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士出卖敦煌文物后，受到了当地百姓的谴责，最后精神失常，但也有人说其装疯卖傻。最终他还是成为了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

我们对于王道士的行为，很多的人他们的认识都仅仅局限在《道士塔》和各种没有根据的传说。他们都不清楚王道士的经历和事件事件的前因后果，只是人云亦云的胡说八道一通。

王圆箓道士变卖莫高窟文物的事件是真实发生的，《敦煌学十八讲》一书中已经详细地加以讲述了。而《敦煌学十八讲》的作者对王箓道士变卖莫高窟文物这件事的定义是王道士是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这个定义是比较中肯的，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出生于湖北麻城的道士王圆箓，先在肃州（今酒泉）当兵，在部队当兵退伍后，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这个道士可不是一个善茬，是个惹事生非的主。在酒泉当了几年的道士后，王圆箓离开师傅云游四方，大有天下那么大，我要去看看的境况。

云游四方的道士王圆箓，于公元1899年到达敦煌莫高窟。请大家注意的一点是王道士是以道士的形象出现在莫高窟的佛殿，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离奇的事情，当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莫高窟的部分佛像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已经比较破落了。王道士不顾道士身份留在这里，奔波劝募，义务修缮清理早已荒废破落的千佛洞。

让人觉得又荒唐又痛心的是，王道士所谓的修缮工作，竟然是将莫高窟中破败的佛像打碎成碎片，重塑为毫无艺术价值道家神像，然后罪大恶极地将带有壁画的隔墙打通。由此处可以看出，所谓王道士对敦煌石窟的所谓修缮，不过是对洞窟中原有的造像、壁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斯坦因、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险队、俄国奥登堡考察团、美国人华尔纳纷纷从王道士手上买到过许多莫高窟文物。见过洋和尚的王道士，胃口大了，故而提前将敦煌文物中的一部分精品扣留了下了。

王道士卖敦煌文物可谓敲骨吸髓，1925年华尔纳到达敦煌后，被王道士告知敦煌文书早已一空。而华尔纳意在壁画，利欲熏心的王道士在收了华尔纳的礼物后，这个卖国贼居然允许其剥离洞中壁画和搬走泥塑。

王道士出卖敦煌文物后，受到了当地百姓的谴责，最后精神失常，但也有人说其装疯卖傻。最终他还是成为了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

估计很难了，这些文物在西方流散很广，有的在民间有的在官方博物馆。西方人说文化无国界，他们以研究为名带走这些文物拒不归还。其实不止中国是受害者，拿破仑入侵埃及时，埃及也文物大量流失，在西方还兴起了一场埃及研究热，可见西方不止在经济上掠夺落后国家，而且在文化上掠夺侵占，敦煌文物只是个缩影。通过谈判的方式索要流失文物收效不大，通过购买的方式，又会被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炒作、抬高价格。所以很难找回了。

没有的，怎么可能归还。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莫高窟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如下：

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一书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另有一说为：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者，不可能、没有也，莫高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为了。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

元代以后敦煌停止开窟，逐渐冷落荒废。明嘉靖七年（1528年）封闭嘉峪关，使敦煌成为边塞游牧之地。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雍正元年（1723）在敦煌设沙州所，三年（1725）改沙州卫，并从甘肃各州移民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敦煌经济开始恢复。莫高窟开始被人们注意。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现了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后不久，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藏经洞成就了敦煌。

清朝末年，一个名叫王圆箓的湖北麻城人从肃州巡防军退役后，出家当了道士。他文化水平不高，道教知识也有限，于化缘途中来到莫高窟后，认为此地风水好，于是在窟区北段打扫出几个佛洞，办起了三清道观。王圆箓能说会道，很快聚齐一帮徒众，用化缘来的钱在莫高窟清理洞窟，广修功德。

1900年孟夏，一个在第16窟干活儿的杨某。休息时用芨芨草点燃旱烟，然后将燃尽的草棍插到墙壁里，结果发现插不到头。仔细敲敲墙壁，似乎是空的，于是他将这个发现偷偷告诉了王道士。是夜，王道士带领杨某打穿墙壁，发现了第17窟的藏经洞。17窟是16窟的耳室，是归义军时期都僧统洪䛒坐禅修行的地方，他死后，将这个地方改为他的纪念堂（影堂）。 注都僧统是归义军官名。 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除汉人外，不少藏僧也留在当地。张议潮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处理汉、藏之间的民族关系，设都僧统的官职管理僧人。洪䛒俗姓吴，吐蕃时任僧门都教授，协助张议潮起事。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在敦煌起兵推翻吐蕃在河西的统治。洪䛒以其河西僧团最高领袖的威望与地位振臂一呼,僧兵蜂起，配合张议潮义军讨伐吐蕃。为了早日打败吐蕃，在张议潮克复沙州（今敦煌）后，洪䛒即派弟子唐悟真等随侍军府左右，为其出谋划策。可以说，张议潮在河西地区的军事胜利，与洪䛒僧团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归义军胜利后，洪䛒被敕封为河西释门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养大德兼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赐紫衣。洪䛒为归义军祈福，为百姓求安，得到了河西民众的普遍尊敬，归义军政权上下也无不对之虔诚供养。洪䛒在此时期又开一大佛窟，即今敦煌莫高窟第16窟，亦称吴僧统窟。并在其甬道北壁开一禅室即第17窟。第17窟既是洪䛒的影堂，也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咸通三年（862），洪䛒溘然归化,弟子悟真等在其生前禅室塑其尊像以便时时凭吊。洪䛒塑像至今犹存。洪䛒结跏趺坐于长方形禅床上，身正神定，神情肃然。洪䛒塑像之后北壁绘一菩提树，枝挂净水瓶、挎装。树之左侧有执扇比丘尼一身，右侧有执杖近侍女一身。壁画与洪䛒彩塑像完美结合。两壁嵌大中五年洪辩告身碑一通。十一世纪某个阶段，不知什么人将17窟堆满佛经、绢画、文书等，然后将洞窟封闭，在外修饰以壁画，彻底将17窟隐藏起来。直至被发现，这些文字资料完好的保存了900年。这些史料价值极高，使现在的人能够全面的研究当时的社会状态。

以上这些内容各种记载均一致，无异议。之后的事情各处记载侧重点略有不同，正好可以让我们从各个方面全面了解这件事情。

百度“藏经洞”词条：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 王圆箓 雇用敦煌贫士杨果在清理第16窟时，发现墻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 佛书 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1907年 斯坦因 首次来到敦煌，从藏经洞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1910年清廷下令把剩余的敦煌卷子运往北京保存，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并从 王道士 隐藏的写本中买下570余件写本、绘画等。

藏经洞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被 敦煌 莫高窟主持 王道士 （ 王圆箓 ）发现的，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各种历史文本、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些珍贵文献用多种文字记载，有汉文、 藏文 、 梵文 、龟兹文、 粟特文 、 突厥文 、 回鹘文 、 康居文等,简直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古代博物馆。1907年 斯坦因 第一次来到 莫高窟 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箓(王道士)，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

据分析，当时 王道士 把经卷卖给 斯坦因 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 三层楼 ，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 探险家 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 伯希和 来到了 莫高窟 ，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4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 王道士 手中买走经卷62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 华尔纳 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百度“王圆箓”词条：

王圆箓（约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县。本人 出生 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 发现 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 奉献 了他的后半生。

                         

王圆箓墓，它占地极广，正中设一 白塔 ，由正方形矮栏包围，在月夜下发出冷冷的微光。王圆箓的法体就存放在白塔之内，他是一名道士，却尽毕生之功守护着一片佛窟，他洞启了敦煌文化最重要的一扇门，却又无奈将中华瑰宝贱卖给外国掠盗者。后 敦煌 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王道士走进 莫高窟 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 汪宗翰 。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斯坦因正是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2次骗取了大量敦煌文物。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百度“斯坦因”词条：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简称斯坦因，文献中亦见“司代诺”、“司坦囊”等。原籍匈牙利，是一名 犹太人 ，1904年入英国籍。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 敦煌学 开山鼻祖之一。他是今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他的许多著作至今仍是敦煌 吐鲁番学 研究者的案边必备之书。曾经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亚考察，考察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及其他中亚文物是今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斯坦因在西方学界的地位极高，当代历史学家欧文·拉提摩尔（Owen Lattimore）誉之为。他同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但是在我国， 斯坦因 长期以来多被称为“强盗”，而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却鲜为人提。斯坦因在其中亚考察过程中，从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发掘并劫走大量的珍贵文物，而且由于他的盲目挖掘，使许多原保存在流沙层中的文物毁于—旦，他的这些行为严重地损伤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摘录：

……在我初到敦煌不久，便听到……这种实物很值得去努力侦查一番。

5月间我回来的时候，王道士已在那里等候。他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他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什么，他对于有关神同人的事充满了畏惧，因此一见面就知道这个人不易于捉摸。……我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宗教的情感……我对于那位谦卑的道士一心敬于宗教，从事重兴庙宇的成就，不能不有所感动。就我所见所闻的一切来看，几年以来他到处募化，辛苦得来的钱全用于此事，至于他同他的两位徒弟几乎不枉费一文。

……王道士对于中国相传的学问一无所知，我在学术上的兴趣同他说是没有用的。……王道士虽然一身俗骨，佛教事物盲无所知，但是对于唐僧之热烈称道，正同我之于其他事物一样。……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到末了王道士为我的话所动，答应于夜间将密室所藏中文写本卷子悄悄地拿几卷交给我的热心的助手，以供我们的研究。……我们将几卷写本仔细加以研究，证明那是几种中文佛经，原本出自印度，而经玄奘转梵为汉……

在这种半神性的指示的影响下，道士勇气为之大增。

……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把王道士至于留言的畏惧心情除去。我很谨慎的告诉他说将来我要捐一笔功德钱给庙里。但是他一方面惧怕于他的盛名有玷，一方面又为因此而得的利益所动，于是常似徘徊于二者之间。到末了我们成功了，这要归功于蒋师爷的谆谆劝谕，以及我之再三表露我对于佛教传说以及玄奘之真诚信奉。

……到最后他得到很多的马蹄银，在他忠厚的良心以及所爱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觉得十分满足，这也足以见出我们之公平交易了。

1914年我率领第三次探险队重到敦煌，据所闻报告得知京城命令实施时可痛可惨的那种特殊情状。……整个所藏的写本草草包裹，用打车装运。打车停在敦煌衙门的时候，被人偷去的就有不少。……所以运到北京的究竟有多少，这是不能不令人生疑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宝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见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为世界提供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卷敦煌遗书，实际上是一座中世纪文库，胡适曾称它为“和尚图书馆”。近百年来，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敦煌遗书不仅对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将要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历史上的重大疑难问题可以在敦煌遗书的研究中获得新的启示。因此，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所谓“敦煌热”。但是，现在你若想看看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那么你必须跑遍全球。由于西方盗宝者的劫掠，使这些文献分散在十几个国家、30多个博物馆中，现藏我国北京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不过是被劫后剩余的残卷。敦煌遗书中的精品流散海外，它给中华民族文化财富上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一

　　据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谢稚柳记叙：清光绪年间，敦煌寺院，王道士雇了一人在莫高窟七佛殿替他抄经。抄经人把点旱烟的芨芨草似芦苇插进墙壁的裂缝里，发现壁内深不可止，用旱烟杆敲壁，似有空声。王道士用镢头刨开墙壁，发现有一小门，又刨开泥封的门，是一间复室，约丈余见方，内堆积有许多白布包裹，每一包都包着经卷，整整齐齐，白布包下铺着经幡、绣像等等。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王道士愚昧，不懂这些文物的价值。他拿了些经卷、画像送给敦煌县知事汪宗瀚。汪是识货的，但他仅仅把这些东西当做鉴赏的古董、官场结交的礼品。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从汪那里看到几卷古书，几幡画像，叶昌炽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门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藩台衙门算了算，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太不值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公事总得敷衍一下，于是藩台衙门给敦煌县衙下了一道公文“经卷佛像，妥为封存”。县衙接到公文，又下了一道公文给王道士，责成王道士“妥为封存”。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大批稀世瑰宝的命运掌握在王道士手中，而堂堂满清政府的各级官吏却对此无动于衷。

　　王道士当然不会“妥为封存”，他带了一箱经卷到酒泉，呈送给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但廷栋不识货，以为这些缮本经卷的书法还不如他的好，只是拿了随便送人。恰巧，嘉峪关税务司有个比利时人任满回国，向廷栋辞行，廷栋送他几本缮本书，还告诉他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古书。比利时人路过新疆时，又把这些古书分赠给新疆的长康将军和道台。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就这样传播开了。

　　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之后，西方的所谓学者、传教士、考古学家、探险家纷纷深入到中国腹地，打着传教布道、测绘地图、勘察地质、调查民俗、研究方言等等幌子，肆无忌惮地无孔不入，疯狂掠夺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在劫难逃。

　　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1956年访问苏联时，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博物馆，并到东方研究所阅其所发现敦煌卷子多至万卷，甚为兴奋。

　　这上万卷的汉文古抄本，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他“已经发现了两卷‘维摩诘变文’，又看到了‘刘知远诸宫调’……，皆是早欲见之，今始偿愿者……”郑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天上午，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都是他们事先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着约12000件敦煌藏经洞遗书，是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布鲁切夫和1914年奥登堡从敦煌窃去的。奥布鲁切夫在敦煌如何窃走经卷的，如今已无人知道，其实他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早于英国的斯坦因二年。当后来另一个俄国人奥登堡到达敦煌时，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购，得到不少精品。具体情况，奥登堡在他的旅行手记中作了记录。这份记录现藏原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倘能公诸于世，或许能告诉人们他和他的同胞在敦煌窃取遗书的情形。

　　三

　　1879年，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济和斯希尼到我国西北甘肃一带调查地理。洛克济到了敦煌，莫高窟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和塑像使他叹为观止。莫高窟留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乃至事隔20多年后，在1902年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他做的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报告，对莫高窟的壁画、雕塑的精致、美丽的价值推崇备至。他的“热烈的叙述”使得在座的一人垂涎三尺，心驰神往。此人就是斯坦因，也是个匈牙利人，但却在英国殖民地印度政府的西北边地担任总视学，后来又转入印度的考古学调查所。他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两次到了我国新疆，当他从比利时人那里知道敦煌发现遗书，便迫不及待地在1907年5月赶到敦煌。

　　斯坦因是著名的梵文学者，虽然看不懂汉文，但他雇了翻译湘阴人蒋资生。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记》里说：“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经卷紧紧地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10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约有9英尺见方……”除了缮本卷子之外，还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他不露声色地暗暗观察王道士，他看到王道士对这些宝贵的经卷和艺术品毫不在乎，很为“惊异轻松”，他想“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过”，果然，“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对于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

　　斯坦因窃走的遗书共一万余卷，还窃走了许多绘画、刺绣、绢画，其中有长及丈余、宽到五六尺的唐绣观音像，有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刚经，经卷上有精致的佛像，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版画艺术杰作。斯坦因付给王道士的代价是14块马蹄银。这14块马蹄究竟是多少两银子呢？据《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上说约合720两，十六进位制。16个月后，这批中华民族的国宝被陈列在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

　　四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

　　五

　　继奥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之后，1911年10月，日本大谷光瑞率领的探险队也到过敦煌，成员中有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他们从王道士手中骗到500多卷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塑像。

　　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他为了向中国学者炫耀自己取得的辉煌成果，将随身带来的敦煌遗书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蒋斧等人闻讯，拜访了伯希和，伯希和向他们通报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据罗振玉记载：“博士指伯希和为言石室尚有卷轴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异日恐他人尽取无遗，盍早日购致京师。”《集蓼编》中国学者这才看到几卷敦煌遗书，“摩挲赞叹，扼腕不已”。当时的《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也以“石室藏书出现”为题进行报道，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这才传遍京城内外。清政府到这时才如梦初醒。

　　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后，清政府学部教育部才发出电令，并拨经费6000两白银，令搜买敦煌遗书，敦煌县存档的第47号《移文》中记载：“奉学部搜买，敝县会同学厅传及绅民，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搜买千佛洞前代写本经卷解省，领价改修文庙。”1910年三四月间，敦煌县将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启运。这批劫后的遗书自敦煌运至北京途中，因偷盗而散失无数。当运送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时，新疆巡抚何彦升字秋辇之子何震彝字畅威竟将大车接到自己家中，约其岳父李盛铎字本斋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取其精好者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拆为二三充不足之数。根据李氏及家人以后出售的卷子目录，看出李盛铎当时攫取四五百卷，何震彝藏掖得更多，因他死得早，又将经卷大都作为礼物馈赠了亲友，所以何氏究竟拿走多少至今是个未知数。现藏东京的一部分卷子，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的150余卷经卷，就是何、李当年私下藏掖下来的。对于这种明火执仗的偷窃行为，学部侍郎宝熙上章参奏。因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土崩瓦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总之，这批敦煌遗书在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卷数比敦煌起运时还多，变成8697卷。1929年，京师图书馆将卷移交北平图书馆时，则成了9871卷。如果以卷数而言，现在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了。

　　六

　　自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经卷之后，1944年，常书鸿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外的地方又发现了经卷残片。1944年8月30日，他们在莫高窟中寺后面的一座小庙移动三尊清末价值不高的塑像时，由于塑像里面的木棒埋在土台基座下很深，所以无法移走。因此只好毁掉塑像，拆毁后发现，塑像里包裹木棒的材料既不是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有经卷的残片。常书鸿和考古学家夏鼐、敦煌学专家向达等人一起进行鉴定，共发现经文66件，残片32片。这是继藏经洞发现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拆毁的三座塑像，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前就已存在了，可见这些写经不是藏经洞里的经卷。从纸质和字体上看，是六朝的遗品。这说明在莫高窟藏经洞之外，也有发现写经的可能。敦煌莫高窟今后一定会发现新的藏经洞，而且是不容置疑的。

在黄河以西有一条狭长的平原，叫河西走廊。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被沙漠戈壁所包围的一小块绿洲，那就是敦煌。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来大将霍去病大败匈奴，列四郡，建两关，打开了通向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丝绸之路”。而敦煌郡，地处丝路南北三路的分合点，当年曾是一座繁华的大都会，就像现在的上海。随着贸易兴盛起来，佛教也从西域传入了中原，但当时很少有人读得懂梵文，怎么办呢？那就刻出来，画出来。

366年，晋朝，有一位乐尊和尚从西域远道而来。太阳快要沉入无边无际的沙漠里了，和尚还未找到住处，四顾苍茫，又累又饿。正在这时，迎着夕阳，他发现沙漠的东南角有三座耸立的高峰，发出灿烂的金光，好像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和尚目瞪口呆，热泪盈眶大呼：“这就是圣地啊！”他顶礼膜拜，发誓在此弘扬佛法。他到处化缘筹资，请来工匠，在沙漠边的断崖上开凿起石窟来。这就是后来被称作第一石窟的乐尊窟。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许多善男信女来顶礼朝拜，建造石窟者也随之多起来，开始从和尚到王公贵族，又由地方官吏、商人到普通百姓。丝绸之路漫长凶险，他们相信，供养佛祖，可以保佑旅途顺利，国泰民安。他们在石头上雕刻出佛祖的模样，在外边一层层抹上泥巴，画出音容笑貌；在四周墙壁上用颜料画上描绘佛教故事，劝人弃恶向善。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畅通繁荣，佛教传播兴盛发达，莫高窟兴起开窟造像之风，目前的735个洞窟中有270多个是在隋唐开凿的。

话说初唐时期，武则天计划称帝，做这么前无古人的事情，肯定得讲求个“君权神授”啊！她的男宠薛怀义翻遍古籍找到一本《大云经》，里面记载了这么个故事：佛祖在世时身为净光天女，后世以女子之身成为国王。暗示武则天就是弥勒佛转世。于是全国各地兴建大云寺，敦煌也不例外。莫高窟现存世界第三大佛像，高达35米，身上的袈裟上画着龙纹，穿着抹胸，嘴唇红润，颇具女性风范，据说就是武则天的塑像。徐克**《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里面那座通天佛像，是真实存在的。

安史之乱之后，河西地区落入了吐蕃族手中。后来敦煌名门望族张议潮率众起义打败吐蕃，归附唐朝，从此建立地方割据政权长达100多年，尽力保全了敦煌的繁荣。现在莫高窟中还画着张议潮统军出行图，骑在高头大马上威风凛凛的模样被保留了下来。

到了明朝，明军被吐鲁番打败，于是全面东撤，敦煌也不要了，嘉峪关也关闭了，路上丝路被切断，转而开发海上丝路。那一边郑和浩浩荡荡下西洋，这一边莫高窟弃置荒野200多年。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重新设置敦煌县。

然后就到了1900年，那个传说中的年份。当时莫高窟由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看守着。某天他在清扫石窟的时候，突然墙壁裂开一个小口，扒拉进去，居然是个洞，里面藏着各种经书文物！时间上，从公元六世纪贯穿到十一世纪，内容上则包罗万象，佛经，医书，账本，甚至是夫妻之间的书信，全部完好留存了下来！王道士四处奔走上报，但是当时的官府无人理会，仅仅命令王道士“就地保管”。后来，英国探险家斯坦因顺着丝绸之路找来了，他听说王道士崇拜唐僧，就说：“我是唐僧派来的，要把经书送回西天。”愚蠢的王道士相信了。斯坦因仅仅用600两白银就运走了几十箱经书。后面，法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也来了。50000件文物，现在留在中国的还不到8000件。

不仅如此，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一伙白俄的败军流窜到中国，在莫高窟安营扎寨，拆掉洞门口的门楣当柴烧，在里面生火做饭，乱刻乱画。

不仅如此，著名画家张大千四十年代到达莫高窟，为了方便临摹，直接用手剥掉外层墙壁，毁坏多幅壁画。

1944年，张大千的敦煌画展在成都和重庆展出，引起巨大轰动，买票的人排出一里多地。有个学画画的学生赶到成都，第一天票卖完了，待到第二天才买到。两年后，他携家带口到了敦煌，在莫高窟呆了一辈子。他就是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从此，中国多了一门学问叫敦煌学。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张大千的画还生动鲜活在纸上，仅仅过了80年，在空气和阳光的腐蚀下，壁画原型已经模糊不清。就连我们游客的每次呼出的二氧化碳，都会加速壁画的流失。

所以，作为一名小小的游客，当你走进莫高窟的时候，会由于呼吸不畅而心跳如雷。

咚。咚。咚。

好像头顶飞天的鼓声轰鸣。

那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