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2、《中庸》：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3、《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所作。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4、《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5、《三字经》：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邪马台国 ，存在于中国史书的日本小国，很奇怪的，在日本史书及传说中均未有提及（当然，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名字），它的存在自然成了谜，而它的位置同样有着诸多争论，不过目前已经集中在“九州说”及“畿内说”两种说法，而这两种说法的理由，即是来自《三国志魏志 倭人传》，那么现在让我们再沿着当时使者的路线，来寻找邪马台的位置吧

　　三国时代地图

　　原文：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馀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首先说明带方郡的位置：带方郡在今朝鲜靠西南，即图中1的位置，由此可知倭人在带方郡东南，大致方位与现在的地理位置相同。在原文中同样可看到倭人身处岛国，汉时朝见者即汉委奴金印的年代

　　原文：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馀里

　　根据原文及朝鲜的地理位置很容易判断使者当时是顺着朝鲜半岛西海岸坐船向东南前进，到倭国的对岸，如图中的2的位置，狗邪韩国，就地图所示应为弁韩，7000余里是重要参考单位，将结合下文的数据综合考虑

　　原文：始度一海，千馀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馀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馀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乖船南北巿籴。

　　渡过的这个海，可以非常肯定是朝鲜海峡，照原文的长度为千余里，而现在朝鲜海峡的距离约为50公里，那是不是当时的20里等于现在的1公里阿，留于下文继续观察。所居绝岛，说明是孤岛，在那个位置只有对马岛，如图中的3，而国名也叫对马国，那么基本能确定到的地方即为对马岛

　　原文：又南渡一海千馀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巿籴。

　　南渡对马，那就是壱岐岛，如图中，为什么不是下对马岛呢，我们下面会分解

　　为什么南渡一海后不是下对马岛

　　对马岛分上下2岛，对马与壱岐的海峡称为对马海峡，那么我们来看几个具体数字吧，前文所述朝鲜海峡现在约为50公里，在文中表示为千余里，而对马海峡是46。3公里，在文中同样表示为千余里，很接近吧。那现在看看对马岛上下2岛的距离是多少呢1公里左右，与原文不符，所以我们认为南渡后应该是壱岐岛

　　可能细心的朋友发现，原文中表述对马岛为400里见方，而我们说的壱岐岛是300里见方，面积差距与现在比较太大，而上下对马的大小比例差不多是4：3，所以支持下对马说。

　　可能整个对马岛和壱岐相比是有大小差距，但看图大家就能明白，下对马岛和壱岐的比例也差不多是4：3，所以原文中指的应该是壱岐岛，联系下文还能发现，如果这里指的是下对马，在下文应该还有2次南渡海，但是下文中1次南渡后就直接陆行了，除非说未经过壱岐岛，但是这样一来，海峡距离就不对了

　　所以我认为还是壱岐岛可能性较大

　　原文：又渡一海，千馀里至末卢国，有四千馀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沈没取之。

　　又是南渡千余里，大家看图中两根直线的长度不是差不多阿，不过壱岐到末卢的距离比对马海峡还短，差不多是42公里的样子，另，一般认为末卢即是现在的松浦，可能是源自国造本纪中关于末罗国造的描述（注1），因为末罗的读音与末卢相近，地理位置则几乎相同。

　　又是南渡千余里，大家看图中两根直线的长度不是差不多阿，不过壱岐到末卢的距离比对马海峡还短，差不多是42公里的样子，另，一般认为末卢即是现在的松浦，可能是源自国造本纪中关于末罗国造的描述（注1），因为末罗的读音与末卢相近，地理位置则几乎相同。

　　大胆的假设

　　到现在已经拿到3个重要参考数据了

　　朝鲜海峡 千余里=50公里

　　对马海峡 千余里=463公里

　　壱岐→末卢 千余里=42公里左右

　　那么我们根据上面3公式大胆估计一下，根据下面地图上的距离判断，当时文中的1000里应该大约等于现在的33~40公里，不过古代的测量工具非常不完善，使者应该也是根据船行驶的时间来大致估算距离，并不是太准确，大家凑合往下看吧

　　上面的是国造本纪九州地图

　　原文：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 渠觚。有千馀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

　　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馀户。 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馀家。

　　上文描述了从末卢国开始向东南及东面的三个国家，具体位置下文会讨论

　　原文：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馀户。

　　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馀户。

　　终于看到邪马台国了，不过因为原文描述中没有距离单位，只有水行多少日这种模糊的描述，不用怕，我们一样可以推断出邪马台国位置

　　原文：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馀旁国远绝，不可得详。

　　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都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国，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馀里。

　　上面的一系列国名对我们关系都不大，只有加粗的”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馀里”一句是重要的参考数据

　　下图:今 北九州地图

　　资料整理

　　我们先主要看看手头有的数据：

　　原文：带方郡→狗邪韩国 7000余里

　　狗邪韩国→对马国 1000余里

　　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1000余里

　　大国→末卢国 1000余里

　　末卢国→伊都国 500里

　　伊都国→奴国 100里

　　奴国→不弥国 100里

　　不弥国→投马国 水行20日

　　投马国→邪马台国 水行10日，陆行1月

　　带方郡→邪马台国 12000余里

　　大胆假设2

　　这个假设的前提是相信上面所有数据的真实性，否则就没法讨论下去了。

　　我们首先根据假设1中，假设当时的1000里等于现在的40公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33公里试试下文的公式，不过结果不太令人满意）

　　那么根据现在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的距离计算

　　计算公式：1000/40=古里/今公里

　　所以：

　　狗邪韩国→对马国 1250里

　　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1157里

　　大国→末卢国 1050里

　　又因为

　　带方郡→邪马台国=12000里

　　带方郡→邪马台国=带方郡→狗邪韩国→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末卢国 →伊都国 →奴国 →不弥国 →投马国 →邪马台国

　　所以：12000里=7000+1050+1157+1250+500+100+100+水行20日+水行10日

　　水行30日=843里

　　水行20日=562里

　　水行10日=281里

　　即不弥国→投马国 水行20日=562里

　　投马国→邪马台国 水行10日=281里

　　当然，其前提是水行速度相对平均，不过这种过于细节的东西限于史料已经无法考虑在内了

　　在这里，有朋友提出因为方向性的原因，上面的等式（带方郡→邪马台国=带方郡→狗邪韩国→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末卢国 →伊都国 →奴国 →不弥国 →投马国 →邪马台国）不一定成立，而且认为万二千里可能是虚指，在这里，我要提出，这个等式肯定是成立的，因为万二千里是使者过的路程的总和，古代不可能会测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如果有更近的路使者就不会如文中这么走了，所以万二千里这个数字可以成为等式的一边，另外关于万二千里这个数，肯定是虚数，但个人认为不太会是虚指，虚指的话为什么不说是万三千里，或者干脆说数万里，因为使者对他走的路程也大致有个估计，只不过这个估计也不一定准是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根据地图上的距离来大致推算邪马台国位置了，方向性以正向算，即东为正东，东南为正东南，以此类推（由于没有其他辅助史料只能这么做了）。

　　首先我们拿现在的日本北九州地图作参考

　　参考公式：

　　地图距离（单位：厘米）/古里=24/1157=00020743

　　末卢国→伊都国 东南1037厘米

　　伊都国→奴国 东南02074厘米

　　奴国→不弥国 东02074厘米

　　不弥国→投马国 南11658厘米

　　投马国→邪马台国 南05828厘米

　　根据上文的计算结果，我们看看结果是怎么样的，注意可以有两条线路，个人趋向于蓝色那条，毕竟根据全文来看邪马台国应该偏东

　　国造本纪的地图根据上面公式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也看一下

　　让我们看下《倭人传》中其余还有参考意义的几句话

　　东渡女王国东渡海千馀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馀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馀里。

　　从周围国家的位置也许能更确实的估计邪马台国位置

　　根据正统九州说的理论，多主张邪马台国位置在福冈市附近的筑后（注2），也就是筑志国造附近，不过大家也请注意，根据原文推算出的距离，如何也无法到达那个位置，除非是日本使者夸大倭国大小，但是倭人传是根据中国使者所述所载，夸大数据可能性不大

　　看了上图，说真的笔者原来的估计是邪马台国是在北九州中部偏东的位置，因为下文还有“东渡海千余里”，笔者自然向四国岛方向想，但是看了刚才推算出的两张图，国造本纪的那条红色路线给了我很大启发，大家也许已经看出我的“企图”了，这个位置的东面正好是海，虽然说千余里有点勉强，但是如果非直线距离就能解释了

　　那么再看看下图，圈中为邪马台国位置，2即侏儒国位置，如果在四国岛则无法向南拉出4000余里的直线，所以《倭人传》的描述压根没出九州岛

　　下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四国岛绝对无法向南拉出3000余里的直线，蓝线以下（因为原文中没提到过向北）四国岛绝对不可能画出图内红线的长度，而红线据文中所述只有3000余里阿，所以《倭人传》的描述压根没出九州岛，因为只有九州岛才能容纳这个距离。

　　结论

　　综上所述，大家可以发现，长崎与熊本中间的那个半岛根据目前材料很有可能是邪马台国位置。当然，现在估算邪马台国位置和拼图一样，要完成拼图，但是拼片不够，所以上文仅供参考，等有更多考古证据或文字证据后才能做更正确的判断。另外，个人还是觉得，以《古事记》或是《日本书纪》的神话来考据邪马台国是非常错误的

1、文化方面：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帮日本，又称扶桑，早在2000年以前，两国人民就有交往。文化发达的汉朝，就将汉文化传播给“大汉国东二万余里的扶桑”。

进入唐朝，日本国派出多位学者、使者、僧人到中国留学，出现过众多文化交流的使者。像鉴真、阿倍中麻吕等。特别是中国养蚕、织绢、医学、文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传入日本后，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2、政治思想方面：

19世纪中叶，中国与日本的封建制度同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冲击。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压在日本头上，日本受到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威胁。1868年日本开始改革，破除封建制度，这一明治维新运动使其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一切向欧洲文化、经济、科学、政治、军事学习，改变了日本的建国进程与方向。同时也加入了西方列强侵略他国的行列。从此，破坏了自汉、唐以来植根于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

3、军事方面：

在14－16世纪时，日本海盗就侵袭中国沿海，中日关系开始蒙上阴影。1894年，日本耍阴谋、设圈套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

接着黄海战役，再者，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让其他国家有机可乘，发动了侵华战争，以至于让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他们烧伤抢夺，中国土地一而再，再而三的割让。然而，中国人民开始八年的抗日战争。

扩展资料：

日本的早期历史：

1、奈良时代是律令制社会的繁荣鼎盛时期，表现在政治经济制度、阶级关系、文化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光仁天皇及桓武天皇时期，朝廷力图整顿混乱的政治形势，缩减财政开支，改革兵制，向东北地区扩展疆域，谋求整形和重新加强律令制。

2、平安时代佛教从中国流传入日本,影响最大的是禅宗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当时有在日本也是"临天下,曹一角")。进入镰仓时代后佛学逐渐兴盛,日本也经过改良产生了独特的宗派如净土宗等,在农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3、镰仓末期宋代的朱子学传入日本,当时后醍醐天皇希望恢复天皇的权威，朱子学所提倡的忠君爱国的儒家教条思想正好符合当时的国情。利用朱子学在武士阶级中所产生的影响,镰仓幕府被彻底推翻。朱子学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起源之一。

4、后醍醐天皇消灭了镰仓幕府后，就进行了第一次的王政复古，推行新政，史称建武新政。足利尊氏迫后醍醐天皇退位。新天皇光明天皇策封他为征夷大将军，是为北朝。后醍醐天皇退位后持着天皇象征的三神器退往大和的吉野（今奈良县），是为南朝，至此南北朝终于形成。

5、在江户时期由于科技的进步,在人群中产生了一种反对朱熹提倡王阳明的思潮,可以说是日本启蒙思想的开端。日本的文字也是发端于汉字,但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与现代汉语产生了较大的歧义可以说现在日本的汉字还保留着许多中国古代汉字的原意。

—日本

—日本侵华战争

　　黄遵宪

　　黄遵宪（1848-1905） 字公度，清末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1848年生于广东嘉应（今广东梅州市）（今梅城东区下市角），卒于1905年。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读书应试阶段（1863～1876）；出使阶段（1877～1894）；参加变法阶段（1895～1898）；乡居阶段（1899～1905）。1877年十月（光绪帝三年）黄遵宪应邀任参赞，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光绪帝八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光绪帝十三年，黄遵宪成书《日本国志》，书中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批判秦汉以后的专制主义，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光绪帝二十一年，黄遵宪参加强学会成为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光绪帝二十二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光绪帝二十二年十月黄遵宪入京受到光绪帝皇帝和帝党官僚接见，次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等职，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光绪帝二十四年八月，光绪帝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政变失败后，黄遵宪被清政府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但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黄遵宪回乡后仍热心推进立宪、革命等工作，并潜心新体诗创作，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同时，他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兴办新学堂。黄遵宪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3种。

　　论诗主张“我手写吾口”，要求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长于古体诗，有《日本杂事诗》及《境庐诗草》。

　　多年来黄遵宪的历史地位被不少人局限性地理解，后人往往从文学或诗界革命的领域去理解他，而忽视其作为爱国者、思想家、变法维新者、政治家的本来面目，对黄遵宪历史地位全面深刻认识，是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出现的。”且看：

　　———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达尔文进化论和卢梭民约论，最早是由黄遵宪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国士大夫最早是从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了解到人权、民主、平等的概念。《日本国志》中的维新变法思想，使当时的康、梁乃至光绪帝皇帝都受到很大启发，其“分官权于民”的思想明显地启发了一代伟人孙中山形成民权主义的思想。

　　———黄遵宪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书生议政，坐而论道”不同，他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与斗争经验，他在戊戌政变前的湖南创立了保障社会治安的保卫局等措施在政变失败后仍能保留下来，就说明黄遵宪的改革是切中国情的，他在湖南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的卓越成效是他把变法理论灵活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结果。

　　———黄遵宪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深知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沉痛指出：“弱为万国役，治为天下强。”他致力保护华侨、侨工的权益，抵制排华运动，联络侨商组织商会；在新加坡又创立保卫华工的南洋护照制度。

　　———黄遵宪被公认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其“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呐喊成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其《人境庐诗草》的清新之风，一扫旧体诗的陈腐暮气；其诗作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晚清绝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因此生前即有晚清“诗史”之誉。

　　黄遵宪在短短的58年生涯中，游历日、英、法、意、比、美及新加坡等西方国家以及香港等共13个年头，亲身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他站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高度，理性地把握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国情，积极主张维新变法，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却矢志不渝，坚信“滔滔江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的革新之道。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缅怀起这位客家先贤的远见卓识，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日本政治、历史、人文、地理的重要专著，其诗作《日本杂事诗》等反映了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被称为“诗史”。

　　杂感

　　黄遵宪

　　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

　　赠梁任公同年

　　补充：生平详记

　　寸寸河山寸寸金，瓜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黄遵宪，字公度， 1848 年 4 月 27 日 （清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出生在广东嘉应州 （今梅县）。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卓越的爱国诗人，也

　　是一位有才干的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黄遵宪的祖上原是中原人，大约在元朝的时候渡江南下，经闽江流域，

　　最后在广东东部东江流域的嘉应州定居下来。 （广东人称他们为 “客家人”）

　　黄遵宪的祖父叫黄际N，据地方志记载， “性和易，处事练达”，是一个开

　　明的士绅。有一年嘉应州闹大饥荒，米卖到一千五百钱一斗。黄际N和州中

　　一些人士捐款救济饥民，受其惠者甚众。他在地方上还提过不少好的建议，

　　如向地方长官提出 “设粮房于堂皇侧”，方便贫民百姓，使 “州人至今称道

　　弗衰”。黄遵宪的父亲叫黄鸿藻，科举考试中了举人以后，由户部主事调任

　　知府，分派到广西省。先后在南宁、梧州一带办理粮食调拨工作。 1884 年，

　　中法战争期间，我国军队源源开出镇南关，粮食所需，十分急迫。黄鸿藻能

　　及时把大批粮食从南宁等地调运到前线去，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对鼓舞军

　　士的战斗精神，起了很大作用。以后黄鸿藻升任思恩府知府，任职期间 “办

　　农桑，修书院，教养兼施，政声卓著”。他曾这样表示过自己的抱负： “士

　　大夫平日读书修养，应以天下为己任，当官做事，不应首先考虑个人祸福，

　　而应以国家大计 为重。”黄鸿藻不仅是一位有才干的政务家，还是一个喜欢

　　诗歌的人。他在广西任职期间，政事余暇，常与同僚们游山赏水，饮酒吟诗，

　　写过一些很有才情的诗篇。父亲的思想品质，以及对诗歌的偏爱，对黄遵宪

　　自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在黄遵宪童年的生活中，给他更大影响的

　　是他的曾祖母李氏。

　　黄遵宪出生在一个四世同堂，成员多达 70 余人的大家庭里。黄遵宪的曾

　　祖母李氏德高望重，是大家庭里的中心人物。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李氏特别

　　偏爱黄遵宪。黄遵宪才 1 岁多，弟弟又降生了，两人在母亲怀中争乳。为给

　　黄遵宪母亲解围，高龄的李氏负起了带养黄遵宪的任务。她亲手为小曾孙裁

　　制衣裳，烹调食物，体贴得无微不至。她还故意把曾孙打扮成女孩子模样，

　　梳个盘云髻，穿上红衫红裙，惹得邻里们都笑。

　　黄遵宪的家乡不仅山青水秀，而且是远近闻名的山歌之乡。还在黄遵宪

　　呀呀学语的时候，李氏就教他唱儿歌： “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

　　后来，李氏又教他唱山歌，背诵 《千家诗》。在李氏的影响下，黄遵宪自幼

　　就受到了文学的熏陶。 1856 年，黄遵宪 9 岁时，他父亲中了举人。喜报传来，

　　全家庆贺，李氏兴奋地抚摸着黄遵宪的头说： “这孩子属猴，可比猴子还伶

　　俐，长大后定会比他父亲更有出息。”话语间充满了对小曾孙的厚望。

　　黄遵宪 10 岁的时候，开始学写诗。有一天，塾师以唐代大诗人杜甫 《望

　　岳》中的名句 “一览众山小”为题，让黄遵宪作诗， 他思索片刻，提笔写下：

　　“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站得高，看得远，连

　　整个世界大势都能看得清楚，不会觉得世界太大，更何况那些一目了然的眼

　　底群山呢！这诗句口气很大，出语不凡，意境比杜诗更进一层，使塾师惊异、

　　赞叹不已。

　　科举路上徘徊

　　在家庭的影响下，在塾师的指导下，黄遵宪的学习不断有长进。在封建

　　社会里，知识分子大都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挤进官僚阶层。明清以后，适应

　　封建制度的发展，建立了一套比唐宋时期更完备的科举制度。为培养驯顺的

　　奴才，统治者特别看重八股文、试帖和楷法。所谓八股文，指的是考试中 “代

　　圣贤立言”的文章。全文除首尾外，分八段，每两段必须逐字成对。题目都

　　是出自 “四书”、 “五经”，考生对题目的理解只能以程朱理学的解释为依

　　据。所谓试帖诗，也同八股文一样，必须按一定的格式，可以说就是在做一

　　种没有实际内容的文字游戏。这种考试分为三级：院试，考中了是秀才；乡

　　试，考中了是举人；会试、殿试，考中了是进士。

　　黄遵宪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不可能不走科举仕途的道路。然而，黄遵

　　宪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处在剧烈变化的时代。就在黄遵宪出生的前 8

　　年，即 1840 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

　　清政府签订了一 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主权开始丧失，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矛盾

　　的加深，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黄遵宪出生后第三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天国政权存在了 14 年，太平

　　军纵横 18 个省，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社会动荡不安，使人们的生活和

　　思想意识开始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了解世界，并提

　　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认为不能以天朝大国自居。他们对于清朝政府的腐败，

　　深恶痛绝，呼吁强国强兵，抗击外来的侵略。

　　面对民族危机、社会动荡，黄遵宪也认真思索起来。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诗中批评了只知

　　道熟读古书高谈阔论的人，认为想用古代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诗

　　中又写道： “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如今，通情贵悯世。”进一

　　步说出了他的主张：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了解当今世界的情况。

　　1867 年，黄遵宪参加院试，入州学，当了秀才，取得了参加乡试考举人

　　的资格，同年秋即赴广州应考，没有考中。 1870 年，黄遵宪第二次去广州应

　　考，结果又名落孙山。广州是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军事要地，

　　又是林则徐禁烟、关天培等爱国将领抗击外国侵略的地方。黄遵宪在广州的

　　逗留，使他写下了 《羊城感赋》的组诗，其中一首极力赞扬了关天培 的英勇

　　和将略，歌颂了这位光荣殉国的英雄。由广州回家的途中，黄遵宪到香港作

　　了一次短期旅行。他看到昔日祖国的海岛，今已是外国人的乐园，香港的中

　　国人受着殖民统治。更可悲的是，英国殖民者已把香港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

　　的基地。大批的鸦片烟，正准备运往内地。黄遵宪心情十分沉痛，他写了 《香

　　港感怀十首》，字里行间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愤懑情绪。

　　屡次考试不中，使黄遵宪精神上非常痛苦。以后几年中，黄遵宪一方面

　　对埋于案头，作八股吟诗赋，消磨宝贵的生命，心有不甘，鄙弃科举的念头来越强烈；一方面又抱着一种渺茫的希望，几乎是无可奈何地进行准备，

　　参加下一次的考试。

　　1873 年黄遵宪 26 岁时，考取了拔贡生，按当时考试的办法，凡得到 “监

　　生”、 “贡生”头衔的，都可以参加顺天 （清朝沿用明朝旧制。以北京为顺

　　天府）乡试。 1874 年春，黄遵宪启程去北京。当时他父亲正在户部任职，也

　　在北京，于是爷儿俩生活在一起。由于黄鸿藻的薪俸不多，所以他们的生活

　　很简朴。在北京，黄遵宪交了一些朋友，还结识了一些官场上的人物，这对

　　他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 1876 年，他随父亲到山东烟台

　　作了一次漫游，见到了洋务派官僚张荫桓、李鸿章等人。所谓洋务派，是第

　　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清政府内外交困，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官僚主张利用

　　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维护清朝的统治。他们与顽固派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

　　洋事物不同，提出 “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掀起了洋务运 动，先后创办

　　了一些近代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对处国经济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黄遵宪在他们面前侃侃而谈，引起了他们对这位年轻人的兴趣和注意。

　　李鸿章竟当着别人的面称道黄遵宪为 “霸才”。以李鸿章当时权势和地位，

　　能如此推重黄遵宪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后辈，使黄遵宪大有 “知遇”之感。

　　这是黄遵宪和洋务派发生联系的开始。

　　同年秋，黄遵宪犹豫再三，还是参加了顺天乡试。结果这一次被录取为

　　第 141 名举人。

　　1877 年，黄遵宪的同乡、翰林院侍讲何如漳，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驻日

　　公使。他熟悉黄遵宪并了解他对时务的见解，所以邀请他一起去日本。黄遵

　　宪考取举人后，家人都希望他再考进士，加上当时中国是一个屡战屡败的弱

　　国，处在列强虎视眈眈之下，清朝的许多大臣对国际形势又茫然无知，造成

　　外交活动的困难，所以参与外交活动是很不利的，对个人来说甚至是危险的。

　　为此家人反对他去日本。黄遵宪没有胆怯畏缩，爱国主义的思想使他充满着

　　信心和勇气，去担负艰巨的外交工作。他不顾家人和亲友的反对，毅然抛弃

　　科举仕途，选择了到海外从事外交工作的职业。经过何如漳的推荐，黄遵宪

　　被任命为驻日参赞官，随行出使日本。

　　出使前夕，黄遵宪的心情非常激动，多年来，科举考试的 折磨给他带来

　　的痛苦，似乎都消除了。他对着自己的像片，写道： “如此头颅如此腹，此

　　行万里亦奇哉，诸公未见靴尖，待我扶桑濯足来。”中国古籍里称日本为

　　扶桑，黄遵宪风趣地表示要去扶桑洗脚，表达了他希望在对日外交工作中施

　　展才能，实现抱负的心情。

　　外交生涯

　　1877 年 11 月 26 日傍晚，黄遵宪随何如璋由上海乘轮船启程，一行 30

　　余人，最后在神户登陆，开始了在日本的外交活动。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自 17 世纪开始，遭到荷兰殖民者的侵略，

　　引起社会的变化，民族矛盾加深，其情形与当时中国相似。 1868 年，日本发

　　生了明治维新，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渐

　　强大起来。 1874 年，发生了日本武装侵略台湾的事件，中国人在感到震惊的

　　同时，迫切要求了解日本，想知道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究竟它是怎样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黄遵宪的心情也正是这样。

　　黄遵宪作为一个友好的使者，到日本后，漫游各地，参加各种集会，结

　　交各方面的人士，与许多日本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异国的风土人情，增

　　加了他的创作激情，他写下了大量的反映日本历史、现状、自然景色和风情

　　民俗的诗歌，后来编 成了 《日本杂事诗》刊行。 1880 年，日本友人源辉声先

　　生在征得黄遵宪同意后，把 《日本杂事诗》的部分原稿，埋藏在东京墨江畔

　　的家里，由黄遵宪题写了 “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个字，刻石竖碑，作为

　　中日两国人民永久友谊的象征。碑石上还刻着黄遵宪的两句诗：

　　一卷诗兮一g土，诗与土兮共千古。

　　同时还有源辉声先生和的诗：

　　诗有灵兮土亦香，我愿与丽句兮永为邻。

　　源辉声先生逝世后，安葬于东京都北部的平林寺，诗冢也被迁到该处。

　　这件事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在日本期间，黄遵宪开始接触从西方传播到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

　　说。他刚到日本时，听到关于民主自由的说法是很惊讶的，当他读了法国启

　　蒙运动先驱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后，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根据在日本的

　　亲身体验，使他认识到民主政治比封建专制政治要好，而且认为民主政治代

　　替封建专制政治是必然的趋势。有一次他对何如漳说： “中国必变从西法。”

　　如果不像日本那样维新自强，必遭奴役、瓜分之祸。正是这种思想的形成，

　　使他后来成为我国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