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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它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辑而成。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仁”，《论语》中始终如一地贯穿了他的这一思想。

孔子（公元前552 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论语》的篇章排列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各章各节独立成篇。它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记录了孔子关于哲学、经济、政治、伦理、美学、文学、音乐、道德等方面的言论，是研究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的主要文献。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二、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祖先本来是宋国的贵族，后因避宫廷祸乱而迁居鲁国。孔子的父亲是一名武士，虽跻身于贵族之列，但地位很低。孔子三岁时，父亲便死去了，他跟着母亲过着贫困的生活。孔于年轻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乘田”（掌管牛羊畜牧）一类的小官，鲁定公时，孔子曾任中都宰、大司寇（主管司法，与司徒、司马、司空三卿并列），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马融简介，“与闻国政”（《史记·孔子世家》），政治生涯到了顶峰。由于与当时主宰鲁国政权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政治观点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希望在别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先后到了卫、宋、陈、蔡、楚等国，都没有受到重用。晚年回到鲁国一心一意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资料，曾整理删定《诗经》、《尚书》等，并根据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使之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孔子讲学，学生多达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

三、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结集工作是由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完成的。

《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说法，大体可信。原始记录杂出于众手，最后编定当在战国初期，以曾参门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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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通行的《论语》20篇，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论语》在汉代有《鲁论语》、《齐论语》与《古论语》等不同本子流传，后来统一于郑玄。现存旧注有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宋朱熹《论语集注》及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今注本有杨伯峻《论语译注》。

四、论语》简介

《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后学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这部书大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是一部最集中地记载孔子思想的著作。

孔子（公元前552 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原属殷商一族，先世是宋国的大臣，后迁于鲁。孔子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但他在早年还是接受了良好的贵族教育，对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十分熟悉。孔子天资聪颖，又极为谦虚好学，故而学识日进。到30 岁左右，已经以博学知名于世，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他一方面对以前的文化、思想资料进行系统总结，同时也结合春秋后期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对一系列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创建了儒家学派。

孔子早年曾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担任管理仓储、牛羊的小官，都能恪尽职守。因鲁国内乱，一度旅居齐国。后仍回鲁国收徒讲学，门下弟子达三千之众。年过50 以后，一度被鲁国国君委以官职，做到司寇，主管鲁国的司法工作。他希望加强国君权威，削弱卿大夫权力，与当政的季氏等三家大夫产生矛盾，最终被迫弃官离开鲁国。这段做官的时问，大约不超出五年。此后，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奔走各国，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诸侯国，并曾在卫国、陈国停留了较长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也没有找到贤明的君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般只是被供养起来装点门面，还有很多时候备受冷遇和迫害。在这段时间里，孔子坚持不懈地进行治学和教育，与弟子们反复探讨人生、社会的重大问题，留下了不少著名的言论。在公元前484 年，经过大约14 年的流浪生涯之后，孔子终于重返鲁国，将余生的精力贯注于文化、教育事业。他一边继续讲学，一边整理文化典籍，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古籍进行删订，编成最后的教材定本。晚年的孔子在鲁国受到较高规格的礼遇，但仍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生活上也迭遭不幸，独子孔鲤和两个重要弟子颜渊、子路都先他而死。公元前479 年，孔子病逝于家中。鲁哀公专门写了悼词马融简介，弟子们为孔子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守孝三年。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简单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想达到“仁”的标准，就必须“克己复礼”，通过对自己的克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要在社会上取得自立，在事业上顺畅通过，也要帮助别人做到这样。孔子的学生概括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体现出一种关怀互助和平等相待的人文主义精神。总的来说，孔子将“仁”看作道德的最高准则，也是道德的总体，孔子还提到很多其它道德名目：如忠、孝、义、信、廉、俭等等。但在他看来，这些名目属于局部性的东西，能做到某项或几项，值得肯定，但还不能算是达到“仁”。“仁”的概念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它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关键所在。

孔子把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贯彻到政治领域，提出“仁政”的学说。他希望统治者“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对人民过份剥削、压榨，而提出富民、惠民的主张。他又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反对一味使用严刑峻法，而要先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通过道德感化搞好政治。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的社会变动感到不满，希望恢复西周时的礼乐政治。但同时他敢承认：社会政治制度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损益，进行局部的修正或改良。

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相对于天命而言，孔子更加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问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从总体上说，孔子是尊重理性、否定迷信的，这一特点对数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从政事业相比较，孔子一生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被贵族垄断。孔子首创私人讲学，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通过传授文化知识来培养从政人才，对随后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72 人。这批人在孔子死后继续游历各诸侯国，推动了各国政治体制由贵族制向官僚制的过渡。同时，他们从不同侧面发挥孔子思想、传播古典文献，为战国时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孔子通过四五十年的教学实践，一方面教出许多优秀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另一方面也总结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经验。在教育对象方面，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指出人的本性是可以教育的。在教学方法方面，他提出“因材施教”，重视启发式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对于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态度和手段，孔子都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论语》一书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它并不是孔子亲手所写，而是在孔子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们根据笔记和记忆加以整理、汇编而成。其中主要记我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了孔子一些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汉书·艺文志》概括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按照班固的说法，《论语》的“论”是论纂之意，“语”是语言之意，“论语”即指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成书。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说法，今天看来还是班固的话比较贴切。

由语录体的编纂特点所决定，《论语》的体例并不严格。一般说一条就是一章，集章成篇。全书共20 篇，约500 章，每篇各章并无严密联系，只是大致以类相从，由首章首句中取两字作为整篇标题。全书共约12 万字，平均每章字数在24 字左右，最短的章节不到10 字，最长的也不过300 多字。

通观全书，其论述方式并不完整、系统，感想随事而发，显得比较零星、散乱。然而另一方面，《论语》也显示出了语录体著作的独特魁力，语言含蓄隽永，故事简洁生动，往往能体现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表达的思想深度，折射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反映的人物个性和环境情趣。同时，《论语》灵活的编纂形式事实上使该书的表现内容大为增加，多方位、多视角地体现出了孔子的思想、性格、才能、趣味、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无论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魅力来评价，《论语》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作品。

关于《论语》的编著年代，史料中没有明文记载，我们只能通过研究原文加以推断。今本《论语》篇幅不多，却有不少章节互相重复，有些字句完全相同，有些增减一两字，有些详略有差而意思一致。对此只能作出一个结论：孔子的言论在当时各弟子皆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故有重复出现。

也就是说：《论语》并不是由某一个人编著的。再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论语》中有些篇章是孔子弟子所写，有些篇章则出于他再传弟子之手，其中包括曾参、子张、子夏、闵子骞的学生。自唐朝柳宗元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将《论语》最后加工成书的是曾参的学生，其说大体可从。因为曾参是孔子最年轻的学生，而《论语》中时间最晚的材料，就是曾参临死时对鲁国大夫孟敬子说的一段话。另外《论语》中提到曾参皆尊为“子”，有关曾参的记事也比孔子其它弟子为多。从曾参和孟敬子的生活年代来推断，《论语》的最后成书时间大约是在战国初期、公元前400 年左右。

《论语》流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版本。《鲁论语》是鲁人所传，共20篇，我们今天所见《论语》的篇目即由此而定。《齐论语》为齐人所传，共22 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论语》是汉武帝末年在曲阜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21 篇，篇目基本与《鲁论语》相同，只将《鲁论语》最后一篇《尧曰》中“子张问”以下一段单独分篇。这三种本子除篇数不同外，在章次、文字、解说上都有出入。西汉后期大臣张禹先学《鲁论语》、又学《齐论语》，对两个版本择善而从，篇目以《鲁论语》为主，编成一个修订本。张禹曾为汉成帝担任师傅，后封安昌侯，官位尊显，所以他的修订本很快流行于世，时称“张侯论”。到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又在“张侯论”基础上，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为《论语》作注，从而保存了汉代《论语》版本异同的一些资料。郑玄注今已散佚，甘肃敦煌和新疆均曾出土唐代手抄的残本。三国时人何晏汇集汉魏各家注解，作《论语集解》，是现在所见最早的完整注本。

汉代以下，学者对论语进行注解、研究的著作不断增多。据今人杨伯峻估计，古往今来有关论语的研究著作，可能多达三千种。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除何晏《集解》外，还有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汇集了魏晋时期儒者的新解说。此书在唐以后亡佚，清代乾隆年间才由日本重新传回并行世。北宋邢昺在何晏《集解》基础上作《疏》，为清代编纂《十三经注疏》时所采用。南宋朱熹作《论语集注》，其治学方法与汉唐诸儒不同，轻名物训诂而重义理分析，为宋儒治《论语》的集大成著作，影响元、明数百年。清代考据学兴起，刘宝楠《论语正义》集中反映了清人对《论语》的校勘研究成果，学术价值较高，为本世纪30 年代上海世界书局编印《诸子集成》所收。近人程树德《论语集解》、杨树达《论语疏证》，继续用考证方法研究《论语》，材料搜讨甚勤，皆有重要参考价值。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则较早对《论语》的通俗化进行尝试，注释简明扼要，附有白话文翻译和内容评述，做到了雅俗共赏，这可为一般读者阅读《论语》提供参考。

五、《论语》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在人类过去的2500多年中，世界人们读得最多最熟的书恐怕就是《论语》了。现在，人类终于迈进了一个新世纪的门槛。但如何去面对20世纪的强盗给我们留下的千疮百孔？ 早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论和语，论就是议论，语就是告知，使人有所觉悟。 《论语》辑录了孔子的主要观点如政治观点、教育观点、经济思想等等。还辑录了孔子对一些人和事的评价。

《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三章。大多是孔子回答弟子们的提问后所作的记录，有一部分没有问，就是记下孔子的言论，有一部分是回答诸侯国君、卿大夫和各方人士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孔子的弟子们回答别人的言论。

宋代的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我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朴素主义辨证思想。

　　《黄帝内经》成书于大约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 她的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令人颇感惊讶的是，中华先祖们在《内经》里的一些深奥精辟的阐述，虽然早在2000年前，却揭示了许多现代科学正试图证实的与将要证实的成就。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大医家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均深受《内经》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无不刻苦研读之， 深得其精要，而终成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医。

　　《黄帝内经》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在中华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 试想，大略700年前，欧洲鼠疫暴发， 有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虽也有瘟疫流行， 但从未有过象欧洲一样惨痛的记录，中医药及《内经》的作用由此可以充分展示。所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我们每一位龙的传人都应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医学而感到骄傲，为我们的杰出的祖先而感到自豪，并为沉睡了两百年的祖国中医的现代化及世界化而做一些诚挚的努力, 因为仅有极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足以推动这个伟大的事业的！可以预见，只有当伟大的中医真正复兴的那一天才将是整个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复兴的那一天！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原书18卷。其中9卷名《素问》；另外9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针经》，唐以后被称为《灵枢》，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每部分各为81篇，共162篇《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枢》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

　　《素问》，在汉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为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主要有：（1）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这个传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自称得自其师秘藏的七篇“大论”补入，到北宋·嘉佑·治平（1057～1067）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雕版刊行，而定型。

　　《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史崧发现的《灵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史载北宋有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史崧半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流传至今。

　　《难经》

　　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题秦越人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张仲景《伤寒论》

　　《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著。东汉张仲景撰于公元三世纪初。张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伤寒论》，另一部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 。《伤寒论》全书共12卷，22篇，397法。除去重复之外共有药方112个。全书重点论述人体感受风寒之邪而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及如何进行辩证施治的方法。他把病症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六种，即所谓“六经”。根据人体抗病力的强弱，病势的进退缓急等方面的因素，将外感疾病演变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症候归纳出症候特点、病变部位、损及何脏何腑，以及寒热趋向、邪正盛衰等作为诊断治疗的依据。

　　张仲景《金匮要略》

　　汉代张仲景著述的《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古籍之一。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是仲景创造辨证理论的代表作。古今医家对此书推崇备至，称之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书名“金匮”，言其重要和珍贵之意，“要略”，言其简明扼要之意，表明本书内容精要，价值珍贵，应当慎重保藏和应用。

　　《金匮要略》妇人三篇，论述妇人妊娠、产后、杂病脉证并治，内容丰富。共有原文45条，载方40首，病种包括了经、带、胎、产、杂病。篇中对妇产科病的辩证论治严谨，治法、剂型多样，已具中医妇产科学的雏型，为后世妇产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唐本草》亦称《唐新修本草》，有时简称《新修本草》，是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编修成功的，由唐朝政府颁行，这是国家颁定药典的创始。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而外国最早的药典--牛伦药典是1546年由牛伦堡政府刊行的，经《唐本草》晚九个世纪，所以《唐本草》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新修本草》原指三部分文献而言，即《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据多数文献记载以上三部分共五十四卷；《本草》二十卷，《本草目录》一卷、《药图》二十五卷、《药图目录》一卷、《图经》七卷。《本草》部分是讲药物的性味、产地、采制、作用和主治等内容，《药图》是描绘药物的形态，《图经》是《药图》的说明文。《图经》和《药图》早已失传，无可考见。仅有《本草》这一部分，宋朝以后虽也不再流传，如今只有残卷本，但其内容绝大部分保留在后世本草中，仍为人们所重视，所以我们现丰所说的《新修本草》实际就单纯指《本草》这一部分内容而言。

　　《新修本草》本书共载药850种，比《本草经集注》增加药物114种。对每味药物的性味、产地、采收、功用和主治都作了详细介绍。在编纂体裁上有所创新，为了便于采药和用药时的正确辩认，除传统用文字记述的《本草》外，还首创详细绘画《药图》，且以《图经》加以说明的方式，后者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

　　《新修本草》是一部以政府名义编纂的药典，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巨大著作。此书的完成标志着我国药物学更向前发展。

　　李时珍《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实地考察，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7年编成。全书52卷，约200万言，收药1892种（新增374种），附图1100多幅，附方11000余首。是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之大成，在训诂、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冶金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本书十七世纪末即传播，先后多种文字的译本，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共收录了中药一千八百三十二种，共五十二卷。

　　在药物解说方面，本草纲目包括八个部分：

　　释名，罗列典籍中药物的异名，并解说诸名的由来；

　　集解，集录诸家对该药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等的论述；

　　修治，介绍该药的炮制法和保存法；

　　气味，介绍该药的药性；

　　主治，列举该药所能治的主要病症；

　　发明，阐明药理或记录前人和自己的心得体会；

　　正误，纠正过去本草书中的错误；

　　附方，介绍以药为主的各种验方及其主治。

　　李时珍根据古籍的记载和自己的亲身实践，对各种药物的名称、产地、气味、形态、栽培、采集、炮制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并通过严密的考证，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他在书中介绍和考证了许多来自南亚的药物，并广征佛书，给其中许多药物注出了梵文译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吴鞠通《温病条辨》

　　吴塘，字鞠通，江苏淮阴人（1758-1863），清代著名医家。他1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心中悲愤，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感到为人子而不懂得医学，就无法尽孝，于是他立志学医。4年后，他的侄儿患了喉疾，请了大夫以后，使用冰硼散吹喉，可病情反而加重了，又请来几位大夫，胡乱治了一番，竟然全身泛发黄疸而死。吴鞠通当时学医未成，深感锥心疾首，他的境遇竟与汉代张仲景感于宗族数百人死于伤寒而奋力钻研极其相似。吴鞠通发奋读书，精究医术，终成温病大家，是温病学派的最高成就。

　　他曾在北京检核《四库全书》，得见其中收载了吴又可的《温疫论》，深感其论述宏阔有力，发前人之所未发，极有创见，又合于实情，便仔细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对叶天士更是推崇，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继承了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证经验，撰写了《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他认为温病有9种，吴又可所说的温疫是其中最具传染性的一种，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八种温病，可以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这是对于温病很完整的一种分类方法。书中创立了“三焦辨证”的学说，这是继叶天士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创立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三焦辨证”法：就是将人体“横向”地分为上、中、下三焦。上焦以心肺为主，中焦以脾胃为主，下焦包括肝、肾、大小肠及膀胱。由此创立了一种新的人体脏腑归类方法，此法十分适用于温热病体系的辨证和治疗，诊断明确，便于施治。而且确立了三焦的正常传变方式是由上而下的“顺传”途径，“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始上焦，终下焦。”因而，由传变方式也就决定了治疗原则：“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降不安；治下焦如沤，非重不沉。”同时，吴氏对《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同样采取了积极采纳的态度，认为“伤寒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节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这些理论，虽然从立论方式和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仍是对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法的继承，并对其进行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对疾病变化的认识上，是可以权衡协调的，二者并无矛盾之处。同时，三焦辨证法也完善了叶天士卫气营血说的治疗法则。叶氏的《温热论》中没有收载足够的方剂，而吴鞠通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在《温病条辨》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象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吴塘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可以说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划分中医“四大经典”的时候，有一种划法，就是将吴氏的《温病条辨》与汉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医比读的“四大经典”。可见该书在中医理论发挥上的重大意义。吴鞠通，是中国医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具有建设性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以下这些：

001周易、 002尚书 、003诗经 、 003周礼 、 004礼记 、005左传 、 006公羊传 、007谷梁传 、008论语、 009孝经、 010尔雅 、011孟子 、 012中庸、 013仪礼

其他，001四书章句集注 、 002春秋繁露 、 003新本郑氏周易 、004大戴礼记005韩诗外传、 005易纬是类谋 、 007易纬坤灵图 、008易纬乾元序制记009陆氏易解 、010东坡易传 、 011周易正义 、 012易传 、013周易参同契。

014尚书正义 、015韩诗外传 、 016毛诗正义 、 017泰泉乡礼 、018深衣考误 、 019深衣考 020仪礼注疏 、021礼记正义 、023周礼注疏 、027孝经注疏、 024春秋左传正义 。

026春秋谷梁传注疏 、 028春秋公羊传注疏 、025大学、 026大学集注、 027大学问 、028孟子集注 、029孟子注疏 、030孟子字义疏证031中庸集注 、 032论语集注 、033论语注疏、 034尔雅注疏 、035轻松学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