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图书馆拥有各类文献资源280万册（件），载体有图书、报纸、杂志、特藏专藏、视听文献、数据库资源，内容涉及各门学科，已逐步形成了以文史哲、艺术、法律、旅游、经济、教育、音乐为特色的馆藏体系。其中馆藏古籍、民国图书达4万余册，包括善本古籍634种，5058册；碑刻拓片1400余种。2007年，我馆藏品种有29种善本古籍进入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10年，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此外，拥有杭州地方文献，近万余册/件，载体形式有图书、古籍、期刊、报纸、拓片、光盘，内容涉及杭州发展的各个方面，已逐步形成杭州地方文献专藏，同时建有“杭州文化”数据库、编辑出版杭州文化期刊《文澜》（季刊）为杭州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文献参考服务。

杭州图书馆还拥有超星数字图书馆、天方有声图书馆、方正Apabi全文数字图书、CNKI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包括期刊、博硕士论文、报纸、会议文献）等各种类型的、丰富的数字资源。

先进技术无线宽带网络全馆覆盖：杭州图书馆建有国内领先的自动化服务系统，除了在各楼层提供足够数量的信息查询设备外，无线宽带网络覆盖全馆，是国内首家无线宽带网络全馆覆盖的图书馆，读者只要携带具有无线网卡的手提电脑以及拥有WI-FI功能的手机或PDA，便可在全馆范围内随时随地灵活、便捷地享受网络服务、使用各种数字资源。

采用先进的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即RFID技术）：该技术充分应用于文献借阅、文献安全管理、文献清点、文献正确定位等方面，操作快捷方便，同时实现读者自助借阅，极大地提升了文献管理和读者服务的质量及效率，该技术为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高水平奠定了基础。馆内还配备先进的防火、防盗、空调自控系统，为读者提供智能化的现代图书馆服务。

“收藏大家”王世襄估计没有人知道，但是提起门下高徒马未都，估计现在亿万国人没有水不知道。作为马未都的授业恩师，没有两把刷子那是很难带马未都这样的高徒。王世襄老先生，启功曾赞其为“玩物而不丧志”，确实是一代大家。王世襄与马未都的渊源由来已久，一直以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这点恐怕喜爱马未都的人，都会有所知晓。那么，马未都的授业恩师王世襄老先生，子女现状如何？

王世襄这辈子与一个“玩”字有不解之缘，玩什么都能玩出花样来。众所周知，家里没矿，那想玩出花样那是不可能的。王世襄就是属于这一类型，人家家境殷实，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他的父亲那时政府高官，闲暇之余喜欢混迹于琉璃厂，母亲也是大家闺秀，这样的家庭环境就决定了王世襄注定是一个不安分的另类纨绔子弟。王世襄爱玩那是出了名的，夏天玩蛐蛐，冬天玩鸣虫。

当然他最拿手的还是收藏，人家玩收藏实在是玩出了境界。瓷器、家具、玉器、甚至于书画都有一番高论。他一生在收藏上，那是毫不吝啬，与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还是有一拼的，又与张伯驹有所区别。王世襄玩什么都能玩出一套理论，这在民国那也是很少见的。建国初期，王世襄就已经是故宫博物院的重量级文物鉴定专家。建国后，在文物单位工作，是少有的德高望重的大家。

20世纪80年代，王世襄遇到了后来的“收藏大家”马未都。马未都与王世襄的相识，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在于马未都与王世襄的相识，源于马未都持之以恒的努力与奋斗，而必然性在于马未都也是有真才实学的人，不是那种胸中无物的人。当然最为重要的一点，师徒二人都是以“玩”见长。马未都也是什么都玩，而且还是自学成材，这点与王世襄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王世襄将毕生所学，悉数教授于马未都，令其理论知识很扎实。所以，马未都能够在文物不值钱的20世纪80年代捡漏不少，得益于王世襄先生的理论支撑。马未都时隔多年，依旧对王世襄老先生推崇有加，称其收藏之路处处受王世襄的指点与影响。看来名师引路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不服气不行。2009年，王老先生去世，享年95岁。

王世襄老先生膝下有一子，名唤王敦煌。王敦煌与父亲王世襄有相似之处，子承父业也在文物系统工作，可也是一个爱玩的主儿。往敦煌曾写了一部书，就叫《吃主儿》，对吃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可谓是精辟之际。但是王敦煌非常低调，受到父亲的影响，也是朴实尚俭，颇得王世襄老先生遗风。

“收藏大家”王世襄，人家作为一代大师级人物，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贵财富。尤其是文物收藏与保护上面，追回了大批国宝，这一重大贡献，确实是值得我们尊敬啊！作为马未都授业恩师，王世襄老先生有这个资格。事实上，马未都现在的行事风格，多多少少受到了王世襄老先生的影响。

山东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位于文理分馆蒋震图书馆，管理着图书馆的特藏文献资源。设有专用古籍书库3个，民国文献书库1个，总面积1800多平米，特藏阅览室一个，面积110多平米，阅览座位32个。书库内恒温恒湿，监视监控、防火防水防盗等设施齐全。

特藏部共藏有特藏文献资源40多万册件，其中古籍4万3千多种31万余册件(包括明清稿抄本、精刻本、法帖、拓片、书画、信札、唱本及书目古籍等珍贵特藏1万1千多种3万7千余册件)，民国文献3万1千多种6万4千余册（包括革命文献、民国图书、民国报刊、满铁文献、书目文献等）。

古籍收藏，历史悠长，量多质优，主要特色表现在明清善本古籍多、地方志古籍全以及古籍书目文献丰富等三个方面。其主要来源有三： 购买。除正常、零星购买外，主要是购买到了多批大宗的著名藏书家的藏书，如，购得青岛叶氏所藏地方志300多部，购得安邱曹愚盦藏书七大木箱近万册，购得诸城张镜夫千目庐所藏古籍3500多册等。 接受捐赠。山东大学历来以文史见长，很多国内知名学者都在这里工作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把私人藏书捐赠给了山东大学图书馆，如：丁山先生的家属将丁氏生前所藏之书及著作手稿分三次悉数捐赠本馆，仅1952年一次捐赠就多达5000多册，蒋静贞先生捐赠藏书4653册，卢振华先生家属捐赠其所藏之书3000余册，郭宝钧先生家属捐赠800多册，另外社会捐赠图书亦复不少，如青岛华新纱厂经理捐赠私人藏书就有十多木箱数千册。 政府调拨。山东大学书馆曾接收过政府调拨过来的原青岛同善教会及原齐鲁大学图书馆等处所收藏的大批古籍。 自2007年国家古籍普查以来，特藏部已经将所有古籍、民国文献及影印古籍全部回溯建库，不适合建库的书画、碑帖等文献也全部整理登记。古籍数据库共著录古籍3万6千余种近31万册、民国文献2万8千余种6万1千余册、影印古籍8千1百余种2万4千余册，MARC总数达到6万4千余条，著录了书名、卷数、作者、抄刻者、抄刻时间、函册数、开本、版框、行款、牌记、刻工、序跋、藏印、存缺情况等项目内容。

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藏较珍贵文献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第一批）稿本《方望溪先生文稿》（第二批）元宗文书院刻明修本《五代史记七十四卷》等48种（第三批）明正德四年孙玺刻本《古乐府十卷》等19种 山东省首批珍贵古籍名录：（第一批）南宋刻本《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存一卷）等398种（第二批）元大德九年建康路儒学刻明成化弘治嘉靖南京国子监递修本《唐书二百二十五卷》等474部。

其实很多古籍都是有价无市的，虽然评估价格很高，但是能够成交的很少，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就是读书人大多没有多少钱，而那些有钱的人又是生意人居多，他们大多不会对古籍感兴趣，所以大多数古籍也就是有价无市的。

我们都知道收藏界有一句讲法“盛世藏古玩，乱世藏黄金”就是说收藏是有规律的，不同的时期，收藏品的价值和价格变化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有很多古籍都被战火给烧毁了，等战争结束后，善本的古籍就成了稀有的收藏品，而很多学者们手里都有在战争期间保存下来的古籍，当时他们曾视若生命，后来在生活面前，低价抵押和出兑的现象很严重，还有那时故宫中的很多藏品，都经过无数次的转运，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四处躲藏，只为保护这些藏品，当然这些都是无价之宝，其实这些人是有情怀的一群人，并没有按照收藏界的规律来办事。

我们现在则不一样，大家收藏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资产保值，真正的爱好者少之又少，当然还有其它目的，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收藏品，有价无市呢，这些藏品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说它的价值就在于某一次交易，而这种交易是有其它目的的，对于这个藏品来说，是一块石头也行，是一个水杯也可以，只需要一个说法而已，很少有人出于爱好来收藏它。

而古籍则不同，有人如果喜爱这本书，他会倾家荡产把它买回来，然后作为收藏，又不会像商人那样，把它高价出售，哪怕是估价再高，也不会出手，这可能是盛世收藏的一种现象，也是真正读书人的悲哀，有人甚至宁愿穷死也不会卖掉，这当然是少数热爱读书的人。

而古籍一般也只对读书人有吸引力，他们大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状态，购买力有限，所以收藏的人也不会想做他们的生意，因为会很难，所以这样的古籍一定是有价无市的，如果想从事这方面经营的人，想从这里盈利是很难的，其实古籍的保存也非常讲究，需要很高的成本，不仅需要防潮，也要防止过度干燥，还要定期进行翻阅，防止纸张变脆和生虫等等，不是随便一个地方一放就可以的，所以收藏古籍，对于一般的收藏人员来说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保存不当，还会血本无归。

古籍还有一个问题是，它可以数字化，然后进行阴影，内容更加值钱一些，如果不是孤本，其价格也很难保证，一旦发现其它版本，价值则会大打折扣。

当然收藏界还有很多有价无市的藏品，还有一些收藏成本巨大的，增值速度赶不上成本的，这样的藏品也不适合收藏，你们觉得呢？欢迎留言，谢谢

《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　　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　　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　　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这首出自张元济之手的诗，用以与一同奋斗在商务出版社的同仁告别。短短四句，却道尽他终生的信念——以书籍提学识，以教育启民智。这绝非冠冕堂皇的空话，他几乎用尽自己的一生去为之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元济曾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搜集万册古书，却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被一颗炮弹将一切毁于一旦。顷刻之间，大火肆虐在商务印书馆中，浓烟密布，纸灰飘舞，万册千年古籍化做没膝高的灰烬……或许在动荡的年代，战争本就就该是频繁之事，可后来日寇的一番话，却足以证明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日本人的处心积虑，又到底是为了什么？

1867年，张元济于书香世家出生，从小他便受到学识的熏陶，展现出过人的学习天赋，他一心想要考取功名，望以光宗耀祖。寒窗苦读十几载，十八岁考中秀才，二十三岁高中举人，二十六岁竟又成了进士。后来，他便入了翰林院任职，又任刑部主事。

如此年轻便考的这番功名，在当时已经算是天才。一时之间张元济可谓风光无限，他的仕途一片光明，众人皆觉他将有一番大作为。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聪慧与通透，张元济轻易便看清，那时的清朝其实已是强弩之末，若再继续腐败发展，终将走向灭亡。

因此，在光绪皇帝单独召见时，张元济毫无保留发表自己对维新变法这一改革的意见。后上奏变法足四十条阐述自己观点，且请求圣旨，望能大力发展实业。谁料就在次日，慈禧太后便发动政变，维新变法刚满百日便荒唐地落下帷幕。

或许将希望寄托在毫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又或是寄托在袁世凯和西方列强上本就是个错误，但这一运动终究是前卫的，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思想的发展。虽有意义，可当时与之相关联的大臣们却遭了殃，张元济更是直接被革除职位，慈禧还表示“永不再用”，至此，张元济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在张元济穷途末路之时，李鸿章不忍他的才华被埋没，为他引荐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一职，主要负责翻译国外优秀作品。在他的管理之下，严复翻译的《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得以顺利出版，这一经济学经典著作得以问世。

无疑，张元济的能力担得上这一份“香饽饽”，只要安稳地做下去，既能够保一家衣食无忧，又能圆他心中育人强国的理念。但时过三年，张元济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毅然决然辞去了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职务，选择加盟商务印书馆。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只不过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与南洋公学译书院相比可谓云泥之别，他的这一举动也引起了众人的猜测，后来人们才从他的告别诗中得知，他早已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张元济迫切地想要培养更多的西式人才，望以此普及教育，强国壮国，而南洋公学院几乎已经定型了的规模是一定难以满足他的目标的。

为了祖国的强盛，有人抛头颅洒热血奋战在前线，有人走上仕途为官为民，还有人奋笔疾书将民族之魂刻成一字一句……而张元济则是选择了出版。他呕心沥血搜集整理校对了大量流落民间的古书，参与了商务印书馆里所有的出书计划，聘请了一大批有教育之志的人才，组织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著作，还编写了从小学至大学的全套教科书……

在张元济的努力之下，1926年，商务印书馆从当初的小厂变成了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遍及全国，成为了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

张元济在编书出书之余，花费最多心力的便是搜集古书。当时政局动荡，许多宝贵的藏书颠沛流离，不知去向。他担心自己错过藏书，便在自家门前竖起“收买旧书”的招牌。他对古书的搜集、编辑排版、影印等都事必躬亲，为找到合适出版的版本，不仅会找公私藏书家借印以求达到完美，还专门在报上刊登了收购古籍的广告，向广大群众以高价购买古籍善本。

曾有一次，张元济得知极其珍贵的宋版书“皕宋楼”藏书即将被日本人收购，他毫无犹豫，立即动身前往藏书家后人陆氏处，想方设法要留住这珍贵的国宝，哪怕需要当时商务印书馆五分之一的资产，他都慷慨予之，但这依旧与陆氏要价的“十万”差上两万。

眼看藏书就要落入日本人之手，张元济心急如焚，劝说管书大臣荣庆拨款收购，但后者却不予理睬。万般无奈，张元济只得四处借钱筹款，可最终藏书依旧被日本人买走了，每当想起这件事，张元济都愧疚万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悔之无及，每每追思，为之心痛。”

张元济劳心劳力，将精力心血全部放在书籍之上，虽经商如此成功，却过着拮据节俭的生活，大量钱财都用以搜集古书。从他最开始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每年不领工资，只拿红利，并且要求自己的红利分成比别人低。不仅如此，他也从不大摆筵席、不铺张浪费、不贪图便宜，甚至连别人帮他洗相片写电报的的钱也要分毫不差的还清，最终，他的工资全部作为了教育基金给了有需要的人。

就在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收书、校勘、注释之中，涵芬楼（东方图书馆主楼）所藏古籍善本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也被称为了亚洲第一图书馆。后来，张元济在涵芬楼的基础上建成了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他毫不吝啬，始终不曾忘记自己的初心，期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古文献，能够领略学识的魅力。

可谁又料到，花费了他几十年心血的古书，竟在日寇的炮火之下毁于一旦。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一颗炸弹落在油墨仓库里，转瞬间，熊熊大火如同血盆大口吞噬了商务印书馆。尖叫声、痛哭声、慌乱的脚步声……声声不绝于耳，溶化的铅字在地面蔓延流淌。紧接着，日本侵略者还在东方图书馆又点燃一把大火，那些花费了张元济二十年心血搜集而成的古书，随着大火化成灰烬，浓烟四起，纸灰四处飘散。

大火熄灭之时，商务印书馆失去了80%的资产，而东方图书馆46万册藏书，更是全部毁于一旦，烧出的纸灰甚至埋到了膝盖。这46万册藏书中，包含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这些仅存不多的中华文明的瑰宝，就此消失在人世间不复存在。见此，张元济痛哭流涕，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后来张元济还对他的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

其实张元济也是气昏了头，如果散存在全国各地，指不定全给列强买走了！但结果却是如此，确实令人悲痛万分。

后来日本侵略者放言：“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而这也证明，这场无可挽回的民族灾难，其实是侵略者的早有预谋。他们不仅想侵略中华民族的土地，还想剥夺中华人民的思想，让人民永远活在愚昧之下，永远沉睡。

可他们却没料到，中华民族强大的韧性，在这个民族里，有着像张元济愿意为了普及教育燃烧自己一生的英雄。在商务印书馆遭遇大火之后，接下来的几十年，张元济都奔波致力于复兴工作。

张元济和家人

眼见日本侵略者越来越嚣张，八年抗战拉开帷幕。张元济坚守底线，绝不为日本人服务。即便生活艰辛，甚至到了需要卖字维生的地步，他也不曾犹豫动摇。1941年，张元济和叶景葵倾家荡产，居然又办起了一座图书馆，直到新中国成立，这座图书馆里的藏书竟达22万册，这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是如此地难以想象！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去世，享年93岁。他留下一句诗歌：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张元济将此生的全部都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人民，奉献给了书籍，他的一生都在为国之崛起而努力。即便日本侵略者用炮弹、火焰吞噬了几十万册藏书，但他们却永远都无法扼杀一名爱国者忠贞的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