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汉文化和中华整体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秦始皇对于中华疆域的统一和汉武帝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强化，为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和汉文化的发展。同时对燕赵文化融入华夏大一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燕赵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注入了新的内涵。

　　一、秦朝巩固统一的文化措施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疆土的统一、政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文化的统一和制度统一。秦始皇在文化上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燕赵文化融入大一统中华文化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

　　一是书同文，统一文字。秦统一后，令李斯等主持文字的统一工作，在周代“大篆”基础上，创制“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全国规范化的文字颁行全国。统一文字的工作使辽阔疆域内文化传播不再有文字隔阂，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车同轨。秦始皇统一后，修建驰道、直道，形成以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规定全国车轨轨距，两轮之间皆宽六尺。这一措施不仅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三是度同制，统一货币、度量衡。秦统一后，于公元前221年下令废除六国旧货币，制定新币：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重24两；铜币为下币，为圆形方孔钱，每铢重半两（俗称秦半两）。同时废除六国旧度量衡制，以商鞅变法制定的度量衡制度为准，颁行统一度量衡诏书，凡是制造的度量衡器都要刻上诏书全文，促进了全国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四是行同伦，同一风俗。秦统一后以强制手段将秦的风俗推行全国，严刑峻法，以法为教，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三老”，以“匡饬异俗”，实现 “大治濯俗”、“黔首同化，远迩同度”[2]。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中有“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币（僻），除其恶俗”的记载，表明秦朝曾大力推行移风易俗。

　　二、秦汉的文化专制制度

　　秦朝在推行统一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化专制制度。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了一整套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了“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的主张，认为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强调法是衡量一切的准绳。

　　秦始皇极度推崇韩非学说，在统一后，把韩非极端的文化主张付诸实践，焚书坑儒，实行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

　　秦始皇还采纳李斯焚书的建议：除《秦纪》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毁；《诗》、《书》、百家语除博士所藏外，凡私人所藏，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逾期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作城旦；对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但医药、卜筮、农书等不在禁列。

　　秦始皇燔烧诗书、坑杀儒士的行为，历来为后世所诟病，但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对李斯“焚书”的上书作了如下评论：“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这一政策反映了统一的帝国在完成军事政治上一统后，必定着手思想的统一，建立与大一统配套的主流意识形态，其背后的动机是为了维持帝王独尊，与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

　　但焚书坑儒不仅造成大量文化古籍的毁灭，也激起了士人对秦政的抵触和反抗，陈胜吴广起义后，连孔子八世孙孔甲也愤然反秦，作了陈胜的博士。

　　继秦而起的西汉王朝，不断探索维护大一统的政治指导思想，汉武帝时期政治一统、经济强盛，对思想统一的要求更为迫切，大儒董仲舒适时提出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建议，以经他改造的儒家思想作为帝国的统治思想。随着这一文化政策的推行，儒家学说作为大一统思想体系得以确立。

　　三、燕赵文化的整合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政体的建立，各地区间的文化进一步融汇，燕、赵、中山的诸侯文化逐步向整合的地域文化发展，整体性特征不断加强。

　　燕文化是在燕国时期形成的诸侯地域文化。燕国山高水寒、环境恶劣，且民族冲突激烈，频繁的民族战争要求它的文化刚健、勇武，文化特质刚强、豪放慷慨，由此造成了燕文化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特点。

　　燕昭王即位后，卑身厚币广招贤才，筑黄金台，延揽天下英才。给燕文化又增添了重视人才的特点。

　　赵国是在三家分晋时建立的新诸侯，立国之后即卷入了诸侯纷争。赵武灵王亲政后，为提高赵国的军事力量和军队素质，推行“胡服骑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增，先后取得了北却三胡，伐灭中山国的胜利，成为继齐之后山东六国中唯一能与秦相抗衡的大国。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曾被晋国所灭，中山武公复国，建都于顾（今河北晋州），公元前407年被魏国所灭，成为魏的属国。魏统治期间，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魏国文化，使中山在经济、文化方面得到很大的发展。公元前379年前后，中山复国，迁都于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一带）。1974年以后，在今河北平山三汲村发现了中山国都灵寿故城和中山王墓遗址，出土大量精美文物，证实了中山国往日的辉煌和强大。中山夹居燕赵之间，疆域虽小，武力却很强盛，敢于公开加入到大国间的角逐。曾与韩魏燕赵一起“五国相王”，成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后来虽亡于赵，但中山精神却汇聚到燕赵文化中。

　　秦汉时期，燕赵中山文化在大一统背景之下，相互融合，一部分原属燕赵中山文化的精华上升到整体文化的高度，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特征，通过人文心理、风俗民情表现出来。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谈到燕赵地区时以“民俗狷急”、“悲歌慷慨”目之。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除引述司马迁分析外，还记载：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踮足，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

　　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

　　代、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

　　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

　　显然，在大一统背景下， 燕赵文化表现出趋同的文化特征，最终促进燕赵文化由诸侯文化向地方性区域文化发展，正是燕赵中山文化整合的结果。

　　四、移民与燕赵文化的传播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移民的时代。一方面燕赵地区接受了大量外来移民，对燕赵文化生产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燕赵向其他地区迁民，促进了燕赵文化的传播。

　　（一）、赵国富豪外迁与文化传播

　　秦灭赵后，有赵人被迁至温（今河南温县西南）[6]；有的被迁于蜀，也有人买通押送的官员而被安置在葭萌（今四川广元市西南）。其他如卓氏、程郑等被迁至临邛（今四川邛崃县）。赵王迁被流放房陵（今湖北房县）。秦始皇统一的当年，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主要是包括燕赵在内的六国富豪。

　　人口的迁徙，促进了地区间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燕赵地区的移民，把燕赵的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和文化信仰带到迁入地，对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

　　卓氏的见识与性格，体现出燕赵文化的影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另一位邯郸人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把燕赵地区先进的铁器文化和生产技术传入巴蜀，不仅有利于该地冶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巴蜀营商文化的发展。

　　（二）燕赵文化对辽东和朝鲜的影响

　　燕昭王时，曾派大将秦开攻伐东胡，燕国势力抵达今辽河中下游地区。紧接遣秦开攻朝鲜，“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8]。后又乘势“尝略属真番、朝鲜”[9]，自造阳（今河北怀来县）至襄平（今辽宁辽阳）筑长城，置郡县。秦灭燕后，秦在辽东地区承袭燕制，朝鲜半岛则属辽东外徼。

　　秦时，有大量燕人移居朝鲜半岛。秦末汉初朝鲜半岛有“燕、齐、赵人往避者数万口”[10]。汉初燕人卫满聚众数千人统治朝鲜，境内就是“故燕、齐亡者”[11]，到卫满的孙子右渠时，汉人越来越多，表明有大量人口移民到此。

　　在今辽阳等地曾出土了大量燕的刀币、布币和生产工具，表明燕赵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三）、徐福的海外移民与文化传播

　　秦始皇时期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与徐福出海求仙密切相关。徐福，齐人，秦朝方士，主要活动于今河北沧州一带。《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到泰山封禅后，“既已，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此后，徐福一直从事为始皇求仙的活动，得到秦始皇的全力支持，不仅得到数千童男女和百工，且有充足的物质，耗资巨大，终无所获。三十五年卢生、侯生等逃走后，秦始皇大怒“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12]。徐福不得不寻求退路，因此在从河北盐山启程[13]，一直漂流到今日本岛西部，“遂止此州，世世相承有数万家”[14]。徐福东渡成功，给日本带去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日本的开发和发展。至今，在日本有很多有关徐福及秦人的传说和故事，尊称徐福为农神、蚕桑神、医药神等[15]。

　　（四）燕赵文化在岭南的传播

　　岭南，指南岭以南的地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先后成为封建国家行政区的一部分，这是岭南历史上一个划时代事件，也是岭南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新的起点。此后，中原汉文化在岭南进一步传播，与当地文化融合，促成了岭南跨越式发展，赵佗是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关键人物之一。

　　赵佗(—前137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在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秦末农民起义烽烟中，把握机会，建立南越国，立国93年，为开发岭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征百越，

　　岭南地区历来散居着众多越族部落，种姓各异，故称“百越之地”。《通典》云：“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或曰“自交趾至于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16]秦始皇统一前，有的进入部落方国，有的还停留在原始部落阶段。

　　秦始皇一统天下过程中，于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派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17]。公元前218年[18]，派大将“赵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19]发兵卒50万，进击岭南。屠睢的一、二路军，因推行民族歧视政策，虽杀了杀瓯王铎吁宋，但遭到顽强抵抗，“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20]，而东线的赵佗，由于实行剿抚结合政策，得到越人支持，攻占了番禺，“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21]。

　　为稳定岭南局势，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征发尝逋亡人、赘婿及贾人，使任嚣、赵佗为帅，继续“掠取陆梁地”，[22]置南海、桂林、象三郡。之后，秦始皇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今广东龙川县），领“五十万人守五岭”地，又接受赵佗上书，征集15000名未婚女子南下“以为士卒衣补”，[23]使之与戍守将士成婚定居。三郡的设立，使岭南地区纳入秦帝国版图，结束过去越族互不统属、政治上落后的状态，先秦时期的蛮荒之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佗在南征及任龙川令期间，既致力于防范越人反抗，又采取“和辑汉越”的方针。劝导士兵在当地养儿育女，促进汉越同化；上书皇帝要求遣送中原居民迁居南越，积极推广燕赵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把中原的生产技术、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也带到岭南，中原华夏族与南越族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渗透到岭南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各个角落，形成新的文化风貌。赵佗在任龙川县令时指导当地人民开荒辟田，兴修水利，修筑城池，今佗城即是赵佗所修，是当时龙川县治所，时称龙川，后称循州。1941年改称佗城。

　　统一岭南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面对“天下汹汹”的局势，南海尉任嚣于病重，召赵佗商议，“闻陈胜等作乱，……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以立国。郡中长吏亡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于是，“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赵佗主持南海军政要务。任嚣病逝后，为防止中原战火波及岭南，赵佗宣谕横浦、阳山、湟 三关设重兵防守，杀秦长吏，以亲信代之，控制了南越局势。秦亡后，赵佗派军统一了桂林郡、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

　　赵佗统一岭南的举措，其本身就是一种反秦行为，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使岭南避免重新出现百越分立的混乱局面，避免遭受中原战争之苦，从而保证了岭南地区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是一位杰出政治家在国家动乱之时采取的英明抉择，是与分裂国家的某些野心家具有本质区别的。

　　赵佗统一岭南后，继续推行“和辑百越”“汉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要求中原官兵和移民尊重越人风俗，他自己身着越服，结发头顶，自称“蛮夷大长”，鼓励汉越通婚，任用越人参加政权管理，如越人首领吕嘉为丞相，“相三王，宗族仕宦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24]。办学教民，推广汉文化，移风易俗等，使汉越和睦相处，社会安定，促进了越人社会的进步，也加快了汉、越民族的融合过程。推行秦朝的郡县制，要岭南各族首领“俯首系颈，委命于吏”，即各族首领要听命于郡县官吏。

　　赵佗的举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所以汉高祖称赞他治理岭南“甚有文理。中县人（中原迁徙到岭南的移民）以故不耗减”，能“和辑百越”，“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俱赖其力。”[25]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统一史上，赵佗不仅是秦朝以来第一个成功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建立稳定政权的杰出政治家，而且是推行民族平等、成功地推进民族融合的伟大先驱。

　　维护统一，携土归汉

　　西汉王朝建立后，因天下初定，未及过问赵佗称王之事。汉高祖十年（前197年），刘邦亲率大军到赵佗故乡东垣平定赵利叛乱，改东垣名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翌年，刘邦命大夫陆贾携印玺至岭南，立赵佗为南越王。赵佗与陆贾相谈甚欢，接受南越王封号，奉汉称臣，并划定疆界，北与长沙王吴芮统治区相邻，将过去在名义上封给吴芮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正式划为南越国。

　　刘邦的正确决策，赵佗的明智选择，不仅消除了汉与南越的对峙，在岭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稳定政权，而且开辟了一条和平统一的途径。赵佗在奉汉称臣的前提下，享有高度行政自主权，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保持着密切联系，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此后，南越国每年向汉朝廷进纳贡物，《西京杂记》卷三记载“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卷四“南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白鹇、黑鹇各一双。高帝大悦，厚报遣其使”，并在边关与汉互通贸易。

　　刘邦去世，吕后专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对南越以蛮夷视之，禁止金铁田器、马牛羊输越，“即予，予牡，毋予牝” [26]，想通过禁运限制南越的经济发展。赵佗先后三次遣内史藩、中尉高、御上书，请求解除禁令，均被吕后扣留。吕后又将南越领地封给了长沙王，引起赵佗强烈不满。吕后五年（前183年），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边邑，此后更“以兵威边，财物赂遗”等方式，统治了闽越、西瓯、骆越等地，“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27]。强大的南越国与北边的匈奴一样，成为汉朝的大患。

　　吕后又削除赵佗 “南越王”爵位，并遣隆虑侯周竃将兵助长沙国攻越。不久吕后死，汉遂罢兵。赵佗致书周竃，提出恢复关系的两项条件：“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汉文帝即位后，采取安抚措施，“乃为（赵）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再遣陆贾出使南越国，在承认赵佗“服岭以南，王自治之”的前提下，劝他取消帝号分弃前嫌，通使如故。并阐明战则俱伤，和则两利。赵佗愿重修旧好，“长为藩臣，奉贡职” [28]。

　　历文、景、武三朝，赵佗不断“使人朝请”，奉汉称臣，使汉不费一兵一卒，保持南疆的稳定和发展，为国家统一和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开发岭南，传播文化

　　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赵佗自率兵征发岭南到去世，在岭南81年，作为在燕赵文化造就的一代英杰，他为燕赵先进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统治南越国期间，赵佗 “和辑百越”，对各民族文化实行糅合政策。使得岭南得到大规模开发，铁器和农耕得到推广，郡县制度得以实行，汉越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生产全面发展。

　　1983年出土的广州象岗山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墓，是汉越文化的一座宝库，出土大量金、玉、陶、玻璃、象牙、竹、丝。药、石等器物，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工艺精湛。其中一部分器物造型、纹饰与中原一样，应是由秦军带去或与中原交换所得，也有不少器物颇具地方特色，如编钟、铜鼎、铜仿、铜烤炉，以及许多金银制品，造型奇特，显属当地铸造，表示南越国物质文化已达相当高水平。而1995年发现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内人工水景遗存，内有石构水池、叠石柱、八棱石柱、石栏杆、砖瓦等大量建筑构件，为国内罕见。长约150米曲流石渠通往水池，当中筑有渠陂、石板平桥、水闸及多口砖砌、陶制水井，形成一派岭南水乡园林风光。这显示秦汉时期汉越文化融会的结果，与中原汉文化输入分不开。

　　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铁器，除兵器、礼器外，还有农具等，说明当时南越国已掌握了加工铁器以及铁器的锻造、淬火技术，并有了较为发达的手工制造业。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也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南越国都番禹为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基地，出土的汉代建筑遗存，包括南越王宫“万岁”瓦当、印纹方砖、瓮、罐等，其中铺地砖为秦制宫廷建筑用砖，其花纹与咸阳秦宫地砖相同；象岗山南越王墓，仿秦皇宫苑规制兴建。广东五华县华城狮山西南坡发现的南越王长乐台遗址，发掘出长20多米、宽15米左右的以角砾和河砾石块铺成的道路，一直延伸到两座建筑基址前，山顶平台上是大型回廊式建筑基址，主体建筑在高台中央，出土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和瓦当，板瓦、筒瓦均饰绳纹，瓦当饰卷云箭镞纹，可知当年长乐台的建筑是十分高大宏伟的。清人梁廷楠《南越五主传·先主传》云：南越王赵佗“以龙川为兴王地，就五华山筑台日长乐。”考古发掘足以证明中原营城、打井技术在南越国时已传人岭南。另外，南越国在边关互市，渡口、村场、交通要道等地举行定期集市。刘宋沈怀远《南越志》云：“越之市为圩，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南皆然。”这也是在中原影响下出现的商贸文化习俗。

　　赵佗十分重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发展岭南经济，其中造船技术在南越国时得到空间发展。史载：南越王造大舟，容三千人，足见其造船业相当发达。《汉书·严助传》载：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考古发现，南越国时期番禹已能生产规模较大的船只。另外从《史记》、《汉书》以及《西京杂记》等文献记载的赵佗每年进呈汉室的珍宝来看，南越国海洋捕捞业也很发达，能够捕捞珍贵的海底珊瑚和珍珠贝、紫贝等。

　　经过赵佗的治理，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飞跃性的发展，使一向十分落后的岭南经济赶上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中原的发展水平。

　　（五）、与匈奴的战争和文化融合

　　在秦汉时期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中，燕赵地区是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的窗口。

　　秦灭六国，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把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长城连接起来，铸成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北部边境沿长城设置了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12郡。同时，从内地迁移大量人口，安置在沿长城一线。其中燕、赵北部作为防御匈奴的主要地区，安置了大量的移民，大量人口的迁入有利于边疆的开发和民族融合。

　　西汉前期，因政权初建，财力匮乏，对匈奴采取被动的和亲政策，匈奴不断南下，燕赵成为匈奴骚扰的地区之一，大量民众被掳掠。汉武帝时发动对匈奴的反击，燕赵皆是用兵重地。汉武帝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于塞外，设乌桓校尉，职同太守。东汉初，匈奴南下杀掠的范围深入到上谷、中山，“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29]。东汉不得不把雁门、代、上谷等地的居民六万余口迁徙到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在击破匈奴后，光武帝准许内附乌桓从塞外内迁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雁门和朔方等十个边郡地区，并设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附近）。东汉末年的战乱中，幽冀一带大量的人口逃往乌桓，与当地人杂居。

　　燕赵北边因与草原游牧民族交接，由此造成了尚武、骠悍的民风。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引朱赣的《风俗》论述各地民风的不同是“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作为一个地区文化具体表征的生活方式、社会风俗与该地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述及燕赵的经济特征和文化风貌时指出：

　　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中山地薄人众，……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夫燕亦勃、碣之间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

　　班固在论及这一地区时除引用司马迁的论述外，还特别强调历史传统对文化的影响：

　　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燕赵地区“矜懻忮好气”，“雕捍少虑”、“任侠为奸”的民俗特征，表现出骠悍的军事文化的色彩。而汉武帝时徙乌桓内迁，主要安置在今燕赵北部一带，更加重了这一地区尚武的民风。幽燕产良马，军队战斗力较强，在楚汉战争期间幽燕的枭骑曾助刘邦击败项羽，东汉光武帝平定河北时，幽州的突骑更被称为“天下奇兵”。北边部族的内迁强化了燕赵地区文化融合。

　　燕赵地区的地位，使齐鲁、中原文化和北边的游牧文化在这里融汇，使燕赵文化具有了海纳百川的独特魅力。既有勇武豪侠的遗风，又因儒风流布，多鸿儒文豪。既产生了维护国家统一、推行民族亲和的一代先驱赵佗，东汉名将赵云。更造就了被后世尊为“汉代孔子”的儒学大师董仲舒，还有被曹操称“一代宗儒”的“卢植”。还因有“实事求是[30]”的河间献王刘德，燕赵成为“实事求是”的发祥地。而且因刘德的“修学好古”，成就了河间诗经学派――毛诗。燕人韩婴成就了《韩诗》，并在秦汉思想史、教育史上留下了煌煌篇章。

　　秦汉时期，在大一统局面下，文化的趋同性日趋明显，而燕赵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更是在这种文化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燕是中国五胡十六国时由鲜卑慕容氏所建立的政权。

　　前秦在383年淝水之战大败后，投降了前秦的前燕有势力贵族慕容垂于384年集合鲜卑建国。385年起定都中山（今河北省定州）。

　　394年灭西燕。统治范围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辽宁的一部分。

　　407年被北燕所灭。

　　详细资料：

　　十六国之一。鲜卑族慕容垂所建。都中山（今河北定县）。盛时有今河北、山东及辽宁、山西、河南大部。历七主，共二十六年。十六国后期中原地区最强盛的一个王国。

　　前燕慕容垂在位时，慕容垂因宗室内部矛盾投奔前秦,为苻坚将领。淝水之战后,垂至邺拜谒先人陵墓。时丁零族翟斌于河南起兵反秦，镇守邺城的苻丕（苻坚庶长子）命垂及宗室苻飞龙前往镇压。途中垂袭杀飞龙,与前秦决裂。384年,垂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建元立国,史称后燕。有众二十余万，进围邺城。385年苻丕自邺城撤往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河北之地尽属后燕。386年，垂自立为帝，定都中山。392年消灭割据河南的丁零族翟魏政权,394年灭西燕，基本上恢复了前燕版图。

　　�395年垂命太子宝率军八万进攻北魏,在参合陂（在今山西阳高境）大败。396年垂亲率大军往攻,一度取得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同年四月垂病死,子宝继位。北魏拓跋焘以步骑四十万来攻,夺取晋阳, 进围中山。397 年宝突围北奔龙城（今辽宁朝阳），开封公详、赵王麟先后据中山称帝，十月北魏攻下中山，河北郡县尽为魏有，后燕被分截为两部分。

　　401 年宝为臣下所杀,垂少子熙立。407年汉人冯跋等杀熙,拥立养子慕容云（高句丽人,本姓高氏）为主。409年,云为其宠臣离班等杀死，后燕亡。

　　后燕大体承袭前燕制度，除州郡县治理的编户之外，还有不隶郡县而属军营的人口。后燕慕容氏以坞堡主为守宰，与汉族豪强大族合作，共同统治。慕容宝时核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尊重士族特权，大族势力得以发展。他又下令校阅户口，罢除军营封荫之户，分属郡县，招致怨恨和反对。后燕原不采用胡汉分治政策，但慕容垂时已由太子宝领大单于，置留台于龙城。慕容盛时曾立燕台于龙城，以统诸部杂夷。慕容熙即位，将北燕台改为大单于台，置左右辅。后来在龙城实行了胡汉分治。

　　后燕世系

　　燕元 世祖 慕容垂 384 59 13 71 昌黎棘城人，鲜卑族，前燕慕容huang第五子 原为前秦大将，符坚惨败于淝水之战后，慕容垂即图恢复燕国，于384年称燕王，两年后称帝，定都于中山

　　永康 烈宗 慕容宝 396 42 3 44 慕容垂第四子 以太子嗣位，398年四月，为部下鲜卑族兰汗所杀

　　建平、长乐 中宗 慕容盛 398 26 4 29 慕容宝庶长子 398年四月即位，杀兰汗，称长乐王，同年十月称帝，400年，去帝号，改称庶民天王，401年被部下射伤，寻死

　　光始、建始 昭文皇帝 慕容熙 401 17 7 23 慕容垂少子 慕容盛死，太后废太子，立熙嗣位，407年七月，冯跋杀慕容熙自立，后燕亡

燕国官玺的制作是比较规范，往往同类形制规格划一。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为正方形，坛钮，印面边长为21mm~24mm,白文，印台与坡形纽座之间有明显的过渡台阶，为他国所未见;个别有朱文者，尺寸略小，边长14mm~15mm;少数朱文大玺，印面甚大，字体也浑厚苍劲，气势颇佳。另一种是长条形，柱纽，大多见于燕国陶器铭文之上。

如果从字体辨别，可以确定的燕国官玺很多，但一些地名在典籍中未见记载，难以确切的认定。

燕国官玺文字风格比较统一，线条匀称，结体公整规矩，是其特色，但是刻意的雕凿，反而使得线条过于僵硬、呆板。与楚国和齐国相似，燕国古玺中也有一些特殊的独有的文字的写法。例如“都”字的写法，“丞”字的写法等，我们会在下面的例举中见到。燕国官玺除了称“鉨”，也称“节”、“鍴”、“符”。

一、泃城都右司马

泃城，燕国地名。《水经注》记载泃水又称泃河，临泃城在河北三河县境，应即泃城。

都，非指国都，是指有城郭的大邑，燕玺中地名称都，是一大特色。

司马，看过我们前面文章的朋友都知道，是执掌军政和军赋的官员。

此印印面可见燕玺比之楚玺、齐玺更加规整。六子两列，两边的稍宽留红，两列中间的稍窄留红，字与字上下的基本没有空隙，都是燕玺比较有代表性的。横直笔画的排列尤其显得工整，口字的处理则生动许多，城字中间的实点代口也是燕国玺中比较有特色的。

“马”字的处理在古玺中是变化比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将下部写成两横或者一横比较普遍，但是长短与细微的区别便可以让人大致区别其玺所处地域，比之此玺的马，齐国官玺的“马”，更加特别，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下我们齐玺的文章。

二、文安都司徒

汉代便设置有文安县，属于渤海郡，见《汉书•地理志》，故城在今河北文安县东北。汉之文安当因承袭战国而来。

司徒，官职名。《周礼地官叙官》：“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可以知道，司徒是主管教化的文官。司徒与司马类似，也有左右司徒之分。

通过这两方燕国古玺大家边可以对燕国古玺形制的规范有大致的了解。

三、夏屋都司徒

夏屋，燕地名。《竹书纪年》:“魏殷臣、赵公孙衰伐燕，还取夏屋，城曲逆。”可见夏屋属于燕地。

关于司徒我们再看看“方城都司徒”。我们已经对燕国这类官玺比较熟悉了，字成两列，一列写地名，一列写职务。左右列与列的留空相较上下文字的留空更大一些，使得印面更加的规整。但是结字的处理，却工整而不呆板，我们可以看看“司”字竖画底部的处理，“司徒”中“徒”字横画的处理，都是为印面增加了动势与变化的。

四、□□都右司马

前两字争议颇多，笔者较为倾向于此两字为“雷旦”地名的专用字。

此古玺的印面章法，历来被许多印人所喜爱，作为巧拙一类章法的代表之一。我们也可以细细的看看，右一列，为地名，这里“徒”字的写法也是燕玺特有的，此三字都有相同的部首，对书法篆刻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同一字在同一副作品中，是比较需要注意的，要做到同而不统，即字同而写法不统一，比较有师范效果的是书圣王羲之《兰亭序》中“之”字的写法。此处亦是，相同的部首，又在一列上下紧挨，很容易使得印面呆板。此印的“雷”的盘曲处理便是此印的巧，以巧破拙。此印将结体的方圆、宽窄、歪斜；笔画的曲直、欹正巧妙地融合在一印之中。巧拙对比强烈，特别是三个相同的耳刀旁的处理，形态各异，巧中又有变化，巧中有拙，巧拙相映成辉，又有挺拔浑厚的红白两道边栏收拢，使之全印更加的神完气足。

我们可以再比较之前的几方古玺，更显得此玺的精妙。

五、庚都丞

庚，地名，已不可靠，当与庚水相关。

都，我们说过这是燕玺中特有的处理。

丞，是地方的辅官的官名。丞字的这种写法，也是燕玺所特有的。

这种印面上有粗大笔画的处理，很容易产生不协调的、突兀的感觉，此印的处理，以这种大拙的处理，又以光滑的边弧、特殊的类似肖形的处理来解拙之笨重。我们知道古玺大多为工匠所制，那么这种印面几可算作妙趣天成，但是其中的章法是值得大家细细思考的。

六、首军丞

这种长方形的朱文古玺，是燕玺的另一种形制。

战国时代，各国的常备军往往分成左、中、右三军。此玺为军副官的玺印，也有书中将此玺玺文作“左军丞”。这里的“丞”字便有所不同了，写法虽同，但是笔画的处理与其余几字更统一，而没有做可以的如大块斑点的处理。

七、大司徒长伏乘

“大司徒”官职名。《周礼•地官》:“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是中央政府的官职。

“乘”，或以为读作“证”，通“徵”。

这样类似的长方形，几无边框的朱文印，是很有特色的，特别是在上下两端部分笔画的处理，又似笔画又似边框，对后世朱文印，特别是随形处理都有借鉴的意义。

小结:

我们没有给出很多的燕国古玺，主要是燕国古玺的形制很规范，只有一两字不同。但是燕国古玺可以让我们借鉴的并不少，既有特殊的巧拙处理，所带来的浑然天成的妙趣;亦有印眼的让人眼前一亮的处理。

古代燕国是现在的哪里

1 燕州现为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内蒙古东部、辽宁、吉林南角。

2 公元前7世纪，燕国扩张到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晋国并吞后，建立了晋国首都(今北京)。燕国共统治了822年。

3周武王攻克尹后，封他为燕国的石太子。燕国的具体情况是未知的。据六里河遗址出土的碑文记载，起初，他统率六国的土地和人民。到了西周、春秋时期，继续向河北以北、辽宁西部发展，消灭了冀国、古竹、灵芝、吴中等。由此可以大致了解这一时期燕国的疆域，主要包括河北北部、现在的北京地区和辽西的大陵江流域。

说起燕国，很多人想到的都是战国七雄，齐楚秦燕赵魏韩。但奇特的是，其他国名在后世都有所重现，甚至记载颇多，唯独燕国就好像消失了一样。

这种奇特之处其实表现为四点：

一是燕国真真切切地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消失了长达几百年之久：

说起燕国的由来，熟悉春秋战国史的朋友往往都会提到燕国开国君主燕召公将公子燕侯克分封在如今河北北京一带后，由于戎狄势力庞大，燕国孤悬北部，导致和华夏各国几乎都是失去了联系。

从燕侯克之后，连续好几人君主都只见姓名，不知在位年数也不知道在位时间，仿佛消失了一般。直到后来齐桓公救燕的故事后燕国才重新回到华夏历史的视野中。

二是被秦国所灭的六国中流传的这一句“六国独燕无后”并不是一句夸大之语：

这句话最早出自于大家顾炎武所言，他在研究战国历史的时候，发现燕国子弟在秦末农民战争中消失无踪，而被灭的其他五国的王室和贵族则纷纷举兵复国，我们可以看到齐国有田假和田安，魏国有魏咎和魏豹，赵国有赵歇，韩国有张良、韩王信、楚国有怀王，而燕国呢？

在那个战火纷飞、英雄迭起的年代，原来的东方六国为了复国，又或者说为了反抗所谓的暴虐秦政，纷纷各展所能，至少留下了不愿意做沉默羔羊的壮烈之举，可是燕国却没有人挺身而出，我们可以看到唯一的记载是燕人卫满逃亡到朝鲜，结果燕国旧地群龙无首，后来居然还是靠拥护外来的韩广来凝聚燕国旧地百姓。

三是燕国在相当长时间里国名甚至没被后世所记录。

很多人以为燕这个字就是当时战国七雄燕国，但其实燕国这个字却不是当时各国与燕国交往时所用的称呼。我们能知道的是在司马迁《史记》中将这块位置的国家称之为燕国，有司马迁在前，以至于后来被流传下来的文献基本也是被称为燕国。

但如果我们从燕国出土的文物看，其实那时候记载的国名是妟国、匽国乃至于郾国。至于为什么后来会被记载为燕国，也是有一些猜测。

有人猜测本来的国名和燕国的发音可能一致，但后来的史官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哪一个字，就随手取名了一个燕国。当然了，对于这个说法，我个人是存疑的。毕竟战国时期的发音肯定和现在有着诸多区别，估计只是一个笑谈。

四是尽管燕国消失无踪，但燕国首都反而在上千年后重新成为我国历史的文化和历史重心。

燕国首都在1153年和1271年相继成为了辽国和金国的首都，更在1271年成为了历史上绝无仅有大帝国的元朝首都。

燕京称呼的来历:

燕都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以后在一些古籍中多用其为北京的别称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克商以后，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另说周以前就有燕国，后燕并蓟，以蓟城为国都，这就是现在北京的前身。秦灭燕之后，设置蓟县，故址在今北京城。

幽州远古时代的九州之一。幽州之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燕曰幽州。”两汉、魏、晋、唐代都曾设置过幽州，所治均在今天的北京一带。

燕都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以后在一些古籍中多用其为北京的别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版过一种北京文史的刊物，其名就叫《燕都》。

日下始见于《晋书》，颍川距晋国都洛阳极近，故称日下。后来唐朝诗人王勃作《滕王阁序》时有“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之句，即运用于此典故，此后便以“日下”为国都的代称。作为北京的代名词来用的有清人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和乾隆年间成书的《日下旧闻考》等。

幽都唐代曾设置幽都县，辽时也曾设置过幽都府，所治在今天的北京一带。

燕京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自称燕帝，以范阳为燕京。安史之乱平定后，罢燕京。后来北京的正式命名虽屡有变动，而燕京这个名称却广泛使用。近百年来，“燕京”是北京最常用的一个别称。

南京辽会同元年(938年)，将原来的幽州升为幽都府，建号南京，又称燕京，作为辽的陪都。当时辽的首都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部)。

燕山北宋宣和四年(1123年)，宋、金联合伐辽，攻占燕京。宋、金议和后，燕京回归北宋，建燕山府(因临近燕山脚下)，故燕京又称燕山。

中都宋宣和六年(1125年)，金人南侵，占领宋的燕山府。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人迁都燕京，改称中都，所治均在今天北京西南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