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检验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胡晓明

东汉大一统社会的崩溃，魏晋玄学思潮的兴起，给传入已久的佛教创造了重大历史机遇，佛教从此走出了传统禁锢（如汉人不得出家）状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局面。首先，佛教典籍被大量翻译并传播开来，人们对佛教教义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扭转了过去视佛教为外来神仙方术的局面；其次，出家为僧的汉人数量增加。然而，也恰在佛教迅速发展之时，中国社会对佛教的态度出现了分歧，夷夏之辨因此而起，成为困扰佛教发展的一个问题。但同时在客观上也丰富了先秦以来我国最基本的民族观，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得到了一次真正的检验和体现。为佛教与中国文化实现融合提供了思想基础。

春秋战国以来，夷夏之辨向有二说，一为种族之辨，二为文化之辨。前者被认为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观，而后者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民族观。文化夷夏之辨之所以具有开放性，是因为其对外来文化所采取的包容态度。其实，这种关于夷夏之辨包容性的议论，即认为“‘化内’和‘化外’可以互相转换”，并不适合于先秦乃至秦汉时期。因为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在佛教传入并被中国人理解之前，与周边部族文明相比，中原华夏文明在发展程度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故而才有所谓的夷夏之辨，显示出对自身文化的很大优越感：华夏与夷狄之间在文化上只能是一种单向的授受，反之，则是不可以接受的。此外还有一种包容，即夷狄如果接受了华夏礼仪文化，则夷狄也可以视为华夏，晋为中原诸夏之一员。显然，此种包容性，其实也是建立在自身文化优越感之上的。先秦乃至秦汉时期的文化之辨，虽有容纳异族的胸怀，但是对异族文化则采取排斥态度。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范围的扩大，当遇到同样优秀的文化时，中国传统的文化优越感便会面临冲击，文化夷夏之辨的主张亦将面临考验。这样的冲击和考验，首次即因为佛教的传入而来临了。历史最终证明中国没有陷入自我封闭的狭隘之中，而是经受住了考验。

在汉代，由于佛教教义不显，混迹于神仙信仰和方术之中，未在社会中引起较大的纷争，只是汉朝政府有禁汉人出家之令。但自汉末魏晋以来，越来越多的汉人知识分子选择接受佛教、信仰佛教。如汉末的牟子，即是当时南方士人中较早服膺佛教的重要代表，他在《牟子理惑论》中为了应对“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之非议，大量引用孔、老之书，以说明佛教与儒道思想不相违背。牟子之后，崇信佛教的汉族士人大批涌现。他们之中，如果不以出家之人言之，仅凭那些在家之信众，在以后的历次夷夏之争中，皆是佛教最有力的护教者。

自魏晋以来，虽然历史上历次夷夏之争皆因代表传统力量排斥佛教而发起，似乎表明当时社会对异族文化的拒斥态度。但实际上却正是通过此种斗争，以及在斗争中不断涌现出的大批护教者，反映（检验）出了社会对异族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以及借鉴、吸收其他优秀文化的宽广胸怀。夷夏之辨思想中的狭隘性日渐泯除，而开放性愈显。

当然，这种在夷夏之辨中体现出的中国社会对异族文化的包容和开放，实际上也是一种妥协和取舍的过程。妥协对于佛教来说，似乎并不困难，因为佛教自身即主张方便弘法；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妥协即意味着彻底打破了传统以来的文化优越感，这是需要勇气的。相较于妥协，取舍则体现着智慧。如佛教对于人生和世界的认识与态度，让生活在尘世中的中国士大夫们找到了另一种精神上的隐逸世界，并将其内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宋明理学正是这种内向超越的硕果之一。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编辑部）

前二者主要是修性，禅宗主要是修心。禅宗主要靠坐禅冥想和一些突破人类极限的法门来修行。它们都是为了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现在修佛的人比较少了，修禅宗的人更少

看您学佛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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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涅槃经》北凉译本40卷

楞严经，是专门讲修行法门的

涅槃经，更多的是讲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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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更清晰的理解佛法的体系

以及修行法门

　　学诚法师：佛教是什么？用最简单而本质的话语来形容，便是“生命的良药”。如果人的身体没有病痛，我们不需要去求医问药；同样地，如果人类的精神没有痛苦、心灵没有迷茫，历史的进程中没有不断重复上演的悲剧，佛教对于人类便失去了意义。释迦牟尼佛从太子的身份转而去修道证悟，其因缘正来自于四门出游时看到的老、病、死苦。正是人类普遍而难以解决的痛苦催生了佛教，从佛陀到后来历代的高僧大德，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觉悟生命的真相，以智慧的观照、无我的慈悲来超越世间的痛苦，并帮助所有人从根本上去认识和解脱痛苦。只要人类尚未到达彻底止息痛苦的那一天，佛教及其践行者就会像灯火一样代代相传。

　　生命的痛苦相状及原因既有其普遍性、共通性（佛教的四圣谛认为，人类痛苦的根源在于自我执著及由此引发的贪嗔痴烦恼，由烦恼而造业，由业力而引发更大的烦恼，如此辗转轮回），又有个体差异、民族差异、文化差异、地域差异、时代差异。本质上“一味”的佛法又会因时空因缘的变迁，在不断被传播、阐释和体证的过程中，衍生出各具文化属性和时代特征的多种样貌。比如中国佛教的三大语系、八大宗派，都是印度佛教在丰富多元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充分互动、融合与演化的结果。反过来，佛教思想又不断更新、改造和丰富着中国的本土文化，在每一次历史的转折时期，佛教都成为一些先觉者反思既有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宝库与灵感源泉。

　　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以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与本土文化相融合、被本土文化价值体系容纳的问题。从汉代黄老之学，到魏晋玄学，佛教的传译者巧妙地将佛教思想融入中国哲学的名言体系，不仅顺畅地解决了“落地生根”的问题，而且为中国思想传统输入了超越和来世的价值性向，在汉代经学儒术已不足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的时候，佛教的到来助推了思辨活跃的学术风气，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比如史称“格义”的译经手法（借用道家词汇译解佛经），不仅能够迅速适应本土文化，而且起到了令人容易生信的作用；而东晋时般若学的发达，实则与玄学盛行的思想背景有关。

　　中国佛教真正实现本土化是在唐代，其理论标志是禅宗经典《六祖坛经》的出现，而在制度方面则是由“马祖开丛林，百丈立清规”带来的丛林制度。经过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的长期教证积淀，佛教思想的主要核心理论，如般若、中观、唯识，佛教修证的一般方式，如戒定慧、闻思修，不仅更为系统完整地显示出佛教教义的本来面目，而且更加深入地内化于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之中。唐代的八宗并弘，是中国的祖师大德对于大乘佛法的创造性理解与总结，其依据不仅是对佛法理论的融会贯通，更有祖师们深厚的修证功夫和深刻的生命体验。这些宗派综合了南北朝各家学派的思想成果，提出“五时八教”、“五教十宗”、“三教三宗”、“圣净二门”等判教方法，开创了各具特色、完整系统的修学体系。比如天台宗的六即行位说，华严宗的六相十玄门，禅宗对心性的重视和体证，不仅对印度佛教是一种创造性发展，而且深深影响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思想结构，为中华文化赋予了中道圆融的世界观和以心性为本的认识论。至此，中国佛教从借助黄老、会通玄学等与主流文化的适应磨合中脱颖而出，建立起富于鲜明本土特色的宗派佛教。

　　禅宗即心即佛的当下觉悟，“不离世间觉”的修行方式，既是对印度佛教的一种提纯、简化，也是对中国平民文化的呼应和回归，以至钱穆有这样的评价：“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因其彻底的本土化，故禅宗思想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是对汉传佛教的创造性发展，而且对后来的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宋明理学即是对禅宗心性论借鉴融合的结果，道教也因此从追求长生的“外丹”转为注重内省的“内丹”。正如钱穆所说：“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国史大纲》引论）。由此可见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对于既有文化系统的拓展、深化与发明。至明末四大师（莲池、憨山、紫柏、蕅益），则更着眼于宗派融合和三教融和，致力融汇各宗思想，博采儒、释、道三教的精华，汇归一佛乘。大师们为儒道典籍作注立疏，以佛教思想贯彻其中，把儒家和道家定位为人天乘的世间善法、出世间法的基础。这些成就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佛教的整体视野，也使汉传佛教的本土化根基更为深厚。

　　综观中国佛教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会发现这样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中国佛教发展始终会尊重客观缘起，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根据时空因缘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传承创新；二是中国佛教的发展始终与国运民生、文化兴替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同时又各具独立性。这种特征使佛教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中往往成为先进性和创造性的代表，也由此而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与动力。在时代洪流中，中国佛教秉持“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精神，变的是理论阐释、修行、弘法的方式和手段，不变的则是业果、四谛、缘起性空、菩提心和菩萨行等大乘佛法的精神内涵。

　　中国佛教何以在历史演进中常变常新呢？其根本动力乃在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曰法，二曰人。这里的“法”主要指汉传佛教的大乘精神及修学体系，而“人”便是实践佛法、传持佛法、弘扬佛法的修行人。大乘佛教的精神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因此其趋向性是救世的，而非离世的，即其出世，亦是为了更好的入世、济世。只有“法”，没有“人”，三藏十二部经律论也等同字纸。只有在实践中获得验证的佛法才是真的佛法，只有展现在人生命中的佛法才是活的佛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佛教的发展之路在爱国爱教的传统与时代的变革中曲折前进。中国社会在经历了30年的政治建设与30年的经济发展之后，迎来了以文化发展为主轴的历史新契机。中国佛教在完成本土化和社会化的历史使命之后，又面临着全球化的新课题。此时，佛教如何应对历史的机遇和挑战，让走过两千多年的足迹迈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时代和社会提供新的动力源泉？这不仅是佛教界自身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华文化复兴于世界的大事因缘。

　　在全球化的时空背景下，人类既会迎来各种经济文化成果交流共享的时机，同时也会陷入各种文明弊病、时代问题互相波及、日益泛滥的困境。其中最突出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必然产生的因不同文明差异而导致的碰撞和冲突，另一个便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物质至上、科技至上主义及个人中心主义对社会秩序与人类精神产生的误导和伤害。而佛教在这两方面恰恰能够起到化解冲突、融合差异、安顿身心、和谐自他的作用，不啻为根治现代文明痼疾的一副良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人们都要面临和处理三个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这些关系不同的解读和实践就构成了不同的文化。中国的大乘佛法以其特有的不二法门来解读这些关系：以“身心不二”来解读人与自己的关系；以“自他不二”来解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依正不二”来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二”意味着和谐与统一，而不是矛盾与对立。和谐与统一带来的是稳定与发展，矛盾与对立带来的则是争端与祸乱，这也是佛教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乘佛法的缘起性空、自利利他等观念，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相互对待、相互依存、圆融平等、动态平衡的世界观，以及互利兼济、自他等视的价值观，这种从缘起的角度、从人类和世界整体性角度看问题的观念，能帮助现代人类跳出狭隘的个人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等误区，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至于物欲至上、科技迷信等现代文明偏向所带来的精神空虚、身心失衡、道德滑坡、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弊病，更需要佛教的“心”文化来对治。佛教有丰富深刻的心灵文化，无论是对内心活动过程及规律的分析，还是对人生痛苦根源的揭示，都能帮助现代人正确认识自我、看待世界。

　　中国佛教要想在世界文明交汇的大格局里日新月异，并助推传统文化的复兴，正要发扬顺应时代、自我更新的优良传统，而佛教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也正蕴含于“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辩证发展之中。在佛教自身建设方面，道风建设与人才培养是核心和关键。纯正的道风、清净的戒律、浓厚的学修氛围是佛教人才成长的良好基础，而清净和合的正法僧团则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保证。建设依律摄僧、以僧导俗、僧俗配合的组织体系，也是维护僧团学修、开展弘法利生事业的制度保障。在经典的现代诠释、修行方法和弘法方式的时代性方面，当代佛教更需要不断探索尝试，用更多的善巧方便对社会现实问题作出积极回应。

佛教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在中国的古籍里有“佛教”这个词，但是在古籍中，佛教的意思是佛陀的教诫，具体指佛经所记载的佛的言教。

佛教是佛的教化、教言，具体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一、教言，指佛教的典籍。

二、教化，佛陀教化九界众生。

三、教义，佛陀用佛法智慧教化九界众生。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出家众有弘法利生的责任，在家众需要佛的智慧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质和生命价值，同时也要有传承佛陀言教的担当。佛说众生平等，皆有佛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指从真理上讲无差别。

佛教与其他宗教的不同

其他的宗教大多数都崇重信仰，强调必须绝对的信仰神，而佛教正好相反，非常反对信仰神。佛教不否认有神的存在，认为神只不过是比人智慧高一些的众生，值得尊敬，并不一定值得信仰，应该信仰如实知见宇宙人生的一种智慧。

所以，佛教的信是一种智信。很多宗教的信，是出于人感情上的一种宗教信仰，把他自己理想的信仰对象都加在神的身上。这个神，从很大的程度上讲，是人按照自己的信仰所塑造的。佛教在这一点上，与一般的宗教，确实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