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捉牙虫”，也有的称其为“撬牙虫”，如清末满族作家文康在《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八回中就写到，涿州的天齐庙里就有“许多撬牙虫的、卖耗子药的”。

捉牙虫主要流行于民间，执业者通常为女性，被人称为“药婆”。在清朝乾隆年间王初桐所著的《奁史·术业门》中有如下文字：“药婆，今捉牙虫，卖安胎、堕胎药之类。”

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三姑六婆》中也提到了“药婆”，由此推测，捉牙虫的方法在元末就可能已经出现了。

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捉牙虫的资料很少。推测其故，大概由于此种赖以谋生的独门绝技只能私下口头传授，不能写成文字公之于众。

圈子外的人们，根本无法了解其奥妙，更无法载录。普通的学者，或许还会觉得这种司空见惯的江湖骗术根本不值得书写。

倒是鸦片战争后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一些西方人，出于好奇，留下了关于捉牙虫的一些记载。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英国传教士哥伯播义（Robert Henry Cobbold）的著作。

哥伯播义是英国安立甘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名牧师，他于1848年4月到达上海后转抵浙江宁波，此后长期在此生活。1851年，哥伯播义返回英国。两年后，携夫人再次来到宁波，直到1857年才与家人一起离华返英。

哥伯播义是宁波方言拼音方案的推行者之一。他除了撰写《真理摘要》等中文著作外，还出版过英文著作《中国人自画像》（Pictures of the Chinese）。

此书不仅可读性极强，而且配有大量插图，形象而生动地记录了19世纪中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书中有“有效的疗法”（the Infallible Remedy）一节，专门讲述捉牙虫。

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多种治牙虫的方法介绍：

第一种是药物。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方》卷二二中收集了许多治牙虫的药方，其中不少药方中配有细辛。直到今天，依然可以在药店里找到含有细辛的牙痛药。

不过，也有的药方显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例如书中所介绍的“鸡屎白以醋渍煮，稍稍含之瘥（chài）”（高文铸校注《外台秘要方》，华夏出版社，1993，420页）。

第二种是熏烫。《外台秘要方》卷二二收录的“杀齿虫方”是：“雄黄末，枣膏和为丸，塞牙孔中，以膏少许置齿，烧铁篦（bì）烙之，令彻热，以瘥止。”（《外台秘要方》，422页）此方想必颇为残酷，一般患者恐怕难以忍受。

相比之下，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一七中所收录的方法要温和多了，“用天仙子一撮，入小口瓶内烧烟，竹筒引烟入虫孔内，熏之即死，永不发”（中国书店，1988，21页）。

第三种是针灸。元朝王国瑞在《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中写道：“风牙虫蛀夜无眠，吕细寻之痛可蠲（juān）。先用泻针然后补，方知法是至人传。”

这里所说的“吕细”是穴位名，其位置“在足内踝骨肉下陷中”（李宁点校《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92页）。

第四种是巫术。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其名著《千金翼方》卷一一中，推荐了几种治牙符咒，例如：“人定后，向北斗咒曰：北斗七星，三台尚书，某甲患龂，若是风龂闭门户，若是虫龂尽收取，急急如律令。

再拜，三夜作。”（王勤俭等校注《千金翼方》，第二中医大学出版社，2008，254页）这个方法固然简单易行，但估计是不会有什么疗效的，最多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