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杭州历史上地震过，不过都不算强震。现据学术界研究成果，汇总如下，希望对您有帮助：

杭州历史上最早的地震记录是西晋时期“杭州临平山，晋武帝时岸坠。（《元丰九域志》）”另据《乾隆严州府志》：唐宣宗大中十三年，桐庐分水地震。而吴越宝正四年（929年）525级地震是杭州历史上震级最高的一次。以上是南宋以前可考之地震史料。

南宋有史可查之地震6次：1135年3级地震（《宋史·五行志》）；1136年45级（震中约在余杭《文献通考·卷301》）；1193年275级（《文献通考·卷301》）；1213年杭州、淳安地震（《宋史·五行志》）；1217年富阳325级（《宋史·五行志》）；1228年杭州地震（《癸辛杂识》）

元代仅一次：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425级。

明代杭州地震18次：1482年萧山35级；1497年7月杭州，9月余杭塘栖275级；1505年9月杭州桐庐；1511年杭州35级；1512年3/5/7/8月杭州均为3级；1517年8月35级；1527年临安于潜；1579年余杭3级；1585年桐庐3级；1594年建德3级；1605年建德、余杭35级；1623年江苏扬州6级地震，波及杭州。

清代杭州地震记录多达23次，不一一列举，仅列出震级较强的4次：1650年杭州45级（《康熙杭州府志》）；1852年杭州425级（《民国杭州府志》）；1855年富阳5级（《民国杭州府志》）；1856年建德475级（《民国建德县志》）。

杭州近代震级较高的两次：1929年的5级地震与1956年的48级地震。

相关资料可以参考：《杭州古代地震史述》、《杭州古代城市史·第七章》、《杭州科技志·地震表》。如以上内容对您有用，希望能够采纳，谢谢。

农历二月的民间年节、食风 ■农历二月·龙头节·春社·文昌会·花朝会一、龙头节的饮宴食风 农历二月初二日，古代民间有过龙头节的习俗。传说此日是龙抬头的日子，因此一系列的祭祀和饮食文化活动都与“龙”有关。 1、龙头节古称“中和节”，始自唐代。据宋代张误《云谷杂记》卷二曰：唐德宗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卷一则载，二月朔，谓之中和节，民间尚以青囊盛百谷、瓜、果子种，互相遗送，“为献生子”。 2、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各地风俗民情的不同和差异，使得民间在祭祀方式、寓意和饮食文化的内容上，亦发生变化，但其祭“龙”避虫害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届时民间要吃太阳糕、油煎糕点、龙须面、葱饼等，并将之作为供品。对这些节目饮食文化习俗，文献记载颇多。 3、明代的《宛署杂记》说，中和节“乡民用灰自门外委蜿布入宅厨，施绕水缸，呼为引龙回。用面摊煎饼，熏床炕令百虫不生。” 4、《明宫史》则称：初二日，各家用黏面枣糕，以油煎之；或以面和稀，摊为煎饼，名曰“熏虫”。是时食用河豚，饮芦芽汤以解热。各家煮过夏之酒。这时“吃稣，名曰桃花酥也。” 5、河北《万全县志》云：二月二日，俗谓之“龙抬头”，本日食肴馔，皆以龙字取意，如食水饺者，谓之“吃龙耳”；食葱饼者，谓之“撕龙皮”；食面条者，谓之“吃龙须”。“妇女于是日切忌针黹，恐刺龙目也。” 6、《永平府志》却说：中和节，此地农家用灰自户此至井，用糠自井引至瓮，谓之“引龙入宅”，主有财。用香油煎糕熏虫，则物不蛀，且以避虫蚁。而且“士人家塾令童子开笔，取吉兆也。是日，妇停针，俗云恐穿龙头也。” 7、对食用太阳糕的习俗，《燕京岁时记》载：二月初一日，市人以米面团成小饼，五枚一层，上贯以寸余小鸡，谓之太阳糕。京师人“祭日”者，买而供之，“三五具不等”。 8、此外东北吉林地区民间，于中和节，家家户户有“多食猪头，啖春饼”的饮食习尚。《吉林新志》载，是地民间各家，将年末所食肥猪之头、蹄留至“龙头节”食之，故有“二月二，龙抬头；天上下雨，地下流；家家户户吃猪头”之谚。 9、而西北陕西府谷县遇此节时，却户户“或食豆面，或食菜饼，谓之骑龙头”。可见，中和节期间民间饮食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是多样、丰富的。 二、春社节日的饮宴食风 中国古代南方广大地区，于每年农历二月时，民间有祭祀土地神的春祈活动。这一活动被称为春社。 1、浙江《孝丰县志》云：社日，各村率一二十人为一社，屠牲洒酒，焚香张乐，以祀土谷之神，谓之春福。 2、《金华府志》说，社日，四乡各有社祭，以祀土谷之神。 3、《东阳县志》称，社日，农家用青面作果，桔叶夹之，名曰社果，以献其先，乃食之。 4、《严州府志》记载，社日，各乡具备牲醴，祭社神以祈报，毕则饮福。 5、湖南地方，民间每遇社日，“四邻并结彩会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饷其胙。” 6、可见，古代南方的春社祀神活动，不仅是祭神祈谷的日子，而且更是人们欢聚饮宴的节日。所以清代诗人袁景澜在《春社诗》中深有感慨地说：紫燕衔泥遍桑野，林鸠呼雨逢戊社。醵钱叠鼓绿杨村，梓里人来集庙下。豚蹄果盍神筵充，巫祝投交祈年丰。 枯枝跳舞欢儿童。十家五家行挈队，斜阳万条远陇翠。嘈嘈一片酣喜声，社酒治聋各沾醉。人影倾欹扶醉同，桃花拦路开春风。归来茅屋春睡浓，催祖无吏惊邻翁。神赐民谷福无穷，一方血食酬神功。土偶能灵爵亦崇，田原麻麦青凡凡。 香大年年拜社公。 三、文昌会饮宴食风 农历二月初三日，民间传说是文昌帝诞辰的日子，而文昌帝在人间有“赏功进士”的功能，所以，官府与士人都要为他祝寿，取名为“文昌会”。 1、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清代天下府县，处处建立文昌庙和文昌宫，故每逢“文昌会”时，儒生士子均“秩而祀之”。他们不仅供奉各种“祭食”和供品，祈求来年“金榜题名”富贵显荣，还在祭祀后作会欢宴。 2、如清代甘肃成县地区，每年二月初三日文昌会时，儒生士人便聚集“文昌宫祝寿，作会饮酒”。 3、而在京师地区，历年文昌会届期，民间除于文昌祠、精忠庙、金陵庄、梨园馆及各省乡祠，供献演戏外，并举行祭祀香会。史称“惜字会。香会，春秋仲月极胜，惟惜字文昌会为最。俱于文昌祠、精忠庙、金陵庄、梨园馆及各省乡祠，献供演戏，动聚千人。”可见是日节日祭庆活动之盛况，确属空前。 4、其它地方民间的活动形式也大体基本一致。所以，清代著名诗人俞樾在《文昌生日歌》诗中曰：春王二月月三日，世传是日文昌生。上自京师下郡邑，一例崇祀陈牺牲。老夫今朝亦早起，鸡鱼豕肉盘中盛。内外诸生咸会集，衣冠罗拜当轩楹。或言文昌乃星象，不闻入梦符长庚。云何随俗作生日，是以非礼诬神明。我谓文昌星有六，昭回于天同列宿。又曰：我歌此诗为神寿，设而为灵生为英。传说列星古有例，何妨仍唱升天行。起视奎光长万丈，依然照我东西荣。 四、花朝节的饮宴食风 农历二月十二日（有的地区为二月初三，或为二月十五日），传为花王的生日，逢此日，古代民间和士人有过“花朝节”的风俗。这一天，民间幽人韵士，有赋诗唱和、游赏、赏花、饮花朝酒、聚宴、演戏以及祈福等种种活动，但因各地风俗而有不同。 1、如南宋吴自牧撰《梦梁录》一书云：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故“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最是包家山桃开浑如锦障，极为可爱”。是日帅守、县宰还率僚佐等员出郊，“召父老赐酒食，劝以农桑，告谕勤劬，奉行虔恪”。 2、天庆观递年设老君诞会，燃挂万盏华灯，“供圣修斋，为民祈福。士庶拈香瞻仰，往来无数”。 3、崇新门外长明寺及诸教院僧尼，建佛涅盘胜会，罗列幡幢，有“种种香花异果供养，挂名贤书画，设珍异玩具，庄严道场，观者纷集，竟日不绝”。 4、清代北京地区民间，每年二月十二日传为花王诞日，届里，“幽人韵士，赋诗唱和”。春早时赏阅牡丹，“惟天坛南北廊、永定门内张园及房山僧舍者最胜。除姚黄、魏紫之外，有夭红、浅绿、金边各种”，这些都是江南所无的。 5、而地处江南的江西瑞州府地区，每岁花朝节时，学者士人则有“采百花酣饮赋诗，各学徒争饮谒长，谓之花朝酒”等习尚，较有代表性。 6、除民间的节日活动外，清代在宫中花朝节也有宴饮、赏花、观戏等较高层次的庆贺活动。据文献记载，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每年都要驾幸颐和园“剪彩”和观戏。史云，花朝节慈禧太后至颐和园观剪彩，“时有太监预备黄红各绸，由宫眷剪之成条，条约阔二寸，长三尺”。太后取红黄者各一，系于牡丹花，宫眷太监则取红者系各树，于是满园皆红绸飞扬，而宫眷等亦盛服往来，五光十色，宛如穿花蛱蝶。系结完毕，慈禧太后便开始观剧。演唱花神庆寿事，树为男仙，花为女仙，凡扮演某树某花之神者，“衣即肖其色而制之。扮荷花仙子者，衣粉红绸衫，以肖荷花，外加绿绸短衫，以肖荷叶。余仿此。布景为山林，四周山石围绕，石中有洞，洞中有持酒尊之小仙无数。”所谓小仙者，即各小花，如有金银花、石榴花等是。接着“群仙聚饮，有虹自天而降，落于山石，群仙跨之，虹复腾起，上升于天。” ■古代农历二月的时鲜美食与佳肴 古代二月民间的时令时品及花卉的品种为数不少，丰富了年节和平日民间的饮食文化生活内容。 1、据载，元朝时每月有荐新进献各时令食品的习俗。如太庙荐新，果含桃、菜、笋。祭物有哈八鱼、鲔鱼（均由黑龙江进贡），“神厨御饭、秃秃麻羊头、羊肺、粉羹、馒头、酪解粥”等食品。 2、清代京师地区的二月民间鲜令食品，则有火焰赤根菜、火焰赤根菜虾仁馅饼等。时令花卉却有丁香花、寿带花、杏花、梨花等多种。对此，文献记载道，每年农历二月，菠棱于风账下过冬，经春则为鲜赤根菜，老而碧叶尖细，则为火焰赤根菜。同金钩虾米以面包合，烙而食之，乃仲春之时品也。至若丁香紫、寿带黄、杏花红、梨花白，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元鸟至，则高堂画栋衔泥结草以居；至秋社，城村燕各将其雏于采育东土阜，名聚燕台，呢喃竟二日而后去。 到每月下旬时，清代京师街头多有叫卖小油鸡、小鸭子者，市民争购之，喂养至秋后，则可食之。故每年春季“二月下旬，则有贩乳鸡、乳鸭者，尚街吆卖，生意畅然。盖京师繁盛，鸡鹜之属日须数万只，是皆以人力育之，非自乳也。”执此业者，名曰鸡鸭房，一般分布集中在齐化门、东直门一带。 ■难读字备查 （鹜，WU，四声，形声，从鸟，1本义鸭子duck，如鹜列即鸭排列成行；鹜舟即鹜形的小舟。2野鸭wild duck，如鹜伏即像鸭子那样伏着。3引申为追求seek for ，如好高骛远。） (鲔，WEI，三声。1鲔鱼euthhynnus yaito ，体呈纺锤形，背蓝黑色，腹灰白，背鳍和臀鳍后面各有七或八个小鳍。生活在热带海洋，吃小鱼等动物。2鲟鱼和鳇鱼的古称sturgeon。) (劬,QU,二声，形声，从力。1本义劳累劳苦，如劬苦、劬瘁等。) （醵，JU，1大家凑钱饮酒contribute to a feast，如醵钱即凑钱买酒。2聚集，聚敛contribute，如醵金即敛集众人的钱财。）(盍,HE，四声，会意。1本义覆盖gather。2合gather，如盍簪即士人聚会。3何不why not，如盍不即何不。4何，什么，怎么what，如盍如即何如。) (黹，ZHI，三声，用针做的活，特指除单纯用针缝的以外的活，如刺绣、编结、绒绣needlework，如针黹。) ■农历二月·山西民间青龙节·花潮节 二月初二日，俗称青龙节。 青龙节的渊源，与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有关。惊蛰过后，大地复苏，阳气上升。山西民谚就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 晋南地区认为这一天是青龙活动的日子，忌去河边、井上担水，以免带回龙卵。在河边、井旁走动与劳作时，很注意安静，尽可能不弄出声响，以免惊动了青龙，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破坏了。 晋北地区这一天，盛行“司钱龙”。早上太阳未出山，家家户户提一把茶壶，到河边或井上去汲水。按照这一年几龙治水推算，在茶壶内放几枚铜钱或硬币。汲水以后，随走随倾地洒一条水迹回到家，将余下的水与钱全部倒入水缸，钱龙就引回家来了，意喻一年发财。引钱龙时特别忌说话，以免惊跑了钱龙。 晋西北一些地方的引钱龙，选择一棵大树或一块大石，用灰线围洒一圈。再用红线拴一枚铜钱，先将铜钱置放在灰线圈内，手拉线牵回家中，用容器盖住即成。晋东南地区的引钱龙，是用灶灰，洒一条弯弯曲曲的灰线，从门外一直通到厨房，围绕水缸一圈即可。 俗话讲：“惊蛰过，百虫苏。”青龙节里，民间流行着许多驱毒的活动。《阳城县志》记载：“百蛰初惊，悬天师符以辟虫毒。”早上，人们起床时，忌说：“起”字，恐怕一切毒虫也应声而起。晋南地区民俗喜煮蔓菁汤，遍洒屋内墙缝、墙角，炕席底、床下，谓之“禁百虫”。也有的集合村民，抬着神像，到各家门首，向院内洒米汤，意喻将瘟疫禳而散之。人家门前则围以石灰。晋东南地区民俗画一个药葫芦，内装蛇、蝎、蜈蚣、蚰蜒、蜘蛛等五毒虫害，贴于墙壁，谓之“辟百虫”。也有的用豆、麦面搓成灯捻形式，埋在土中，称为“薰蛐蜒”。晋中地区民俗家家拍簸箕，童谣有“二月二，拍簸箕，跳蛋、壁虱不敢上炕哩”。用石灰在厕所及门前围上一条线，称作除瘟。吕梁地区习惯家家扫除房屋。晋北地区讲究“糊狼嘴”，用麻糖或黍米面团粘贴在二郎神吠天犬的嘴边。 青龙节，晋南一些地方称为“花潮节”。人们携带酒肴，来到郊外，选地围坐，亦歌亦舞、尽怀欢饮，称作“游春”，“踏青”。晋东南地区习惯用秫粉制作煎饼，慰问妇女。晋中地区儿童习惯放风筝。一些县讲究此日打灰窖，祀土地神。晋北地区喜食面条、粉条，名为挑龙尾。并要吃糕糊狼嘴和吃梨败火、打脏气。吕梁地区喜食煎饼，称为“揭龙皮”。晋南这天一要吃麻花、馓子，谓之“啃龙骨”。晋西北地区讲究青龙节大闹社火秧歌，垒砌旺火盛况酷似其他地方的元宵节。 青龙节，晋北地区民间讲究吃灶王爷前的枣山。一家几口人，将枣山切成几块，人均一份，最上面的三尖部分归家长享用。 芮城（匚合）河的青龙节，有一种坚持千余年的古会，可称为奇俗。据传始于汉光武帝年间，迄今已1800多年，为纪念东岳大帝黄飞虎治水有功而三社联典庆贺，故又称“三社典”。这天，山民们尽兴狂欢，并将各自家中最珍贵的宝物都展示出来，民间又称“亮宝会”，取宝能驱邪避灾之意，希冀年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届时，妇女们身着彩装，演唱传统的民歌小戏；男子们则扮演粗犷强悍的天神、地祗武将及文臣、八仙、俗神等，或骑马坐轿、乘车、抬杆；或赤身裸体，腰系野布；或土布裤衩，身背铡刀、冰凌、粗檩、石磨，大展阳刚之气。当地戏称“（匚合）河二杆”。社火氛围由锣鼓组成并渲染，打击法古朴、原始，俗称“撇锣鼓”。传统节日尚有耍狮子、跑旱船、高跷、背人等等。整个活动从村外出发，浩浩荡荡，一直到泰山神庙旧址结束。过了青龙节，整个“过年”就算结束了。

方腊起义是北宋末年东南地区一次颇有规模的农民起义，数十万之众，坚持了半年多时间，然而它的余波一直延续了二十余年。由于史籍记载的歧义，有关起义首领方腊的一些事迹，至今没有完全搞清。

北宋徽宗时期，蔡京、童贯等“六贼”把持朝政，穷奢极欲，赋役沉重。徽宗在六贼的怂恿下，更竭天下以自奉，大肆搜括民间奇花异石，以纲船运入都城开封，建筑宫殿苑圃，时称“花石纲”。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一带出产各种花石竹木，民众受害尤深，百姓忍无可忍，终于在宣和二年(1120)十月，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两浙苦花石纲已久，人民争起响应，聚众至数十万，攻破睦、歙、杭、处、衢、婺等州，声震东南。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设官分职。第二年，朝廷发兵十五万南下镇压。四月，方腊退守青溪帮源洞，因腹背受敌，战败被俘。八月，在京城被杀。这次起义，有一些细节问题，由于载籍歧异，存在不少疑点，这些疑点实为方腊起义中的关键问题。

一是方腊的出身与籍贯。南宋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还有方勺的《青溪寇轨》及所附洪迈《容斋逸史》等史籍，都记载“方腊家有漆园”。曾敏行《独醒杂志》说得最为详细：“方腊家有漆林之饶…”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腊数被困辱，因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其中方腊还自言：“吾家本中产”。如此看来，方腊至少属中小地主阶层。方勺《青溪寇轨》还明确说方腊是“睦州青溪县竭村居人”。《宋史·方腊传》也清楚载：“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堨村。”

保存在《桂林方氏宗谱》中的元人徐直之、刘彭寿的两篇传记，即徐直之的《忠义彦通方公传》(即《方庚传》)和刘彭寿的《宋故承信郎彦通公墓亭记》，载方腊为睦州青溪县万年乡地主方庚的“佣人”。还有，清人方象璜《重修桂林方氏宗谱序》中称，方腊为方世熊家佣，方世熊为方庚的兄长。此外，歙县、淳安的方氏谱牒，也一般称方腊是“佣工”，是“桶匠”，如南宋的《甲戌谱》到近代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等。诸谱都载方腊为“歙人”，《山郭方氏宗谱》详细考察了方氏宗族的源流，认为方腊出于歙县柘源方氏。也就是说，方腊是徽州歙县人，而来睦州青溪县佣工。

有学者指出，家谱的记载一般是不太可信的，如上述《桂林方氏宗谱》中关于宋代事迹的记载矛盾百出，是不能作基本史料来用的。尤其是写《方庚传》的徐直之，他是方庚一个五世孙女的孙子，他记述方腊为方庚家的“佣人”，只是来源于他祖母在他幼年时的口述，并没有任何宋代的文献史料作依据。元人刘彭寿是当时的淳安县令，他是应方庚的六世孙、七世孙的要求而写《墓亭记》，既然要称道方庚之“忠烈”，自然主要根据家谱中原有的材料略加拔高而已，所述方腊事迹无非抄之家谱。

也有学者指出，方腊家有漆园的说法，以《独醒杂志》记载最为详尽，而此书“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是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该书：“盖以记录为主，不以考证为主。”所以对旧说错误之处“皆不辨而述之”。所以其有关方腊成分的记载，也是难以深信的。《宋史》方腊“世居县碣村”之言来自《青溪寇轨》，而后者说方腊是“睦州青溪县碣村居人”，其“居人”顾名思义并非指其籍贯。

两说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从史籍的作者方面来看，北宋末至南宋初的方勺、洪迈、陈均都异口同声地肯定方腊“家有漆园”，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对方徐直之、刘彭寿诸人都在离方腊起义已有二百余年之后的元代，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徐直之是以一些与方庚生前活动直接相关的原始材料作依据的，但我们毕竟没有看到这些原始材料。由此是否可以说，方腊为中产阶层的说法要略占上风呢？

二是方腊是否为摩尼教的首领。众多史籍都把方腊起义与妖魔鬼怪、旁门左道牵扯在一起，如《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诸史籍说：“腊以妖术诱之，数日之间，哨聚响应者至数万人。”《宋史·方腊传》其言“托左道以惑众”。“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诛”。《宋会要辑稿》也说：“方寇者，本狂愚无知之民，传习妖教，假神奇以惑众，遂谋僭道。”所载江东转运副使奏曰：“访闻贼徒虽多，全少器械，惟以人众为援……童子妇人在前，饰以丹黛，假为妖怪，以惊我师……又为长人服大衣，作机关以动，上执矛戟，旗帜饰以丹黛，为鬼神之貌，以惑官兵，皆不足畏。”此类记载，不一而足。

那么，方腊起义军的上述情况，到底是一般的鬼神迷信活动，还是用当时流行的摩尼教在组织起义呢？《宋会要辑稿·禁约》载，宣和年间，江浙一带诸州村民多学妖法，自称明教，又号吃菜事魔，各村建有斋堂或道场，其经文与道、佛诸教不同，人们夜聚晓散，时而结集社会，习以成风。这就是摩尼教，其敬摩尼为光明之神，或尊张角为教祖，提倡素食、戒酒、禁欲、裸葬等教规。如起义与此教有关，方腊就应该是摩尼教的首领。然而此点，宋代史籍记载相当含混，致使近代学者的看法也完全不同。

不少史学著作认为，方腊起义时盛传的“妖术”、“左道”应与当时的摩尼教有关。首先，起义队伍中不少将领都是摩尼教徒或首领，如教徒兰溪朱言、剡县仇道人裘日新、仙居吕师囊，还有郑魔王、方七佛、八大王、俞道安等人。其次，史籍中关于摩尼教的“妖法”记载，常与方腊起义有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说：“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陆游在《条对状》中这样说：“淮南谓之二桧之，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甚……汉之张角、晋之孙恩、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容斋逸史》说得最清楚：“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煸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袒葬。”庄绰《鸡肋篇》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当时，睦州一带确是吃菜事魔教秘密活动的重要地区，信教的人很多，所以方腊以宗教为掩护，组织起义队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有人认为方腊是青溪摩尼教首领，或称其为睦州一带的魔头，或称其是食菜事魔教的首领。

宋史专家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一文提出异议，认为方腊不可能是摩尼教的首领，甚至不可能是教徒。首先，许多史籍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方腊“托左道以惑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素以治学严谨出名，也只说方腊“善妖术”。如果方腊果真是摩尼教首领，史籍不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次，方腊的身份职业也不允许他当摩尼教首领。按照教义，摩尼教徒不能积聚财产，且禁止结婚。如方腊为中产之家的漆园主，就不能为摩尼教首领。如方腊为一贫如洗的佣工，为了维持生活，须终岁勤劳，他也不可能有什么闲暇时间去进行传教活动。方腊有妻室、儿子，起义失败时一同为宋军俘获。再次，摩尼教主张断荤戒酒，而方腊起义伊始，就召集百余名骨干“椎牛酾酒”、“饮酒数行”，以发表著名的誓师演说，这些做法显然与摩尼教教规格格不入。由此，方腊起义所采用的“妖术”、“左道”之类，应是当时农村中流行的一些“星云神怪”、“役使鬼神”、“指挥阴兵”等迷信活动，或也利用了有关道教、佛教的一些活动。

当然如吕师囊、裘日新、郑魔王、俞道安等人，根据史料分析应是摩尼教的僧侣或首领，他们率领部分摩尼教徒参加了方腊起义，接受方腊的领导，作为起义军的几个方面军与官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但他们不是方腊起义军的主力，因此在整个战场上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这几支队伍参加起义军都较晚而先后不一，也使他们没能在对付官军的镇压方面，发挥出更大的威力。所以，方腊起义只存在部分摩尼教徒参加的情况。

三是有无政治纲领及其口号的读法。有学者认为，方腊起义没有政治纲领，理由是在史料上没有发现其起义过程中提出过什么简明口号类的纲领。而史学界一般认为，方腊起义是利用了佛教《金刚经》的经文“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作为口号，表达了农民要求平等的愿望，所以其政治纲领是“法平等”。

然而，史籍却如此记载起义者对这句口号的读法：《鸡肋篇》载，食菜事魔教“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就是说《金刚经》中的经文，教徒们读作“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读法一改，意思就相反了，即认为佛法所谓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容斋逸史》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只是“其说经”，改为“其说不经”。而叶梦得《避暑录话》还谈到了如此读经的原因：“近世江浙有事魔吃菜者，云其原出于五斗米，而诵《金刚经》，其说皆与今佛者之言异，故或谓之《金刚禅》。”就是说，吃菜事魔教徒不是照本诵读佛经，而是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变动原意地诵读。所以，这只能说起义者在用佛经解释现实世界，而谈不上是什么政治口号。

有学者如此进行辩解：教徒们这样解释佛经，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佛经上所谓的“平等”，不过是欺骗，从现实社会中他们深深感受到等级的森严，人世的极不平等。所以将《金刚经》的改读，是对当时社会本质的揭露，也是对佛经的一种批判。起义农民在批判佛经的过程中，反映出他们向往一个真正“法平等”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正是他们奋斗的目标。所以，尽管起义首领方腊没有直接宣布“法平等”主张，但这一主张就从批判佛经的经文中折射出来，并指导着这次农民起义的实践。

也有学者提出，食菜事魔教的信仰者并不会误读佛经，《鸡肋篇》等史籍这样描述起义农民对佛经的错读，实是对方腊起义的诬蔑。

四是方腊起义失败被谁擒获。许多学者根据苏州灵岩山《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认为方腊就擒于韩世忠。碑文详细记载了方腊在青溪帮源洞被俘的经过：韩世忠时为王渊裨将，率军潜行溪谷间，询问村妇路径，终于到达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越险数里，直捣巢穴，先抓缚八大王，格杀数人后，遂擒获方腊，并缚俘以出。这段碑文收入《名臣碑传琬琰集》，与《容斋逸史》的记载也可相印证。后来，《宋史·韩世忠传》、《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以及《续资治通鉴》诸书都采用这一说法。

然而许多史籍却说方腊为陕西名将辛兴宗等捕获。《东都事略·徽宗纪》载，宣和“三年……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宋史·徽宗纪》亦载：“忠州防御史辛兴宗擒方腊于青溪。”《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载，官军合围击败方腊起义军，在“翌日搜山”中“王禀、辛兴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徽宗皇帝》也说：王“禀寻及辛嗣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此“辛嗣宗”应是“辛兴宗”之误。应该说，载“辛兴宗擒方腊”的史籍并不少于载“韩世忠擒方腊”者，是否因为韩世忠以后成为中兴名将，后人便将此功往名将身上揽呢？然而《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又这样讲述：韩世忠率兵入洞“擒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洞口，掠为己功”。《续资治通鉴》也采此说法。当时辛兴宗为剿方腊官军的主将之一，而韩世忠只是裨将，那么是否主将在掠取裨将之功呢？

有学者根据《桂林方氏宗谱》所载徐直之的《方庚传》，认为方腊是为方庚所诱捕。其如是说：宣和三年四月，起义已大部被官军镇压，就是没有捕得方腊。不离方腊左右的方京，一次出洞寻食品，被方庚抓住，方庚以利诱之，使方京回去骗方腊，说：“刚出洞，就看到两个太阳在相斗，天象如此，不是在说圣公要东山再起嘛！”并请方腊出洞观看，方腊以为是真的，便走出帮源洞以观日影，方庚正埋伏了打手，将方腊生擒，献给官军。这简直就是一篇传奇小说的片断，你觉得可信吗？而清人方象璜的《重修桂林方氏宗谱叙》是说，方庚奔命江淮，迎领官军，为韩世忠军向导，乃诱擒方腊，并其党羽。方庚本人在《上郑寺丞札子》中也说：“投身军前，为之乡导，大破贼徒，安复州县，立功非一。”这好像有一些可能，然也只是韩世忠军的向导，其作用有多大呢？

有学者根据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认为也可能是折可存捕获了方腊。铭文说：折可存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将士用命，方腊被擒，迁官武节大夫。有学者指出，据《宋史·杨震传》，杨震虽“从折可存讨方腊”，但折可存当时率军是在浙东一带镇压吕师囊等部，没有参加围剿帮源洞的战斗，所以铭文不可信，不如理解为：方腊起义被镇压后，折可存官升武节大夫。另外，《舆地纪胜》卷八说：“宣和初，腊陷睦州，命刘光世、姚步仲擒之，斩于都下。”似乎方腊是被刘光世、姚平仲二将擒获的。其实，查有关史籍可知，刘光世当时正率部攻打衢、信等州，俘获郑魔王，后又攻下龙游、兰溪、婺州等地。姚平仲也正率部征讨浙东一带，四月下旬才攻下浦江县。两将都不可能参加四月下旬围剿帮源洞的战斗。

此外，据《严州府志》等书记载，擒获方腊者，还有王马、余木杓、余宗德诸将，但也均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另有方腊就擒于宋江说，由于宋江是否投降官军都还存在疑问，所以此说更悬，且看另一专节的分析。

原文

阿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别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一牛，季寡妇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馀矣，寡妇泣曰：「马则乘，牛则耕，踉跄(ㄌㄧㄤˋ亮 ㄑㄧㄤˋ呛)[1]老仆，乃(同乃)费吾藜羹！」阿寄叹曰：「噫！主谓我力不若牛马耶！」乃画策营生，示可用状，寡妇悉簪珥之属，得金一十二两，畀(ㄅㄧˋ必)[2]寄。寄则入山贩漆，期(ㄐㄧ基)年而三其息。谓寡妇曰：「主无忧，富可立至矣。」

又二十年，而致产数万金，为寡妇嫁三女，婚两郎，齎(ㄐㄧ基)[3]聘皆千金。又延师教两郎，既皆输粟为太学生，而寡妇阜然财雄一邑矣。顷之，阿寄病且死，谓寡妇曰：「老奴马牛之报尽矣。」出枕中二楮(ㄔㄨˇ楚)[4]，则家计巨细，悉均分之，曰：「此遗两郎君，可世守也！」言讫而终。徐氏诸孙，或疑寄私蓄者，窃启其箧(ㄑㄧㄝˋ妾)，无寸丝粒粟之储焉。一妪一儿，仅敝縕(ㄩㄣˋ运)掩体而已，呜呼！

阿寄之事，予盖闻之俞鸣和云。夫臣之于君也，有爵禄之荣；子之于父也，有骨肉之爱。然垂缨曳绶者，或不讳为盗臣，五都之豪；为父行贾，匿良献楛(ㄎㄨˇ苦)[5]，否(ㄆㄧˇ仳)且德色也。乃阿寄村鄙之民，衰迈之叟，相嫠(ㄌㄧˊ梨)人[6]，抚髫(ㄊㄧㄠˊ条)种，而株守薄业，户祚雕落，沟壑在念。非素闻诗礼之风，心激宠荣之慕也。乃肯毕心殚力，昌振鎡(ㄗ资)基[7]，公尔忘私，毙而后已，是岂寻常所可及哉！鸣和又曰：「阿寄老矣，见徐氏之族，虽幼必拜，骑而遇诸途，必控勒将数百武[8]，以为常。见主母不睇(ㄉㄧˋ弟)视，女使虽幼，非传言，不离立也[9]。」若然，即缙绅读书明理达义者，何以加此？移此心也，以奉其君亲，虽谓大忠纯孝可也。

译文

阿寄，是淳安徐氏家的仆人。徐氏的兄弟分家产然后分居。老大分得一匹马，老二分得一头牛，老三家的寡妇分得阿寄。阿寄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了。寡妇哭著说：「马可骑，牛可耕田，走路歪斜不稳的老仆，只会白吃饭啊！」阿寄叹息著说：「唉！主母您难道以为我连牛马都不如吗？」于是阿寄策画经营谋生的方法，表明他是可用之才。于是寡妇把全部金银首饰拿出来，共换得十二两金银给阿寄。阿寄拿这些钱到山中购漆，然后到街市去卖，一年后得了三倍的利润。向寡妇说：「主母不用忧愁，不久后就可致富了。」

经过二十年，家产已达几万两金银。阿寄帮助主母，先后嫁了三个女儿，娶了两个媳妇，嫁妆、聘礼都达数千两金银。又延请老师教导主母的两个儿子，然后捐纳银钱，送主母的儿子入太学读书；寡妇也成为当地的首富了。再过了不久，阿寄生重病临死，向寡妇说：「

老奴做牛做马来报答主母之恩，已到尽头了。」然后从枕中拿出二张纸，是全家的粗细帐目，他将全部平均分为两分，说：「这些留给两位小主人，若守成就可以吃穿一世了。」说完后就过世了。徐家儿孙有人怀疑阿寄可能有藏私蓄，就偷偷开启他留下的箱子，结果箱子中连半点米粒都没有。他留下的老寡妇和一个儿子，仅是破衣蔽体罢了。唉，令人感叹啊！

阿寄的事，我是听俞鸣和说的。对臣子而言，有君主给予爵禄的恩荣；对儿子而言，有父母的骨肉亲爱。虽然如此，做为官吏的人还可能**国家财物，成为大富之家；而儿子帮父亲做买卖，也可能把好的藏下来，拿粗劣的给父母，还没给父母好脸色看。而阿寄只是一个鄙陋的村夫、衰迈的老人，为了忠心的照顾寡妇，抚养孤儿，他株守一片薄产，承继破落的家业，徘徊在生死之间。他不曾学过诗礼，也没有得到恩宠的礼遇，却肯竭尽心力，振兴家业，公而忘私，直到死而后已，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啊！俞鸣和又说：「阿寄虽然已是一个老人，若看见徐家的人，即使是小孩子，也一定下拜。若骑马在半路上相遇，必定在百步外就勒住马缰等待，平时都是这样。对主母从来不敢直接注目而视，主人家的女儿虽小，若没有跟他说明，也不会和她们平起平坐。」若果真如此，则即使是乡里中知书达理之人，也比不过他的所作所为。而若是拿这种心来事奉君主、父母，就可以是尽忠尽孝了。

注释

[1]踉跄：走路歪斜不稳。

[2]畀：给与。

[3]齎：赠送。

[4]楮：纸的代称。

[5]楛：粗劣不坚固。

[6]嫠：寡妇。

[7]鎡基：一种农具。相当于今天的锄头。

[8]控勒：勒住马缰。武：半步，泛指脚步。

[9]离立：并立。

注《阿寄传》是明朝传奇小说，故事写出阿寄舍己为人的献身精神。《明史》、《浙江通志》、《严州府志》等均据以立传。《鸿书》卷三八五伦部引《耳谈》之「阿寄」，亦记此事。冯梦龙又据以演为《醒世恒言·徐老仆义愤成家》的正文本事。李渔《无声戏》第十一回 《儿孙弃骸骨奴奴仆奔丧》亦点缀其事，无名氏《万倍利》传奇，亦写此事。

作者

田汝成(1503—1557)，字叔禾，原为钱塘(今杭州)人，因与诗人蒋灼交厚，移家居馀杭方山。明嘉靖五年(1526)进士。博学工文，著述良多。所著《炎徼纪闻》、《龙凭记略》，详细记叙西南边境各兄弟民族的生活习俗。并著有《辽记》、《田叔禾集》、《武夷游咏》。罢官后，浪迹西湖，穷览湖山，又谙晓先朝遗事。在此基础上，撰成《西湖游览志》24卷、《西湖游览志馀》26卷。

　浙江，作为茶文化传播重要的地区，二十多年前便成立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浙江茶文化的介绍，一起来看看。

浙江茶文化的介绍

　浙江地处亚热带中部，东临东海，南靠武夷山，西邻皖赣，北接苏沪，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全省地形复杂，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多丘陵缓坡，土壤为酸性红黄壤。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型，冬季干燥少雨，夏季高温多雨，光照强烈，年平均温度为15~18摄氏度，日照1800~2100小时，平均降雨为1100~1900mm，适宜茶树种植成长。

　茶叶在浙江栽植最早是三国时期，葛玄先后创建了浙江天台上上首批道观，由于道教视茶为养生之“仙药”，葛玄亦钟情于茶相继在天台山主峰华顶和临海竹山开辟了“葛仙茶圃”。

　据陆羽《茶经》记载唐时浙江茶区分为浙东浙西，浙西有湖州的长兴县、安吉、武康，杭州的临安、于潜、钱塘，睦州的桐庐。浙东有越州的余姚，明州(宁波)的贸县，婺州(金华)的东阳，台州的始丰(天台)等。除了以上几个地区，另外据有关文献记载，还有温州地区的永嘉。

　在唐宋时期，浙江的名茶都是产在一些名山之中。浙江名茶与浙江名山秀水之间的关系。如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的浙江龙井茶，普陀山上的佛茶，天台山素有“佛国仙山”之称，天台山上主峰华顶峰出产华顶云舞茶，天下奇秀的的雁荡山“白云茶”等等都是与名山大川相伴的。

　随着优秀水质的发现，以及茶种植、制茶技术的提高，人们饮茶成风，这使浙江茶区在唐宋时期不断的扩大，茶叶产量也随之增加，茶叶的销售也很畅通。如唐时期，浙江的湖州成为当时茶叶市场主要集散地。到了宋代发展到了星罗棋布的状况。茶叶的繁荣又推动了浙江饮茶风俗及茶文化的发展。

　从宋代开始，茶又成为婚礼宴客的必须品，据《冬京梦华录》、《梦梁录》等书记载，士族商贾家庭在操办婚礼时候广宴宾客，其中必须备茶，古人在结婚大喜之日烹茗待客人，宾主双方既品尝到甘美鲜爽的茶味又可共叙友情，互相勉励祝福，更加增添了婚礼喜庆、祥和的气氛。

　龙井茶文化是浙江茶文化的骄傲，西湖龙井茶成了中国绿茶的代表，浙江各地以生产龙井茶为时尚，各地茶叶生产亦以龙井茶为目标，至今龙井茶的生产工艺已传播至越南等国家。西湖龙井茶成为中国绿茶中最有特色的茶品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龙井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名茶本身的物质层面，它成了中国茶的代名词。

　龙井茶在中国茶的至尊地位的形成，是浙江杭州茶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其所产生的辐射力已超越茶本身，各地来杭州观光旅游者，以到龙井问茶、虎跑品泉为幸，以到茶区观光，欣赏采茶、制茶、茶艺过程为风雅，西湖龙井茶文化已成为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成分。

浙江茶文化的历史

　浙江地区名茶迭出，许多名茶有着优美的传说、典故和趣谈，如龙井茶、鸠坑毛锋、九曲红梅等都有着优美传说，寄托了人们对亲情、爱情等美好情感的向往，而与茶有关的泉、井也纷纷被抹上了神秘色彩，如龙井和老虎刨出的“虎跑泉”等等，与乾隆皇帝有着密切关系的“十八棵御茶”和“胡公庙”等现在都已成为游览观光的好去处。“杭州双绝”之 “龙井茶叶虎跑水”，现已成为杭州一句著名民谚。

　茶叶在浙江栽植最早是三国时期，据《临海县志》引用抱扑子《园茗》记载："盖竹山有仙翁茶园，旧传葛玄植茗于此"。葛玄(164-244)，字孝先，江苏句苏人。他于赤乌元年和二年(238-239)先后创建了浙江天台上上首批道观--天台法轮院、桐柏观和福圣观，由于道教视茶为养生之"仙药"，葛玄亦钟情于茶相继在天台山主峰华顶和临海竹山开辟了"葛仙茶圃"(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志　古迹考》又据《东阳市志》记载三国吴时已产茶叶，东白山茶晋末就为人所赏识。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记载："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泉山，出上++下舛"，乌程县为湖州一带，据陆羽《茶经》记载唐时浙江茶区分为浙东浙西，浙西有湖州的长兴县、安吉、武康，杭州的临安、于潜、钱塘，睦州的桐庐。浙东有越州的余姚，明州(宁波)的贸ㄗ县，婺州(金华)的东阳，台州的始丰(天台)等。除了以上几个地区，另外据有关文献记载，还有温州地区的永嘉，《永嘉图志》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还有睦州的淳安，《严州府志》载："淳安茶旧产鸠坑者佳，唐时称贡物"。可见唐宋时期浙江的茶区已经遍及全省了。

刘宗周云：“良知之说，只说得个即心即理，即知即行，更无别法。”（《遗编》卷十一《阳明传信录》卷一，页十三下。）

梁启超云：“此与朱子即物穷理之说相较，真令人有絮领振裘之乐。”

［译文］

来信说：“道的基本含义容易明白，正如先生所说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那些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必得通过学习而后才能掌握。你现在就温凊定省谈论孝道，谁能不知晓呢？至于舜未向父禀报而娶妻，武王未葬文王而伐纣，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割股疗亲，为亲人守丧三年等等事情，在正常与变化之间、过分与不足之间，必须要讨论一个是非准则，作为解决事情的依据，然后人的心体才能不被蒙蔽，遇到事情才能不出差错。”

圣道的主要含义容易明白，这话说得对。后世的学者们往往忽略那些简单明白的道理不去遵循，反而追求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作为学问，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孟子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在拥有良知良能上，愚夫愚妇和圣人是相同的；但是只有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则不能，这就是圣人和普通人的区别。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圣人难道会不知道？只是不专门把这当做学问罢了。圣人所谓的学问，只是致其良知以精确体察心中的天理，因而才成为其区别于后世学者的关键所在。你还没有去致良知，而是念念不忘这些细节，这正是将那些准于理解的东西当作学问的弊病了。

良知与节目时变的关系，就像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样。细节、条目随时间变化是不可事先预测的，就像方圆长短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因此，规矩尺度一旦确立，那么方圆长短就能够一目了然了，而天下的方圆长短也就不可胜用了；尺度定了，长短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长短也就不可胜用了；良知确实达到了，那么细节、条目随时间的变化也就暴露无遗，天下不断变化的细节、条目就都能应付了。差之毫厘就会谬之千里，不在自己内心良知的细微处去体察，那你的所学将何以致用呢？这是不用规矩却想定立天下的方圆，不用尺度却想穷尽天下的长短。我觉得破绽百出，只会一天天徒劳而无所收获。（不能用固定的尺度定义天下所有的事物）

你说“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真正能致孝的良知的人还是很少的。如果说粗略地知晓温凊定省的礼节，就能致孝顺的良知，那么凡是知晓作为君主应当实行仁政的国君，就都能致仁义的良知；凡是知晓作为臣下应当忠诚君主的臣子，就都能致忠君的良知，那天下谁又不是能致良知的人呢？可见，“致知”的关键在于“行”，“不践行”就不能说是“致知”，这是最明白不过的。这样知行合一的概念，不是更加清楚了吗？

至于舜之不告而娶，之前哪有不告而娶的准则可作为参考，虞舜又是翻阅了什么典章，请教了什么人，才这么做的？他不过是根据自己内心的良知，权衡轻重缓急、利弊得失，不得已而为之罢了！武王之不葬而兴师，之前哪有不葬而伐的案例作为准则，周武王又是翻阅了什么典章，请教了什么人，才这么做的？他也不过是根据自己内心的良知，权衡轻重缓急、利弊得失，不得已而为之罢了！假使虞舜在心里不是真怕没有后代，武王在心中不是真的要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么他们不告诉父母就娶妻和不安葬父亲就兴师伐纣，就是天下最大的不孝不忠。后世的人不孜孜以求于致其良知，不在处理事情时精心体察天理，却在酬酢之间凭空讨论此等应变处常的事，幻想以此作为临事机变的准则，以求得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没有过失，这也太离谱了。其余几件事都可以以此类推，那么古人致良知的学问就可以明白了。

舜不告诉父母就娶妻，武王没有埋葬文王就兴师伐纣，这都是遵从自己的良知。而有些人割自己的肉来医治父母，长期守孝却是因为出于私心（当政者以孝取士）。孝在心，不在外。

如果事事要依据经典、成法来做，就是墨守成规、死搬教条。只有遵从良知，才能应变不穷。即良知就是判断是非的尺度。

人皆可为尧舜，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共同具有。只要遵从良知，真心诚意地做到，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人。

批注：

①愚夫。《中庸》第十二章云：“君子之道，费（用之大）而隐（体之微)。夫妇之①愚夫。《中庸》第十二章云：“君子之道，费（用之大）而隐（体之微）。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

②毫厘千里。参看第四条，注六。

③温凊定省。参看第三条，注一。

④舜之不告而娶。《孟子·万章篇》第五上，第二章云：”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因父母顽嚣)。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仇怨）父母。是以不告也。”，

⑤武之不葬。据《史记》卷六十一(页七下)《伯夷列传》曰：“武壬伐纣，尚未葬文王，载文王木主以行。”

⑥养志养口。《孟子·离娄篇》第四上，第十九章云：“曾子养曾皙（曾点，曾子父)，必有酒肉。将彻（搬去)，必请所与（请问与谁)。问有余，必曰：“有。 ‘（料亲意更欲与人）曾皙死，曾元（曾子之子）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不欲与人）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顺其志，以肉与人）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⑦勺小杖大杖。《孔子家语，六本篇》第十五（卷四，页五上至六上）曰：“曾子耘）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久之，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曰舜之事瞽叟，小杖则待（受之以息其怒)，大杖则逃走（身体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悉悉（兴盛）之孝。今参（曾子）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不孝孰大焉！”

⑧割股。李绂（字穆堂，一六七三至一七五O)之《割股考》（《李穆堂诗文全集，穆堂别稿》，道光辛卯[一八三一年本，卷九，页九下）云： “《魏书·孝毡  子传》，称张密至孝。为御史时，母疾。乃斋戒到股肉，和药进之。遂愈……又二王友贞传》曰：母病，医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贞剔股以进。母病愈，诏旌其门。《韩昌黎集》鄂人对云：‘鄂（陕西）有人剔股肉奉母，疾愈。’《宋史·选举志》引苏轼(一O三六至一一〇一)之言谓：’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盖自周末至唐宋，并称股。而割肱之说，从未之闻。岂古人所剔皆股肉。今人疑其不敬，始移于肱耶？”捷案：诸注皆引《宋史》苏轼语，然不指明苏语出自苏氏何处。查李氏所引《王友贞传》数语，见《新唐书》卷一九六，《旧唐书》卷一九二，《王友贞传》亦载其事。鄂人对载《韩昌黎全集》(《四部备要》本）外集卷四（页三一上）原文云：“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上俾聚士以旌其门，使勿输赋，以为后劝。”苏轼语见《宋史》（百衲本）卷一五五（页十五上）。惟张密事必有误印。《魏书》《魏志》均无《孝子传》或《张密传》。而《晋书》卷八十八，列传五十八《孝友·李密传》有庐墓事，无割股事。列传五十八《孝友》，无张密之名c《魏书》卷八十六《孝感列传》亦不及张密。《庄子·盗跖篇》介子推割股以食文公。此言忠，非言孝。东敬治引《魏书》张密事，一字不改。盖未考也。东敬治又引《纲鉴易知录》云：“青州日照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股肉食之。不愈，祷于岱岳。相誓云：‘母病愈则杀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杀其三岁子祭之。有司以闻，上怒曰：‘父子天伦至重。今贼杀其子，绝灭伦理。丞捕冶之，勿使伤坏风化。，遂逮伯儿，杖一百，谪戍南海。”三轮执斋云：“朱子考异之《昌黎外集》《黄氏日抄》《事文类聚外集》‘五月五日，下、《琅琊代醉》二十卷等论之。李退溪《自省录》亦论之。”捷案：朱子《大学或问》(页二十六下）经文“冶国平天下”项下，提割股，然未举史实。查《古今图书集成·理学篇，学行典》卷一七九至一八九，《孝悌部·名贤列传》记割股事甚：多。最早者为后汉《安吉州志》载许颐划股为羹，即瘥父恶疾，刺史奏旌其门。晋《岳州府志》载杜世寿母刘氏病笃。刭股煮粥以进，遂愈。诏旌其门曰纯孝。《新唐书》卷一九五载孝友何澄粹剔股肉进，亲疾为瘳chōu。当时号青阳孝子。同卷章，全启母病，全启割股膳母而愈。《湖州府志》载许颐父患恶疾。颐割股为羹以进。父病果差。刺史奏旌其门。《临颖县志》载朱悔尝割股奉母。母疾遂愈。诏旌其门。《怀庆府志》载刘士约割股事亲，朝廷给帛旌之。《河内县志》载王友贞剔股进母，母疾寻愈。诏旌其门。《陕西通志》载赵言母病。割股肉烹进，遂愈。勅赐物五十段，以旌孝行。《新唐书》卷一九五《孝友传》云：“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圭『股肉而进() “此风至宋而益盛。《宋史》卷四五六《孝义传》所载有刘孝忠（开宝二年太祖召见）、成象（淳化中)、庞天祐（大中祥符诏旌）、周善敏（大中祥符九年诏旌）、常晏（开宝间）、杨庆（绍兴十二年诏表其门）与陈宗。又各府县志所记划股孝行甚。有王景（淳化盛平中。《郑县志》)，艾君瑜（宝元间。《永丰县志》)、裘仲容（庆历中。《绍兴府志》）、严常孟（元祐三年。《如皋县志》）、孙逵（崇宁间郡守为请旌表。《武进县志》）、陈克已之女与妇（绍兴中。《休宁县志》）、杨文修（朱子造庐与谈。《绍兴府志》)、吴沆（淳熙县令立纯孝坊以旌之。《仙居县志》）、张道真（淳熙中郡守上其事诏旌之。《广东通志》）、王康臣（庆元二年郡守奉旨立旌孝坊。《广东通志》）、王弟儿、丘念一、王德先、何阳四（皆庆元嘉定之间，县官皆给米绢旌赐四人。《漂阳县志》）、刘兴祖（嘉定间旌表。《溧水县志》）、吴璿与两子安礼安时（嘉定三年建坊旌之。《宁波府志》）、龙海孙（嘉定十年，后县名其里为淳孝里。《资县志》)、陈氏三子（失名。景定中知县立坊表之。《严州府志》、冯骥（景定间。《富阳县志》）、谢千九（《溧水县志》)、陈某（《溧水县志》)、周伸（咸淳间受旌。《镇江府志》）、朱应孙（成淳丙寅旌表。《杭州府志》)、张季和（咸淳间郡守作诗美之。《南安府志》)、蒋定德（咸淳六年。《严州府志》)、阮与子（德祐丙子经略使赉以二帛。号所居为孝行坊。《广东通志》)、窦宝（见旌。《丹徒县志》)、陈茂祖（《杭州府志》)、梅来克（《杭州府志》）、龚婆儿（《杭州府志》)、愈大成（子廷用，孙亚佛三世割股。《杭州府宗》)、何氏子（《杭州府志》）、盛定旺次子（县令作诗揭其门。《杭州府志》）、方昌（移后官为之立祠。《宁波府志>)、伊导（《温州府志》）、陈宗（郡守表曰陈孝子墓。《温州府志》）、黄达（崇宁中表旌。《宝庆府志》 )，宁从龙（授征仕郎以旌其孝。《饶州府志》)、郑时懋（《饶州府志》）、罗伯寿（表其所居之坊曰旌孝。后赵孟頫赠以诗。《吉安府志》）、赵盂玖（有司表其门曰笃孝。《临江府志》)、江文卿（端平闸邑令以闻表其门。《新安县志》）、谢宗信（《永宁县志》）、冯巖郎（《新淦县志》)、黎士云（《新喻县志》)、王相（《夔州府志》）、陈摺（《顺庆府志》)、耿联甲（《顺庆府志》）、冯瑛（《顺庆府志》)、冯伯瑜（知县筑台旌之。《潼州府志》）。此外刺血、剜目、剔臂、剖腹、割心、刳肺、探肝、凿胸取髓，亦时有之。

⑨庐墓。《孟子·滕文公篇》第三上，第二章载：“君薨，世子五月居庐。”又第四章云：“孔子后。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每，然后归。”盖以孝事孔子也。

⑩道在迩。语见《孟子·离娄篇》第四，第十二章。

⑪语本《孟子·离娄篇上》：“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第十一章）

⑫不由。语见《孟子·告子篇》第六下，第二章。《孟子》原文“由”作“求”。

⑬参见《礼记纂言序》：“然方圆者，规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圆为规矩。故执规矩以为方圆，则方圆不可胜用。舍规矩以为方圆，而遂以方圆为之规矩，则规矩之用息矣。故规矩者，无一定之方圆，而方圆者，有一定之规矩。”(《全书》卷七）

⑭无后。《孟子·离娄篇》第四上，第二十六章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

净心斋笔录（微信公众号）

2022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