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铭文习称金文，有铸铭与刻铭两种。战国以前多铸铭，战国时期有较多的刻铭。这些铭文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由于铭文的字体、布局、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所以铭文也是青铜器断代的重要标准之一。此外，青铜器作伪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是制作假铭文，所以了解不同时期青铜器铭文的诸方面特征对于青铜器辨伪也是非常重要的。

青铜器铭文是古文字学研究的一类重要的材料，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属于古文字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按照古文字学的科学的研究手段具体地研究青铜器铭文在各历史阶段之字形特点、修辞、语句、文法的习惯及其演化过程，才能较深刻的理解此种文字。即使是从青铜器研究角度来观察与认识金文，也需要遵循科学的古文字规则去做深入的钻研，而没有简易的道路。

目前所见考古发掘出土的有铭青铜器，以殷代即商晚期为最早，但有少数传世的二里冈上层期的青铜器却铸有铭文。

属于早商的二里冈文化时期，在青铜器上有铭文是应予肯定的。发现甚少的原因首先应该是由于此时期在青铜器上铸铭尚未成为风气。其次也与迄今很少发现较大型的、保存完好的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墓有关。这点，已有学者指出过。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317、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战国金文中兵器铭文是一大宗，据古文字学家多年研究，列国兵器刻辞之内容与形式已可大致得知。如三晋战国中晚期兵器刻辞往往在开首纪年后依次记三级职名、人名。  三晋兵器中的“工师”多数作合文。工师前所加之“某库”，如韩器中所见之国都与地方之“左库”、“右库”，国都之“至（襄）库”、“武库”，赵器中所见国都之“邦左库”、“邦右库”与地方“左库”、“右库”、“上库”、“下库”，魏国的“上库”（可能仅设于国都）、“右库”、“左库”，这些库均是当时各国制  造与存储兵器的处所。纪年用“王立事”，冶尹或治名后有“执齐（剂）”（即执掌青铜之合金成分）字样者多属赵器。冶尹或冶名后有“鼓（造）”字者为韩器。这类字形与文辞的特点亦可作为识别三晋兵器的参考。  秦国在战国中晚期的兵器刻铭亦记有上下几级铸造负责者职名、人名，也是先纪年，然后记职名、人名。秦兵器铸作分中央与地方两类，中央铸作兵器铭文所记负责者依次为相邦、工师（或有工大人）、工，相邦、诏事、亟、工，或相邦、寺工、丞、工。最高负责者由丞相担任，作丞相、师、工、丞相、丞、库、工。地方铸造兵器之铭文所记负责者则为守（郡守）、工师、丞、工（工的身份亦有为工鬼薪、工隶臣、城旦等类刑徒者）。秦兵器铭文中的“工师”不作合文，写成“工币”或“工师”，后者较晚。 

燕国兵器铭文中，有少数可见刻有二级或三级督造者名。三级为郾王某、攻（工）尹、攻（工），二级仅有工尹与工。但燕国兵器铭文更多的是铸铭。不记一般监造者与工名，仅标明燕国君之名，即以国君为器主，此兵器类只有戟、戈、矛，铭文形式为“郾（燕）侯某”或“郾（燕）王某“造（或作）某器”。已见燕侯名有载，王名有职（或称侯）、戎人、喜。对这些燕王名所指各为史载何王，学者们作过研究，但尚未有定论。燕国有少数器铭则  记监造者为将军或其他官吏。旧有有“子之戈”拓本流传，已有学者指出其实为赝品。除以上形式外，燕兵器铭文中亦有仅署明兵器所属军事部门名称的，如“左军戈”、”右军矛”，都很有特点，为它国兵器所未见。  齐国兵器铭文主要是铸铭，文字较粗犷。未见“物勒工名”形式，不记监造者与工名，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标明铸造兵器地点之地名，作“某地戈”之形式，地名如“平险（阴）”，“珲”、“阿武”、“平阿”等。地名下有的注明里名，如“平阳高马里戈”。也有在地名下加“造戈”二字的，如“高密造戈”，或在地名下加“左戈”“右戈”（亦有简化为“左”、“右”的）如“平阿左戈”。第二类是标明兵器之器主，实亦即使用兵器之军事武装的统帅者。多为陈侯（即田齐国君）及诸卿大夫贵族，言“某某戈”、“某某造戈”，戈名或称“徒戈”或“散戈”、“车戈”。如“陈侯因咨戈”，陈侯因咨即齐威王因齐，又如“陈子翼告（造）戈”、“陈子翼徒戈”。陈皆作堕，即史书所见之齐田氏。齐国兵器铭文中“戈”常写成“钱”，“造”写成“锆”或“戨”，为其特点

战国时的楚国兵器铭文较少见。战国早期时楚兵器仍有鸟虫书字体，前文已提到，不再赘述。春秋中晚期流行的另外两种金文字体，此时仍存在，仍是铸铭，其内容主要是标明器主之名，采用“某”之器，或“某”之郜（造）的形式，如江陵雨台山三期墓（战国早期墓）M100出土戈（M100：15）所铭“周驿之戈”，字体延袭春秋晚期之硕长艺术体，但笔画变短，迂曲笔道不多。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析君墨启戈，字体虽仍近于春晚期南方流行的俗体的形式，显得较瘦长，但笔画拉长已不明显，风格简略而随意。至战国中晚期，楚兵器铭文在内容上没有大的变化，惟或在铭前加上纪年词句，常作“××之岁”的形式，即是大事纪年，但已由铸铭转向以刻铭为主，且在结构上变得松散，甚至草率。这种字体上的变化与整个楚器铭文的演变过程是相符的。

概述：春秋战国青铜器上出现整篇刻上去的铭文，但原刻的文字是当青铜器脱范不久科的，因古时无钢刀，就用小轮子在铜器上琢磨出来的，所以字体比较光洁，只有琢磨痕，而无刀痕。宋代以后很多在没有铭文的青铜器上春秋战国青铜器上出现整篇刻上去的铭文，但原刻的文字是当青铜器脱范不久科的，因古时无钢刀，就用小轮子在铜器上琢磨出来的，所以字体比较光洁，只有琢磨痕，而无刀痕。宋代以后很多在没有铭文的青铜器上作伪铭纹，作伪铭纹是用刀刻的，一笔要刻上好几刀，往往会留下刀刃的痕迹

春秋中期之后，风气改变，青铜器的纹饰又走向繁复细巧。

典型的例子是蟠螭[pán chī]纹，这种纹饰兴盛于春秋中晚期，可能是龙纹和窃曲纹结合的产物，特征是无角的小龙身体互相缠绕。

很快又发展出蟠虺[pán huǐ]纹，变得更加纤巧细密，无数小蛇缠绕在一起，大面积装饰在器物表面上，蟠虺[pán huǐ]纹相较于蟠螭[pán chī]纹更加简化、细密和规整。

战国中期之后，审美再次变化，蟠螭纹和蟠虺纹消失，素面铜器（器物表面无装饰花纹）大量出现。

随着春秋时期礼乐制度的崩坏，青铜器上“礼”的成分下降，实用性增强。

曾侯乙墓出土的冰鉴[jiàn]，是古代的冰箱，夏天冰鉴内放入冰块，再嵌入盛酒的方缶[fǒu]，既美观又实用。

太原赵卿墓出土的虎形灶，设计合理，还带有四节我国最早的铜烟囱[cōng]。

各诸侯国的青铜器各具特色。三晋的列鼎器体扁圆，蹄足短小，楚国的列鼎敞口平底，蹄足瘦长，差异一望而知。

文字也分秦、三晋、燕、齐、楚五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讲战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铁足铜鼎的外壁刻有铭文469字，是战国时期铭文最长的，记载了中山国伐燕的事迹。

东周时长篇铭文已罕见，兵器上倒是会“物勒工名，以考其诚”。

这时的青铜铸造工艺达到巅峰。我国青铜器主要用“陶范法”铸造，配合分铸法和焊接，能铸造复杂的器形，此时已完全成熟。

春秋中期“失蜡法”在楚国出现，一些极精巧的铜器是通过“失蜡法”铸造的，出名的有河南淅[xī]川下寺出土的青铜酒禁，“王子午”升鼎上的爬兽；曾侯乙墓的尊盘等。

曾侯乙尊盘是一尊一盘的组合，其镂空蟠虺[pán huǐ]纹饰件，纤细盘绕，把失蜡法的特长发挥的淋漓尽致。

关于“失蜡法”还有一些争议，一些学者提出曾侯乙尊盘上存在范铸和焊接的痕迹，认为通过分铸、焊接可以制造出尊盘这样复杂的器物，且“失蜡法”工艺的器物极少见，进而否定中国古代存在“失蜡法”。

主流观点认为尊盘是“失蜡法”制成。尊盘器型工整，表面光滑，没有范铸痕迹。若使用陶范法，那些纤细缠绕的部件无法脱模，且狭小的空间很难焊接。另有实验尝试用“失蜡法”复制尊盘，虽效果不佳，但也大致可行。

现代科学发展出“实验考古学”，即根据古代技术和方法进行控制性实验，为解读古代人类行为提供基础。曾侯乙尊盘是我国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应该多做古代条件下复制的尝试，成功则“失蜡法”的谜题也可以解开。

镶嵌工艺施于铜器上，早在夏代二里头遗址就有，如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

春秋中期出现在青铜器上镶嵌红铜，利用色差来装饰，花纹内容一般是鸟兽人物，进行宴乐、征战、狩猎等场面，称为图像纹。

春秋晚期出现错金银工艺，代表器物是晋国的栾书缶[fǒu]。在铸造青铜器时表面预留凹槽，或使用铁锋刃器在表面凿出凹槽，然后利用金银的延展性，把金银丝嵌入，再用错石磨平。

战国时期还出现鎏金、镶嵌宝石、玻璃，彩绘等工艺，使铜器表面富丽堂皇。

主要是工艺的进步使中国青铜艺术达到第二个高峰，令人目眩神迷。

东周 列强征战不休，兵器这样的军工行业是重中之重。秦始皇统一六国，收缴天下的兵器，在咸阳熔铸了十二个“金人”，高三丈，合796米，可能是古代最大的青铜器了。

“吴越之金锡”闻名于世，指的就是青铜兵器，《越绝书》说：“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尝有。”他们是著名的铸剑师。《庄子∙刻意》中说：“夫有干（吴）越之剑者，柙[xiá]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可见吴越兵器的精良。

吴越兵器精良首先是有物质基础，长江下游的铜陵古铜矿，从西周就开始开采，《周礼∙考工记》中说“吴粤（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

其次吴越立国于蛮荒之地，富有生气，工艺大胆创新。

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剑身上菱形暗格嵌绿松石和蓝玻璃，且千年不锈，刃如秋霜，堪称吴越兵锋的代表。

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商汤《盘铭》；正考父《鼎铭》

清 叶廷琯 《吹网录·颂敦铭》

还有西周的文字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著名的《毛公鼎铭》、《虢季子白盘铭》、《大盂鼎铭》和《散氏盘铭》被称为青铜器铭文中的“四大国宝”。

鼎壁与盖部云钮以下、足部以上，刻铭文77行，每行6字（盖上二字，腹部凸弦纹以上三字，以下一字），唯末行1字，共469字，是已发现刻铭战国铜器中字数最多的。内容记述了该鼎为王十四年所制，斥责燕王哙让位相邦子之，遭致国破身亡，颂扬自己的相邦司马 ，辅佐少君谦恭忠信，以及率师征燕，夺城数十座，扩大疆土数百里的功绩。告诫嗣子汲取吴国吞并越国、越国覆灭吴国的教训，要警惕周围敌国等。此鼎铭文在战国金文中最长，在所有金文中仅次于毛公鼎；内容记述了中山乘燕国内乱，伐燕夺取疆土之事，可补史籍之不足；铭文构字秀丽，刀法娴熟；是研究战国及中山国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此器铜体铁足的铸造技法在国内十分罕见。

大铜鼎的鼎口平沿刻有铭文12字，铭文的开头为“铸客”两字，所以根据惯例这件铜鼎就以铸客命名，又因此鼎在数千件楚器中最为雄伟，所以又被称为大铜鼎。另外，鼎的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是当时常用的吉语。

铭文十二字：铸客为集脀、造脀、鸣腋脀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