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最早称武林水。《汉书·地理志》：“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后又有钱水、钱唐湖、明圣湖、金牛湖、石涵湖、上湖、潋滟湖、放生池、西子湖、高土湖、西陵湖、龙川、销金锅、美人湖、贤者湖、明月湖诸般名称，但是只有两个名称为历代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一是因杭州古名钱塘，湖称钱塘湖；一是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这两首诗中。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

秦汉到唐代

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吴山和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嘴，此后两沙嘴逐渐靠拢，最终毗连在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此时大约为秦汉时期。张岱《西湖梦寻》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缆舟于此石上。”此处所言大石佛寺，即位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下，尚有“秦始皇缆舟石”之景。

自从隋朝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南运河，与北运河相接，沟通南北五大水系，便捷的交通也促进了杭州的经济发展和旅游活动。唐代，西湖面积约有108平方公里，比近代湖面面积大近一倍，湖的西部、南部都深至西山脚下，东北面延伸到武林门一带。香客可泛舟至山脚下再步行上山拜佛。由于当时未修水利，西湖时而遭大雨而泛滥，时而因久旱而干涸。

建中二年九月（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引水入城的方法。即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采用"开阴窦"（即埋设瓦管、竹筒）的方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六井现大都湮没，仅相国井遗址在解放路井亭桥西。其余五井是：西井（原在相国井之西），方井（俗称四眼井），金牛井（原在西井西北），白龟井（原在龙翔桥西），小方井（俗称六眼井，原在钱塘门内，即今小车桥一带）。

长庆二年十月（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在任期间，白氏兴修水利，拓建石涵，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杭州）至盐官（海宁）间农田的灌溉问题。其实白居易主持修筑的堤坝，在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称为白公堤，并非近代的白堤。白氏在钱塘门外修堤，建石涵闸，把湖水贮蓄起来，还书写《钱塘湖闸记》刻于石碑，写明堤坝的功用，以及蓄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如今白公堤遗址早已无存，但后人却借白堤（当时称“白沙堤”）以缅怀白公。白氏不仅留下了惠及后世的水利工程，还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湖的诗词。最为著名的作品有《钱塘湖春行》、《春题湖上》和《忆江南》。

五代到宋代

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

的吴越国和南宋时期。西湖的全面开发和基本定型正是在此两朝。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907～960年）以杭州为都城，促进与沿海各地的交通，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同时，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大量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净慈寺、理安寺、六通寺和韬光庵等，建造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和白塔，一时有佛国之称。灵隐寺、天竺等寺院和钱塘江观潮是当时的游览胜地。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快，西湖疏浚成了日常维护工作，因此吴越国王钱镠于宝正二年（927年）置撩湖兵千人，芟草浚泉，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

北宋后期，著名诗人苏轼对西湖治理做出了极大贡献。从五代至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葑草湮塞占据了湖面的一半。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上《乞开杭州西湖状》于宋哲宗，断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同年四月，动员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六座石拱桥，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始以沟通。后人为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为“苏堤”。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犒赏疏浚民工的美食。与白居易一样，大诗人苏轼也在杭州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最有名的有《饮湖上初晴后雨》、《望湖楼醉书》。

1127年，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香客外，又增加了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当时，西湖泛舟游览极为兴盛，据古籍记载，“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行如平地。”南宋诗人林升在诗《题临安邸》对当时的盛况做了生动的描绘。另外，诗人杨万里也曾作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盛赞西湖美景。

元代到清代

元代，西湖依然是歌舞升平的“销金窟”。据《元史》卷23记，在至大二年（1309年），“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鹘，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西域和西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最为闻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元代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又有“钱塘十景”，游览范围比宋代有所扩大。元世祖至元期间，曾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部分湖面又逐渐葑积成桑田。但到了元朝后期，西湖疏于治理，富豪贵族沿湖围田，使西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淤为茭田荷荡。

直到明代宣德、正统年间（1426年～1449年），杭州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也才开始关注西湖。弘治十六年（一说：正德三年，即1508年），知州杨孟瑛冲破来自豪富们的巨大阻力，在巡按御史车粱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疏浚工程使苏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一带尽为水面，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后人称杨公堤。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钱塘县令聂心汤在湖中的小瀛州放生池外自南而西堆筑环形长堤，形成的独特景观。三十九年，杨万里继筑外埂，至四十八年而规制尽善。池外造小石塔三座，谓之三潭。

清代，因康熙、乾隆两皇帝多次南巡到杭州，促进西湖的整治和建设。康熙五次到杭州游览，并为南宋时形成的“西湖十景”题字，地方官为题字建亭立碑，使“双峰插云”、“平湖秋月”等未定点的景目，有了固定的观赏位置。雍正年间，还推出“西湖十八景”，使杭州的游览范围进一步拓展。乾隆六次到杭州游览，又为“西湖十景”题诗勒石；又题书“龙井八景”，使偏僻山区的龙井风景为游人注目。乾隆年间，杭州人翟灏、翟瀚兄弟合著《湖山便览》一书，记载西湖游览景点增加到1016处，为杭州最早的导游书籍。乾隆年间兴建的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的昆明湖东西两堤也是模仿西湖苏堤六桥而建的。

明清两代，西湖又经历了几次疏浚，挖出的湖泥堆起了湖中的湖心亭、小瀛洲两个岛屿。

雍正年间，西湖面积尚有754平方公里，但葑滩20多公顷，经过大规模的疏浚后，面积广及近代的西山路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乌龟潭、赤山埠一带。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用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开浚西湖湖道，在金沙港、赤山埠、丁家山、茅家埠筑石堰各一座，用以蓄泄沙水入湖。嘉庆五年（1800年），浙江巡抚颜检奏浚西湖兴修水利，后由浙江巡抚阮元主持，用疏浚挖出的泥土堆筑土墩（即阮公墩）。至此，现代西湖的轮廓已经形成。同治三年（1864年），创立西湖浚湖局，委钱塘丁丙主事。

西湖最早称武林水。《汉书·地理志》：“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后又有钱水、钱唐湖、明圣湖、金牛湖、石涵湖、上湖、潋滟湖、放生池、西子湖、高土湖、西陵湖、龙川、销金锅、美人湖、贤者湖、明月湖诸般名称，但是只有两个名称为历代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一是因杭州古名钱塘，湖称钱塘湖；一是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这两首诗中。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

秦汉－唐代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吴山和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嘴，此后两沙嘴逐渐靠拢，最终毗连在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此时大约为秦汉时期。张岱《西湖梦寻》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缆舟于此石上。”此处所言大石佛寺，即位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下，目前尚有“秦始皇缆舟石”之景。

自从隋朝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南运河，与北运河相接，沟通南北五大水系，便捷的交通也促进了杭州的经济发展和旅游活动。唐代，西湖面积约有108平方公里，比现在湖面面积大近一倍，湖的西部、南部都深至西山脚下，东北面延伸到武林门一带。香客可泛舟至山脚下再步行上山拜佛。由于当时未修水利，西湖时而遭大雨而泛滥，时而因久旱而干涸。

建中二年九月（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引水入城的方法。即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采用"开阴窦"（即埋设瓦管、竹筒）的方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六井现大都湮没，仅相国井遗址在解放路井亭桥西。其余五井是：西井（原在相国井之西），方井（俗称四眼井），金牛井（原在西井西北），白龟井（原在龙翔桥西），小方井（俗称六眼井，原在钱塘门内，即今小车桥一带）。

长庆二年十月（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在任期间，白氏兴修水利，拓建石涵，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杭州）至盐官（海宁）间农田的灌溉问题。其实白居易主持修筑的堤坝，在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称为白公堤，并非现在的白堤。白氏在钱塘门外修堤，建石涵闸，把湖水贮蓄起来，还书写《钱塘湖闸记》刻于石碑，写明堤坝的功用，以及蓄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如今白公堤遗址早已无存，但后人却借白堤（当时称“白沙堤”）以缅怀白公[20]。白氏不仅留下了惠及后世的水利工程，还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湖的诗词。最为著名的作品有《钱塘湖春行》、《春题湖上》和《忆江南》。

五代－宋代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的吴越国和南宋时期。西湖的全面开发和基本定型正是在此两朝。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907－960年）以杭州为都城，促进与沿海各地的交通，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同时，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大量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净慈寺、理安寺、六通寺和韬光庵等，建造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和白塔，一时有佛国之称。灵隐寺、天竺等寺院和钱塘江观潮是当时的游览胜地。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快，西湖疏浚成了日常维护工作，因此吴越国王钱镠于宝正二年（927年）置撩湖兵千人，芟草浚泉，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

曾任杭州太守的苏东坡北宋后期，著名诗人苏轼对西湖治理做出了极大贡献。从五代至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葑草湮塞占据了湖面的一半。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上《乞开杭州西湖状》于宋哲宗，断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同年四月，动员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六座石拱桥，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始以沟通。后人为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为“苏堤”。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犒赏疏浚民工的美食。与白居易一样，大诗人苏轼也在杭州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最有名的有《饮湖上初晴后雨》、《望湖楼醉书》。

1127年，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香客外，又增加了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当时，西湖泛舟游览极为兴盛，据古籍记载，“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行如平地。”南宋诗人林升在诗《题临安邸》对当时的盛况做了生动的描绘。另外，诗人杨万里也曾作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盛赞西湖美景。

元代－清代元代，西湖依然是歌舞升平的“销金窟”。据《元史》卷23记，在至大二年（1309年），“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 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鹘，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西域和西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最为闻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元代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又有“钱塘十景”，游览范围比宋代有所扩大。元世祖至元期间，曾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部分湖面又逐渐葑积成桑田。但到了元朝后期，西湖疏于治理，富豪贵族沿湖围田，使西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淤为茭田荷荡。

直到明代宣德、正统年间（1426年－1449年），杭州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也才开始关注西湖。弘治十六年（一说：正德三年，即1508年），知州杨孟瑛冲破来自豪富们的巨大阻力，在巡按御史车粱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疏浚工程使苏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一带尽为水面，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后人称杨公堤。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钱塘县令聂心汤在湖中的小瀛州放生池外自南而西堆筑环形长堤，形成的独特景观。三十九年，杨万里继筑外埂，至四十八年而规制尽善。池外造小石塔三座，谓之三潭。

清代，因康熙、乾隆两皇帝多次南巡到杭州，促进西湖的整治和建设。康熙五次到杭州游览，并为南宋时形成的“西湖十景”题字，地方官为题字建亭立碑，使“双峰插云”、“平湖秋月”等未定点的景目，有了固定的观赏位置。雍正年间，还推出“西湖十八景”，使杭州的游览范围进一步拓展。乾隆六次到杭州游览，又为“西湖十景”题诗勒石；又题书“龙井八景”，使偏僻山区的龙井风景为游人注目。乾隆年间，杭州人翟灏、翟瀚兄弟合著《湖山便览》一书，记载西湖游览景点增加到1016处，为杭州最早的导游书籍。乾隆年间兴建的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的昆明湖东西两堤也是模仿西湖苏堤六桥而建的。

明清两代，西湖又经历了几次疏浚，挖出的湖泥堆起了湖中的湖心亭、小瀛洲两个岛屿。

雍正年间，西湖面积尚有754平方公里，但葑滩20多公顷，经过大规模的疏浚后，面积广及现在的西山路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乌龟潭、赤山埠一带。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用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开浚西湖湖道，在金沙港、赤山埠、丁家山、茅家埠筑石堰各一座，用以蓄泄沙水入湖。嘉庆五年（1800年），浙江巡抚颜检奏浚西湖兴修水利，后由浙江巡抚阮元主持，用疏浚挖出的泥土堆筑土墩（即阮公墩）。至此，现代西湖的轮廓已经形成。同治三年（1864年），创立西湖浚湖局，委钱塘丁丙主事。

清末至1949年自清末至民国时期，沪杭、杭甬、浙赣等铁路线以及杭州至上海、南京、宁波等地的公路相继建成，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杭州旅游的发展。除传统的香客外，上海、南京等地游客以及欧美、日本等国的游客也日渐增多。《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民国19－25年（1930－1936年）外地人到访杭州累计为32,845人。

民国时期杭州旅游资源日益丰富，西湖景点和文物古迹不断增多。政府将孤山的清代行宫中的御花园辟为公园，民国16年，改称中山公园，公园左侧辟为浙江忠烈祠，祀浙军攻克金陵阵亡将士，还在西泠桥附近建徐锡麟、秋瑾等烈士墓。民国6年，修建了灵隐寺的大悲阁，数次翻修岳王庙、岳坟。民国12－20年间，修建黄龙洞。民国12－13年，修整倾废的钱王祠，并构筑园林。民国22年，修护已倾斜的保俶塔。

民国时期，杭州的公园建设始于湖滨公园。1912年浙江军政府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城墙和旗营城垣，沿湖筑湖滨路，离湖20米处设栏，广种花木，称湖滨公园。长约一里的湖滨公园共分为一至五公园。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在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决定有条件地同意***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史称“西湖会议”。1930年春，杭州市政府在长生路之北至钱塘门头，用浚湖之泥填为平地，约21亩余，辟为六公园。1828－1933年，浙江省政府分别在第三公园码头、第二公园码头和第五公园码头建立“陈英士像”、“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和“八十八师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1924年9月25日下午1时40分，有近千年历史的雷峰塔因塔基长期遭盗挖而倒塌，惊动社会舆论。鲁迅为此还特地两度撰文评论此事，而“雷峰夕照”也因此有名无实。1929年6月6日－10月20日，浙江省政府举办首届西湖博览会，参观人数总计达2千余万人次。博览会会址设在断桥、孤山、岳王庙、北山等沿湖地区，旨在提倡国货、奖励实业，除全国一千多个代表团外，还有美国、日本、英国、印尼等国组团参观，为民国时期杭州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盛会。1937年3月下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西湖边的烟霞洞举行秘密会谈，商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史称“西湖会谈”。

1949年至20世纪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杭州市政府实行封山育林，植树绿化，对西湖进行全面疏浚。在西湖风景区，开辟植物园、花圃，兴建花港观鱼、柳浪闻莺公园，改建玉泉观鱼、涌金公园，整修灵隐寺、净慈寺、岳庙、三潭印月、湖心亭等风景点，修筑环湖西路（西山路）、龙井路、九溪路。1959年杭州西湖共接待外国游客1,400余人，港澳同胞2,300余人，国内游客500余万人次。

杭州西湖的秀丽风光得到了国家最高***的青睐。这其中尤以毛泽东经常下榻的刘庄（现为西湖国宾馆）、汪庄（现为西子国宾馆）和林彪建造的七零四工程（现为浙江宾馆）最为知名。1953年12月末，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一说汪庄），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2年2月末，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周恩来在刘庄的八角亭内草签了《中美联合公报》，这是中美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文化大革命”后，来西湖旅游人数迅速增加，1978年接待外宾、港澳同胞共计53万人次，国内游客约有600万人次。1983年5月，国务院明确杭州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1984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指出：“把杭州建设成为我国东南部的旅游中心和国际上第一流的风景旅游城市”。 此后，杭州政府修复灵隐寺、天竺寺、净慈寺、岳庙、大成殿和“西湖十景”碑亭等古迹，扩建虎跑等名胜，新建曲院风荷等公园，开辟“灵峰探梅”景点，在黄龙洞、阮公墩创办仿古游乐活动，还办起夜花园、音乐夜市等夜游活动。

云栖竹径1949年时，西湖污泥淤塞，湖水平均深度仅055米，湖底水草遍生，大型游船很难畅行。1951年，杭州市启动疏浚西湖工程，再次全面疏浚治理西湖，至1954年，工程已全部实行机械化操作。1976年，国家拨专款200万元，开始第二次疏浚西湖。此外，杭州市政府还对西湖湖墈进行了全面整修，完工后总长度达29,800米，为西湖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驳墈。结合驳墈还整修或新建湖滨公园、中山公园、岳坟、苏堤两侧等供游船停靠的大小埠头10余处。另外，1978年至1985年期间，西湖还进行了环湖污水截流工程和西湖引水工程，提高了西湖水体的质量。

1984年，杭州日报社等五家单位发起新西湖十景评选活动。由于兼具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人文底蕴，杭州西湖在1982年被评选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在1985年入选中国十大风景名胜。2000年，时隔71年后，西湖博览会再度在西子湖畔举行。新西湖博览会（正式名称为“中国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4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12亿人民币。此后，西湖博览会被确定为杭州一年一度的大型会议展览活动。

21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数项整治西湖环境的大型工程被启动。首先是“西湖南线整合工程”。2002年2月至10月，杭州对西湖南线的四大公园（柳浪闻莺、老年公园、少年公园、长桥公园）进行整合。共拆除围栏225公里，拆除建筑657万平方米，开挖水系260万平方米，新种乔木8000株，草坪和地被植物45万平方米。四大公园均实现二十四小时免费开放[42]。杭州西湖是中国首家不收门票的5A级景区[43]。截止2011年，杭州西湖是中国唯一一家不收门票的5A级景区。

同年10月25日，在78年前倒塌的雷峰塔旧址上，717米高的新雷峰塔建成竣工]。从此，雷峰塔与保俶塔“南北相对峙，一湖映双塔”的美景重现西湖，缺失了近80年的西湖十景自此成为完整的全景。

2002年底，杭州市政府启动“西湖西进工程”（即杨公堤景区）、新湖滨景区和梅家坞茶文化村等三大综合整治保护工程。在杨公堤景区建设中，主要恢复了茅家埠、乌龟潭等共计70公顷的水面面积，并与西里湖互相沟通，改善和复原了周边的生态湿地。目前，西湖水面已由原先的56平方公里扩大为65平方公里，基本上达到了300年前西湖的面积[45]。新湖滨景区包括从断桥起，沿白沙路、圣塘闸、环城西路、湖滨路至二公园的沿湖地带，工程将湖滨机动车通道移入地下隧道，路面改造成为综合性休闲购物步行街。梅家坞地处西湖风景区腹地，为西湖龙井茶的重要产地，通过本次整治，景区恢复了茶文化和农家旅游的风格。2003年起，靠近湖滨路与平海路交叉口附近的西湖水面上建立了音乐喷泉系统，吸引了大批游客的观赏。

2004年国庆节起，杭州花圃、曲院风荷、花港观鱼公园免费向游客和市民开放。加上2002年开放的南线四大公园，西湖沿线成了开放式大公园。2009年3月20日，太子湾公园免费对游客开放。

列入世界遗产1999年，杭州市政府正式宣布为西湖申遗，后中国国家文物局向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杭州西湖”作为中国2011年申报项目。2011年6月24日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西湖最早称武林水。

　　《汉书·地理志》：“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后又有钱水、钱唐湖、明圣湖、金牛湖、石涵湖、上湖、潋滟湖、放生池、西子湖、高土湖、西陵湖、龙川、销金锅、美人湖、贤者湖、明月湖诸般名称，但是只有两个名称为历代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一是因杭州古名钱塘，湖称钱塘湖，如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 ；一是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这两首诗中。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

　　秦汉-唐代

　　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的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吴山和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嘴，此后两沙嘴逐渐靠拢，最终毗连在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此时大约为秦汉时期。张岱《西湖梦寻》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缆舟于此石上。”此处所言大石佛寺，即位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下，目前尚有“秦始皇缆舟石”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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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隋朝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南运河，与北运河相接，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构成杭州的便捷交通，促进经济发展，杭州的旅游活动也开始兴起。

　　唐代，西湖面积约有108k㎡，比现在湖面面积大近一倍，湖的西部、南部都深至西山脚下，东北面延伸到武林门一带。香客可泛舟至山脚下再步行上山拜佛。由于当时未修水利，遇到大雨天气，湖水就四处泛滥，如果久旱不雨，西湖又干涸见底。

　　建中二年九月（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引水入城的方法。即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采用"开阴窦"（即埋设瓦管、竹筒）的方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六井现已大都湮没，仅相国井遗址在解放路井亭桥西。其余五井是：西井（原在相国井之西），方井（俗称四眼井），金牛井（原在西井西北），白龟井（原在龙翔桥西），小方井（俗称六眼井，原在钱塘门内，即今小车桥一带）。

　　长庆二年十月（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在任期间，白氏兴修水利，拓建石涵，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杭州）至盐官（海宁）间农田的灌溉问题。人们往往误认为西湖上的白堤为唐代白居易所修，其实白居易主持修筑的堤坝，在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称为白公堤，并非现在的白堤。他在钱塘门外修堤，建石涵闸，把湖水贮蓄起来，还书写《钱塘湖闸记》刻于石碑，写明堤坝的功用，以及蓄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如今白公堤遗址早已漫漶无存，但是杭州人却将西湖上的白堤（当时称“白沙堤”）作为凭吊白居易的古迹。白居易不仅留下了惠及后世的水利工程，还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湖的诗词。最为著名的作品有《钱塘湖春行》、《春题湖上》和《忆江南》 。

　　五代-宋代

　　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的吴越国和南宋时期。西湖的全面开发和基本定型正是在此两朝。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907～960年），以杭州为都城，促进与沿海各地的交通，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同时，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大量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净慈寺、理安寺、六通寺和韬光庵等，建造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和白塔，一时有佛国之称。灵隐寺、天竺等寺院和钱塘江观潮是当时的游览胜地。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快，西湖疏浚成了日常维护工作，因此吴越国王钱镠于宝正二年（927年）置撩湖兵千人，芟草浚泉，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

　　北宋后期，著名诗人苏轼对西湖治理做出了极大贡献。从五代至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葑草湮塞占据了湖面的一半。元祐五年（1090），苏轼上《乞开杭州西湖状》于宋哲宗，断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同年四月，动员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六座石拱桥，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始以沟通。后人为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为“苏堤”。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犒赏疏浚民工的美食。与白居易一样，大诗人苏轼也在杭州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最有名的有《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1127年，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杭州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香客外，又增加了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当时，西湖泛舟游览极为兴盛，据古籍记载，“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行如平地。”南宋诗人林升在诗《题临安邸》对当时的盛况做了生动的描绘。另外，诗人杨万里也曾作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盛赞西湖美景。

　　元代-清代

　　元代，西湖依然是歌舞升平的“销金锅”。据《元史》卷23记，在至大二年（1309年），“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 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鹘，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西域和西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最为闻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元代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又有“钱塘十景”，游览范围比宋代有所扩大。元世祖至元期间，曾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部分湖面又逐渐葑积成桑田。但到了元朝后期，西湖疏于治理，富豪贵族沿湖围田，使西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淤为茭田荷荡。

　　直到明代宣德、正统年间（1426年～1449年），杭州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也才开始关注西湖。弘治十六年[一说：正德三年（1508年），知州杨孟瑛冲破来自豪富们的巨大阻力，在巡按御史车粱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疏浚工程使苏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一带尽为水面，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后人称杨公堤。

　　“湖中岛、岛中湖”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钱塘县令聂心汤在湖中的小瀛州放生池外自南而西堆筑环形长堤，形成“湖中岛、岛中湖”的独特景观。三十九年，杨万里继筑外埂，至四十八年而规制尽善。池外造小石塔三座，谓之三潭。

　　清代，因康熙、乾隆两皇帝多次南巡到杭州，促进西湖的整治和建设。康熙五次到杭州游览，并为南宋时形成的“西湖十景”题字，地方官为题字建亭立碑，使“双峰插云”、“平湖秋月”等未定点的景目，有了固定的观赏位置。雍正年间，还推出“西湖十八景”，使杭州的游览范围进一步拓展。乾隆六次到杭州游览，又为“西湖十景”题诗勒石；又题书“龙井八景”，使偏僻山区的龙井风景为游人注目。乾隆年间，杭州人翟灏、翟瀚兄弟合著《湖山便览》一书，记载西湖游览景点增加到1016处，为杭州最早的导游书籍。

　　明清两代，西湖又经历了几次疏浚，挖出的湖泥堆起了湖中的湖心亭、小瀛洲两个岛屿。

　　雍正年间，西湖面积尚有754k㎡，但葑滩20多公顷，经过大规模的疏浚后，面积广及现在的西山路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乌龟潭、赤山埠一带。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用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开浚西湖湖道，在金沙港、赤山埠、丁家山、茅家埠筑石堰各一座，用以蓄泄沙水入湖。嘉庆五年（1800年），浙江巡抚颜检奏浚西湖兴修水利，后由浙江巡抚阮元主持，用疏浚挖出的泥土堆筑土墩（即阮公墩）。至此，现代西湖的轮廓已经形成。同治三年（1864年），创立西湖浚湖局，委钱塘丁丙主事。

　　民国至20世纪末

　　自清末至民国时期，沪杭、杭甬、浙赣等铁路线以及杭州至上海、南京、宁波等地的公路相继建成，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杭州旅游的发展。除传统的香客外，上海、南京等地游客以及欧美、日本等国的游客也日渐增多。《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民国19～25年（1930～1936年）外地人到访杭州累计为32,845人。

　　民国时期杭州旅游资源日益丰富，西湖景点和文物古迹不断增多。政府将孤山的清代行宫中的御花园辟为公园，民国16年，改称中山公园，公园左侧辟为浙江忠烈祠，祀浙军攻克金陵阵亡将士，还在西泠桥附近建徐锡麟、秋瑾等烈士墓。民国6年，修建了灵隐寺的大悲阁，数次翻修岳王庙、岳坟。民国12～20年间，修建黄龙洞。民国12～13年，修整倾废的钱王祠，并构筑园林。民国22年，修护已倾斜的保俶塔。

　　民国时期，杭州的公园建设始于湖滨公园。1912年浙江军政府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城墙和旗营城垣，沿湖筑湖滨路，离湖20米处设栏，广种花木，称湖滨公园。长约一里的湖滨公园共分为一至五公园。1930年春，杭州市政府在长生路之北至钱塘门头，用浚湖之泥填为平地，约21亩余，辟为六公园。1828～1933年，浙江省政府分别在第三公园码头、第二公园码头和第五公园码头建立“陈英士像”、“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和“八十八师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1924年9月25日下午1时40分，雷峰塔塔基因长期遭盗挖，导致矗立近千年的古塔轰然倒塌，惊动社会舆论。鲁迅为此还特地撰文《论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雷峰塔的倒塌，也使得西湖十景之“雷峰夕照”不复存在。

　　1929年6月6日～10月20日，浙江省政府举办首届西湖博览会，参观人数总计达2千余万人次。西湖博览会会址设在断桥、孤山、岳王庙、北山等沿湖地区。博览会旨在提倡国货，奖励实业，前来参观的除有全国一千多个代表团外，还有美国、日本、英国、印尼等国的参观团，为民国时期杭州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盛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杭州市政府对西湖山区实行封山育林，植树绿化，对西湖进行全面疏浚。在西湖风景区，开辟植物园、花圃，兴建花港观鱼、柳浪闻莺公园，改建玉泉观鱼、涌金公园，整修灵隐寺、净慈寺、岳庙、三潭印月、湖心亭等风景点，修筑环湖西路（西山路）、龙井路、九溪路。1959年杭州西湖共接待外国游客1,400余人，港澳同胞2,300余人，国内游客500余万人次。“文化大革命”后，来西湖旅游人数迅速增加，1978年接待外宾、港澳同胞共计53万人次，国内游客约有600万人次。

　　1983年5月，国务院明确杭州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1984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指出：“把杭州建设成为我国东南部的旅游中心和国际上第一流的风景旅游城市”。此后，杭州政府修复灵隐寺、天竺寺、净慈寺、岳庙、大成殿和“西湖十景”碑亭等古迹，扩建虎跑等名胜，新建曲院风荷等公园，开辟“灵峰探梅”景点，在黄龙洞、阮公墩创办仿古游乐活动，还办起夜花园、音乐夜市等夜游活动。

　　1949年时，西湖污泥淤塞，湖水平均深度仅055米，蓄水量仅400余万㎥。湖底水草遍生，大型游船只能循航道行驶。1950年，国家把治理西湖列入国家投资计划。1951年，杭州市启动疏浚西湖工程，再次全面疏浚治理西湖，至1954年，工程已全部实行机械化操作。本次浚湖工程于1959年浚工，湖水深度平均达到1808米，最深处26米，西湖蓄水量增加到102719万㎥。挖出的淤泥填平昭庆寺、清波公园等环绕西湖的田荡、洼地18处。此后，由于湖床泥土冲刷和沉积物的积累，湖水深度又降为147米。1976年，国家拨专款200万元，开始第二次疏浚西湖。1980年后，湖水深度又上升为15米。除了疏浚工程，杭州市政府还对西湖湖墈进行了全面整修，完工后总长度达29,800米，为西湖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驳墈。结合驳墈还整修或新建湖滨公园、中山公园、岳坟、苏堤两侧等供游船停靠的大小埠头10余处。

　　西湖引水工程于1985年2月1日正式动工。引水工程从钱塘江闸口段新建取水泵一座，日取水能力为30万立方米，相当于西湖总贮量的三十三分之一。引水后，西湖水体透明度提高5～7厘米。环湖污水截流工程于1978年开始筹建，1981年建成，分南、西、北三线，埋设污水管道17多公里，建污水泵站10座。1984年，杭州日报社等五家单位发起新西湖十景评选活动，最后新十景确定为：云栖竹径、九溪烟树、虎跑梦泉、黄龙吐翠、满陇桂雨、玉皇飞云、龙井问茶、宝石流霞、吴山天风、阮墩环碧。 由于兼具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人文底蕴，杭州西湖在1982年被评选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在1985年入选中国十大风景名胜。

　　2000年，时隔71年后，西湖博览会再度在西子湖畔举行。新西湖博览会于10月20日至11月10日举行，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4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12亿人民币，大大提高了杭州西湖在国内和国际的知名度。此后，西湖博览会确定为杭州一年一度的大型会议展览活动。

　　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吐鲁番的坎儿井总数近千条，全长约500O公里。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是由竖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和“涝坝”（小型蓄水池）四部分组成，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和西部的喀拉乌成山，春夏时节有大量积雪和雨水流下山谷，潜入戈壁滩下。人们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坎儿并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

　　坎儿井，早在《史记》中便有记载，时称“井渠”。吐鲁番现存的坎儿井，多为清代以来陆续修建。如今，仍浇灌着大片绿洲良田。吐鲁番市郊五道林坎儿井、五星乡坎儿井，可供参观游览。

　　坎儿井的名称，新疆维吾尔语称为“坎儿孜”。伊朗波斯语称为“坎纳孜”(Kanatz)。苏联俄语称为“坎亚力孜”(k,lplItK)。从语音上来看，彼此虽有区分，但差别不大。

　　我国新疆汉语称为“坎儿井”或简称“坎”。我国内地各省叫法不一；如陕西叫作“井渠”，山西叫作“水巷”，甘肃叫作“百眼串井”，也有的地方称为“地下渠道。”

　　坎儿井是开发利用地下水的一种很古老式的水平集水建筑物，适用于山麓、冲积扇缘地带，主要是用于截取地下潜水来进行农田灌溉和居民用水。

　　根据1962年统计资料我国新疆共有坎儿井约1700多条，总流量约为26米3／秒，灌溉面积约50多万亩。其中大多数坎儿井分布在吐鲁番和哈密盆地，如吐鲁番盆地共有坎儿井约1100多条，总流量达l8米3／秒，灌溉面积47万亩，占该盆地总耕地面积70万亩的67％，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新疆坎儿井的形成条件

　　新疆坎儿井的形成条件，根据调查资料分析约有下列三个方面：

　　1．自然条件的可能性

　　吐鲁番盆地位于欧亚大陆中心，是天山东部的一个典型封闭式内陆盆地。由于距离海洋较远，且周围高山环绕，加以盆地窄小低洼，潮湿气候难以浸入，降雨量很少，蒸发量极大，故、气候极为酷热，自古即有“火州”之称。

　　根据1952—1958年7年的资料统计，多年的平均降雨仅有19．5毫米，最大为42．4毫米，最小为5．2毫米，多年平均蒸发量为3608．2毫米。多年平均气温为14C，最热的七月份平均为33．6C，最冷的一月份平均为一9．8 C。年内最高气温为4 7．6 C，1 953年7月曾达到48C，最高地面温度可达75'C。

　　该盆地常年多风，最大风力一般为7—8级。1961年产生了吐鲁番50年来不曾有过的大风灾，全年仅8级以上的大风就有56次，其中5月31日的那场大风，风力曾达l2级以上，延续了17个小时之久，造成田园破坏、林木折损，使得那片美丽的绿洲一时黯然失色，其惨状令人触目惊心。

　　该盆地的地形高差悬殊，地势峻陡，周围高山多系古生代末期海西运动形成的，岩层坚硬且多裂隙，有利于裂隙水的形成，北部的博格达山一般海拔高度在3500一4000米之间，主峰高达5445米，西部的喀拉乌成山，最高峰也在4 000米以上。均为万年极雪的冰川、南部的觉罗塔格山，海拔在600一1 500米，山麓低矮，没有积雪、降水亦少，为一极干旱的剥蚀秃山。东南部是库姆塔格沙山，沙子堆积在高．300一500米的古生界及中、新生界的基岩之上，极端干旱为一片不毛之地，盆地中部有火焰山(阿斯腾塔格)褶皱带，由一系列轴向为北西西一南东东的背斜构造组成，出露的地层以侏罗系、白垩系和第三系的砂砾岩层和泥岩为主，背斜构造为许多先成河谷所切割，在地形上成为海拔5OO一6OO米，东西长90余公里，南北宽．6—9公里的丘陵地带。火焰山把盆地分隔成了南北两部分，盆地中心的艾丁湖，地势反而极为低洼，湖底海拔为一1 54米，是世界上最低的陆地之一。由于盆地周围山系高度的互不对称和盆地中心的极其低洼，加，之山前大多堆积着巨厚的第四纪沉积物。因此形成了自北而南的倾斜平原。山麓冲、洪积扇地段多为颗粒较大的砂砾卵石地层，向平原内部逐渐转化为颗粒较细的砂土或粘土地层。地面坡度自北向南，逐渐变缓。北部的冲积扇地面坡度一般为1／30一1／50，山前平原地区的地面坡度一般为1／lOO一1／200之间。

　　由于盆地的气候条件极为干旱，地面径流比较缺乏。盆地北面由冰雪和降雨补给的天山水系以数十条山谷河流形式流向盆地。其中主要的河流按自东向西排列顺序有卡尔齐，柯柯亚、二唐沟、克郎沟、煤窑沟、塔尔浪沟、大河沿、白杨河的阿拉沟等。年总径流量仅有6．65亿立方米，年平均流量为21 1米3／秒。其中最大的白杨河年平均流量只有7．29米3／秒。这些河流的特点除具有流量不大，洪枯悬殊外，并在出山口后，因河床经过戈壁砾石地带，大多渗入地下，补给了地下水的径流。但因盆地中部火焰山背斜构造多属泥质页岩、透水性极差，起到了地下坝的作用，阻止了地下水向南流入盆地，从而使火焰山北麓，出现了不少由回归潜水形成的高水位地带。并在火焰山所有缺口处形成了一系列的泉水沟。其中主要有：苏北沟、连木沁沟、木头沟、葡萄沟、桃尔沟、牙尔奶子沟、大草湖等。泉水流量非常丰富，共计年径流量为3．54亿立方米。这些泉水流出火焰山后，又一次重复渗入地下，补给了火焰山南部盆地的地下径流。最后排泄于盆地中心的艾丁湖。该湖面积约为1 OO平方公里，如按年蒸发量为3000毫米计算，一年内蒸发消耗水量即为3．O亿立方米。按吐鲁番水利局资料，目前吐鲁番盆地的有水坎儿井共计有1177条，年开采平均流量为l8．57米3／秒。即年径流量已达585亿立方米。

　　根据上述数字来看，已利用的泉水和坎儿井水的水量加上湖面蒸发的水量远远超过了地面径流量。即使以泉水作为回归水论，可以不计，而坎儿井开采水量和艾丁湖的蒸发量之和也是大于天山水系的地面径流量。由此证明，地下水的补给来源，除了河床渗漏为主以外，尚有天山山区古生代岩层裂隙水的补给，所以说吐鲁番盆地的地下水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加上地面坡度特大等情况，从而构成了开挖坎儿井在自然条件上的可能性。

　　2．生产发展的需要性

　　从生产发展条件来看，吐鲁番盆地远在古代汉唐时期就是欧亚交通的孔道、经济文化交流的要地，虽然该地区气候干旱且地面水源非常缺乏，但却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源和充沛的天然泉水、致使冲积扇缘以下的土地尽是肥美的绿洲。气候非常炎热，热能资源丰富，无霜期长达2 30天以上，实属农业发展的理想地区。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利用天然的泉水进行着农业生产，不但种植着一般的粮食、油料作物，而且发展着棉花、葡萄、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

　　这里的农业生产不仅具有着经济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具有着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因此，农业生产上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人们开发出更多的地下水源，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发展历史，就是劳动人民开发利用地下水的历史，通过千百年生产劳动的实践和内外文化技术经验的交流，人们终于逐步地找到了一种开发利用地下水的最好形式——坎儿井。

　　3．经济技术的合理性

　　吐鲁番盆地虽然埋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等矿产能源，但直到今天尚未大力开采利用。因此不仅对在古代开挖坎儿井的经济技术条件上有着很大的限制，就是在今天，开挖坎儿井中的动力机械设备仍然是十分缺乏。电力供应也很少，钢材水泥也是远地运输而来。这些条件给修建地面水的水利工程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坎儿井的取水形式，既可节省土方工程，又可长年供水不断，且当地人民在炎热的地区久居生活，素有修窑筑洞的习惯和经验。另外人们在掏挖泉水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发现坎儿井形式的地下渠道，不但可以防止风沙侵袭，而且可以减少蒸发损失，工程材料应用不多，操作技术亦颇简易，容易为当地群众所掌握。这对克服当地经济技术上各种困难有很大方便，因此，远在古代经济技术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各族劳动人民群众采用坎儿井方式开采利用地下水，就更加显得经济合理了。

　　综上所述，坎儿井在吐鲁番地区的形成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即：

　　① 在当地的自然条件上，由于干旱少雨，地面水源缺乏，人们要生产、生活就不得不重视开发利用地下水。同时，当地的地下水因有高山补给，所以储量丰富。地面坡度又陡，有利于修建坎儿井工程，开采出丰富的地下水源，自流灌溉农田和解决人畜饮用。

　　② 在当时的生产发展上，由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要求，以及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传播，逼使人们必须进一步设法增大地下水的开采量，扩大灌溉面积来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对引泉结构必须进行改良，采取挖洞延伸以增大其出水量。这样就逐步形成了雏形的坎儿井取水方式。

　　③ 在当时的经济技术上，尽管经济技术条件水平很低，但坎儿井工程的结构形式可使工程的土方量大为减少，且施工设备极为简单，操作技术又易为当地群众所掌握，故坎儿井的取水方式在当时经济技术条件水平上是比较理想的形式。

　　新疆坎儿井的起源学说

　　关于新疆坎儿井的起源问题，根据目前调查了解到的资料，基本上可分为“传入说”和“自创说”两类学。在“传入说”中又可分为“国外传入说”和“国内传入说”两种，现分述如下：

　　1．传人说

　　(1)国外传入说

　　这种学说主要认为坎儿井是在1 7世纪由波斯(现伊朗)传入新疆的，其根据为：

　　① 名称基本相同：维吾尔语称“坎儿孜”波斯语称“坎纳孜”，语言基本相同。

　　② 人物有证：远在1 780年(清朝、乾隆)波斯人苏里曼(Solimen)前来吐鲁番，修筑砖塔(现苏公塔)可以为证。

　　但这种学说存在下列问题：

　　① 名称虽然相同，但也可能是新疆传入波斯的。

　　②人物虽然有证，但距今仅有180多年而我们在l962年访问当地五星公社老坎儿匠阿休木(当时86岁)，他认为早在300一400年前就有了坎儿井。

　　(2)国内传入说

　　这种学说主要认为坎儿井是由今陕西大荔经敦煌传入新疆白龙堆沙漠地区，然后传入吐鲁番的，其根据为：

　　① 根据历史记载：史纪上有公元前109年西汉武帝(公元前141一前87年)时代，在今陕西大荔就有了井渠，和汉书西域传上有西汉屯军敦煌攻打乌孙时，在今白龙堆沙漠东南土山脚下有取用泉水的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

　　此外，西汉攻打大宛(今苏联中亚细亚萨马尔旱地区)时，当地人尚不会凿井。元朝以前历史均无坎儿井的记载文献，直到1 2 6 2年(距今7 oo多年)元朝刘郁所写的“西使记”才有了“井渠”的记载为证，说明国内早有井渠结构，中亚很晚才有水井。

　　②根据老坎儿井名称和挖坎儿井的工具名称以及发现古坎儿井中古物作证：如不少坎儿井是汉人名称：钱生贵坎，西门坎，东门坎，大长水坎……；工具名称如单辘、马辘和在鄯善二堡修水库中发现地下埋没很古的，坎儿井中有铜制水烟袋等，说明坎儿井是汉人先来开挖的。

　　③根据苏联专家调查评论，苏联水文地质专家B·H·库宁l957一l959年来新疆考查后认为吐鲁番的坎儿井与苏联中亚和伊朗一带的坎儿井的结构上和经营方式上均有所不同。

　　因此，认为新疆坎儿井是两千多年前由汉族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并经由新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发扬光大的。它的老家在陕西大荔，自西汉时代起便在新疆安家落户了。

　　但这种说法有如下疑问：

　　a．陕西井渠是输送地面水的工程，不是开发利用地下水的工程，尚有一定区别。

　　b．汉语名称的坎儿井工具，只能证明在挖坎儿井中是汉人参加了制造工具，不一定能证明坎儿井的历史，汉人姓名或名称的坎儿井也不一定是最早的坎儿井。

　　c．埋没的坎儿井仅以铜制水烟袋证明历史较早且为汉人所开挖的，也不够充分。因为吐鲁番风沙大，埋没的时间早，也不一定就是最早的坎儿井。

　　此外，与这一学说类似的，还有人认为是林则徐(1785一l850)发明坎儿井的，同样存在着时间问题。因为林则徐距今仅有l00多年的历史，只能说明他对坎儿井倡导有功但与起源关系不大。

　　2．自创说

　　自创说主要认为坎儿井是当地各族劳动人民在发展农业生产与干旱作斗争中，经过实践逐步创造而成的，其理由为：

　　① 劳动人民开始是利用泉水灌溉，在掏挖和延伸泉水的过程中，发现能增加水量，愈长愈深形成明渠，明渠再深则土方过大，且冻结坍塌易为沙埋没，故又发展为钻洞延深取水，形成最早廊道，将廊道延伸后出土运土又感困难，继而又产生出土的竖井，从而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最初的坎儿井。

　　② 当地自然条件极为干旱、地面水源又非常缺乏，客观条件迫使着人们必须重视地下水源的开发利用，才能保证农业生产发展和居民生活用水的要求。而在天山南北其他地区则在这方面没有吐鲁番突出。同时也没有像吐鲁番地区地面坡度这样峻陡，有利于用坎儿井的方式开采利用地下水。

　　③ 认为吐鲁番的坎儿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汉朝(公元前206—220年)以前当地就有了坎儿井。

　　这种学说存在的问题是：

　　a两千多年的历史尚缺乏必要的证据(因比陕西井渠还早且无文献资料证明)。

　　b．为什么坎儿井的名称与中亚一带相似

　　根据以上所述坎儿井的各种起源学说，各自均具有不同的观点。我们通过调查分析对坎儿井的起源提出以下几点初步体会和认识：

　　① 从坎儿井的名称上看：新疆、苏联、伊朗都有近似语音。似乎是彼此相似，互有联系的。

　　② 从坎儿井的结构上看：新疆、苏联、陕西、都有些各自的特点，似乎是各自独立的，互有区别的。

　　③ 从坎儿井的分布上看：新疆吐鲁番盆地确实是较为干旱的地区，如果坎儿井是传入的，为什么在南疆或甘肃的其他传入路过的干旱地区，却没有很早采用坎儿井呢

　　④ 从坎儿井的工具设备上来看：可以证明各族劳动人民都参加了这一工作，并以汉人为主，进行了凿井工具的制作。

　　⑤ 从自然条件上来看：吐鲁番确属最为干旱缺水的地区，又是地下水非常丰富的地区。，同时地面坡度又是最峻陡的地区。有利于坎儿井的开挖。

　　根据以上的初步认识和体会，我们认为：

　　自创说似乎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也不能否认传入说的一定作用。(如坎儿井的名称，使用的工具和凿井技术的传入等)。

　　根据历史条件来看，吐鲁番是古代欧亚交通的主要通道(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交流地区，东西方文化技术的传入对坎儿井的形成是会起到一定重要作用的。故我们认为坎儿井是在综合条件下形成的，但倾向于自创说为主，传入说为负，即：内因为主、外因为副。

　　但由于这些材料仅为我们的初步调查，尚缺乏历史考证资料，故关于坎儿井的形成和起源，当前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坎儿井的现状

　　近年来，吐鲁番的坎儿井呈衰减之势。全疆坎儿井50年代多达1700条，随着不断的干涸，80年代末已降至860余条。吐鲁番地区坎儿井最多时达1273条，目前仅存725条左右。

　　究其原因，首推吐鲁番地区绿洲外围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据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表明，该地区强烈发展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总面积的46．87％，而非荒漠化面积仅占总面积的8．8％。水资源日渐短缺，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坎儿井水流量也逐年减少。

　　随着吐鲁番地区经济发展，机井得以广泛使用。机井投资少效率高，开采极其随意。全地区已有的几千口机井从地下大量抽水，而全区11亿立方米的可利用水资源中，地下水仅占两个亿。比较而言，坎儿井造价高，维护难，导致使用率不断下降；在地表水利用上，一些河流上游修建水库，大坝截流后，下游水源便捉襟见肘。已建的柯柯牙水库和坎儿其水库，就对其下游近百条坎儿井直接造成生存危机。

　　此外，吐哈油田开发力度不断加大，光一个吐哈油田，每年就用去吐鲁番500万立方米水。油田用水量非常之大，加之打井极深，地下深水被大量抽走，坎儿井水源间接受到影响。特别是在坎儿井附近钻油井，使坎儿井面临着被污染的危险。1997年，吐哈油田就曾发生坎儿井上游的油井与坎儿井交汇，导致油渗水现象。由于缺乏深一步的监测手段，目前油田对水质的深层影响尚难判断。

　　对于坎儿井的日渐式微，各方看法截然不一。一种观点认为，从纯经济角度看，坎儿井已无生存必要。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坎儿井未免过于落后，夏季易干涸，冬季水多时又易白白流走，无法蓄存。而水库可蓄水，随时进行生态调节。应该任坎儿井自然消亡，优胜劣汰，由水库等水利设施取而代之。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坎儿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留下的不可多得的珍贵人文遗产，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尤其在强调生态开发的今天，坎儿井具有不可比拟的旅游开发价值。如果因为今天的短视让这份人类遗产消失殆尽，我们将愧对子孙后代。

　　是生存还是毁灭？坎儿井的命运悬而未决。在吐鲁番地区工作长达30年的行署副专员蔡炳华痛心疾首：“任其下去，不出30年，坎儿井将不复存在。”

　　当地人士的态度是：水库要建，机井要打，坎儿井要保护。据悉，目前吐鲁番地区除将坎儿井列入农业水利的一部分进行维修保养外，还组织了“坎儿井研究会”，并将成立“坎儿井监测站”，随时观测坎儿井水位水质等的变化。为将坎儿井的保护纳入法制管理轨道，吐鲁番地区早在3年前就已起草了《吐鲁番坎儿井水资源条例》等有关法规，报请自治区人大批准实施，但至今未见批复。据了解，该地区还准备报请国家及自治区建立坎儿井自然保护区，以避免在新的开发建设中造成新的破坏。

西湖最早称武林水。《汉书·地理志》：“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后又有钱水、钱唐湖、明圣湖、金牛湖、石涵湖、上湖、潋滟湖、放生池、西子湖、高土湖、西陵湖、龙川、销金锅、美人湖、贤者湖、明月湖诸般名称，但是只有两个名称为历代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一是因杭州古名钱塘，湖称钱塘湖；一是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这两首诗中。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r\n秦汉到唐代\r\n\r\n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吴山和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嘴，此后两沙嘴逐渐靠拢，最终毗连在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此时大约为秦汉时期。张岱《西湖梦寻》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缆舟于此石上。”此处所言大石佛寺，即位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下，尚有“秦始皇缆舟石”之景。\r\n自从隋朝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南运河，与北运河相接，沟通南北五大水系，便捷的交通也促进了杭州的经济发展和旅游活动。唐代，西湖面积约有108平方公里，比近代湖面面积大近一倍，湖的西部、南部都深至西山脚下，东北面延伸到武林门一带。香客可泛舟至山脚下再步行上山拜佛。由于当时未修水利，西湖时而遭大雨而泛滥，时而因久旱而干涸。\r\n建中二年九月（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引水入城的方法。即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采用"开阴窦"（即埋设瓦管、竹筒）的方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六井现大都湮没，仅相国井遗址在解放路井亭桥西。其余五井是：西井（原在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