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风俗，南通在唐代为流人(被流放的人)所居；以后历代又有各地移民迁来定居。因此南通风俗系融合各地风俗而成。市区与6县各有不同。海门、启东受到江南风俗的影响，有吴地风俗的特色；如皋、如东、海安与扬、泰地区风俗较多相似；南通市与南通县的风俗有较多的相同之处，但市区与郊、县又有差异。由于人口迁徙，沿江、沿海又各具特色。地方风俗呈现交错状态。我们所介绍的主要是南通市区风俗。

南通自然环境与民风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居长江下游北岸，，南临长江，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隔江相望,北靠盐城，东濒黄海，西接泰州，“据江海之会，南北之喉”，地处中国“黄金海岸”和“长江黄金水道”结合部，素有“江海门户”之称。

　　南通市濒江临海，三面环水，呈准半岛状。市内地势低平，除通扬运河和如泰运河一线以北分属里下河平原区和东部滨海平原区外，其余大部分属坦荡的长江三角洲平原。在平原上散布着一些孤丘，如南通市区南郊滨江的狼山、军山、剑山、马鞍山和黄泥山。境内水网密布，河道纵横，连接着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有着比较丰富的水资源。

　　南通市位于北纬31°41′06〃～32°42′44〃，东经120°11′47〃～121°54′33〃,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海洋性气候显著。气候温和，日照充分，四季分明，无霜期较长，植被及生态类型丰富。

南通市总面积约8001平方公里，其中市区224平方公里，水域占1290平方公里。全

市可耕地面积707万亩，江海岸线368公里（其中海岸线20486公里） 。全市潮间带滩涂面积16701万亩，海水盐度30‰左右，盐业资源丰富。

　　优越的自然给南通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稳定的生活环境自然影响了南通的民风：纯朴内敛，不事张扬，保守自闭，奉行 “知足常乐”。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大，如今的南通民风随着南通人观念的改变也正发生着变化。

南通风俗的变迁

　　民俗无所不在，凡有人群生活的地方就有民俗。南通出土的五代姚氏家族墓志两件是最早的文献资料，反映了当时的风俗。姚徐夫人墓志盖上刻有八卦图案、十二生肖、日月星辰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是南通最早的民俗画。

　　在现存典籍中最早记载南通风俗的，是南宋的《舆地纪胜》。其“通州”部分，有“风俗”一节，谓“民居以鱼盐自给，不为盗贼”，“讼庭多虚，囹圄空隙，殆有古之淳风”云。

明后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城市风俗明显变化。万历《通州志》和《州乘资》两书之“风俗”篇谓：通州一向民风纯朴，很少游民，没有妓院；人们衣着朴素，不赌博，少诉讼；妇女不参加宴会。但民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到嘉靖、万历年间，民风渐趋奢华，青年爱到外地购买华美衣料，妇女服装款式多变，衣着开始打破等级界限。宴会盛行，茶馆、酒店渐多；纨绔子弟纵酒、赌博、聚众游荡。婚俗也发生变化，计较彩礼、嫁妆，甚至有女方父母出面提出离婚要求的。妓女、流氓渐多，庙宇也增加不少。

　　在清朝编写的《通州志》中仍沿袭了南通“民风纯朴”等旧说。直到晚清，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西风东渐”，风俗又渐趋变化。19世纪末近代工业的兴办，给城市生活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上海的风俗开始辐射到南通，带“洋”字的新事物渐为人们接受。辛亥革命进一步推动了这些变化，其中最大的是男人不再留辫，女人不再缠足。

　　在《南通市志》中叙述，五四运动的反封建浪潮，在南通知识青年中激起反对旧习俗的思想，男女平权、婚姻自由成为他们的要求，恋爱成为婚姻的必要阶段而被承认。在形式上，有了“文明结婚”、“集体婚礼”等新的做法。服装也有了改革。

　　解放后，风俗发生很大的变化。老解放区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很快影响了整个城市。旧式服饰被淘汰。赌博、吸毒、嫖娼和帮会活动均渐消失。各种封建迷信活动被取缔。有的传统节日被废弃，新的节日兴起，有的传统节日则被赋予新内容，并形成一些新的风俗。

　　“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破坏了许多好的传统风俗。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被强制推行的极“左”一套也随之寿终正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破除了“左”的禁锢，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发生可喜的变化，生活各方面都被注入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优秀的传统风俗得到重视和继承。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际交往日益频繁，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与此同时赌博、封建迷信等腐朽没落的东西又沉渣泛起。

　　鱼米之乡：南通市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有利于农业生产。由于沙洲成陆，土质疏松，尤宜植棉，明朝以后，逐步成为著名的产棉区。封建朝代至民国时期，受生产关系、传统技术的约束和战争的影响，生产发展缓慢。民国初年开始用现代科学进行小型农业科研，指导、改良农业生产，农作物尤以棉花品种及产量在省内外有一定的位置。民国15年前后，南通棉田年均130～140万亩。南通一地即占全省总面积1441%，居全省之首。民国21年，南通产棉74万担，为全省产量最丰。“全省稻作，最富县份中有南通、如皋等县。民国21年产量如皋210万石，南通100万石以上。”“苏省各县，几乎皆有麦作。民国22年南通小麦亩产240斤，为全省最丰，大麦面积218万亩，全省第一，如皋、海门等县均100万亩以上，亩产200斤左右”，为省前列。其他农作物黄豆、蚕豆、玉米、高粱、花生、薄荷等亦有生产。畜禽及林果蚕桑生产历来有农牧结合的传统，向为重要畜禽蚕桑产地。市郊区农民以种粮棉为主，城周农民有兼、专蔬菜户

　　黄海的吕四渔场，面积9000多平方海里，盛产多种经济鱼。沿海滩涂面积16701万亩，其中适宜贝类生长的近海滩涂面积100多万亩，且每年以25米的速度向外淤涨。境内河沟交错，池塘星罗棋布，内陆水域面积97万亩，其中淡水可养面积达67万亩。民国24年(1935)，渔民在吕四渔场年捕海蜇、蛤蜊、鱼类等海水产品5万担，价值100多万元，运销江浙各地。是时，经营、捕捞为行帮或个体零散形式。解放前夕，南通城远、近郊从事长江捕捞的小船约30余艘，海洋捕捞的木帆船十余艘，年产水产品约400吨左右。

80年代，全市水产业由传统的淡水鱼优势转变为海水鱼优势，木帆船捕捞全部过渡到机动船捕捞，从单一的捕捞结构转轨为捕、养、加、渔、工、贸全方位发展的综合性产业结构，由自然捕捞的“猎捕型”向人工养殖为主的“渔牧型”转变。

　　吴盐 南通拥有205公里海岸线和163公里江岸线，16701万亩潮间带滩涂，海水盐度30‰左右，丰富的资源使盐业成为南通地区最早的产业。从西汉初年开始出现煮盐业以后，历代市境盐业生产不断发展。中唐以后，所产盐号为“吴盐”。同治年间，吕四、余东、余西等场所产盐以色白味咸备受推崇，列为淮盐之冠。

　　据通州旧志载“通之资于盐利也久矣”。《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有海盐之饶”。西汉初年，吴王刘濞招募天下“亡命人”在市境海安及如皋的蟠溪地区(时属广陵郡)煮海水为盐。南北朝至唐初，市境南部的胡逗洲、南布洲和东布洲等沙洲上亦有“流人”以煮盐为业。

　　盛唐开元年间(713～741)，为检校盐产，征收盐税，朝廷在胡逗洲一带设置税务机构，是为市境南部地区设官之始。中唐以后，盐铁使第五琦、刘晏先后致力于发展淮南盐业，所产盐号为“吴盐”。其后，历代市境盐业生产不断发展，嘉靖年间，通州屡遭倭患，市境各盐场成为海防要地。余西场盐民曹顶英勇抗倭，壮烈牺牲，成为通州人民世代景仰的民族英雄。明末清初，盐业生产因战乱而遭破坏，直至清代中叶才得以恢复。其后因海势东迁，产量渐减。同治年间，吕四、余东、余西等场所产盐以色白味咸备受推崇，列为淮盐之冠。

　　清末民初，张謇创立同仁泰盐业公司，所产精制盐获意大利万国博览会优等奖牌，为中国盐荣获国际大奖之始。

　　建国后，盐业的产运销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轨道，由国家统一管理，统一经营。

　　80年代中期，南通盐业企业改革经营机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提高经济效益。各盐场均被所在县列为税利大户。对虾养殖连年丰产，经济效益在全省盐业系统名列前茅。

南通大布：

　　南通素以产棉著称，史有“木棉花布甲诸郡”之说，被冠为土布之乡、蓝印之乡。5000年前海安青墩人用陶质纺轮、角质纺轮和骨针等物，开始了原始纺织。宋末，手工纺织崛起。清代，通州土布已蜚声关内外。光绪十年 (1884)前后，使用印度机制棉纱织造土布，门幅加宽，开始出现色织布和花色布，通州成为清代全国四大手工纺织地区之一。

　　南通纺织工业发端于19世纪末，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筹建的大生纱厂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厂之一；所用的英国纺纱机械，是中国最早引进的外国纺织设备之一。光绪二十七年，大生纱厂开设通海垦牧公司，开创了中国棉纺织企业建立原料基地的先河。光绪三十年建成阜生蚕桑染织公司。光绪三十一年建成资生铁厂，为南通第一家生产纺织机械的工厂，也是中国最早的纺织机械生产厂之一。

　　南通棉纺织业的发展促使南通成为南通大布的销售中心。远自明初，崇海沙布即为山东帮贩负载北驮；闽粤人秋日抵通收花衣，“巨舶干百，皆装布囊”。南通大布以其精湛的手工织造，独特的工艺印染，以及粗厚坚牢、经洗耐着的特性，享誉海内外，成为南通历史上的出口大宗。

　　据老人们回忆，昔日通州城，商肆辐辏，巨擘云集，所营均为老三行(花纱布)。四乡织户赶夜载布入市；各庄行天未亮纷纷点火列肆交易，形成当年通城早市的一大奇观——火庄。狼山近郊一带，更是机杼之声不绝于耳。南下朝山香客，莫不倾囊抱布而归。皆为通商坐贾。布的行销向为外路客帮垄断，形成威震一方的庄号行帮。北销关外的关庄布，坐断东三省布业霸主地位几达百年。最盛时北销量年达800万匹。大生纱厂全年供纱不及其半。巨大的纱布渴求，促使大生不断增锭张，同时振兴了通海地区的乡土经济与商贸繁华。南销的京庄布业则以“南京布”擅名。翻阅150年前英国驻港的商务情报史料，有关“南京布”的记载连篇累牍，足可推见通海大布当年在江南的畅销场景。即便白蒲所产水巾，最初只是关庄布商促销的附带赠品，一度行销大江南北，尤以安东帮输往朝鲜为数最巨，产量因之大畅，故以 “高丽巾”名世流传至今。

　　南通大布是反映南通地方历史、民间工艺和民俗的一面镜子，也是孕育并创造近代纺织名城的珍贵文化遗产。尤其是南通色织土布工艺复杂、构图讲究，充分展现了通海棉农精湛的手工织造技艺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才情，是南通大布中的上品，民间流传的图案花型多达6大类120多种，蔚为大观，代表了南通民间染织工艺的精华和最高成就。

　　“中国近代第一城”古代南通的城市格局就有着自己的特色。元明时期，通州的城市布局类型属于“方型丁字街式”。 城南北稍长，近似方形，东、西、南城垣正中各开一门，城内开‘丁字街’，东西之间的横街将城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为衙署、庙学所在，衙署居中，向南有大街通南门，南大街两侧为居民市肆。是宋元明时期城市格局设计的代表之一。

　　1895—-1925年，从中国实业家张謇择地唐闸始建大生纱厂开始，在张謇推动下，南通为了发展近代工业和航运，对南通作了城市规划，开辟了新工业区和港区，在唐闸建筑纺织和榨油等工业，在天生港建筑港口，同南通旧城区组成—个互有分工的城镇组群，形成了核心的城镇体系。在旧城内辟南通城濠河地区进行成片的建筑，其中有一些新型建筑，如总商会、剧场、博物馆、专科学校等，设立了市政机构——路工处，负责测绘地形，并对城市道路进行规划和修建。中国近代最早的城市规划就出现在南通。两院院士、著名的城市和建筑问题理论家吴良镛教授最近来通考察南通博物苑建设和城市的规划建设，在有关城市规划建设的谈话中提出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

　　商业：南通是个商城，这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叙述。唐代，通州尚未建置时，即开始盐业经营。宋以后，通州城西通官道，逐渐形成西门多官商聚居，纱庄、布庄、当铺、酒楼、京广货店多设于此；东门为猪市、手工业者设店摆摊的集中场所；南门城外多为农田和坟堆，街上香店居多，相对萧条。故有“富西门，穷东门，叫化子南门”之说。城内以州治前的十字街为中心，东、南、西三条大街，由住宅逐步转变为商店，主要的商店都设在这里。明朝以后，植棉业和家庭手工纺织业兴起，逐步发展为苏北商品棉和土布的集散地。城镇布庄林立，有“土布之乡”的誉称。清道光二十年(1840)后，外地商人来开店的增多。安徽帮经营茶叶、杂货为主；

宁波帮经营药材为多；兰州帮经营水烟为多；镇扬帮经营京货业、杂货业、香粉业等。

　　19世纪末，有专营“五洋”的行业，还有专为外国洋行推销洋货的买办商。清光绪三十年(1904)成立通(州)、崇(明)、海(门)花布总会，宣统二年(1910)成立通崇海泰(泰县及泰兴)总商会。

　　民国11年(1922)南通拆城墙，筑马路，东、南、西三门开辟新市场。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南通关庄布失去了传统的东北市场，商民独创的新产品“雪耻布”，又风行大江南北，远销海外南洋。日军侵占南通后，近百家商店被日军烧毁，商业元气大伤。

　　抗战胜利后，一批又一批的美国剩余、“救济”物资，大量充斥南通市场，给本地商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1950年4月，改组了苏北贸易公司南通支公司，分别建立了粮食、花纱布、百货、土产等专业公司。1952年初，对违法的工商业者开展了“五反”斗争。1953年4月，按经济区域和新的购销关系建立了一、二、三级批发机构和零售网。是年底至次年初，粮食、棉布等相继列入计划供应。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

生活风俗：

　　一、主食

　　南通人主食米、面、玉米等。

　　水稻有籼、粳、糯3种，南通城内，市民爱吃饭米(粳米)。糯米俗称茶米，用以蒸糕、裹粽子、搓圆子、做浆糟(酒酿)、酿米酒等，一般不用以煮饭。旧时，多数农民一年到头很难吃上几顿纯米饭，即使是家境较好的农户，平时也总是吃由元麦脱粒后磨成的粯子和少量大米相混煮成的粯子饭粥，只有当水稻收割，新谷登场，才碾些大米，全家人吃上一顿新米饭尝新。新米饭软糯清香。

　　解放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过去因地域而形成的主食上的区别，逐步消失。市郊普遍以大米为主食，间或食用面食。80年代前，市民一般为中午吃干饭，早晚吃泡饭。条件好的，早餐为稀饭伴以烧饼、油条。80年代后，多数居民是中午和晚上均吃干饭，早餐多吃点心，喝牛奶也渐成习惯。

　　二、菜肴

　　南通人喜食蔬菜。荤菜主要吃猪肉，以此为原料的菜肴很多，较有特色的是用蟹肉加肉糜制作的蟹粉狮子头，或红烧，或清蒸，鲜嫩可口，为金秋季节的时令名菜。另有鲫鱼嵌占刂肉、荷包甲鱼(甲鱼嵌占刂 肉)、海鱼干烧肉等等。南通人喜欢吃黄牛肉，十字街南有东牛肉巷和西牛肉巷，即因牛肉店集中而得名。南通人习惯吃山羊肉，并讲究吃越过“三冬”(三个冬天)的肥羊，更以有皮者为肥嫩鲜美。80年代后，又有狼山烧鸡闻名遐迩。

　　南通江海连通，水网纵横，河塘遍布，淡水、海水产品极其丰富，其产量之多，首推鱼类。长江河豚很有名，这种鱼体圆肉肥，鲜美异常，但如洗、煮不当，食后会中毒，南通有“拼死吃河豚”之说。

　　黄海水产丰富，特别是贝类更是品种繁多。竹蛏为贝中上品，属南通海产“八珍”之列，其软足尖细如舌，鲜嫩无比。文蛤有“天下第一鲜”的美称。南通地方名厨，能用文蛤做出许多色香味形俱佳的名菜佳肴。南通人有自己的家庭小菜，如用臭乳腐拌花生米，猪耳朵丁、茶干丁拌花生米(俗称猴儿头)等等，既经济又实惠。螃蟹以深秋季节为上乘待客之物，并可配做成各色美味佳肴。

“野鸡丝”是南通城绝无仅有的一道风景。所谓“野鸡丝”，也就是用酱菜中的甜包瓜、纯精猪内、鲜嫩生姜切成细丝烹制而成。你看它油汪汪、亮光光，红黄相间，艳丽的色彩给人以美的熏陶和享受，而它口味是甜中透咸，又带点麻辣，吃在嘴里油而不腻，从而使品味与欣赏合为一体。

　　南通人有本色筵席。旧时农村中最简单的筵席是四大盘，即以4个青花鲤鱼大盘盛4种菜肴。稍高层次的是“八碗头”，即：宴席有8碗菜肴。80年代后，人们一般不让猪身上的东西上桌，讲究吃鸡、鱼、虾、海类、贝类等菜。外加甜菜、清汤和点心、水果。

　　三、茶

　　南通人崇尚粗茶淡饭。亲友登门，以茶相待；男娶女嫁，以茶为礼；砌房造屋，茶叶奠基；供神谢土，洒茶为祭……旧时，南通城内东大街、湾子头、小码头、彭家巷、起凤桥、掌印巷、南大街等大街小巷、桥堍码头，都有茶馆。

　　南通人一般饮绿茶。清晨喜欢空腹喝茶，谓之喝早茶。泡茶习惯以天水为上，打矾澄净后的河水次之，井水则是等而下之。狼山广教禅寺的天水茶在南通是有名的。近年，军山茶成为南通名茶，其色泽翠绿、香气幽雅，条紧略扁、滋味鲜醇。南通城内四周环水，濠河面阔水深，沿河人家及茶馆客栈，日常生活用水都取之濠河，用濠河水烧茶，味道甘甜。60年代后，自来水逐步代替了其他水种。

　　通人饮茶，有在茶中另加配搭之物的习俗。搭配之物，随季节变化而异，盛夏加放清凉去暑之物佩兰、藿香、薄荷、荷叶、淡竹叶；金秋时节放金桔、橄榄、白菊花；冬季以晒干的桔皮入茶。

旧时南通还有“施茶”风俗，每当炎夏之时，商店门口摆上一只绿色的茶缸，内放藿香、佩兰、粗茶，满满泡上一缸茶水，旁边搁几只粗瓷小碗，任过路行人饮用，以为善举。

四、点心(小吃、零食)

　　缸爿是南通市民价廉物美的早点。烧饼店的师傅将一块面团，拉成长带状，宽约6～7寸，浇上一条豆油线，抹上一层细盐，对折成2寸许，用手掌一下一下压实，然后用棒捶卷压，一面卷，一面用棒捶打台板，于是面团越拉越长，再用菜刀依45度斜线，一刀一刀切开，成为两头尖的平行四边形，最后将其排列整齐，涂上一层糖稀，洒匀一些芝麻，一块一块地用手贴到炉筒里去，不一会，略带焦黄、两头微跷，香喷喷的缸爿就出炉了。

　　比缸爿高一档的点心烧饼，有的圆形，有的形状像草鞋的底，称为草鞋底，是市民们喜吃的大众化早点。

　　潮糕是春分到端午前的季节食品，一般农历二月初一上市。南通城一些大的茶食店，柜台上放着直径60厘米许，写着店号的红漆竹片蒸笼，里面放着已切成条条块块的一大圆形的潮糕，上面用湿纱布盖着。潮糕是用米屑蒸的，又松又软，不沾牙齿，稍带甜味，清清爽爽，是既适口又应时的大众美食。

　　印糕也是春季应时食品，农历三月初一开始上市，用米屑蒸制而成。蒸印糕须用木框蒸笼，每次蒸16小方块，每块印着福禄寿喜、牡丹菊花之类的文字或图案。糕里是流质的洗沙(豆沙)糖，吃时需小心地咬一口，然后慢慢吮食豆沙；稍不注意，洗沙糖会流的满嘴皆是。

　　豆腐脑是用豆腐浆和石膏卤凝固而做成，嫩得碰不得，由于佐料多，汤鲜，一匙一匙吃起来，味道极佳。卖豆腐脑的人技巧熟练，一手挟着两个小饭碗，一手先舀几勺豆腐脑，再从10多只茶杯里，将白水鸡、白水肉、虾米、榨菜、茶干、大头菜、大蒜等末子，迅速地一一挑点到碗里，然后倒些酱油、麻油、味精，再从放着肉骨头的汤罐里将汤舀到碗里，这时一碗白红黄绿，色香味俱全的豆腐脑就做成了。

斫糖系用麦芽糖做成。卖糖人右手倒提个大摇鼓儿“卜咚、卜咚”，担子前面放块长方形木板，木板上放着直径尺许，厚2～3厘米的斫糖。谁买，就将一个2寸的方形铁刀竖放在糖上，用铁棒从旁边一敲，糖就斫了下来。糖呈姜**，看起来挺硬，不过放在嘴里一会儿就软。虽然此糖粘牙齿，不大甜，还带点焦味，但因便宜，买者可用钱买，也可用破布、废铜、烂铁等物交换，故穷人家往往爱买些“骗骗”小孩子。在民间，腊月二十四“送灶”，都用斫糖制成颗粒状，俗称灶家糖来祭灶家老爷，认为此糖能粘住灶老爷的嘴巴，不会讲人间的坏话。

娱乐：

　　通剧

　　通剧是南通地方戏曲剧种。原为僮子戏，它源于上僮子。所谓“僮子”即民间职业巫师，发源于楚越的“以舞降神”的巫觋与当地的方言、文化、风俗、民情交融，同化逐渐形成了有鲜明南通地方色彩的古巫觋的另一个分支──南通僮子。僮子在乡间从事迷信活动上僮子的过程中，把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说唱神鬼词句及七字调、古儿书唱本加工后，化妆登台，串演戏文。它以南通方言加锣鼓伴奏的演唱、粗犷的唱腔和通俗易懂的唱词，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僮子的做“劝”（劝世文）演戏，尽管纯朴得过于简陋，粗糙得近乎原始，但它却千真万确是典型的民间戏剧，并拥有数十万计的观众，长演长盛，历久不衰，象南通这样地处沿海地区，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城市，南通僮子依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原始、古朴的风貌，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建国后，僮子摒弃其祭神驱鬼的迷信内容，利用其说唱形式，演现代剧，推陈出新，逐步改造成为通剧在编导、表演、音乐、舞美等方面都有提高,。近年来，南通僮子不仅被列为专门课题重点研究，而且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重和兴趣。

　　更俗剧场

　　20世纪初，状元张謇怀抱 “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救国热忱，以南通为基地，以地方自治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实业和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他认为“教育以通俗为最普及，通俗教育以戏剧为易观感”，1919年，他连续实施三项重大举措，在戏剧文化的更高层次上对古典戏剧作出的贡献。

　　1919年9月，我国第一所戏曲专门学校，伶工学社正式开学。特邀颇负盛名的欧阳予倩任主任，主持校务工作。伶工学社“中西并进，新旧齐学”，培养了大批戏剧人才。

　　1919年初，张謇着手于桃坞路西端兴建剧场,1919年11月1日 (是日适为重阳节)。全国第一座地方剧场,也是我国第一流的新型剧场落成开演, 张謇为了改造社会的腐朽之气，以达除旧布新、移风易俗—之目的,特为剧场取名“更俗”二字。更俗剧场“前台无陋规，后台无迷信”，树立起演艺界的文明新形象。随后，盛邀京剧名家梅兰芳来通公演，特别是让时称“南欧北梅”的两位著名艺术家，在南通联袂登台，交流融合，声誉大振。张謇以这种创举，鼓励他们亲密合作，奋发有为，促进戏剧事业的繁荣进步。张謇为纪念这两位大师，也为促进南北两派京剧艺术的交流，特地将剧场门厅楼上的一间旁子辞为“梅欧阁”，并仿翁同龢字体亲书这三个大字．还撰写了“南派北派汇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的对联。历史证明，梅欧阁的创设及其文化内涵，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戏剧文化的经典之作。梅欧阁成为中国戏剧文化的一个亮点，也为南通增添了一处高品位的文化景观。

　　1926年秋天，剧场改组为南通剧场，解放后改为人民剧场。2002年，在原地上重建一座崭新的现代、典雅的“更俗剧场”，无疑又为通城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在张謇、梅兰芳、欧阳予倩后代的关怀下，梅欧阁纪念馆也落成了，艺术地再现了梅欧阁当年的景象和大师们的风采。

节庆风俗

　　一、春节

　　正月初一为春节，亦称过年。解放前，大家小户于清晨（12点以后）燃爆竹烧利市，烧利市的祭物有荤、素之分，荤为猪头（神）、鱼、鸡；素为米、盐、豆腐。然后验鸟语定凶吉，装香点烛拜神，晚辈向长辈拜年请安。许多人还破晓上狼山烧头香，至大圣殿听“判语”（（扶箕），以求菩萨保佑。早餐食汤圆，但忌全部吃光，须留几个“存仓”。（一天不动刀）其后尽情玩乐，各寺庙热闹非凡，玩牌赌博之风盛行。家住江滨的农村妇女，喜到江边观涨潮，谓之“看海”。还有人在鲤鱼身上系红线后放进长江，称为放生。郊区农民一早就去“种田”，即象征性地在田地四角锄几下，后送香至土地庙，求土地公公保佑五谷丰登。天黑即睡觉。禁扫地倒水，忌污言秽语。解放后，春节沿袭传统中精华或无害之俗，摒除赌博、迷信等陋俗，并开展拥军爱民活动，举行游艺、舞会。80年代后，春节看电视已逐渐形成习俗。

　　二、元宵节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亦称上元节，俗称正月半。南通旧时从正月十三开始上灯，正月十八落灯，有“十三、十四神看灯，十五、十六人看灯，十七、十八鬼看灯”之说，并有“上灯圆子落灯面”之举。城隍庙中看灯的人络绎不绝。明末清初，城中包壮行家做出的彩灯闻名远近，称为“包灯”。这天，乡下尚有出嫁女请娘之俗。傍晚，农家有煨百虫、放烧火、爆白花之举。人们还要请坑三姑和灰堆婆婆解答疑难问题。解放后，城市元宵活动以灯会为主，在文化宫、文化馆、公园等地设灯景，供群众观赏娱乐。

　　元宵锣鼓

请问这是什么菩萨？

这是影视剧中的造型不是什么菩萨,如果非要比拟的话也许与地藏菩萨有些关系。

《西游记》,又名《西游释厄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编撰而成。此书描写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故事。

书名:西游记

又名:西游释厄传

作者:吴承恩

类别:古典传奇小说

年代:明代

主人公:唐玄奘,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

著名故事: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

回数:100回

《西游记》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前七回是全书的引子部分,一边安排孙悟空出场,交代清楚其出身、师承、能耐、性情;一边通过孙悟空在天、地、冥、水四境界穿越,描绘四境界风貌,建立一个三维四境界立体思维活动空间。八至十二回写唐僧出世、唐太宗入冥故事,交待去西天取经缘由。十三至一百回写孙悟空、白龙马、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西天,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释佛法渊博。

《西游记》插画(29张)《西游记》文字以白话文为主,间有赞赋诗词,多用夸张、比喻手法,铺陈、排比句式,音调韵律铿锵,朗朗上口,适合高声说出或者唱出,平话、弹词、戏曲脚本痕迹很重,仿佛说书人或者戏台就在你面前,这样的语言极大发挥了音调韵律对人心理的作用,增强了感染力,其缺点则是说书人口吻太重,在生活中不容易用得上。白话文诙谐有趣,间或有狡黠、奸猾之处,颇有西域语趣;大量赞赋诗词,大量华丽绮靡辞藻铺陈堆砌,描绘出华丽富足、祥和自由的仙界风光、妖魔洞府;刻画出形象毕肖的神仙形象、妖魔形象等等。让读者满眼珠光宝气、玉宇琼枝、如梦如幻、恍如仙境。这些“仙境”在佛教来说并非仅仅是幻象,确实是佛教统治理念下应有的风景,印度确实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王公、贵族阶层,千百年来都能过上比较安康、富足的生活。佛教适合城邦制,往往能“饶益”一方土地!《西游记》更加市侩化。《西游记》大量降妖伏魔历险情节设计,与佛教重视“力”、“无畏”有关。《西游记》的文体实际上是一种佛经体,其构思、体裁、情节、表现方法均来自佛经故事,佛经故事大量使用幻想、夸张的构思方式;使用神变、分身、幻化(化人、化物、化境)、魔法、异变(地动、地裂、大火等)、离魂、梦游、入冥(地狱)、升天、游历它界(龙宫、大海等)等等情节,更多用比喻修辞方法。《大涅经》里提出八种:“喻有八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三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后喻,七者先后喻,八者遍喻。”接着对它们举例作了解释。《大智度论》又指出“譬喻有二种:一者假以为喻,二者实事为喻”。这即是所谓“假喻”和“实喻”,特别常用的还有所谓“博喻”,即并列多种比喻。这些在具体作品里触目皆是,就不胜列举了。佛教的本生故事与《西游记》非常类似,在佛典翻译文学中,《本生经》或称《本生谭》是艺术价值最高、也最为普及的部分之一,被称为是古印度"民间寓言故事大集",是可与希腊伊索寓言并称的古代世界寓言文学的宝典。昙无谶所出《大般涅经》说:”何等名为A陀伽经(《本生经》另一音译)如佛世尊本为菩萨,修诸苦行,所谓比丘当知,我于过去作鹿、作罴、作、作兔、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是等行菩萨道时所可受身,是名A陀伽。“《本生经》的形成大体与集结佛传同时。部派佛教时期形成了"三世诸佛"、"过去七佛"观念,从而神圣、永生的佛陀就有其过去世;赞美佛的过去世,就出现了《本生经》。在今印度中央邦马尔瓦地区阿育王(前268-前232)所建桑奇大塔牌坊浮雕里已多有本生和佛传故事。东晋法显西行求法,在天竺曾到本生故事讲的菩萨割肉贸鸽、施眼、舍身饲虎处;在狮子国(斯里兰卡)他遇到王城供养佛齿,在仪式上"王便夹道两边,作菩萨五百身以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或作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象,皆采画装校,状若生人"。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同样记载了五印流行本生故事的情形。胡适曾说:“《华严经》末篇《入法界品》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写善才童子求法事,过了一城又一城,见了一大师又一大师,遂敷衍成一部长篇小说这种无边无尽的幻想,这种‘瞎嚼蛆’的滥调,便是《封神榜》‘三十六路伐西岐’,《西游记》‘八十一难’的教师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昌武说:“《贤愚经》的《须达起精舍品》则对其中舍利弗与六师外道斗法情节进行了多姿多彩的艺术发挥。陈寅恪论及这段故事,联系《增壹阿含经》卷二九和《大智度论》卷四五所记佛弟子舍利弗与目连角力事,指出‘今世通行之《西游记》小说,在唐三藏车迟国斗法事,固与舍利弗降服六师事同。又所述三藏第子孙行者猪八戒等,各矜智能诸事,与舍利弗目犍连较力事,或亦不无类似之处’。”

吴承恩是胡适考证出来的:以下资料节选自《胡适的西游记研究》四、关于吴承恩的卒年:我前年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见《小说考证》卷二,页七六,引山阳丁晏的话,说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西游记》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作的。《小说考证》收的材料最烂,但丁晏是经学家,他的话又是根据《淮安府志》的,所以我们依着他的指引,去访寻关于吴承恩的材料。现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抄给我,转录于下:天启《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又同书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与天启《志》悉同。同治《山阳县志》十二,《人物》]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工书。嘉靖中岁贡生(查选举志亦不载何年),官长兴县丞。英敏博洽,为世所推。一时金石之文多出其手。家贫无子,遗稿多散失。邑人邱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於世。太守陈文烛为之序,名曰《射阳存稿》,又《续稿》一卷,盖存其什一云。又十八,《艺文》]吴承恩:《射阳存稿》四卷,《续稿》一卷。光绪《淮安府志》廿八,《人物》二,又卅八,《艺文》,所载与上文悉同。又《山阳志》五,《职官》一,“明太守”条下云:“黄国华,隆庆二年任。陈文烛字玉叔,沔阳人,进士,隆庆初任。邵元哲,万历初任。”焦循《剧说》卷五引阮葵生《茶余客话》云:旧志称吴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今不知“杂记”为何书。惟《淮贤文目》载先生撰《西游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皆乐道之。按射阳去修志时不远,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说移易姓氏。其说当有所据。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童孺所习闻,而他方有不尽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无疑。然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周先生考出《茶余客话》此条系根据吴玉|的《山阳志遗》卷四的,原文是:天启旧志列先生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吴玉|也误认邱长春的《西游记》了。邱长春的《西游记》,虞集作序的,乃是一部纪行程的地理书,和此书绝无关系。阮葵生虽根据吴说,且巡恍懦ご赫嫒说幕埃淮蟾徘隆以后,学者已知长春真人原书的性质,故此说已不攻自破了。吴玉|的《山阳志遗》卷四还有许多关于吴承恩的材料,今录于下:嘉靖中,吴贡生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吾淮才士也。吴敏博洽,凡一时金石碑版嘏祝赠送之词,多出其手。荐绅台阁诺公皆倩为捉刀人。顾数奇,不偶,仅以岁贡官长兴县丞。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失传。邱司徒正纲收拾残缺,得其友人马清溪、马竹泉所手录,又益之以乡人所藏,分为四卷,刻之,名闩《射阳存稿》。五岳山人陈文烛为之序。其略云:“陈子守淮安时,长兴徐子与过淮。往汝忠丞长兴,与子舆善。三人者呼酒韩侯祠内,酒酣论文论诗,不倦也。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畜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难矣。徐失生与子深韪其言。今观汝忠之作,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沈辞渊深,浮藻云骏,张文潜以后一人而已。”其推许之者,可谓至极。读其遗集,实吾郡有明一代之冠。惜其书刊板不存,予初得一抄本,纸墨已渝敝。后陆续收得刻本四卷,并续集一卷,亦全。尽登其诗入《山阳耆旧集》,择其杰出者各体载一二首于此,以志瓣香之意云。据此,是隆庆初(约1570年)陈文烛守淮安时,吴承恩还不曾死。以此推之,可得他的年代:嘉靖中(约1550年),岁贡生。嘉靖末(约1560年),任长典县丞。隆庆初(约1570年),在淮安与陈文烛、徐子舆往来酬应,酒酣论文。万历初(约1580年),吴承恩死。吴承恩大概生于正德之末(约1520年),死于万历之初,(大约活了60岁)。天启《淮安志》修于天启六年,当西历1626年,去吴承恩死时止有四五十年。

旧小说有插图和绣像,是我国向来的传统。

插图都是木版画,是雕刻在木版上再印出来的,往往画得既粗俗,刻得又简陋,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流传下来的《卅三剑客图》,人物造型十分生动。

我国版画有很悠久的历史。最古的版画作品,是汉代的肖形印,在印章上刻了龙虎禽鸟等等图印,印在绢上纸上,成为精美巧丽的图形。版画成长于隋唐时的佛画,盛于宋元,到明末而登峰造极,最大的艺术家是陈洪绶(老莲)。清代版画普遍发展,年画盛行于民间。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以后的版画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和我国传统的风格是颇为不同了。

任渭长画的版画集《卅三剑客图》,共有三十三个剑客的图形,人物的造型十分生动。偶有空闲,翻阅数页,很触发一些想象,常常引起一个念头:“最好能给每一幅图‘插’一篇短篇小说。”惯例总是画家替小说家绘插图,古今中外,似乎从未有一个写小说的人替一系列的绘画插写小说。

由于读书不多,这三十三个剑客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全。但反正是写小说,不知道原来出典的,不妨任意创造一个故事。可是连写三十三个剑侠故事的心愿,永远也完成不了的。写了第一篇《越女剑》后,第二篇《虬髯客》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写叙述文比写小说不费力得多,于是改用平铺直叙的方式,介绍原来的故事。

其中《虬髯客》、《聂隐娘》、《红线》、《昆仑奴》四个故事众所周知,不再详细叙述,同时原文的文笔极好,我没有能力译成同样简洁明丽的语体文,所以附录了原文。比较生僻的故事则将原文内容全部写了出来。

中国古籍版刻插图艺术

古人著书立说,重视图的作用。“左图右书”、“左图右史”、“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是中国书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历代刻印的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不少附有精美的插图,这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也是研究古代政治、文化、民俗的生动材料。

一、中国古籍版刻插图的起源与出现

中国的古书,以其生产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写本书和印本书两个时代。在汉代以前,人们将书抄写在竹简、木牍等天然载体或缣帛等丝织品上。1942年,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的说明文字,四周绘十二神像,象征十二个月,是我国帛书插图中的较早遗存。

所谓版刻插图,就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画稿复本。雕版印刷术也称整版印刷术,即指将文字或图画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材质的版上,然后在版上加墨刷印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批取得插图画稿复本。由于古代书版以梨、枣木为主,故这些插图,都是版画,也称为木刻画。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最先应用于佛教经籍插图的刊刻。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就曾雕印佛像普惠四方。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上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可见其数量是不少的。

现存较古老的版刻插图艺术品,为1953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件发现于墓主臂上所戴银镯内,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均印有小佛像。据考,当刊行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之后。

唐代版画遗存中,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作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此件为一个长约16尺的卷子,由六页纸粘缀而成,卷端绘《祗树给孤独园》图,全图纹饰华丽,布局稳妥,线条运用纤柔中见劲挺,是雕版技艺已臻成熟的佳作。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d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刊印日期题记的版刻插图艺术品和佛教版画名作。中国以版刻形式为图书印制插图,比欧洲早了至少五百多年,此图就是我国早期版刻插图中最负盛名的杰作。

唐初诸帝,多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佛教发展很快。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借用《大云经》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声称她的“龙兴”本是佛的预言,更是大兴佛教。当时造像建寺,遍于国中;士民刊施经卷,蔚为风气。由此而言,当时佛教版画的锓梓,数量必多。只不过因为年湮代远,唐代印品少有留传于今日者。加之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唐武宗下诏灭佛,经卷刻版,皆付劫灰,传留至今的佛教版刻插图,才如吉光片羽,难寻难觅。但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初步可以肯定,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首先在佛教经籍的印制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佛教题材作品,也成为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品类。

二、承先启后的五代、宋、元插图

继唐而起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相对衰败期。但唐代开创的版刻插图艺术,却在动乱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五代遗存的版刻插图作品,题材仍只有佛教一种,数量亦如凤毛麟角,但和唐代相比,还是多一些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二图皆刊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后者题记有“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字样,下有刻工雷延美署名,是现存最早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版刻插图作品;前者则为现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图观音像,说明虽然都是佛教艺术品,但在题材选择上,远比唐代要丰富得多。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经过南征北讨、削平群雄,国家复归统一。宋朝重视文治,雕版印刷术全面发展,版刻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版刻插图艺术遗存,仍以佛教内容为主。其中如宋太宗时刊《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版画;雍熙年间刊《弥勒佛像》、《文殊菩萨像》等四图(现存日本),皆是精品;《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等,也是举世闻名的遗珍。他如南宋临安刊行的《文殊指南图赞》,图版置版面上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插图组画,也可以说是传世历史最为悠久的连环画作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列女传》,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徐康《前尘梦影录》就评论说:“绣像书籍以来,以宋刊《列女传》为最精。”本书上图下文,版式与《文殊指南图赞》相类。

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版刻插图这一艺术领域,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辽国都城燕京,就是北方佛教版刻插图艺术的一个重要创作地点。1974年7月,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大批辽代佛教经卷刻本,其中所附插图十余幅,幅幅都是精品。金朝刻大藏经《赵城藏》(又称《金藏》)扉画,雕版严整有力,深沉浑厚,背景简洁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是佛教版刻插图中不多见的佳构。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五代、宋及辽、金的版刻插图,无论在雕镌技艺、雕工队伍、绘制地域,还是在表现内容和手法上,进步都是明显的,为版刻插图艺术在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也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元刊书籍插图比两宋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又有进步。就宗教版图而言,元代完成的《碛砂藏》,扉画严整工丽,远出宋刊之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少品种的书籍插图,是在元代才开始出现的。如元刊《西厢记》是现存最早的戏曲插图,《全相平话五种》是最早的平话刊本插图,《事文广记》为类书有图之始,这都是版刻插图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此,宋元是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

三、璀璨夺目的明代插图

明朝,中国图书出版业全面发展,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版刻插图艺术也随之进入了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是明代版刻插图的第一个特点。经过唐、宋、元几个朝代的探索,到明代,版刻插图艺术不仅在制作地域上空前扩大,而且逐渐形成了建安、金陵、新安三大艺术流派,其他如武林、苏州、吴兴等地的版刻插图,亦各具特色,环绕在三大流派周围,如群星拱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各流派、地区版图争妍斗艳,而又互相交流、促进,为中国版刻艺术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形式多样,各擅胜场,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二个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插图形式除宋、元的单面方式、上图下文方式外,又出现了双面连式、多面连式、月光式等诸多类型,为画家随类赋形,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

由稚拙无华到精丽繁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其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点。一般来说,早期的建安、金陵派插图,具有粗犷质朴的民间艺术草创风格。自徽派版画崛起,绘必求其细,工必求其精,逐渐成为明代插图艺术的主流,建安、金陵等地版画亦向其靠拢,与其融合,汇为一体,使中国插图艺术更加璀灿夺目。这大抵是因为明万历中晚期之后,有大批文人学士参加到插图的创作中来,使插图不仅仅是图书的装帧、文字的图解,而且也是文人案头的清玩。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提高插图的社会地位,促其在质与量上产生飞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插图艺术队伍专业化,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四个特点。明代插图艺苑,留下姓名的画家极多,如汪耕、汪修、蔡冲寰、何英、卢霞子、熊莲泉、张梦征等,都是一时名家。这些人辛勤耕耘,留下了难以数计的作品,如今天尚能见到的王文衡作品,即不下数十种之多。一些脍炙人口的大画家,如唐寅、仇英、钱谷、丁云鹏、陈洪绶等,也为插图绘制画稿。明代刻工,更是多如繁星。如徽派刻工的主将——安徽歙县虬川黄氏刻工,见于《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著录的,就有近三百人。他们父子世业,兄弟相传,而且流寓南北各地,对徽派版刻风范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旌德鲍承勋、郭卓然,武林项南洲,吴兴汪文佐,金陵刘素明等,皆是一代名工圣手。这样一支庞大的刻工队伍,成为明代版刻插图艺术大发展的人才基础。

技法上精益求精,突飞猛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五个特点。建安、金陵两派的早期插图作品,技法上仍略显粗糙,手法也变化不多。徽派崛起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点染皴擦,无不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同时,刻工们还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如陆禹九抄录的徽州刻工传授口决:“木板雕画不稀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学到老。执刀自有执刀理,刷印本领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来刻山水。”言简意赅,本身就是一篇有关刻事的教科书。

发扬蹈历,推陈出新,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六个特点。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套版印刷技术和版画艺术结合起来,出现了彩色版画套印术。最初,为获得彩色图版,采取的是在一块版上,根据图画内容,分别涂上不同颜色,覆纸一次印刷的方法,称单版涂色法。这种方法,在元代就有了。在此法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它的启示下,明时出现了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版,分版分色,逐次逐色套印或迭印的方法,即为套印。因其版形如L钉,又称“L版”。后来,又发明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方法,使画面富有立体感,称为“拱花”。套印出的插图,色彩艳丽,浓淡得宜,阴阳向背之间,几可乱真。明朝不少画谱插图,如胡正言刻《十竹斋画谱》,吴发祥刻《萝轩变古笺谱》,就都是个中精品。

当然,明代版画,尤其是晚明版刻插图作品,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过于强调繁缛细密、富丽工致,有时看上去,反不如早期版画来得痛快淋漓、意趣天成。公式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制约了它的发展天地。但瑕不掩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明代插图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插图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和以精细著称的西洋铜版插图相比,在总体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四、由盛转衰的清代书籍插图

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禁书焚书,文网苛密,屡兴文字大狱。读书人为避祸,多沉溺于断简残编,孜孜于考据之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明代蓬勃发展的版刻插图艺术,也由此而逐渐衰落下来。

清代版刻插图艺术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朝夕之间便一蹶不振。清初,承明余绪,仍有一些精美作品出现,如旌德鲍承勋所刻《扬州梦》、《秦楼月》等戏曲剧本插图,精丽典雅,被认为是徽版的殿军;四雪堂刊《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古吴三多斋刊《古今列女传演义》,以及《笠翁十种曲》等,均不逊兴盛时期的徽版名作。一些著名的刻工,如黄顺吉、刘荣、汤尚、汤义、蔡思璜、谭一葵等,亦不负名工之誉,使版刻插图在清乾、嘉之前,仍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清朝最先衰落下去的插图品类,恰恰是最受民众欢迎、明代最为兴盛的小说、戏曲作品插图。此类作品,历次禁书都首当其冲。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康熙皇帝就曾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经学。所有小说*词,应严禁销毁。”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戏曲类书籍插图自然也难逃厄运。乾嘉之后这类作品鲜见有精美可观者,其因盖出于此。

其实,清统治者仇视的是对大清朝不利的文献图籍,而不是插图艺术本身。相反,插图以其直现性、形象性,恰好可以作为对“圣朝”歌功颂德的工具。因此,在清政府组织刻印的图书中,多附有精美插图。清政府刻书,多由武英殿提调,这类图书的插图就被称为殿版画。其中如《御制耕织图诗》、《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墨法集要》等,都是殿版画的代表作品。殿版画多细笔皴擦,工致娟丽,章法多变,印刷质量均为上乘。内廷刻书如此重视插图,为前朝所无。但同样因为供奉内廷,片面追求谨严工稳,这些作品又不如民间作品灵动飘逸,意趣天成。

在统治者对戏曲、小说类作品的高压政策下,清朝民间版刻插图中的两大品类——人物画和山水画,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物插图中的《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以及《水浒全图》、《三国画像》等,都是这方面的佳构。明末政治黑暗,文臣昏愦,武将懦弱,终至亡国。汉族知识分子希望有古贤臣名将那样的人物出来扭转乾坤,重整山河,清前期人物画的发达,和这种心态多少有关。

清朝的山水插图(主要是方志图书中的插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大画家萧云从绘《太平山水图画》,笔力凝重,气氛沉郁,所寄托的亦

年画，就是与年俗有关的版画，也是过年期间特有的民间艺术。年画是中国民俗的形象反映，是节日文化风俗的典型体现。

民间年画因风俗节日而兴起，它寄托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农事丰收、家宅安泰、人马平安和祈福迎新、驱灾避邪的愿望。

过年的民俗

农历过年的风俗，我国很早就有文字记载。“年”字，远在公元前十六至十一世纪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字形为很像一个人在收割或顶谷禾回去，所以《说文解字》称“年”字是“谷熟也，从禾”。商以后到了周，开始用“年”这个字来纪年。

当田里的五谷收割完毕，则是一年过去开始新的一年了。因此称春节叫“过年”。在中国古代年俗中，将一些祝贺过年的东西都冠以“年”字，如见面互相庆贺的话叫“年话”，门上和墙上贴的画叫“年画”，吃的糕叫“年糕”，走亲访友的礼仪叫“拜年”等等。

由国家正式确定过年的具体时间，是在西汉太初元年。汉武帝刘彻诏令太史丞邓平创制“太初历”，确定正月为岁首，初一称“元旦”，后又称元旦前夜为“除夕”。从此，除夕、元旦过年的风俗活动越来越多。

年画民俗的演变

年画的起源和春联一样，都和古代的桃符有关。

如东汉蔡邕《独断》里所载：汉代“常以岁竟十二月，从百隶及童儿而时傩，以索宫中驱疫鬼也。桃弧、棘矢（弓箭），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疾殃。已而立桃人、苇索、儋牙虎、神荼、郁垒以执之。”

蔡邕所说的“神荼”、“郁垒”在应劭的《风俗通义》“祀典”中引《黄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佞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因此汉代县官多在腊日或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可见，年画的风俗源于抵御邪祟的进入的愿望。

在《汉书·景十三王传》中也有记载：“广川惠王越，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挎长剑。”颜师古注：“成庆，古勇士也”。

到了南北朝时，干脆就将神荼、郁垒直接画在桃板上。《荆楚岁时记》：“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也有人直接将神荼、郁垒的名字写在桃木上，省去了绘画的麻烦。桃符发展到后来，渐渐分化成春联及门画，其中的门画就是年画的前身。

古人为何家家贴门神？据说，古人以为黑夜有鬼魅出来，门上若画或贴上一幅武将门神，就可在守护神的保护下安睡。到了晋代，有“元旦画鸡于门”的风俗，因鸡一叫天就亮了，鬼魅则不见。此说见于王嘉《拾遗记》：“尧在位七十年，有氏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之遗像也。”

画鸡于门上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扩大了年画中的门神题材，至今一些年画产地的早期门画中，尚有这一形式的画样传世。

宋代以后门神画上的猛将秦琼、尉迟恭之像，就是由此衍变而来。

春节张贴年画的风俗在各年画产地不尽相同。在佛山，明以前，人们多用石刻虎、狮放于门前左右，以示驱邪示威。自年画兴起后，人们在腊月廿四以后，便开始张贴春联、门画，民间俗称贴门神，以作驱邪纳福。

年画内容与民俗密切相关

年画往往通过反映民俗风情和各个地方的庆典活动来表现民俗。很多年画作品在反映社会变革或人们衣食住行等活动中，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了时代风尚、社会风俗，给研究者留下了大量可贵的形象资料。如一些年画中的服装装束，是研究服装变化的真实可靠的资料；年画中的农耕，画面中的农耕工具则是研究农业工具历史演变的重要资料；年画中反映结婚场面，画古代婚礼都是堂上供一“天地龙车”或“和合二仙”之图，案上放弓箭粮斗、瓶炉花果等物，这与传说中的桃花女破周公的故事相关。

晚清武强年画印了一些反映维新变法运动时提供新学的年画《万童习武》、《儿童体操图》等，景物一改过去家塾那种书房环境，表现了奋发自强的主题。从这些反映教育题材的年画中，得见我国近百年来教育制度的衍变，也可以看到到受西俗影响的社会变革，如男女平等、风气开放等等。

在旧时，年画不仅岁末腊月大量出现在乡村市集城镇街巷，就是在平时喜庆节日、婚丧风俗中，仍可见到各种不同题材形式的年画，如嫁女娶亲、生子弥月、入塾读书、考试中举、升官授职、拜师收徒、酬师谢神、养蚕获利、捕鱼丰收、出猎平安、安家迁居、谢医挂匾、祭天酬神等等民俗活动中，都有年画艺术形式点缀其盛。

所以，年画艺术与民俗密切相关。古时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刊物，更没有网络等现代媒体，因此，年画作为惟一的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传播媒体，以其通俗性反映了几乎所有民俗文化内容。

年俗中的应景年画

《春牛图》

农村过去无历书，年画作坊入冬先印《春牛图》，图下画一芒神，为一童子模样者，手持一短鞭，象征春临，童子依一卧牛身旁，手托一“春”字。图上印有一年二十四节气月日表，及“流郎诗”、“地亩经”等，供农人耕作时按图上节气行事。

从宋刘克庄诗“今年台历无人寄，且看树翁壁上图”句，则知《春牛图》远在宋代已流行民间。《春牛图》又名《芒神春牛图》，《清嘉录》：苏州新年“城中圆妙观尤为游人所争集。卖画张者聚市于三清殿，乡下争买《芒神春牛图》。”

《春牛图》有很多种类，不同地方的年画构图不同，但主题一样。

戏出灯画

民间以农历正月十五日为灯节，城市街上悬灯结彩，庆贺佳节，农村则以秫秸扎一方形灯架，外糊木版印制的“灯方子”纸画。

这类灯画四张为一幅，印有各种地方戏曲一出，图上还刻有谜语各一则，如“小人无用”（药名一），谜底为“使君子”。

还有“走马灯”，是用年画作坊刻印的刀马人剪制而成，走马灯做法是先用竹篾扎成方或圆形纸灯，将彩印刀马人剪出，黏一纸轮之下四周，轮中有干，能活动自转。常见的画面有“三战吕布”、“割须弃袍”、“捉拿花蝴蝶”等小说中的武打场景。

镇宅钟馗

钟馗是民间木版年画中较早出现的一个题材。北宋时已有印卖钟馗的文献记载，不过那时是在除夕悬挂。叶梦得《石林燕语》：“神宗（赵顼）梦中忽得吴道子画钟馗像，因使镂板赐二府，明年除日复赐。”反映出宋代钟馗是和门神一样，都是新年出现在墙壁或门上。

直到明朝时岁暮还是“门旁置桃符板，将军炭、贴门神。室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见刘若愚《酌中志》）。明代以后，除夕悬挂钟馗的风俗渐渐移到五月端午，悬于堂中“挂钟馗图画一月，以祛邪魅”（见《清嘉录》）。

民间年画中的钟馗，多无捉鬼情节，只画钟馗头戴进士巾，身穿圆领官衣，蹬厚底靴，仗剑，手指一蝠，或题“引福入堂”，或题“恨福来迟”以及“福在眼前”、“福自天来”等字句，借“蝠”与“福”字之音相谐近，巧成一句吉利之语。

《九九消寒图》

“九九消寒图”是属民间年画中历画之一种，它也是早期出现的年画形式之一。现存较早的一幅是明代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陕西刻印的《九九消寒之图》。此图中画一蒜头形宝瓶，上插一枝折梅花，共81花瓣。梅瓶四周，画了从一九到九九由冷转暖的不同节气和人们耕种聚饮的各种风俗活动。

明尤侗《帝京景物略》：“日冬至，画素梅一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