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学派是吴门最具地方特色和科技优势的一大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吴门医派主流。明清时期达鼎盛阶段，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世界科技领先的地位。

历史渊源

温病学派是中国明代末年以后，在南方逐渐兴起的，以研究外感温热病为中心的一个学术派别。明清之际，温疫流行猖獗，尤以江浙一带为著，且该地区气候溽暑，热病盛行，客观上促使江浙诸医家对温热病进行研究，并由此逐渐形成一个学派。

继明末清初吴有性著《瘟疫论》（1642）阐发疫病流行之特点、治疗之法当与《伤寒论》有所不同后，江浙地区又相继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新理论与治疗方法。其共同特点是认为“温热病及瘟疫非伤寒”，故后人称其为“温病学派”，叶天士（1667—1746）乃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后又有在学术上毫无门派之见的吴鞠通（1758—1836），在全面研究上迄《素问》、张仲景，下至吴有性、叶天士的相关学说后，把温病传变与脏腑病机联系起来，提出将温病分为上焦（肺与心）、中焦（胃与脾）、下焦（肝与肾）三个阶段，即所谓“三焦辨证”的理论体系。

产生原因

温病学派产生成熟于明清两代的我国南方地区有着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明清两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流行性疾病成为了当时医学界面临的新问题。据有关文献统计，明代276年中大疫流行64次，清代266年中大疫流行74次，如明永乐六年，江西建昌，浙江杭州，福建建宁、绍武等地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由于传统的伤寒法治这些瘟疫效果并不理想，这使当时的医家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来治疗这些瘟疫，这便为温病学说的产生创造的积极的条件。

另外，温病学派产生于我国南方地区也和中国南方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湖河渚泊，地处卑湿，水资源丰富，一年四季气候分明，较之北方多温，这也造成了江南多温病的自然条件。这也使江南医家有了更多的治疗温病的实践机会，这也是温病学派产生于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以外，前代医家的不断探索也为温病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温病学派也就应运而生了。

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末年，当时政治腐败，清兵入侵，瘟疫大流行，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据《吴江县志》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吴有性目睹当时的惨状，深有感慨地说：“守古法不合今病……医者徬徨无错，病者日进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他痛心忧虑，感到一个医生的责任重大，为了治病救人，他全力投入到传染病的治疗中，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区，进行细致观察和比较。他在六十岁时将自己平生治疗温病的心得体会和经验编著了一部论述传染病学的重要著作《瘟疫论》，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充实了中医理论中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特色

温病学派是吴门最具地方特色和科技优势的一大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吴门医派主流。明清时期达鼎盛阶段，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世界科技领先的地位。

温病学派的特色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治疗外感病方面逐步摆脱伤寒学说的羁绊而形成的一大学派。

2、温病家有强烈的崇实创新精神。通常被称为"时医"， 处方用药以"轻、清、灵、巧"见长。

3、以卫气营血辨证论治典型的温病。以逆传心包、湿温、伏气温病理论治疗非典型温病。

4、重视预防及潜伏期和初期治疗，病程中注意存津救液、保护元神。

5、验齿察舌、辨斑疹白瘖等阳性体证检查被普遍采用，提高了中医诊断水平。

影响及贡献

温病学派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完善了中医学的理论

温病学派将温病从伤寒中独立出来，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补充了前人在理论上的空白，使温病的治疗摆脱了《伤寒论》的束缚，在临床上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初步建立了中医传染病学

吴有性创造性地提出“戾气”通过口鼻侵犯人体，使人感染瘟疫，科学地预见了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从“口鼻而入”。这些都为传染病学的防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使中医传染病学得到了初步的建立。

对传统辨证论治的补充

温病辨证论治的纲领卫气营血辨证补充了传统的“六经辨证”或“八纲辩证”的内容，为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注重实践的传统

温病学派医家注重实践，敢于突破创新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中医的发展。

综上所述，温病学派作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它完善了中医基础理论，同时也开创了中医传染病学的先河，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评价

《温疫论》是吴有性唯一一部传世之作。共二卷。卷一载论文五十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三十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

《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木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

《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

《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育”时，即不厌“急证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

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中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的理论和经验。

当然吴有性同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医学家一样，都有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如他虽发明了“戾气”学说之千古绝唱，把致疫因子的基本特征和致病特点做了许多正确描述，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微生物科学，只能是一种科学假说；他提出寻找针对性药物，通篇体现的仍然是以攻下祛邪为主体的辨证论治，故也只能是一种启示后人的理想，这些都是不应苛求的。

书中还误将鹤膝风、老年中风等非传染性疾病也归入疫病范畴。虽提出反对妄投寒凉的正确主张，但对黄连只能清“本热”，不能清“邪热”，反对用黄连治疫的认识则欠确当。

认为“温病”、“温疫”、“瘟疫”三者无区别的“正名”也是不恰当的，温病与温疫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温病包括温疫，温疫只是温病的一种。吴氏对疫病的治疗方法尚欠丰富，尤其对预防措施论及甚少。

尽管吴氏有些错误论点、偏见和缺憾，但瑕不掩瑜，吴氏以他的医学实践和聪明才智、创新精神，在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第一、先从官方政府（统治层）来说。

在古代，人们把瘟疫看作是上天的惩罚。瘟疫猖獗时，西汉文帝、东汉恒帝等许多统治者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主动承担责任，向上苍检讨自己的过失，祈祷上苍能收回惩罚。皇帝通过自责诏书安抚人民，增强了人民抗击瘟疫的信心。同时，他还命令各级政府共同抗击瘟疫，共渡难关。而在疫情过后，统治者基本都会免除租赋，减轻百姓的负担。汉宣帝就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在防疫中，要求官员巡视疫区，安抚百姓，开仓救灾，派医生救治民众，稳定民心。在汉代，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宋朝瘟疫发生时，政府组织医生免费治疗病人，医药费由政府支付。因病不幸死亡的，应当向家属支付一定的丧葬费，妥善安葬。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葬。对于灾民家庭留下的孤儿，有关部门将给予一定的救助，使其得到抚养。上述各项措施对落实人性、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二、再从专业（医学）的角度来说。

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其疾病预防原则是“不治已病，治末病”。《素问·本能病》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发病与气候有关。并认为“正气存内”可以“避其毒气”。

在古代，医生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张仲景的《伤寒论》对不同时期的各种传染病都有治疗方法。到目前为止，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仍沿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华佗发现用青蒿治疗流行性“黄胆病”。后来，民间流传着“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的说法。现代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素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晚清吴瑭推荐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等仍在临床应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第三、最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注意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可以有效避免鼠疫的传播。秦汉时期，有记载说，用佩兰等草药洗澡可以防病养身。同时建议不吃生冷食物，不要吃生鱼。隋唐时期的孙思邈提倡个人卫生，重视体育保健，提出饮食疗法、药物疗法、养生、滋补自然、保健相结合的防治思想。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主张人们将水烧开了再喝，这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几率。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记录。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统计，我国在两周时期仅有一次疫病流行的记载。秦汉时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南北朝时期17次，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民国6次。以上仅为见于正史的全国性大瘟疫的记载，局部性的疫情，多不见史载。

　　古代把这些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统称为瘟疫或疫疠。

　　甲骨文中就有商王得了瘟疫的记载。

　　那么古代人得了瘟疫怎么办？其实很早人们就知道，面对瘟疫，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隔离。

　　目前有实物可证实的是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就已经对传染病患者的隔离进行了立法。

　　据《法律答问》（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国已有专门安置麻风病人的隔离机构，称为“疠迁所”，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传染病隔离医院。法律规定政府应设置专门机构对传染病患者加以隔离，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当属最早的记载。

　　当然，并非一隔了之，隔离只是应对疫情的第一步。

　　史料记载，在疫病发生时，国家会直接派医官巡诊为患流行病的病人医治。

　　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至东汉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

　　《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对疾疫治疗重视的首推宋代。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朝廷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

　　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而同样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战国时期秦国的治安法规文献《封诊式》中明确记录着一个传染病案例，有个叫“丙”的人因为外祖母同里者曾有“毒言”（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传染病，它似是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性疾病），他也被怀疑患有“毒言”。知情者采取了主动断绝与丙接触的行为。

　　“丙家节(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

　　即在各种活动中，大家尽量避免与丙接触，如果没有办法，也要避免与丙共同饮食，或者不用同一器具，以防止被传染。

　　所以隔离在当时是自官方到民间都认定的一种防止传染病扩散的措施。

　　汉代承用秦律，这些规定依然有效。

　　到了晋代，国家要求采取隔离措施则已成为制度。

　　晋代规定：“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

　　即大臣家有三人以上得了疫病，其本人即使无病，在一百天内也不得入宫。东晋穆帝永和末年，因疫情严重而出现了“百官多列家疾”，不能入宫朝奉，“王者宫省空矣”(《晋书·王彪之传》)的状况。

　　说明当时为防止瘟疫的扩散，已有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隔离的意识。

　　当然虽然实施隔离，皇帝任然要派御医上门为患病的大臣视疾诊疗，并赐以药物。地方百姓染病，诏郡县备医药救治，甚至连监狱里的囚犯有病也要给予医药治疗。防止瘟疫更大扩散。

　　因为中国的东汉年间屡屡发生大瘟疫，后来的朝代吸取对这种突发传染病的应急处置，平时在太医署等机构每年都要根据时令准备药物，对伤寒、疟疾及金疮之药做充足的储备。军队出征及重大工程项目人员聚集环境及场所，规模达到五百人以上的，太常寺委派一名医师驻点。

　　所以每有疫情，政府的应急措施都很快反应。

　　而局部疫情由地方官直接处理，“郡县给医药”；涉及较大区域，则朝廷派员出使，视察疫情，派人送医、送药，一般都是免费，必要时“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晋令辑存·医药疾病令》)。

　　除了在医治方面，在控制疫病谣言方面，古代也较为有作为。

　　我们知道，古代文化普及率低，给一些谣言发展带来了空间，如东汉的张角兄弟就是利用瘟疫煽动百姓起事。古代医巫不分家，在对待疫病上除了医药，还靠巫术。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人就开始对巫术持怀疑态度。如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患了疾病，子路请求他去祈祷，孔子问：“有这么回事吗？”子路说：“有之。”孔子则说：“丘之祷久矣。”以委婉的方式拒绝了子路关于祈祷的请求，孔子对向鬼神祈祷抱怀疑态度，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

　　《史记·扁鹊列传》中，名医扁鹊就认为病有“六不治”，其中就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

　　隋朝实行科举制后，中央设太医署，隶属于太常寺，是主管医政管理和医学教育的机构，再加上医药知识的普及，很多地方长官不信鬼神，不听巫术，使得每次疫情谣言能得以有效控制。

　　此外在古代社会疫情发展到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时，政府除了在送医、送药的基础上还采取如对死伤损失重大的家庭给予特殊的补助，对百姓减免赋税，减轻徭役，发放赈灾的救济粮款等举措以减轻民众负担。

　　古人对瘟疫的前期预防后期处理也非常完备。

　　古人认为尸体也是病毒和细菌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尸体是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渠道。

　　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

　　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

　　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志愿者，如僧人等帮着掩埋尸体，以发放度牒为奖励。南宋嘉定元年，江淮一带大疫，政府就招募志愿者，掩埋尸体达200人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宋史·五行志》)。

　　而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最初，人们都将疾疫的发生认为是四季不时或者瘟神作怪。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环境及公共卫生有紧密关系，因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

　　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即用严刑禁止向街道等公共区域倾倒垃圾，重刑惩治破坏公共环境行为。

　　不仅如此，古代普遍重视公共环境卫生建设。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公共厕所。《墨子·旗帜》就曾记述那时的公共厕所：在道外设屏，以30步为周长，一般要垣高12尺以上。

　　而公共厕所发展到了汉代，已需专人管理。

　　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便主持兴工清理沟渠，改善市民居住环境，消除疫病发生。

又名又老的中医泰斗邓铁涛先生经常信口开河一些昏话，比如他曾说“中医

不怕流感，早在1700年前的汉代张仲景已留给我们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加上明清

医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胸有成竹！”，“中国从未有一次瘟疫流行死亡过百万，

上世纪60年代流感流行就被‘达原饮’一个方子制止了”。我在37度医学网论坛

里曾经对老先生的惊人之语作过一番“考证”和批驳，完全可以为他的“昏话”

作一个注解!

古代瘟疫的说法很多，古籍记载约有数十种，如疫、疫气、疠气、疫疠、温

热、天行、疠、瘥、大头瘟症、疾疫、大瘟、痘疹、痘疫、疙瘩瘟、羊毛瘟、疟

疾、天花、番痧、螺痧、痧症、烂喉痧、喉症、痒子症、瘪落痧、痒疥疾、首疾、

气疾、茄妈瘟、闷头疟、疫瘴、霍乱、转筋霍乱、阴霍乱、鼠疫、鼠瘘等等。无

论何种名目，毫无疑问，古人并不知道瘟疫的真正原因！吴有性虽然天才地感觉

到“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究竟是一种猜测。人类真正认识瘟疫原因的是从病

毒学之父巴斯德开始的（详情略）。

从历史看，中国大疫频发，史不绝书! 现知最早的疫病发生于殷商，甲骨文

有：“贞：疒�不�。”意思是说：当时疫病流行，人们去占卜，希望疫病不要

再流行。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这 2632年间，共记载有772年次程度不等的

瘟疫,平均不到4年就有一次。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

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大疫流行时，往往“死者不可胜计”，“丁尽户绝”，

“户灭村绝”，是真正的人间惨象!

自西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瘟疫大流行的高峰期有以下几段时期：

一是西汉至东汉时期。东汉末年从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原地区瘟疫凶猛。

张仲景：“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

伤寒十居其七”(医圣家族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他又哪有什么可以效验千年

的“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呢！) 。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尤多。魏

文帝曹丕：“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尽管当时没有准确的数字统计,也不难想象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

另一是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纪）。从1109年至1234年，“疫死者半”、

“开封大疫，诸门出柩90余万人。”明代万历、崇祯至清康熙年间，即1580至

1663年,疠疫流行，死亡枕籍。最严重的是1641年，南北两直隶，山东、安徽、

浙江、贵州、湖南等地疾疫大作，山东东明县“春二月瘟疫大作，有一家死数口

者，有一家全殁者，白骨山积，遗骸遍野” 。1643年的瘟疫，“有疙瘩瘟、羊

毛瘟等，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月间，死者数百万…至霜雪渐繁，势始渐

杀（古人也观察到瘟疫是被“自然”所控制的，没中医什么事儿）。” 山东

“春夏间瘟疫盛行，甚至户灭村绝。”有历史学家保守估计，明末大瘟疫死亡人

数在千万以上。中医对付这种瘟疫又何尝“胸有成竹”过呢！

近代中国瘟疫大暴发是从光绪十四（1888）年、民国十（1921）年和民国二

十一（1932）年。仅1888年霍乱流行，被清政府统计到的感染的市县达 306处。

1900--1949年，“仅仅死于鼠疫的人数就有102万。病死率89%”1921年，云南瘟

疫流行，病名是“烂喉丹痧（猩红热兼白喉）”。连“云南省长刘祖武全家传染

此症，不治死亡”。

总之，只要不是睁眼说瞎话，我们从历史里从来就看不到中医曾经对瘟疫有

过有效的办法，医圣张仲景也不例外！铁涛老自豪而轻松的狂言不过是昏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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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崇祯时期的瘟疫

崇祯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个皇帝，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自然灾害不断，农民起义不断。崇祯年间，明朝统治区域内许多地方都流行起了鼠疫，尤其是崇祯末年，各地的瘟疫是一场连一场。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突然很多地方出现疫情。万历《山西通志》记载这年垣曲、阳城、沁水大疫，“道□相望”。高平、辽州大疫，“死者甚多“。这年山西南部普遍出现旱灾，而疫情主要是在山西东南地区流行。沁州沁源县城中仅数百家，但由于“岁荒，斗米钱半千，夏遭瘟疫，死者不计其数”。 崇祯七年、八年，山西西部靠近黄河的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社会不安定，自然灾害交加，兴县就出现了疫病，“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之为空。” 靠近兴县的临晋这年也有大疫，疫病的高峰在三四两月之间。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自北到南瘟疫大流行，这年大同瘟疫流行，“右卫牛也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问绝迹，岁大饥”。南部的稷山县也出现大疫“死者相枕藉”。崇祯十六、十七两年是山西流行瘟疫的高峰。浑源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甚有死灭门者”。崇祯十七年大同府“瘟疫又作”，而灵邱县“瘟疫盛作，死者过半”。南部的潞安大疫，“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问，有阖家死绝不敢葬者”。 疫情也传到河南地区。河南内黄县《荒年志碑》记述了黄河两岸崇祯十三年“风大作，麦死无遗，有家无人。食糠榆皮，受饥者面黄身肿，生瘟疫，死者过半”。崇祯十四年，中原大地疫病四起。春二月，内黄县一带家家遭瘟，人死七分。当时有地无人，有人无牛，地遂荒芜，偃师县“春大疫，死者枕藉”。阌乡县春天饥荒大疫。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商水县“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初犹棺敛，继买薄卷，后则阖门皆死，竟无一人能敛者。至六月间，街少人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顺治《商水县志》)。这些地区的疫病十分剧烈，挨家挨户传染，一批又—批地死人，连棺材也来不及制作，马路上吓得连行人也没有。 今江苏吴江县曾遭到连续二次的大疫袭击，崇祯辛巳年(1641年)吴江突然大疫流行。这场大疫中死去的人不计其数，死亡率之高令人惊讶。有一大户人家，先是一人染病但几天里全家数十人一一被感染，最后全部不治身死。《吴江志》称：“阖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这种高死亡率的疫病当时人十分少见，只觉得“偶触其气”必死无疑。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距上次瘟疫流行仅隔三年，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得病者最主要的症状是口中不时喷血，喷血后不久就毙命不起。吴江城内死掉的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甚至一条巷内的居民全部得了这种病而死亡，更不知有多少人全家死绝，一个活的也没留下。这场大疫持续了一个多月，夺走了大量吴江人的性命。 河北京津地区，崇祯十三年后也是大疫流行。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出现。大名府“瘟疫传染，人死八九”。第二年，河北的疫情继续有所发展。大名府上年的瘟疫传染一直延及到了崇祯十四年。当年春天无雨，“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顺德府由于连年荒旱，“瘟疫盛行，死者无数”。广平府、真定府、顺天府均出现大疫，并于这年七月疫病传进了京师。 崇祯十六年，顺天府通州于七月流行疫病，“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康熙《通州志》)。京师北部的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见则死，至有灭门者”。保定府处于京师南约200多里，这年“郡属大疫”，其中雄县的瘟疫最为严重，“人心惊畏，吊问之礼几废’。疫病蔓延进京师是在这年的二月。《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这场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万人的死亡。 据吴震方《花村谈往》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至十月，京师内外疫病流行进入高峰。流行的病叫疙瘩病。不论贵贱长幼，得了这种病很快就会死亡，甚至一呼病名，病就来了，不留片刻，人就死去了。患者胸腹稍满，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数千，很多人死了连病名都还不知道。兵科曹良直正与客人对谈，举茶打恭行礼，人站不起就死去了。兵部朱希莱拜访客人急急赶回来，刚进室内就死去。宜兴吴彦升受命为温州通判，刚想登船去上任，一个仆人就死了，另一仆人去买棺材，很久还未回来，赶去一看，这个仆人已经死在棺材店。有同在一个旅馆住宿的朋友鲍某劝吴某搬迁到另一个旅馆，鲍某先背负行李到新居，吴某稍微落后一会赶来，他看见鲍某已死在新居里。吴某赶忙又搬出去，等到第二天清晨，他也死去。金吾钱晋民陪同客人饮酒，话还未说完就断了气，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及婢女仆辈在短时间内死了15个人。又有两个同伴骑著马赶路，后面的人先说话，前面的人答了话，后面的人再说话，前面的人已经死在马鞍上，手里的马鞭还在高高扬起。沿街小户人家死的人更是无法计算，街道上已经没有人在闲谈、散步了。死的人实在太多，很多人连棺木都设有，因为棺材店来不及赶制。根据官方计数，九扇城门抬出的死者有20余万人。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谈到京师的鼠疫时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所谈和吴震芳的记述完全符合。 与京师很近的天津也受到瘟疫的侵袭，不过已是崇祯十七年了。骆养性谈到：“上天将灾害降临人间，所以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九月，疫病传染到达顶峰。感染疫病者时间长的，一二天中死亡，而时间短的，早晨得病，晚上已经死了。天津城内每天就有好几百人死亡，甚至有的全家不留一个活的。这种病一户挨著一户传染，没有一户能幸免的。只要有一个人得了病，就会传给全家人。这病在天津城内已经传播了有二个月，引起了重大丧亡，至九月达到高潮，城内外都在死人，而城中心死的更加多。现在的天津城中路途上到处都是棺材，耳朵听到的都是哀号之声，人们个个都是悲凉惶恐。”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太原，遂分兵直趋北京。北京西北的宣府地区在李自成大军经过后疫病重又活跃，“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京师周围的瘟疫直到清初仍未停息。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保安卫、沙城堡大疫后死绝的不下一千家。康熙《怀来县志》载：“生员宗应祚、周证、朱家辅等皆全家疫殁，鸡犬尽死，黄昏鬼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

参考资料：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后世不断的完善和补充，最终形成了一个有理论支撑、有实践指导的系统性中医。

中医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由于近代以来中医从上倒下受到打压，中医的发展历经艰难。作为一个保障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医术也备受质疑，以至于有人怀疑中医在历史上是否有攻克过疾病、战胜过瘟疫？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这就是因为中医与各种瘟疫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对决，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说起瘟疫，最让人恐怖的当属于天花病毒，在整个天花的历史上，总共造成了数亿人死亡，而最先发现预防天花的还是来源于中医。中医名医孙思邈用取自天花口疮中的脓液敷着在皮肤上来预防天花。到明代以后，人痘接种法盛行起来。在此基础之上，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了危险性更小的牛痘接种方法。

到目前为止，天花病毒是唯一被消灭的病毒，其中中医的贡献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奠定了天花接种的基本原理。

雏鹅初次放牧与放水时间视外界气温而定。天气暖和时间在7～11日龄开始放牧，冷天在15～20日龄。必须选择风和日暖的天气。待饲喂完后，将其赶到附近平坦草地上放牧，任其自由采食青草，放牧05～1小时左右，赶到清洁的浅水塘中嬉水几分钟，再赶到岸上让其梳理绒毛。切忌在日光暴晒的中午放牧，暴风雨来临时，立即将雏鹅赶回舍内或避风遮雨的场所。初次放牧后，只要天气好，要坚持天天放，随雏鹅日龄增加逐步延长放牧时间，加大放牧距离，相应减少喂青次数，白天甚至不喂，只需夜间补饲1次。每天争取放5～6个饱，所谓吃饱，即鹅的嗉囊发鼓发胀到喉部下方处，即为一个饱的标志，收牧时清点数，毛干后再赶回育雏室。 防疫灭病在1～2日龄注射小鹅瘟抗血清05～1毫升/只或小鹅瘟高免卵黄抗体1毫升/只，也可在雏鹅3日龄皮下注射10倍稀释的小鹅瘟疫苗02毫升/只；5～7日龄用鹅副黏病毒油乳剂灭活苗肌肉或皮下注射03毫升/只；在鸭瘟常发生地区雏鹅在5～10日龄取鸭瘟弱毒疫苗2～3只份，用05毫升生理盐水稀释后肌肉注射；30日龄左右用01%的敌杀死对鹅体喷洒，杀灭体外寄生虫。 雏鹅初次放牧与放水时间视外界气温而定。天气暖和时间在7～11日龄开始放牧，冷天在15～20日龄。必须选择风和日暖的天气。待饲喂完后，将其赶到附近平坦草地上放牧，任其自由采食青草，放牧05～1小时左右，赶到清洁的浅水塘中嬉水几分钟，再赶到岸上让其梳理绒毛。切忌在日光暴晒的中午放牧，暴风雨来临时，立即将雏鹅赶回舍内或避风遮雨的场所。初次放牧后，只要天气好，要坚持天天放，随雏鹅日龄增加逐步延长放牧时间，加大放牧距离，相应减少喂青次数，白天甚至不喂，只需夜间补饲1次。每天争取放5～6个饱，所谓吃饱，即鹅的嗉囊发鼓发胀到喉部下方处，即为一个饱的标志，收牧时清点数，毛干后再赶回育雏室。 防疫灭病在1～2日龄注射小鹅瘟抗血清05～1毫升/只或小鹅瘟高免卵黄抗体1毫升/只，也可在雏鹅3日龄皮下注射10倍稀释的小鹅瘟疫苗02毫升/只；5～7日龄用鹅副黏病毒油乳剂灭活苗肌肉或皮下注射03毫升/只；在鸭瘟常发生地区雏鹅在5～10日龄取鸭瘟弱毒疫苗2～3只份，用05毫升生理盐水稀释后肌肉注射；30日龄左右用01%的敌杀死对鹅体喷洒，杀灭体外寄生虫。 预防性投药一般出壳羽毛干后运到育雏室，稍加休息就可以饮水，1日龄饮5%多维葡萄糖水或5%～8%蔗糖水，以增加雏鹅能量，促进胎粪排除；2日龄饮002%高锰酸钾水，以清洗和消毒胃肠道，并补充锰元素；3日龄饮01%穿心莲和板蓝根(大青叶)水，以清胃解毒，健胃杀菌；4～7日龄投喂002%土霉素和强力霉素10～20毫克/只，以及沙星类等药物，以防止雏鹅胃肠道疾病。一旦发现雏鹅食欲不振、打蔫、粪便异常，立即投喂003%土霉素或卡那霉素，与水混合内服，每升水加入30～120毫克，每天2次，连用2～3天。 饮水与开食头3天最好饮温开水，每昼夜饮水不少于6～8次。经过长途运输或饮水不足容易出现脱水现象，表现为粘膜干燥，眼凹陷、脚蹼皮肤干瘪、皱缩、羽毛逆立、体重减轻，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提高育雏室温到30℃～32℃，用09%的食盐水浸泡细菜叶，令其充分采食，然后喂精料，最后再饮水，发现雏鹅脱水或极度口渴时，第1次饮水必须限制饮水量，逐渐增加饮水量，切忌暴饮，以防水中毒。饮水后1小时就可以开食，开始以细小的谷实类饲料为好，如小米、碎米等，经水浸泡2小时左右，喂前沥干水分，或喂半生不熟的米饭，不粘不烂，或蒸六七分熟的玉米面窝头，用麸皮或玉米面将窝头搓成小颗粒喂给。开食时可把精料撒在草席或暗色塑料布上，任其啄食。然后再喂青绿饲料。每昼夜喂6～8次，其中夜间2～3次。每天喂的次数宜多不宜少，每次喂量宜少不宜多。喂的方法是“先饮后喂，定时定量，少给勤添，防止暴饮暴食”。2～3天后按定时、定量、定质饲喂。4日龄开始喂不溶性河砂，以帮助消化，喂量占精料的1%，大小1～15毫米，喂前砂砾用清水冲洗干净或砂锅消毒，每周喂量一次性喂完，切勿天天喂和敞开喂，否则招致“食砂癖”，影响对其他饲料采食。 “三度”的控制“三度”系指温度、湿度和密度。一般雏鹅的保温期为3～4周。舍内温度要平稳。稳中有降，切勿忽高忽低，忽冷忽热，否则影响雏鹅健康与整齐度。温度计应悬挂在鹅群中央，高度距垫料8厘米左右，应尽量保持雏舍干燥，有利于减少胃肠疾病和球虫病的发生。1～5日龄：温度27℃～28℃，相对湿度65%～75%，饲养密度：中、小型鹅种每平方米15～20只，大型鹅种12～15只；6～10日龄：温度25℃～26℃，相对湿度60%～65%，饲养密度：中、小型鹅种10～15只，大型鹅种8～10只；11～15日龄：温度22℃～24℃，相对湿度60%～65%，饲养密度：中、小型鹅种6～10只，大型鹅种5～8只；16～20日龄：温度20℃～22℃，相对湿度65%～70%，饲养密度：中、小型鹅种5～6只，大型鹅种4～5只。 通风与光照育雏室空气越新鲜，雏鹅长的越快，成活率越高。若发现育雏室二氧化碳、氨、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多，有刺鼻、眼感觉，应先把雏鹅赶起来活动一会，再逐渐打开门窗通风换气，不要有过堂风吹到鹅身体上。一般以人进入鹅舍时不觉得闷气，没有刺鼻眼的臭味为宜。 育雏期间，一般要保持较长的光照时间，有利于雏鹅熟悉环境，增加运动，便于采食、饮水。1～3日龄24～23小时光照，4～15日龄18小时光照，16日龄逐渐减为自然光照，晚上需开灯喂料。光照强度0～7日龄每15平方米用1个40瓦灯泡，8日龄后换用25瓦灯泡，高度距鹅背部2米左右。 放牧与放水雏鹅放牧地应“就近、平坦、草嫩、水洁、僻静”。鹅群大小以300～500只为宜，将日龄、大小、强弱接近的组成一群，最好采用全进全出制的管理方式。 雏鹅初次放牧与放水时间视外界气温而定。天气暖和时间在7～11日龄开始放牧，冷天在15～20日龄。必须选择风和日暖的天气。待饲喂完后，将其赶到附近平坦草地上放牧，任其自由采食青草，放牧05～1小时左右，赶到清洁的浅水塘中嬉水几分钟，再赶到岸上让其梳理绒毛。切忌在日光暴晒的中午放牧，暴风雨来临时，立即将雏鹅赶回舍内或避风遮雨的场所。初次放牧后，只要天气好，要坚持天天放，随雏鹅日龄增加逐步延长放牧时间，加大放牧距离，相应减少喂青次数，白天甚至不喂，只需夜间补饲1次。每天争取放5～6个饱，所谓吃饱，即鹅的嗉囊发鼓发胀到喉部下方处，即为一个饱的标志，收牧时清点数，毛干后再赶回育雏室。 防疫灭病在1～2日龄注射小鹅瘟抗血清05～1毫升/只或小鹅瘟高免卵黄抗体1毫升/只，也可在雏鹅3日龄皮下注射10倍稀释的小鹅瘟疫苗02毫升/只；5～7日龄用鹅副黏病毒油乳剂灭活苗肌肉或皮下注射03毫升/只；在鸭瘟常发生地区雏鹅在5～10日龄取鸭瘟弱毒疫苗2～3只份，用05毫升生理盐水稀释后肌肉注射；30日龄左右用01%的敌杀死对鹅体喷洒，杀灭体外寄生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