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长子囚牛

囚牛，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为鳞虫之长瑞兽龙之长子。平生爱好音乐，它常常蹲在琴头上欣赏一些弹拨弦拉的音乐，因此琴头上便刻上它的雕像。

《治世余闻》有云：“囚牛，龙种，性好音乐。”传说囚牛是众多龙子中性情最温顺的，它不嗜杀不逞狠，专好音律。龙头蛇身的它耳音奇好，能辨万物声音，它常常蹲在琴头上欣赏弹拨弦拉的音乐，因此琴头上便刻上它的雕像。

一些贵重的胡琴头部至今仍刻有龙头的形象，称其为“龙头胡琴”。这位富有音乐天赋的龙子，不仅出现在汉族的胡琴上，在彝族的龙头月琴、白族的三弦琴，以及藏族、蒙古族的一些琴上，也都有刻着囚牛扬头张口的形象。

2、次子睚眦

睚眦，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为鳞虫之长瑞兽龙之九子第二子，古代史书记载其嗜杀喜斗，刻镂于刀环、剑柄吞口。性格刚烈、好勇擅斗、嗜血嗜杀，而且总是嘴衔宝剑，怒目而视，刻镂于刀环、剑柄吞口，以增加自身的强大威力。

睚眦的本意是怒目而视，所谓“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报则不免腥杀，睚眦变成了克杀一切邪恶的化身。中国古代民间神话传说中可见于中国经典中的生物，外形是豺身龙首，常被雕饰在刀柄剑鞘上以增加自身的强大威力的作用。

3、三子嘲风

嘲风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为鳞虫之长、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之第三子。是一种瑞兽。形似兽，平生好险又好望，殿常用来象征祥瑞，台角上的走兽是它的形象。

《渊鉴类函·鳞介·龙》四引（明陈仁锡）《潜确（居）类书》云：“龙生九子，……嘲风好险，形殿角上。”

在中国民俗中，龙三子嘲风象征吉祥、美观和威严，而且还具有威慑妖魔、清除灾祸、辟邪安宅的作用。在宫殿安置嘲风，也会使整个宫殿的造型既规格严整又富于变化，达到庄重与生动的和谐，宏伟与精巧的统一，它使高耸的殿堂平添一层神秘气氛，能起到祛邪、避灾的作用。

4、四子蒲牢

蒲牢在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为龙九子之一，排行第四，平生好音好吼，洪钟上的龙形兽钮是它的遗像。原来蒲牢居住在海边，虽为龙子，却一向害怕庞然大物的鲸。当鲸一发起攻击，它就吓得大声吼叫。

人们根据其“性好鸣”的特点，“凡钟欲令声大音”，即把蒲牢铸为钟纽，而把敲钟的木杵作成鲸的形状。敲钟时，让鲸一下又一下撞击蒲牢，使之“响入云霄”且“专声独远”。

5、五子狻猊

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一说是第五子，另说是第八子）。形如狮，喜烟好坐，所以形象一般出现在香炉上，随之吞烟吐雾。

古书记载是外貌与狮子相似能食虎豹的猛兽，亦是威武百兽率从之意。常出现在中国宫殿建筑，佛教佛像，瓷器香炉上。

6、六子霸下

霸下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为鳞虫之长瑞兽龙之九子第六子，样子似龟，喜欢负重，碑下龟是也。霸下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它总是奋力地向前昂着头，四只脚顽强地撑着，努力地向前走，并且总是不停步。

霸下的形象其原形可能为斑鳖，霸下和龟十分相似，但细看却有差异，霸下有一排牙齿，而龟类却没有，霸下和龟类在背甲上甲片的数目和形状也有差异。

《坚瓠集》云：“一曰赑屃避戏。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是也。”在上古时代的中国传说中，霸下常背起三山五岳来兴风作浪。后被夏禹收服，为夏禹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治水成功后，夏禹就把它的功绩，让它自己背起，故中国的石碑多由它背起的。

7、七子狴犴

狴犴又名宪章，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为鳞虫之长瑞兽龙之第七子。形似虎，平生好讼，却又有威力，狱门上部那虎头形的装饰便是其图像。

《龙经》有云：“狴犴好讼，亦曰宪章。”传说狴犴不仅急公好义，仗义执言，而且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再加上它的形象威风凛凛，因此除装饰在狱门上外，还匐伏在官衙的大堂两侧。每当衙门长官坐堂，行政长官衔牌和肃静回避牌的上端，便有它的形象，它虎视眈眈，环视察看，维护公堂的肃穆正气。

狴犴既是牢狱的象征，又是黎民百姓的守护神。此外，上虞市上浦镇冯浦村还有“狴犴龙舞”的文化习俗，颇具地方特色，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8、八子负屃

似龙形，排行老八，平生好文，石碑两旁的文龙是其遗像。中国碑碣的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它们有的造型古朴，碑体细滑、明亮，光可鉴人；有的刻制精致，字字有姿，笔笔生动；也有的是名家诗文石刻，脍炙人口，千古称绝。

而负屃十分爱好这种闪耀着艺术光彩的碑文，它甘愿化做图案文龙去衬托这些传世的文学珍品，把碑座装饰得更为典雅秀美。它们互相盘绕着，看去似在慢慢蠕动，和底座的霸下(及赑屃)相配在一起，更觉壮观。

9、九子螭吻

螭吻由鸱尾、鸱吻(音吃吻)演变而来，唐朝以前的鸱尾加上龙头和龙尾后逐渐演变为明朝以后的螭吻。一般被认为是龙的第九子。平生好吞，即殿脊的兽头之形。

这个装饰现在一直沿用下来，在古代中国宫殿建筑中，五脊六兽只有官家才能拥有。喜欢东张西望，经常被安排在中国宫殿建筑的屋脊上，做张口吞脊状，并有一剑以固定之。

泥土烧制而成的小兽，被请到皇宫、庙宇和达官贵族的屋顶上，俯视人间，真有点“平步青云”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意味。

张萱生活的时代是开元、天宝年间。当时的统治阶层普遍地沉湎于歌舞升平之中，社会风气可以说是荒*骄纵。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卷)以绘画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了杨贵妃姐妹及侍从等人骑马出外游春的豪华场面。画面色彩华丽，场面铺张煊赫，把贵妇人玩赏春光的排场渲染得淋漓尽致。所有美人都是丰肌硕体，完全符合“长安水边多硕人”的诗意，这与汉魏晋六朝崇尚清瘦秀丽的审美情趣迥然相异。在唐玄宗时代乃至整个唐代，贵妃杨玉环引领了多年的审美时尚，因为杨玉环是个胖美人，所以，体型丰满庞大成了衡量美女的一个标准。这与汉朝时代恰好相反，汉朝喜欢纤瘦的美女，是由贵妃赵飞燕引起的。历史上说的“环肥燕瘦”就是指以上所说的情况。唐朝的这种审美观点，一方面是与接受了西域和外族文化相关，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更为健康的审美观，与唐朝的社会精神是一致的。在《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画面中，不但人是如此，连马也是膘肥体壮，与韩干画的马完全一致，足见当时的风气。

《虢国夫人游春图》

《簪花仕女图》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韩愈：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柳宗元：著有《柳河东集》等。

苏轼：著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东坡志林》等。

苏洵：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等。

苏辙：著有《栾城集》等。

欧阳修：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等。

王安石：著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

曾巩：著有《曾巩集》、《元丰类稿》 、《隆平集》等。

扩展资料

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

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参考资料：

由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 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可主要分为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配套服饰。

唐朝服饰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冠服制度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儒学，则把恪守祖先成法作为忠孝之本，强调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作为大礼服的祭服和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法服；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宫廷日常服装称为常服，常服具有时代的特征。唐高祖李渊（公元618年至63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新律令，即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包括服装的律令，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妇之服六。内容基本因袭隋朝旧制，天子的14种服装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恰。皇太子的六种服装有衮冕、远游冠、公服、乌纱帽、弁服、平巾帻。群臣的22种服装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平冕、爵冕、武弁、弁服、进贤冠、远游冠、法冠（獬豸冠）、高山冠（侧注冠）、委貌冠（与皮弁同制）、却非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平巾绿帻、具服（朝服）、从省服（公服）、婚服；皇后的三种服装有袆衣、鞠衣、钿钗襢衣；皇太子妃的三种服装有褕翟、鞠衣、钿钗礼衣。

唐朝服饰唐代服饰之所以绚丽多彩，有诸多因素，首先是在隋代奠定了基础。隋王朝统治年代虽短，但丝织业有长足的发展。文献中记隋炀帝“盛冠服以饰其奸”，他不仅使臣下嫔妃着华丽衣冠，甚至连出游运河时大船纤绳均传为丝绸所制，两岸树木以绿丝饰其柳，以彩丝绸扎其花，足以见丝绸产量之惊人。

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了周代逐步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到了唐代，冠服制度发展到十分丰富完善，对后世与国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唐代官吏服装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为祭祀与重大政事活动的服装（祭服或朝服）；一类为比较普通的工作与社交活动的服装（公服或常服）。

凡是从祭的祭服和参加重大政事活动的朝服（又称具服）、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而形式上比隋朝更富丽华美；一般场合所穿的公服（又称从省服）和平时燕居的生活服装常服（又称讌服），则吸收了南北朝以来在华夏地区已经流行的胡服、特别是西北鲜卑民族服装以及中亚地区国家服装的某些成分，使之与华夏传统服装相结合，创制了具有唐代特色的服装新形式。其中像缺胯袍、〓裆、半臂、〓衣、大口裤等都是例子。缺胯袍就是直裾，左右开衩式的长袍，又称四〓（音撰，衣缘也）衫，它可以和幞头、革带、长靿靴配套，成为唐代男子的主要服装形式。

唐代官服发展了古代深衣制的传统形式，于领座、袖口、衣裾边缘加贴边，衣服前后身都是直裁的，在前后襟下缘各用一整幅布横接成横襕，腰部用革带紧束，衣袖分直袖式和宽袖式两种，窄紧直袖的称为〓衣，《释名》说它“言袖夹直，形如沟也。”这种款式便于活动。宽袖大裾的款式则可表现潇洒华贵的风度，称圆领衫、袍，上自帝皇、下至厮役都可以穿。幞头、圆领、革带、长靿靴配套的服式，一直流传到明代。

简言之，唐代百官常服（注：常服不可入祭礼与重大朝会）承袭前制，为圆领袍服，因前后襟下缘用一幅整布接成横襕，故称圆领襕袍。初唐、盛唐时受胡族风尚影响流行窄紧直袖式样，中晚唐以来胡风，流行传统宽衣大袖。与常服配套的首衣是幞头，足衣为乌皮六合靴，饰物有腰带、鱼（龟）袋等。

唐高祖曾规定大臣们的常服，亲王至三品用紫色大科（大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玉带钩。五品以上用朱色小科（小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草金钩。六品用**（柠檬黄）双钏（几何纹）绫制作，腰带用犀钩。七品用绿色龟甲、双巨、十花（均为几何纹）绫制作，带为银銙（环扣）九品用青色丝布杂绫制 作，腰带用瑜石带钩。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年至649年）时期，四方平定，国家昌盛，他提出偃武修文，提倡文治，赐大臣们进德冠，对百官常服的色彩又作了更细的规定。据《新唐书·车服志》所记，三品以上袍衫紫色，束金玉带，十三銙（装于带上的悬挂鞢〓带的带具，兼装饰作用）。四品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袍深青，九品袍浅青，瑜石带八銙。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七銙（总章元年又禁止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已见上述）。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因怕八品袍服深青乱紫（古代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故怕与紫色相混），改成碧绿。自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穿紫袍始，才确定了以紫为上品的服装色彩格局，至宋元一直未变。到明朝才被大红色所取代。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唐代冠服制度在武德令推行之后，也在不断修改完善，它上承周汉传统，从服装配套、服装质料、纹饰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系列。

唐代男子服饰，在延续传统的交领、对襟汉服的基础上，多了新的款式。其一是幞头，其二是圆领窄袖袍衫。

唐时以幞头袍衫为尚，幞头又称袱头，是在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唐代以后，人们又在幞头里面增加了一个固定的饰物，名为“巾子”。巾子的形状各个时期有所不同。除巾子外，幞头的两脚也有许多变化，到了晚唐五代，已由原来的软脚改变成左右各一的硬脚。

圆袍翻领后

唐代官吏的主要服饰为圆领窄袖袍衫。另在袍下施一道横襕，也是当时男子服饰的一大特点。

从众多传世图画看来，这种圆领袍衫在非正式场合下流行一种“潇洒穿法”：不合颈下胸上的一段，让袍子前面的一层襟自然松开垂下，形成一个翻领的样子。这也算向胡服中的翻领靠近，也确实达到了与胡服相仿的效果。用今天的话说，大概就叫显得洋气。

不过，圆领袍并不是田间日头的老百姓们的通用服装，更不是重大祭祀与重大政事活动时的服装。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唐朝女服较之其它朝代，具有强烈的自信心与流行意识，更加追求大气飘逸与华丽绚烂。

唐朝服饰襦裙服系指唐代女子上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即短袖）的传统装束。唐女襦裙装在接受外来服饰影响下，取其神而保留了自我的原形，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襦，一般只长到腰，很短，是唐代女服的特点。与此相近的衫，却长至胯或更长。唐女的襦、衫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襦的领口常有变化，襦衫领型有：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

盛唐时代有袒领，即领口开得很低，早期只在宫廷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连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从唐墓门石刻画和大量陶制女俑来看，袒领流行开来，或许已经遍及黎庶，因而当时艺术形象中出现的袒领女装形象为数实在不少。裙，唐代妇女下裳为裙。这是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形式。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下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

　　唐代裙色多彩，可以尽如人所好，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青绿。其中尤以石榴色流行时间最长。李白有“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万楚五有“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其流行范围之广，从《燕京五月歌》中可见，“石榴花开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裙最大的特点，是裙束较高，上披短小襦衣，两者宽窄长短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上衣下裙的“唐装”，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

唐朝服饰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风俗－女着男装

唐朝服饰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礼记内则》曾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尽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绝对，但是女子着男装，常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唐以前虽然在汉魏时也有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那不属于女着男装，只有在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即使这样，还应将一部分起因归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架、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唐女着装意识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同时创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旧唐书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

《旧唐书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 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看得出来，皇帝也是抱着宽容欣赏的态度，并没有呵斥女儿不守礼法。虽说这太平公主此举有些恃宠撒娇，但也说明了唐初已经出现女着男装的案例。

女着男装的风气尤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新唐书李石传》记，“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相当普遍。

风俗－开放与束缚

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这样的。实际上唐代妇女依然处在封建礼教的制约下，只有身份特殊的人才穿出开胸衫。古画中人可以半裸胸，那也是养在内宅；歌女们半裸胸，则是以身体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仍然是不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半露胸”的绘画，与“女着男装”的案例，似乎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因此很多人由此相信唐代的女性开放自由。但这其实只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实际上，武则天之后，唐朝社会对女性抛头露面的情况愈加心怀芥蒂，“守本分、守妇道”为仕家大族对女性成员的通常要求。考察古代封建文化对女性定立的规章制约，很多教条书籍就出于唐代。

虽然，女性在唐代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出现了勃发期，但就历史长河来看仅是昙花一现。“走出去”的途径只有偏向放纵肉体取悦于男性掌握的权力阶层，另一种对社会地位权利的呼唤则很快湮没在男尊女卑的传统风俗下了。

唐代武官的服制花色，规定武三品以上、左右武威卫饰对虎，左右豹韬卫饰豹，左右鹰扬卫饰鹰，左右玉钤卫饰对鹘，左右金吾卫饰对豸。又诸王饰盘龙及鹿，宰相饰凤池，尚书饰对雁。后又规定千牛卫饰瑞牛，左右卫饰瑞马，骁卫饰虎，武卫饰鹰，威卫饰豹，领军卫饰白泽，金吾卫饰辟邪，监门卫饰狮子。唐太和六年又许三品以上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袄。这类纹饰均以刺绣，按唐代服装款式，一般应绣于胸背或肩袖部位。

唐代在战场上驰骋的都是人披马甲不具装的轻骑，步兵甲占步兵人数60%，《唐六典》记唐甲有13种，即明光甲、光西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

锁子甲即曹植表中所说的环锁铠，《晋书·吕光传》记载前秦吕光在进攻龟兹城时见西域诸军甲如连锁，射不可入，隋唐时西域康国向中原朝廷进贡过此种铠甲。唐代将此种铠甲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按体型高矮分给战士使用。《唐六典》武库令中记载着弓、刀、甲的种类，盾则改名彭排，计6种，即藤排、团排、漆排、木排、联木排、皮排。据注明，藤、团、漆、木都是古制。

五代铠甲戎服

隋唐五代服饰初唐的铠甲和戎服的基本保持着南北朝以来至隋代的样式和形制。贞观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服饰制度的改革，渐渐形成了具有唐代风格的军戎服饰。高宗、则天两朝，国力鼎盛，天下承平，上层集团奢侈之风日趋严重，戎服和铠甲的大部分脱离了使用的功能，演变成为美观豪华，以装饰为主的礼仪服饰。“安史之乱”后，重有恢复到金戈铁马时代的那种利于作战的实用状态。五代时期在服饰方面基本沿袭唐末制度，明光甲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铠甲重又全用甲片编制，形制上变成两件套装。披膊与护肩联成一件；胸背甲与护腿连成另一件，以两根肩带前后系接，套于披膊护肩之上。另外五代继续使用皮甲，用大块皮革制成，并佩兜鍪及护项。

唐代胄甲

隋唐五代服饰初唐的铠甲和戎服的基本保持着南北朝以来至隋代的样式和形制。贞观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服饰制度的改革，渐渐形成了具有唐代风格的军戎服饰。高宗、则天两朝，国力鼎盛，天下承平，上层集团奢侈之风日趋严重，戎服和铠甲的大部分脱离了使用的功能，演变成为美观豪华，以装饰为主的礼仪服饰。“安史之乱”后，重有恢复到金戈铁马时代的那种利于作战的实用状态，特别是铠甲，晚唐时已形成基本固定的形制，唐代的铠甲，据《唐六典》记载，有明光、光要、细鳞、山文、鸟锤、白布、皂娟、布背、步兵、皮甲、木甲、锁子、马甲等十三种。其中明光、光要、锁子、山文、鸟锤、细鳞甲是铁甲，后三种是以铠甲甲片的式样来命名的。皮甲、木甲、白布、皂娟、布背，则是以制造材料命名。在铠甲中，仍以明光甲使用最普遍。

隋唐胄甲1

隋唐五代服饰隋代使用最普遍的铠甲为两裆垲和明光垲。两裆垲的结构比前代有所进步，形制也有一些小的变化。一般身甲全鱼鳞等形状的小甲片编制，长度已延伸至腹部，取代了原来的皮革甲裙。身甲的下摆为弯月形、荷叶形甲片，用以保护小腹。这些改进大大增强了腰部以下的防御。明光垲的形制基本上与南北朝时期相同，只是腿裙变得更长。隋代戎服为圆领长袍。

隋唐胄甲2

隋唐胄甲唐代胄甲，用于实战的，主要是铁甲和皮甲。除铁甲和皮甲之外，唐代铠甲中比较常用的，还有绢布甲。绢布甲是用绢布一类纺织品制成的铠甲，它结构比较轻巧，外形美观，但没有防御能力，故不能用于实战只能作为武将平时服饰或仪仗用的装束。

中国古代汉族妇女的发型随着年龄和身份的变化而变化，年幼时以梳丫髻为多，成年后则改梳丫鬟，出嫁时将发鬟改为发髻，再配以金、银、花钿、珠宝裴翠等首饰形成一种富丽华贵,雍容富态的装饰风格。从“唐代妇女发髻样式对比图”(图1)中可以看出，唐代妇女的发髻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众多造型美丽的发髻引来了唐代及后世文人的由衷赞美。见诸于各类文献记载的唐妇女发髻名目繁多，有云髻、丫髻、螺髻、双垂髻、乌蛮髻、三角髻、峨髻等近百种。唐代文学家段成式也在他的《髻鬟品》[1] 一文中指出：唐高祖时有半翻髻、反绾乐游髻；唐玄宗时宫中有双环望仙髻、回鹘髻、愁来髻、归顺髻、闹扫妆髻。《妆台记》[2] 中有半翻髻，又梳反绾髻、乐游髻、开元中，梳双鬟、望仙髻及回鹘髻、贵妃作愁来髻。贞元中，梳归顺髻，帖五色花子，又有闹扫妆髻。

唐代妇女发式有半翻髻、反挽髻、乐游髻、愁来髻、百合髻、蹄顺髻、盘桓髻、变环望仙髻及各种鬟式等。大体看来，隋代发式比较简单，变化较少，一般为平顶式，将发层层堆上，如帽子状。唐代初期仍有梳这种发式的，只是顶部不如隋代那样平整，已有高耸趋势，大多作成云朵型。到太宗时，发髻渐高，形式也日益丰富。

唐代女俑发型的时代特征，鲜明而突出。从出土的红白陶女俑及三彩女俑的发型中可以概括为上梳、平梳、下梳三种发型。这几种发型恰好从侧面反映了唐朝国势由兴盛转为衰败的过程。早期上梳发型，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美，与初唐的百废待兴相对应；中期平梳发型，展现出一种厚重平实的成熟美，与盛唐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相对应；晚期下梳发型则传达出一种散漫疏懒的病态美，与晚唐的衰败相对应。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97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赏赐盗国宝

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携带国宝投他国

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计划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国宝流落伪皇宫

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携逃国宝被俘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独具慧眼鉴瑰宝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真本解开百年谜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仇英临本辨真伪

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弹指49年过去，《清明上河图》来沈“省亲”，实在令人激动不已。我们期待着《清明上河图》早日回“家”看看。

《杨叛儿》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

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

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

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对于这首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你（君）唱着《杨叛儿》的曲调，我（妾）劝着别人喝新丰出产的美酒。哪里才是最让人牵挂的地方呢？是那有乌鸟啼叫的白门柳。

乌鸟的啼叫声湮没在杨树的花里，而你则在喝醉了之后留宿在我的家里。博山炉中燃烧着香木制成的燃香，两道烟气并作一道直直的烟像要凌驾仙境一般。

这首诗是李白于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年间之时游金陵时所作，也是诗人继承古乐府而进行艺术再创作的一首情歌。《杨叛儿》本北齐时童谣，后来成为乐府诗题。李白的这首诗与《杨叛儿》童谣的本事无关，而与六朝乐府《杨叛儿》关系十分密切。开头一句中的《杨叛儿》，即指以这篇乐府为代表的情歌。

李白作品中的《杨叛儿》为六朝乐府《西曲歌》曲调名，传世古辞八首。其二云：

“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

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

李白便是以此意改写成此诗。整首诗作之中将女子的形象描绘得非常饱满，并蕴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虽然只有四句话，但是却层层递进，将男女之情描绘得淋漓尽致。

仅仅一个“君醉留妾家”，便将暧昧之情点了出来，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诗中的一男一女由唱歌到劝酒，再到喝醉留宿的全过程，这在封建社会中是带有解放色彩的，显然的，李白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并为人们所熟知，就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也体现了唐代经济的繁荣。

韩干，京都地区人。生卒年不详，今陕西西安人,唐杰出画家。官太府寺丞。擅画肖像人物，尤工画马，着重描绘马的风采神态，对后世影响很大。画迹有《姚崇像》、《安禄山像》、《玄宗试马图》、《宁王调马打球图》、《龙朔功臣图》，均录于《历代名画记》，《内厩御马图》、《圉人调马图》、《文皇龙马图》等52件，辑于《宣和画谱》。传世作品有《牧马图》，录于《故宫名画三百种》。

韩干事迹

后来，看到韩干画的果然都是他的御马，而且，完全画出了“飞龙”马健美的形像，“喷玉”马奇特的神韵。韩干对马的识别与鉴赏的能力达到了著名相马专家九方皋、伯乐的程度。古代遗留下来的画马杰作有《周穆王八骏图》。本朝名画师阎立本也有不少画马的佳作。阎立本画的马很象是效仿郑法士的画法。他画的马肌体筋骨都很有神，名扬一时，然而却没有画出能被称为稀世杰作的作品。开元以后，天下安定太平。外国的名马，因为边关重新开放而源源不断地输入唐朝。但是这些从大唐帝国西疆输进来的马，它们的蹄甲很薄，又走过辽阔的沙漠，待到达京城后有的马就蹄甲损坏了。唐玄宗让人从中挑选优良的马，同国内产的宝马，一同送给宫内饲养御马的官员。从这以后，宫内御马圈内集聚着“飞黄”、“照夜”、“浮云”等各地送来的宝马。这些御马筋骨健壮，毛色奇特，长相特殊，都有厚厚的蹄甲。骑着它们逾隘跨险，就象乘坐车辇一样安稳;它们可以随着你的心意奔跑跳跃，就象奏乐一样的有节奏。因此，陈闳是上一代的画师，有他的画马的方法。韩干是他的学生，既继承了他的画马方法又有所创新，有自己独到的技法。他画的渥洼、騕裛产的名马，将它们画得就象从天上下凡的神马似的。因此，韩干画的马重在神似，已达出神入化的境界，陈闳画的马重在写实，也臻于完美神妙。宝应寺三门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的菩萨，西院的佛像，宝圣寺北院的二十四圣像等画作，都是出自韩干的手笔。还有马高会的菩萨、西院的神鬼等画，都是他的艺术杰作。

艺术成就

韩干重视写生，坚持以真马为师，遍绘宫中及诸王府之名马，曾作《玉花骢图》、《照夜白图》、《洗马图》、《凿马图》、《战马图》、《六马图》、《八骏图》、《百马图》等所绘马匹，体形肥硕，态度安详，比例准确，一改前人画马螭颈龙体、筋骨毕露、姿态飞腾的“龙马”作风，创造了富有盛唐时代气息的画马新风格。在人物、道释画方面，他曾作《龙朔功臣图》、《姚宋及安禄山图》、《李白封官图》、《五王出游图》、《须菩提图》、《下生嗔弥勒图》等。

故事传说

1、韩干学画

韩干出身贫贱，少年时代就在一家酒肆做工。一次，韩干给王维府上送酒，正好王维有事外出，韩干等得无聊，就在地上随便画了些马的动态。王维回来后发现韩干画的马表现出非凡的绘画才能，此后推荐他去曹家学画，并且在经济上给予很大的帮助。经过十余年艰苦学习，终于成为一位有名气的画家。

2、鬼的使者

韩干闲居期间，忽然有一天，一位身穿朱红色衣服头戴黑色帽子的人来到他面前。韩干问他：“谁让你来这儿的”回答说：“我是鬼的使者，听说你擅长画马，请你为我们阴界画一匹马。”韩干立即为这位鬼使画了一匹马，并将它火化了。过了几天，韩干外出，途中遇到一个人向他举手作揖表示谢意，说：“承蒙您送给我一匹良马，免去我长途旅行翻山过河的劳累，我也要对你的盛情表示答谢。”第二天，不知从哪里来的人，送给韩干上好的素色细绢一百匹。韩干收下，后来都使用了。

3、画马通灵

唐德宗建中初年，曾经有个人牵着一匹马找马医说：“这匹马患了脚疾，要能治好，愿用二千钱酬谢。”这匹马的毛色骨相，医马的兽医从来都没有见过。笑着说：“你这匹马很象韩干画的那些马啊!真马里面没有这样的。”马医请这匹马的主人牵马绕市门走一圈，马医跟在旁边，忽然遇见了韩干从那边走来，韩干大为惊异地说：“这真是我配的颜色画的马啊!”这时他才知道自己随意画的马，一定在阴世间被人效仿了。他于是抚摸马身，马象是有些瘸，看看是前蹄有伤。韩干心中很是奇怪。回到家里，看他画的马，果然蹄子上有一点黑缺，才知道画通灵气啊!那位马医得到的酬金，用过一段时间、几经转手后，都变成了泥钱。

野史逸闻

唐朝人韩干，是京都地区人。唐玄宗天宝年间因他擅长绘画被召入朝廷。玄宗皇帝让韩干的老师陈闳进宫来画马，皇上见怪韩干画的马跟老师不一样，将他召来责问他。韩干答说："我画马有自己的老师。皇上宫内马圈里的御马，都是我的教师。"玄宗皇帝听了后感到诧异。后来，看到韩干画的果然都是他的御马，而且，完全画出了"飞龙"马健美的形像，"喷玉"马奇特的神韵。韩干对马的识别与鉴赏的能力达到了著名相马专家九方皋、伯乐的程度。古代遗留下来的画马杰作有《周穆王八骏图》。本朝名画师阎立本也有不少画马的佳作。阎立本画的马很象是效仿郑法士的画法。他画的马肌体筋骨都很有神，名扬一时，然而却没有画出能被称为稀世杰作的作品。开元以后，天下安定太平。外国的名马，因为边关重新开放而源源不断地输入唐朝。但是这些从大唐帝国西疆输进来的马，它们的蹄甲很薄，又走过辽阔的沙漠，待到达京城后有的马就蹄甲损坏了。唐玄宗让人从中挑选优良的马，同国内产的宝马，一同送给宫内饲养御马的官员。从这以后，宫内御马圈内集聚着"飞黄"、"照夜"、"浮云"等各地送来的宝马。这些御马筋骨健壮，毛色奇特，长相特殊，都有厚厚的蹄甲。骑着它们逾隘跨险，就象乘坐车辇一样安稳;它们可以随着你的心意奔跑跳跃，就象奏乐一样的有节奏。因此，陈闳是上一代的画师，有他的画马的方法。韩干是他的学生，既继承了他的画马方法又有所创新，有自己独道的技法。他画的渥洼、騕裛产的名马，将它们画得就象从天上下凡的神马似的。因此，韩干画的马重在神似，已达出神入化的境界，陈闳画的马重在写实，也臻于完美神妙。宝应寺三门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的菩萨，西院的佛像，宝圣寺北院的二十四圣像等画作，都是出自韩干的手笔。还有马高会的菩萨、西院的神鬼等画，都是他的艺术杰作。

又：韩干闲居期间，忽然有一天，一位身穿朱红色衣服头戴黑色帽子的人来到他面前。韩干问他："谁让你来这儿的"回答说："我是鬼的使者，听说你擅长画马，请你为我们阴界画一匹马。"韩干立即为这位鬼使画了一匹马，并将它火化了。过了几天，韩干外出，途中遇到一个人向他举手作揖表示谢意，说："承蒙您送给我一匹良马，免去我长途旅行翻山过河的劳累，我也要对你的盛情表示答谢。"第二天，不知从哪里来的人，送给韩干上好的素色细绢一百疋。韩干收下，后来都使用了。

又：唐德宗建中初年，曾经有个人牵着一匹马找马医说："这匹马患了脚疾，要能治好，愿用二千钱酬谢。"这匹马的毛色骨相，医马的兽医从来都没有见过。笑着说："你这匹马很象韩干画的那些马啊!真马里面没有这样的。"马医请这匹马的主人牵马绕市门走一圈，马医跟在旁边，忽然遇见了韩干从那边走来，韩干大为惊异地说："这真是我配的颜色画的马啊!"这时他才知道自己随意画的马，一定在阴世间被人效仿了。他于是抚摸马身，马象是有些瘸，看看是前蹄有伤。韩干心中很是奇怪。回到家里，看他画的马，果然蹄子上有一点黑缺，才知道画通灵气啊!那位马医得到的酬金，用过一段时间、几经转手后，都变成了泥钱。

小结

不得不说，若谈到中国古代画马能手，除韩干以外别无他人。画家的作品融入了作者无数的时间与心血，自然有其灵气所在，神话逸闻虽有夸张成分存在，但也不能掩盖掉韩干高超的技术，若是喜爱马之读者，那就要好好欣赏韩干笔下的马了。

作品欣赏：

唐 韩干《照夜白图》纸本设色，纵308厘米，横335厘米，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照夜白图局部

《照夜白图》是一幅流传有绪的名画，构图虽然简单，却十分大胆。画面中央直立马桩，巧妙地将立柱、横马相交错，形成画面中心。“照夜白”为唐玄宗李隆基的坐骑之一，韩干以系在一木桩上昂首嘶鸣的腾骤动态来描绘这匹名马的神态，用笔简练细劲，微加渲染，对于马的口鼻、眼目、颈部与前胸以及四蹄、鬃毛部分格外着重敷染与动态的细致描绘，使该马的神骏个性得以充分表现。马的体态肥壮矫健，唐韵十足。

《照夜白》画面主题鲜明，构图简单大胆，将马桩直立在画面中央，巧妙地使立柱、横马相交错，形成画面中心而丝毫不觉呆板。柱、马之间，稳定与跳动相对比，细瘦与肥壮相映衬，反映出生命奔放与外来遏制在互相冲突。而马昂首长嘶，鬃毛乍立，耳朵竖直，眼睛圆睁，四蹄腾踏，急欲挣脱羁绊，驰骋疆场，充溢着“万里可横行”的气慨，使矛盾发展达到顶点。

图中那一紧绷着缰绳而被拴在一根粗壮柱子上的马，表明了马和柱子之间的自由与束缚、动与静的矛盾，那马的形象不仅追求形似，而且以其踊藤有力的神态与表情刻画出不同凡响的高迈、爆烈的性情。那领颈高昂、鬃毛竖立、张口怒目的形态更增强了马的腾跃动势。画中马的形象用匀细圆劲的线条描出，马身肌肉凹凸等处，在线描基础上略加渲晕。画家善于用劲强且富有弹性的纤细线来表现事物，有着一种不同的意趣。

图左上有南唐后主李煜题“韩干画照夜白”六字；左边上方有“彦远”二字，似为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题名；左下有北宋术带题名并针“平生真赏”印；尚有南宋贾似道的“秋壑珍玩”、“似道”等印及明项子京等收藏印；卷前有向子湮、吴说题首；卷后有元危素及清沈德潜等11人题跋和乾隆弘历诗跋。《画史》、《画鉴》、《南阳名画表》、《大观录》卷十一、《墨绿汇观》卷六、《石渠宝笈》续编等书著录,是一件可信的唐画珍品名迹。

唐 韩干《牧马图》 绢本浅设色，纵275厘米，横34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牧马图》为唐代鞍马画家韩干所作，在造形、布局、色彩、线条等方面独具特色，是其存世鞍马画的代表作之一。

这幅画主题明了，情节简单。图中绘一黑一白两匹马和一位骑在马上的奚官，奚官虬须戴巾、腰插马鞭，一副正准备出外放牧的架势, 其人两腮胡须，体格高大肥壮，是为胡人相貌。画中的马，体态硕肥，气势雄壮，颈项高耸，造型风格独具风采，属来自西域之品种。此画构图颇具匠心，黑马画在前方，突出马的气势。白马则利用黑马的相叠，静中有动，平中寓奇。此图用笔严谨，线条始终扣准马的结构，顺着肌体顿挫起伏。运线之粗细、轻重，富有弹性之感，线条活泼舒放。黑白两马在使用线条方法上不尽相同，黑马线条粗犷而厚实，白马线条细劲而流畅，取得前重后轻的色彩效果。

元汤垕《画鉴》说韩干“画马得骨肉停匀法……至于传染，色入兼素”。宋董卣《广川画跋》说；“世传韩干凡作马，必考时日，面方位，然后定形骨毛色。”这些记载从这幅《牧马图》可得见其大概。《牧马图》原为《名绘集珍》册中之一帧，图无名款，上有宋徽宗“韩斡真迹”四字书题，款署“丁亥御笔”，画押“天下一人”，钤“御书”印。此图曾为南唐内府和宋宣和内府收藏，画幅押有南唐内府“集贤院御书印”及宋“宣和内府印”,是一件可反映韩斡作品面貌之名迹。

韩干（传） 神骏图 绢本设色 275×122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韩干 圉人调马图 台湾私人藏

南宋 佚名（传韩干）猿马图 绢本设色 4858×1368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韩干猿马图 局部

唐 韩干 马十六匹图

韩干 相马图

韩干(款) 牧场戏马图 扇面

神骏图

神骏图局部

神骏图局部

此画的前隔水有金书“韩干神骏图”五字题签。经比较研究,初步认为是五代摹唐人之作。描绘的是东晋尚清谈的代表人物,高僧支遁爱马的故事据文献记载,和尚支遁隐居,好养鹰而不放,好养马而有不乘,有人讥笑他,支遁说:"贫僧爱其神骏"此图人马用笔极为精练,施重彩而不愿其浓艳,画人马形神统一,树石钩而不皴,水纹浪花尤见功夫。总而言之,此画技法出自唐人,纤巧处露五代画师之风。

韩干 得鹿图

韩干《百骏图》局部

韩干《百骏图》局部

韩干《百骏图》局部

韩干《百骏图》局部

韩干《百骏图》局部

韩干《百骏图》局部

韩干 照夜白图

唐 韩干 圉人呈马图卷 绢本水墨设色 305×511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早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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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明上河图》流传于世的千年时间里，一直都有这样的传说，那就是但凡收藏它的人都会遭遇不幸!《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位收藏者是宋徽宗。1128年“靖康之变”，宋徽宗国破被俘，最终不堪折磨客死异乡。这幅传世名画流落宫外不知所终。

明代以后《清明上河图》历经辗转，再次浮出水面。权倾一时的大奸臣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一起用尽手段，将这幅画据为己有。但是不久之后，严嵩就被对手徐阶扳倒。严世蕃被判斩首，严嵩则被削官还家，一命呜呼。

这些传闻为这幅绝世佳作增添了一份传奇色彩，《清明上河图》也因此被传为是“不详之作”。但是与其说是《清明上河图》为它的主人招来了厄运，不如说是人性的贪婪，为这幅画抹上了血腥。

1931年10月的一天夜里，溥仪独自一人走进了天津寓所——静园的书房。进门之后，溥仪小心翼翼地取出《清明上河图》，仔细打开，默默地与它对坐着，古画上的盛世景象溥仪从未见识过，他二十多年的人生经验中体会最多的，只是世态的炎凉和命运的坎坷。

此时，溥仪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而书房之外的客厅里，从东北赶来的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答复。

1931年，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占领沈阳和东北其他地区。1931年底，日本关东军开始策划建立傀儡政权的方案。在他们看来，借助中国人之手建立傀儡政权既可以欺骗国际舆论;又可以“以华制华”，减轻中国人民的逆反情绪。这时，他们想起了在白山黑水之间发迹的满清宗室，逊帝溥仪便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土肥原贤二此次前来，就是为了说服溥仪，随他一同前往东北去“执政”。

溥仪开始筹划他的复辟大业。除了“逊帝”身份这个首要的政治资本外，他最重要的经济资本就是存放在天津的那一批古籍书画和奇珍异宝了。于是，他找到最信任的宗亲，指示他们通过海路秘密运送这批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