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渊如，阳湖县(今常州市区）人。生于观子巷(今和平南路)，后迁居双桂坊。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殿试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1794)再升刑部郎中。后任道台、署理按察使等职，清廉有政声。嘉庆十六年(1811)，他在任代山东布政使时称病请假回乡。3年后他客居扬州，参与校刊《全唐文》。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主持南京钟山书院。先后主讲泰州安定书院、绍兴书院、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乐育英才。嘉庆二十三年(1818)，他66岁时病逝。生平钻研经史文学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精于金石碑版,工篆隶书，尤精校勘，辑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堪称善本。他勤于著述，积30多年之功，集古今各经学家成就，刊成《尚书古今文注疏》，标志清代古文经学达到高峰，孙星衍因此成为乾嘉学派（古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他还著有《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孙氏家藏书目录内外篇》、《芳茂山人诗录》等多种文集。

生平

少年时与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以文学见长，袁枚称他为“天下奇才”。于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皆通其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乾隆六十年(1795年)授山东兖沂曹济道，次年补山东督粮道。嘉庆十二年(1807年)任山东布政使。博极群书，勤于著述。阮元曾聘他为“诂精经舍”教习及主讲钟山书院，以学术渊博称。性嗜聚书，闻人藏有善、秘本，借抄无虚日。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书画，无不考其源委。旋与女诗人王采薇（玉瑛）结婚，夫唱妇和，伉俪殊为情深。

藏书

博极群书，勤于著述。阮元曾聘他为“诂经精舍”教习，主讲钟山书院，以学术渊博称。性嗜聚书，闻人藏有善、秘本，借抄无虚日。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书画，无不考其源委。家有藏书楼“平津馆”、“问字堂”、“孙氏祠堂”、“廉石居”等，贮书极富，以校勘精审见称。编撰有《孙氏家藏书目》，分外编3卷、内编4卷。《廉石居藏书记》1卷、《平津馆鉴藏书籍记》3卷，续编1卷，补遗1卷。嘉庆五年（1800），刊行《孙氏词堂书目》7卷。金石学代表作《寰宇访碑录》12卷，嘉庆七年成书。为收录石刻种类较多的一部石刻文献目录。全书依时代著录，周秦至元代石刻8 000余种，每件石刻注明撰人、书人、书体。编辑和刊刻文献甚多，嘉庆中刻有《岱南阁丛书》16种128卷，主要收集自著诗文集和校订的《古文尚书》、《孙子》和地理、刑律方面的古籍。《平津馆丛书》10集32种，主要为辑校的诸子、医学、历史等方面的古籍，选择精严，校勘精审。藏书印有“东方廉使”、“东鲁观察使者”、“伯渊”、“孙氏祠藏”、“孙忠愍侯祠堂藏书”、“都官”、“星衍私印”、“芳茂山人”、“五松书屋”、“太史之章”、“青溪寓公”、“绿衣执法大夫印”、“丁未对策上第”、“东方都漕使者”等。著述宏富，有《尚书近古文注疏》、《周易集解》、《考注春秋别典》、《尔雅广雅训诂韵编》、《晏子春秋音义》、《金石萃编》、《史记天官书考证》、《明堂考》、《续古文苑》、《平津馆文稿》、《芳茂山人诗录》、《仓颉篇》等。

家有藏书楼“平津馆”，贮书极富，以校勘精审见称．编撰有《孙氏家藏书目》，分外编3卷、内编4卷。《廉石居藏书记》1卷、《平津馆鉴藏书籍记》3卷，续编1卷，补遗1卷。嘉庆五年(1800年)，刊行《祠堂书目》。辑刊文献甚多，嘉庆中刻有《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主要收集自著诗文集和校订的《古文尚书》、《孙子》和地理，刑律方面的古籍。《平津馆丛书》10集32种，主要为辑校的诸子、医学、历史等方面的古籍，选择精严，校勘精审。著述宏富，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寰宇访碑录》、《周易集解》、《考注春秋别典》、《尔雅广雅训诂韵编》、《晏子春秋音义》、《金石萃编》、《史记天官书考证》、《建立伏博士始末》、《明堂考》、《续古文苑》、《平津馆文稿》、《芳茂山人诗录》、《仓颉篇》、《神农本草经》等。

人物故居

孙慎行、孙星衍故居位于常州市双桂坊59号。

在双桂坊现代建筑的围裹中，路南侧邻公园路的那组占地近900平方米的明清民居宅院虽然显得 两孙故居明式船厅低矮、衰迈,但它却厚重不容小觑。因为它曾拥有过两位历史文化名人：明末著名东林党人孙慎行及他的族七世孙、清代中期被誉为“天下奇才”的孙星衍。

孙慎行、孙星衍故居坐南朝北，原占地面积较大。由孙慎行在做官期间所建，系私人住宅遗址。慎行服官期间曾数次请假里居于此。故居北临双桂坊，东、西、南三面均为住宅区。到清代乾隆年间其族七世孙、著名学者孙星衍又继承此宅，继续居住。5间花厅等建筑于清代后期毁后重建，房地产由孙氏子孙世代继承并居住。后故居部分房屋被后裔卖掉，余下的最后由孙养渊继承时，故居呈倒置瓦刀形，入门为长通道备弄(似刀柄)，备弄尽头为长方形建筑布局，东首为明式船厅,其西有天井,天井北建有清式花厅5间，花厅左右空地堆黄石假山及花圃等。20世纪80年代兴建广南大厦时，两孙故居长条形备弄被拆除，保留故居房屋、天井等。由常州市政协大楼与广南大厦间通道通向广南大厦后故居。明式船厅遗存雕花月梁及明代木隔窗，乃明代所建原屋。据孙氏后裔孙养渊透露传家秘闻：船厅地下埋有其祖先孙慎行棺木。并出示其家珍藏的孙慎行手书《栀子花记》真迹。清式花厅5间面阔197米、进深5檩89米，前廊后轩，硬山式砖木结构。1987年12月，市人民 公布其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孙慎行、孙星衍故居被原地修复。

《清史稿》记载

孙星衍，字渊如，阳湖人。少与同里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文学相齐。袁枚品其诗，曰“天下奇才”，与订忘年交。星衍雅不欲以诗名，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必通其义。乾隆五十二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五十四年，散馆，试《厉志赋》，用《史记》“CC如畏”，大学士和|疑为别字，置三等改部。故事，一甲进士改部，或奏请留馆，又编修改官可得员外，前此吴文焕有成案。|示意欲使往见，星衍不肯屈节，曰：“主事终擢员外，何汲汲求人为？”自是编修改主事遂为成例。

官刑部，为法宽恕，大学士阿桂、尚书胡季堂悉器重之。有疑狱，辄令依古义平议，所 全活甚众。退直之暇，辄理旧业。升郎中。六十年，授山东兖沂曹济道。

嘉庆元年七月，曹南水漫滩溃，决单县地，星衍与按察使康基田鸠工集夫，五日夜，从上游筑堤遏御之，不果决。基田谓此役省国家数百万帑金也。寻权按察使，凡七阅月， 数十百条，活死罪诬服者十馀狱。潍县有武人犯法，贿和|门，嘱大吏。星衍访捕鞫之，械和门来者於衢。及回本任，值曹工漫溢，星衍以无工处所得疏防咎，特旨予留任。曹工分治引河三道，星衍治中段。毕工，较济东道、登莱道上下段省三十馀万。先是河工分赔之员或得羡馀，谓之扣费，星衍不取，悉以给引河工费。时曹工尚未合，河督、巡抚亟奏合龙，移星衍任，寻又奏称合而复开。开则分赔两次坝工银九万两，当半属后任，而司事者并以归星衍。星衍亦任之，曰：“吾既兼河务，不能不为人受过也。”

四年，丁母忧归，浙抚阮元聘主诂经精舍。星衍课诸生以经史疑义及小学、天部、地理、算学、词章，不十年，舍中士皆以撰述名家。服阕入都，仍发山东，十年，补督粮道。十二年，权布政使。值侍郎广兴在省，按章供张烦扰，星衍不肯妄支。后广以贿败，豫、东两省多以支库获罪，星衍不与焉。十六年，引疾归。

星衍博极群书，勤於著述。又好聚书，闻人家藏有善本，借钞无虚日。金石文字，靡不考其原委。尝病《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乱，官刑部时，即集《古文尚书马郑注》十卷、《逸文》二卷。归田后，又为《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其序例云：“《尚书》古注散佚，今刺取书传升为注者五家三科之说：一，司马迁从孔氏安国问故，是古文说；一，《书》《大传》伏生所传欧阳高、大夏侯胜、小夏侯建，是今文说；一，马氏融、郑氏康成虽有异同，多本卫氏宏、贾氏逵，是孔壁古文说：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诸子所引古书说及《纬书》、《白虎通》等，汉、魏诸儒今文说、许氏《说文》所载孔壁古文，注中存其异文、异字，其说则附疏中。”其意在网罗放失旧闻，故录汉、魏人佚说为多，又兼采近代王鸣盛、江声、段玉裁诸人书说。惟不取赵宋以来诸人注，以其时文籍散亡，较今代无异闻，又无师传，恐滋臆说也。凡积二十二年而后成。

其他撰辑，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传校正》三卷，《明堂考》三卷，《考注春秋别典》十五卷，《尔雅广雅诂训韵编》五卷，《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一卷，《孔子集语》十七卷，《晏子春秋音义》二卷，《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建立伏博士始末》二卷，《寰宇访碑录》十二卷，《金石萃编》二十卷，《续古文苑》二十卷，《诗文集》二十五卷。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六。星衍晚年所著书，多付文登毕亨、嘉兴李贻德为卒其业。

生平简介

王鸣盛，字凤喈， 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号西b，嘉定镇人（今上海市人）。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

康熙六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1722年7月4日）生，幼奇慧，四五岁日识数百字，县令冯咏以神童目之。年十七，补诸生。岁种试屡获前列，乡试中副榜，才名藉甚。苏抚陈大受取入 书院肄业，东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吴门，与王昶德甫、吴泰来企晋、赵文哲损之诸人唱和；沈尚书归愚以为不下“嘉靖七子”。又与惠松岩讲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服膺《尚书》，探索久之，乃信东晋之古文固伪，而马、郑所注，实孔壁之古文也；东晋所献之《太誓》固伪，而唐儒所斥为伪太誓者实非伪也；古文之真伪辨，而《尚书》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从得力矣。

乾隆十二年（1747），26岁时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乾隆十九年（1754），33岁时参加会试，中式；殿试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投翰林院编修。掌院事蒋文恪公溥重其学，延为上客。后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二十四年（1759），38岁即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久出为福建乡试主考官，途中与一女子相识、纳为小妾，被御史罗典借题发挥，左迁光禄寺卿。

乾隆二十八年（1763），42岁时以老母去世，从此休官不做，安家于苏州。家居者三十年，闭户读书，从事著述，以汉学考证法治史，与惠栋、 研究经学。

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蛾术篇》百卷，其目有十：曰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访王深宁、顾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加博赡。古文纡徐敦厚，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学。诗早岁宗仰“盛唐”，独爱李义山，吟咏甚富，集凡四十卷。

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68岁时，两目忽瞽，阅两岁，得吴兴医针之而愈，著书如常时，嘉庆二年十二月二日（1798年1月18日）去世，得年七十六。

主要著作

王鸣盛著述宏富。他用汉学考证方法研究历史，历时20多年，撰写《十七史商榷》共100卷。将上自《史记》，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考证，分清异同，互作补充，又参阅其他历史名著纠正谬误。对其中的地理、职官、典章制度均详为阐述，为清代史学名著之一。

所著《尚书后案》30卷及《后辨》1卷，专重东汉经学家郑玄之说，此书亦为继承汉代经学传统的重要著作。

晚年仿顾炎武《日知录》著《蛾术篇》100卷，对我国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地理、碑刻等均有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蛾术篇》原稿约百卷，王氏生前尚未有定稿，据姚承绪承《蛾术编跋》至道光中谋刻，有钞本九十五卷，而实刻八十二卷，其《凡例》曰《说刻》十卷，详载历代金石，已见王昶《金石萃编》，无庸赘述（实则《萃编》并未全收）；《说系》三卷，备列先世旧闻，宜入王氏《家谱》。故所刻之本为八十二卷。分别为《说录》一四卷、《说字》二二卷、《说地》一四卷、《说人》一0卷、《说物》二卷、《说制》一二卷、《说集》六卷、《说通》二卷。为王氏平时论学之作之汇编。由迮鹤寿参校，校刻时核对原文，为注出处，出言过分者则稍圆其说，迮氏所注亦存书中。存世有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即此本）、《续四库全书》本等。

另有《续宋文鉴》80卷，《周礼军赋说》6卷。

史学思想

王鸣盛强调“求实”，以考证“典制之实”和“事迹之实”为治史宗旨。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每当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宗旨对前代的书籍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固然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人为的舛

误，出现古代史籍被歪曲和篡改的积弊。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

王鸣盛考史特点是首先对一部正史作总体评价，然后考证各种具体问题，最后论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史书。例如考证《汉书》，开端以“《汉书》叙例”、“《史》《汉》烦简”诸条作整体概括，关于《汉书》文字和历史事实的考订，末尾附带考证《汉纪》。再如考证两《唐书》，开端以“宋欧修书不同时”、“二书不分优劣”诸条作整体概括，以下考证新、旧《唐书》书法和历史事实，结尾附带考证《唐史论断》、《唐鉴》等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相比，成就突出表现在史书文字的考订、历史事迹的考订和地理、职官等典章制度的考订方面，为清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贡献。

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的动机，表现出史家深刻的理性意识。他本着自任其劳、后学受益的理性精神，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历史考证。他阐明撰写此书目的在于“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这种甘做后人阶梯的意识驱使王鸣盛不辞辛劳，知难而进，无怨无悔地投入历史考证事业，取得了丰硕的考史成果，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能够发千载之覆。例如他考证《新唐书》对《旧唐书·崔传》删削失实，同时指出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因不明唐代制度而致误。距离唐代时间较近的吴缜没能解决的问题，反而由千余年后的王鸣盛解决，恐怕不尽关乎个人能力问题，主要是有没有甘愿辛劳、嘉惠后学的意识。这种理性精神值得后人景仰。

王鸣盛史学的 理性 意识

王鸣盛史学的理性意识，在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一书得到反映。王鸣盛把考证清楚历史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史家治史鹄的，反对史家主观褒贬予夺和驰骋议论。他说：“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把记载和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治史宗旨和考史原则提出来，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历代治乱兴衰正是通过典章制度反映出来，史家略去典制不载，后人就无法考察前代社会的利弊得失，史学也就失去了借鉴和经世的作用。《十七史商榷》一书的性质就是考察历代正史记载是否据事直书，把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记事失实恢复真相。王鸣盛这种注重考证而慎言褒贬的态度，表现出治史尊重客观事实的理性精神。《十七史商榷》中的“项氏谬计四”、“刘藉项噬项”、“陈平邪说”、“范睢倾白起杀之”等条，也议论历史人物和褒贬历代史迹，但褒贬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议论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并非空洞抽象地议论褒贬，与不顾客观事实而驰骋议论性质完全不同。这种历史评论的实质表现为尊重史实和客观评价的辩证统一，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王鸣盛把主要精力用于校注古籍、考证史事，正是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总结时期的社会需要。他在治史实践中认识到：“古书传抄镂刻，脱误既多，又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卷四二《黎斐》）倘若不先考证清楚史书舛误，而依据错误的史实著书，肯定没有学术价值。王鸣盛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古代史籍全面考误订疑，而不是忙于著述。他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他主张把考误订疑和立意著书合二为一，对撰写《十七史商榷》一书具有辩证认识：“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认为只有史实正确、内容征实的考史之作才是著作，而那些离开历史事实主观驰骋议论、褒贬予夺之作不是史书。王鸣盛的这种著书意识在乾嘉史家中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清代史家的著述价值观。

王鸣盛治史注重考辨史书记载真伪

王鸣盛治史，以“期于能得其实”为依归，故特重方法论的训练。积一生之治学经验，他总结出了一整套如何读书、如何校书、如何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方法。其中，以通晓目录之学为前提的读书、由此而打下广博的知识基础，乃是以“得其实”为依归的史学研究的必要准备；但在古书未经校勘、语多讹夺的情况下，读书又须与校书相结合，二者互为前提；由校书而展开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工作，读书、校书与辨伪又相互依存而密不可分。似乎可以说，他的读书法即校书法，校书法即辨伪法，一切都围绕着“期于能得其实”这一史学宗旨而展开。

王鸣盛如何校书？《十七史商榷序》说“余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w驳，以成是书，故曰商榷也。”在王鸣盛这里，所谓“校书”并不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文字勘误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包括史实考证在内、以据实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的科学研究的工作。他之所以把他的史学着作题名为《十七史商榷》，主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在史实的真伪方面与以往的史书、特别是官修的正史“商榷”一番。校勘的过程即是认认真真地读书的过程：“既校既读，亦随校随读，购借善本，再三雠勘。”至于考辨史书记载的真伪，则需借助于正史以外的多重证据。

在王鸣盛搜集的各种史料中，约分两类：一类是文献记载，包括野史笔记、方志谱牒、诸子百家、诗文别集、佛道典籍等等；另一类是文物资料，包括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他认为这两类材料可以互相检照、互相印证，并且实际运用这两类材料进行“参伍错综，比物连类”的史学研究。这一方法，也就是后来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王鸣盛治史强调“金石之有关史学”

他认为古代的金石铭文资料，既可补充史书记载之阙，亦可纠正历史记载之讹。二者对于据实恢复历史的真相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利用金石资料补充史书记载之阙方面，他的发现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尤为重大。例如，《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记载杨国忠与李林甫互相勾结陷害名将王忠嗣之事，但这件事却与后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非同寻常的关联。“史有所漏，赖碑得见”。王鸣盛乃依据元载撰写的《王忠嗣神道碑》补充了这一被遗漏了的重要史实，说明了王忠嗣遭受陷害的经过，从而为全面解说安史之乱何以发生、唐王朝何以由盛而衰提供了又一不可忽视的证据。诚如王鸣盛所云：“忠嗣在唐名将中当居第一等，其老谋成算，体国惠民，尤不易得。横遭冤诬，身颓业衰。使忠嗣得竟其用，不但二边无扰，亦无禄山之难矣。唐人自坏长城，乃天下之大不幸也。”至于凭借金石资料以纠正历史记载之讹，王鸣盛亦多有发现。如依据《李良臣碑》《李光进碑》和《李光颜碑》的拓本，纠正了《旧唐书》误把李良臣在平息安史之乱中的战功附会为其子李光进的战功的错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鸣盛治史重视野史笔记

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赵翼一样，王鸣盛也认为历代所谓《实录》有“为尊者讳”的弊病，转而重视野史笔记的史料价值。赵翼根据野史笔记中的真实可信的史料来订正历代官修史书的作伪失实之处，提出了“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的论断。王鸣盛的观点亦与此相似，认为“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这里所说的“小说”，即是指民间的野史笔记；而“实录”，则是由朝廷的史官所记载、作为官修正史之依据的历朝官方史料。王鸣盛认为，“实录中必多虚美”，例如五代诸实录“多系五代人所修，粉饰附会必多”，“盖五代诸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而野史笔记中则多有真实可信者。所以他颇为公允地指出：“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这种以野史与正史相互参订以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也是合乎近代科学精神之要求的。

王鸣盛学术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在经学研究方面，他有所谓“求古即所以求是”、“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 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之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吴派朴学的局限性的表现。然而，王鸣盛毕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所提倡的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实证方法，以及他的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贡献影响

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校勘方法全面，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藏书之家

性俭素，无玩好声色之嗜，唯左图右史，宋椠元刻明本亦多有收藏，黄丕烈、莫伯骥、丁丙、罗振常等藏家的书目中亦有其旧藏著录。研究《尚书》30余年，撰有《尚书后案》30余卷。著《十七史商榷》百卷，为史学经典名著之一。对金石、目录之学亦有研究。藏书丰富，多为治史所用，广泛搜集野史笔记，百家小说，碑帖鼎彝，藏书处曰“耕养斋”、“颐志堂”等，校勘精审。藏书印有“通议大夫”、“乙丑探花及第”、“西庄居士”、“西b居士”、“光禄卿之章”等。著述宏富，主要有《周礼军赋说》、《西b居士集》、《蛾术编》等。又选辑平生交游能诗者12家，编成《苔岭集》，自刻为《西庄始存稿》。

古籍善本

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以纸本为载体抄写或者印刷的文本。

一般指在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装帧形式的书籍

文物古籍属于商品商品的定义在于一切又市场价值的事物

可以上拍，如果是有拍卖意向的话

在拍卖中，古籍善本属于杂项类

经文物局。工商局申报审批可以进行

拍卖程序

刘瑞

~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