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岛最近也是在三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活的遗迹了（有人类不代表有文明）。日本学者把旧石器文化(包括中石器)叫做“先绳纹文化”或“无土器文化”。日本旧石器文化分为前期和后期，大约3万年以前的为前期，占多数；3万年至1万年前的为后期，数较少。前期旧石器以打制的原始石核石器、手斧和砍砸器为代表。后期旧石器以打制的石片石器为主，其变迁次序为刀形器在前，尖状器在后。此外还有刮削器和雕刻器等石片石器。日本的远古人类，会打击制造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狩猎和采集。当时人们居住在洞穴里。至中石器时代后期，住在竖穴式屋中。火可能已被人们利用。在静冈县休场遗址和上野遗址中，发现了列石成圆形的遗址。有人推定为炉址。那么，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呢？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是远古时代从中国、朝鲜半岛等一些地区过去的，因为日本语在语法结构、音韵组织方面具有蒙古语和朝鲜语的一些共同特点。

再往后的绳纹、弥生时代，很多习俗又与中国很相似，也有人认为是中国人遇到风浪等特殊原因到了日本岛之后留下的风俗，比如文身、黥面、拔齿等。其实这些习俗不仅古日本有，朝鲜半岛的南部、硫球群岛、越南、缅甸及我们中国都受到过影响。就拿拔齿为例，日本爱知县稻荷山贝冢竟达到了100%，中国的拔牙习俗最早可追溯到纪元前4000——2500年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最晚的一直延续到本世纪40年代贵州地区的仡佬族仍在流行。

拔齿习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同样是日本，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的拔牙的形式就不同，绳纹时代以拔去犬齿为主，共分5种主要形式；弥生时代的拔齿习俗有两种，一是拔去上颌犬齿和下颌犬齿以及拔去门齿为主形，二是拔去上颌侧门齿为主形。关于拔牙的意义，中日学者都有研究，日本学者认为有三种不同意义，即一是成人拔齿，此为一种成人仪式；二是婚姻拔齿，代表此人取得了成婚资格；三为服丧拔齿。中国学者则侧重于前两种含义。但在中国上古时代，与服丧拔齿类似的也有一种习俗，即家庭成员去世后，家族其他近亲属往往会将自己的手指之类的肢体切下随葬。

从文字方面来看，最起码在公元3世纪的邪马台国时代，日本就已经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的人了。但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则是在应神天皇时期，这位文化使者就是传说中百济国的王仁。王仁是百济国派去的，他随身带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十一卷书籍均为中国典籍。现在学术界对是否有王仁其人尚存争议，但在王仁之前很早的时候，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就居住着王姓汉人豪族，百济国建立后，人们用中国汉人担任文化教育方面的职务是完全可能的。而当时，日本对百济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把这些有文化的汉人从百济接到日本是非常正常的事。我想，就算‘王仁’这个人不一定真的存在，但他这样的文化传播者应该还是有其很多的。

说到东渡，我想中国人知道最多的应该是徐福渡日吧！据说徐福东带去了3000（这个数字不一，也有些地方记载不是三千人）童男童女，按此说法再加上百工以及船夫，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3000。按照一条戈船能载3百人计算，至少需要十余艘，按照一条大翼船载1百人计算，则需要三十余艘。这些船在海上不可能连在一起，随着对马暖流、风向等的影响，应该有些船被打翻沉入海底，有些漂到了其他地方，有些则到了日本。就像蒲公英一样，这些人应该最终在好几个地方登陆了，而不可能只是到了日本。

有关秦人东渡日本的记录在日本的古籍中略有记载，比如《日本书纪》钦明元年载“八月，······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这些人中应该包括了在日本出生的秦人后裔。

最早和中国有所外交的日本岛上的国家是倭奴国，范晔撰写的《后汉书》中就记述了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予印绶”，倭奴国其实是日本北九州沿海一带的部落小国，汉光武帝曾通过来使授予刻有“汉委倭奴国”五字的金印，这枚印以于1784年在日本博多湾志贺岛（今福冈市东区）上被发现，现珍藏于福冈市美术馆。《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约在汉武帝授予倭王金印50年左右之后，既后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遣使来华献上生口（即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一百六十人，愿请见。安帝接受了倭王礼物后，也回赠了赏赐。倭奴国早于邪马台国181年与中国交往。

公元238年6月卑弥呼女王派遣大夫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等官员携带男奴4名、女奴6名及斑布2匹2丈作为供品，从北九州海滨乘船前往中国。当时的魏明帝为了表达对卑弥呼女王的赞赏而向女王颁以诏书和赏赐，诏书内容非常友好，魏明帝假金印紫绶。卑弥呼去世之后，其13岁的继任者壹与（也有写成‘台与’的）女王继续遣使来华。

除了直接到日本的中国人，还有人是从朝鲜半岛渡日的，尤其是公元前108年，汉朝在朝鲜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后，汉人迁居朝鲜半岛者日益增多，其中不少工匠通过半岛南端前往日本，而日本也有意识地派人到半岛去招收汉工匠。《日本书纪》雄略纪中就记载：雄略大王派欢因知利与弟君等，一同前往新罗、百济等国，让半岛诸国贡献‘巧者’（即工匠）。最后从百济带回‘手末才伎’。百济所贡的这些工匠，很多都是汉工匠及其子孙，其中不乏中国和百济混血后的后代。

日本人我不知道，他们有土著居民，是阿伊努人，他们的语言非常古老，不过不排除民族融合可能

但是韩国人应该是有中国人的血统的，史书上是说商纣王的叔叔箕子带着商朝遗民到的朝鲜半岛，韩国人自己也承认了的，他们的古籍叫什么的忘记了把“箕氏朝鲜”列为朝鲜第一个国家

不过那是有争议的，就算是那样，汉代一个叫卫什么的将军消灭了朝鲜半岛的一个王国也在那里建立了国家，这段史实史学界一般认为属实

何况朝鲜长期被古代中原政府部分控制，移民也是正常

日本人据说是秦朝时期，秦始皇派徐福去日本求取长生不老药，而日本人也是徐福的后代，算下来日本也算是中国人的远亲，但是他们蜗居小岛，很是不甘，近几百年来一直想方设法的强取中国的土地，让我们对日本也是深恶痛绝。但是近年来，想要来中国认祖归宗的实在不少，2002年日本“山本氏”在中国成功认祖刘姓和张姓；2004年"藤原氏家族"认祖中国徐姓家族被接纳。

中日两国恩怨历史已久，日本是一个喜欢侵略扩张的民族，早在明朝时期，我国就有古籍记载，倭寇在江南横行，海上货运不得安宁。名将戚继光抗击倭寇十余年，终于是扫平倭患，留下一代光辉形象。而日本在二战时期更是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不像德国，他们在二战后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一再逃避甚至扭曲历史，这也是中国最讨厌他的地方。

但是就算这样，还是有不少日本人想要在中国找到他的“根”。一个日本人伪满时期在中国东北齐齐哈尔服兵役，在整理中国人户籍时偶然发现当地一吴姓族谱竟然和他们日本西村家族的族谱一模一样。后来他回国经过多次考证，发现，他们家族和这个吴姓家族是同根同源，随即他来到中国想要认祖归宗，但是这被吴家人狠狠拒绝了。

其实，日本人想要认祖归宗并不是为了什么宗祠庙宇的，而是嘴来不断有报道称，日本可能会被 海淹没，他们不得不找寻下一块领土，中国可不就是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地方吗。而这些日本人更是像打着认祖归宗的念头来居住罢了。

是的，日本最早称“和”或“倭”。“倭”这个称号最早出现在《论衡》中，早在西周就是周朝的朝贡国。三国时期魏国皇帝曹睿曾御封当时日本的君主为卑弥呼，即亲魏倭王。直到7世纪后半叶（大唐帝国时期），倭国对外国号修正为日本国。

中国的《新唐书》则记载道：“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

扩展资料：

“日本”国名最初是作对外使用的，对内仍用“倭”这一称谓。而且，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唐朝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唐朝的承认，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白江战役倭国惨败后，最迟在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倭国已经决定把对外的国号改为日本。

倭国爆发壬申之乱，天武天皇上台后，中断了与唐的外交关系。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对内仍称“倭”)才决定与唐朝恢复外交关系，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为首的代表团使唐。正是从此次往来开始，中国朝廷才正式承认了日本这个国号。

参考资料：

日本的便当绝对是日本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便当在汉语里一般译作盒饭，但是我感觉日本便当和中国的盒饭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在中国，盒饭给人的印象就是简单的饭菜，而日本的便当种类繁多，既有只有几个饭团子加几根咸菜的简单便当，也 鱼子酱，生鱼片等高级材料的便当；既有自家制的便当，也有在超市，便利店，便当店，火车站卖的价格不一的便当，最便宜的便当二三百日元（十多元人民币），最贵的便当要一万二百多日元（八百多人民币左右）。

日本的便当历史悠久，最早出现在古坟时代（大约四世纪至六世纪之间），那时的便当还很简单，就是把做好的米饭在阳光下晒干，叫做“干饭”，具有不易变质，便于携带，可以立即食用的优点。在战国时代成为武士在战场上的军粮。桃山时代（十六世纪下半叶左右）出现了现代便当的雏形，即把饭菜摆在专门的便当盒子的便当。当时的大名和贵族经常在赏花和看红叶时携带便当。

PS：日本人很喜欢的便当中国人未必就喜欢。因为许多便当都是凉的，包括米饭和菜，而且一般菜量少，米饭量也不是很足，男性有时只能吃个七分饱，当然这似乎有利于健康。但是凉米饭对中国人来说可能很难忍受。

现在的便当不但是上班族的午饭，也是人们郊游时的必备。日本的便当店遍布全国各地，方便出租车司机以及喜欢夜生活的顾客，许多店都是24小时营业。

江户初期的便当，极为简陋，顶多是几个握饭，再添些许酱菜而已。中期以后，庶民生活水准大大提升，便当也随着豪华起来。种类不但有「赏花便当」、「观剧便当」、「游船便当」，更有「郊游便当」。 幕之内」便当在彼时正是于观剧中场休息时吃的便当，现在则泛指菜肴很多的便当。

当时的「幕之内」便当的确非常实用，握饭都是扁扁圆圆的，一口一个刚刚好，且都经过烘烤，米饭不会干燥。菜肴也都是煮炖、熏烤的食品，不用担心会坏掉。 当时的大名或高阶级武士们，赏花方式和现代非常类似。古籍记载(1695年)，德川家「御三家」之一的纪伊藩(和歌山县)某家老(家臣头目)的家臣们，为了赏花，大家分摊出钱，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一直据守在樱花树下吃喝玩乐。这时的饮食，是吩咐料理店特地送来的。

德川幕府的时候严禁武士们涉足吉原妓院区和剧场，话虽如此，有些下级武士还是会偷偷跑去看，只是武士身份的人，必须先将刀剑寄放在茶馆，不能佩刀进场。

江户时代的大名，跟现代的企业主管没两样，每天都要进城办公。而除非城内有特别仪式以外，午饭通常是便当。将近中午时，家臣会送便当到固定场所。由于家臣们不能进殿内，大名的身边琐事通常是由殿内三百多名小和尚负责。这些小和尚俸禄很低，身份低贱，因而时常耍手段。如果不时常馈赠一些礼品，他们便会故意领大名到别的房间，或假装忘记不把家臣送过来的便当传给大名。大名碍于身份，既无法亲自去领取便当，又拉不下脸皮讯问小和尚，只能吞声忍气饿着肚子佯装风雅，到中庭观赏锦鲤或花木。

在上篇，“外国朋友眼里的日本饮食文化”的结尾，作为一个日本人，特别的感觉到了日本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而且还有深度。今天，我们就再次谈起它。

午餐的一些事情

任何女人，都有做盒饭的经验吧？

那时候，会怎么想呢？用午餐盒包装吗？

营养均衡吗？

色彩搭配的好吗？

米饭和菜肴的搭配组合吗

大概，在做小菜的时候，使用晚餐饭盒包装，自然就会想到营养均衡和色彩要搭配。

或者，会想起打开午餐盒的人脸上浮现出那种高兴的情景！

其实，日本人在外国的眼里，在做便当方面是相当有一套的，他们会感觉相当的了不起。

每天的午餐由丈夫做

那时候我还在加拿大居住。当时，老公在我旁边的公司上班。

在老公公司的附近没有饭店和便利的咖啡馆，我只好做午饭。考虑到经济方面的因素是次要的，最难的是每天午休的时候得去考察什么地方可以吃午饭。

在我当编辑的时候，办公大楼里有这样的地区。每天，考虑在哪吃饭是件很麻烦的事，午休的时间几乎都浪费了。然后去寻找饭店，再决定吃还是不吃，订完餐之后回到办公室里等待，一转眼午休的时间过去了。

但是有一点，如果选择自带午餐的话，当天中午就会很迅速的吃完午饭，然后你就可以休息了。这是最大的不同点！

刚开始的时候，不仅仅是日式的便当，还会做点三明治。但是考虑到老公喜欢日式的便当，要是每天都一样的菜肴的话会厌烦了。但是我得总需要跑出去买三明治，这已经让我感到厌倦了。

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开始做便当了，我感觉这样很好。因为三明治的变化非常小，便当就不一样了，花样很多。

便当在公司里很受瞩目

在一般的时候，我都会考虑营养均衡和色彩搭配，用午餐盒来包装。丈夫和公司里的同事之间都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真正美丽的一天……

他说：他的午餐时间，就是一盏聚光灯。

当听说这件事之后，我感觉工作都很有热情了。

但是，要是因工作忙到深夜，第二天早上就很难准备便当了。

如果哪一天没有带便当，就会传来这样的问话，“这位同志，和你的妻子生气了吗？”

当我听见这样的话之后，就不惜一切代价为他准备午餐。（……单纯的我）

我幻想每天都携带着日本的饮食文化（我有点夸张），但是会坚持天天做便当的。

日本的便当文化

在加拿大，没有包装便当的盒子。最早时候是用塑料袋之类的密闭容器装的。调味盒和筷子盒也必须用塑料袋装(超市只出售儿童食物)。后来是两层那种喷漆的便当盒，还有筷子、蛋黄酱、日式的午餐也都是用这种容器装的。大家都知道这些事，就不用多说了。

便当再配上一本书，听上去不错。但是，最好不要有这种想法，对于这件事我很有触动。日本的便当文化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韵味。

对于日本的便当，我感觉很了不起。无论什么菜都可以，要是有米、海苔和梅干，都可以做成饭团。材料以及做好的便当都可以储存。因为在家的时候，总有没有菜的时候。但在平时，我们最好还是准备一些面包和三明治。

要是回想一下日本的饮食文化，我在做便当方面是很有经验的。现在我丈夫在家里就可以工作了，我为他做便当的机会也随之减少了，往往还会感觉很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