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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 本 草 纲 目

（明 - 李时珍）

草 部

甘草

释名 亦名蜜甘、蜜草、美草、 草、灵通、国老。

气味 (根)甘、平、无毒。

主治

1、伤寒咽痛(少阴症)。用甘草二两，蜜水灸过，加水二升，煮成一升

半。每服五合，一天服两次。此方名“甘草汤”。

2、肺热喉痛(有灸热)。用炒甘草二两、桔梗(淘米水浸一夜)一两，加

入阿胶半斤。每服五钱，水煎服。

3、肺痿(头昏眩，吐涎沫，小便频数，但不咳嗽)。用灸甘草四两、炮

干姜二两，水三升，煮成一半，分几次服。此方名“甘草干姜汤”。

4、肺痿久嗽(恶寒发烧，骨节不适，嗽唾不止)。用灸甘草三两，研细。

每日取一钱，童便三合调下。

5、小儿热嗽。用甘草二两，在猪胆汁中浸五天，取出灸后研细，和蜜

做成丸子，如绿豆大。每服十丸，饭后服，薄荷汤送下。此方名“凉隔

丸”。

6、婴儿初生便闭。用甘草、枳壳各一钱，水半碗煎服。

一、中药的发展历史是什么

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

中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 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世称《唐本草》。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汉朝以前中药随着文字的出现，药物知识也有了文字记载。

商代金文已有“药”字。《说文解字》训释为：“治病草，从草，乐声。”

西周的《诗经》及《山海经》中已经记载了120多种药物的产地、效用和治疗性能。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已载方280余首，所用药物达240余种。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本草作为中药的代名词。 本草一词始见于《汉书·平帝纪》。

到了西汉晚期已有“本草”一词来指称药学专著。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是《神农本草经》。

虽托“神农”之名，实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有考证最后成书不晚于东汉末年（公元2世纪）。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末以来医家应用的药物种类日渐增多，本草著作的数量和种类也大大增加。 晋代葛洪《抱朴子》曾首载草药一词。

重要的本草著作首推完成于公元500年、梁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南朝刘宋时期雷敩著《炮炙论》，收录了300种药物的炮制方法，是中国的第一部炮制专著。

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南北统一，经济文化日渐繁荣，医药学也有较大发展。 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朝廷颁行了由李绩、苏敬等主持编纂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

载药844种，本书的完成依赖了国家的行政力量和人力物力，是中国第一部药典性本草；比公元1542年欧洲纽伦堡药典早出800余年。并在日本古书《延喜式》还有“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

金元时期张元素所写的《医学启源》介绍了脏腑诸病用药心法，奠定了脏腑辨证用药理论。他在《珍珠囊》、《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洁古刺诸痛法》中均倡导中药归经学说。

后来，李东垣的《用药法象》与王好古的《汤液本草》都是探讨药性。 明朝时期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历时27年编成《本草纲目》（全书52卷，约200万言，收药1892种，附图1100多幅，附方11000余首）。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1912~1949年）的建立，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但是中国仍未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加之国家连年战争，社会动荡，经济衰退，致使中国科技发展缓慢而不平衡，远远落后于欧美、日本等，失去了16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科技上普遍领先地位。

在西方科技文化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出现了中西药并存的局面。与此相应，社会和医药界对传统的中国医药逐渐有了“中医”、中药”之称，对现代西方医药也因此逐渐称为“西医”、西药”。

由于 采取废止中医的政策，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因而引发了中医药界的普遍抗争。 在学术医药工作者奋发进取，尽管困难重重，本草学或中药学仍然有所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民国时期的中药专著有260多种，大多体例新颖、类型多样、注重实用。由于它们的论述范围、体例、用语等与传统本草有所不同，或为了通俗的原因，一般都不以本草命名。

其间综合性中药著作和讲义较多，内容多数偏于临床实用。前者以蒋玉柏《中国药物学集成》较有代表性。

该书有总论、各论两大部分。总论概述了中药有关基本理论知识；各论按功效分类，分别记述了400余种药物的别名、气味、形状、功用、制法、有毒无毒、用量、禁忌、处方等。

其体例和内容与前者基本相似，但更简明实用。如秦伯未《药物学讲》，分为发散、利尿、理气、理血、温热、寒凉药等12类加以介绍，如张山雷《本草正义》，属于传统药论性质。

该书结合个人用药体验论述了中药的药性、功用以及鉴别、炮制、煎煮法等，有较好的影响。 属于传统的地方本草亦有多种，以肖步丹《岭南采药录》、高宗岳《泰山药物志》较有特色，也丰富了药物的品种。

食疗本草有较大的进步，大多内容丰富、实用。如秦伯未《饮食指南），以传统、简要为特点；杨志一、沈仲圭《食物疗病常识》、陆观豹《食用本草学》，则多为经验之谈。

其他方面，如经曹炳章据清末郑肖岩所撰《伪药条辨》补订而成的《增订伪药条辨》，载药110种，就产地、形态、气味、主治等以论述或比较，为辨识药物真伪优劣提供了宝贵经验。杨华亭《药物图考》，摘引本草文献，对药物品种作了科学的考证，并附有图谱，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炮制制药方面，如杨叔澄《中国制药学》、周复生《增订药业指南》，有关内容均较切合实际。当时的中药学著作，除了传统的表述外，还产生了中西药汇通之作。

汇通派医药学家，利用自然科学和西方医药学的某些成果，补充表达中药的基源、成分、功效及其药理等，或以中西药理互为解说；其间深浅、得失参差不齐。 在各种著作中，以郭望《汉药新觉》、温敬修《最新实验药物学》及阮其烃、王一仁、董克仁的《本草经新注）等较有代表性。

鉴于此期中药数量众多、知识广泛，对中药的学习与传播已有诸多不便，故不仅便读、歌括一类中药入门书籍不少，而且新产生了中药辞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35年陈存仁编著的《中国药学大。

二、我国历史上哪些朝代中医药发展最快

根据历代王朝对民族文化和经济发展所采取措施的不同，中 医药学的发展也各有差异。

综合有关资料和史籍考证，我国中医 药发展最快、最兴旺的是隋唐至两宋。唐自统一中国后，疆域广 阔，百姓安乐，经济不断发展，尤其农业发展迅速，对外交流亦日 趋频繁，中医药事业也得到了全面发展，且各种医药著作和药物 品种不断增加。

如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由长孙无忌（后因 武后篡权，长孙皇后被贬，故改李绩）偕苏敬等22人负责编修的 《新修本草》（亦称唐本草）。当时由 发动全国各地征询药物 形色、功效、产地等，具送中央，经采用之后，在全国发行的，是最 完整的一部药学专著。

此外还出现了《食疗本草》、《蜀本草》、《本 草拾遗》等大批本草著作。这时全国已发现的药物约达1 500余 种。

宋朝亦由于上层 的重视，开国后不久即诏刘翰、马志等9 人编修了《开宝本草》，由官方颁行全国。其后，接着出现了 4种 本草著作，篇幅和内容都较前有所增加。

这时全国药物总数已发 展到2 400余种。可以说此时已是我国药典学发展最鼎盛的时期。

只是后来由于上层 的腐败，宋朝的国势日坏一日，整个中医 药事业也跟着走了下坡路。 。

三、中医发展史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就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

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

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

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

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

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 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

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例如：对某些寄生虫的感染，已明确指出与饮食有关；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

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

公元657年唐 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 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

它比欧州纽伦堡 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

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唐代医家孙思邈（公元581~682）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

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认为瘿病（指甲状腺肿类疾病）是因人们久居山区，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

公元752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据今核实为1,048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

宋 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

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

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是这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

四、中草药的历史文化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

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这里，择其要者，略加论述，以飨读者。 有人说中药就是树皮，草根，这话说对了一部分。

中药离不开树皮，草根，如苦楝根皮，牡丹皮，茜草根，白茅根等均是中药，但不是所有的树皮，草根都是中药；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

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

《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

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

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

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

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

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

这个“气”，不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

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

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

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

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

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

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

《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

五、中医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原始社会人们观察周围生活环境，为了生存通过长期和疾病做斗争，总结了丰富的经验。

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医家广泛吸取了百家之长，为治疗疾病所用，产生了大量理论书籍。医书因不会对统治者统治造成影响而被大量保存，但秦汉时期战争和汉朝统治者推行迷信进行思想控制，印刷技术限制，大量医书失传。

隋唐时期中医得到了长足发展。宋金元时期由于战争医书又大量失传，仅《黄帝内经》在宋朝就两度失传，后经多方努力在四川找到孤本才得以重新问世。

但由于战争外伤，脾胃等理论得以长足发展，元明清时期，瘟疫流行，温病学得到了长足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关切下，中医书籍被重新整理，装订，改编，并大量印刷，各国热爱中医人士共同努力，中医理论引入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为中医发展有着巨大推动作用。

现在欧洲许多医学院都把中医理论作为必修课。未来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将是大趋势，人类最终能战胜疾病。

六、中药的历史有哪些资料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 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编辑本段]概述

中药是在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以后，人们对我国传统医药学的称呼，是与西医相对而言的。

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编辑本段]中药经典著作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图书

本草纲目，吴普本草，本草经集注，本草衍义，汤液本草，饮膳正要，滇南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蒙筌，本草乘雅半偈，本草备要，

本经逢原，本草经解，本草从新，本草纲目拾遗，本草求真，本草述钩元，食鉴本草，本草撮要，本草择要纲目，得配本草，本草害利，本草分经，要药分剂，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七、中国医药发展历史

药行业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只要生命不息，医药行业的发展就永不停止。由于人类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出现疑难顽症，促使医药业不断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因此，医药行业是一个不断向前的朝阳行业，永远没有成熟期；同时也是高技术、高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

据测算，医疗保健产品的需求弹性系数为137，即生活水平提高1 个百分点，医疗消费水平增加137个百分点。

可见医疗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高于居民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医药产品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终极产品，通过医院或医药商店转移到消费者手中，马上进入消费领域，因而直接受到居民医疗保健需要的影响，也即居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会很快体现在对医药保健品需求的提高上，而且后者的提高大于前者，近两三年来保健品市场的迅速扩大即是一个例子。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占全球的20%，预计到2000年中国人口将增长到13亿，2010年则将达到14亿；人口的自然增长和社会的逐步老龄化，使医药的需求量增大。特别是占80%的农村人口，目前仅享有20%的医疗卫生和药品资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医疗保健意识不断增强，使农村医药市场具有根强的扩张潜力。从人均水平看，我国居民的医药消费水平仍处低位。1994年我国人均用药7美元，仅为日本的16%，法国的22%， 美国的23%，也远不及波兰、墨西哥、南非等国，在世界上处于低下水平，因此， 我国医药市场的增长速度必定高于国际医药市场的增长速度，尤其是随着居民医疗保健知识的丰富和医药商业的发展，市场对非处方药的需求会有很大增长。这是我国医药行业能够持续发展的基本背景。

广义的医药行业涉及化学药品、中（成）药、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医药商贸等，在本文中所讨论的医药行业和上市公司主要指生产药品（包括中西药）的企业。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

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这里，择其要者，略加论述，以飨读者。

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

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 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有人说中药就是树皮，草根，这话说对了一部分。

中药离不开树皮，草根，如苦楝根皮，牡丹皮，茜草根，白茅根等均是中药，但不是所有的树皮，草根都是中药；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

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

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

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

”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

《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

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

”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

”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

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

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

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

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

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

”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

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

这个“气”，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

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

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

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

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

《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

”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

这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

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

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

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

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

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

《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

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

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

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

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

更有出人意料的补，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其四，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

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

早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

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

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

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

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

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

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

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

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

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

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

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其五，药中哲理

中药自有它的药理，如前所述；还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

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这里仅就药中哲理略谈一二。

(一)药性有“阴阳”：“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性，无不尽在其中。

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

”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

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

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

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

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阴也。

此乃地之阴阳也。

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

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

”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

(二)治则有“反治”。

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还有“反治”。

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

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

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

(三)补益有哲理。

在其三中，讲到两方面的药补，金代医家张以正论补，颇具哲理，别树一帜。

1、他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从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祛邪就是扶正，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素问》不同的“五补”：“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的观点。

以“辛”为例，辛味原本入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补肝”(以下均仿此)。

张以正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谓“补”，实际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后世称他为“攻下派”。

2、他在《补论》中，更是高论迭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的补之，是则补之义也。

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

那么，具体如何补呢？他是这样阐述的：是热证，就用芒硝大黄一类的寒药，为了“损阳而补阴”；是寒证，就用干姜附子一类的热药，为了“损阴而补阳”。

他的结论语出惊人：“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

”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这正是张从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处。

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方解药文化之三昧。

(四)用药讲“中和”。

“中和”是儒家的哲学，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说文》云：“……事之调适者谓之和。

”中和，用于药理之中，含义有三层：一是调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例恰当，如厨师之烹调羹汤，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

“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是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目附和。

可见，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我们的古代医药家们就是这样的君子!杨伯峻在《论语注释》中形象地解释“和”：“和，如五味之调合，八音之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

”君臣佐使之中，还有一个最佳组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麻黄汤中的几味药能达到最佳的辛温解表之效，而麻黄与细辛、羌活等辛温解表药物相配，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原因。

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

方药中的君臣，也是这样的道理。

从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用麻黄为君药，宣肺平喘，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可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范例。

我想，中药方剂之所以有数千年的生命力，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药学理论和文化中，都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

它们不仅融汇了我们祖先在药学上的唯物辩证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药方剂必须遵循的圭臬，还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其六，用药有兵法

古人说：“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

”用兵用兵法上的战略和战术，而用药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药性，更要切中病机，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

若说用药如用兵，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比拟中的联系：药有性属类别，兵有种类装备；药有轻用重用，兵有辅攻主攻；药有缓急攻补，兵有虚实强弱；药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胜……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夺槊、勾卒嬴越(布阵指挥作战)之法，靡不宣(广泛)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专著《用药如用兵论》，以讲述其中的道理。

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论述道：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一样；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此外，还说到用药要辨明经络，好比派出侦察部队；依据病的寒热有反治之法，好比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病势正在发展，就不宜在病邪猖獗时攻治，应坚守正气，好比使敌军疲惫；病势衰退，就一定要穷追病邪退去之处，再增加精锐药物，这好比摧毁敌人的巢穴。

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不一一例举。

总之它充分启迪我们，在用药、用兵之间，去深入探讨其中的道理，决不是故意耸人听闻。

徐大椿最后总结道：《孙子兵法》一书，治病的方法完全包括在里面了。

多么催人深思

其七，中药理念

说到中药理念，似乎没有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

在许多普通人、乃至专业人士中，仍对此存在模糊的认识。

这里仅就一个热门话题“天然药物等于中药吗”谈谈看法。

前些年当世界兴起“天然药物”热的时候，我们自己业内的人也主张用“天然药物”来取代“中药”，并说这是与世界接轨，是让西方人接受中药的一个重要举措。

此举曾在药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一直延续至今。

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天然药物”的提出和兴起，是西方医药界针对西方人惧怕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转向自然界寻找新的药物途径，通过研究，从某些含有特殊药用成分的动植物身上，运用科技提取一种或(几种)药用成分，制成药物，用于临床，这无疑是当代制药学的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发展。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竟以接受新事物为幌子，一下子就联系上中药了，认为中药汤剂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草根树皮黑汤，既不卫生，又难喝，还说不清它的成分，实在可怕”；中药丸剂西方人说它是“一团黑乎乎的药丸，难以接受”。

于是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中药落后，成分讲不清，应该赶紧改成“天然药物”，否则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没有前途。

难道“中药”真的面临绝境，惨到要改名换姓才能生存的地步吗？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天然药物”不等同于“中药”，务请诸君保持清醒头脑。

对于“天然药物”的概念与内涵，上文已做简述；而“中药”的概念与内涵，与之决不相同。

尽管中药材大都取自“自然界”，有些也可以直接药用，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我们称之为“中药”的，也不是可以笼统而言的，首先，是指经过炮制的各类饮片。

炮制的作用，除了清除杂质，便于制剂和服用外，更重要的是消除或减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改变药物的性能，加强疗效。

以地黄为例，生地黄清热凉血，经用酒蒸晒成熟地黄之后，就具有温性而滋肾补血的功效。

炮制总分为水制、火制、水火合制等。

水制有洗、漂、泡、渍、水飞等；火制有煅、炮、煨、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

而每一种方法中又细含若干种具体方法，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

而这些炮制方法，现在已成为我们国宝级的机密。

其次，中药是指按照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与法则配比而成的方剂药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杂合物，然后根据需要，或汤、或丸、或散、或膏……由此可见，“中药”与“天然药物”，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可相互取代。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药，有什么必要因“天然药物”的兴起，就乱了阵营，自动退避，主动靠拢，甚至要宣告投降呢？中药，就是中华民族的药，只有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它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正治反治等一系列独特法则与文化内涵，是不可轻意弃置，更不可随意取代的。

不能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黑汤”、“一团黑黑的药丸”，我们就自觉中药落后，没了底气。

如果放弃了汤药，中医的特色(辨证论治)也就失去了光彩，后果严重。

现在有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无疑都是高深的科学门类。

由此我联想到了一锅汤药、一团药丸，目前对它们经过配比后的药物成分暂时说不清，那么，何不将它称之为“模糊药学”呢？由此我又联想到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是科学界不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模糊”难题在困惑着人类，等待我们去考察、研究、揭秘吗？对宇宙，我们知道了多少，又有多少模糊未知的，但是，我们不是有综合宇宙学吗？对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依然存在许多模糊与未知，不是有综合地球学吗？就说对人体自身，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模糊与未知，人类基因图谱的问世，无疑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而综合性的人体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有待探索的课题。

人类不会因为对某种自然现象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人类不会因为对金字塔等许多古代建筑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们；人类更不会对自身的器官、组织、功能模糊不解，而去责怪它们……同理，人类暂时对一锅药汤、一个药丸的成分处于模糊之中，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况它们已存在了几千年，救治和保养的人数以亿计，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中药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我不相信把这些道理告诉西方人，他们还要跟中药较劲 !要让世人都知道中药的内涵、中药的文化，其底蕴是何其丰富!我们的任务，在把中药推向世界的同时，要加大药文化宣传的力度。

我主张“中药”与“天然药物”应该相互并存、相互借鉴、友善共存、各谋发展。

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如此之多，不可能容不下这两种事物同生共存。

它们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完全不必“合二为一”。

是金子总在闪光。

西方人不是照样吃上了中国的煎饼、油条、豆汁和菜肴吗？照样唱上了中国的歌曲、京剧，说上了中国的相声，穿上了中国的旗袍、布鞋吗？如果真有需要，外国人照样会喝中药汤、吃中药丸的。

中药的配伍

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有选择地将两味以上药物配合同用。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常表现为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数病相兼，故单用一药是难以兼顾各方的。

所以临床往往需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药物。

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强或降低原有药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则能产生或增强毒副反应。

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这就提出了药物配伍关系问题。

前人把单味药的应用同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药物为“七情”，“七情”之中，除单行者外，其余六个方面都是讲配伍关系。

现分述如下： (一)单行：即不需配伍，单用一味药即可治愈疾病，称为单行。

如清金散就是单用一味黄芩，治肺热咳血的病证。

(二)相须：即将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以增强原有疗效。

如石膏与知母配合，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治疗效果；大黄与芒硝配合，能明显增强攻下泻热的治疗效果；全蝎、蜈蚣同用，能明显增强止痉定搐的作用。

(三)相使：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虽然不相同，但是治疗目的一致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为主，加一种药为辅，能提高主药疗效。

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时，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治疗效果。

(四)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

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所以说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

(五)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

如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或副作用，所以说生姜杀生半夏和生南星。

由此可知，相畏、相杀实际上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药物间相互对待而言的。

(六)相恶：即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

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

(七)相反：即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

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药物。

上述除单行外的六个方面，其变化关系可以概括为四项，即在配伍应用的情况下：①有些药物因产生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是临床用药时要充分利用的；②有些药物可能互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药时应加以注意；③有些药物则由于相互作用，而能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应用毒性药或烈性药时必须考虑选用；④一些药物因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原则上应避免配用。

基于上述，可知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很长的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

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

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

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

检索中医药古籍主要利用书目。

中医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主要研究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小肠、大肠、胃、膀胱、胆、三焦)和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政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唐代孙思邈编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分类: 医疗健康

解析: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弘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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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时间 2004/07/12 14: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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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达

一、中医药文化的先进性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统称，距今已有3500年以上的发展历史，是在充分汲取了我国汉族及藏族、蒙族、苗族、彝族、傣族、 、鲜族等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理论及对疾病防治经验系统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方医药学体系，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传统医学理论最系统、内涵最丰富、应用最广泛、保留最完整的突出代表。

经过几千年的医学实践证明，中医药学不仅在历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在现代医学和生命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无论是从阴阳互动的平衡观、脏腑经络的整体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以人为本的生命观、三因治宜的辩证观对疾病的预防控制上，还是在人类生育、健康、衰老、疾病、死亡等生命现象全过程的科学认识方面，尤其是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延长人类生存寿命，防治慢性病和老年病，对目前现代医学病因不清、疗效不佳的各种疑难杂症及高死亡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肾病综合症、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疾病以及新型的高致病性传染病，如非典型肺炎（SARS）、禽流感，甚至对21世纪有黑死病之称的高致命性传染病如艾滋病等，都显示出了中医药独特疗效和显著优势。对于患有现代社会文明病及占世界城市人口70%－80%的亚健康人群，传统医药学及中医养生学在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尤其是在对于13亿中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及独特优势。

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东方医学最具代表性的中医药产生了浓厚而广泛的兴趣，并加大了经费及人员投入，希望能从古老的传统中医药学中领悟其现代生命科学的真谛，寻求解决数量在不断增加的人类疾病的最终方案。与现代西方医学生命科学物质还原论研究相反的方向上，传统中医药学对疾病辨证、动态的宏观认识和对生命现象整体把握，在疾病防治尤其是适应WHO提出的生理―心理―社会及环境适应能力的社会医学模式方面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可行性。从疾病生物医学到生命医学，从生命医学到生态健康医学，中医药最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和科学发展价值，是人类医学生命科学价值体系的完整体现和先进文化的突出代表。在未来后现代医药学发展时代，中医药不但不会消亡，将继续为13亿中国人民及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中外医学界有识之士尤其是从事边缘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已基本达成共识，中医药所代表的先进的生命观和科学的医学方法论将引领世界未来医学生命科学的发展方向并将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二、全面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优秀文化

中医和中药是传统医药优秀文化不可分割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要继承和弘扬中医药就必须首先对中医药有一个正确、客观、全面、系统的理解与认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自上而下过度强调了现代中药研究、中药现代化和中药科技产业化的发展问题，而严重忽略了对现代中医研究，中医对中药研究的主体指导地位以及中医产业化开发的问题，出现了“胡子眉毛一把抓”和“一手硬、一手软”的政策导向问题。没有在中医与中药的研究及发展方面实现平行互动。由于中药西制、中药西用、废医存药倾向，并以中西结合为名而实行以西代中为实的策略，导致了如马兜铃酸事件、龙胆泄肝丸事件、小柴胡汤事件等所谓“问题中药”的社会争议，接连不断地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中药信誉危机，这不仅对中药产业经济发展是一个信誉重创，而且在中国加入WTO后将为国外西药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扫平了道路。因此，在弘扬中医药的口号下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过去的政策导向及具体策略，必须以最大程度地满足13亿中国人民卫生保健的实际需求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站在为人类医学生命科学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高度。在促进中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同时加强传统中医药研究开发并推动中医产业发展。

在发展中医药国际化之前首要目标应是中医药本土化发展的最大化。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本土是中医药文化的发源地，而且还因为中医药在中国最具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最具经济可行性。中医药本土化发展应成为中医药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因为它是最大的经济，也是最大的政治。

中医药现代化应在中医药研究与研究中医药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中医药国际化不仅是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更是民族文化的国际化。偏面追求唯技术论和唯成分论，只有加速中医药的消亡，我们这一代人将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只有在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之间实现东西方医药学双向接轨，以文化辅轨，以理论接轨，以服务为基础，以产品为载体，才能真正体现中医药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中医药国际合作与发展战略。

中药现代研究方面应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应以复方中药制剂的方剂学研究与开发为重点，创立具有中医药学科特色的现代中药复方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疗效两大标准体系。中医现代研究方面应在充分保留传统中医基础理论内涵的同时，以中医现代医学生命科学表述研究为重点，创立具有中医药学科特色的现代中医生命科学理论及其标准语言体系，尤其在经络基础研究及应用技术开发方面是中医最具国际化发展机会的重大领域，应创立具有中国比较优势的现代中医经络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开发具有巨大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全球经络养生产业。

在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方面，除以往重视国家各大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科技资源与技术力量之外，还应加强对民间中医药技术与人才资源的开发，尤其是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民间验方与治疗技术及各医院门诊的内部制剂和协定处方的研究开发给予高度重视，在技术、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

中医药的灵魂在其独特的先进文化，而中医药的活力在于其丰富的临床医学实践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是硬道理，尤其是中医药人体临床应用的医学实践研究更具有科研开发的可行性和应用推广的实用性。过去以往比较重视对中药新资源、新成分、新机理、新标准的药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实验动物药理学研究，却对在生命整体水平上的医学实践及临床比较学研究重视不够。而且目前所推崇的循证医学研究又缺乏中医药学科特色及文化内涵，不能完整系统地体现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技术优势，需要在未来进一步开展具有中医药特色并充分体现中医药比较优势的循证医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前不宜将现代西方循证医学研究方法生搬硬套地用于中医药研究，否则将丢失对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尽管循证医学的初衷有利于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一切传统医学、自然医学疗法及成果在疾病临床治疗规范方案中的应用推广，但不要因为所采用和实施的具体方案有误而影响到我们最终目标实现。

在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方面不仅要重视科技与产业化发展，而且更要努力并加快培养与未来中医药发展相适应的能够真正领会中医药真谛，有坚实的中医理论与实践功底，又具有现代生命科学广泛知识的新型人才。因此必须从加强中医药的传统文化教育入手，不仅要继续重视和加强中医药高等教育，而且还要努力发展传统医学文化的中等教育，甚至从小学开始就要将祖国医学养生文化植入全民素质教育之中。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不仅是中医药行业内的头等大事，也是全民族发展的大事，应在社会及经济发展的高度给予重新认识和政策定位。

古代名中医非常的多，所以保留和流传下来的名医资料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像张仲景、扁鹊、李时珍等非常知名中医资料，还有些非常经典但不太有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