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瘟疫期间,古罗马社会基本上处于失序状态。有人因极度恐惧而不顾亲友,四处逃散;有人则疯狂寻找替罪羊,处死“肇事者”。这些非理性的反应既是人类面对大灾难时的本能行为,也与他们原始的认知水平与宗教观念相关。与古希腊人非理性的疾病观念与应对类似,古罗马人也认为瘟疫玷污了和谐的世界秩序,导致了神灵的惩罚,需要用“净化”消除瘟疫,即精神上的纯洁和肉体上的清除。

古希腊罗马社会充斥着各种神灵与魔力。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前8世纪末—前7世纪初)就以潘多拉盒子为隐喻,强调邪恶、悲伤和疾病等灾难是对宇宙秩序的扰乱,且难以被人类控制,只有通过仪式性的净化才能消除这种玷污。

在希腊宗教体系中,阿波罗被当作医神和祛瘟之神受到崇拜的做法,可谓源远流长。据《伊利亚特》第一卷说,阿伽门农的无礼招致阿波罗向希腊军队射出瘟疫之矢,后来通过归还祭司的女儿,向神祈祷和献祭,才结束了瘟疫。

这也是西方历史上首次把瘟疫政治化的典型案例。对那些触怒阿波罗的人来说,他射出的箭意味着瘟疫之灾;而对虔诚者而言,他射出的箭则是康复之矢。希腊人在阿波罗祭祀之所德尔菲神庙以上供品、求神谕以及得到净化等方式求得宽恕,消除瘟疫之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阿波罗之子阿斯克勒庇俄斯因医术高明而在民间广受崇拜,成为希腊专职的医神。

古罗马人也相信灾难与疾病是神对人类罪恶或过错的惩罚,只能通过祈祷、求神谕、献祭和净化等手段平息众神之怒。由于早期没有司医之神,古罗马人在与埃特鲁里亚、意大利南部大希腊地区的交往中,便把阿波罗和阿斯克勒庇俄斯作为医神引入意大利。据李维记载,公元前433年暴发的瘟疫侵袭罗马三年。在求助本土神灵无效后,罗马人从希腊请来阿波罗阻止了瘟疫,并为之修建了一座神庙。

此后,阿波罗成为广受民众崇拜的医神。公元前295年,又一场瘟疫蹂躏了罗马及周边地区。人们在求助《西卜林书》(Sybylline)无果后,认为必须从埃庇达鲁斯请来希腊的专职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据说,公元前291年,罗马人为此神修庙,瘟疫停止。

从此,阿斯克勒庇俄斯也跻身于罗马诸神之列。这个传说在安东尼·庇护(AntoninusPius,138—161年在位)时期的一枚铜币上被描绘出来。公元前174年,罗马城又暴发了一场瘟疫,肆虐数月。元老院根据《西卜林书》的预言命令市民聚于广场祈祷,并发誓:若瘟疫离开罗马,他们将举行两天的感恩活动。

在神干预论盛行的形势下,古罗马人把瘟疫归结为诸神或上帝对人类背弃信仰或邪恶的惩罚,依靠神迹、魔力、巫术等传统手段仓促应对,可能会让人类丧失战胜瘟疫的信心。另一方面,当政者在大瘟疫期间为安抚民众和稳固统治,往往会虚构出一个“故事”或“叙事”,以寻找替罪羊。

这些做法虽然能暂时缓和民众愤怒情绪,减轻集体性恐慌,却会加剧疫情。真正能够缓解疫情的还是观念的更新、医学的进步,以及政府和社会在“仁政”“仁爱”名义下开展的扶危救困。

1、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应该是一些急性传染病

2、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3、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4、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5、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6、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_、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7、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8、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9、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10、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11、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2、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13、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14、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从古自今，战争、饥荒和瘟疫，一直威胁着人类。

只不过对于战争和饥荒，大家都看得到，感受得到，也知道怎么尽量去预防这类事情的发生。

唯独瘟疫，由于医疗技术水平的落后，古代的人们并不清楚这是一种传染病，根源是病毒和细菌。

不清楚，可又想弄清楚，怎么办呢？

于是就和鬼呀怪呀什么的联系在了一起，认为瘟疫的产生，是“有鬼行疾也”。有一种叫“疫鬼”的怪物，在专门散播这些疾病。

当然，古人也并非只在鬼呀怪呀里的转悠。

在遭遇多次瘟疫之后，古人其实还是发现了一些预防瘟疫的方法。

比如，在冬去春来之际，饮屠苏酒。

年年最后饮屠酥，

不觉年来七十余。

……

这是苏辙《除日》诗里的前两句。

可见在北宋年间，除夕夜守岁时，人们有喝屠苏酒的习俗。

除夕喝屠苏酒这个习俗，是怎么形成的？

东汉末年，一种可怕的瘟疫爆发，天下大乱。

为此，名医华佗专门配制了一种药，浸泡在酒里面，让众人喝。

到了唐朝的时候，每逢腊月，神医孙思邈都会把这种药包好了，分发给众乡亲们，嘱咐把药泡在酒里，等到除夕夜一家人分着喝了。

于是，就形成了除夕夜守岁，男女老少一家人聚在一起，喝屠苏酒的习俗。

户服艾以盈要兮，

谓幽兰其不可佩。

……

这是屈原《离骚》中的两句诗。

虽然字里行间，透着屈夫子对人们腰间挂满艾叶，却不佩戴兰草的不满。不过也从侧面反映出，那时人们特别偏爱挂艾叶。

这其中的原因，跟一个民间传说有关。

据说武王伐纣时，有一个叫萧艾的医生，用点燃的艾草来治疗瘟疫，结果将士们的病情由此好转。

这也是有关“艾灸”的最早记载。

只不过当时的人们，认为瘟疫是“有鬼行疾”，邪气入侵所致。

于是，艾草就有了驱毒辟邪的作用。

慢慢，就形成了挂艾草、熏艾香的习俗。

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古人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或许会显得很可笑。

怎么会把瘟疫，想象成是恶鬼在故意散播疾病呢？

不过也就是这些习俗，体现出来的那种人类原始的，对未知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万事万物相生相克的认知。

难道不正是我们现在人，最缺少的吗？

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到清末，仅中国就发生过三百二十一次的重大瘟疫。可见人类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和瘟疫不断斗争的历史。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古代是怎样和瘟疫做斗争的。

在古代，瘟疫发生时，朝廷又是怎样带领民众抗疫的呢？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政治体制、医疗水平和战乱的影响，朝廷并没有专业的公共医疗监控系统。也就是现在每个国家都有的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往往发生重大瘟疫时朝廷一般会派些医官下去救治，采取迁移人口，隔绝疫区等行政手段。这其实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到了唐朝，政府终于意识到“疫”重在防。设置了医生巡疗体系，也就是专业的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领导一些医学生组成医学团队，到全国各地巡视。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到宋代的时候，官方在全国各地又设置了官药局，还有安济坊、养济院等医疗慈善机构。并且在唐宋两朝都比较注重对各类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并张榜公布对各种疾病需要的药物名称、剂量和用法。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

特别在宋朝时，统治者已认识到瘟疫一旦爆发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动摇国本，危及到王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置了惠及广大百姓的“惠民药房”，并于宋熙宁九年（1076）创办官办药局——买药所。也就是负责制作和出售中成药专业机构。这种药局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置，每到疫情高发季节或逢旱涝荒灾之年，政府就会派医官送医送药，为百姓诊治。

到元朝和明朝时代惠民药房依然存在的。如《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设医官，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腐败，惠民药局也渐渐没落。到清朝更没有重新启用这一很好的医疗机构，在清宣统二年（1910）东北鼠疫发生时，政府只是临时设立了医官局，但已没有行政效力可言，这是由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

其实中国古代抗疫最核心的力量来自老百姓和中医的力量。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中有很大的贡献，如宋朝时中医就研究出以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明朝医生就发现水的卫生很重要，就提出：山里清泉可直接饮用，但靠近人多居住的地方就需烧开喝。北宋时“医王”庞安时就曾经历过水源的污染导致开的药影响了治病效果的事件。

据说有一年大旱，湖北浠水县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开的药在别处可治病，在这里却不行。他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村民们吃得水太脏了，他和徒弟又为村民找到干净的水源后，再施药救治，果然药到病除。清代名医吴宣嵩所著的《鼠疫治法》提出环境卫生的重要“庭堂房屋，洒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屋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

古代历代中医都很注重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记载，汉代张仲景就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传染病专著《伤寒杂病论》。

三国时方士葛洪写的《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了一些传染病的症状及诊治方法。如天花、恙虫病等。并立“治漳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劈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㢓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民间百姓更是运用自己的智慧总结了一些跟“瘟疫”搏斗的经验。如隔离法、蜃碳法、杼井法、烧艾法。久而久之，这就成了民间的一些习俗，比如每年端午洒扫、熏艾叶、饮用雄黄酒、元旦喝屠苏酒等。这些古人的经验到现在还是有用的。

中国离彻底战胜疫情的一天越来越近 ，这其中中医药以及古人总结的抗疫经验依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虽然瘟疫会一直伴随人类出现，但人类一方面以史为鉴，一方面在医学领域不断突破，相信人类定会战胜一次又一次的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