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的原则包括最少干预原则、整旧如旧原则、可逆性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

1、最少干预原则

在古籍的修复中，摈弃传统的整卷整叶托裱的方法，对文献各部分的残破现状做具体分析，对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尽量少地在藏品上添加修复材料，避免因过度修复而造成的保护性破坏，尽量保留古籍文献的各种研究信息。

2、整旧如旧原则

在修复中尽可能保持古籍文献的原貌，保留文献的装帧风格。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并不是企图回复该文献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是尽可能保持该文献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文献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决不使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

3、可逆性原则

即修复措施是可逆的，可重复的。如果将来 发现有更科学更适宜的保护修复技术，随时可以更换修复材料，回到修复前的原来状态。同时可逆性原则对于我们改正工作中的失误而尽量不损害古籍非常必要。

4、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

即修复中所用的修复材料（纸张、线、颜料、墨等）必须与原始文件的材料有一定的色差，避免与藏品本身固有的历史信息混淆。

扩展资料

古籍修复选取纸张的注意事项：

选取修补古籍的纸张，首先要注意纸张的酸碱度，不能用酸性纸张去修补古籍，以免引起或加速古籍纸张的酸化；其次，如果选用旧纸修复古籍，要注意旧纸的纸张强度不能太低。

同时，还要注意所选纸张的纤维组成应该与古籍的纸张相近，厚薄相近，颜色相似但不能相同。补纸的吸水性要强，才易于粘合，纸张帘纹的宽窄也要相近。

具体修复工作中还要注意补纸与古籍纸张的帘纹方向要一致。总之这些都适宜了，才能使修复处纸张粘结的牢固服帖，与原来的书叶协调自然。

-古籍修复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大司徒噶玛丹贝尼吉编年传》（藏文）、《劝诫亲友书注释》（藏文）、《御制表忠录》（满文）等。

《大司徒噶玛丹贝尼吉编年传》由八邦寺噶玛才旺更却阿顿丹培整理完成于1774年6月14日，传记二十岁前部分由大司徒亲自撰写，1724—1734年间事实，根据司徒本人日记与采访事关人员进行编写。1734至1774年，又抄自大司徒的日记。为了文字结构一致，全传忠实原记录，可信度很高。

《劝诫亲友书》由大乘佛教中观学派之创始人龙树著，已有藏、汉译本。龙树一生中撰写了数目惊人的阐释三藏四续密意之论典，包括以理证之道宣说趋入佛法圆满精华大乘道之圆满菩提道次第等。

《御制表忠录》，满文本，清世祖（福临）辑，顺治十三年（1656）内府刻。该书所辑为明嘉靖年间杨继盛《请罢马市疏》、《请诛贼臣疏》两篇著名奏疏的全文，劝勉官员学做忠谏之臣。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中国为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提高公民的古籍保护意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而由文化部拟定，经批准后公布的一份名录，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迄今中国共有11375部国家珍贵古籍，分别于2008年3月1日、2009年6月9日、2010年6月11日和2013年3月8日公布。2023年2月8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发布上线。综合应用了数字人文的多项技术，将珍贵古籍名录书目数据重构为知识库，以多维度知识图谱等多种可视化形式展示，以数字手段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籍定义，"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知识信息;著作方式;文字;物质载体;文字制作技术;装订形式。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