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两字联起来并作为一种名称大概始于战国时期。《孟子·告子下》曰：“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左传·昭公十五年》曰：“昔尔高祖伯魇，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这里的典籍，或指先祖法度，或指国家法则。典籍的合称仍然包括了“典”的含义，指记载法则、制度等重要的书籍。只是到了汉代以后，典籍才用作各种书籍的统称。《后汉书·崔宣传》称崔宴“少沈静，好典籍”。《三国志·蜀志·谯周传》记载谯周耽古好学，以读书为乐，“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这里所说的“典籍”，便与当今泛指一切图书的意义相同了。

早在唐代史官编篡《晋书》之前，就有多部晋史著作问世，至少有18部。

唐代以前，史书多为私人撰写，成书后上交官家，经官家认证，即可列入正史，《史记》《汉书》《三国志》就是这样诞生的。唐朝统治者追认的祖先，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西凉君主李昊。陈寅恪说，李家的祖先不是西凉李，而是赵郡李，“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那么多好菜放在台面上不用，非得另起炉灶，李世民让史官重新编篡《晋书》，就是为了给先人脸上贴金，糊弄草民。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李世民重新编纂《晋书》是出于现实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得说到李世民晚年的处境。晚年的李世民因为立太子的问题，被搞得焦头烂额，甚至气得“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为了争夺皇位，李承乾和李泰各自培植党羽，结党倾轧，撕得头破血流，几乎重演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闹剧。有鉴于此，李世民于是决定重新编纂《晋书》，以史为鉴。

这些说法有道理，但是不是太经得起推敲，因为它们都是对李世民主观意识的推测，人家李世民到底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我们就姑且认为这些说法有一定的可取性吧。此外，我们再从客观角度来简单说一下重新编纂《晋书》的原因。

这是陈寅恪说的。事实真的如此吗？南开师范大学的岳纯之教授做过一番很有趣的考证。

比如：王隐的《晋书》，有亮点，但是文笔烂，杂而不精，记录的荒诞不经的东西太多，原书93卷，唐初只剩86卷；虞预的《晋书》，原书44卷，唐初仅余26卷；朱凤的《晋书》，原书没有写完，只写了14卷，唐初仅余10卷；何法盛的《晋中兴书》，记载的是东晋全史，但是内容芜杂，前后不连贯；谢灵运的《晋书》，同样没有完稿，多虚浮不实之辞；萧子云的《晋书》，原书102卷，唐初只剩下11卷；陆机《晋纪》，只记载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历史

如果说这些史书当中有一部完整详细地横跨东西两晋的著作，那就是臧荣绪的《晋书》，该书体例完备，总计110卷。然而，臧荣绪并不是吃皇粮的史官，而是一个无意于功名的隐士，他的著作并不是服务于政治的官史，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而且，臧荣绪的文人气比较重，选材的时候偏向于文人情怀，而这与唐太宗李世民修史的着眼点——经世致用——也是互相抵触的。另外，臧荣绪的《晋书》毕竟是个人著作，难免遗漏一些重要史料，比如其中就没有包含与东晋并存的十六国历史。

李世民曾经对《晋书》总编房玄龄说，我看《汉书》的史官收录了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这些东西就是浮华辞藻的堆砌，哼哼唧唧，记录在《史书》中有啥用？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曾经比较过臧荣绪的《晋书·陆机传》和唐修《晋书·陆机传》，发现虽然二者都选录了陆机的文章，但是前者选录的主要是突出陆机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成就的文章，而后者选录的则是陆机的政论类文章。

综上可知，李世民安排史官重新编纂《晋书》并不仅仅是为了认祖贴金这么简单，也不仅仅是为了以史为鉴。或者说，是在认祖、以史为鉴、完善史料、经世致用等多重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重新编纂《晋书》才被提上议程。

贞观二十年（646年）闰三月，唐太宗李世民颁布了唐帝国第8888号诏令，正式宣布重修《晋书》，并为此组建了《晋书》编辑部。编辑部成员的阵容极为豪华：

投资人、总策划（兼作者） ： 李世民

名誉总编： 房玄龄、褚遂良

执行总编： 许敬宗

顾问： 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

经过两年多的编纂，贞观二十二年秋季（大概9月），《晋书》项目落成，全书共132卷，叙例和目录各1卷，本纪10卷（记录帝王事），列传70卷（记录名臣、将相、烈女，等等），志20卷（天文、地理、食货，等等），载纪30卷（记录异族政权帝王事）。后来，叙例和目录失传，如今只剩130卷。

《晋书》一出，立刻轰动一时，天涯、虎扑、人人、头条、网易、搜狐各大论坛的历史写手纷纷抛弃旧有的不同版本的晋书，改用新版，新华书店前的购书人群络绎不绝，唐帝国还把这套大规模的《晋书》当成国礼送给了新罗国。

那么，官修《晋书》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呢？

本纪、列传、志、载纪各有优缺点，如果每一个都拿出来说的话，估计得小半本书才能说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总的说一下吧。

先说优点。

首先，它够全面。因为参考资料多，十几种晋史著作就在那里摆着，虽然它们各有缺点，有的只说东晋，有的只说西晋，有的两头都说但是两头都不全，缺胳膊少腿，可是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就不一样了。有这么庞大的资料库，想不全面也难呀！清朝的史学家赵翼对这一点就很肯定，夸奖《晋书》能够博采众长，这个长处也不是其他同类书所能比的。我们今天能清楚地看到两晋时代的风云变幻——司马氏篡魏、西晋开国、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迁、东晋北伐、十六国更迭李世民的编辑部功不可没。

除了主干历史的完整，《晋书》的“辅助材料”也很齐备——主要说的是其中的“志”。上面说过了，所谓的志，其实就是礼、乐、律历、天文、食货、刑法、五行、地理等国家制度；或者说，它们就是一个国家的配套“软件”。司马迁的《史记》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是陈寿的《三国志》没有，《晋书》对此做了相应的补充，不但记录了晋朝的“志”，还记录了晋之前的三国时代的“志”，比如《地理志》记载了历代地理建置的流变，《天文志》记载了3种天体说（ 这一部分的作者就是神秘预言书《推背图》的作者李淳风 ），《律历志》记载了3种历法。查缺补漏，同样功在千秋。

其次，它开创性地运用“载纪”这种体例，在抓住主线（两晋）的同时，也恰当地解决了如何处理五胡政权的问题。两晋时代的历史乱得很，五胡十六国乱糟糟，你灭我，我灭他，他灭你，你方唱罢我登场。你说五胡十六国的君主怎么入传？列到帝王本纪，那不是乱了正统吗？列到列传当中吧，他们又不是两晋的臣属国，这也是瞎搞。

《晋书》编辑部的成员有办法，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策略，另外开一个“载纪”，把五胡十六国的君主放到僭伪政权里。两晋时代的人有强烈的华夷观念，但是唐朝相对开放，唐太宗信奉的是华夷一家、四海一统，什么华、什么夷，在朕眼里全都是一样的。利用载纪这种体例，《晋书》编辑部既弘扬了大一统思想，突出了正统地位，又没有给五胡十六国泼脏水，把它们视为华夏大家族的一员，这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所以，我们可以在《晋书》里看到“乘机豹变”的刘渊、“猛气横飞”的石勒、“颇怀奇略”的慕容皝、“文武兼施”的苻坚、“侧席求贤”的姚兴、“天资英杰”的慕容垂、“宏图壮节”的吕光但是在给予他们认可的同时，《晋书》也批评他们没有忠义观念，教化水平有待提高，强调僭越与正统之分，淡化华夷之辨，并提倡唐帝国核心价值观和主旋律——忠孝节烈。

夸完了，下来就该打板子了。

接着说《晋书》的缺点。

《晋书》132卷，两年半完成，900多天，平均7天出一卷，好像朝廷把这个当成了形象工程，很仓促的样子。

首先，《晋书》的文风比较浮夸，唐代的刘知几就很不客气地说，历史就是一个壮汉或者高士，但是房玄龄这一伙人干的事却是给壮汉擦胭脂抹粉，给高士穿红粉女装。唐初流行的就是浮夸的文风，比如《晋书》编辑部成员之一上官仪还开创了一种风格浮艳的诗风——上官体，连提倡质朴刚健文风的唐太宗有时候也写写小清新的诗，时代风气就是如此，倒是也不能求全责备，对编辑部成员太苛刻。当然，文风这种东西众口难调，这个得看自己的口味。

其次，迷信色彩浓厚，其实历朝历代史书都是如此，动不动就是龙子、异象、红光，但是《晋书》比较出格，段子集《语林》《世说新语》里的段子往里塞也就罢了，连《幽明录》《搜神记》这样的神怪故事也能凑数，真是服了you！《旧唐书》就说房玄龄这一帮人太八卦，喜欢猎奇过了头；赵翼说把鬼故事和段子放到正史里的，除了《晋书》真是没谁了《四库全书》也表示很无语，说你们一会儿鬼故事，一会儿正史，到底在搞什么搞嘛！

第三，有遗漏之处。两晋时代有一个叫马漪的人，名气很大，就没有被收入列传；有个叫郭琦的名士，也没有被收入；再比如说刘遗民、何桢，等等，这些人大多是清谈名士，或许编辑部成员是认为这些人无益于经世致用，所以才把他们扔下不管吧。如果说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可以原谅的，那么《晋书·地理志》里的失误就有些令人崩溃，说到北京，漏了东城区；说到河北，忘了说石家庄；说到河南，忘了说郑州；说到黑龙江，竟然没有提哈尔滨清朝的洪亮吉气得直跳脚，说这不是乱弹琴嘛！

第四，有冗余繁琐之处。有的人在前面说了一遍，到后面又说一遍。南宋的晁公武说，要说繁琐，如果说《晋书》是第二，就没谁好意思说是第一。人家晁公武只是嘴上说说，明朝的茅国缙却动了真格的，刷刷刷大笔一挥，删了原书的三分之二，搞了一部40卷的《晋书删》，只是他老人家删得有点儿过头，连那20卷的志都让他删掉了。

最后是全书前后矛盾的地方比较多，前面说这个人这一年还活着，后面说这个人早就死了好几年啦！这里说这个人这一年在山西当官，那里说这个人好几年前就调到北京啦！这里说某人做过的某事记载在《百官志》里，你一看目录，咦，没有《百官志》，搞了半天，哦，《百官志》原来就是《职官志》，可是你到《职官志》里一看，我去，根本没有这个人啊！比如桓温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里说发生在二次北伐期间，那里又说发生在三次北伐期间，《晋书》就是这个任性，涮你没商量。

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晋书》是集体编纂，并非成于一人之手，就像书商攒书，列一个目录，分成几部分，安排给每个写手，写完之后一合并，ok！《晋书》的集体编纂制有好处，好处在于量才授职，你擅长哪方面就安排你搞什么，比如《推背图》的作者李淳风喜欢神神叨叨的东西，就让他搞《天文志》和《五行志》。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毕竟是有限的，群策群力，术业有专攻，自然有助于提升《晋书》的广度，但是书成之后，没有一个大拿能够从头到尾捋一遍，甚至，编辑部似乎也没有认真核对过，以至于出现了一些连外行都能看出来的错误，使书成之后留下了许多永久的遗憾。

最后，当然是总结。

该怎么评价《晋书》？该书固然错误很多，但是亮点也是很多的，绝不至于沦落到在二十四史里垫底，而且，《晋书》的毛病在后世的许多史书里也是存在的。如果仅仅是各大论坛说说段子，那就无所谓喽，如果是搞专业研究，查阅不同资料，互相印证就是很必须的。具体到《晋书》，那个很出名的点校版当然是最佳选择。

南宋的叶适说《晋书》得之七八、失之二三，二八或许有点儿过誉，三七的评价还是很吼的。

西周初年，周王室将殷朝遗民强行迁移到洛阳附近的成周进行监管，《尚书·多士》记载了周公对殷民的训话。在这篇诰词中，周公向殷民解释西周灭殷是秉承天命，就像当初殷商灭夏一样，所以殷民不必怨忿反抗。其中有一句话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周公特别强调殷的先人有典册记载殷商灭夏的事迹。按照这段材料推测，商代前期已有典籍，且甲骨文中也出现了“典”、“册”两字，但目前尚无考古实物材料可作确证。商朝开始于公元前十七世纪后期，商王武丁时期约为公元前1250年。既然商朝前期便“有典有册”，武丁时的甲骨文又有编连成册的痕迹，据此可把早期典籍的产生定在公元前1600年至前1250年之间。

商代。

中国早期的书籍形式之一。在造纸技术发明以前，中国古代书籍主要是用墨写在竹木简上。人们将竹木劈成狭长的细条，经过刮削整治后在上面写字，单独的竹木片叫做“简”，若干简编连起来就叫做“策” (亦写作“册”)，这是现在称1本书为1册书的起源。

简策在中国使用起源很早。《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商代的祖先已有编连的简策，记载了商代推翻夏王朝统治的史实。

由于竹木易得，书写记事比甲骨、青铜、玉石等记事材料方便，篇幅不受限制，编连成策后阅读存放也较便利，因而书籍的生产比过去容易得多。中国先秦时期的古籍，最初就是写在简策上而流传下来的。在纸张发明并推广普及以后，大约在公元4世纪的东晋时期，简策才基本绝迹。

扩展资料

考古记载

考古发现的简策实物中，主要是战国到秦汉时期的简，数量最多的是汉简。从古籍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简策实物中考证，简的宽度一般在05～1厘米左右，长度根据用途不同而定，如汉代重要的儒家经书用简长2尺4寸，其他内容的用简长度有2尺、1尺2寸、1尺1寸和短于1尺的不等。

根据大量出土简牍实物分析，有时同时间、同性质出土的简，长短也不完全相同。木简古代多称为札。简最初可能是专指竹简，后来兼指木札。

简策通常用丝绳或麻绳编连，编绳因简策长度而有所不同，从 2道到5 道均有，以编2道或3道为常见。一般是先将简编连成策再书写，也有先写后编的。

简的书写用毛笔和墨，古籍中有“漆书”之说，编绳有用皮编之说，但在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发现过用漆书写和用皮绳编连的简策。在简上写错的字要用刀削去,因此古人常以“刀笔”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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