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另外，在元代大宴活动中，天子百官要穿统一颜色的服装，称为“质孙服”，据古籍记载，天子的质孙服款式繁多，冬服有11种，夏服有16种。

　　元代官服蒙古族入关之前，披发椎髻，冬戴帽，夏戴笠。他们的皮帽、皮袄、皮靴，多用貂鼠、羊皮制成。皮袄通常是右衽、方领。灭南宋之后，种族等级森严，全国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许多部门及地方官，大多由蒙古贵族充任，各种副职由色目人担当。由于种族有高低、贵贱之分，自然会在服饰上有所反映，蒙古贵族衣着华丽，色目人次之，汉人、南人大多衣着襕褛。蒙古族入关以后，除保持固有的衣冠之外，还引进了汉族朝祭服饰，如冕服、朝服、公服等。男子公服以长袍为主，以罗制成，大袖盘领，右衽。

　　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所以元代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

元朝服饰的特点：

宫中服制长期延用宋式，直到1321年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制，汉人称“一色衣”或“质孙服”。

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这种帽子叫做“罟罟冠”。她们穿的袍子，宽大而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元朝皇帝所赐官服共有13套色种，每次参加国宴或大型国事活动，大家要穿一种颜色赐服除13种颜色衣外，另加一羚羊皮带（金带），上饰金银丝甚奇，价值亦巨，又受有名曰不里阿耳之驼皮靴一双。靴上绣以银丝，颇为工巧。

总之，元朝之赐服，做工精巧，用料讲究（锦袍），装饰昂贵。但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元朝的官服并非每年赐服13次，而是一次性的。

元朝政府规定承袭前代的，如冕服、公服、仪卫服色、器皿、帐幕车舆、鞍辔等等,都有严格的等第,下不僭上。同时规定：“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等。

扩展资料

元朝服饰的种类：

1、腰线袍 

腰线袍是一种常见的元代蒙古袍，带有很强的草原风格。腰线袍其特点是交领窄袖，上衣和下裳缝在一起，下裳打有很多细密的褶子，而腰部则有很多细密的横向褶子，因此得名腰线袍。腰线袍这种衣服一般都是便服，用于狩猎等活动。 

2、海青衣

此外，蒙古人还有一种很有特色的服装，元朝人们直接把袖子背在身后，这种衣服叫海青衣，最大特点就是袖子在袖根处开了两个口。草原气候早晚温差大，气温高的时候就可以把手从口子里伸出来，把袖子扣到后背的纽扣上。

-元朝服饰

明朝初建时期，明成祖朱元璋曾发布禁止“胡服”的诏令时，特定指出了元代流行的“深瞻胡帽”。而这种帽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俗称“帽笠”，在不同地区，也叫“方笠”、“四角笠子”。

帽笠本来是女真的服饰，后来深受蒙古人喜爱，并被接受。随着蒙古铁骑征战，帽笠遍及全中国，中亚以及波斯地区。明朝成立后，将“帽笠”视为元代“胡化”的重要象征，从而走出历史舞台。对“帽笠”的研究我们更能看到蒙古种族的兴衰，以及文化的变迁。

（一）为什么帽笠会被定为胡服？

1、元代“瓦楞帽”的误解

循名责实，“深薝胡帽”的显著特点便是“深薝”，这种奇特的帽式广泛出现于元代时期的画像中，说明这种帽式在元代甚为常见。致力于中国服饰研究的学者们看到元代人们所戴的四角、方形的帽式时，便对其命名为“瓦楞帽”。可当时出土的文物、物件中，大部分本身都没有名字，很难证实“瓦楞帽”的名字。

但随着学者们深入研究，在日本洪武四年刊本《魁本相对四言杂字》、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新编对象四言》中，出现了证明，十分清楚的将这种帽式命名为“帽笠”。

而“瓦楞帽”一词出现于明朝，在蒙古、元代时并未出现。明代的“瓦楞帽”形状像瓦楞，帽顶向上折叠，因此被称为“瓦楞”。由此可见，元代的“帽笠”与明代“瓦楞帽”并不是同一物。可在我国许多服饰史著作中，大部分都认为明代的“瓦楞帽”等同于元代的“帽笠”，因而造成了一个误会。因此，我们对于古代帽式应该有一个认知，元代的“帽笠”并不等同于明代的“瓦楞帽”。

2、盛行于元的“深薝胡帽”

帽笠刚开始是女真的服饰，我们可以从《柳塘牧马图》中看到女真骑士戴着帽笠征战沙场的画面，也从很多古代历史材料中，我们可以得知，这种女真的帽式早在蒙、元之前就传到了北方，并且燃起了“戴帽之风”。绝大多数北方人民都喜欢戴帽笠，提起帽笠似乎无人不知。从看到古代北方人民戴帽笠耕地的画像中，我们便知道“帽笠”已经成为了北方人民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

帽笠的出现更受到了蒙古人的青睐，蒙古人也开始仿效穿戴。等到蒙古人统一中原创立元朝后，帽笠也随之盛行起来。据《草木子》中提到“元代的官民都是戴着帽子的，有的帽子是四角方形的，也有的帽子是圆形的，还有的为半圆形”。由此可知，“帽笠”已经在元代“活”了起来。帽笠在元代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形式。而且在元代，人们都喜欢用一些翡翠，玛瑙去装饰帽子，帽子由此变得有价值。

3、明朝对胡服态度的矛盾

明朝建立之初，明成祖朱元璋便认为衣冠应都像唐朝一样，因为我们是汉人，而唐朝更是大汉族，所以从衣冠方面更能体现汉族文化。所以便下令，如果有穿胡服的人，甚至姓氏是胡氏，立刻定罪。朝廷更认为要消除蒙古族的文化遗存，所以将帽笠定为胡服，必须整治。然而有意思的是，明朝内部对消除胡风的态度并不严格，明朝规定大臣的有些装束更来自于元朝特色的胡服。

由此可知明朝对胡服态度矛盾，我们也知道了帽笠被定为胡服的原因。从明朝中找经验，我们不应该摒弃少数民族，我们坚持五十六民族一家人，我们应该与少数民族和谐相处，我们应保留各种民族的服装衣冠，因为这些都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二）帽笠横行于蒙元的根本原因

1、元朝为什么对戴帽笠的高度重视？

帽子在元朝可不是简简单单的用来遮蔽阳光的、保暖的。帽子在元代可不只是生活用品，明朝著名史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写到，“元时除朝会后，王公贵人俱戴大帽，视其鼎之花样之等威”。这句话意思是元朝时期除了朝廷会议，王公贵人都要戴着大帽笠，把它们看做头鼎的花样来比谁威风。

由此可知，元代的头顶帽笠装饰已经用来展示各级之间的差别更体现着权力、身份地位的差别。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元代的帽笠更体现了一种权威的象征。

2、元代不同的帽笠间的不同等级

帽笠在元代盛行后，随着经济发展，元代开始对帽笠进行装饰，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帽式，也随之有了等级差别。据《元史》中写道:“皇帝曾经用稀有的宝贝珍珠来装饰他的冠帽，用来彰显皇威”。皇帝也曾将其价值连城的宝玉、红玛瑙装饰在帽顶上，以用来赏赐王侯以及有功劳的大臣。但也同时规定，百姓的帽笠必须为普通，不准在上面用珠宝进行装饰。

由此可见，我们看到了等级差别，带有蓝钻石，红钻石的皇冠则代表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有一些玛瑙，珠宝修饰的帽子，代表了有高贵身份的大臣。而最为普通的帽子，则为简单的一级，既为平民百姓。

3、元代对不同帽笠间的命名

元代人们开始对帽子进行命名，因为帽子有了等级之间的差别，元朝人们也在想，总不能都以一种名字命名，也体现不同高贵的身份。所以元世祖忽必烈的冠帽有了名字，此名叫“钹笠冠”当年皇后察必发现，这种冠帽中央较高，如同半扣的鸡蛋，底部有类似遮阳帽的圆沿，远看起来就如一只铜拔，所以起名为“钹笠帽”。这个名字让忽必烈十分喜欢。

还有官员的帽子起名为“宝顶金钹笠”是蒙古人借鉴金代而创造的官员帽子，还有的帽子起名为暖帽，是人们去打猎时一时兴起所起的名字。我们从元朝各代给帽子的命名，我们便可知道元代人们对戴帽笠高度重视，更体现于形象。

（三）帽笠的广泛传布与文化间的影响

1、蒙古征服与帽笠在亚洲的传布

南宋晚期时，金朝已经占据多半个中原，此时戴帽笠仍然是北人的服饰标志，与宋人的衣冠完全不同。随着蒙古部落的兴起，铁骑踏入中原，带有异族色彩的帽笠却成为了南方的一种时尚。等到蒙古确立统治以后，帽笠在全国流行起来，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渗入中原。

但此时的大疆国土并未满足蒙古人的野心，蒙古人喜欢征战，便继续向上前进，试图征服亚欧。蒙古远征一直打到了欧洲，灭国无数，当然蒙古文化也随之跟到了欧洲，但由于蒙古人喜欢闪电战，所以边打边征，并没有将蒙古文化稳固于欧洲。

随着蒙古铁骑的前进，帽笠已经传布到东边高丽地区，以及西部波斯地区。高丽屈服于蒙古的武力，当时忽必烈下令允许高丽不改冠服，但是高丽忠烈王为了表示彻底降服，便下令让全国上下人民去蒙古化，从君王到大臣到百姓都必须穿戴蒙古人的衣服，戴帽笠，接受蒙古的习俗，不改者立刻斩杀。

由此可知，随着蒙古族的征战，戴帽笠的文化习俗早在古代就传入亚洲地区。因此，当今的我们更应该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并且可以采用一些方式如举办少数民族文化节、参观博物馆来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华文化。

2、帽笠的淡出与夷夏意识的消长

明朝成立后，面对着元代旧部的威胁，相出的解决策略之一，便是重新高举“华夷之辩”的旗帜，明朝认为必须革除蒙元服饰，便发布禁令，去除蒙元，接受明代服饰，同时也出现了明朝新的帽式“明代瓦楞帽”，元代的帽笠逐渐淡出。几十年之后，明朝人对深薝胡帽完全陌生。明丽关系确立后，高丽也向明朝表示“慕华向华”之心，革除蒙元服饰。帽笠也随之淡出。

可以说，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别是蒙古族文化因为明朝的“华夷之辨”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当初横行在中原的蒙元文化在明朝建立后也大大削弱。从明朝人不理解帽笠是什么这一小小方面，我们可得知，夷夏意识强烈，儒家文化再次遍布中原。

结论:

从小小的帽笠物件却反应出来了大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蒙古族的帽笠原来起源于女真，元代时期帽笠变化多种多样，并传到了亚洲。新建元朝时提倡戴帽笠，掀起一股“蒙古风”。直到蒙古帝国的崩溃，也表示着多种文化融合并存的时代结束，明朝成立后，更是摒弃蒙元文化，并大力提倡夷夏文化，戴帽笠的观念也随之消失。

由此可知，小小的帽笠见证了蒙元时代前后的盛衰与文化的变迁。因此，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我们应该保护，因为我国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这都是我们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保护并传播于世界各地，让世界看到中华文化。

基本信息

陶宗仪（1329年～约1412年），入赘松江都漕运粮万户费雄家，与妻元珍客居泗泾南村，筑草堂以居，开馆授课。从此弃科举，谢绝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闾、太尉张士诚荐举。课余垦田躬耕，被誉为“立身之洁，始终弗渝，真天下节义之士。”教学之暇，与弟子谈今论古，随有所得，即录树叶，贮于瓮，埋树下，10年积数十瓮，后让门人把它们挖掘出来进行整理抄录，得书三十卷，取名叫作《辍耕录》。

个人成就

至正二十六年（1366），整理成《辍耕录》30卷，记载元代典章制度、艺文逸事、戏曲诗词、风俗民情、农民起义等史料。中年以后，有大量诗作表达魂牵梦萦思乡之情。有“风景不殊乡音远，梦归夜夜浙江船”，“赋归归未得，长夜梦台州”之句，回乡祭扫诗曰：“江汉悠悠为客流，先茔回首泪滂沱。”在另一方面陶宗仪就认为女尼、女冠等不能随意进入女子的闺房，以防生乱，其主要寓意也是防止女同性恋的发生。

个人生平

明洪武四年与六年（1371、1373），朝廷诏徵儒士，知府两次荐举，陶宗仪均以病辞，说：“为巢父，为许由，为严子陵，击壤而歌，以为太平之草民，不亦可乎。”宋濂说：“九成之意，以为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进贤之路，故力辞之。”晚年任教官。洪武二十九年（1396）三月，率诸生赴南京礼部，学生考中甚多，帝赐钱钞于陶。建文元年（1399），已两鬓如霜，儿孙满堂，重阳赋诗：“重阳佳节古今同，老我凄凉思不穷。醉把茱萸怀弟妹，不知乌帽落西风。”约在永乐十年（1412）卒于松江。

人物著作

陶宗仪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著作除《辍耕录》外，有搜集金石碑刻、研究书法理论与历史的《书史会要》9卷，汇集汉魏至宋元时期名家作品617篇，编纂《说郛》100卷，为私家编集大型丛书较重要的一种。还著《南村诗集》4卷、《四书备遗》2卷，以及《古唐类苑》、《草莽私乘》、《游志续编》、《古刻丛钞》、《元氏掖庭记》、《金丹密语》、《沧浪棹歌》、《国风尊经》、《淳化帖考》等。

藏书故实

元末明初藏书家。字九成，号南村。由黄岩迁居上海，居泗泾之南，洪武六年（1373）举人，博学工诗文，善书法，家贫，教授自给，明洪武间，曾经任教官。著述宏富。晚年好藏书，尤多精抄本。筑室名“南村草堂”。广搜古籍，尤多精抄本。所编《说郛》丛书，收书达617种，搜罗了许多当时不常见小说，其中不少图书赖此书得以流传。所撰《书史会要》，卷端列引用书目108种，足见其所藏之精。另有《南村缀耕录》、《南村诗集》、《四书备遗》、《古唐类苑》、《草莽私乘》、《游志续编》、《古刻丛抄》、《元氏掖庭记》、《金丹密语》、《沧浪棹歌》、《国风尊经》、《淳化帖考》等26种。刻印过自撰《书史会要》9卷，补遗1卷，抄本有唐虞世南《北堂书抄》174卷，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6卷、别集1卷，宋张炎《山中白云词》8卷等。

附：生卒考

陶宗仪生卒时间，在《明史》和历代《黄岩县志》、《松江府志》中均无记载。明初学者孙作《沧螺集》中《陶南村先生传》载：“先生冲襟粹质，洒然不凡，少举进士第，一不中，即弃去。”参加考进士时间是哪一年？元四大画家王蒙（与陶宗仪是中表兄弟）《南村草堂图》后有隐士张枢题《南村赋并序》：“二十有志于功名，执笔论当世事，主者忌之，即拂衣去。将返乎天台（即黄岩）守先垄，适寇砦于乡，归弗克，遂宿留乎云间（松江）。”说明陶宗仪在20岁考进士会试，因直言政事被考官所忌而名落孙山。“适寇”，是指元末方国珍起义。《明太祖实录》记载方国珍起义时间是元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旬月间，得数千人，劫掠漕粮，执海道千户。”又据《续资治通鉴·元纪二十五》载：“至正八年三月癸卯，帝亲试进士二十有八人。”陶宗仪即参加这次会试，遭忌而未中，落第后，“将返乎天台守先垄”，因陶宗仪家乡清阳陶与方国珍家乡洋屿相隔数里。于是“归弗克，遂宿留乎云间。”这一年，陶宗仪20岁，据此推算，陶宗仪生于元天历二年（1329）。

《明史》记载陶宗仪晚年于“（洪武）二十九年率诸生赴礼部试读大诰，赐钞归，久之卒。”《南村诗集》中《己丑十月廿八日，得乡人林序班公辅寄声，报舍弟梦臣没于道，未知月日地》，诗曰：“白下相逢日，于今十二年。江湖俱老矣，风雨独凄然。”“己丑”即永乐七年（1409）。这是《南村诗集》标明时间的最后一首诗。又据《陈眉公书画史》所载，明初王冕为陶宗仪《飞白竹图》题词，署“己丑岁夏五月廿二日”，说明陶宗仪至少活到永乐十年之后。

一、古代汉服

形制主要有“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上衣下裳”制（上衣和下裳分开）、“襦裙”制（襦，即短衣）等类型。其中，上衣下裳的冕服朝服为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袍服（深衣）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为妇女喜爱的穿着。普通劳动人民一般上身着短衣，下穿长裤。

汉服的款式虽然繁多复杂，且有礼服、常服、特种服饰之分，但是仔细分析，根据其整体结构主要分为三大种类。

1第一种是“上衣下裳”相连在一起的“深衣”制。上下连裳制最典型的就是深衣。因为它上下相连，“被体深遂”，称之为深衣。包括直裾深衣、曲裾深衣、袍、直裰、褙子、长衫等，这类属于长衣类。

深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上衣和下裳分开裁剪，在腰部相连，形成整体；上下连裳，在裁剪上就是分别裁好上衣和下裙，然后再缝缀在一起，最后衣服还是一体的样式。衣服缝成一体是为了方便，但上下分裁则是为了遵循古制传统。

深衣男女均可穿。即被用作礼服，又可日常穿着，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服饰。它也是君主百官及士人燕居时服装，燕居指非正式场合，属于休闲类服饰。深衣普及率很高，流传的时间有三千多年，从先秦到明代末年，并逐渐形成了深衣制。

2第二种是“上衣下裳”分开的“深衣”制，包括冕服、玄端等，是君主百官参加祭祀等隆重仪式的正式礼服。顾名思义是分为上身穿的和下身穿的衣物。华夏服饰自古以来，崇尚上衣下裳，并规定“衣正色，裳间色”，也就是说，上衣是颜色端正而且纯一，下裳则色彩相交错。

这种方式好比是“天玄地黄”，因为天是清轻之气上升而成，所以用纯色，地是重浊之气下降而成，所以用间色。

3第三种为“襦裙”制，主要有齐胸襦裙、齐腰襦裙、对襟襦裙等，实际上也属于上衣下裳制，但是，这种方式没有很多的礼仪规定，一般是用于常服的。襦裙也是上下分裁的服制最大的反映。“三面梳头，两截穿衣”成了传统女子的服饰特点的描述 。

汉服的款式以交领（兼有圆领、直领）右衽为主要特点，无口、系带，宽衣大袖，线条柔美流动，飘逸灵动。而交领有衽是贯穿始终的灵魂所在。汉服的裁剪方法一直采用平面裁剪。没有省道和肩斜，且用料一般都大于覆盖人体的最小需要，所以无论是秦汉的大袖衣还是明朝的大袖衫，其袖长远远长出手臂，袖肥甚至在穿着后宽到及地。

二、元朝服饰

元代的服装制度与辽金宋相似。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所以元代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

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这种帽子叫做“罟罟冠”。她们穿的袍子，宽大而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男服服饰：冕服： 天子衮冕服、皇太子衮冕服。公服：行礼时百官所穿的。常服：元代上层主要服装。元朝留辫束发。元朝并没有完整的冠服制度。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仍保持其生活习俗，但同时又受汉族的影响，服饰日趋华丽。

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另外，在元代大宴活动中，天子百官要穿统一颜色的服装，称为“质孙服”，据古籍记载，天子的质孙服款式繁多，冬服有 11 种，夏服有 15 种。

这个时期的妇女也穿长袍，而汉族妇女则以襦裙为主。由于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影响，在元代，男子流行留辫发和髡发，其特征是先用刀剃开两道直线，脑后头发全部剃去，左右两侧留出辫发或随意散落披肩。

三、清代旗装

戏曲演出中的清代服饰。康熙年间已有清装在戏曲舞台上出现。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其最后一出《余韵》，剧本注明：“副净时服扮皂隶暗上”。“时服”就是清朝服装。这出戏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由金斗班首先演出。

戏曲运用清装是受到过许多限制的。乾隆年间曾禁止“演学本朝服色”的戏演出（见江西巡抚郝硕奏折，《史料旬刊》第22期）。嘉庆年间也发生过副宪下令夺优人冠珊瑚顶的事件，认为优人亵渎朝廷“名器”(焦循《剧说》)。所以，反映在乾隆末年《扬州画舫录》所记的“江湖行头”以及道光年间平署《穿戴提纲》中，清装都很少。

清末出现了一批清代故事戏，清装的增加仍然不多。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由于戏曲的装扮历来不注重表现某朝某代的历史细节的具体性。近百年来保留在传统衣箱中的比较明显的清装，也就是马褂、箭衣、纬帽等有数的几种，并且作了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

在戏曲舞台上，清代故事戏一般并不全按清装打扮。如《连环套》，黄天霸穿了清装──箭衣、马褂，而施世纶则戴方翅纱帽、穿红蟒，基本上接近于明朝的打扮。就是穿了箭衣、马褂的黄天霸，也并非完整的清朝打扮，他同时戴的大额子、白夫子盔就不是清装。少数清装进入戏曲衣箱之后，也不限于只扮清代人物。

如《穿戴提纲》记载昆腔《昭君》：“二达子”作“时扮黄马褂”。这里的“达子”是指汉代的匈奴，可知马褂已成为装扮少数民族的通用的服饰之一了。用得最多的是杨家将一类戏中的辽邦人物。如京剧《金沙滩》中的韩昌、萧天佑,上党梆子《三关排宴》中的杨四郎（辽邦驸马）,都着清装，戴纬帽，穿箭衣、马褂。

除了少数民族外，有时汉族也穿部分清装，如《长坂坡》中的刘备。这就如同戏曲吸收了宋代的直脚幞头并不只用于宋人，吸收了明代的乌纱帽和补子圆领并不只用于明人一样，它们都成了戏曲的程式化装扮的造型因素。

扩展资料：

文化内涵

汉服是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衣裳发展而来。古老的天子六服、王后六服、儒服、剑服位于汉服体系的中心，沿袭四千多年。冕服是汉服的根源，也最能体现“绝地天通”的华夏信仰，更是汉人千年来祭神祀祖，与天地交通的吉服。

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相加不仅象征天之大数十二，也分别代表乾坤天地、三辰五行之天道，以分别代表了汉服的两种基础服制——衣裳制和深衣制。

孔子在姬姓鲁国衣逢掖之衣，来自周公的燕居之服，长居宋国则冠章甫之冠 。“章甫之冠”指的是一种殷冠，周朝叫委貌冠或缁布冠，治理朝政所冠  。庄子则提到了儒服以及武士之服剑服 。因此儒服又成为后世的道袍。因此儒服和剑服成为华夏王朝文武百官的法服，也是士大夫和武士的汉服基本服制。

汉服是汉民族传承四千多年的传统民族服装，是四书五经中的冠服系统，以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易经》、《春秋》，大唐《开元礼》、二十四史舆服志和其他经史子集为基础继承下来的礼仪文化的必要组成。汉服体系展现了华夏文明的等级文化、亲属文化、政治文化、重嫡轻庶、重长轻幼以及儒家的仁义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文化背景下，服饰具有昭名分、辨等威、别贵贱的作用，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的礼服。除去国家大事的礼仪，普通汉人的家礼包括冠婚丧祭四礼。四书五经对汉服礼服有详细的描述。

汉族服饰几千年来的总体风格是以清淡平易为主，讲究天人合一。汉族古代的袍服最能体现这一风格，这种袍服的主要特点是宽袍。大袖，褒衣博带。从汉代的帛画和魏晋隋唐遗留下的一些人物画中窥其神貌之一二——形制简单的汉装大衣附着在不同体态的人物身上顿时具有了一种鲜活的生命力，线条柔美流畅。

袍服充分体现了汉民族柔静安逸和娴雅超脱、泰然自若的民族性格，以及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的审美情趣。

以最典型的深衣为例，其形制必须符合“规、矩、绳、权衡”。深衣的下摆所用布帛共12幅，以应一年有12月之意，体现了强烈的法天思想，衣袖呈圆弧状以应规，交领处成矩形以应方，这代表做人要有规矩，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衣带下垂很长，一直到脚踝，代表正直，下襟与地面齐平，代表权衡。包含很多儒家思想。当人穿上汉服，自然就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由此可见，汉服里蕴涵着相当的文化内涵，受“儒、道、墨、法”等纵横诸家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的影响充分在服饰里体现出来。

追求平和自然，与世无争，宽厚仁爱的境界，塑造了“汉服”天人合一，飘逸洒脱的风格。“汉服”也体现出穿着者的宽大，随和以及包容四海的气度。

同时，汉服与孝文化也有着紧密的关系。如《礼记》规定，父母健在的时候，孩子的冠饰衣缘不应该用白色，如果父亲去世了，丧礼完毕之后，别的孩子穿衣就没有什么特殊忌讳了，但是嫡子仍不能穿带颜色的衣服或使用彩色布缘衣边。另外丧有五服，即：斩衰（cuī）、齐衰（zī cuī）、大功、小功、缌麻。

古装摄影

古装摄影属于艺术摄影中的一部分，多是在影楼或摄影工作室拍摄的。

拍摄时，模特或消费者要换上具有古代（民国以前）元素的服装，装扮上相对而言复古的妆面和造型，通过角度、光线、表情、衣服、化妆、背景等等，充分发掘每一位被拍摄者的古典气质，从而达到复古的效果。

在以往的婚纱摄影拍摄中，古装摄影占的比重并不大，更多只是作为主婚纱外的补充，这也是广大婚纱摄影消费者对此不太重视的原因之一。不过，就当前社会潮流的发展趋势来看，古装摄影已经越来越多为广大新人们所看好，进而成为众多主题婚照之选，这也使古装摄影逐渐成为一种新潮流。

参考资料：

：汉服

：古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