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最早的名称为:西漠(西膜)、古戎地。《穆天子传》载：“己巳，至于文山，西漠（西膜）之所谓口，觞天子于文山，西漠之人乃献食马三百，牛羊二千…”意思为流沙之西，《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时代，由此可见，哈密被称为“西漠”（西膜）是战国之前，如果从周穆王算起的话，时间距今为3000年左右。但是，在查看资料时，《伊犁历史与文化》一书对“西漠”（西膜）就不仅仅是哈密的地名那么简单了，很可能是哈密当时就是以塞人为主要居民的地区了，因而就以自己的人种命名了当时的哈密绿洲。他们和黄种人也就是羌人共同生活在这一片绿洲大地上，造就了哈密三千年前的绚烂多彩而又神秘的游牧文化。这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哈密和伊犁都曾是塞人的根据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名称就是“昆莫”。唐朝《元和郡县图志》说：“禹贡九州之外，古戎地。古称昆莫，周穆王伐西戎，昆吾献赤刀，后转为伊吾，周衰戎狄杂居泾渭之北，伊吾之地又为匈奴所得。”现在，哈密地区还有伊吾县，保留着名称的传承。春秋战国时代以前，从河西走廊到哈密、罗布泊都是游牧民族，包括外来的欧罗巴人种的塞人、大月氏、乌孙。其中，塞人、大月氏、乌孙人都是哈萨克的主体族源。他们都曾游牧在敦煌到哈密之间。有些学者如著名西域史专家苏北海等认为哈密原来的名称应为昆莫，他在他的那本著名的《西域历史地理》中写道：哈密的名字源于乌孙人的首领“昆莫“，伊吾之音是由昆莫转变而来，从而可知昆吾、伊吾、伊吾卢，以及后来释城的哈密、哈密力、哈迷里都是昆莫的一音之转。汉人在古代译兄弟民族名称时，把库木尔译成昆莫，而少数民族则直称库木尔。昆在突厥语中是太阳的意思，莫是统治者的意思，因此，哈密二字是就像太阳一样的统治者的意思。对这个说法，有学者不同意，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认为：哈密古为昆莫之地，古籍记载不甚详备。但是，乌孙人和塞人血缘关系浓厚，从某种意义上讲，乌孙人是塞人的后裔。乌孙作为历史上被称为：“游牧于敦煌、祁连山以东”，是不会有问题的。这里的祁连山，大多数专家学者已承认应该是位于哈密境内的东天山。乌孙人与大月氏人、羌人杂居于敦煌至哈密绿洲也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种是著名维吾尔学者阿不都西库穆罕木德伊明提出的，他认为，哈密二字的意思要从哈密在新疆的位置入手考虑，他经过大量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哈密本意就是新疆东大门之意。

第四种著名西域研究学家、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的意见。他是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弟子，中国屈指也数能读懂吐火罗文的人，通过对吐火罗文的研究，他提出一个崭新的提法。他认为；哈密古代被称为“伊吾卢”，为夷狄生长之地，有蒙古人种，也有欧洲原始人种，还有高加索白种人种，文化层次丰富，具有多元性。而“伊吾卢”是大月氏也就是吐火罗人对哈密称呼，意思是“龙马”。联想到大月氏人对马的崇拜，此说不无道理（后文将谈到这一问题）。哈密作为多种人种杂居之地，对“伊吾卢”的称呼也带有其他味道，伊吾后面加了个卢，应该是哈密当地土著夷狄人的习惯，到东汉后，随着东汉政府的管理最终定名为伊吾。库车在历史上曾经定名为“伊罗卢”，和哈密的原称“伊吾卢”非常相似，也是吐火罗语，大月氏人的统治地域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第五种是蒙古族语“窄沟”的意思。主要是对拉甫却克的形象概括。拉甫却克东西各一座城，中间隔着一条窄沟，故而谓之。

第六种是哈木尔，为突厥语，蒙古语叫“哈密里”，因为有沙山哈木尔，所以地以山名。这一说与后面的第十种基本一致。

第七种是到五代时，又称为“葫芦碛”。来由是伊州两边都是沙漠，哈密绿洲就在沙漠中间，一面是著名的罗布泊沙漠，一边是八百里的流沙莫贺延碛，形象好似葫芦，因以名之。

第八种是《西域图志》记载乾隆的说法。《西域图志》说：“阳关西一千六百里至鄯善，又西七百二十里至且末，又西两千里至精绝，又西四百六十里至扞冞，又西三百九十里至于阗。”由此可知，扞冞在精绝和于阗之间，距阳关3780里。这一说似乎有此牵强，哈密至阳关哪有1300多公里？《西域图志》解释：伊吾与哈密音不相类，意扞冞人尝居此。因转扞冞为哈密。

第九种“了望墩台”说，成书于乾隆年间的《钦定河源记略》中写到：回语哈密即哈勒弥勒之转音。哈勒，了望之谓；密勒，台墩也。地有墩台可以了望，故以名其城焉。同一暑期的《钦定西域同文志》也说：“回语，哈勒弥勒之转音。哈勒，了望之谓；密勒，墩台也。地有了台，故名。”

第十种“俱密说”。但是此说者是清朝末年的学者陶葆廉，他在《辛卯侍行记》一书中写到：“缠回之称哈密皆日哈木尔（或库木尔），稽古者以哈密为汉伊吾，而不知哈密直名亦古。《元和志》伊州纳职县北有俱密山，是哈密因山得名，唐初已然。今三堡西北之哈木尔达坂即古俱密山。西戎语哈、俱、库、克等均可通用。”俱密山就是指位于哈密境内的东天山。

主要有羌、塞人、月氏、乌孙、姑师、匈奴等。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区，不管是东来，还是西往的古代民族，都在天山南北这一广阔的土地上，留下过它们的足迹。

秦汉以前或秦汉时期，新疆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有羌、塞人、月氏、乌孙、姑师等。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是形成中华民族的重要远族。传说中的炎帝也是羌族的祖先，他生于姜水(今陕西岐山东)。后来，炎帝后裔一部分向东迁徙，较早地融为华夏族，即后来的汉族；一部分留在原地或向今甘、青、藏等省、自治区及四川、宁夏部分地区迁徙，被称为氐羌或羌戎。

至春秋时期，秦国在今陕西省西部一带逐渐发展起来，并企图东向争霸中原，结果为晋国所阻，因此转而向西发展。所以，活动于陕甘地区的羌人部落大都归并于秦，有的则向西迁徙至河西走廊等地。至秦统一中原六国之际，月氏人开始强盛，并兼并河西诸部。部分羌人在月氏的压力下，沿祁连山、昆仑山北麓继续向西迁徙，从而在新疆地区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羌族人民在新疆活动的遗迹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在塔什库尔干香保保地区发掘的古墓中，就有大量羌人的遗骨。正因为羌族人曾在新疆地区生产、生活，才留下了“若羌”这个地名。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还在沙雅县发现下“汉归义羌长”印，说明直至汉代，羌族人仍是新疆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塞人，在西方史籍中被称为“萨迦”，属欧罗巴人种。原游牧于甘肃省西部的敦煌一带，汉文献称其为“允戎”，被月氏人排挤而西迁。至春秋战国时期，塞人主要生活于北疆西部和西北部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带，以及帕米尔地区。

1976年至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乌鲁木齐南山矿区的阿拉沟东口，发掘了一批塞人的墓葬，发现了小铁刀、三棱形铁镞等，还有随葬的羊、牛、马骨。说明在春秋战国时，塞人已经使用铁器，仍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

在伊犁尼勒克县奴拉赛山，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距今2400多年的铜矿采掘、冶炼遗址。矿洞、坑道都用松木支架，深达数十米。在离矿坑不远的山沟内，发现有供冶炼用的木炭、铜锭。说明塞种人在找矿、采掘、冶炼各个环节上，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战国时期，塞人已进入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考古工作者在塔什库尔干香保保地区发掘的塞入墓葬中，发现有殉葬的奴隶。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初，居住在河西地区的月氏人由于受匈奴的攻击，西迁至伊犁河流域，而将塞人驱逐出该地。塞人南迁葱岭。

姑师人，又称“车(音居)师”，主要生活在吐鲁番、乌鲁木齐、吉木萨尔、奇台等地。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一地区。姑师人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羊、马、骡是他们饲养的主要牲畜，农作物有小麦和胡麻。

春秋战国时期，姑师人先后使用了铜和铁器。铁器的使用推动了姑师人社会生产的发展。在日用品中，姑师人主要使用陶器和木器。三角形、涡纹、松枝形纹，是陶器中的主要装饰图案。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至战国后期，姑师人也完成了向奴隶社会的过渡。

月氏人，战国时期居住在河西地区，即所谓“敦煌祁连间”。秦汉之际，最为强盛，常常轻视匈奴。匈奴著名单于冒顿为太子时，就曾作为人质被扣压在月氏。月氏还攻击过近邻乌孙，杀其王难兜靡，占据祁连山北麓。公元前177年，匈奴攻破月氏，迫使月氏人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公元前174年到前161年间，匈奴联合乌孙再次攻击月氏，并击杀月氏王，其余众才迁到大夏 (今阿姆河上游地区)。

从文献记载来看，月氏人在新疆活动的时间并不长，但却留下了许多遗迹。据一些学者研究，焉耆、龟兹(今库车)等地名都是因月氏而得名的。

月氏人在迁往伊犁河流域时，有部分老弱妇幼留在河西，被称为“小月氏”，后融合到了当地其他民族之中。

乌孙，最初活动于河西走廊，是月氏旁边的小国。秦汉之际，受月氏人的攻击，部众逃往匈奴。乌孙王子长大成人后，冒顿单于令其率部驻守西域。老上单于时，乌孙与匈奴联兵将月氏逐出伊犁河流域，遂居其地。

乌孙主要从事畜牧业，迁居伊犁河流域后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农业经济。除此而外，乌孙人还从事制陶、制毡、木器加工、金属冶炼等手工业。

乌孙后来与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关系相当密切。在西汉政府统一新疆的斗争中，乌孙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乌孙遂成为西汉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重要一员。

除上述古代民族外，秦汉时期在新疆活动的还有匈奴人、汉人。

　　摘 要： 西域历史地名的语音变迁涉及对音及古今音变化问题，需要利用音韵学知识来厘清其演化脉络。作者通过对唐代岑参边塞诗中记录的一些地名的语音变迁作简单梳理，分析声、韵、调的变化对历史地名语音的影响，可以对历史地名的教学和研究起到参考作用。

关键词： 西域历史地名 岑参诗 音韵学

中国历史地理书籍众多，历代官私都有编著，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一万种之多。［1］不同时代的不同区域受到语音变化的影响而大量存在历史地名变迁问题。西域地区因为民族众多，其历史地理书籍中记录的地名变化更大，不仅存在对音的问题，还存在记音汉字的古今语音变化问题。

西域史地典籍受当时语音状况的影响，所保留的地名变体颇多。有些地名前后之间的语音联系较为明显，如《新疆识略》中所记“色尔奇布”和《西域图志》中所载“色尔启布”，两者实为同一地名，现代汉语中，“奇”与“启”唯声调不同，可凭表面联系来推测，还不需要专业知识加以判断，。

而有些地名的语音联系则较为复杂，不易分辨，如《汉书·西域传》：“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高附”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两个地名以现代汉语读之，相去甚远。这就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音韵学知识，以便在历史文献教学过程中进行很好的解读：汉代语音属于上古音系统，“高”古音见母宵韵，拟音为［kau］①，宵韵与今韵母ɑo相近，发音由低后元音ɑ滑向高后元音u，属于前响复元音韵母，又为平声，发音长远，音近于“喀”［kɑ：］。“附”古音并母侯韵，拟音为［bǐwo］。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提到“古无轻唇音”，中古音中唇齿音“非敷奉微”是从上古音“帮滂并明”中分化出来的，即现代汉语f声母，在上古时期，读为b、p。故“附”的读音略同于“剖”，缓读则音近“布尔”。今喀布尔读为［`kɑ：bul］，与“高附”两字上古音的组合比较接近。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一生两次游历西域，入幕安西、北庭都护府，写下了60余首写实性很强的边塞诗。其中所记录的70余处西域地名，对于我们了解唐代历史地理颇有益处。现以岑诗中的部分唐代地名为例，结合音韵学知识简要说明如何分析西域史地文献中的地名语音变化。

一、入声字的影响

就传统音韵学而言，唐代属于中古音系，其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元代以后，入声字派入三声，逐渐消失。至于明清时期，入声字则除了在诗歌中应用之外，已不在共同语中使用。［2］而清代地理学著作中的地名对音，因不存在入声字，所以把入声字的辅音韵尾都记录出来，造成和唐代地名用字颇显不同。

岑参西域诗中4次提到“赤亭”这一地名。如《火山云歌送别》：“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云更厚。”敦煌文书《西州图经》中即有“赤亭道”的称呼，可知“赤亭”为唐代地名无误。［4］P3唐“赤亭”在清代史地文献《西域同文志》称“齐克塔木”，《新疆识略》作“齐克腾木”，《辛卯侍行记》作“七克腾”，今地名为新疆鄯善县七克沁镇。［5］P193

检中古韵书《广韵》可知，“赤”昌母昔韵，入声字，以辅音韵尾［k］结尾，拟音为［t揶‘ǐ藓k］，正与“齐克”、“七克”音同。距其不远的“柳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宋王延德的《高昌行纪》记此地为“六种”。［6］P96“六”，在《广韵》中是来母屋韵，入声字，拟音为［lǐuk］，也以辅音［k］结尾，与今地名“鲁克沁”之“鲁克”音近。

地名中的入声字，除在对音中保留其韵尾外，还体现在地名翻译的变体中。如新疆鄯善县洋海村，明代《西域土地人物略》记此地为“羊黑城儿”，清《西域图志》称之为“洋赫”，《新疆识略》则作“英格”。

李启文对《古今韵会举要》韵部进行归并，发现入声字在消失的过程中，其韵尾先变化为喉塞音［-揲］（中古汉语零声母影母即喉塞音，发音近于［i］）。因此，“黑”《广韵》晓母德韵，拟音为［x藜k］，今普通话读音为hei，韵尾［k］，变为［-揲］，再变为［i］。“海”在《广韵》中是晓母海韵，上声字，主要元音与“黑”相近，今天上海话中的“海”仍发为［hE］。［7］P6“海”的韵尾为［i］，与今音“黑”韵尾相同。由此可以窥见，“羊黑”变为“洋海”的过程。

“赫”在《广韵》中是晓母陌韵，入声字。“格”在《广韵》中是见母陌韵，②“见、晓”属于牙喉音，可以通转。“赫、格”所属的“陌”韵，拟音为［ek］，韵尾与“黑”同，主要元音都属于央元音。［8］P41因此，“洋赫”、“英格”与“羊黑”一样，入声韵尾脱落变化，变成了今天的“洋海”。

二、古声母的变迁

岑参诗《经火山》中出现了“蒲昌”这一地名，即今天的新疆鄯善县“辟展”乡。“昌”和“展”今读声母不同。在中古音系中，“蒲昌”之“昌”在《广韵》中是昌母阳韵，“辟展”之“展”在《广韵》中是知母狝韵，属于两个不同的声母。两者之间的联系，需要通过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声母变化来说明：清代古音学家钱大昕曾提出“古无舌上音”之说，即“知彻澄”三母上古归入“端透定”三母；黄侃又提出“照三归端”说，即“照”组三等字，“章昌船书禅”母在上古归入“端透定”母。［9］P224据此可推，“昌”和“展”的上古音系中发音部位相同，旁纽双声，声母相同。

“蒲”在《广韵》中是并母模韵，今读为pú，看起来与“辟”声母相同，与韵母存在差别。实则不然，还要从声母变迁的角度去解决这一问题：

成书于宋仁宗时期的《集韵》和《广韵》一样，都属于中古音系，其中记载了“蒲”有另一发音，并母铎韵，入声字，读为bò，白各切，韵母拟音为［ɑk］，用于地名。并母为浊声母，中古音转到现代汉语语音所遵循的“浊音清化”原则是“平送仄不送”［8］P116：

“并”为“帮”组字，双唇音，平声字（今一、二声）读送气音p，滂母；仄声字（今三、四声及入声）读不送气音b，帮母。“辟”《广韵》并母昔韵，入声字，声母本应读b，因是入声字，故今音转为p，《集韵》中“辟”字仍有一音作帮母麦韵，读bó，博厄切，韵母拟音为［覸k］。［ɑ］、［覸］都是低元音，区别在于舌位前后问题，音近可以旁转。

新疆建省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建省以前，这个地区称为西域。西域一名大约起源于西汉宣布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政府在这里设置的西域都护。

清朝统治者称西线为新疆是有其特殊用意的。原来新疆一词本是个普通名词，并非专指西域地区。它由一个普通名词变成专指西域地区的专有名词，成为清代一个省级行政区的正式名称，是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演变过程。

清代，北方的蒙古喀尔喀部、西北的厄鲁特蒙古各部和回部、西南的藏族各部，虽然都已向清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但当地各族首领仍保持着世袭统治权力而继续割据一方。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朗平定准噶尔部，二十四年又平定回部，始设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和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官员分别进行管理。于是西域统一于清朝，重新处于中原统一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结束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割据的局面。由于西域各处统一于清朝的时间，比起东北、西南地区都较晚一些，所以清朝统治者有时就泛称西域地区为新疆、或西域新疆。

称为新疆，自然是与“旧疆”相对而言的。在清朝满族统治者的习惯中。本来就有把铰早归并于自己的民族和地区称之为“新”的先例。如在清朝统一东北地区满族各部的过程中，边睡地区的墨尔哲勒等部归附较迟，就被称为“新满州”。清朝统治者还有个习惯，那就是把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统治的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分别用当地少数民族的族名加一个“疆”字来表示。如对西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一带的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清朝统治者称为“苗疆”，对西北的天出以南信仰伊斯兰教(当时称为回教)的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称为“回疆”，天山以北准噶尔部聚居地区称为“准疆”。在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统一于清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改上归流，即废除该地少数民族首领的世袭统治，而改为中央政府可以随时任免、不断更换的“流官”来管理的制度以后，就把这些地区称为新疆。而称以前半割据式的“土官”世袭统治地区和清朝较早统一的地区为“旧疆”。如在西北地区，哈密、巴里坤、奇台、吐鲁番等地清朝都称为“我朗旧疆”，在此以西的原准噶尔辖地则称为“准噶尔旧疆”(《皇舆西域图志》卷九《疆域》卷二二《山》)。

现在的贵州、云南、四川、广西、湖南等省的一些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曾被称为“苗疆”和新疆的。雍正时的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曾称当时已经改土归流的“乌蒙系改土新疆”(《清世宗雍正实录》卷九六)。苏尔德的《回疆志》又名《新疆回部志》，说明当时就把回部、回疆稼为新疆。至于天山以北的原准噶尔部活动地区，清朝官修的《皇舆西域团志》、8大清一统志》、《皇朝文献通考》也都曾称之为“准部”、“准疆”、“准噶尔旧疆”、“新辟皇舆之新疆”，或径称之为“新疆”。西域自古为我国固有领土，他们本来是很清楚的，因为乾隆皇帝在圣渝中就曾说过：“汉时西唾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请部落皆曾屯成，有为内屑考。唐韧开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址久姻”。(《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二)正是为了夸耀“本朝”的文治武功迈越前古，“远扶汉唐而上”(《皇舆西域图志》卷八)清朝统治考才把西域称为新疆。

易庆末年，在伊犁将军松药的主持下，由徐松等编纂的《西唾要略》，由皇帝亲为作序．并扬名《钦定新疆识赂》。这是清朝统治者正式用“新疆”一词作为地名宋代替“西城”一词的开始。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新疆”一词已经正式由一个普通名词变成为专指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带的专有名词了。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沙俄侵略我西北边疆，并强迫清朝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北边疆领土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清朝政府的军队在左宗棠和刘铜堂的率领下收复新疆。其后左宗黎和刘锦堂相继奏诸清朝皇帝在新疆改行行省制度。光绪十年(公元i884年)，正式建立新疆省，任命刘锦堂为甘肃新疆巡抚。从这一年开始，直到1955年正式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为止，新疆省这一名称一直沿用了70多年。

新疆的地名有：

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自治区直辖县级行政单位、石河子市、阿拉尔市 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北屯市(即将成立) 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鄯善县、哈密地区、哈密市、伊吾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和田地区、和田市。

和田县、洛浦县、民丰县、皮山县、策勒县、于田县、墨玉县、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温宿县、沙雅县 拜城县、阿瓦提县、库车县、柯坪县、新和县、喀什地区、喀什市、巴楚县、泽普县、伽师县 叶城县、岳普湖县、疏勒县、麦盖提县、英吉沙县、莎车县等。

名称由来

新疆古称西域，西域一词特指新疆地域范围从古代一直延续至清朝中期乾隆帝统治时期。

清军入关以前，所统辖的疆域仅限于中国东北地区。入关后，迅速统一了中国大部。但在个别地区，它的统治也是经过了多年反复之后才最终确立的。清朝前期的几代皇帝，都视统一全中国为己任。

“天池”一名来自乾隆48年(1783年)乌鲁木齐都统明亮的题《灵山天池统凿水渠碑记》。

古往今来，陈运和等文人墨客多吟诗赋文，备极赞誉。

传说3000余年前穆天子曾在天池之畔与西王母欢筵对歌，留下千古佳话，令天池赢得“瑶池”美称。

20世纪70年代初，郭沫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旅游，临湖吟出“一池浓墨沉砚底，万木长毫挺笔端”的佳章。

每当春来秋到，清风徐徐，天高云闲，碧水荡漾，雁舞鸟鸣，山光水色，如诗似画，不仅使过往之人流连忘返，还吸引一些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到这里赏景览胜、捕鱼守猎。

若遇天旱少雨时节，百姓往往结队到池旁焚香祈雨，颇为灵验，更为天池增加了神密色彩。

古人认为天池有代天降雨之功的，故名之为“天池”。

天山天池古称“瑶池”，地处新疆 尔自治区昌吉 自治州阜康市境内，博格达峰北坡山腰，是以高山湖泊为中心的自然风景区，距乌鲁木齐市97公里。

景区规划面积548平方公里，分8大景区，15个景群，38个景点，是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典型的山岳型自然景观。

扩展资料：

天池古称瑶池。

《穆天子传》记载，相传三千多年以前周穆玉西游，曾与西王母在此宴饮唱和。

西王母致欢迎词对周穆王唱道：“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远，山川间之。

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周穆王接受了这种美好的祝愿和友善地邀请，他答谢道：“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

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正因为这样，人们都说瑶池乃西王母所居。

后来，神话小说又把西王母演绎为王母娘娘，传说在瑶池大宴群仙，举办过一年一度的蟠桃盛会。

还说小天池是王母娘娘洗脚的地方，大天池是她沐浴的场所。

据有关专家考证，《穆天子传》和《山海经》等古籍中记载的周穆王巡游西域的地点，大多数都可以对出今天的地名。

而西王母的形象，恰恰反映了当时的西域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妇女当政的历史生活。

唐代诗人们借此题材的抒情之作，更使这一传说被认可，而瑶池也就更声名远扬了。

天池属于冰渍湖泊。

在20万年以前，地球冰期来临，天池地区成为山谷冰川。

由于冰川的掘蚀作用和堰塞作用，形成天地湖盆，天气转暖后，冰川消退成湖，此为天池的成因。

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

　　唐代贾岛《渡桑干》

　　客舍并州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

却望并州是故乡

　　李白《娥眉山月歌》

　　娥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又名《渭城曲》

　　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焉耆地名写法刘正琰诸先生编著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中，把散见于卷帙浩 焉耆回族自治县

繁典籍之中的"焉支"一语 的汉语音译10种写法收录如下：焉支、 燕支、烟支、胭脂、胭支、燕脂、烟肢、燃支、焉耆、焉提。焉耆的名称在中国古籍上，汉唐时基本上有三种写法：《两汉书》、《晋书》、《魏书》、《周书》、《隋书》、《新唐书》、《旧唐书》、《高 僧传》、《续高僧传》、《悟空行记》都写作焉耆，《佛国记》和《水经注》及《释氏西域记》写作乌彝， 《大唐西域记》叫阿焉尼。后来的各派学者议论 纷杂，相持不下。据日本松田寿南先生说，阿耆尼是古代焉耆僧侣所使用的雅称，把焉耆一词梵语化了。梵语阿耆尼即火神之意。中国一些学者提出乌彝、阿耆尼，都是"焉耆"的同音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