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今年上马哲课程的时候，听金梦兰老师提过有关哲学的一些发展，她说：“国外哲学主要关注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的联系，而中国的哲学则主要强调个人修养”。之后，我便想看一些中国的哲学书籍，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内涵。于是便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书籍，以求增加自己在哲学方面的知识。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先生46-47年赴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出任访问教授期间根据其讲稿整理而成，后又经翻译为中文。书中大致按照时间的推移顺序主要介绍了不同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主要思想流派的主要思想、时代背景以及思想家们的个人经历。
冯友兰先生在开篇第二章中对中国民族的背景与特点与希腊文明相对比，做出了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精彩论述。这一观点现在为许多人所引用，但大多是为了对比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有的更是旨在强调我们性情中的不足。山与海确实是一精妙的比喻，但我想冯先生的本意还是在用地理的差异对生活方式的影响进而对思考方式及观念造成的影响阐述文化差异的根源。
在我们先前接受的教育中，中国社会在先秦时代是百家争鸣，汉武帝之后儒家得官方推崇而一枝独秀，后又兼有儒道释三种思想相互争论交融，但仍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是既然时代不同，那么背景也不同了，思想方面，不同时期所谓的儒家的思想也就是不同了。每个时期的思想家都有他们独立的想法，但通常情况下他们把新的思想藏在古训的包装下以求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大概相信古人之言是中国文化最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
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先生将中国思想的历史分为子学时代（秦代以前）和经学时代（秦汉之后）。按照先生的观点，秦代以前，华夏大地出于诸侯纷争的阶段，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正处于变革，国家的概念正在逐渐的扩大，旧的政治制度正逐渐瓦解，新生事物的冲击，旧的传统不能很好的驾驭国家，在探索中，必然引发新的观点，一方面由于战争或其它原因一些贵族失去了土地、财产，沦为庶民，另一方面一些平民凭借一技之长或其他原因得到贵族的宠信地位上升。贵族流落民间也将知识传播到民间。这些都为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而秦代以后，尽管偶有乱世，但基本上中国大地处在大一统的局面之下，君王们出于统治的需要实行思想统一，思想家们形成的新思想，需要在古籍中找到依托，用冯先生的话说是在旧的瓶子里添水，而瓶子还能不断渐渐变大以满足需求。唯有整个社会的制度彻底的变了，旧瓶子被打破了，才有可能出现真正新鲜思想的出现。纵观中国历史，新鲜的思想文化也更多的是在所谓的乱世大有发展。
与西方的哲学的纯粹理性思辨不同，在中国并没有真正专门的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多数是为了现实服务，因此其强调其人文性，故每种思想打上了思想家的个人烙印，因此，正确理解一种思想的基本观念，必须先去了解思想家的出身背景与人生经历。
诸子百家百十家，起源各不同。汉刘歆曾尝试对诸子进行分类并追溯了其起源，冯先生做了修正总结。套用冯先生套用刘歆的话说：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游侠之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儒墨对比。儒墨被韩非并成为当时的显学，它们的许多观点时针锋相对的。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作为贵族的后裔，尊礼乐，礼乐本来就是贵族生活的部分，他讲求回复西周旧制，根本上也是希望回复西周时期贵族的生活，所谓“礼乐崩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后人或是当时其他的人看来或许未必如此。与此相反，墨子出身与手工业者之中，算的上是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尽管墨家被认为处于侠义之士，但从墨子的思想中可以明显的带有实用性的原则，这与底层人民追求最直接的利益有关。儒墨观念的一个重要冲突体现在丧葬上，孔子提倡厚葬，且子女要守孝三年，而墨子则认为人死了那草席一裹埋入土里就算完事了，该干什么还就干什么去。对于贵族来说，厚葬是有这样的经济实力的，守孝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