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祖先是徐福。徐福在日本有较高的地位，日本首相羽田孜自诩是徐福后人，曾经亲手写下秦渡庵三字来纪念徐福。也有人称之为开国者神武天皇，虽然确有神武天皇一人，但是据史记载，前后年代相差有四百多年之久。日本有很多徐福的传说，关于他的活动地点、墓地等等，可以说他是民间信仰的对象。

日本人的祖先徐福主要事迹

徐福上书秦始皇说，海外有仙山，这些仙山称为蓬莱、方丈、瀛洲，仙山上有仙人。只要找到了这些仙山，就有机会找到长生不老的仙药，始皇帝听说了十分向往，于是便派徐福前往。据说，徐福去了两次。徐福的方士率领5000名童男童女和大批的工匠、学者、典籍、礼器分乘大船二十余艘，登上了前往东方神秘仙岛的旅途，但是出海数年，并未找到神山。

日本在今天公布了新的年号“令和”，将于5月1月起开始正式使用。日本目前年号为“平成”，是明仁天皇的年号，从1989年开始沿用至今，因为明仁天皇此前出动提出禅位，所以才会诞生新的年号。日本此前采用的年号基本上都是出自我国的典籍，那这次的“令和”究竟又有着怎样的典故呢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令和”的出处，还有其中蕴藏的意思，感兴趣的话就来一起看看吧。

“令和”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自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书经》的“地平天成”。因为此前负责选择年号的专家多由通晓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担任。

令和，是摘取《万叶集》的“令月”与“风和”拼凑而成。“令月”还是典出中国，意为吉月，出自于《仪礼·士冠礼》，“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 郑玄 注：“令、吉，皆善也。”

本次年号的诞生全过程分为多个步骤。

首先由各界学者们开会给出提案;随后，根据学者们的意见，甄选出5个新年号的候补方案;经过大约45分钟的会议后，参议院和众议院也将给出意见，最后由全体内阁成员在内阁会议上进行协商并选出最终的新年号。

为了此次年号的修改，日本政府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日本史学、东亚史学等各大领域选出9位“业内大咖”，丰富新年号的文化意义。

新年号除了需要丰富的文化内涵，选取年号时，日本也遵循着其独有的标准——符合国民理想、2个汉字、容易书写、读音方便、迄今不曾被用过的、非常用名词。

此外，本次选择新年号的条件也有诸多限制，政府会尽量回避民众预测人气甚高的那一些，并且还将回避首字母与明治以来年号相同的“M、T、S、H”(明治、大正、昭和、平成)的方案。

据悉，日本的年号从“大化”到“平成”，总共援引了77部中国古代文献，而这些文献半数以上是中国唐代之前的作品。其中，《尚书》最为热门，共有36个年号出自于此。

例如，年号“昭和”便是出自《尚书·尧典》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而即将成为过去的“平成”则是出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以及《尚书·虞书·大禹谟》之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只能说有部分日本人的先祖是古代的中国人。并不是全体日本人都是古代中国人的后裔。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利用DNA技术和其他考古及人类学手段对此展开了研究，现代日本人构成分为三部分：

本土土著，这一部分并非是指现代日本的阿伊努少数民族。而是远古时代从今阿尔泰山，蒙古和西伯利亚通古斯河谷等地渡海在日本本州岛北部登陆的，这一部分日本人血型以AB型为主，且阴性AB型高达40%，从DNA排序上和中国的满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达斡尔等满洲地区少数民族相似度为89%。从到达日本的时间上，这部分是最早到达的，最早可推至2万前。

南方海洋移民，这一部分和东南亚等海岛地区的马来和爪哇民族相似度仅为32%，但是出乎意料地和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人则高达92%。主要集中区域是日本四国岛，本州岛东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可以认定是在距今1万年前从太平洋中部泛海而来。

大陆及半岛移民，这一部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和今日朝鲜半岛民族契合度达90%，可以认定为是古代朝鲜半岛居民渡海迁移到日本九州岛和本州岛西部。时间最早可到七千年前。另一部分和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居民吻合度为87%，最早抵达的时间大致为距今2500年前，大致为中国战国至秦汉前期。

上述三部分从构成来分，本土和大陆移民各占约40%，海洋移民约占20%。从时间来看，本土土著最早，其次是海洋移民，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南方沿海移民到达最晚。

扩展资料：

日本人基本信息：

东亚日本的基本居民。主体为大和族。另在北海道有2万5千多阿伊努族人。属蒙古人种 东亚类型。使用日语，语言系属未定，多数学者认为属独立的日本语系。受汉语影响极大。以东京话为标准语，在全国推广。信仰比较普遍，流行多种宗教 。

大乘佛教自6世纪经朝鲜传入后，迅速普及全国。固有的神道教也很普遍，明治维新以后曾被定为国教，全国城乡皆有神社。同时受到明朝儒教、阳明学的深刻影响。很多人都有神、佛并重的双重信仰，或同时兼信几种宗教。一般在生育、婚姻、节庆等现实生活方面遵照神道教仪式；对丧葬、祭祀、法事等方面则遵照佛教信仰。民间多流行祖先崇拜，信仰多神。基督教于16世纪40年代传入日本，信徒约占全国人口1%。此外还有新兴宗教二、三百种。

民族由来的其他传言：

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来源，尚无定论。在中国的古代典籍特别是《山海经》中有着若干记载。《山海经》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地理文献典籍之一，它记录了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山川地形地貌、物产和民族分布，以及相应的历史故事，涉及的年代包括周朝、商朝、夏朝直至先夏时期（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其中周朝文献《海内北经》记有：“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山海经》的其它篇章则记述着中国人多次向东海诸岛屿迁徙的事迹。

参考资料：

日本人——

日本自古以来对中国的文化是极为的仰慕，因为作为小国没有自己的文化基础，所以发展不出自己的文化特色，以至于他们拼命的吸收中国的文化。

从古代开始，日本人就非常喜欢李白、杜甫等诗人，甚至夸张到他们会模仿诗中所描绘的场景来作为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

而在这些诗人中，白居易是最受欢迎的，那么日本人喜欢白居易是因为他的诗多？还是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

要了解其中原因，还得从白居易诗文中独有的特点和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来分析。

元和十年，白居易给好友写了一封信《与元九书》，这封信中白居易将诗文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大多数人喜欢白居易是由于他侧重的讽喻诗，如忧国、忧君、忧民、忧物等，而这也恰恰是我们在课文中所吸收的。

但日本在白居易诗文方面感悟跟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更喜欢白居易诗文意境中的闲适诗，对讽喻诗并不感冒。

日本人的审美意境，谓之“物哀”。

“物哀”一词在江户时代就已经出现，是由当时的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宣长提出的，“哀”在日语里是一种喟叹，是绝对主观的感情，我心光明，黑夜也是白天；“物哀”则不一样，它似需要一个作为客观实在的“物”作为投射，需要用心去感受。“物哀”是一种文学审美、也是一种人生修养。

作为充满“物哀”精神的日本人，他们不喜欢白居易讽喻的诗，因为政治是包含着利益、是世俗的，它们不属于物哀的美，无法让日本人对它进行心灵上的审美。

白居易的闲适诗对日本人的审美就不一样了。

白居易早年时仕途坎坷，因无法成就自己的希望，所以这个时候的诗大多数以讽喻为主。但左迁到江州后，他的诗文风格为之一变，收敛了早期的锋芒，转向自然与内心的宁静，正是这闲适、感伤的诗，引起了日本人审美上的共鸣。

在平安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对白居易这种入仕又出世的生活态度崇拜不已，他对生活的感悟正是日本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在这样的生活感悟中写出来的诗，充满了闲适、自然、感悟，非常符合日本人“知物哀”的审美境界，让日本人对白居易的诗如此如醉。

日本人对白居易的仰慕是从古至今的，不仅民间文人喜爱，就连天皇对白居易的诗也是如此如狂。

在日本的古籍中有记载，嵯峨天皇喜爱白居易的程度，比如他将《白氏文集》藏在秘府，视为枕秘；又如他在位时专门设置了《白氏文集》的侍读官，白居易的诗是皇天每日必学的课程。

古籍还记载嵯峨皇天与小野篁之间一段经常的故事：

白居易的《春江》中“闭阁唯闻朝暮鼓，上楼空望往来船”，嵯峨天皇将“空”字改成“遥”后再交给小野篁鉴赏。小野篁看了后，立刻将“遥”字改为“空”，嵯峨天皇顿时变色，说道：

“此句乐天句也，试汝也，本空字也。”

在后来的醍醐天皇、村上天皇等都是白居易的狂热粉，醍醐天皇更是表白道：“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也。”

（醍醐天皇）

在这样狂热的环境下，不但天皇们对白居易诗集热爱，整个日本上层贵族也都尊白居易为“神”，他们学习、理解、熟读、品味白居易的诗。这种风潮已然成了高雅、地位的象征，如果有哪位贵族不会一两首、或品不出白居易诗文的意境，那么这些人就会被其他贵族看不起，更甚者会被天皇冷落。

在这些忠实粉丝中有两位女性更是已经到了“脑残”的地步。

日本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的清少纳言是《枕草子》的作者，她的雅号“草庵”便是出自白居易的“兰省花时锦帐下，庐山夜雨草庵中”。

一次大雪后，皇室中人问“香炉峰雪想如何？”

清少纳言听后，便掀起门帘远眺风景，这种行为艺术就是来自白居易的“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风雪拨帘看”。清少纳言就连行为都已经融入到了白居易的诗句中，可见她对白居易的仰慕。

紫式部，“平安时代三大才女”之一，虽然与清少纳言不和睦，但她一样是白居易的狂热粉。在其传世名作《源氏物语》中，引用了白居易的诗词多达百余首，不止如此，紫式部设立的白居易新乐府讲筵更是日本最早的白居易乐府讲坛。

白居易在日本这么受欢迎，他本人知道吗？

我想他或许知道吧。会昌五年，白居易在《白氏文集》中写道：

“《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

由此可见，白居易应该知道自己在海外很受欢迎。日本朝廷对白居易的喜爱后来影响到了民间，普通知识分子也加入到了白居易的粉丝团，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研究他的诗文的社团。

明治，出自《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大正，出自《易经》第十九卦中的“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昭和，出自中国《尚书·尧典》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平成，出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以及《尚书·虞书·大禹谟》之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取其“内外、天地能够和平”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