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刘祁< > 翻译

我没有参考什么文献，凭自己理解翻译，仅供参考！

“金银珠玉，世间的人们都以其为贵，等到了灾难的年代它们就不如菽粟之类的粮食了，这是为什么呢？事情都有先后原因的，发展的形势也有急有缓的，平时富贵的人家，为了得到一件玉犀象玩这种好的器物，乃至用粮食锦帛去交换，还害怕得不到它，得到后把它摆在屋中显要的位置向别人夸耀，用来让自己开心高兴，就是这样子。

壬午年，我在大梁那个地方的时候，大梁城被敌人包围了好久，地方和 都缺少粮食，米价已经二两银子买一升，饿死的人比比皆是，那时候的人看金银如泥土一样不值钱，富裕的家庭，拿出平时的珠玉摆设、首饰环培、华丽的衣裳，摆在市场上，只求能换得医生的粮食，求得一天的温饱。我还记得我家有一皮袍，非常的紧密暖和，用它换了八斗米，金钗换了牛肉一肩。我知道，因为统治者英明，所以粮食贵而金玉贱，这是根本呀。

古人说：‘柴如桂树，米象珍珠’不是瞎说的！”

2 清史稿 列传第九十二 沈德潜文言文阅读答案

（清史稿列传92）

沈德潜，字碻士，江南长洲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试未入选。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年六十七矣。七年，散馆，日晡，高宗莅视，问孰为德潜者，称以“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德潜入辞，乞封父母，上命予三代封典，赋诗饯之。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是岁，上谕诸臣曰：“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而优擢也。”

十三年，德潜以齿衰病噎乞休，命以原衔食俸，仍在上书房行走。十四年，复乞归，命原品休致，仍令校御制诗集毕乃行。谕曰：“朕於德潜，以诗始，以诗终。”且令有所著作，许寄京呈览。赐以人葠，赋诗宠其行。德潜归，进所著归愚集，上亲为制序，称其诗伯仲高、王，高、王者谓高启、王士祯也。十六年，上南巡，命在籍食俸。是冬，德潜诣京师祝皇太后六十万寿。十七年正月，上召赐曲宴，赋雪狮与联句。又以德潜年八十，赐额曰“鹤性松身”，并赉藏佛、冠服。德潜归，复进西湖志纂，上题三绝句代序。二十二年，复南巡，加礼部尚书衔。二十六年，复诣京师祝皇太后七十万寿，进历代圣母图册。入朝赐杖，上命集文武大臣七十以上者为九老，凡三班，德潜为致仕九老首。命游香山，图形内府。

德潜进所编国朝诗别裁集请序，上览其书以钱谦益为冠，因谕：“谦益诸人为明朝达官，而复事本朝，草昧缔构，一时权宜。要其人不得为忠孝，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选。慎郡王，朕之叔父也，朕尚不忍名之。德潜岂宜直书其名？至世次前后倒置，益不可枚举。”命内廷翰林重为校定。二十七年，南巡，德潜及钱陈群迎驾常州，上赐诗，并称为“大老”。三十年，复长鸡拜课之酒瓣旬抱莫南巡，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维熙举人。三十四年，卒，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御制诗为挽。是时上命毁钱谦益诗集，下两江总督高晋令察德潜家如有谦益诗文集，遵旨缴出。会德潜卒，高晋奏德潜家并未藏谦益诗文集，事乃已。四十三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仍列德潜五词臣末。

德潜少受诗法於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

3 沈德潜,清史稿,列传文言文阅读答案

清史稿卷第三百零五列传第九十二沈德潜传

原文

沈德潜，字碻士，江南长洲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试未入选。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年六十七矣。七年，散馆，日晡，高宗莅视，问孰为德潜者，称以“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德潜入辞，乞封父母，上命予三代封典，赋诗饯之。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是岁，上谕诸臣曰：“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而优擢也。”

十三年，德潜以齿衰病噎乞休，命以原衔食俸，仍在上书房行走。十四年，复乞归，命原品休致，仍令校御制诗集毕乃行。谕曰：“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且令有所著作，许寄京呈览。赐以人葠，赋诗宠其行。德潜归，进所著归愚集，上亲为制序，称其诗伯仲高、王，高、王者谓高启、王士祯也。十六年，上南巡，命在籍食俸。是冬，德潜诣京师祝皇太后六十万寿。十七年正月，上召赐曲宴，赋雪狮与联句。又以德潜年八十，赐额曰“鹤性松身”，并赉藏佛、冠服。德潜归，复进西湖志纂，上题三绝句代序。二十二年，复南巡，加礼部尚书衔。二十六年，复诣京师祝皇太后七十万寿，进历代圣母图册。入朝赐杖，上命集文武大臣七十以上者为九老，凡三班，德潜为致仕九老首。命游香山，图形内府。

德潜进所编国朝诗别裁集请序，上览其书以钱谦益为冠，因谕：“谦益诸人为明朝达官，而复事本朝，草昧缔构，一时权宜。要其人不得为忠孝，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选。慎郡王，朕之叔父也，朕尚不忍名之。德潜岂宜直书其名？至世次前后倒置，益不可枚举。”命内廷翰林重为校定。二十七年，南巡，德潜及钱陈群迎驾常州，上赐诗，并称为“大老”。三十年，复南巡，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维熙举人。三十四年，卒，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御制诗为挽。是时上命毁钱谦益诗集，下两江总督高晋令察德潜家如有谦益诗文集，遵旨缴出。会德潜卒，高晋奏德潜家并未藏谦益诗文集，事乃已。四十三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仍列德潜五词臣末。

德潜少受诗法于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

4 邹炳泰文言文翻译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一·列传一百三十八·邹炳泰传 原文 邹炳泰，字仲文，江苏无锡人。

乾隆三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纂修四库全书，迁国子监司业。国学因元、明旧，未立辟雍，炳泰援古制疏请。

四十八年，高宗释奠礼成，因下诏增建辟雍。逾两年，始举临雍礼，称盛典焉。

寻超擢炳泰为祭酒。累迁内阁学士，历山东、江西学政。

嘉庆四年，授礼部侍郎，调仓场，剔除积弊。坐粮厅颜培天不职，劾去之。

六年，京察，特予议叙。军船交粮挂欠，已许抵补，后至者复然。

炳泰虑年年积欠，与同官达庆意不合，自具疏奏，诏斥其偏执使气，镌级留任。又奏监督轮值宿仓，仓役出入滋弊，宜令于仓外官房居住，从之。

十年，擢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兼署工部，管理户部三库。十一年，兼管顺天府尹事。

十二年，调吏部。十四年，加太子少保。

仓吏高添凤盗米事觉，坐久任仓场无所觉察，褫宫衔，降二品顶戴，革职留任，久乃复之。十六年，署户部尚书。

寻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炳泰在吏部久，尤慎铨政。

十八年，铨选兵部主事有误，同官瑚图礼徇司员议，回护坚执。炳泰力争曰：“吾年已衰，何恋恋禄位？不可使朝廷法自我坏！”自具疏白其故，上韪其言，卒罢瑚图礼。

既而有降革官捐复者二人，准驳不当，侍郎初彭龄论与不合，疏闻，上斥炳泰无定见，镌级留任。又盗劫兵部主事姚堃於昌平八仙庄，诏以地近京畿，官吏阘茸，不能治盗，罢炳泰兼管府尹事。

及教匪林清变起，逆党多居固安及黄村，追论炳泰在官不能觉察，以中允、赞善降补。寻休致，归。

二十五年，卒。 炳泰自初登第，不登权要之门，浮沉馆职，久之始跻卿贰。

屡掌文衡，称得士。立朝不苟，仁宗重之，而终黜。

译文 邹炳泰，字仲文，是江苏无锡县人。乾隆三十七年（1773）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被授予编修之职，（受命）编纂《四库全书》，升任国子监司业。

清朝的国家学校因袭元、明两代的旧制，没有建立太学，邹炳泰援引古制上疏请求（建立太学）。乾隆四十八年（1784），高宗在太学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的礼仪完成，就此下诏增建太学。

过了两年，开始举行皇帝亲临太学的典礼，当时被称为盛典。不久破格提拔邹炳泰为国子监祭酒。

不断升迁做了内阁学士，历任山东、江西省学政。嘉庆四年（1800），授任礼部侍郎，调去管理仓库，除去积久的弊端。

（后）因粮厅颜培天不称职，被弹劾去职。嘉庆六年（1802），朝廷考察在京官吏政绩，特别给予他加级并记录在案的奖励。

军船交粮赊欠的，已经准许抵充补足，后到的也是这样办理。邹炳泰考虑到年年累积欠账（不好），（因）与同事达庆意见不合，（所以）自己详细写奏章上奏，皇帝下诏斥责他片面固执恣逞意气，降级留任。

又上奏（请求）监督（官吏）轮流值班住在仓库的事，说管理仓库的小吏仓役出入仓库滋生弊端，应该让他们在仓库外的房舍居住，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嘉庆十年（1806），升任左都御史，又升任兵部尚书，兼管工部，管理户部三库。

嘉庆十一年（1807），兼管顺天府尹事。嘉庆十二年（1808），调任吏部。

嘉庆十四年（1810），加赠太子少保。管理仓库的官员高添凤偷盗米粮的事情暴露，他因为久任仓库主官却未能察觉此事，被剥夺东宫的职衔，降二品顶戴，革职留任，很久以后才又恢复。

嘉庆十六年（1812），任户部尚书。不久以吏部尚书的身份任协办大学士。

邹炳泰在吏部任职很久，尤其对选拔任用官吏非常慎重。嘉庆十八年（1814），因为选拔兵部主事有误，同事瑚图礼遵从主管官员的意见，坚持为他辩护。

邹炳泰力极力谏诤说：“吾年龄已经很大了，怎么还能对俸禄官位恋恋不舍呢？（主要是为了）不能够使朝廷的法律从我这里被败坏了！”自己上疏禀告其中的原委，皇上认为他的话是对的，最终罢免了瑚图礼的官职。不久有两位降职革职官员因捐复职，核准后反对任职的意见不合适，侍郎初彭龄的意见与他不合，于是上疏奏闻皇上，皇上斥责邹炳泰没有主见，降级留任。

又有盗贼在昌平县八仙庄劫持了兵部主事姚堃，皇上下诏说，因为此地接近京城地区，官吏庸碌低劣，不能制止盗匪，罢免了邹炳泰兼管府尹事之职。等到教匪林清的叛乱发生，叛党答多居住在固安及黄村，追究邹炳泰在任不能觉察此事，以中允、赞善之职降职候任。

不久退休，回故乡老家。嘉庆二十五年（1821），去世。

邹炳泰自考中进士开始，不登朝廷重臣之门，浮沉于馆职，很久之后才跻身仅次于卿相的高官。多次执掌礼部取士事务，被称赞能够获得贤士。

在朝为官不随便苟且，清仁宗（嘉庆帝）重用他，但是最终还是被贬黜。 注释 1、庶吉士：明、清官名。

明初有六科庶吉士。洪武十八年使进士观政于诸司，练习办事。

其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衙门者，采《书》“庶常吉士”之义，俱改称为庶吉士。永乐后专属翰林院，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

三年后举行考试，成绩优良者分别授以编修、检讨等职；其余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谓之“散馆”。明代重翰林，天顺后非翰林不入阁，因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清沿明制，于翰林院。

5 这片文言文翻译

纪老农夫说

清·戴名世

顷余读书山间，西邻有农夫，年老矣，犹治田事甚勤，暇则休乎树下而卧焉，余尝视之，朴且鄙，然其意有以自得者。

一日，余谓之曰：“汝劳苦田间，手足胼胝，顾不识亦有所乐于此乎？”曰：“否也，然吾平生亦不知所为忧戚。吾侪小人，生僻壤，未尝见世事，忽忽以老，筋骨之劳与夫风雨暴露之苦无岁无之，吾岂有乐哉？然而聊且治生，无饥寒之患，平居鲜与往来，终其身未入城市，虽贫且贱，无求于世。纵横荆棘之中，出入麋鹿之侣，以此往往习而自安。”

余闻之而叹曰：“至哉乐乎！何谓不得也？”老农又曰：“吾幼未学书，曾不识字，其何敢望君？而君若有慕于余者，何也？”余闻其语，愈益慕之，因书其说。

注释

1、戴名世：清代散文家，主张“率其自然”。出于耕读世家，有经世致用之心，但炎凉世态又使他欲仕不成，欲隐不能。

2、顷：近来。

3、有以：犹有何。有什么。《孟子·梁惠王上》：“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4、胼胝：手掌脚底因长期劳动摩擦而生的茧子。《荀子·子道》：“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史记·李斯列传》：“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唐陆龟蒙《樵人十咏·樵叟》：“自小即胼胝，至今凋鬓发。”清黄遵宪《感怀》诗：“摹写车战图，胼胝过百纸。”沈从文《阿黑小史·秋》：“阿黑的爹这时不打油，用那起着厚的胼胝的扶油槌的手在乡约家抹纸牌去了。”

5、忧戚：忧愁烦恼。《墨子·尚贤中》：“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庄子·让王》：“君固愁身伤生，以忧戚不得也。”唐杜甫《催宗文树鸡栅》诗：“不昧风雨晨，乱离减忧戚。”元刘祁《归潜志》卷十三：“公以苍生之命，挺身入不测之敌，万里沙漠，嘻笑而还，气宇恢然，殊不见衰悴忧戚之态。”《水浒传》第一一○回：“词中之意，甚有悲哀忧戚之思，宋江心中，郁郁不乐。”曹禺《日出》第二幕：“他不大爱笑，仿佛是很忧戚的，话也不多，但偶尔冲出一两句，可使举座失色。”

6、吾侪：我辈。《左传·宣公十一年》：“吾侪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唐杜甫《宴胡侍御书堂》诗：“今夜文星动，吾侪醉不归。”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上：“仓猝遣将，吾侪之罪也。”陈毅《寄友》诗：“叛徒国贼皆可杀，吾侪南线寄安危。”

7、忽忽：倏忽，急速貌。时间快速飞逝的样子。《楚辞·离骚》：“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兮其将暮。”宋王安石《骅骝》诗：“怒行追疾风，忽忽跨九州。”清戴名世《戴母唐孺人寿序》：“忽忽遂至四五十年，恍如昨日，而余亦老矣。”胡国梁《黄花岗之役》：“我在教练所，忽忽已有一个多礼拜了。”

8、纵横荆棘之中，出入麋鹿之侣：化用苏轼《赤壁赋》中的“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

译文

近来我在山中读书，西边的邻居家有一位农夫，年纪很大了，还非常勤劳地种田，闲暇时就在树下躺着休息，我曾经仔细观察过他，朴素而且鄙俗，然而（看）他的神情似乎很自得的样子。

有一天，我对他说：“你在地里如此辛苦，手脚都结了茧子，不过（我）不明白你对这种生活也很喜欢吗？”他说：“不是这样，然而我平生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忧愁烦恼。我们这些人都是小民，生于穷乡僻壤，不曾见过世面，（这一辈子）很快就会老去，劳动筋骨与那些风吹日晒的痛苦没有一年没有，我哪里有快乐呢？尽管如此，但是姑且（好好）谋生计，（才会）不受饥寒之苦，平时很少与人交往，一辈子未到城市去过，虽然既贫穷又卑贱，但是对社会也没有太高的要求。（一生不过）在荆棘之中过活，与麋鹿相交相伴，因此常常习惯了这种生活，因而觉得很安适。”

我听了他的话不由得慨叹：“他的快乐真是到了极致了啊！为什么说不自得呢？”老农又说：“我从小没读书，一个字也不认识，怎么敢跟您相比呢？但是您看上去好像有羡慕我的意思，为什么呢？我听到他的话，更加羡慕他了，因此记下了他的话。”

6 金银珠玉,世人所甚贵,及遇凶年则不及菽粟,何哉

《归潜志》，金， 刘祁撰，十四卷。

金银珠玉，世人所甚贵，及遇凶年则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后，势有缓急也。平时富贵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发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将以充其室夸耀于人以自乐者，皆是也。壬辰岁，余在大梁时，城久被围，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银二两余，殍死者相望。人视金银如泥土，使用不计。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玩好，妆具环佩，锦绣衣衾，日陈于天津桥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尝记余家一毳袍，极致密鲜完，博米八斗，金钗易牛肉一肩，趣售之。以是知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诚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岂虚言哉。

刘祁所录金末文献，甚可宝贵。如记大梁被围，金兵屡败，执政者仓惶无计，末帝在宫中曾想自缢，并欲坠楼，为人所救，城内百姓多饿死，甚至人吃人。后来崔立叛变降元，杀两执政，元兵入城，大肆劫掠，而金遂亡（卷十二）。刘祁时在汴梁，所述皆亲身经历、见闻，故多可信。又谓金南渡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皆以苟安目前为乐；朝廷近侍，谄谀成风，隐瞒灾异和民间疾苦；遇事不肯明白表示可否，低言缓语，互相推让，号“养相体”；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卷七）。足见当时官场之腐败。书中还叙及金末其他政教风俗种种弊端，亦足发人深省，可据以了解金亡的多方面原因而引以为戒。

重农贵粟的思想，先秦两汉诸子阐述已详，刘祁又以他切身的经历，证明了菽粟重于珠玉的道理。城围而粮绝，就更加速了金的灭亡。

7 清史稿 列传第九十二 沈德潜文言文阅读答案

（清史稿列传92）沈德潜，字碻士，江南长洲人。

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试未入选。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年六十七矣。

七年，散馆，日晡，高宗莅视，问孰为德潜者，称以“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

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

德潜入辞，乞封父母，上命予三代封典，赋诗饯之。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

是岁，上谕诸臣曰：“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而优擢也。”十三年，德潜以齿衰病噎乞休，命以原衔食俸，仍在上书房行走。

十四年，复乞归，命原品休致，仍令校御制诗集毕乃行。谕曰：“朕於德潜，以诗始，以诗终。”

且令有所著作，许寄京呈览。赐以人葠，赋诗宠其行。

德潜归，进所著归愚集，上亲为制序，称其诗伯仲高、王，高、王者谓高启、王士祯也。十六年，上南巡，命在籍食俸。

是冬，德潜诣京师祝皇太后六十万寿。十七年正月，上召赐曲宴，赋雪狮与联句。

又以德潜年八十，赐额曰“鹤性松身”，并赉藏佛、冠服。德潜归，复进西湖志纂，上题三绝句代序。

二十二年，复南巡，加礼部尚书衔。二十六年，复诣京师祝皇太后七十万寿，进历代圣母图册。

入朝赐杖，上命集文武大臣七十以上者为九老，凡三班，德潜为致仕九老首。命游香山，图形内府。

德潜进所编国朝诗别裁集请序，上览其书以钱谦益为冠，因谕：“谦益诸人为明朝达官，而复事本朝，草昧缔构，一时权宜。要其人不得为忠孝，其诗自在，听之可也。

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选。

慎郡王，朕之叔父也，朕尚不忍名之。德潜岂宜直书其名？至世次前后倒置，益不可枚举。”

命内廷翰林重为校定。二十七年，南巡，德潜及钱陈群迎驾常州，上赐诗，并称为“大老”。

三十年，复南巡，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维熙举人。三十四年，卒，年九十七。

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御制诗为挽。

是时上命毁钱谦益诗集，下两江总督高晋令察德潜家如有谦益诗文集，遵旨缴出。会德潜卒，高晋奏德潜家并未藏谦益诗文集，事乃已。

四十三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

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仍列德潜五词臣末。德潜少受诗法於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

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

清代诗人数量之多，超过以往各朝；清代诗人创作之富，也是历代诗人无法相比的。 明清鼎革， 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 中原板荡， 沧桑变革， 唤起了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 富有民族精神和忠君思想的遗民诗人的沉痛作品， 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即使一度仕清的文坛名流，也在诗歌里抒发家国之痛，映照兴亡，寄寓失节的忏悔。 稍后的诗人及其作者，虽无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家国之痛，但也感叹时世，俯仰人生，写出了风格独特的诗篇。清代诗歌在艺术上不满元诗的纤弱、明诗的肤廓和狭隘，在技巧上兼学唐、宋诗的长处，不断追求创新，改变了元明以来的颓势，出现了新的繁荣。

1．遗民诗人

清朝入关后的一段时间，诗坛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诗人的作品。据大致统计，遗民诗人达到四百多人，诗歌近三千多首。著名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杜浚、钱澄之、归庄等。这些诗人都能面对现实，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时期，怀抱救世拯民的思想，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奔走呼号，唤醒人心，复兴家国，包含着强烈的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正义性和爱国精神，在当时激励着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遗民诗人用血泪写成的篇章，或悲思故国，或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军，或表白气节，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他们的诗作矫正了明代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和公安、竟陵诗人的空疏浅薄，恢复了诗歌的风骚传统和斗争精神，为清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中以顾炎武、屈大均最有代表性。

顾炎武从事抗清斗争多年，以恢复故国为志。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他的诗共存四百多首，大部分是五言诗，以拟古、咏怀、游览、即景等围绕抒发民族情感和爱国思想为主题，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是其诗突出的色调。诗作不假雕饰，格调质实坚苍，沉雄悲壮，往往接近于杜甫，在清代评价很高。

2．“江左三大家”

由明入清而又仕于清的著名诗人有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人称“江左三大家”。三人中，龚鼎孳较少特色，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故在此不作专论。而钱谦益和吴伟业均居于诗坛领袖的地位，钱宗宋诗，吴尊唐调，二人各立门户，都是清代首开风气的诗人，影响很大。以后清诗的许多流派，都不出尊唐、宗宋两途，都不出他们两人影响的范围。

作为主持诗坛近五十年的领袖人物，钱谦益论诗反对摹拟形似，也反对片面追求声律字句，主张写诗要“有本”、“有物”，强调时代、学问和遭遇的重要性。他主张转益多师，兼取唐宋，广收博取，推陈出新，对补救前后七子摹拟盛唐和公安、竟陵的粗疏草率、幽深孤峭，确立有清一代诗风，起了“导平先路”的作用。他推崇苏轼和元好问，他的追随者冯班说：“牧翁每称宋元人，以矫王李之失。”（《钝吟杂录》）在他的影响下，讲求宋元诗，蔚为风气。

钱谦益本人的诗歌，主要是把唐诗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律与宋诗的重理智相结合。《初学集》中诗歌，愤慨党争阉祸，痛心内忧外患，也表达了失意之士的郁塞苦闷。他退居林下期间，为柳如是所写恋慕诗、唱和诗以及游黄山的一组诗歌，清新可诵；而描绘黄山壮丽美景的山水诗，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经历了亡国之痛和身世荣辱的巨大变故，钱谦益的诗歌除了悲悼明朝、反对清朝和恢复故国的主调外，还弥漫着亡国者的失国之哀和耻辱之感，诗歌充满沉郁悲凉的情调。他的诗歌语言技巧高超，善于使事用典，也富于辞藻，这些对于重视雅致情趣的的清代许多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受他的影响，在他的家乡常熟产生了虞山诗派。

吴伟业和钱谦益不同的是，他没有很强的用世之心，入清后也不再参加政治性的活动。但出于保全家族的考虑，他不得不屈身仕清，任国子监祭酒。但又感受到传统“名节”的沉重负担，自悔愧负平生之志，心情十分痛苦，时常自怨自艾，抑郁悲凄。死前遗命以僧装敛之，要求在墓碑上只题“诗人吴梅存之墓”，表现了个人在历史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和对仕清的终身悔恨之情。

3 ．王士祯与康熙、雍正间的诗人

从康熙初年到中期，虽然抗清武装斗争尚未停歇，但大势已定，清王朝笼络汉族文人的政策也逐渐产生了效果。尽管坚持反清立场的遗民们仍不能甘心于这种历史的巨变，但社会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适应这种变化而成为新一代诗坛领袖的是王士祯。

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宗，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以此为宗旨，他对清幽淡远、不可凑泊而富有诗情画意的诗特别推崇，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人的诗歌受到了他的偏爱，而对杜甫、白居易、罗隐等人的诗歌没有兴趣。王士祯的神韵说对清代诗坛影响极大，成为清诗的一大宗派，他也获得了“清代第一诗人”（谭献《复堂日记》）称号，做了五十年之久的诗坛盟主。但也有人反对他的神韵说。他的甥婿赵执信批评他“诗中无人”，袁枚则指责其诗为“所谓假诗”，主要是针对王士祯的诗歌不重视思想内容，很少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把诗艺搞得很玄虚，单纯作为个人消愁解闷、娱情遣性的工具的做法。

清代中期的诗歌

乾隆时，王士祯倡导的“神韵说”遭到了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名家的反对，但他们所引导的方向却又各自不同。在乾隆诗坛上造成最大影响的，是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

沈德潜是继王士祯之后主盟诗坛的大家。论诗原本叶燮，以儒家诗教为本，倡导格调说，尊唐抑宋，认为“诗贵性情，亦贵诗法”，使诗歌“去*滥以归于雅”，起到“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的教化作用，鼓吹“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要求诗歌创作“一归于中正和平”。为使“格高”、“调响”，他以唐人为楷式，以古诗为源头，赞扬前后七子，为此特地选辑《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树立学习的范本，影响极大。总之，沈德潜的诗论是以汉儒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企图造成一种既能顺合清王朝严格的思想统治，又能点缀康乾“盛世气象”的诗风。由于沈德潜的诗论从正面提出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主张，因而博得了统治者包括乾隆皇帝的赞赏，他的诗歌理论曾经风靡一时。但唐诗的“格调”同它的激情是分不开的，沈德潜的格调说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

清代后期的诗歌

进入道光以后，诗风又发生了变化。以宗唐为主的神韵派和格调派都已衰落，宗宋派却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而成为诗坛的主流。从道光、咸丰年间的宋诗运动发展到同治以后的同光体，而与这一保守诗派不同的还有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诗人，有以戊戌变法前后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人。同时，复古派也在发生着变化。同光年间分化出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和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而同光派本身也分裂为陈三立的江西派、陈衍的闽派和沈曾植的浙派。晚清诗坛呈现出空前复杂的状态。

1．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诗歌

龚自珍是首开近代新诗风的杰出诗人。他透过乾嘉盛世的外表，相当深刻地看到了整个社会潜伏着的严重危机。他的诗歌紧紧围绕着现实政治这个中心，或批判，或抒慨，富有社会历史内容，为有清一代所罕见，一新诗坛面貌。他诗歌最大的特色，就是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文辞瑰伟，形式多样。龚自珍自称“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他接受了庄子、屈原的影响较大，同时又受到中晚唐诗风的影响，常采用生动奇特的艺术形象、一泻千里的气势、瑰丽多姿的语言，表达他自由奔放的感情。龚自珍的诗歌大都是政治诗，围绕社会政治着议抒慨，基本倾向是重意而多陈述的笔墨，但他着议抒慨，既富有概括力，含义深远，又多出以象征隐喻，富有形象性。龚自珍诗歌的不足处在于用典过多，含蓄过甚，爱用僻字，不免艰难晦涩。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入侵，引起了中华民族极大的愤慨和震惊。与龚自珍同时或稍后一点的诗人，如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等诗人，无不表现出激烈的反帝情绪，形成汹涌澎湃的爱国诗潮。这些作家虽然艺术上一般还笼罩在前人的格调之下，缺乏鲜明的独创性，但以充实的时代内容反映了一个时期的诗歌风貌。其中魏源、林则徐思想表现出新因素，与龚自珍一起成为这一时期进步文学潮流的核心力量。

鸦片战争之前，这些诗人的诗歌大都缺乏现实意义，成就不高。林则徐的诗歌几乎全是官场的应酬之作，张维屏的诗歌也大都是仕宦生活的抒写，归隐后又多为山水诗歌，魏源的早期诗歌除了《都中吟》十三章、《江南吟》十章学习白居易《秦中吟》即事名篇的写法，较有现实内容外，其余诗作也多为游山玩水的内容。正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诗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诗歌来反映鸦片战争，歌颂人民群众和抗英将领抵抗侵略军的光辉业绩，揭露讽刺清王朝和投降派贪生怕死和通敌误国，是他们在鸦片战争时期所创作的大量诗歌的中心主题。这类诗歌有魏源的《寰海》十章、《寰海后》十章、《秋兴》十章、《秋兴后》十章、《秦淮灯船引》，张维屏的《三元里》、《三将军歌》，以及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失败后遣戍途中所写的诗歌。

这个时期的诗人中，还有张际亮、姚燮、朱琦、贝青乔等。他们都写了一些反映鸦片战争、充满反帝爱国精神的重要诗篇。贝青乔《咄咄吟》是由一百二十首七绝组成的纪事讽刺诗，记述鸦片战争期间随军所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种体制对以后诗坛也有影响。但这些诗人在艺术上仍沿袭乾嘉诗派余波，缺乏新的建树。

2．宋诗派和同光体

在晚清诗坛上，宋诗运动是一场影响较大的文学运动。主要人物有祁寯藻、程恩泽及出于程恩泽之门的何绍基、郑珍、莫友芝以及曾国藩。这个诗派的主要宗尚是“以开元、天宝、元和、元佑诸大家为职志”（陈衍《石遗室诗话》），即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宗。这个运动的兴起，与乾嘉时期汉学的兴盛有关，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宋代诗风，特别适合这批考据学者的口味。这一运动的主要作家都是学有根底的汉学家或兼攻宋学者，其基本的创作倾向是“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陈衍《近代诗钞》）。宋诗派学古并不主张亦步亦趋地拟古，也很注意吸收宋人学唐的那种另觅蹊径的精神，追求诗歌的独创性，表现自我的真面目和真性情。总之，他们的诗论，既重视正统道德的修养，又强调自我独立品格的表现，以此求得“不俗”的诗风，表现出一种基于正统伦理而又矫矫自立、不随俗俯仰的人生姿态。

宋诗运动至光绪年间衍变为“同光体”，主要作家有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人。“同光体”之名系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 陈衍《沈乙庵诗序》）。实际上他们主要学习宋人，其活动年代也主要在光绪中期以后，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后。同光体又分为陈三立的赣派、陈衍的闽派和沈曾植的浙派。这些诗人正当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期，大都倾向和支持洋务与变法，创作了不少反对外国侵略、悲愤国事的作品，具有进步的倾向。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郑珍和陈三立。

这一时期，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和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也很活跃。名士李慈铭不专取一派，但诗歌造诣颇高。

3．诗界革命与新体诗

真正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传统诗坛发起冲击的是以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和对“新体诗”的提倡。

黄遵宪是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关心现实，主张通今达变以“救世弊”。他先后任驻外使馆僚属近二十年，亲自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明确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已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的激荡下，开始诗歌创作的探索。他在二十一岁时所作的《杂感》诗中，就对“俗儒好尊古”提出了批评，宣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在戊戌变法前夕，他又提出了“新派诗”的名目。要求广泛地吸取古代文化和现代生活中的材料，打破一切拘禁，而终“不失乎为我之诗”。尤具特色的有两点：一是提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表明他重视以诗歌反映不断变化和日益扩大的生活内容；一是提出要“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并“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表明他的诗歌有散文化倾向。

黄遵宪的诗歌实践了他的主张。他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等人用诗歌反映现实斗争的传统，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描写了晚清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他投身政界到他死前为止，近三十年的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几乎无一不在他的诗歌里得到反映，故梁启超说：“公度之诗，诗史也”。反帝爱国、变法图强是他诗歌的两大重要主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黄遵宪的诗歌，较早地描写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随近代科学而涌现的新事物，拓宽了诗歌题材和反映生活的领域，写出了古典诗歌所没有的内容。他的诗友丘逢甲说：“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人境庐诗草跋》）。

黄遵宪在诗体的改革上也有新的尝试。他喜欢“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将新事物、新名词、时代风貌、异域景物、社会理想，特别是将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与旧体诗意境和表现方法结合起来，做到“独辟异境”。黄遵宪的诗歌“持律不严，选韵尤宽”，形式上比较自由，风格多样。他还大胆采用以文为诗的写法，因此，对于诗歌的革新做出很大的尝试。黄遵宪诗歌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为力求新异，而写得张扬外露，也缺乏能够表现独特人生感受的意象。他的不少诗歌有意为史，因此叙事和议论过多，抒情则流于简单的夸张，反映国外风情的诗，偏重于介绍新事物，没有把西方文化中深层的东西引入到诗歌中来。但黄遵宪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他清楚地意识到古典诗歌传统不足以充分反映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知识，要求诗歌与时为变，在题材、风格、语汇等方面打破一切忌讳，对于推动诗歌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古典诗歌内容的扩充，表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受世界的姿态；他的一些诗歌语言通俗且形式自由，虽然艺术成就不高，但已经带有向白话诗靠拢的意味。

“诗界革命”的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之前，他们就开始尝试作“新学之诗”，其特点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这种新诗与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某些相同的特点与趣味，但它仅有新名词而无新的生活素材与诗歌形象，只是在古典诗歌中硬塞入几个新名词，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在总结这种失败的做法之后，梁启超在亡命日本、广泛接触日本新文化和西方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并具体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梁启超认为黄遵宪的诗歌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不过，无论是黄遵宪，还是谭嗣同、夏曾佑，甚至是梁启超本人，他们的诗歌离“诗界革命”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梁启超所期盼的“诗界革命”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就连梁启超本人的诗歌到了后期，也向古典的传统回归，向“同光体”靠拢，这更是宣告了“诗界革命”的结束。

人物名字：钱谦益

拼音：QIAN QIANYI

字号：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遗老

所属朝代：明代

生卒年代：1582—1664

籍贯：南直隶苏州府常熟（今属江苏）人

人物简介：明末大臣。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第三，探花，历编修、詹事，崇祯初为礼部侍郎。因事罢归，南明弘光时起为礼部尚书。清兵渡江，出城迎降。顺治三年，授礼部侍郎，充《明史》馆副总裁，任职五月而归。钱谦益以文学冠东南，为东林巨子，娶名妓柳如是，筑绛云楼，藏书极富，顺治七年，毁于火，藏书悉成灰烬。著作甚丰，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国初群雄事略》、《杜诗笺注》，编有《吾炙集》、《列朝诗集》，另有《明史断略》、《楞严蒙钞》等。清高宗将其列入《贰臣传》，焚其书，虽屡禁不绝。钱谦益像取自《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叶公绰辑，杨鹏秋摹绘。

钱谦益的解释

钱谦益(1582-1664) : 明末清初文学家。字受之，号牧斋、蒙叟、东涧遗老，常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年间 进士 。崇祯时官至 礼部 侍郎。南明弘光时任礼部尚书。后降清，任礼部侍郎管 秘书 院事，但仍 秘密 参加抗清活动。家有绛云楼，藏书 丰富 。编有《列朝诗集》，著有《钱注杜诗》、《初学集》、《有学集》。

词语分解

钱的解释 钱 （钱） á 货币：铜钱。金钱。银钱。钱票。钱币。 钱财 。钱庄。钱粮。 费用：车钱。买书的钱。 财物：有钱有势。 圆形 像钱的 东西 ：榆钱。荷钱。 中国 市制重量单位，一两的十分 之一 。 姓。 笔画数：； 谦益的解释 指 谦虚 。语本《易·谦》：“天道亏盈而益谦。” 明 方孝孺 《与黄希范书》：“教颓俗变以来，士 君子 ……谦益虚逊之道消而骄慢荒怠之风炽。”犹盈虚。谦，不足；益，盈满。 明 李东阳 《送都御史陈公之

诗词，是指以古体诗、近体诗和格律词为代表的中国汉族传统诗歌。亦是汉字文化圈的特色之一。通常认为，诗较为适合“言志”，而词则更为适合“抒情”。下面为大家带来了摩挲铜狄的诗词典故，欢迎大家参考。

典源出处

《后汉书·方术列传·蓟子训传》：“蓟子训者，不知所由来也。建安中，客在济阴宛句。有神异之道。”“时有百岁翁，自说童儿时见子训卖药于会稽市，颜色不异于今。后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公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水经注·渭水注下》：“魏文帝黄初元年，徙长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人有见蓟子训与父老共摩铜人曰：正见铸此。时计其日，似近五百年矣。”《史记·秦始皇本纪》：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ju），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释义用法

仙人蓟子训据说已寿几百岁，曾于霸城摩挲铜人（即铜狄），说当年曾亲见铸它，至今已近五百年了。后以此典慨叹时光消逝，世事变迁，回首悲感。

用典形式

铜狄宋·苏轼：“五百年间谁复在，会看铜狄两咨嗟。”清·钱谦益：“鸱夷尽日尝盛酒，铜狄他时几问年。”

蓟叟宋·陆游：“灞城逢蓟叟，共语莫匆匆。”

摩狄明·高启：“摩狄年空老，求仙事亦虚。”

几摩挲明·徐谓：“惟余铜狄在，曾受几摩挲。”

公摩挲宋·陈与义：“题诗素壁蛇蚓集，五百年后公摩挲。”

抚铜狄清·黄遵宪：“坐观桑田几兴废，如抚铜狄三摩挲。”

看铜狄清·王士禛：“仙人有恨看铜狄，羌笛何心度玉门。”

逢蓟子清·钱谦益：“五百年前逢蓟子，三层阁上礼茅君。”

铸狄年清·钱谦益：“周郊昔叹为牺地，蓟子今论铸狄年。”

摩铜人宋·陆游：“世间万变更故新，会当太息摩铜人。”

摩铜狄宋·陆游：“惊人亦莫摩铜狄，泰华松风足昼眠。”清·钱谦益：“空传老父摩铜狄，无复宫人记铜箫。”

灞城翁宋·陆游：“早岁知闻久已空，岿然犹有灞城翁。”

见铜人制清·钱谦益：“暂看杯度别，瞥见铜人制。”

金狄摩挲清·黄遵宪：“金狄摩挲事如昨，铅水清泪流已枯。”

咸阳铜狄宋·陆游：“世上年光东逝波，咸阳铜狄几摩挲？”

铜狄重摩清·丘逢甲：“铜狄重摩定惘然，春明旧梦岁周天。”

铜狄摩挲清·王士禛：“颍滨老去东坡死，铜狄摩挲五百年。”清·钱谦益：“情知五百年间事，铜狄摩挲不忍看。”

摩挲金狄宋·苏轼：“流落天涯先有谶，摩挲金狄会当同。”

摩挲铜人宋·苏轼：“摩挲古铜人，岁月不可计。”宋·陆游：“摩挲金铜人，千载寄悠悠。”

摩挲铜狄宋·陆游：“会与高人期物外，摩挲铜狄霸陵秋。”清·丘逢甲：“忏悔金经千劫佛，摩挲铜狄两顽仙。”

光阴蓟子训唐·高适：“光阴蓟子训，才术褚先生。”

金狄手摩挲宋·苏轼：“采药壶公处处过，笑看金狄手摩挲。”

铜人话畴昔宋·苏轼：“每向铜人话畴昔，故教铁杖斗清坚。”

台阁体

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台阁体大体与这样的几种因素相关联：一是密切结合官方意识形态即程朱理学，故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二是反映着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故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之多；三是与当时（特别是永乐之后）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况相对应，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杨士奇的“太平宰相风度”）。他们要求文起到“施政教，适性情”的功能，内容上要“歌颂圣德，施之诏诰典册以申命行事”（王直为杨荣《文敏集》所作《序》），在表达一己的感情时，要“适性情之正”，抒写“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怀”（杨荣《省愆集序》）。总之，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台阁体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如董其昌所说：“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

（《重刻王文庄公集序》）但这种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学为前提，距宋人的文学成就也遥远得很。而由于这些文人的社会地位之高，他们的影响也格外大。如果按照这一方向走下去，无疑会把文学引向绝境。

但台阁体发展到后期，也渐渐产生了一些变化。如江南地区出身的馆阁大臣徐有贞、王鏊的诗歌，所表现的人生感受要比“三杨”来得复杂一些。被称为茶陵诗派领袖的李东阳（1447—1516），在成化、弘治年间以台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其诗风大致仍在台阁体的范围。但他论诗，一是强调宗法杜甫，一是比前人更多重视诗歌语言的艺术。在其《怀麓堂诗话》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诗歌的声律、音调、结构、用字等方面的问题。这看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的议论，实际上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却有一定的效用。他提出“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也表现了对宋诗的不满。

所以，后来李梦阳等人对于他既有严厉的批评，同时却也继承了他的某些观点。

茶陵诗派

明成化、正德年间的一个诗歌流派。因该派领袖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故名。明成化之后，日见严重的社会弊病已与粉饰太平的台阁体不相容。于是以李为首的一派起而振兴诗坛，以图荡涤台阁平正醇实的诗风。他们主性情，反模拟，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重视诗歌的声调、节奏、法度、用字，要以不同的风格代替台阁体。李东阳官居相位，并主持文坛，门生众多，其诗论诗风堪称一代之盛，成为台阁体向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之间的过渡。但因李东阳生活圈子平静狭小"四十年不出国门"，其诗多是题赠之作和咏史之作，内容大体不出宫廷、馆阁的生活，诸如"坐拥图书消暇日，梦随冠盖入新年"之类，故使茶陵诗风并未脱离典雅工丽的台阁体的影响。茶陵诗人还有彭民望、谢铎、张泰及"李门六君子"邵宝、何孟春、石珤、顾清、罗玘、鲁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