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一般称为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

第一，南北经济趋于平衡。江南迅速开发，中原发展相对缓慢。黄河流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秦汉时期，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多发生在北方并且时间持续很长，使得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使得南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样南北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 第二，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士族制的发展和统治者崇信佛教，导致地主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恶性膨胀，造成土地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

第三，商品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由于战乱，不少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南方刚刚开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

第四，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由于民族融合的加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密切，并逐渐融合为一体。各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为隋唐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突出特点

（1）科学技术成就突出。如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2）思想界异常活跃。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3）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成就，体现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民族风格。 （4）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此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南北民歌风格炯异。

社会、政治方面有三大特点：

一、社会大分裂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分裂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除西晋短期统一以外，魏晋南北朝多数时间处在分裂割据状态，或三国鼎立，或南北对峙。南北对峙下的南方和北方，又时常呈现不同的分裂割据局面。秦汉时期的豪强地主发展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族地主。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分裂，也不是绝对的。分裂背景下又孕育着统一的因素。魏、蜀、吴三国实现了局部范围的统一，十六国北朝时黄河流域曾先后出现过前秦、北魏和北周的三次统一，东晋南朝虽然朝代更替频繁，但南方相对统一。这些统一因素的存在，为隋唐统一鼎盛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为结束分裂混战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物，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努力。曹操、诸葛亮、祖逖、王猛、刘裕、北周武帝等都是为统一做出过贡献的人物。

分裂割据状态下，战乱频仍，各地交通阻隔，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严重破坏、商业经济的衰退是分裂割据带来的后果。但是在个别情况下，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例如，三国鼎立时期，国家虽然分裂，但比起东汉末年的割据混战，战争已经大为减少，魏、蜀、吴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内大力发展生产，南北人民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机会。同时，在三国政治、外交舞台上，上演一幕幕历史活剧，充满了生机。总之，统一固然比分裂要好，但不能绝对化，对具体的情形要做具体的分析。

二、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秦统一中国以后几百年间，我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结果。“多民族的统一”，是对秦汉王朝的高度概括，“多民族的融合”，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分裂之外的又一大时代特征。

两汉时期汉匈之间的和战，增进了双方的交往与了解，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迁居内地、建立少数民族政权，最后与汉族融合，提供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长期割据混战。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获得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趁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纷纷迁居内地，一些少数民族的贵族，还先后建立起政权。如西晋末年，匈奴 贵族刘渊，乘“八王之乱”据有并州，建立了“汉”政权，羯族首领石勒建立了“后赵”政权，十六国之中，除了前凉、西凉和北燕为汉族人建立以外，其他都由迁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建立。北朝中的所有政权，也都是迁居内地的西北、北部少数民族建立。这一时期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南方的越族、西南地区的夷人，也都与内地封建王朝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经过长时间的杂居相处，共同经历割据混战的苦难，各族人民之间增进了了解。民族界线越来越小，社会上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这种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在北方表现得最为明显。北魏孝文帝顺应这一历史潮流，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出现。当然，促进民族融合局面出现的因素很多，我们之所以肯定北魏孝文帝改革，主要是他具有远见卓识，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趋势并积极地顺应这种趋势，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历史的进步。经过民族融合，许多以往的民族消失了。像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叱咤中国北方的匈奴族，到南北朝后期已经不见其名。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血液，内地经济生活中增添了新的成分，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创立的均田制、府兵制等都为以后的中原王朝所沿用，这些都为下一个繁荣时代的来临创造了条件。

三、门阀大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遭到破坏，门阀士族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形成这一时期特有的政治面貌。

门阀世族是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的进一步发展。门阀世族统治影响至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是这一时期除社会大分裂、民族大融合之外的第三大特点。

九品中正制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东晋和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的鼎盛时期。北魏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在北方豪门大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北方的门阀世族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和庶族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不平等的条文规定，但事实上是不平等的。那时，士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庄园，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善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等。士族把特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世族门阀统治，不仅直接导致西晋时的八王之乱，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对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只有37年大一统，而余下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这个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到589年隋朝灭南朝陈而统一中国，共369年。可分为三国时期（以曹魏正统，蜀汉与孙吴并立）、西晋时期（与东晋合称晋朝）、东晋与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对立时期，共150年）。另外位于江南，全部建都在建康（孙吴时为建业，即今天的南京）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个国家又统称为六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东汉末年，各路军阀割据争雄，东汉统一帝国名存实亡。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劫持到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试图在汉的旗号下重新实现全国政治统一，但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及人为努力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在汉帝国的废墟上出现魏（公元220—265年）、蜀（公元221—264年）、吴（公元222—280 年）三个鼎立对峙的政权。公元280 年，继承魏的西晋（公元265—317 年）统一全国，但西晋仅稳定统治了20余年便在各种矛盾的影响下土崩瓦解。西晋灭亡后，江南相继出现东晋（公元317—420 年）、宋（公元420—479年）、齐（公元479—502 年）、梁（公元502—557年）、陈（公元557—589年）等五个前后相承的政权，北方则经历了汉族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成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燕、南凉、北凉、西凉、夏和北燕等十六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公元304—439年）、北魏（公元386—534年）、东魏北齐（公元534—577年）及西魏北周（公元535—581年）等政权的统治。公元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后，与江南的宋、齐、梁、陈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史称南北朝时期。公元581年，隋取代已统一北方的北周政权，并于公元589 年灭陈，重又统一全国，魏晋南北朝历史时期结束。上接秦汉，下启隋唐的魏晋南北朝，是介于两个统一帝国之间的分裂动荡时期，同时也是继承秦汉的历史遗产，孕育隋唐新的统一帝国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指公元220年曹丕代汉、至公元589年杨坚灭陈，这为期三百六十九年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是封建国家长期分裂、门阀地主阶级加强统治、科学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哲学上玄学与反玄学，及有神论与无神论之争，反映了这一时代的思想上的特点。

　　在中国的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十分混乱、黑暗的时期。政治上东汉豪强地主发展起来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实行专政统治，统治者占有大量土地，拥有大批奴婢、 佃客、家丁等，享有免税、免役等特权，而且腐化堕落、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使社会经常处在分裂变乱中，农民起义和民族战争不断，人口伤亡，物质和精神文化 均受破坏，尤其中原地区更加惨重。在北方，曹魏、西晋初年及后来鲜卑拓跋魏统一时期，结束了中国自董卓之乱以后，长达九十年的分裂割据的混战局面。经济上 实行了屯田、占田、均田政策，晋武帝司马炎在位二十六年中重视增加中原的人口，用行政办法将大量流动人口安置到土地上去进行生产，并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 利。这些都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中国在物质、精神发展上并没有完全停滞。江南还有二三百年的偏安时期，农业、蚕丝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成为中原之后全国的富庶地区。

　同时，这一时期的科技有了新的发展，三国时张仲景的《伤寒论》，建立了阴阳表里的辨症说；王淑和的《脉经》，对生理、病理和疾病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说明；刘徽发明了重差术，对数学和测量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北朝时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计算，达到了当时世界最精密的水平；北魏时贾思勰系统总结了中国农业生产经验，著有《齐民要术》；钱乐之制了著录世界上最早最多星球仪的铜浑象。这些也都推动了哲学思想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思想的特点之一是：玄学的兴起。所谓玄学，其广义泛指一切抽象的理论，也称“形而上学”，即研究超经验东西的学说；其狭义就指魏晋玄学。“玄”指虚无玄远、高深莫测，它起源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魏晋玄学是对汉代经学的扬弃。东汉王朝被推翻后，传统儒学威严扫地，魏晋统治者试图以老庄解释儒经，把《老子》、《庄子》、《周易》三本书抬 出来，以“玄谈”为其腐朽的生活方式辩护，魏晋玄学便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发展。第一阶段是以著名的玄学首领人物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开创了“正始玄 风”、“天下万物皆以‘无’为本”的玄学。第二阶段是以乐广、裴頠对“以无为本”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崇有”论的玄学。第三阶段是以郭象《庄子注》中的 “独化”论，综合了“贵无”和“崇有”的主张，把玄学推向了顶峰，为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提供了理论支柱。

　玄学与反玄学之争除有无之辨外，还有言意之辨。玄学家们利用认识过程的复杂性，片面夸大言意的差异和矛盾，以论证其虚无本体论，欧阳建则以“言不尽意”论戳穿了虚无本体论。

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只有37年大一统，而余下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

这个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到589年隋朝灭南朝陈而统一中国，共369年。可分为三国时期（以曹魏正统，蜀汉与孙吴并立）、西晋时期（与东晋合称晋朝）、东晋与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对立时期，共150年）。

另外位于江南，全部建都在建康（孙吴时为建业，即今天的南京）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个国家又统称为六朝。

扩展资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突出特点

1、科学技术成就突出。如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2、思想界异常活跃。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3、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成就，体现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民族风格。

4、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此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南北民歌风格迥异。

-魏晋南北朝

总的特征：封建国家分裂：民族大融合

政治 经济 北方经济的破坏与恢复 江南经济的开发 士族庄园经济与寺院经济的发展 民族关系略

文化特点是：1 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 2 体现民族大融合的特色 3 思想领域异常活跃 4科技成果成就突出

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经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时期，它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具有重要地位。同时又由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而创立许多制度，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1)士族制度贯穿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最具时代特征的政治制度，决定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士族制度形成于汉魏之际，西晋时得到巩固，东晋时达到鼎盛，南朝时逐渐衰落。

(2)两汉末年以来，战乱使流民和劳动力不足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利用国有荒地，解决流民和劳动力不足是这一时期经济制度的共同特点。曹操大规模推行屯田制，为魏蜀吴三国沿用，促进农业发展；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后被隋唐沿用，有利用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科学技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特点；一是江南迅速开发，中原相对停滞；二是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三是商品经济水平较低；四是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其中，江南经济赶上北方是最重要的特点。

(1)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我国经济重心甫移打下基础。一方面是江南经济的开发；另一方面是北方农业虽屡遭破坏，但总体还是在恢复和发展。江南经济开发从江东扩展到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岭南和闽江流域。其原因，一是北方大量人口南迁；二是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三是一些统治者推行重农政策；四是北方粟麦等旱田作物南移。北方农业恢复与发展的原因和表现，一是研制新农具，推广新技术；二是兴修水利；三是开发边疆地区。

(2)魏晋南北朝手工业，门类与秦汉基本一致，但品种更丰富，产量增加，技术有所进步，突出手工业部门有纺织业、矿冶业、制瓷业和造纸业。

(3)魏晋南北朝时期商业畸形发展，钱币衰落，布帛、谷物等实物货币盛行。但北魏以后，北方商品经济有所恢复，南方商品经济相对比较活跃。这一时期对外贸易不逊于前代。

民族融合形成高潮

民族融合的过程，也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缔造过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这个过程的重要阶段。

(1)三国时，诸葛亮治蜀，“和抚”南中地区各少数民族，发展当地经济。孙吴政权招降越族，增加人口，促进江南经济迅速发展。

(2)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少数民族陆续内迁，西晋时，出现了匈奴、鲜卑、羌、氐、羯等族大迁徒的局面。他们与汉族杂居，共同反抗西晋的压迫。

(3)十六国时期，我国北方和西南地区先后出现十几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展开混战，原有民族布局被打乱，各民族间差异缩小，各族贵族割据势力削弱，北方出现民族融合趋势。

(4)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民族融合加强，孝文帝改革顺应了民族融合的潮流，加速了民族融合和封建化进程。至北朝末年，胡汉差异逐渐消失，实现了民族大融合。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象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之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事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种数十盆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象。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主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魏晋风度，也称魏晋风骨，是指在魏晋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一些士人、文人骚客所表现出来的刚正的气概，顽强的风度和气质。

士人，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他们学习知识，传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循道，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这些士人和官吏统称士大夫，这个称谓始于战国时期。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如何入仕？汉武帝后选拔人才有察举和征辟两种方式，察举是由下而上，地方官在辖区内选人才推荐给上级；征辟是由上而下，由皇帝征聘。所以士人们要想做官，就要和大官僚结盟，希望能推荐入仕，有朝一日哪个士人飞黄腾达也会稳固和强化这些大官僚的政治地位，所以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双方受益。在东汉后期，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门生遍天下，成为门阀大族，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在魏晋时期发展壮大，到了东晋达到鼎盛，司马睿就是在门阀士族的拥戴下建立东晋，比较大的门阀士族和皇权分庭抗礼，甚至威胁到了皇帝的权威，这也是东晋灭亡的原因。桓玄就是典型的代表，曾一度推翻司马氏的统治，自立为帝。只是后来失败，被刘宋取代。到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宋齐梁陈各代皇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想方设法不断削弱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力量。隋朝设立的科举制，就是一个重要的削减他们政治力量的策略，通过相对公平的科举，让更多的有才能的人参与国家政治，减少门阀大族的党羽，让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