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怎么来的

图书的起源

一、汉字产生

汉字产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著决定性的作用，汉字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人发明的？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最为流行的是："仓颉"造字说。

（一）"仓颉"造字

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韩非子》、《淮南子》、《说文解字》等书中都认为仓颉创造了文字。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还有的史籍，如《论衡》中说仓颉长著四只眼睛，"仰观奎星圆曲之势，府察龟纹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文"。但是，对于一种独立发展又有相当久远历史的文字来讲，它是不可能由一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明的。在原始社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极为低下，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任何人都无法经历如此之长的过程，所以，仓颉造字之说是不可信的。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早期文字成于众人之手；而非一人独创。中国的早期文字，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有许多异体字。也就是说，同一个字有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如果是仓颉一个人发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和别人制造这么多麻烦苟子就曾经认为，古时候，创造文字的人很多，文字是众人发明的，而仓颉的名字为什么单独流传下来呢因为他做了一些整理文字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仓颌以前，文字已经产生，不过当时的文字还在初期阶段，殊体异形，没有定制，而仓颉的功劳正在于对这种形体不一的文字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工作，因此他的名字世代被人们称颂。

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这一说法，我们还可以分析出，文字记录与古代的史官关系密切。至于仓颉的活动范围，现在，在山东寿光，河南开封，河北南乐；陕西长安和白水等地都有仓颉墓、仓颉庙和仓颉造字台等遗迹。其中以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规模最大，长安县的仓颉造字台保存尚好。尽管这些古迹都是后人根据传说附会后造出来的，但是也从另一侧面说明，造字活动波及地域之广，以及人们对文字发明者的崇敬。

仓颉本人曾被人们神化。《论衡》说仓颉长四只眼睛，《淮南子》中说仓颉造字时天上下小米，夜里鬼哭泣。这种想象虽离奇荒诞，但其中却孕育著深刻的含义。人都只有两只眼睛，而仓颉却比普通人多生了一对眼睛，无怪乎他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辨鸟兽之迹，见常人之所不见，造出文字来。仓颉造因文字后，人的能力空前提商。人们利用这位比常人多一双眼睛的仓颌的发明，不仅能看到千百里之外发生的事，而且能够看到千百年前发生的事。这岂不是给世人也多添了一对神奇的眼睛吗？至于"天雨粟，鬼夜哭"，则是对文字的威力的形象化的赞歌。文字的发明，使千百万人的经验得以流传，也使那些在黑暗中活动的魑魅魍魉无所逃其形，无处隐其身。在文书上，历史上，永远记录他们的劣迹、罪恶，鬼怎能不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流泪哭泣呢因此，我们既不能将仓颉作书当作史实，也不能把它当作迷信简单地完全摒弃，而应把它看作对现实事物所作的非现实的反映。这反映了人民对发明文字的祖先的无限景仰和钦佩，也表达了对文字产生及其价值的高度评价。把发明文字的功劳归于仓颉，正像说伏羲发明畜牧，后羿发明弓箭，神农后稷发明种植，夏禹的父亲鲧发明筑城一样、并不是在他们之前没有这些活动和成果，而是后人将祖先的创造力人格化，赋于一身，这些传奇才如此神奇动人，流传不断。

(二)文字产生的基础

我们认为文字的产生，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必须有两个基础：即语言和实物。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字。文字依附于语言而存在，是记录和传播语言的工具，这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道理。

汉字和书是怎么来的

现行汉字由甲骨文之类的古文字发展来的，而古文字源于象形图画；最早的汉字书籍应该是战国竹简，汉代才有纸质书。

我想知道，一本书的定价是怎么来的，比如一本第六版新华字典，他的成本大概是多少，为什么那么贵

出版社定价，向物价局申报，批准后，就按照批准的价格发行售卖。

书籍的来历是什么？怎么来的？

词语：书籍——即印刷装订成册的图书和文字

书籍在狭义上的理解是带有文字和图像的纸张的 。广义的书则是一切传播信息的媒体。不过有些人认为图书一词是“河图”与“洛书”的简称。

图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原指典籍。图书包括书籍、画册、等出版物。书籍是用文字、图画和其他符号, 在一定材料上记录各种知识，清楚地表达思想，并且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为传播各种知识和思想，积累人类文化的重要工具。它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书写方式、所使用的材料和装帧形式，以及形态方面，也在不断变化与变更。

书籍的起源和发展 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 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 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 (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 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目前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活字印刷术在世界上最早产生，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 并为印刷技术穿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 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一本书是怎样产生的

1 斩竹漂塘

斩竹嫩竹, 放入池塘，裁泡一百日以上，利用天然微生物分解并洗去竹子之青皮。

2 煮徨足火

将以上所得之竹子，放入＂徨″桶内与石灰一道蒸煮八日八夜。

3 舂 臼

取出上述处理之竹子， 放入石臼，以石碓叩打直至竹子被打烂，形同泥面。

4 荡料入帘

将被打烂之竹料倒入水槽内，并以竹帘在水中荡料，竹料成为薄层附于竹帘上面，其余之水则由竹帘之四边流下槽内。

5 覆帘压纸

然后将帘反复过去，使溼纸落于板上，即成张纸。如此，重复荡料与覆帘步骤，使一张张的溼纸叠积上千张，然后上头加木板重压挤去大部分的水。

6 透火焙干

将溼纸逐张扬起，并加以焙干。焙纸的设备是以土砖砌成夹巷，巷中生火，土砖温度上升之后，溼纸逐张贴上焙干。干燥后，揭起即得成纸。

7书写文字

在纸上写出文字

8装订成册

将一张张写满字的纸缝起来。装订成一本册子

书店里的书是从哪里来的

一般都是从出版社里进来的而下游的书是从那些黑印刷厂进的所以便宜

基准书是怎么来的

这是日本、韩国的企业常用的说法，相对应是我们国内的说法是检验标准、检验指导书、检验规范……主要是确定产品的检验项目、方法、频率、标准要求、检测器具、抽样方案等列出来

书本是怎样来的

关于书本是怎样来的：

(一)“河图洛书”的传说

关于我国图书的产生，还有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即“河图洛书”中国最早的古籍《尚书》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有人进一步解释说：“伏羲统治夫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封，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河图》、《洛书》，是由一系列的神秘符号所组成的数字方阵。它们是经过周、秦、汉几代儒生方士们之手加工后的形态，其原始面貌已无法知晓了。有人认为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所画的立体的天象图(《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一九 第六期)；还有人认为它是由自然界的耽然痕迹——龟甲发展而成的抽象符号，是中国第一部图书(《大学图书馆通讯》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并认为《河图》与《洛书》在中华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华夏文化的源泉也可以说就是“河洛文化”，而《河图》《洛书》)则是河洛文化的初基。它所建立的辩证思维的模式，对后世的思想、哲学、文学和科学都有重要的影响。孔子曾说过：“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

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历史，但它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为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在文字发明以前，就先有了图画和一些简单的符号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我国文明的最早发生之地是在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地区。

(二)图书产生的时代

有了文字，就有了创造书籍的基本条件。当然并非从有文字开始就有了书籍。人们最初利用文字，不过是用来弥补生活劳动中语言的不足，促进思想感情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藉以唤起共同的行动。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各式各样的材料上，藉以记录经验，阐述思想，并使之传播久远的时候，书籍便开始出现了。

我国书籍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很难作出校准确的结论。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夏朝的文字和文献实物，根据其它文献判断分析，很可能就是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其论据有七条：1．《史记》和《竹书纪年》都载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尽管两者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说明两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献记录为依据的。而且，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据卜辞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证出《史记》中的《三代世表》是“信史”，因为夏代诸王与商先王刚好是同时代的人，都在距今四千年左右。2、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多士》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武王灭商后，周公对殷商贵族的训话，大意是：你们殷的先人，在推翻夏朝时，已有典籍，记载了这段史实。3．殷墟甲骨文是较为系统成熟的文字、其数量、规模及完备程度说明它已经不是早期原始文字，一定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特别是一九八三年又在西安西郊的一个原始社会遗址，发掘出一批更早的甲骨文，时间是四千五百至五千年前。这批甲骨文字体细若蚊足，字形清晰，刚劲有力，结构严谨，更新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据考证，这批早期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早一千二百年，比夏朝还要早五百年以上。4．夏代，人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总结并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以十二个月为一年，有大小月之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还懂得了十九年置七个闰年。夏代的历法称“夏历”和“夏小正”，夏历以寅月为岁首。春秋时，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5．在《竹书纪年》和《世本》等古书中，有“夏发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等记载，这也是世界上关于地震和陨石雨的最早文字记录，可作为夏代有文献记录的

世界读书日是怎么来的？

“世界读书日”全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译“世界图书日”，最初的创意来功于国际出版商协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1972年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汉字和书是怎么来的 15分

汉字的来源很多，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 古书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 以我之见，成系统的文字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创造，而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只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你说的象形、指事等等，只是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写的对于汉字形体构成的归纳，即是所谓的“六书”。

中国文字已有五千年历史，但是早期的文字，已不可得见，今传最早的文字是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简称甲文)。

所谓甲骨文，就是刻或写在龟甲及牛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另外在地下出土了很多商周时代的铜器，上面铸有很多铭文，称为钟鼎文(简称金文)。这两种文字，因为是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文字，所以又称为「古文」。

周宣王太史籀曾做籀文(又称大篆) ，一部份籀文形体还可以在说文解字中看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李斯奏同文字，于是小篆通行，说文解字一书，就是以说解小篆为根本。

汉朝以后，文字渐趋约易，隶书变成汉代通行的文字。

魏晋以后，字体变为楷书，楷书书写容易，通行后就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一直沿用至今。楷书通行同时，为了书写的便利，也出现行书及草书，这些都是楷书的变体

陶文

汉字的远祖。 在中国的史前期以及有史早期，汉字产生前，最像是文字的符号就是陶文。陶文已经出土的资料很多，但它不像甲骨文那样有成文的篇幅，只有单个的符号。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晚期，现在已出土的陶文以半坡陶文为最早，大约自公元前4800——4300年之间。此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也都有陶文。陶文多半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和黑色倒三角纹上，极少数刻在陶盆外壁和陶钵底部，一般器物上只有一个陶文。对这些陶文的性质，学界看法不一。裘锡圭认为是“记号”，郭沫若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而于省吾等学者则认为已属文字范畴。唐立庵（兰）先生在谈到大汶口文化陶文时说，这“是现行文字的远祖，它们已经有5500年左右的历史了”。破解陶文很困难，至今也只有几个字能猜测它相当于后代的某字。不过，陶文与汉字有渊源关系，应该是肯定的。

甲骨文

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是中国真正的文字。

甲骨文，是商代（公元前1400）的文字。这些文字因为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故名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划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内容，除极少数属于记事外，大部分是属于当时王公问卜的记载，故又称"卜辞"或"占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县(原是殷代故都)，所以又称为"殷墟文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金文

古代把铜称为金，所以人们把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青铜最早出现在商周,形成我国历史上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器大致可分为十余类,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兵器、车马器及各种工具等。

西周中期起，青铜器中出现了大小相次的编钟，它是祭祀和宴食的主要礼器。青铜器中的鼎多用作煮牲畜祭天敬祖的祭祀用器，后来钟鼎还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由于钟与鼎是青铜器中重要的礼器，所以金文又称钟鼎文。

金文是重要的历史资料铭文的书法艺术与青铜器的造型艺术是一个整体，正是金文线条章法的书法艺术与瑰丽的造型装饰艺术相辉映，使青铜器成为美的化身。

商代中期起青铜器开始加铸铭文，商代后期到西周前期，青铜器变得厚重，制作日趋精美。常以云雷纹为底，衬托饕餮纹和夔纹，给人一种深沉神密、狰狞威严的气氛。

　　宋濂（1310—1381），明朝开国元勋，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谥号文宪。潜溪（今浙江义乌）人，汉族。元末明初文学家。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著作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送东阳马生序》 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 提举，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宋濂其人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

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简策指在竹片和木板上书写文章，编连成册的书籍。盛行于春秋到东汉末年，在纸张发明并推广普及以后，大约在公元 4世纪的东晋时期，简策才基本绝迹。

扩展资料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

书籍的功能和作用

从书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我们了解，书籍逐渐的发展到轻便、历久，易于记载、复制文字和图画的材料上，通过不断完善的技术方法，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流传和保存信息，具有宣告、阐述、贮存与传播思想文化的功能。

书籍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跨入20世纪，书籍已成为传播知识、科学技术和保存文化的主要工具之一。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传播知识信息手段，除了书籍、报刊外，其他工具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

但书籍的作用，是其他传播工具或手段所不能代替的。在当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书籍仍然是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传播工具。

-书籍

　《竹书》云：齐襄公灭纪迁纪。《史记·齐太公世家》正义　　案：《齐太公世家》正义一条，见日本古钞本所存正义佚文(《史记会注考证》卷三页一四)，《存真》、《辑校》未及见，《订补》失收。

　《春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与《竹书》同。《存真》、《辑校》列于晋武公二十三年。

　[一七](《竹书》)：齐人歼于遂。《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

　《竹书纪年》：齐人歼于遂。《新唐书·刘贶传》

　案：《春秋·庄公十七年》：‘秋，齐人歼于遂。’与《纪年》同。《存真》、《辑校》列于晋武公三十九年。

　[一八]《汲冢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汉书·地理志》注

　《汲郡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水经·汾水注》

　《汲郡古文》：晋武公灭郇，以赐大夫原(点)[黯]，是为郇叔。《文选·北征赋》 注

　案：《订补》所引《路史·后纪》卷九注，见本书附录。《存真》列此于晋武公九年，云：‘此未详何年事，姑附于此。’现据《辑校》列于三十九年。

　[一九]《纪年》：晋献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为蜮射人。《开元占经》卷一二0

　《书纪年》曰：晋献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多取玉焉，玉化为蜮射人。《太平御览》卷九五0虫豸部

　《纪年》云：晋献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取玉焉，玉化为蜮以射人也。《太平广记》卷四七三昆虫部引《感应经》所引

　案：《辑校》、《订补》所据为鲍刻《御览》，脱‘春’字，影宋本有。《广记》所引，原注‘出《感应经》’。《宋史·艺文志》着录有李淳风《感应经》三卷，当即其书。书今佚，《广记》尚略有征引，皆钞录古籍，《纪年》此条即所录古籍之一。

　干宝《搜神记》卷六云：‘晋献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多[脱]，化为蜮射人。’原注‘脱’字，示有脱文，据《御览》当为‘取玉焉玉’四字。干宝曾据《纪年》体例以修《晋纪》，见《史通·申左》，本条当即钞自《纪年》。

　[二0](《纪年》)：卫懿公及赤翟战于洞泽。 《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案：《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即此事。《后序》云：‘疑“洞”当为“泂”，即《左传》所谓荧泽也。’‘泂’、‘荧’音同，是。《存真》、《辑校》列于晋献公十七年。

　[二一](《竹书》)：郑弃其师。《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

　(《竹书纪年》)：郑弃其师。《新唐书·刘贶传》

　案：《史通·惑经》亦引‘郑弃其师’，云：‘出《琐语·晋春秋》’，是此既见《纪年》，又见《琐语》。《春秋·闵公二年》：‘郑弃其师’，与《纪年》同。《存真》、《辑校》列于晋献公十七年。

　[二二]《竹书纪年》曰：晋献公十有九年，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虢公丑奔卫。献公命瑕父、吕甥邑于虢都。《水经·河水注》

　(《纪年》)：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案：《存真》、《辑校》所引《路史·国名纪》己注，见本书附录。

　《春秋·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左氏》‘下阳’，《公羊》、《谷梁》皆作‘夏阳’。《存真》列‘虢公丑奔卫’以下于晋献公二十二年，当据《左传·僖公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辑校》并列入十九年。现从《辑校》。

　[二三](《纪年》)：重耳出奔。《史通·惑经》

　案：《史通·惑经》：‘且案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晋春秋》即《琐语·晋春秋》，是《纪年》、《琐语》二书皆载此事。　　左传·僖公四年》：‘重耳奔蒲。’《存真》、《辑校》据此列于晋献公二十一年。

D

文献古籍属于史书典籍,它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之一,所以①正确。文字是文化的基本载体,特别是汉字在书写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②属于知识性错误。古籍记载了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历史、思想、文化价值,以及经济价值,③正确。古籍承载着文化传承的功能,保护古籍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利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④正确,故选D项。

杜预(222-284)，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晋儒家学者，经学家。

　　杜预是司马懿女婿。西晋建立后，曾任河南尹，后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以平定孙吴政权，完成统一大业有功，封为当阳侯。多谋略，明于兴废之道，时人称之为"杜武库"。

　　杜预博学多通，颇能锐意典籍研究，自谓有"《左传》癖"。他"大观群典，谓《公羊》，诡辩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对于先儒注释不满，认为未能穷究左丘明意旨。郑玄、服虔、马融、贾逵、郑众等，大多注重《春秋》"三传"比较研究，杂取《公羊》与《毂梁》之义阐释《左传》，被杜预批评是"横以二传乱之"。《左传》原本独立成书，与《公羊传》、《毂梁传》问答式的体裁异趣。杜预专取《左氏传》来阐释孔子《春秋》经，"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三国志·魏志，杜畿传》裴注)。

　　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特点．，在于专以《左传》来注解《春秋》。自西汉至西晋初，《左传》一直独立流传，与《春秋》经是分开的两部书。杜预始将"经"文与"传"文合编，以"传"释"经"，故称《经传集解》。这样做也有缺陷。《左氏春秋》原是史书，并非专为阐发《春秋》经义而撰写的"传"，合二为一，显得勉强，甚至两书编年时间的长短也不同，难以浑然一体。在训诂知识方面，杜预也比不上汉代古文经学家。因此，清代学者批评杜预著作疏于训诂、曲解典章名物、昧于古历天算，以及望文生义的弊病。尽管如此，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杜预著作还算是上乘的作品。至于清代学者指责杜预妄自篡改经典，附加给《左传》五十"凡例"，那是推测之词，其实，远在战国末，《左氏春秋》已被解经者加上"凡例"。

　　东晋初年，《左传》杜预注与服虔注并立于学官，各置博士员。南北朝时期，南方传习杜注和服注的学者，每每互相揭短，有人贬杜而褒服，有人作《申杜难服》以答之。由于杜注晚出而异古，颇能迎合江左祟尚新风的趋势，所以杜注比服注略盛。北方流行的则是服注，继承了汉末以来的《左传》之学。(参见《魏书·儒林传》)这一时期，《春秋》三传均设博士，通而讲习，《左传》虽以服虔注为主，但杜注也颇为人传习。及至隋朝，杜注盛行，服注渐渐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