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被誉为“改写中国思想史的典籍”。郭店楚简上记有道家文献2篇，儒家文献14篇，其中以道家文献《老子》最为有名。《老子》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老子和其弟子的著作。但《老子》一书的原始面貌及其形成过程，历史上没有流传下来，一直不清楚。郭店楚简《老子》利用竹简由长到短的变化显示着形成时代上的由早到晚的先后顺序，它是截止到二十世纪所发现的时代最早、文字最原始的道家著作。另外，郭店楚简的儒学著作，在儒学思想家孔子和孟子之间起到了承接的作用。因为孔子和孟子这两位儒学大师相距近200年，儒学研究者一直认为这200年间的儒学没有发展和传承。而郭店楚简中首次面世的14篇儒学著作正是孔、孟儒学思想的“纽带”。

郭店楚简的出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竹简内容的思想性、学术性引起国内外学者有关注和重视，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郭店楚简的研究热潮，美国、日本、加拿大、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成立了研究郭店楚简的机构，多次召开了郭店楚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郭店楚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饶宗颐认为，自1970年来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 萧萐父教授说：“郭店竹简和上博竹简的全面研究，势必重新审理这些大悬案，重新改写中国学术史、经学流变史、楚国文化史。” 2008－2010年国务院曾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计13种古籍入选：

1、穷达以时。战国，竹简，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2、缁衣。战国，竹简，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3、鲁穆公问子思。战国，竹简，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4、五行。战国，竹简，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5、成之闻之。战国，竹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6、语丛一、二、三、四。战国，竹简，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7、六德。战国，竹简，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8、性自命出。战国，竹简，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9、尊德义。战国，竹简，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10、唐虞之道。战国，竹简，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11、忠信之道。战国，竹简，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12、太一生水。战国，竹简，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13、老子（甲、乙、丙）。战国，竹简，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在云南昆明市晋宁区发现的河泊所遗址，是被列入日前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的新发现之一。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大量封泥、简牍等文物，为汉益州郡的存在和细节提供了重要线索，是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云南行使治权的直接体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了考古实证。

据当地考古部门介绍，河泊所遗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推测属新石器时代。后经2008年滇池盆地调查，进一步明确其属于青铜时代，是滇文化的核心居住区之一。

该遗址实际上由相距不远的大大小小数十处遗址组成，统称为河泊所遗址群。

该地以北约700米处的石寨山滇文化墓群与遗址关联密切，2019年时曾出土一枚“滇国相印”封泥。同年10月，该遗址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2021年之后，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云南省考古机构对遗址群的上西河村西南地点、上蒜第一小学北侧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

截止目前，已经陆续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了建筑遗址、灰坑、墓葬、水井等生活遗迹，以及封泥、简牍、金属器具、骨器玉石等各类文物合计2000多件。

专家认为在这些发现当中价值最高的，是携带着文字信息的封泥、简牍类文物，以及能够佐证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建筑基址、道路水井等遗迹。

目前该遗址发现的封泥已经超过500枚，既有官印，也有私印。其中官印包括“益州太守章”，以及益州郡下辖24个县中18个县的长官封泥，例如“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私印封泥上的人名则有宋虞、王福、君冯等，由于多为公私印同时发现，这些人名很有可能是官员的姓名。

为什么此地会发现如此大量而集中的封泥实物？专家推测，出土地点极可能是当时文书资料的销毁场所。

而出土的上千片简牍残片中，字迹明显的有超过两百片，目前仅清理出一部分，已经辨认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文字。这些简牍的用途有可能是官方文书。

河泊所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现，首先证实了古代史籍中“古滇”的存在。

云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而古滇国则是从战国时就存在的古国名之一，在当时归属于“西南夷”。汉武帝时代，滇王向汉王朝投降，随后在该地设置了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大量封泥、简牍的发现提供了文字证据，印证了古籍中关于古滇国与益州郡的记载，也是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之一，因此被认为具有重大考古意义。

1972年在山东临沂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这就是著名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据统计，银雀山汉墓竹简共计有完整简、残简4942枚，此外还有数千残片。其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十三篇及四篇佚名文和一篇残文，《晏子》十六章，《六韬》十四篇，《尉缭子》五篇，《孙膑兵法》十六篇，《守法守令十三篇》十篇，论政论兵之类五十篇，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十二篇，其他(包括唐勒、定心固气、相狗方、作酱法等)十三篇，以及《元光元年历谱》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

一般认为，这批竹简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写于公元前140年至前118年(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是较早的写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历法、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银雀山汉墓竹简中的《六韬》、《尉缭子》、《晏子》等书，自唐宋以来就被疑为后人假托的伪书。

此次发掘证实了以上书籍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假托的伪书。《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证实了《史记·孙武吴起列传》有关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一处周代至秦汉时期的大型遗址，是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与临近的石寨山墓地共同组成“石寨山大遗址”。重大突破！云南出土大量简牍封泥，对研究古滇国历史文化有哪些价值？

1、事件内容

河泊所遗址的重要发现实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有关“古滇”的记载。云南自古为多民族地区，古滇国是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区域性政权，属西南夷的一部分。汉武帝以兵临滇，滇王投降。汉朝既设置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2、对研究古滇国历史文化有哪些价值？

古滇国墓地的发掘，让人们对滇文化的了解变得逐步清晰和丰富起来。埋藏已久失落的古文明一旦被发现，哪怕只是冰山一角，逝去的时代，掩盖了的真相就象潮水一般不可遏制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也让学者的想象力得到了发挥。首先是关于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及发展演变的情况，还有就是作为一种无文字的文明，古滇国是怎样兴起和消亡的？它的社会结构如何？花腰傣是否其后裔？

3、古滇国的灭亡？

其实根据，古滇国史籍上有记载，但多不详尽，一段灿烂的地域文明被湮埋了上千年，人们一直在追寻着它的遗迹。司马迁的《史记》上记载过，然而比较狗血的是，就在司马迁把他载入典籍后，他居然消失了。有记载的原住民就是古蜀人，被秦灭了。残存的蜀人去云南建立了古滇国，后来被西汉灭了，现今发现了古滇国的遗址希望能获得真正的真相。

后记：原本古滇国只存在于一些野史记载中，好在出土的文物让这个神秘的国度重现人间。

两次发掘的汉简，多为木简，竹简极少，乃因西北少竹之故。木简长度为汉尺1尺（231厘米）。简牍形式与文种：有简（唐代孔颖达解释为：“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孔释：“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检（覆盖在简牍正文外的表皮，如今曰信封）；符（木制的通行证、身份证或相当于今日之护照）；棨（出入关津用的凭证，亦称“棨信”，在肩水金关遗址发掘，为21×16厘米的红色织物，上写“张掖都尉棨信”，其文字为鸟虫书。）；签（亦称“遣策”，坟墓内随葬品的清单或目录）；多棱之觚（在一块方木的四面写字）；两行（加大宽度的木牍）；削衣（将木牍上错字削下来的木片）等等。还有其字体有小篆、隶书、章草。

这批简牍的形式，有的以前只在古籍文献中有记载，如“检”，此次人们首次见到实物，方知在“检”上还写有收件人的姓名、地址。如发掘出一“甲渠侯官”检，中间一行是收信人官职“甲渠官”，右侧“高弘”乃封信人姓名，左侧小字写上何时到达，收到信后在简侧签名。“检”下端有一凹处，用以绑上细绳，绳之结头封上泥，泥上盖钤记，别人则不便私拆了。因阳文印章盖在泥上，字成阴文，不明显，易仿造，因而纸张发明前，简版泥封多用阴文印章，用阳文印章乃发明纸张之后的事。从发掘的“检”中可知汉代公私信件以这种方式传递，进而还可了解汉代公文和邮传制度。

1972年重点对怀疑是甲渠侯官的“档案室”遗址挖掘，在此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二道或三道绳索编缀，缀以红线的多属于王莽时期，为简牍的断代提供了依据。在此“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在北、东、南三面出土的简牍多为昭帝、宣帝时代的，西北部多为元帝、成帝时代的，西部为王莽时代的，说明在“档案室”内的简牍是按形成时期分类保存的。其文种还有律令、檄文、符券、匡方、日历等等。

就发掘的居延汉简之内容而言，更是丰富多彩，有记载政策汉令（如兵制和屯田制度）和重要事件的、有官吏任命书及侯官组织、有追捕亡人的通缉令、有边境备警的通知、有烽燧制度及烽火信号的规定，还有一些抄写的残简，如《算术书》、《九九术》、药方、《卷颉篇》等等，反映了汉代科技文化知识之普及。

汉代最伟大的科技成就，莫过于继承秦朝，大力修筑长城，秦汉修长城资料，现存极少，但在居延汉简中却有充分的记载。后人经常疑问，在西北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何大规模筑城？居延汉简的记载解答了这个问题，秦汉以屯田、徙民来实现筑城、戍边的任务。有一枚居延汉简记载了屯田情况：“元康四年（前62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付卫司马富昌、承庆、都尉寅重郎”，这枚木简讲的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设立了西域都护，以管理当时西域50个属国的行政事务和屯田，自此西域屯田大发展。

还有的木简写有“……诣居延为田，谨诣故吏，孝里大夫……”。是说派一个有经验的官吏孝里大夫到居延管理屯田。“徐子禹自言家居延西第五辟，用田作为事。”“……郡阳槐里景，家居第五辟……”。“田舍再宿，又七月中私归遮虏田舍一宿”等等。可知居延有“田作”所居之“辟”若干、有田舍若干、城里有里居，由孝里大夫这样级别的官吏来管理，可见居延在西汉是屯田、实边的战略要地。

居延汉简还详细记载了发现敌情时，如何发挥长城要塞烽火台的作用。1974年在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约》木简17枚。“品约”是汉代的一种文书形式，用于同级衙署之间签订或互相往来的文书。《塞上烽火品约》是居延都尉下属的殄北、甲渠、三十三井这三个要塞（即“鄣”）共同订立的联防公约，反映了发现敌情时，长城各要塞应如何点烽火以传递消息，无疑这对于研究长城御敌详情，弥足珍贵。

《塞上烽火品约》第九条：“匈奴人入塞，守亭鄣，不得燔薪者，旁亭可举烽、燔薪，以次和如品”。是说如果匈奴人攻来，守要塞者来不及燃薪，或被围困而无法燃薪，邻近的烽火台有义务点燃自己的薪火。

《品约》第十条：“若误，亟下烽灭火，侯尉史以檄驰言府。”若万一信号有误，立即“下烽灭火”，由侯官的尉史将书面报告驰报都尉府。

《品约》第十四条：“匈奴人即入塞，千骑以上，举烽，燔二积薪；其攻亭鄣坞，□□□举烽，燔二积薪，和如品。”匈奴来犯，（不满千骑，只烧一积薪；超过一千人，烧二积薪；两千人以上，烧三积薪）。其他烽火台以火势大小判断来敌之数。

《品约》第十六条：“匈奴人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举燃者，亟传檄告入，走马驰□以夜，急疾□□□。”匈奴入侵，天气恶劣，无法点薪，则应立即写书面报告驰送上司。

上述几枚木简的内容，形象描绘出长城要塞，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生动画面。

曾经，我们对古代历史的影响一直来源于传世文献中经史子集的记载，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过去完成时。然而，今天考古发现中出土的简帛文书让我们重新了解到了不一样的历史。比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就记在了既不见于《史记》，也不见于《战国策》的十六章内容，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奠定了基础。这些距今两千年之久的简帛为何可以保存至今呢？



图/战国纵横家书

西北简帛

在中国西北部地区，古代埋葬环境干燥，从而使得植物纤维不易腐烂分解，同时，墓葬的密闭条件也较为良好，丝织品与竹木制品并不会因为与外界的气体或者液体发生大规模的物质交换。在这样的环境下，简帛便基本保持古代原貌。另外，干燥的环境使得简帛之间的较少出现黏连或者粘合状况，十分便于提取，从而清晰地保留了文字原貌。



图/居延汉简

另外，西北地区的简牍多为木质，木材在被制作成简牍之前，本身的水分已经基本蒸发殆尽，在高温干燥的环境下，经历了一个自然脱水的过程，再加上这些简牍一股都与灰烬、沙土等自然干燥剂一并埋藏，使得这种干燥高温的环境一直延续，自然就能长久保存下来。此外，西北地区恶劣自然环境使得微生物和一些小动物尢法生存，对简牍也无法施加影响。

两湖简帛

两湖地区的简帛保存情况同样具有很强的地区特点。以湖南马王堆汉墓为例，简帛大多放置与竹子器具中。另外，在棺椁设计方面，吸湿性很强的木炭与黏性和致密性很强的白膏泥把椁室紧紧填实，使椁室与外界隔绝，近于真空状态。这样的墓葬结构，不仅完全消除了外界光线对葬具以及各种随葬品的损害，而且构成了一个高标准的恒温、恒湿、缺氧的条件，使整个墓室处于一个固定的环境之中，从而使简牍、帛书以及其他随葬物品得以保存完好。



图/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

简帛在西北与两湖地区的大量保存得益于当地特殊的气候环境与埋葬方式。这种特殊情况造成的保存状态使我们可以一窥古代简帛的真容。

成都老官山汉墓经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920支医学竹简。 

在这些竹简中，有184支竹简的内容为如何医疗马匹疾病的《医马书》。竹简书籍很昂贵，不是平常人都随便购买收藏的。所以这些竹简医书很有可能是当时官方出品的中医古籍，而且还是四川版的。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文物：

“老官山”汉墓出土遗物共计620余件（不含简牍），其中漆器240余件，陶器130余件，木器140余件，铜器（含钱币）100件。此外，M1出土了木牍50枚，根据内容初步分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大类，其中官府文书涉及内容为研究西汉时期赋税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M3出土医简920支，分两处存放，编号M3－121共736支（含残简），根据竹简长度、摆放位置、叠压次序和简文内容，可分为9部医书；编号M3－137共184支（含残简），内容为《医马书》。

此次出土的大量西汉时期简牍为四川地区首次发现，这一发现使成都地区成为我国又一处重要汉代简牍出土地。从出土的9部医书内容分析，部分医书内容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是研究中医发展史的重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