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为汉长沙国首府临湘县所在地。该墓地曾被讹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故称马王堆；又曾被附会为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双女”。

在文物清理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枚印章，上面刻着“妾辛追”几个字，说明墓主人的名字叫辛追。另外在一些随葬器物上，印有“軑侯家丞”和“軑侯家”的字样。根据史书记载，軑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个侯爵，曾在长沙国担任丞相。由此基本确定墓葬的年代属于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据《史记》和《汉书》记载，长沙相利仓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卒。

根据漆器款识、封泥、印章等推断，一号墓发现年约50岁左右的女性尸体，墓内又出“妾辛追”骨质印章，墓主为利苍之妻；二号墓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苍” 3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为利苍本人；三号墓墓主遗骸属30多岁的男性，是利苍之子， 三号墓共出土随葬器物1000余件，主要名单如下： 简牍，共计610支，部分残简出土于封土之中，著作内容可分为医术（200支）和遣策（410支）两部分； 兵器，共计38件，其中有弓4件、弩2件、矢和矢箙（共计24支，685厘米的12支，其余为824厘米）、兵器架1件、木剑3柄、戈1件、矛1件等； 乐器，瑟1件，竽1件，琴1件，疑似为萧的乐器2件； 纺织品，其中包括著名的帛书和4幅帛画，帛画分4幅，一副为T字形，通长233米，上部宽141米，下部宽050米，内容与一号墓出土的帛画答题类似；一副为长方形，长212米，宽094米，所画内容为车马仪仗场面；另两幅有所破损，其中一副已经破损到无法辨别原画主题是什么，另一幅有所破损，但尚可看清所画内容。帛书出土时有所粘连，宽度为18厘米，每行宽约6-7毫米，字体的方向与帛的纬线方向一致，字体大多数为早期隶书，少数为篆书，根据字迹来看出自多人之手，其中的内容有《易经》、《老子》、《战国策》、部分天文历法五行占卜方面的著作等，以及两幅地图，其中文字记载部分与现传内容有大量出入。其他纺织品主要有绢、罗、纱、锦和绣等； 漆器，共有316件，鼎（共6件），盒，壶，钫，盆，盘（共68件），巵，匕，勺，耳杯（共174件），耳杯盒，奁，匜，案，几，屏风，箕等，大多为木胎，部分漆器上有字； 木俑，共计104件，其中有着衣歌舞俑和乐俑共计17件，着衣侍俑8件，雕衣俑4件，彩绘俑73件； 竹笥，共计50个，出土时已严重腐朽，其中38件当中盛有被做成食物的动物遗骸、水果、谷物等，2件盛有中草药，剩下8件盛有丝织品（丝织品大多已残或朽）； 博具，共计1套，保存状况与史料记载基本相同； 刷子2件，铜镜2件，角镜1件，角梳2件，角篦2件，木梳2件，木篦2件，环首铁削1件，三角形纹陶熏炉2件。 马王堆汉墓两千多年来从未被盗，保存完好，因此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保存较好的1号墓和3号墓，随葬品都置于棺房周围的4个边箱之中，主要有满盛衣物、食品和药材等物的竹笥、漆器、木俑、乐器、竹木器和陶器，以及“遣策”竹简，均达1000余件。两墓的锦饰内棺上都覆盖彩绘帛画。3号墓还随葬有帛书和兵器。

一号墓出土的历两千年不腐的神奇女尸及三号墓出土的大量帛书文献，为西汉初期历史考证提供了翔实的资料，震惊了世界。出土时，一号墓由于用白膏泥密封好，因此女尸历经二千年仍保存完好，被发现时，曾有气体喷出燃烧，但由于没及时收集气体，不知具体成份，成了千年女湿尸仍保存完好的难解之谜。

漆器木俑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共约500件，计1号墓184件，3号墓316件。这是各地发现汉代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器类主要有鼎、匕、盒、壶、钫、卮、耳杯、盘、奁、案、几和屏风等。漆耳杯占漆器总数的一半以上。漆器大部分是木胎，只有少数奁和卮是夹胎。装饰花纹多为漆绘的红、黑和灰绿等色。纹样则以几何纹为主，龙凤纹和草纹为辅。不少漆器有“成市□”戳记，说明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一号墓出土了大量陪葬用漆器，如杯、盘、化妆盒等，杯盘内底上写有“君幸食”、“君幸酒”字样，还有注明器物容量的。外表光亮如新，足见汉初漆器制造工业之精。

此外，1号、3号两墓分别出土100多件木俑和30多个盛放肉食品、谷物、果品和香料的竹笥。

“遣策”竹简

详细记载了1号和3号两墓随葬品的情况，是目前发现的同类竹简中最完整的两批。1号墓出土312枚，3号墓出土410枚，内容均为逐件记录随葬物品的名称、 数量和各种物品的分类小计。1号墓“遣策”竹简所列器物清单的大概顺序是：用漆木制九鼎、七鼎和三鼎、二鼎盛放的各种羹，用竹笥盛放的肉食品（包括禽、蛋和鱼类），用陶器盛放的酱和酒，用布囊盛放的粮食，以及漆木器具、梳妆用品、丝织衣物、乐器、扇、席和土质、木质的，但没有提到尸体的衣衾和相当数量的木俑。简文所载与墓内所出实物虽有一定的出入，但两相符合者仍然较多，因而根据简文便可确定某些器物的名称。3号墓所出“遣策”竹简，除大部分内容与1号墓相同外，还记载有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包括所持仪仗、兵器和乐器等物，这些都能同出土的木俑及棺房两壁的帛画大体对照起来。

帛画

主条目：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

创作时间均为汉文帝（前202～前157）时期，是迄今发现的汉代最早的独幅绘画作品。

一号墓内棺覆盖了一幅精美的T型帛画，画面上中下三部分分别表现了天上、人间与地下的场景，体现了当地的传统习俗，学者们最初认为这幅帛画的作用是接引死者走向天国，但因为后来发现此观念在当时仍不算普及，反而可能是根据当地传统习俗招魂仪式所做，希望死者死后灵魂不会消散。

1号墓和3号墓内棺上的彩绘帛画，保存完整，色彩鲜艳，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两幅帛画的构图基本一致，全长2米许，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当时葬仪中必备的旌幡。画面上段绘日、月、升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着天上境界；下段绘交龙穿璧图案，以及墓主出行、宴飨等场面。整个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有人认为，“遣策”简文中的“非衣一长丈二尺”，即指这种帛画。两墓帛画的主要差别在于墓主形象，1号墓为女性，3号墓为男性。3号墓棺房悬挂的帛画，西壁保存较好，长212米，宽094米，绘车马仪仗图像，画面尚存一百多人像、几百匹马和数十辆车；东壁的帛画残破严重，所绘似为墓主生活场面。

纺织品和衣物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丝织品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史料。1号墓边箱出土的织物，大部分放在几个竹笥之中，除15件相当完整的单、夹绵袍及裙、袜、手套、 香囊和巾、袱外， 还有46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都以荻茎为骨干卷扎整齐，以象征成匹的缯帛。3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大部分已残破不成形，品种与1号墓大致相同，但锦的花色较多。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重不到1两，是当时缫纺技术发展程度的标志。用作衣物缘饰的绒圈锦，纹样具立体效果，需要双经轴机构的复杂提花机制织，其发现证明绒类织物是中国最早发明创造的，从而否定了过去误认为唐代以后才有或从国外传入的说法。而印花敷彩纱的发现，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印花丝织品实物，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保存较好的麻布，发现于1号墓的尸体包裹之中，系用苎麻或大麻织成，仍具相当的韧性。

帛书和医简

主条目：马王堆帛书

马王堆汉墓三号墓发现了大批帛书和两卷医简，均出自3号墓东边箱的长方形漆盒中。帛书大部分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折叠成长方形；少部分书写在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用木条将其卷起。出土时都已严重破损，经整理，知共有28件，12余万字。其中除《周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内容涉及思想、军事、天文、医学、地理等各领域，此外还有两幅古地图。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继汉代发现“孔府壁中书”、晋代发现“汲冢竹书”、清末发现敦煌藏经洞经卷文书之后的古代典籍资料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在古文献学和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根据书中字体、避讳、纪年以及墓葬年代（前168）考订，帛书大体分作两类。抄写时间较早的一类在秦汉之际所写，理由是字体近篆书，又不避汉高祖刘邦讳；抄写时间较晚的一类为汉初至汉文帝初年所写，理由是字体为隶书，讳“邦”为“国”，但不避汉惠帝刘盈和汉文帝刘恒讳。帛书中的一部分用朱砂画有行格，留有天地头（指书页上下两端的空白处，上边的叫天头，下边的叫地头），各篇前后留有相当于“赘简”的空白等，与出土的汉代竹简形制基本一致。

帛书包括《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养生方》等汉初学术与方术文献，其中《易》与《老子》都与今本有较大的区别，被认为是这些书正式定本之前流行的传抄版本之一，大量的方术文献有助于了解汉初的占卜、星相、医术、房中术等内容。

此外马王堆道家文献出土之丰富，也可证实老学及黄老之学的主导地位。马王堆出土的这批珍贵帛书，确实是“道家学派的资料汇编”①。《老子》甲、乙本及《黄帝四经》之震撼学坛固不用说，新近帛书《系辞》之全文公布，可以看出它是现存最早的道家抄本②，而其他《易》说类的佚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及《缪和》、《昭力》等，则全都渗透着浓厚的黄老思想。帛书的字体接近于汉隶，而别具一格，被书界称为“马王堆体”。

《老子》甲本和卷后4篇佚书合抄为一个长卷，字体近篆体，共465行，每行约30字；《老子》乙本和卷前篇佚书合抄在一幅整帛上，以隶书书写，共252行，每行0字～70余字不等，抄写时代晚于甲本。种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通行本相反。通行本分作81章，帛书《老子》乙本不分章，甲本某些段落前有圆点标志，章次均与通行本有不同之处，如通行本第4章在第22章之前，第41章在第40章之前，第80章、第81章在第67章之前等。经学者反复研究，认为此甲本、乙本《老子》帛书顺序较通行本更为合理。《老子》甲本卷后佚书没有篇题，学者们按内容将其分为4个部分，并定名为《五行》、《九主》、《明君》、《德圣》。《老子》乙本卷前4篇佚书原来就有篇，题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前2篇又包括若干小的篇章，主要是讲刑名和阴阳刑德之说。有人认为乙本中的这4篇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中久已失传的《黄帝四经》，因汉文帝时崇尚黄老之学，所以把《黄帝四经》和《老子》合抄为一卷。又因《十六经》中记载了关于黄帝的神话以及他的大臣力黑（即力牧）、阉冉、果童、太山稽等人的事迹和相互对答之词，于是部分学者认为它可能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君臣》10篇或列入兵阴阳类的《力牧》15篇有关。帛书《周易》由《经》（即64卦）和6篇传（《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组成，其卦辞、爻辞与今本大体相同，但是64卦的次序则大相径庭，帛书64卦的排列次序更为简单原始。

帛书史书类有《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f语》全书16章，约3000字，所载史事除第二章中的燕晋战争未见于史籍，其他史事均可按史籍核定年代，部分内容可以和《春秋》三传、《国语》等古籍相参引。从其行文风格看，记事简约，其中多有当事人的谈话和后人评说，保存了许多未见于世的史料。《战国纵横家书》分为27章，共11200余字，其中第十一章见于《史记》和《战国策》，是十分珍贵的关于战国后期的历史资料。

帛书医书类共有10种，均无篇题。整理者按其内容分别命名为《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帛书医书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是不可多得的珍稀古籍。例如其中的《五十二病方》比《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载药方280多个，所用药物240多种，是中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也成为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

帛书术数类亦无篇题，整理者按其内容命名为《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图文并茂）、《式法》、《出行占》、《木人占》、《相马经》等，皆为久已失传的古书。这批珍稀古籍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术数、自然科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天文气象杂占》中记载的彗星现象比西方早了1000年。

帛书兵书类有甲、乙、丙3种《刑德》。帛书中还整理出帛图，有《导引图》、《街坊图》、《驻军图》、《丧服图》、《太一将行图》、《天文气象杂占图》等。最让人惊喜的是帛图之中还发现了几幅地图，研究者将其中3幅地图分别命名为《长沙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和园寝图》，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具有一定科学水准的大比例实用彩色地图。

医书简两卷200支，一卷内容与《黄帝内经》相似，讲的是养生之道，另一卷则为房中术，其中《养生方》、《合阴阳方》、《十问》、《天下至道谈》等，涉及到性保健和优生学、养生学。如《十问》第八问中，禹问师葵治神气之道，因禹治天下操劳伤神，失去性功能，因而“家大乱”。得师葵治神气之道后，性功能恢复，从而“安后姚，家乃复宁”，说明研求房中之道，可以和睦夫妇关系，增进健康。《天下至道谈》中“七损”、“八益”之说，是对中国房室养生学理论的重大贡献，该理论对于房中养生保健来说，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王堆古墓出土简帛目录六艺　《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　　诸子　　《老子》甲本(附佚书3篇)、《老子》乙本 《九主图》、《皇帝书》。　　兵书《刑德》甲、乙、丙3种。　　数术　　《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相马经》。　　方术　　《五十二病方》(附佚书4篇)、《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附佚书2篇）。　　地图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　　（注：以上表格和帛书的来源）

乐器

马王堆汉墓的乐器，1号墓出土有二十五弦瑟，是发现的唯一完整的西汉初期瑟，也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所属时间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弦乐器，还出土二十二管竽和一套竽律。3号墓除出土瑟、竽外，又有七弦琴和六孔箫。这些都是首次发现的西汉实物。12支一套的竽律管，分别标明汉初的律名，为探讨中国早期律制增添了物证。

千年女尸

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时逾2100多年，形体完整，全身润泽，部分关节可活动，软结缔组织尚有弹性，几乎与新鲜尸体相似。它既不同于木乃伊，又不同于尸腊和泥炭鞣尸。是一具特殊类型的尸体，是防腐学上的奇迹，震惊世界，吸引不少学者、游人观光。女尸经解剖后，躯体和内脏器官均陈列在一间特殊设计的地下室内（汉墓陈列馆现设在湖南省博物馆院内）。

从最早发掘的一号墓中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据考证为利苍的妻子辛追，年龄约五十岁左右，出土时软组织有弹性，关节能活动，血管清晰可见，为世界考古史上前所未见的不腐湿尸，此后将此类古尸命名为马王堆尸。尸体经湖南医学院专家解剖后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现已不向游客开放，但曾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数千万计的游客。

1号墓的女尸经病理解剖表明，虽然经历了2100年，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并且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微结构也保存较好，这在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是十分罕见的。

临床医学检验表明，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以及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症、血吸虫病等多种病变，为研究尸体的保存以及古组织学、古病理学、古代疾病史和中国医学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而病理解剖时，在女尸肠道中发现的甜瓜籽也揭示了辛追的真正死因－－食用甜瓜引起多种并发症，最终导致的心绞痛，让这位享尽荣华富贵的老妇人撒手西寰。

女尸身着丝绵袍和麻布单衣，足登青丝履，面盖酱色锦帕，并且用丝带将两臂和两脚系缚起来。然后包裹18层丝、麻衣衾，捆扎9道组带，又覆盖两件丝绵袍。女尸出土时，浸泡在约80公升的无色透明棺液之中（出土不久变成棕**）。关于这种液体到底是不是防腐剂，由何而来有不同的说明。考古学家发现其中有乙醇等酸性液体，怀疑用了酒精，可能当时确实有防腐剂，也可能是在尸体出殡时盛放冰块，或用香汤沐浴，擦拭身体，而留下的。尸体重量却比原先轻了一半，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尸体自身的水分。但此种发现经过考证并不可能，因为那些棺液总共80斤，而尸体也只有80斤。不可能释放等同身体重量的尸水。

关于这些液体的真实来源，仍旧是未解之谜。

早在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就曾经向中方讨要过马王堆汉墓女尸作为国礼，但当时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予以拒绝。而日方退而求其次，多次讨要女尸的头发以便进行研究，均被中方拒绝。

“沉睡了两千多年的辛追遗体保护良好，皮肤仍有弹性，关节还可以活动，软骨组织用肉眼就能看清。X光片显示，老太太的骨质比现在60岁的正常人还好。”7日，湖南省博物馆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联合公布了出土30年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女主人保存情况的“体检报告”。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陈建明在7日召开的“马王堆汉墓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2002年6月，湖南省博物馆计划将辛追遗体搬迁到新的陈列大楼，为了保证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为以后进一步做好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同意，特请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专家对女尸做了全面系统的检查和评估。

这份“体检报告”指出，通过气相色谱和高效液相色谱等方法对30年来所使用的保存液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分析，还从单独保存的女尸消化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硬脑膜及女尸保存液和有机玻璃棺内采集可疑霉斑作了细菌和霉菌培养，所检对象均无细菌生长，也没有分离出霉菌。

在无菌条件下，还取女尸右小腿前面皮肤、小腿肌肉组织、肝组织、分别用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大部分结构与30年前的检查结果基本一致。

尤其令人意外的是，女尸的骨结构基本正常，30年前注入血管的造影剂依然清晰可见，古尸体的外形、肤色无明显变化，皮肤仍具有弹性。这些结果表明，以前使用的保护方法是成功的。

辛追遗体已经搬到湖南省博物馆新的陈列大楼为其量身定做的“地下寝宫”。“地下寝宫”距离地面8米，恒温恒湿，模仿当年出土时原状修建，置放着大型棺椁，周围还有墓坑模型，接近“老太太”当年沉睡两千多年的地下环境。

尽管如此，“体检报告”还表示了一些担忧。罗学港教授对记者说，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希望将马王堆女尸至少保存200年，但现还只保护了30年，如何在将来的17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防止蛋白质降解，防止骨组织脱钙、防止组织细胞水肿或脱水等，是马王堆汉墓女尸保护所面临的艰巨课题。

陈建明说，“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科技保护的力量，与医学界合作，定期对女尸进行检测和科学研究。”

1、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地在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郊四千米处的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家族墓地。马王堆汉墓于1972年～1974年先后进行3次考古发掘，墓葬的结构宏伟复杂，三座都是北侧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墓底和椁室周围，都塞满木炭和白膏泥，然后层层填土，夯实封固。

2、二号墓是汉初长沙丞相轪侯利苍，一号墓是利苍妻，三号墓是利苍之子。墓葬共计出土1具保存完好的女尸、棺椁、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中草药等遗物3000余件。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初期埋葬制度、手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及长沙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

3、2013年5月3日，国家文物局将马王堆汉墓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2016年6月，马王堆汉墓被评为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

马王堆西汉古墓帛书中，载有二十九幅彗星图，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彗星的不同形态，具有科学价值。有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著作和华复最古老的医药专著，价值极为珍贵，艺术性高、实用性强。

马王堆帛书《黄帝书》和《老子》公布后，学术界对汉初道家著作有了全新的认识。类似《战国策》的帛书，为研究战国中期合纵连横斗争的重要史料。《黄帝书》四篇促使学术界重新审视许多传世文献。《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约成书于战国末，流行于西汉初。有学者认为此即《汉书艺文志》提到的《黄帝四经》。

总体而言，出土的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改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重要学术价值，又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它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马王堆帛书是汉代简帛文献最具重要意义的发现。

马王堆汉墓的发损，为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人物生平 坎坷之路

苏秦家里以务农为生。早年到齐国求学，拜鬼谷子为师，与张仪同为鬼谷子的学生。学成后，外出游历多年，穷困潦倒，狼狈而回。家人都私下讥笑他不治生产而逞口舌之利，舍本逐末。苏秦甚感惭愧，于是闭门不出，遍观所藏之书，感叹道：“从师受教，埋头攻读，却不能换来荣华富贵，读再多书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找到《周书阴符》，伏案钻研。一年后，揣摩出合纵连横之术，认为凭此可以游说当世君王了。

苏秦首先将目标定在洛阳，求见周显王。但显王周围的大臣一向了解苏秦的为人，都瞧不起他，因而周显王并不信任他。

于是，苏秦西行至秦国。时秦孝公已死。就游说秦惠王兼并列国，称帝而治。秦惠王认为时机不成熟，且秦国刚处死商鞅，讨厌说客，未采纳他的建议。

苏秦离开秦国，向东，到达赵国。当时赵肃侯任命其弟赵成为国相，封为奉阳君。而奉阳君不喜欢苏秦。

得志燕国

燕文公二十八年（前334年），苏秦到燕国，等待了一年多才见到燕文侯。苏秦游说燕文侯，先从地理位置上分析了燕国与赵国的相依之势，接着批评燕国的战略错误：担忧千里之外的秦国，却不担心百里之内的赵国；最后建议燕文侯合纵赵国，结为一体。

燕文侯认为苏秦之议很有道理，允诺苏秦“如果能以合纵之计维持燕国安定，愿举国相报”。于是资助苏秦车马金帛，前去游说赵国。

出使赵国

苏秦第二次来到赵国，奉阳君赵成已死，便游说赵肃侯，提出六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的主张。

苏秦详细分析了赵国和其他诸侯国的关系，指出赵对韩魏的战略相依关系，进而说明了自己的合纵主张：韩、魏、齐、楚、燕、赵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并建议赵国组建六国联盟并力抗秦，如此一来，六国一体，秦国一定不敢从函谷关出兵侵犯，赵国的霸主事业也就成功了。

赵肃侯采纳了苏秦的“合纵”主张，资助他去游说各诸侯国加盟，以订立合纵盟约。

合纵六国

智激张仪

苏秦在赵国时，秦惠王派犀首攻打魏国，生擒了魏将龙贾，攻克了魏国的雕阴，并打算挥师向东挺进。苏秦担心秦国的部队打到赵国，盟约还没结缔就遭到破坏。于是决定智激同窗张仪入秦，维护萌芽期的联盟。

苏秦派人去悄悄劝说张仪来投奔他，张仪到来后，苏秦却故意不理不睬，并当众羞辱后打发他离开。张仪又羞又气，想到各国诸侯中只有秦国才能威胁赵国，于是便前往秦国。

苏秦暗中派人资助张仪到达秦国，并且帮助他见到秦惠王。秦惠文君十年（前328年），秦惠王用张仪为客卿，与他共商攻打各国诸侯的大计。这时，帮助张仪的人才说是苏秦故意激怒他，为的是张仪今后有更好的发展。张仪知道后，感叹自己没有苏秦高明，并许诺在苏秦当权时不攻打赵国。

说韩

苏秦到了韩国，游说韩宣王。

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再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土地有限，秦国的欲望无限，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

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决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

说魏

苏秦来到魏国，游说魏襄王。

苏秦先分析魏国的地理情况，指出：魏国地方虽小，但田舍密集，人口众多，车马奔驰，国势与楚国不相上下；如今侍奉秦国，每年纳贡，一旦秦国征伐魏国，没人愿意出兵相救。接着苏秦以越王勾践和武王伐纣的以少胜多为例，提醒魏王：魏国兵强马壮，不用惧怕秦国；如果割地侍秦，未及作战，国家已经先亏损了，主张侍奉秦国的都是奸佞之臣，要谨慎决策。最后援引《周书》，劝诫道：事前不考虑成熟，后必有大患，如果大王能听从我的建议，六国同心协力，就无强秦危害之患了，所以赵王派我呈上合纵条约，等候您的差遣。

魏王说：“我从没听过如此贤明的指教，愿举国相从。”

说齐

于是苏秦向东行进，来到齐国，游说齐宣王。

苏秦先分析齐国国势，指出：“齐国四面天险，兵精粮足，自有战役以来，从未征调过泰山以南的军队，也不曾渡过清河，涉过渤海去征调这二部的士兵。都邑临淄富有而殷实，人口众多，居民就有七万户，足够凑齐二十一万大军，没有哪个国家能比齐国强大。”

接着指出齐国的战略失误：“韩、魏之畏惧秦国，是因为和秦国接壤，双方如若交战，十日内即可分出胜负，胜，则兵力损失严重，四境无法保护；不胜，则国家将要灭亡，所以韩、魏才如此看重和秦国的交战，且很容易向秦国臣服。但是齐国和秦国的情况就不同了，齐国险要、易守难攻，且秦国孤军远征，顾虑重重，明显不能对齐国构成威胁。如此形势下，却想侍奉秦国，是大臣们的战略过失。如今齐国没有臣服秦国之名，却有国富民强之实，所以我希望大王稍微留心考虑一下，以便决定对策。”

齐宣王说：“我不聪明，且居住在偏僻靠海的东境，从未听过您高明的教诲。如今您奉赵王之命来指教我，我愿举国听从您的安排。”

说楚

苏秦说服齐国后，向西南行进，到达楚国，游说楚威王。

苏秦先分析楚国，进言说：“楚国地方五千余里，军队有百万之众，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存粮足够支用十年，这些都是称霸的资本；如果您也侍奉秦国，那没有哪个诸侯不臣服秦国了。”接着分析天下形势，说：“秦国最大的忧患就是楚国，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秦楚不能并存。合纵成功，楚国就能称王；连衡成功，秦国就会称帝。所以最好的策略是合纵以孤立秦国，否则秦国兵分两路，都邑鄢郢就有危险。”

最后苏秦又提醒楚王：“秦是虎狼之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是天下诸侯公敌。主张连衡之人都想割地给秦，这是敬奉仇敌，对外依仗强秦，对内挟持君主，罪恶深重。合纵成功，各诸侯会割地事楚；连横成功，楚就要割地奉秦。二者天上地下，希望您能好好考虑。”

楚王说：“秦楚接壤，秦有吞并之意，不可亲和。韩、魏经常遭受秦国威胁，不可与之深入谋划，怕有叛逆之人告密，危及国家安全。我自料以楚抗秦，又未必能胜。与群臣谋划，皆不可信，因而辗转反侧，无法安睡。如今您打算统一天下，团结诸侯，保护危国，我愿举国服从。”

成功合纵

苏秦游说完各个诸侯后，六国达成合纵联盟，团结一致。苏秦被任命为从约长 （合纵联盟的联盟长） ，并且担任了六国的国相，同时佩戴六国相印。

衣锦荣归 合纵成功后，苏秦自楚北上，向赵王复命，途经洛阳。车马行李、各诸侯送行的使者颇多，气派比得上帝王。周显王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害怕，便为他清扫道路，并派人到郊外犒劳。苏秦的家人也匍匐在地，不敢仰视。苏秦感慨万千，说：“同样的一个人，富贵了，亲戚敬畏；贫贱时，连亲戚都轻视，更不必说一般人了。假使我当初在洛阳有二顷良田，现在又怎能佩带六国相印呢！”于是散发千金，赏赐给亲戚和朋友。

苏秦到燕国去时，曾向人借钱一百做路费，如今富贵，就偿还了百金。苏秦的随从人员中，只有一个人没得到报偿，就上前询问。苏秦说：“我不是忘记了你，当初你随我去燕国，在易水边你再三打算离开，那时正当我正处困境，所以最后赏赐你”。

（苏秦六国封相衣锦荣归图来源：清代道光杨柳青版画。）

联盟破裂

苏秦合纵六国后，返回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苏秦把合纵盟约送交秦国，从此秦国不敢窥伺函谷关以外的国家，长达十五年。

后来，秦国派使臣犀首欺骗齐国和魏国，和它们联合攻打赵国，打算破坏合纵联盟。齐、魏攻打赵国，赵王就责备苏秦。苏秦害怕，便请求出使燕国，发誓一定报复齐国。苏秦离开赵国以后，合纵盟约便瓦解了。

计收燕地

秦惠王将公主嫁给燕国太子，同年，燕文侯去世，太子即位，是为燕易王。易王刚登基，齐宣王就趁着发丧之机，攻打燕国，侵占了十座城池。易王要求苏秦替燕国收复被侵占的国土。

苏秦到了齐国，拜见齐王，先行祝贺之礼，接着又行哀悼之礼。齐王不解，问原因。苏秦说：“人饿的再厉害也不会去吃有毒的乌喙，吃的越多，死的越快。燕国和秦国是联姻之国，齐国占领燕国的城池等于是与强秦结下了仇怨，这就如同饥饿之人去吃乌喙一样。齐国即将大难临头。”齐王闻言大惊，忙讨教解危之策。苏秦建议归还夺来的城池，这样燕王喜欢，秦王也一定高兴，就能转祸为福。

齐王认为苏秦说的很对，归还了侵占燕国的城池。

摆脱谗言

有人毁谤苏秦出卖国家、反复无常，将要作乱。苏秦怕获罪，返回燕国，燕王却不再给他官职。苏秦推断有人毁谤自己不忠信，因而求见燕王，告诉燕王：忠信之人一切为了自己，进取之人则是为别人；自己弃家外游，就是要求得进取。接着，苏秦以曾参、伯夷、尾生为例，反对“忠信”、提倡“进取”。

苏秦说：“像曾参一样孝顺，就不会离开父母在外面过上一夜，又怎能让他到燕国，侍奉处在危困中的国君呢？像伯夷一样的廉洁，坚守正义而饿死在首阳山下，又怎能让他步行千里到齐国取回十座城池呢？像尾生那样诚信，抱柱而死，又怎能让他步行千里退去齐国军队呢？我正是以所谓的忠诚信实在国君面前获罪的呀。”

燕王反问苏秦：“你自己不忠诚信实罢了，难道还有因为忠诚信实而获罪的吗？”

苏秦举例说：妻子与人私通，打算毒死丈夫，侍妾就假装摔倒打翻了毒酒。丈夫很生气，惩罚了侍妾。侍妾打翻毒酒，保存了丈夫和妻子，却免不掉挨板子。我的罪名跟侍妾的遭遇相类似！

于是燕王恢复了苏秦的官职，愈发厚待。

齐国遇刺

苏秦私通燕易王的母亲，燕易王知道了，更加厚待苏秦。苏秦害怕被杀，就提议前去齐国以提高燕国地位，燕易王同意。于是，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而逃到齐国，齐宣王任用他为客卿。

齐宣王去世，齐⊥跫涛唬苏秦就劝说⊥鹾裨嵝王以表明自己孝顺，大兴土木以表明自己得志，目的则是搞垮齐国，从而使燕国获利。燕易王去世，燕哙继位。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刺杀苏秦，苏秦重伤未死。齐王派人捉拿凶手，没抓到。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照计行事，诛杀了凶手。

苏秦死后，他为燕国破坏齐国的大量事实被泄露出来。

主要成就 合纵思想

合纵论是战国时代政治军事形势不断变化，特别是战国中后期七雄纷争导致当时“国际关系”（华夏文明圈内诸国）出现重大变化的产物。战国早期，七雄并立，彼此旗鼓相当，相互制衡。到了战国中期，秦国厉行变法，锐意改革，兼并巴蜀，国强地险；而六国彼此消耗，七雄并立的均势格局自此被打破。苏秦正是洞悉到了这一客观现实，适时提出了以遏制秦国、维护七雄均势为宗旨的合纵战略。

“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是联合许多弱国抵抗一个强国，以阻止强国兼并的策略。苏秦提出合纵战略的宗旨在于遏阻秦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大，以免力量失衡格局进一步加剧。其相应对策则是通过六国联盟遏制秦国，以求维持以崤函、河西为界线的东西两个战略区域的力量均衡。

苏秦的合纵说首先是基于一种地缘政治的分析。他深谙天下山川形胜，熟知各国力量现状，他每到一国即首先向当局者详陈该国的地缘环境形势，苏秦提醒山东六国首先应明确各自的安全状况，他反复告诫六国的君主，要明白这一形势，即他们共同的危险来自西方侧翼的秦国。由于秦国享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地形地势优势、体制优势，将来必定是一种能够凌驾于六国实力之上的强权力量。因此，六国中每一个国家都绝对不能与秦国单独媾和以求苟安一时，更不能与秦结为同盟，那不啻是与虎谋皮。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六国从亲”，并力西向以抗秦。

苏秦的合纵理论极其注重地缘因素的重要性，并充分论证了六国结盟与其地缘政治因素的内在关联。苏秦认为，山东六国在区位上相互关联，有着表里相属、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应视为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战略整体。六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整体性，以求在战略上相互依托、相互策应、互为犄角，从而在对秦作战中造成有利的态势。他反复向六国的当政者陈述这一关系。

苏秦的合纵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系，而且是一套行动纲领。它提出了一套遏制秦国、维持均势的方法，即以联盟战略、凭借山东六国的合力抑制秦国势力的扩张，以此挽救和维护原有的均势。行动方案有两个，其一是以攻为守，六国联合起来，主动进攻，突破函谷关，深入秦国腹地；其二是当六国中任何一国遭到秦国攻击时，其他五国绝不能坐视不管，必须群起救助。这无疑是一个卓越的协同作战方案，它充分利用了山东六国地缘上的相关性，使六国彼此在组织指导、兵力分配、战略协同、战术策应诸方面协调动作、密切配合，从而使秦国东向攻击任何一个国家时都将陷入四面受敌、多线作战的窘境，进而遏止其逐步蚕食六国以进一步壮大自己的企图。

苏秦睿智地看到，如果一国遭到秦国的攻击而其他国家坐视不救，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犹如多米诺骨牌，一个倒下，其余的将依次倒塌！战国后期的历史发展证明，苏秦的分析是极具预见性的，山东六国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合纵战略，即便是三心二意的，也确乎有效地遏制了秦国东向扩张的势头达到15年。后来六国虽未免于逐个被秦国吞灭的命运，但这非但不能归咎于合纵之策，而恰恰说明山东六国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实施合纵之策，以及六国政治家们偏狭的一己之私、低劣的战略目光，加以彼此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等因素所致。

合纵是围绕着战国七雄间地缘政治关系而产生的大战略，更是一种处理国际间政治军事关系的原则和方法。合纵以维护均势为宗旨，以地缘政治论为认知基础，以联盟战略为应对手段。立论周密、视野宏阔、分析精湛、旨意高远，称之为地缘政治论的先驱是毫不为过的。苏秦以地缘政治因素作为研判国际形势、制定应对策略的主要依据，这种分析方法无疑具有现代的意义。

游说艺术

说服模式

苏秦推行合纵战略，主张“合众弱而攻一强”，建设一个多国联盟，因而苏秦的游说热情饱满，不吝辞藻，极尽铺张渲染，从而形成了特有的游说模式：“利导法”（肯定优势—指出危机—出谋划策—分析利弊、以利导之），即分析厉害，摆出优势，并指出希望与美好前景，以利导之，使对方乐于接受自己的主张。

首先分析对方的地理条件、兵力情况、军需物资、国力强弱、周边关系等客观优势，结合君主贤能、士卒英勇等主观因素，充分肯定其有利条件。注意结合每一个诸侯国的具体情况作出分析，有针对性地强调该国特色。总之，不论对于哪个国家，都首先强调其优势，以解除他们惧怕强秦的心理压力。

接着指出其危机所在，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为合纵战略做好铺垫。然后替对方谋划，并给出主意，设计摆脱危机的方案（合纵战略）。最后进一步分析厉害，以利诱之，以理导之。

策略方法

由于苏秦对列国的政治形势有深入的钻研了解，对天下政局及其变化趋势的熟悉程度远在各国君王之上，因此能在游说中纵横捭阖，敏捷地选取各种所需要的材料和论据，蒙蔽和说服对方。他的游说活动有一些基本的策略方法：

每游说一个国家，都在表面上从对方的利益出发，似乎是设身处地地替对方考虑问题，而从不言及他国及自己本人的合纵受益，使得对方便于接受。

陈述自己的观点时，都以此国与秦国的敌对关系为前提，在这一前提下谈此国与秦的利益冲突。事实上，各国间的利害制约关系是相当复杂、瞬息变化的，关键在于在复杂的事物矛盾中舍掉其余而强调某一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作出一个暗含的或假设的前提，苏秦在游说中单纯强调六国与秦的矛盾及六国间的相互依存，而对其他矛盾方面避而不谈，以此为前提来阐述自己的合纵主张，对六国之君有一定程度的蒙蔽性。

向对方分别摆出了实行自己的主张与不实行的两种行为后果，夸大了第一种行为选择的受益程度和第二种行为选择的受害程度，加大二者的反差度，促使对方下决心采纳自己的主张。

必要的时候，以客观的地理状况来加强对对方的说服。

必要时他还给对方以．应有的褒扬，夹杂以相应的激将法。

历史评价

荀子：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故齐之苏秦，楚之州侯（令尹），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

张仪：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

《吕氏春秋·知度》：“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

司马迁：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

邹阳：①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②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if；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

刘向：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桑弘羊：苏秦、张仪，智足以强国，勇足以威敌，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万乘之主，莫不屈体卑辞，重币请交，此所谓天下名士也。

扬子《法言》：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曰：“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曹操：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诸葛亮：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

唐彦谦：贪名笑吴起，说国叹苏秦。

贾岛：沙埋古篆拆碑文，六国兴亡事系君；今日凄凉无说处，乱山秋尽有寒云。

苏轼：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

曾巩：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

司马光：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而仪、秦、衍最著。

王安石：已分将身死势权，恶名磨灭几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后，却悔初无二顷田。

邵雍：廉颇白起善用兵，苏秦张仪善纵横。

刘克庄：常产常心论，平生不谓然。晚知苏季子，佩印为无田。

徐钧：本图富贵快心期，谩借从亲说便宜。五国攻秦齐不至，客卿正是在齐时。

个人著作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苏子》31篇，早佚。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存有其游说辞及书信十六篇，其中十一篇不见于现存传世古籍。

史书记载

《史记·苏秦列传》

《资治通鉴》（ 卷1~卷3 ）

《战国策》

《战国纵横家书》

相关争议 苏秦张仪年辈

由于史料本身的矛盾和解释的差异，关于苏秦、张仪的年辈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苏秦早于张仪；一种认为苏秦晚于张仪。《史记》、《资治通鉴》所记载二人基本属于同一时代，是战国合纵连横斗争中的对手，苏秦稍早。但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却表明：苏秦的年辈比张仪晚，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苏秦的主要活动均在张仪身死之后，张仪在秦国任相时，苏秦还没踏入政坛。钱生群则认为，《战国纵横家书》只能对苏秦张仪等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考证，仅能作为一家之言，并不能以此为准。

苏秦相六国

苏秦相六国的说法由来已久，据《史记》所述，苏秦联盟诸侯，并佩六国相印，但后世亦有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钱穆则根据苏秦游说辞中的某些失实之处完全否定了苏秦合纵。

据帛书《战功纵横家书》记载，苏秦成功合纵五国攻秦（齐、韩、燕、赵、魏），发生在前288年，当时秦为西帝、齐为东帝。而《史记》把这一事件提前到前318年左右。与张仪连横相抗衡的合纵家当是公孙衍。

但《战国纵横家书》亦为后辈策士所记，并经辗转抄录（其字体在篆隶之间，且避汉高祖刘邦名讳，当为汉初写本），难免致误。虽然司马迁或许没见到这本帛书，但并不意味着帛书就是最真实、最重要的一种。相反，有学者认为帛书关于苏秦的记载并不可靠。

轶闻典故 悬梁刺股

苏秦刺股、悬梁刺股

典出《战国策·秦策一》。苏秦游说秦王未果，资用匮乏，潦倒而归。“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苏秦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得太公《阴符》，发愤攻读，“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后学成，遂游说列国，合纵诸侯抗秦，佩六国相印，名震天下。 巧对楚王

苏秦来到楚国，过了三个月才见到楚王。交谈完毕后就向楚王辞行。楚王说：“我听到您的大名，就像听到古代贤人一样，现在先生不远千里来见我，为什么不肯多待一些日子呢？我希望听到您的意见。”苏秦回答说：“楚国的粮食比玉还贵，楚国柴禾比桂树还贵，通报人员像鬼一样难见，大王您更像天帝一样难得见面；现在要我拿玉当粮食，拿桂当柴禾烧，通过小鬼见高高在上的天帝。”楚王听后惭愧不已：“请先生到客馆住下吧，我知道错了。

前倨后恭

典出《战国策·秦策一》、《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是早年游历列国，困窘而归，家人都私下讥笑他。后来，苏秦成功游说六国合纵，身佩六国相印，途经家乡洛阳。苏秦的家人皆匍匐在地，不敢仰视。苏秦对他嫂子说：“为何以前傲慢，后来恭敬呢？” （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 他的嫂子趴在地上说：“因为您地位显贵，钱财多啊。”

藏书数十

相传苏秦藏书数十箧，私人的藏书数量颇为可观。清末学者梁启超说：“苏秦发书，陈箧数十……可见书籍已经流行，私人藏储，颇便且当。”后世私家藏书之风由此而兴，连绵千载不废。

墓址

现存苏秦墓有六七处之多，分布在洛阳、巩义、淄博等地，确切的位置仍需新的考古资料予以佐证。

各地苏秦墓1、洛阳 太平庄 苏秦墓

史书记载苏秦是东周洛阳轩里人。据考证，轩里即今东郊太平庄一带。太平庄位于洛阳城东南4公里处，旧时村南曾有苏秦故里的碑刻，文革期间被毁。

太平庄苏秦墓位于太平庄南，直径大约28米，高约6米。据村人说清末民初时占地十余亩，墓前有石碑、石人、石羊等，现均已不见。1958年，墓地大部分被辟为农田；1999年，出土了唐武德八年（625年）尚书右仆射萧r立的“武安君六国丞相苏公墓”碑。2003年年9月，在洛阳市李楼乡出土一块刻于唐初的苏秦墓碑。

1960年8月，太平村苏秦墓被列为洛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6月，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巩义苏秦墓

苏家庄位于巩义西南部，庄南原有“三苏冢”，传说为苏秦及两位弟弟之冢。今存一冢苏秦墓，高约15米，周长约80米。

3、山东临淄苏秦墓

临淄苏秦墓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城南镇，2006年被授予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除了可以开好地发掘文物，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通过考古，我们可以更全面更真切地了解古人的相关信息。虽然每个朝代都有相关的史料文物流传下来，但是它毕竟人为书写的，多多少少有些失真的地方，而考古恰好弥补了这一块，它是一个很重要历史参证。

有些被发掘的考古资料，有时会颠覆我们对历史固有的认知，在一次考古行动中，专家们曾发掘出28本文献，在专业学者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会，发现其中的一本古藉，让外国专家大感震惊。

中国人向来对风水这块十分重视，这点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了，古时上至皇族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非常重视占卜，只不过每个朝代都有其自身的特征而已。从汉代开始，就出现我们今天常说的天文学，当时的人们的通过判断天象星宿的变化，来占卜吉凶。这本在马王堆汉墓出现的《五星占》古书，一被发掘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本距离现代上千的古书，所记载的关于金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与现代数据相对，仅有048的误差，在那个没有任何高科技技能的年代 ，居然能如此准确地计算出天文相关的知识，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为什么在那个没有任何天文设备作为辅助的朝代下，古人却依然能够把行星的动态跟位置推算得如此精准呢，跟据专家的推测，当时的天文学家，可能已经懂得距离等速度与时间的积，这个运算公式了，但这也仅仅是专家的推测，事实是否如此，也无从肯定，不过不管怎么样，能有如此缜密的天文学记载，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当西方专家弗拉马利翁得了《五星占》内记载的内容，真呼不敢相信，在他看来，那个没有任何精准仪器的年代，能得出如此准确的数据，简直是超出正常的认知。的确《五星占》的出土，等于是宣告中国的天文学预测比西方远远提早了近二千年，这也让我们身为华夏子孙的我们十分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