷整治时，人行道上的违章搭建将全部拆除，路面也要进一步平整。

草营巷

传说和南宋高宗迁都有关。据《杭州市地名志》记载，“相传南宋迁都临安，兵马扎营于此，故有草营之名。”

而流传在民间的说法更丰富了。草营巷这一带的瓦肆特别有名。瓦肆就是宋元时城市里的娱乐场所。老一辈人说，这里酒店多，据说是南宋官兵驻扎在此，而军人又特别能喝。为了助兴，酒店中集聚了众多杂技艺人，竞争还很激烈。“技高者立足，技逊者走人。”《武林旧事》上说：技逊者被逼出京都，“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临安有名的瓦肆应有清冷桥畔的南瓦、三元楼的中瓦、众安桥的北瓦、三桥街的大瓦等。北瓦最大，内有勾栏十三座。”当时的草营巷属于城外郊区。瓦肆中为了便于表演和分隔观众，常用栏杆或布幔隔挡，当时人称“勾栏”，并非后世专指妓院的那种勾栏。

大井巷

据《杭州坊巷录》记载，“（此巷）宋时为吴山坊，坊内有大井，称吴山井巷，俗称大井巷。相传此井为五代吴越时德昭国师所凿，周四丈，其水甘洌莹洁，异于众泉。南宋绍兴年间，太尉董德元捐钱购石板盖上，中凿五眼。”

关于大井，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传说。一是据说明朝崇祯年间，大井对门就是张小泉剪刀店，张小泉剪刀锋利无比胜人一筹，靠的就是大井的泉。《武林市肆吟》的《大井对门张小泉剪刀店第一》中，就有“利似春风二月天，掠波燕子尾涎涎。并家新样张家好，紧对吴山第一泉”等句。

而朱养心膏药店的故事，就更广为人知了。明代万历元年，朱养心在井旁开设了一家药室，汲取井水炼制专治疮毒的膏药，手到病除，远近驰名。有传说朱养心膏药贴了以后连拐子都能跑步。八仙中的铁拐李得知后前来一试，结果贴上药膏下地一走，便没了踪影。

另有一说则是，杭州多火灾，惟朱养心药铺从不受灾，皆因曾有一乞丐遍体生疮，哀求诊治，主人留下他调治百日而愈，乞丐临行前，为报恩情画墨龙挂于堂上以消火患，掷笔而去。问到其治药秘诀，朱老板临终前透露了秘密，无他，全是仰仗了大井。

梅花碑

相传为南宋德寿宫后苑一部分。德寿宫中有苔梅一株，旁有芙蓉石一座。后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一梅一石，两美合璧，于是就有了为后人所乐道的“梅石双清”碑。

据考证，碑上刻的芙蓉石，为明时画坛浙派巨子蓝瑛所画，而老梅（苔梅）则为清初画坛大家孙杕之作。乾隆六次南巡，第一次和第四次都去观梅古社鉴赏了“梅石双清”碑，钟爱之情溢于言表。后浙杭地方官吏出于奉承，将双清碑和芙蓉石用船送到北京，另摹制“梅石双清”碑一方留在杭州。可惜此碑在文革初被毁。倒是送往北京的原碑，现尚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原在圆明园）。今杭州梅石园中的“梅石双清”碑为近年刻制。

高银巷

南宋时叫肉市巷，又叫港灌肺岭，以出售糯米灌猪肺出名。为啥后来叫高银巷呢？说起来有个传说。

南宋时，灌肺岭住院有一个姓高的青年，父母双亡，家境清贫，靠做灌肺为生，因为本少利薄，只能勉强糊口。

有一天早上，这具青年出门去买糯米，走不多远，见地上有一只袋儿，打开一看，满袋子都是白花花的银子，他心里一阵高兴，这一下穷光棍要变财主了。他正想把袋儿拿回家去，可转念一想，不知哪个丢了这许银子？这人找不到钱，也许弄不好还会连累他一家老小性命，这缺德的事我不能做。想到这里，他便守在袋儿边，等候失主来找。

再说这个丢失银子的是一位往来海外的大商人。这一天，他骑马过灌肺岭，系在马肚子上的绳子松了，落下这袋银子，回到家里，才发现银袋掉了，急忙回马走原路寻来。到了灌肺岭，见一青年坐在地上，身边放着他的银袋儿。立即滚下马，一问，才晓得这青年人忠实厚道，有心收他作伙计，做自己的帮手，便问姓高的青年是否愿意？姓高的青年正愁今后的生活出路，当然满口答应。

此后，这姓高的青年就跟着这位商人做生意。他们把杭州的丝绸、茶叶去到南洋各地，又把南洋的香料、珠宝运到杭州出售。这姓高的青年对主人十分忠心，做事勤恳，账目清楚，商人十分看重他，每次从南洋回来，都有分给他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银。不上十年，这姓高的也成了百万富翁。以后他便在老家灌肺岭买了一块地皮，造起了深宅大院。开了一家珠宝店。因为他资本雄厚，生意做得很热闹，其他的一些珠宝商人也跟着在灌肺岭开起店来。慢慢地。灌肺岭成了珠宝商的交易市场，每天要成交上千万两银子。而最大的珠宝商就是这位姓高的，后来人们就把灌肺岭叫做“高银巷”了。

其它还有求智巷、皮市巷等

宋朝时期开封人口超过100万，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世界之最。另，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洛阳、杭州、扬州、成都、广州、福州、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其时，欧洲最大城市也不过十几万人口。 北宋时期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战国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金，七朝古都。北宋时期，定为都城，发展达到了顶峰，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汴梁由皇城、内城、外城组成，外城周长50里165步（宋代三百步一里，1步=1536米），约为46586华里。人口150余万，相当于今日开封市的三分之一人口。

汴梁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舍”（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南宋时期 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北宋时，杭州就已经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大词人柳永在《望海潮》说，“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到了南宋，作为一国之都，临安城人口迅速积聚。临安府九县上户口的人就有124万，而同一时期（公元13世纪），伦敦只有2万人，巴黎有4万人，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不过10万人口。

南宋初期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临安人口为“户二十六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万二千五百零七”；到南宋末年咸淳年间（1265~1274年），已增至“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这是临安府九县的户口总数。这还不包括不下十万人的军队人数，以及为数众多难以统计的流动人口。

庞大的城市人口，可以从当时临安城的粮食消费量上得到佐证。《梦粱录》云：“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武林旧事》统计：“宋时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

临安城里最大的综合性中心商业区，当属御街。全国各地名产皆集散于此，商贾穿梭往来，一派繁盛。从皇宫北门和宁门外（今万松岭南侧的凤凰山脚路口）出来，沿着御街，两侧商肆林立。除了御街外，专业性的集市和商行遍布于城内外。竹竿巷，南宋时杭城编篱插花之细竹在此集市而得名；马市街卖马、皮市巷卖毛皮、菜市桥是蔬菜集散中心……而与清河坊毗连的高银街，是南宋著名的珠宝市场，买卖动辄以万贯计，故得名。 中国古代的人们,根据每年气候节序的变化及生产、生活、文化娱乐的需要,形成了许多传统的民俗节日。在这些节日里,举国上下,人们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或游戏娱乐、或祈求祝福、或祭祀祖先、或供奉神灵,内容相当丰富多彩。

到了北宋,随着当时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商业贸易的日益繁荣,各节日活动的内容也愈来愈多,而作为当时全国玫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节日自然过得更加隆重、欢快,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时东京人每年要过的节日很多,诸如元旦、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等,在以上众多的节日中,“都城以冬至、元旦（春节）、寒食为三大节’,宋廷规定各放七天假，其中休务五天。另外，圣节、上元、中元各三天，休务一天。春社、秋社、上巳、重午（端午）、重阳、立春、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各放假一天。夏至、腊日，各放假三天。诸大祀，皆假一日。节日过得格外隆重。 宋朝时期娱乐业极为普遍，十分发达。 瓦市 娱乐场所称为瓦舍，也就是大型文艺演出的场所，多位于人流量大，繁华热闹的地方，利于宣传和盈利。瓦舍又分为许多勾栏（用栏杆围成圈，以幕布围起来），一个大型瓦舍里多达五十余座勾栏，可容纳数千人之众。每个勾栏里演绎的节目也不同，诸如有说唱（话本）、曲艺、杂技（踏索、吞铁剑）、傀儡戏、口技、相扑、耍猴等等。娱乐业遍地开花，从官方到地方，从民间到军营，无处不在。时殿前都指挥使（首都戍卫部队司令）杨和王，他在军营里面弄了个瓦舍，招揽一大批民间艺人和歌舞演员，没事就搞文艺演出，慰问军队。

据各种史籍记载，南宋临安城有瓦市二十多处，积善坊巷、后市街、乌龙巷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娱乐场所，其中位于今众安桥南的北瓦规模最大，《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分别演出杂剧、杂技、相扑、傀儡戏、说书、讲史等，昼夜不辍。

瓦子的初夏，是经济繁荣的表现，瓦子的存在，增添了城市的生气。 歌曲 娱乐业中，大众娱乐极为发达，突出表现在词上。宋时，诗才是纯文学。词属于市井俚曲，靡靡之音，乃低俗艺术，跟今天的流行口水歌是一个性质。当时最著名的词作家不是苏东坡，而是柳三变。他“奉旨填词”，但凡有井水的地方必有柳永歌词。词亦有职业演唱者，就是歌妓，她们是最早的流行音乐人。 小唱 耐得翁《都城纪胜》云：“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 这种演唱一般是歌者一人执拍板清唱，有的也用若干简单乐器如筚篥、琵琶、箫、笙、方响等伴奏。歌者有男有女，但以女性为主，宋人且以女性演唱为本色。

“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从市井勾栏瓦合的商业表演到皇家宫廷宴会、官府宴会、士大夫雅集宴会，以至于士人家宴，无不采用。《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京瓦伎艺有“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这都是擅长“小唱”的著名歌妓。

“小唱”　这种唱词形式大受听众欢迎，在勾栏伎艺表演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商业性质也非常鲜明。 嘌唱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载北宋徽宗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时，有“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在汴京瓦肆中活动。在北宋末年，“嘌唱”已经与杂剧、说话等伎艺一起，成为瓦肆勾栏和上流社会中一门很重要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了。

所谓 “嘌唱”，南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卷九中说:凡今世歌曲，比歌郑、卫又为*靡，近又即旧声而加泛滟者名曰嘌唱。对于“嘌唱”的这种演唱特征，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中也曾经记载说: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 一方面“嘌唱”有鼓板等乐器伴奏，显得很热闹，另一方面，“嘌唱”在演唱方面又“驱驾虚声，纵弄宫调”（即添加“泛艳”），显得纵情恣肆，声乐结合起来，自然给人一种急管繁弦、活泼恣纵的“*靡”之感，但它贴近市民的现实生活，以至于“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即为一类），成为在瓦肆勾栏和街头巷尾广泛流行的一种歌唱艺术。 杂剧 杂剧，是在宋金时期诸宫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

宋代“杂剧”逐渐成为一种新表演形式的专称；这一新形式也确实称得上“杂”的，包括有歌舞、音乐、调笑、杂技，它分为三段：第一段称为“艳段”，表演内容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说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杂扮、杂旺、技和，表演滑稽、调笑，或间有杂技。代表人物有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等。 傀儡戏 用木偶来表演故事的戏剧。表演时，演员在幕后一边操纵木偶，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根据木偶形体和操纵技术的不同，有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线木偶等。 木偶戏是由演员在幕后操纵木制玩偶进行表演的戏剧形式。在中国古代又称傀儡戏。中国木偶戏历史悠久，三国时已有偶人可进行杂技表演，隋代则开始用偶人表演故事。

《东京梦华录》中已载有『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等名目。《梦粱录》：”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如悬线傀儡者，起于陈平六奇解围故事也，今有金线卢大夫、陈中喜等，弄得如真无二，兼之走线者尤佳。更有杖头傀儡，最是刘小仆射家数果奇，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赛宝哥、王吉、金时好等，弄得百伶百悼。兼之水百戏，往来出入之势，规模舞走，鱼龙变化夺真，功艺如神。“ 影戏 影戏，亦称“ 影灯戏 ”。用纸或皮剪作人物形象，以灯光映于帷布上操作表演的戏剧，是东方一种优美的民间戏曲艺术，中国被誉为“影戏的故乡”，起源于唐、五代，繁荣于宋、元、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宋高承 《纪原·博弈嬉戏·影戏》：“ 少翁 夜方帷，张灯烛。帝坐他帐，自帷中望见之，彷佛夫人像也，盖不得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 宋 灌圃耐得翁 《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 清 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封台》：“影戏借灯取影，哀怨异常，老妪听之，多能下泪。” 鲁迅 《集拾遗补编·书苑折枝》：“我尝疑现在的戏文，动作态度和画脸都与古代影灯戏有关。” 旅游业 《朝京里程图》，驿路商店有售，价格便宜，童叟无欺。这是南宋时期出现的，与今日导游图类似。图上标注了风景区的客栈、餐饮店、厕所等，大大方便了人们出游。宋代旅游业也有一定规模，各大城市经常举办“旅游节”，招揽游客，譬如开封的菊花节、洛阳的牡丹花节。洛阳牡丹花节时，比过年还热闹，城中所有居民，上到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皆插花。此节日一直持续到花谢为止。 色情行业 宋朝色情业空前发达。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本来是女歌舞演员，由于从事歌舞音乐的乐户毫无地位，逐渐沦为性工作者。有宋一代，名妓林立，她们分别是：刘娥、甄金莲、谢玉英、琴操、李念奴、朝云、宇文柔娘、敫桂英、苏小卿、阎惜姣、谢素秋、李师师、花想容、莘瑶琴、梁红玉、谭意哥、严蕊。

东京汴梁近一万家风月作坊，成为一大税收支柱产业。不仅有女妓，还有男娼。很多落魄子弟，不思进取，甘心卖肉。这种特殊风月作坊，时称“蜂窠”。宋徽宗政和年间，官方出台告示禁止，“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24062元RMB）。”女娼不能禁何况男乎？所以政令渐渐失去作用。南宋时期，此风更甚，临安新门外一带就是著名的男娼区。南宋著名词作家周密惊呼：“败坏风俗，莫此为甚！” 北食 北朝的肉食以羊肉为主。

馒头、包子、饼是北方人的主食，虽然南食及川饭在汴京流行，但并没有影响北食的主导地位。汴京有许多北食店如徐家瓠羹店、马家羹店、史家、桥头贾家瓠羹店，都是以卖羹为主的食店，《东京梦华录》记载，头羹、石髓羹、石肚羹等等。馒头有“在京第一”的万家馒头、孙好手馒头，包子有王楼山洞梅花包子、鹿家包子等包子馒头店，吃食有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名目。另外还有油饼、胡饼店，这些饼店的规模很大，而制作也非常专业化。《东京梦华录》卷四《饼店》云：凡饼店，有油饼店、胡饼店。若油饼店，则卖蒸饼、糖饼、装合、引盘之类。胡饼店则卖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髓饼、新样满麻。……唯武成王庙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 南食 南方人吃鱼多，临安城内外的鱼店，不下一两百家。

南食店所售，则有鱼兜子、桐皮熟脍面、煎鱼饭等等，这些饮食店，“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称呼坐次，菜蔬精细，谓之造斋，每碗十文，面与肉相亭，谓之合羹，又有单羹，乃半个也。旧只用匙，今皆用箸。”这些南食店以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而相国寺之北甜水巷内的“南食最盛”。 川饭 至于川饭店所售，则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等等。 小吃 汴梁美食多奇妙，北宋京都著名小吃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薛家羊饭、梅花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奶酪、段家熝物、石逢巴子肉。南宋有宋五嫂湖上鱼羹、李七儿羊肉、王家奶房、宋小己血肚羹等。这些是纯粹的老字号，非北京全聚德、六必居可比。 酒楼 开肆三万家，店铺栉比鳞次，各有特色。普普通通的酒肆饭店里，均配有“茶饭量酒博士”，类似迎宾服务点菜员，看人下菜碟儿。见年少多金的主儿，则给客人提供特殊服务，当然茶饭量酒博士是有提成的。酒肆俨然成了一种多功能场所，如下等妓女，不呼自来，在此谋生活。大宋色情业异常发达，并且合法化，类似酒肆提供色情的，比比皆是，见惯不怪。唯独州桥炭张家、奶酪张家不提供这种服务，卖酒就是卖好酒，召妓尽管去杨楼、丰乐楼。

开封餐饮业最为发达，酒楼林立，大的叫正店，小的叫脚店（或角店）。时开封有正店七十二家，脚店上万家。坐落于东华门外的樊楼为七十二正店之首。樊楼共五座楼，每座楼三层结构，装修绝对是开封最豪华的，可容纳酒客上千人。规模宏大，直逼皇宫，相当于现在的星级酒店。 饮酒 宋代禁止私人酿酒，官方专卖。正店有酿酒权，脚店没有这个权利，必须到官方去买酒曲，然后自己酿造，京都开封官方就是这么干的。北宋末，全国有203种酒，开封王公贵族占27种，开封府占28种，最好的酒是内库法酒，天下第一，仅存皇宫。酒不是烧酒，也不是蒸馏酒，与啤酒酒精度差不多，所以可以大碗喝酒。如《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前后喝了十八碗酒，你让他喝65°的烧刀子，三碗准趴下耍猴拳。

大相国的和尚卖肉一点儿不新鲜，有些没啥手艺的和尚，干脆联合起来经营猪肉生意，美其名曰“烧猪院”。带头的是慧明和尚，这货不好好念经专门研究烹饪做菜，尤其以做肉菜，色香味俱全，名动京城，一时间成了开封妇孺皆知的美食大师。 新兴行业 文化商品也形成了行业，诸如诗词、卖字、卖酸文，尤以“卖酸文”最具特点。此乃要求甚高的文章，应情应景，即兴创作，并且用词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能来点幽默调侃就更好了，文章内容通常由消费者指定。譬如几个杀猪的暴发户聚在一起喝酒，想把此次“群贤毕至”的盛况书写成卷，让后世追忆敬仰。直接找卖酸文的，30文钱一篇。附庸风雅，聊以自慰。 其实宋代的房价很高。以开封为例，宋朝鼎盛时期，开封市区人口当有百万(不含乡村及属县人口)，导致住宅紧缺，一房难求。翰林学士王禹偁在《李氏园亭记》里提到开封地价：“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一尺地一寸土，价比黄金。

据河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胡建华先生的研究：绍兴二十八年，平江府造瓦房12000余间，平均造价每间10贯；乾道六年，临安府(南宋都城地区)造禁军营房2000间，平均造价每间18贯。

这样的造价，再加上适当利润，最终卖价不难想象。

为缓解供求矛盾，保障臣民正常生活，稳定社会，大宋政府曾特意推行“廉租房”制度：由工部负责，用国库拨款修建大量官房，再廉价向臣民出租，而管理工作(招赁、收租和维修等)则由“店宅务”专司负责。这种做法起始于东京，之后陆续推广到各州县，并一直延续到南宋。

大宋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不仅在正常年景下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在灾荒时节还减免房租。宋英宗治平年间下诏：“州县长吏遇大雨雪，蠲僦舍钱三日，岁毋过九日，著为令。”

也就是说，若遇风寒雨雪之灾，官房月租可免去3天，最长可达9天。熙宁二年，开封遭遇雪灾，宋神宗下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这干脆就是白住了。 由唐入宋，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变革，拉开中古与近世的历史分期。经过五代，门阀世族土崩瓦解，原来的部曲也得以摆脱人身依附状态，获得良民的身份，纳入国家的编户齐民。即从前的贱民，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到了宋代，基本上都消失了，都成为自由民了。

宋朝的户籍制度也不再将国民区分为“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户口，意味着城市人口的扩张，市民阶层已然形成。又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户籍档案叫做“五等丁产簿”，每隔三年编造一次，虽然带着“丁”字，但实际上五等户的划分跟各户人丁数目毫无关系，而是以各户财产多少为标准。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待清楚：中唐之后，均田制已经解体，宋朝立国，即承认土地彻底私有的现实，允许产权自由流动，不抑兼并，于是贫富分化并经常互相转换。汉朝的那位徐宗，家产只有“一万三千钱”，按宋代的标准，最多只能混个下等户。当然，如果他辛勤劳作，积累财富，购买田地，以后上升为上等户也并非不可能。要知道，“贫富无定势”，乃是宋代社会的一个特点。

按财产划分户等，是出于征税、征役之需。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建立在“均产”理想上的“租庸调”此时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贫富为差”的“两税法”，上等户纳税多，下等户纳税少，客户由于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因宋朝实行募兵制（雇佣兵），国民也不再需要服兵役，只剩下差役，从前的徭役是按人头摊派的，宋朝则出现了以钱代役的趋势，并且跟户等挂钩，即富户要承担更重的服役义务。从人头税到财产税，正是社会从中古进入近世的特征。

户籍对于老百姓的人身束缚，也正在减弱中。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来自商业的税收与征榷收入超过了农业税，这是史无前例的），宁静而安定的小农社会秩序已被打破，农民弃耕从商的事很常见，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户没有田产，更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而按宋朝立法，客户要退佃离开，地主是不可以阻挠的。客户因其飘浮不定，又被称为“浮客”。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连户口登记都出现困难。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更多——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佣工、流民，如建康府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

宋朝的户籍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

宋代社会因其显著的开放属性与商业属性，而呈现出远远强于前代的流动性与活力。一位宋朝人感叹说：“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 灾荒过后，有的家庭想赎回子女，但苦乏其力。鉴于此，政府代为赎回。

宋代除济助孕妇和新生儿外，还采取各种办法救助那些因种种原因被遗弃的小儿。

首先，官为赎还鬻子。宋代当凶年发生后，饥民流移，人口贩卖极为普遍。作为父母不忍心看到子女被活活饿死，往往将其卖到富裕之家，以求一时活命。饥荒年景人口身价低廉，往往“斗米博一妇女，半斗易一小儿。”灾荒过后，有的家庭想赎回子女，但苦乏其力。鉴于此，政府代为赎回。太宗淳化二年(991年)诏曰：“陕西缘边诸州饥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赎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宋真宗亦诏曰：“前岁陕西民饥，有鬻子者，官为购赎还其家。”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瀛、莫、恩、冀等州岁饥，民多鬻子，仁宗“赐瀛、莫、恩、冀缗钱二万，赎还饥民鬻子。”

其次，制定养子法令，鼓励民间收养义子。灾荒年间，人民生活艰辛，四处逃散，有的把子女卖给富裕之家，有的则把幼儿遗弃于道路。对这些被遗弃的幼儿，政府鼓励民间收养，并制定养子法令。为鼓励民间收养弃婴，朝廷一再强调收养之后，“将来不许认识”。对收养弃儿成绩突出者，政府给以奖励。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规定：“如上户士大夫家能收养五十口，具名以闻，乞行旌赏。州县官措置支给钱米收养百口至二三百口者，具名以闻。”嘉定四年(1211年)七月，“诏抚州寄居迪功郎新袁州万载县主簿段子雍，以岁旱收养遗弃童幼二百二口，后至食新，并责还父母亲属，可特循从政郎。”

此外，宋朝政府还措置收养弃婴。饥荒年景及隆冬时节，弃婴较多，仅靠民间力量，弃婴很难较好得到收养。因此，宋朝政府也积极参与救助。乾道年间，湖南、江东大旱，孝宗诏曰：“本路旱伤，民多艰食，有弃掷童幼于道路者，深为恻然，可令逐州守臣措置，于稳便处收养，无使冻馁。候至来岁食新以归父母，自十月始。”

朝廷对地方政府的收养，经济上给以支持。因此地方在收养弃婴时也采取了积极实用的方法。一些地方官，也想方设法积极收养弃婴。如苏轼守密州时，“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再如江东安抚使洪遵曾上奏朝廷，陈述其收养弃婴的措施：第一，收养童幼，各县有知县和巡尉负责；第二，弃婴中可以自立者，交由寺观收养，政府提供钱米，寺观主持每半月都要向官府汇报收养弃婴的人数及身体健康情况，如有疾患，官府给药，若有死亡，官给棺木埋瘗；第三，对那些尚在哺乳的幼儿，官府交给有乳之家收养，官给钱米，并定期查看幼儿身体状况，有病者，官府给药，死亡者，官给材木安葬。对偏远乡村遗弃小儿，则责成保正负责。 在宋代，从穿戴上，可辨认出士，农，工，商从事的特点。

北宋初年，曾对各级官员的服饰做成严格的规定，如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朱色，七品以上穿绿色，九品以上穿青色。至于百姓只能穿黑白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