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在古代中国有三种含义：作为文字的书,作为档案的书,以及作为典籍的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秦、秦汉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为反思此前先秦、秦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契机,也使重新审视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成为可能。

作为典籍的书并非自古有之,约在春秋战国之际突然出现,并成为十分显著的现象。官学是它的源头。所谓官学,是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是商周时代贵族政治的产物。在官学系统下,并无自由学术,学术由官府掌控。官学大致包括以下方面：古代大部分官文书,即所谓的典册,由祝、宗、卜、史系统的官员掌守。其中祝、宗掌祭祀神祖,有相应仪文祀典；卜掌占卜,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当时的学术主要集中于这一系统,特别是史官手中。古代学术除集中于上述官守,主要集中于学校。当时贵族子弟所习课业有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书、数是读写、计算技能的训练,属于小学；礼、乐、射、御,是大学的核心内容。古代养生、烹调等技术主要是由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掌守。古代成文法的前身可能是某些王命。司士、司寇掌法律,但法律由史官典藏。古代的各种簿籍和图册可能由分管各级行政事务的官员,特别是司徒系统的官员来掌守。古代的农艺知识可能与司徒系统的农官有关。古代的工艺知识可能与司工系统的农官有关。

上述七种官学,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占卜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工艺学和农艺学的知识,主要与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宗教迷信有关；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知识。

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代,官学下替就成为各种私学兴起的背景。比如,儒家所传六艺之书包括筮占、典谟训诰、诗歌、礼仪、春秋,大体出于王官之学的第、类；墨家重视技巧,可能与第类有关；阴阳家与数术有关,出自第类的史卜系统；道家强调合天道、养性命,与第类有关。实际上,春秋战国之时的诸子之学,从知识背景上讲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诗、书、礼、乐等贵族教育为背景或围绕这一背景而争论的儒、墨两家,一类是以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为背景的阴阳、道两家以及从道家派生的法、名两家。如将视野向后延伸,会发现秦汉以降的中国本土文化,也可分儒家、道家文化两大系统：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刑名法术,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道家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在民间有较大影响。

在了解官学下替及诸子学兴起背景后,我们会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到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的过程,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外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就出土简帛古书的数量及覆盖面而言,数术类与方技类是其中最突出的类别。这对我们反思旧有知识体系大有帮助。

这里以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为例,略述其价值。一则,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的出土,极大丰富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各种实用文化的认识,使我们直观感触中国文化的两条线索。二则,对哲学史的研究。在厘清诸子书的来源后,要跳出诸子看诸子：既要参考六艺之书以挹经注子,也要以数术、方技和兵书为解读线索。三则,对科技史的研究。数术涉及天文、历算、地学、物候学等,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养生术等,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比如,四大发明的指南针源于式占,是数术家的工具；火药源于炼丹,炼丹又是方技家所为。四则,对宗教史的研究。关注点在于数术、方技与早期巫术的关系,以及道教产生的背景。道教不仅以数术方技作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把老、庄之学当作其哲学表述。它与阴阳家及道家都有一定关系,但与道家,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关系更密切。比如,道教所说的神仙,其实就是一种养生境界,推其源仍出于方技之学。

对简帛古书体例、分类的研究,是认识其意义、价值的前提。体例是对古书创作、阅读方式的理解,分类是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建立的类型概念。

读古书当知古人著述之体例,对此余嘉锡的叙述最为精简。第一,古书的作者。用余嘉锡的话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按：凡援引余嘉锡论断,不特意标注者,均源自此书。。出土简帛古书证明了这一点：迄今尚未发现有题写撰人的。古书普遍书写撰人,开始于隋书经籍志。第二,古书的年代。古书的作者既然难以确定,古书的年代自然也成问题。古书有作者、述者、撰著之人之别,故古书的写作年代势必模糊不清。第三,古书的书名。古书有书名和篇名。书籍普遍书写大题可能是隋唐以来的习惯。余嘉锡说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现已发现的简帛古书皆无大题,只有小题。官方藏书则有大题。今天所见简帛古书的书名,除一部分标明外,多是整理者依据古书命名原则所后加。第四,古书的结构。古人著书,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所以多单篇别行。出土简帛书籍,很多是单篇,数术、方技类书尤其如此。与单篇别行相对应,是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即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出现在不同典籍中,有时会形成分合无定的许多种书。第五,古书的真伪。古书真伪之辩,自古有之,至近现代而蔚为大观。真伪概念是相对作者而言,而作者实际又有不同含义,故真伪概念也势必大乱。余嘉锡说道,不知古人著述之体例,而欲论古书之真伪,往往会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比如,尉缭子、六韬等古书多被视为伪书,但从银雀山汉简及八家廊汉简可知,这两部古书不仅不是伪书且成书年代较早。

李学勤主张参照汉书艺文志对简帛古书进行分类。此处依循史书类入六艺的旧法,据李零研究将之归纳六类如下汉书艺文志中国语、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归入春秋经下,是因为秦汉时代史学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尚无独立地位；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将书籍分为四部,史学著作作为独立一类出现,至隋志始称之为史部。将史书类独立的作法,未能反映史部的发展历程。,简帛所见古书亦附入类目之中。

六艺类。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本来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六门课,这些课是讲道德修养和技能训练。孔子的六艺也是六门课：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论六艺内容为何,它们原先都非书名,也不涉及读什么书,仅是某类书的类名。后人多将之视为书名,如诗经、春秋等,实际上是这类书的选本。六艺类又可分为三小类：经典类,如诗、书、礼、易、春秋等。简帛所见诗类有阜阳汉简诗经,礼类有武威汉简仪礼,易类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等。关于六艺类典籍,新近简帛中有新发现。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正式对外宣布,由校友捐赠,约2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书籍类,内容大多与历史相关。这批简中有尚书,且是秦焚书前写本。金_、康诰、顾命等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之佚篇。清华简中还有一种编年体的史书,体裁和部分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至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网：01gmrb/2008-12/01/content_864238htm。传记类,亦即上述各书的传、记、说、解、训、诂、章句等。小学类,如仓颉、史籀、急就等书。简帛所见有阜阳汉简仓颉篇、居延汉简急就章等。

诸子类。诸子书是战国古书的主体。汉代人把诸子百家概括为六家或九流十家。

六家是司马谈六家要旨中所说,包括阴阳、儒、墨、法、名、道,汉志增补纵横、杂、农、小说,则为九流十家。先秦是否有这么多家或流且不论,至少儒、墨、道三家还是有的。故诸子类又可分四小类：儒家,如孟子、荀子等,简帛所见有八角廊汉简论语、儒家者言等；墨家,今仅存墨子；道家,如老子、庄子,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老子、经法等；其他,多与道家有关。

诗赋类。战国秦汉的诗赋,汉志所收,除楚辞、文选所录,史记、汉书所引,很多都已亡佚。它的诗是歌诗,是可按乐谱歌唱的诗,所录以汉代乐府歌诗为主；它的赋是辞赋,分四类,前三类是以屈原、陆贾、荀卿为首的赋,第四类是作者不详或专题总集性质的赋。诗赋类下面分诗、赋两类。简帛所见诗赋类材料不多,简帛所见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等。

兵书类。汉志分兵书为四类：权谋以战略为主,带有综合性、理论性；形势以战术为主,带有专题性、实用性；阴阳是数术在兵学上的应用,侧重天文地理；技巧是攻城、守城之术,外加武器、武术研究。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可以反映出古代兵书的大致范围。简帛所见兵书以银雀山汉简为最,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张家山汉简盖庐属兵阴阳家类著作。

数术类。汉书数术略分数术之书为六类：天文、历谱是天文历算之学,其中天文还包括吉凶占验,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以及阜阳汉简天历、张家山汉简算术书等；五行是日者之术,包括式法和各种选择之术,内容涉及阴阳五行时令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本、孔家坡汉简日书等；蓍龟是卜筮之术,包括龟卜、筮占两类,是上述占卜之外最重要的占卜之术,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等；杂占是除星气之占、式占、龟卜、筮占之外的其他占法,主要是占梦、厌劾祠禳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马王堆帛书避兵图等；形法是相术,以相地形、相地宅为主,也包括相人畜、相器物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居延汉简相宝剑刀等。这六类可反映出古代数术的大致范围。

方技类。汉志分方技之学为四类：医经是综合性的医书,偏重理论,其中脉学最为重要,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二脉灸经、张家山汉简脉书等；经方是专题性医术,偏于应用,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简医方等；房中是讲房中交接之术等内容,简帛所见有十问、合阴阳等；神仙是房中以外的其他养生之术,包括服食、行气、导引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导引图以及张家山汉简引书等。

上述六类,前三类偏重人文,后三类偏重技巧。前三类书一直备受学者看重,后三类书却很少有人关注,以至于有有学无术之局面出现。受旧有知识结构及知识背景影响,不仅前三类书研究中存在不少问题,也使后三类书的意义未能充分发掘。充分关注并利用简帛古书进行研究,将成为重写秦汉、先秦学术史的关键。

关于秦汉书籍的历史不仅仅有“四史”还有《水经注》，《新语》，《九章算术》……

下面我就一一介绍秦汉时代的书籍！

《史记》：

共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史记》全书五十二万言，上起传说中的五帝，下迄汉武帝末年。记述了三千余年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

《史记》的史料来源十分广泛，既有取自先秦文献和 档案，也有作者司马迁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书中有些汉代人物的事迹，甚至是司马迁亲身交往所了解的。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考信择善，当书则书，秉正不阿，疑则存疑，或缺略不论。刘向、扬雄等汉代知名学者都服其有良史之才，以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

《史记》的内容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以及天文地理、风俗民情、民族关系，乃至东亚、东南亚、中亚诸邻国的社会情状，都在书中得到了反映。其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及游侠、商贾、医卜、俳优等等，大都栩栩如生，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的图景。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有亡缺也有续补。最先提出《史记》有缺的是东汉卫宏。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谓《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

三国时张晏胪举亡缺十篇的篇目，即《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当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等篇。他还指出《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是元、成间博士褚少孙补作。后人对张晏的说法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十篇并非全佚，褚少孙所补也并非四篇，凡今本中标“褚先生曰”者皆是，其所补虽缺乏史识及文采。

其他续补者尚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所补内容，已无从稽考。

最早为《史记》作注的，是东 延笃，撰《史记音义》一卷，早亡。此后，晋徐广，刘宋裴骃，梁邹诞生，唐许子儒、王元感、陈伯宣、徐坚、李镇、刘伯庄、窦群、裴安时、司马贞、张守节等人都曾为《史记》作注，而能留传至今的唯有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号称“三家注”。裴注重于释义，司马注音义并重而长于音，张注则最为精审，尤详于地理。三家注本各自单行，至北宋时始分隶于《史记》正文之下，形成今本模样，为研读者带来不少的方便。

《汉书》：

共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

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如《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

如其中的《刑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

《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显得可贵。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现象。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为此作注者甚多。

据《汉书》注中引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而现确知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汉书决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后汉书》：

共九十卷，南朝宋范晔（398—445）撰。范晔完成《后汉书》纪传的写作之后，并同谢俨撰成《礼乐》、《舆服》、《五行》、《天文》、《州郡》五志。

《州郡志》实包括百官于内。南齐檀作十志，其《百官》即依范晔而合于《州郡》。范晔下狱那天，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志稿，使范书残而不全。

在范书之前，有关东汉的史作不下十部，即《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张璠《后汉纪》等。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采撷诸家书之长，删繁补缺，整齐故事，后来居上。

所以到了唐代，范书取代《东观汉记》残本，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而东观诸史除袁宏纪外相继散亡。于是范书成为研究东汉史最主要的史籍。

范晔《后汉书》以“正一代之得失”为宗旨，多用合传形成，以明褒贬。

如列王充、王符、仲长统为一传，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布衣针贬朝政的事迹。又列郭泰、符融、许劭为一传，以突出三名士的识人之鉴。又并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为一传，以讥刺这五位庸碌圆滑官僚的苟合因循。

又别立《孝义》、《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宦者》诸类传，分述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刻画了东汉社会的面貌。

由于范书重文采，求简要，也造成一些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具体事实隐而未彰，这些欠缺需从《后汉纪》和东观诸佚史的佚文来作些订补。

司马彪的《续汉书》，是在谯周《东观汉记》删改稿的基础上，重加整理，特别对安顺二帝以下东汉史事，补阙尤多。永嘉乱后，《续汉书》纪传部分6续散亡，唯八志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今后《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续汉志》中，以《百官》、《舆服》、《郡国》三志最为重要。

《百官志》可补《汉书·百官公卿表》略而不详之弊，以刘秀定制为准，以上公、将军、诸卿、郡国官属为序，将各级主吏、属吏的员数、职掌和源流，条理爬梳，并附百官受俸例，是研究秦汉官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唯略于秦官之沿革，可取沈约《宋书·百官志》以为弥补。

《郡国志》则可与《汉书·地理志》相对照，以明地理沿革。

《舆服志》为《史》、《汉》所无，源出于《东观汉记·车服意》，是研究秦汉服饰、车舆制度的主要依据，对于研究秦汉文化史和社会史具有特殊的意义。

但是司马彪未志《食货》及《艺文》，使一代经济制度和文史典籍都未能得到反映。

自范书问世后不久，南朝梁人刘昭为之作注，并选取《续汉书》八志，析为三十卷，注以并行。至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再为范书作注，因《续汉志》非范晔所作，弃而不注，一时风行天下。于是范书又单行于世，而刘注则随之大部散亡。到了北宋乾兴元年（公元1o22 年），孙奭建议把李贤所注范书纪传和刘昭所注《续汉志》（佚《天文志》卷下注及《五行志》卷四注）合并成书。此后，《后汉书》就形成今天通行的一百二十卷的本子。

《三国志》：

共六十五卷，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包括《魏书》（有帝纪，以示正统）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对汉末史事有不少记载，而大量记载三国时史事。

《汉纪》：

共三十卷，东汉荀悦（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

于建安三年（公元198 年）奉汉献帝之命，按《左传》体例，删略《汉书》，历时二年而成书。时称此书“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又“省约易习，有便于用”。唐人开科取士，一度以《史记》、《汉书》、《汉纪》为一科。自《资治通鉴》问世后，其影响日小，几致消亡。

《后汉纪》：

共三十卷，东晋袁宏著。与《汉纪》删节《汉书》不同，袁纪成书早于范书，所纪有不少材料更接近原始资料，所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袁纪精实之语，也有不少范书尚未吸取之处，往往可以订补范书的错误和不足。

除上述二纪外，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秦汉部分，亦不可忽视，其史料虽基本出自前四史及两汉纪，但简明扼要，是初学者提纲絜领地熟悉秦汉史的入门之书。而胡三省注，音义兼备，考辨精当，地理尤详，兼有史评，是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辅黄图》：

作者佚名。《隋志》称其为一卷，《郡斋读书志》作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今本为六卷，本书载秦汉时期咸阳、长安地区的地理沿革、城市布局、宫廷苑囿、离宫别馆、汉陵面貌、祭祀礼仪等内容，是研究秦汉咸阳、长安地区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华阳国志》：

共十二卷，东晋常璩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此书一至四卷，总述梁、益、宁三州历史地理的沿革，以地理为主。五至九卷以编年体形式分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的历史，以及西晋统一时期巴蜀的历史。十至十二卷为三州由西汉至东晋初的“贤士列女”传。书中有关秦汉的部分，多为纪传体史书所不载。所以此书是研究秦汉历史地理和巴蜀地方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典籍。

《水经注》：

共四十卷，北魏郦道元撰。此书在汉桑钦《水经》记载的基础上，广为订补，详述了河流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兼论水道流经地区的山川、城邑、关津的地理状况和历史沿革，以及古代建筑、碑刻石阙、人物故事、民间歌谣、神话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乏有关秦汉历史、地理、民俗的记述，可与纪传体史元注中引书多达四百余种，包括一批秦汉佚史，为研究秦汉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东观汉记》：约一百四十三篇，东汉班固、刘珍、蔡邑等撰。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当代史。《汉记》之作始于汉明帝时，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作《世祖本纪》及功臣列传，新市、平林、公孙述、隗嚣等载记凡二十八篇。安帝时，刘珍两度奉诏著作东观，始有《汉记》之名。其所撰为光武至永初初诸纪、表、名臣传、节士传、儒林传、外戚传等。桓帝时，边韶领衔作穆、崇二皇传、《顺烈皇后传》、《安思阎后传》、《儒林传》、《百官表》、《宦者传》。此时，《汉记》已有一百十四篇之数。后又由伏无忌主持，补修《诸王表》、《王子表》、《功臣表》、《恩泽侯表》、《南单于传》、《西羌传》、《地理志》，于是诸体始全。灵帝时，蔡邕两度主持撰作《朝会》、《车服》、《律历》诸志，并续作纪传。汉末丧乱，蔡邕被诛，《汉记》修撰之事，遂告终结。此书自刘珍起，以东观为主要撰作场所，所以刘昭称其元《水经注》始称其为《东观汉记》，《隋志》沿用此称，并流传至今。《东观汉记》是东汉历史比较原始的材料。

《汉官六种》：

共十卷，清孙星衍辑，收入《平津馆丛书》。其所辑诸书情况如下。

《汉官》，一卷，作者及成书年代亦不详，内容侧重于公卿员吏的人数和品秩，并附记诸郡郡治距京师的里程数。

《汉官解诂》，一卷。原名《小学汉官篇》，计三篇，建武年间新汲令王隆撰。其书以童蒙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比较广泛。

《汉旧仪》，二卷，《补遗》二卷。原书四卷，东汉议郎卫宏撰。此书不仅言及官制，而且大量涉及礼制，如籍田、宗庙、春桑、酎、祭天等礼仪。此书是《汉官六种》中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一种。

《汉官仪》，二卷。原为十卷，东汉军谋校尉应劭撰。时献帝迁都于许，旧章湮灭 荀悦简介 ，书记罕存，应劭于是缀集旧闻，而作此书。汉官诸书中，此作最为系统，佚文史料价值亦最高。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简称《汉官典职》，或《汉官典仪》。原为二卷，东汉卫尉蔡质撰。杂记官制及上书谒见仪式。

《汉仪》，一卷，吴太史令丁孚撰。较他书简略，流传不广，鲜为人知。

这六书是汉代官制仪式最原始、最丰富的系统记述，可补《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的不足，应予以足够重视。

《说文解字》：

共三十卷，东汉许慎撰。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定字源的字书，对研究古代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方言》：

共十五卷，西汉扬雄撰。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今传晋郭璞注本，唯十三卷，略有后人增补。书中在以汉代通行语解释方言时，也片断地反映了汉代的衣食住行和风俗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史实。

《释名》：

共八卷，东汉刘熙撰。这是我国第一部用声训释字义的训诂书。全书共二十七篇，分释天、地、山、水、丘、道、州国、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采帛、饰、衣服、宫室、床帐、书契、典艺、用器、乐器、兵、车、船、疾病、丧制等类字义，对研究两汉社会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急就篇》：

共三十一章，西汉史游编。这是一部童蒙之书。章为开篇，后六章叙姓字，列姓一百一十三个；下接“诸物”部分十八章，言及工具和日用器皿、武器及车马具、衣履服饰、建筑和室内陈设、人体生理和疾病、药物、农作物名称、花鸟虫鱼兽等名词；又有三章叙刑法；二章叙职官及地理；末章以颂扬汉德而告终。这书反映社会面极广，从中可以了解许多汉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

《新语》：

上下二卷，共十二篇，陆贾著。全书以黄老思想为核心，吸取儒学的部分主张，强调无为而治，政令统一，选贤用能，崇尚仁德。

《新书》：

又名《贾子》，贾谊撰。今本十五卷，计五十八篇（缺《问孝》和《礼容语》上）。书中提出以民为本，合理分摊赋役，重农抑商，加强对诸侯王国的限制，以及相关的治安之策，是研究汉初历史和贾谊思想的重要资料。原书亦经改窜，真伪错杂，应予以注意。

《淮南子》：

又名《淮南鸿烈》。《汉书·艺文志》言有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二十三篇。今本唯存内篇。这书由淮南王刘安延请学人共同撰集，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兼取儒、法、阴阳五行诸家学说，为文景时期刘姓诸侯王企图保持封建割据的思想代表作，对了解朝廷与地方的政治斗争有较高参考价值。

《春秋繁露》：

十七卷，八十二篇，董仲舒撰。其主要内容当仍是董仲舒的思想。董仲舒以春秋公羊说为指导思想，提出一系列维护“大一统”的思想观点，又糅合阴阳五行学说，建立“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新体系，以迎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在当时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这书是了解西汉中期思想和政治状况的重要资料。

《白虎通义》：

简称《白虎通》，又称《白虎通德论》，四卷，它把儒家学说与谶纬迷信紧密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这是研究东汉思想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

《论衡》：

共三十卷，王充撰。全书共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有录无文。王充博学多闻，勤于著述，是东汉初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他对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及唯心主义的神学思想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王充精通汉史，常据以阐其主张，同时也提到了当时社会的不同风尚，因而此书是研究汉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

《潜夫论》：

共三十六篇，王符撰。这书强调民本思想，要求改变世家豪门垄断政治的局面，以达到重兴汉室的目的。这是了解东汉后期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

《申鉴》：

共五卷，荀悦撰。这书恪守传统儒学，但反对谶纬迷信，又主张德刑并用，限制兼并，以缓和社会矛盾。书中还极力主张抑制权臣，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以强化皇权。这是研究汉末思想的又一重要材料。

《盐铁论》，十卷，凡六十篇，西汉桓宽编。其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 荀悦简介 ，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政策、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全书真实生动、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汉武帝的主要经济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诸问题，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氾胜之书》：

共十八篇，西汉氾胜之撰。这是他指导关中农民耕作的生产经验的总结，为中国农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书中除记述主要作物的一般栽培技术外，还介绍了区种法、溲种法、耕田法、穗选法、稻田水温调节法、桑苗截干法等先进生产技术，是了解汉代农业史的宝贵史料。

《四民月令》：

共一卷，东汉崔寔撰。这书仿《礼记·月令》，按月记述地主庄园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反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的面貌，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史不可多得的材料。

《太平经》：

共一百七十卷，今存五十七卷，是我国道教主要经典之一。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基调，杂以巫觋之语。其中神秘的五行说和朴素的平均思想，成为张角组织群众，动黄巾起义的思想武器。以后，经历代信徒的推广和增衍，才形成一百七十卷的庞大规模。《太平经》对于探讨东汉早期道教的形成，及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风俗通义》：

该书三十卷，今存十卷，东汉应劭撰。此书反映东汉社会的不同风俗，为研究两汉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其中多为纪传体史书所失载，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周髀算经》：

共二卷，至迟成书于汉武帝时期，是先秦以来天文算学经验的总结。其天方面主张盖天说。数学方面的贡献，则表现在分数算法、开平方算法的运用，以及总结出勾股的定理。

《九章算术》：

共九卷，当成书于东汉和帝时。作者无考。这是世界古代数学名著之一。其中分数计算法、负数计算法、比例计算法，以及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都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是了解汉代数学成就的重要资料。同时在算题中，还可以了解汉代经济政策、物价、农业生产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史料价值较高。

《神农本草经》：

秦汉间人伪托神农撰。收载药物达三百六十五种，是我国较早的有关药物学、植物学的分类学专著。

《伤寒杂病论》：

十六卷，东汉张机撰。原书散佚，西晋王叔和得其残稿，加工后，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是了解汉代医药学水平的基本参考书。

都江堰（Dujiang Dam）

都江堰简介

都江堰坐落于成都附近，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四川都江堰市城西，建于公元前256年，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都江堰附近景色秀丽，文物古迹众多，主要有伏龙观、二王庙、安澜索桥、玉垒关、离堆公园、玉垒山公园和灵岩寺等。

都江堰水利创建时的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大主体工程和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构成，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作用。截至1998年，都江堰灌溉面积已达40余县，灌溉面积达到到6687万公顷。

都江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最伟大之处是建堰两千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效益。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都江堰工程至今犹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灌区范围的扩大，从1936年开始，逐步改用混凝土浆砌卵石技术对渠首工程进行维修、加固，增加了部分水利设施，古堰的工程布局和"深淘滩、低作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等治水方略没有改变，都江堰水利工程成为世界最佳水资源利用的典范。

根据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第二款有关文化遗产定义的规定：“建筑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价值的单体或连接的建筑群”。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布局合理、运行科学，与环境和谐结合，在历史和科学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2000年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4届大会上都江堰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名字由来

秦蜀郡太守李冰建堰初期，都江堰名称叫“湔堋”，这是因为都江堰旁的玉垒山，秦汉以前叫“湔山”，而那时都江堰市的主要居住民族是氐羌人，他们把堰叫做“堋”，都江堰就叫“湔堋”。

到三国蜀汉时期，都江堰地区设置都安县因县得名，都江堰称“都安堰”。同时，又叫“金堤”，这是突出鱼嘴分水堤的作用，用堤代堰作名称。

到唐代，都江堰改称为“楗尾堰”。因为当时用以筑堤的材料和办法，主要是“破竹为笼，圆径三尺，以石实中，累而壅水”，即用竹笼装石，称为“楗尾”。

直到宋代，在宋史中，才第一次提到都江堰：“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决江遏水，以灌数郡田。”

为什么又叫都江堰，都江是哪条江呢？《蜀水考》说：“府河，一名成都江，有二源，即郫江，流江也。”流江是检江的另一种称呼，成都平原上的府河即郫江，南河即检江，它们的上游，就是都江堰内江分流的柏条河和走马河。《括地志》说：“都江即成都江”。从宋代开始，把整个都江堰水利系统工程概括起来，叫都江堰，才较为准确地代表了整个水利工程系统，一直沿用至今。

修建过程

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较大的支流，发源于四川北部高山地区。每当春夏山洪暴发的时候，江水奔腾而下，从灌县进入成都平原，由于河道狭窄，古时常常引起洪灾，洪水一退，又是沙石千里。而灌县岷江东岸的玉垒山又阻碍江水东流，造成东旱西涝。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主体工程包括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

首先，李冰父子邀集了许多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地形和水情作了实地勘察，决心凿穿玉垒山引水。由于当时还未发明火药，李冰便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终于在玉垒山凿出了一个宽20公尺，高40公尺，长80公尺的山口。因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把开凿玉垒山分离的石堆叫“离堆”。

安澜索桥又名“安澜桥”、“夫妻桥”。始建于宋代以前。位于都江堰鱼嘴之上，被誉为“中国古代五大桥梁”，是都江堰最具特征的景观。索桥以木排石墩承托，用粗竹缆横挂江面，上铺木板为桥面，两旁以竹索为栏，全长约500米。明末（公元17世纪）毁于战火。现在的桥为钢索混凝土桩。

宝瓶口引水工程完成后，虽然起到了分流和灌溉的作用，但因江东地势较高，江水难以流入宝瓶口，李冰父子又率领大众在离玉垒山不远的岷江上游和江心筑分水堰，用装满卵石的大竹笼放在江心堆成一个形如鱼嘴的狭长小岛。鱼嘴把汹涌的岷江分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内江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

为了进一步起到分洪和减灾的作用，在分水堰与离堆之间，又修建了一条长200公尺的溢洪道流入外江，以保证内江无灾害，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江水超过堰顶时洪水中夹带的泥石便流入到外江，这样便不会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故取名“飞沙堰”。

为了观测和控制内江水量，李冰又雕刻了三个石桩人像，放于水中，以“枯水不淹足，洪水不过肩”来确定水位。还凿制石马置于江心，以此作为每年最小水量时淘滩的标准。

都江堰的三大部分，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成都平原从此沃野千里，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

历史事件

李冰创建都江堰

秦昭王后期李冰任蜀郡守期间(约公元前276～前251年)，在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精心选择在成都平原顶点的岷江上游干流出山口处作为工程地点，团结和组织西蜀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公元前256年前后建成都江堰。实践证明，历2000多年效益不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地理位置优越、合理，工程布置适合自然规律，分水堤、溢洪道、宝瓶口三项工程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联合发挥引水、分洪、排石输沙的重要作用。都江堰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效益。

司马迁考察都江堰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时，实地考察了都江堰。他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载了李冰创建都江堰的功绩。后人在其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处建西瞻亭、西瞻堂以示纪念。

张陵传道青城山

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张陵从洛阳越秦岭到鹤鸣山修道，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七月一日，率弟子来青城山结茅传道。张陵在青城一带山区传道13年，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在青城山羽化，葬第三混元顶。青城山成为天师道的发祥地，常道观被称为"仙都众奥之妙，福地会昌之域，张天师羽化处焉"。历代龙虎山的天师多来青城山朝拜祖庭，为汉天师张陵扫墓。

诸葛亮设兵护堰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北征，以都江堰为农业之根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征集兵丁1200人加以守护，并设专职堰官进行经常性的管理维护，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

马可·波罗游历都江堰

元世祖至元年间（公元1264～1294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陕西汉中骑马，行20余日抵成都，游览了都江堰。后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说："都江水系，川流甚急，川中多鱼，船舶往来甚众，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

李希霍芬考察都江堰

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德国地貌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来都江堰考察，以行家的眼光，盛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美世界各地无与伦比。曾于1872年在《李希霍芬男爵书简》中设专章介绍都江堰。李希霍芬是把都江堰详细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

修建成灌马路

成都到灌县公路于1913年动工，从灌县一端建成2公里"示范路"即告停止。1923年，四川省督理委林火良青为总办，改官办为官商合办，1925年全线建成，1926年1月1日通车。是四川省第一条公路。

创办合资企业

1919～1920年，灌县人姚宝姗在小金县长卸任后，集会省中经营界人士，与法国基督教士谢安道合资，兴办森茂伐木公司。公司以灌县为基地，在理番（今阿坝州理县）等地砍伐大山原木，加工成方料，经小沟入岷江漂运至灌县紫坪铺收漂，再扎成大筏，水运成都销售，获利甚巨。是为都江堰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叠溪洪水

1933年8月25日，岷江上游茂县境叠溪发生75级地震，山岩崩塌，横断岷江及其支流。10月9日，岷江被堵塞断流45天后,干流小海子溃决，积水一涌而下。10月10日1时许，洪水进入都江堰市境，洪峰流量约每秒102万立方米，冲毁都江堰金刚堤、平水槽、飞沙堰、人字堤等水利工程及安澜索桥。内、外江水汇成一片，汪洋无际。16个乡镇受灾，毁农田1000公顷，死亡5000余人。紫坪、白沙岷江沿岸1万余立方米木材、1000多吨煤炭及药材漂没无遗，都江堰以下各河流沿岸房舍、桥梁、碾磨冲毁无数，流离失所的灾民在万人以上。�

黄炎培都江堰办学

1941年，黄炎培到都江堰选定城东郊丰都庙为校址。翌年暑假，委派重庆职业学校校长陆叔昂来灌县购置水田、耕牛、农具，为教学实习准备条件。1944年2月，"都江实用职业学校"开学，由沈肃文任校长，黄炎培偕夫人姚维钧到灌县主持开学典礼，并亲为学校制定"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的校训。学校提倡"手脑并用"的学风，注重学生思想修养、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培养。学校建立董事会，黄炎培任董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于1945年10月交由灌县地方接办。�

林森主持都江堰开水典礼

1942年清明节，四川省政府及灌区14县官员齐集都江堰举行开水典礼，典礼由当时正住在灌县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开堰前先在伏龙观祭祀李冰，向李冰神像顶礼膜拜。祭毕，林森及其从祭人员乘轿直赴二王庙祭祀李二郎。祭毕，林森及其从祭人员又转赴都江堰鱼嘴，在鞭炮和万众欢呼声中，亲视开堰放水。冯玉祥捐资建亭

1941、1942、194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数次在灌县、青城山居留。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冯玉祥寓居青城山真武宫。1945年8月11日晨,当他听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的消息时,当即捐资在真武宫侧建亭，取名"闻胜"，并撰书刻碑一通立于亭中。

解放军抢修都江堰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入川后贺龙司令员指出，要先抢修都江堰，把已延误的岁修时间抢回来。并决定从军费中拨出专款，确定由王希甫负责，由驻灌县解放军协助抢修。12月29日，成立都江堰岁修工程临时督修处。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拨款3万银元作抢修经费。驻灌县解放军184师1500余人在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指挥下参加抢修工程。整个岁修工程于1950年3月底全部完工。4月2日,按照都江堰传统习惯,举行了开水典礼。�

都江堰建堰2250周年庆典

1994年4月5日，由四川省政府、国家水利部主办，成都市政府、都江堰市政府、都江堰管理局承办的"中国四川都江堰建堰2250周年庆典"在都江堰渠首隆重举行。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69个使团到会祝贺并参加庆典活动，与会人士缅怀李冰父子的丰功伟绩，盛赞都江堰灌区由50年代的灌溉19万多公顷发展到67万多公顷，成为全国最大的灌区、效益巨大的水利工程。纪念活动期间，与会人士观看了富于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的舞蹈、仿古祭祀仪式及砍杩槎放水活动。

主要景观

鱼嘴分水堤：“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它昂头于岷江江心，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西边叫外江，俗称“金马河”，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沿山脚的叫内江，是人工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

飞沙堰溢洪道：“泄洪道”具有泄洪徘砂的显著功能，故又叫它“飞沙堰”。 飞沙堰是都江堰三大件之一，看上去十分平凡，其实它的功用非常之大，可以说是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关键要害。 飞沙堰的作用主要是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如遇特大洪水的非常情况，它还会自行溃堤，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另一作用是“飞沙”，岷江从万 山丛中急驰而来，挟着大量泥沙、石块，如果让它们顺内江而下，就会淤塞宝瓶口和灌区。 古时飞沙堰，是用竹笼卵石堆砌的临时工程；如今已改用混凝土浇铸，以保一劳永逸的功效。

宝瓶口：宝瓶口起"节制闸"作用，能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是湔山(今名灌口山、玉垒山)伸向岷江的长脊上凿开的一个口子，它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而功能奇持，故名宝瓶口。留在宝瓶口右边的山丘，因与其山体相离，故名离堆。离堆在开凿宝瓶口以前，是湔山虎头岩的一部分。由于宝瓶口自然景观瑰丽，有“离堆锁峡”之称，属历史上著名的“灌阳十景”之一。

伏龙观：伏龙观位于都江堰市离堆公园由,其下临深潭，因李冰降伏孽龙伏在离堆之下，故于北宋初年改祭李冰，取名“伏龙观”。伏龙观又名老王庙、李公词、李公庙等。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四川巡抚祟实以为：“于虽齐圣，不先父食。况以公之贤：又有功于蜀，其施力程能固无待乎其子。今乃数典忘祖，于掩其父得无紊钦”

二王庙：位于岷江右岸的山坡上，前临都江堰。是纪念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者李冰父子的庙宇，原为纪念蜀王的望帝祠。二王庙古名“崇德庙”，建于公元494-498年，建筑群分布在都江堰渠首东岸，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地极清幽。是庙宇和园林相结合的著名景区。占地约5万余平方米，主建筑约1万平方米。二王庙分东、西两菀，东菀为园林区，西菀为殿宇区。全庙为木穿逗结构建筑，庙寺完全依靠自然地理环境，依山取势，在建筑风格上不强调中轴对称。上下重叠交错。宏伟秀丽，环境幽美。

安澜索桥：又名“夫妻桥”，位于都江堰鱼嘴分水堤之上，横跨内外两江，长500米。始建于宋代以前，明末毁于战火。古名"珠浦桥"，宋淳化元年改"评事桥"，清嘉庆建新桥更名为"安澜桥"，原索桥以木排石墩承托，用粗如碗口的竹缆横飞江面，上铺木板为桥面，两旁以竹索为栏，全长约500米。坐落于都江堰首鱼嘴上，被誉为中国古代五大桥梁，是都江堰最具特征的景观。索桥在四川西部地区起源较早。安澜索桥修建具体年代已不从所考，但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能笮”。《水经注江水》载“涪江有笮桥”，证明至少安澜桥的修建，不会晚于修筑都江堰的年代。笮，意为竹索，这是川西古代索桥的主要建筑材料，故安澜索桥又被称为竹桥、绳桥、竹藤桥等。现在的桥为1974年重建，下移100多米，将竹索改为钢索，承托缆索的木桩桥墩改为混凝土桩。

相关问题

都江堰为何举世闻名

硕果仅存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规模宏大、布局科学、费省效宏，代有兴建，历经2260而不衰，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成功的水利杰作，也是世界水利史上设计施工最完美、最先进、最科学独一无二的无坝式引水枢纽，更是古代水利工程沿用至今，“古为今用”、硕果仅存的奇观。与之兴建时间大致相同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仑的灌溉系统，以及中国陕西的郑国渠和广西的灵渠，都因沧海变迁和时间的推移，或湮没、或失效，唯有都江堰独树一帜，有兴建源远流长，至今还滋润着天府之国的万顷良田。

可资借鉴的治水哲学思想和管理经验。都江堰源远流长，惠泽后代，其奥秘除了巧夺天工的工程布局外，更主要的是遵循了“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指导思想、“岁必一修”的管理制度，“遇难弯截角、逢正抽心”的治河原则，以及“砌鱼嘴立湃缺，深淘滩、低作堰”的引水、防沙、泄洪之管理经验和治堰准则。而“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水哲学，它强调的是要充分掌握河流的流势和其它自然条件，加之利用和正确引导，利用有利条件消除不利因素，同时要随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采取不同的措施把工程做好。这一治水哲学思想不仅对过去，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水利工作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独具特色的都江堰水文化。由都江堰而产生的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都江堰水文化包括水文学、水文物、水神学等，诸如“二王庙”、“伏龙观”、“观景台”等处的人文景观；改建鱼嘴挖掘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像和“饮水思源”石刻；歌颂李冰父子降龙治水的民间传说和具有一定宗教神学色彩的祭祀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祭水、祭神、祭人的诗、词、书画的水文学等，在中国历史文化上占有一席之地。

都江堰不仅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也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1982年，都江堰作为四川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2007年5月8日，成都市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李冰父子 功高仰止

都江堰建于公元三世纪，是中国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2200多年来，至今仍发挥巨大效益，李冰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愧为文明世界的伟大杰作，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成都平原能够如此富饶，被人们称为“天府”乐土，从根本上说，是李冰创建都江堰的结果。所以《史记》说：“都江堰建成，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懂，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2000多年来，李冰父子凿离堆，开堰建渠为天府之国带来的福泽一直为世人所崇敬、感激，二王庙从古至今不但香火鼎盛，而且在历史上一直都有官方以及民间的祭典活动和祭祀活动。形成了以李冰父子为主题人物的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和六月二十六日为中心的庙会活动。

都江堰市概况

都江堰市是四川著名的旅游胜地。都江堰市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都江堰市是山水园林城市，都江堰渠首傍城，五条河穿城而过，灵岩山城区矗立，山水城林堰相融，拥有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市域林木覆盖率达70%，被评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年平均气温152℃，空气质量和水质常年保持国家一级水平。

是阙。

秦汉时期表示威仪登第的建筑物是阙。阙是一种用于表示尊贵地位和仪仗的重要建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高的地位。阙的建筑风格也随着时间和不同统治者的更替而有所变化。

阙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一种高大建筑，通常用于宫殿、城池、墓葬、祭祀等场所，也是表示尊贵地位和仪仗的重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