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后，关羽被刘备托付驻守"荆州"，因而后来才有了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但你可曾注意到，关羽丢掉的"荆州"其实远不止我们以为的那么一个湖北荆州呢？

今天的湖北省有一个历史名城荆州市。这座城市历史悠久，也有颇多三国时期的历史遗存，故而很多人一想到"荆州"，就想到这座城市。但"荆州"之名，已知最早见于《尚书·禹贡》。

在先秦至两汉的一些人眼中，"荆州"是"九州"的一部分，是与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豫州、梁州和雍州（或幽州、并州及营州）并列的地理区划。《禹贡》将"荆州"的范围框定在"荆及衡阳"；《吕氏春秋·有始览》则称"南方为荆州，楚也"；《尔雅·释地》载"汉南曰荆州"。

那么按照这些最早的记载，"荆州"应当是如今的汉水以南的广大南方的某一区域。其南界，根据郑玄的《周礼注疏》和郭璞的《尔雅注疏》，应当是今湖南省中部偏东南的衡山以南。一些观点认为，这南界还可以南推到两广地区的北部。

如此，"荆州"的最小范围是汉水以南至衡山，最大范围是汉水以南至南岭以南，也就包括如今的湖北、湖南、贵州和广西多地。而无论是哪种观点，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在早期都只是"荆州"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荆州"的大部分刚好与楚国的疆域重合。《禹贡》所言的"荆及衡阳"的"荆"，更是指楚国的发端地荆山。所以"荆州"、"荆"，在一定场合下直接表示楚国。

至汉武帝时，全国始被划分为十三州刺史部。这十三州中的"交趾"和"朔方"是新被纳入中原统治的地区，而另十一州则是《禹贡》和《周礼》各自所载的"九州"的综合。因而西汉时"荆州"依然存在，且被框定为包括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长沙国、桂阳郡、零陵郡和武陵郡七个郡。

这一区划，在经历了西汉、王莽新朝和东汉后基本没有变化。直至汉灵帝时期，"豪杰各据有州郡"的局面已经无法逆转，"荆州"才变作八郡。刘表出任荆州刺史时，其辖区便包括原本的七郡加章陵郡。

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将荆州一带重新洗牌，曹魏、蜀汉和东吴三家分荆。此时刘备势力所占据的，是南郡、长沙、零陵、武陵和贵阳。这便是关羽最初驻扎的荆州五郡。

不过这五地之中的南郡，其实是刘备向东吴借的一处地界。所以在入蜀后，刘备以长沙和贵阳为替换，将南郡彻底归于蜀汉名下，而将这两郡给了东吴。所以后来关羽所驻扎的，仅是南郡、零陵和武陵三郡。他后来"大意失荆州"丢的"荆州"，便是指这三郡。

南郡，位于汉江南岸，主要包括江陵、华容、当阳、临沮、编、枝江、州陵、监利、旌阳和石首，即如今的湖北省荆州、安陆、汉阳、武昌、黄州、德安、施南及襄阳市一带。关羽驻扎在此时，南郡的治所在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东北）。而位于南郡北部的襄阳当时还在曹操的控制之中。

零陵郡，在今湖南境内。关羽驻守时，零陵的治所在泉陵县（今湖南省永州市境内），全境涵盖了泉陵、洮阳、零陵、祁阳、应阳、观阳和永昌。

武陵郡，涉及如今的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和广西五省，主要是沅江流域。在关羽驻守"荆州"时，该郡治所在临沅（今湖南省常德市境内），辖区主要包括临沅、龙阳、汉寿、沅南、迁陵、舞阳、酉阳、黚阳、沅陵和辰阳。

至于被刘备送出去的长沙郡，也曾是长沙国，在今湖南省境内。就像"荆州"一样，关羽曾驻守的长沙不同于今天的长沙。那时的长沙主要包括临湘、醴陵、浏阳、吴昌、罗、攸、建宁、下隽、蒲圻和巴陵。

而桂阳郡同样位于今湖南省境内。虽说汉代的桂阳郡在名义上是独立的郡，但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其实际管辖权都在长沙国手中。此郡下辖七县，即郴、汝城、平阳、耒阳、南平、临武和晋宁。

因此总得而言，当初关羽奉刘备之名驻守的"荆州"，远不止我们所以为的今湖北省荆州市，而是以今湖北省和湖南省为主体的，兼顾贵州、重庆和广西少部分地区的广大南方地区。也正是因为这荆州面积如此广大，关羽这"大意"一失，才为自己的将来埋下了那么大的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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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中外人物的成长故事希望能帮到你。

汉朝时，湖南属荆州刺史部（治所在南阳郡），其地分为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个郡。

西汉时：

武陵郡：治临沅县（今常德），领临沅、沅南、汉寿、零阳、孱陵、充县、酉阳、迁陵、沅陵、辰阳等10县。

长沙郡：治临湘县（今长沙），领临湘、益阳、罗县、下隽、醴陵、湘南、需阝县、攸县、容陵、茶陵、安城、连道、昭陵等13县。

零陵郡：治泉陵县（今永州），领泉陵、重安、湘乡、昭阳、烝阳、夫夷、都梁、洮阳、零陵、始安、营浦、营道、泠道等13县。

桂阳郡：治郴县（今郴州），领郴县、汉宁、便县、耒阳、阴山、南平、临武、桂阳、曲江、浈阳、含洭等11县。

东汉时：

武陵郡：治临沅县（今常德），领临沅、沅南、汉寿、零阳、孱陵、充县、酉阳、迁陵、沅陵、辰阳、作唐、镡成等12县。

长沙郡：治临湘县（今长沙），领临湘、益阳、罗县、下隽、醴陵、湘南、攸县、容陵、茶陵、安城、连道、昭陵等12县。

零陵郡：治泉陵县（今永州），领泉陵、重安、湘乡、昭阳、烝阳、夫夷、都梁、洮阳、零陵、始安、营浦、营道、泠道等13县。

桂阳郡：治郴县（今郴州），领郴县、汉宁、便县、耒阳、阴山、南平、临武、桂阳、曲江、浈阳、含洭等11县。

西汉与东汉四个郡所属县只有武陵、长沙略有变化。

　许多人年轻得治，当然可喜可贺，但还是有一些名人一直等到老年才等来自己的成功，但是他们的等待一样值得被我们称颂！我精心为大家搜集整理了老了才成功的名人事例，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老了才成功的名人事例篇1：姜尚

　因为年代太久远，姜尚的生卒年不可靠。 传说 他活了100岁，这毕竟是传说。不过说姜太公大器晚成那是肯定没问题的。很有代表性，也很有传奇性，不过可能没几个人有这样的运气。当然自己的实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姜尚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做过卖酒生意。他虽贫寒，但胸怀大志，勤苦学习，始终不倦地研究、探讨治国兴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直到暮年，终于遇到了施展才华之机。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尚为国师，尊称师尚父。姜尚继续辅佐周国朝政。武王十一年，武王举兵伐纣，在牧野大获全胜。周朝建国之后，姜尚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城营丘(今日临淄市临淄北)。

　中国 励志 故事 有句老话“太公八十遇文王”。很可能夸张了。不过我记得在那里看过，说姜尚72岁被拜为国师，可信度就高些。无论是八十遇文王，还是七十而拜相也好，足以勉励我们每一个人。

　老了才成功的名人事例篇2：吴承恩

　吴承恩其实从小在家乡就小有名气，他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 爱好 填词度曲，对 围棋 也很精通，还喜欢 收藏 名人的书画法贴。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然而他的成名作《西游记》却成书很晚。

　他生于一个有学官沦落为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贫。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正式《西游记》的创作。一生穷困的吴承恩，奋尽全力完成中外闻名的《西游记》后，带着悲喜交加的心情，约于万历十年(82岁)离开了人世。

　据说吴承恩正式写《西游记》已经是72岁的高龄。各位年龄偏大，在学术、政界、商界均不得志的，可以考虑来写励志故事小说，说不定也写成一代大师。

　老了才成功的名人事例篇3：屈原

　其实用大器晚成来形容屈原可能不太合适，但我认为屈原在文学上成就的顶峰确实是比较晚的时候。这于他一身坎坷的经历是有关的。早年的屈原一心想做忠君报国的忠臣可能在文学上不能投入太多的精力，而在政坛遭到排挤，被放逐后伟大的《离骚》才横空而出。

　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楚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楚襄王二十一年(62岁)，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汩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诗人写作《离骚》时已经度过了大半生。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断遭到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这时已经再被放逐，到了救国无路的地步;而楚国也由一个颇有希望的国家，被弄到了濒临危亡的绝境。诗人瞻前顾后，感慨万分，他把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熔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离骚》通过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身殉理想的坚贞行动，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他的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人格。

　屈原还是世界四大 文化 名人(其他三位为波兰的哥白尼、法国的拉伯雷、英国的莎士比亚)之一。

　老了才成功的名人事例篇4：齐白石

　这位在近代中 国画 坛享有盛名的艺术大师也是起步晚，基础差。齐白石从小家境贫困，世代务农，仅在12岁前随外祖父读过一段私塾。他砍柴、放牛、种田，什么活都干，12岁学木匠，15岁学雕花 木工 ，挣钱养家。27岁才开始正式 学画画 。这个时候所有人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日后会成为一代大师，获得一连串的荣誉。

　齐白石什么时候可以称的上“成”字不太好说，我想在他中青年的时候已经小有名气，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在56岁后开始大胆突破自己，转变画风后才从此声名大振。

　1949年当选中国文联委员、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委员。1952年聘为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馆研究馆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主席、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曾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3年中央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授予“通讯院士”荣誉状。1956年获世界和平理事会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1957年，担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同年9月16日谢世。卒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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