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一两银子是多少人民币？从人们的作品和各种网络平台上的情况来看，一般认为清代的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50到220元。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审查官对此有话要说。

现在白银交易价格每天都不一样，6月10日的价格是每克456元。下一两是228元，清代一两是373克，所以是1865元。如果用这种算法来计算清朝一两银子的价值，显然是没有意义的，结论会失之千里。

要了解清代一两白银的实际价格，必须从收入和购买力入手，这样才能得到比较客观的答案。帝国历史结合相关史料对此进行分析。

不同阶层的收入情况不同。学者、农民、工人、商人是唯一能得到准确年收入的人。以某县为例，年薪45两(加20米)。其他三个阶层的收入并不固定，尤其是商人。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在清代的一些史料和小说中有所反映。

清代有两种临时工，即长工和短工。短工按日或按月，收入不固定；长工一年结一次婚，但具体到每个省份，工资也不一样。总的原则是劳动力丰富的地方工资低，劳动力稀缺的地方工资高。

以东北地区为例。因为清政府禁止大陆移民进入东北，人口少，劳动力成本最高。乾隆年间，一个长工的年收入约为9至15两，视劳动强度和技术含量而定，平均值为12两。

江浙经济发达，但因为劳动力丰富，长工年收入不如东北，一年6到8两左右，平均7两；陕西、山东、湖北等地区次之，平均只有5两，甘肃、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最低，只有3两左右。

清朝官方史料中也有记载，乾隆时期皇家建筑工程雇佣的各类技术工人工资最高，年收入约20两。

结合以上情况，大致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那就是乾隆时期，一个长工的年收入在12两左右，一个月只能挣一两银子。

农民的情况比较复杂，根据自己的生产资料可以分为三种：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长时期土地兼并非常严重，一半的农民成为佃农，但同样的佃农年收入也不一样。

有些佃农可以获得总收成的80%，有些只能获得15%，这主要取决于对生产资料的掌握。如果佃农的农具、牛、种子都归地主所有，那么份额就少了。

以安徽省徽州地区为例，当地县志显示，乾隆年间该地区佃户拥有部分生产资料，与地主的分成比例约为50%。另外，徽州府的粮食亩产量是328斤，按照“一个农民只能治十亩”的标准，一年的粮食产量是3280斤，你可以得到1640斤。缴税后，剩余量约10石(每石120斤)。在干旱时期，粮食价格相对稳定，一石粮食在12至12之间。这样，佃农的年收入约为102英镑，与长工差不多。

事实上，农民和长工的年收入可能达不到12两的水平。根据《红楼梦》中的描述，贾府中的几个大姑娘，如鸳鸯、琥珀、翡翠、袭人等。月薪只有1两。很明显，从收入上来说，他们肯定是高于普通农民和长工的。

除了思敏，还有其他行业。由于没有具体参考历史数据得出具体数字，所以粗略猜测年收入应该也维持在这个水平。

根据以上参考数据，结合人均年

当然，如果放在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那么清代的一两银子就会高于4388元，反之亦然。所以只比较年收入并不是很准确。

清代的银银购买力也是分时期的，所以同样的石粒在康熙朝和乾隆朝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以乾隆朝为例。

关于白银的购买力，看过清代小说的读者应该都有印象。《红楼梦》10301010101《儒林外史》等小说里都有具体描述。《醒世姻缘传》最有名，应该读的人最多，所以以《红楼梦》年的记录为例最合适。

第六十一回小说，迎春的丫鬟思琪要吃鸡蛋羹，把我的小女儿打发到内厨去要，引来厨长刘嫂一顿埋怨，这也道出了厨房的开销：

即使是有四五十个姐妹的姑娘，一天也只需要两只鸡，两只鸭，十几斤肉，一筐菜。算算，你能做什么？我连这两顿饭都撑不住，但我还能撑得住这一点，这一点，那一点。

103010里没有注明一只鸡一只鸭一斤肉的价格。不过根据更早的书《红楼梦》有详细记载。当时，两锭银子可以买一石大米，八分银子可以买一斤肉，一锭半银子可以买一只鸡。

有了这个参考，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购买力，1石大米120斤。按现行每公斤3元计算，1两白银等于360元；一只鸭子没有准确的重量，如果按3斤来算，每公斤单价25元，折合人民币675元。

干旱时期1两白银可以买1石粮食，应该和《红楼梦》年的物价水平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根据刘嫂的描述，贾府45个人每天的吃喝费用大约是3两银子。如果文中提到的每两白银折合人民币150到220元，那么五六百块钱肯定不够。

如果用吃饭来衡量1两白银的购买力还不能令人信服，那就从住房方面来比较。

通过对清代传世房契的分析，乾隆时期北京的房价普遍不高。当时内城的平均房价

为328两每间，外城均价为382两每间。注意，清代是买房不是以平方计算的，都是以“间”计，间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皇家的紫禁城每间就很大，而民间相对比较统一，大致一间为20平方左右。

这样算下来，京城的房价内外城分别为164两每平方米、191两每平方米。这个价格确实不高，一个二品官每年俸禄为150两，也就是说只要一年的收入，就可以买下一处上百平方米的房子。

从乾隆八年一直到嘉庆二十二年的74年内，京城的房价都很平稳，最高时也就40两每间。当然也有个别时期房价涨幅较大，比如嘉庆二十五年，外城房价增至10两每平方，这样一来买下20平米的一间房，就要掏200两银子。道光以后，京城房价又维持在40两每间的价格。

就以40两每间计算，折合每平方米2两银子，而现在北京的均价差不多是6万每平方米，以这个标准计算的话，那么清代1两银子就30000人民币，就是放在三线城市，也大致等于5000元左右。

所以不管从年收入还是购买力来讲，清代1两银子等于现在多少人民币？的这个问法都是很不严谨的，因为现在的市场、消费以及观念都与清代不同，根本就得不出具体的答案，只有具体到某一特定物品时，才有可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各个朝代的银两货币价值都有所不同。既然如此，就要按照货币等值参照的方式，将银两货币的价值进行换算。对于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大米是千年不变、必不可少民生商品，所以，笔者接下来将大米作为参照商品，从而得出几个具有代表性时代的银子价格。

电视剧中的白银

在唐宋以前，由于白银并不是普遍流通的货币，所以计算在此之前的银两价值，并无太大意义。根据史书记载，唐朝贞观年间银子才逐渐进入流通货币的舞台，当时一两银子可以买到200斗米，由于10斗米为一石，一石等于现在的59公斤，也就是说一两银子可以买现在的1180公斤大米。当今社会，平均米价基本上维持在175元一斤左右，由此可以推算得知，唐朝初年一两银子相当于4130元人民币。

古代最坚挺的硬通货——大米

再来说说宋朝，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米石不过六七百”、“每斗折钱30文”可得知，宋朝的米价大概维持在一斗米600~300钱之间，那么，一两银子就可以买到4~8石大米。由于宋朝的一石大米其重量约66公斤左右，所以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在924～1848之间。以前读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还记得黄蓉请郭靖吃饭，结账时一共花掉了19两多，与真实的宋朝银子的购买力相比，一顿饭花19两的情况，想必不会在宋朝发生。

古代银子

明朝年间，一两银子的价值开始大打折扣。据明朝万历年间的资料显示，当时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两石大米，一石大米的重量约为944公斤，也就是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1888公斤大米，中国米价的平均价格仍然取175元，也就是说明朝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6608元。

清朝年间的银两价值相较于明朝就更低了，由于清朝晚期大量海外银两涌入中国，导致中国的银两价值大幅度贬值，一两银子的购买力仅为明朝一两银子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推算，清朝末年，一两银子的价值仅相当于现在的200多元人民币。综上所述，各个时期银两价值截然不同，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判断。

顺治洛阳县志（清）顺治十五年（1658）刻本，十二卷首一卷。武攀龙修，吴源起、钱肇修增修，丘起凤、董笃行纂。攀龙字兰石，山西交城县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翌年任洛阳县知县。源起字准庵，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康熙八年（1669）来任知县。肇修字杏山，奉天铁岭籍，浙江仁和（今余杭县）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土，三十五年（1696）来任知县，在任六年，改授福建道御史。起凤字瑞符，本县人，明万历已酉（1609）举人，任朝邑知县，升深州知州。笃行字天民，清顺治丙戌（1646）进士，曾任礼科都给事中 副都御史等职。 按清代洛阳县志，始修于知县武攀龙。其人甫莅位即投询明代旧十五、六年后于吴门贾肆购得残篇，未及编辑，上调中枢，事遂辍。顺治十四年（1657）改督中州消运，乘机将残篇考逸失，订讹谬，删杂集正，联缀成书，付榨以行。吴源起来任，增入后十余年间事，再加辑补校正，又刻样。三十年后，钱肇修蓄意新辑，但茬落五年未果，乃因旧志而续编之，是为本志。清代以来，武、吴、钱三知县三修县志，均有刊本，而实际皆与武《志》一脉相连，前后实为一书。本书前有武、吴、钱三序，修志姓氏，目录，凡例。卷首图考志，卷一天文志，卷二地理志，卷三人物志，卷四田赋志，卷五官师志，卷六选举志，卷七秩祀志，卷八祥异志，卷九古迹志，卷十陵墓志，卷十一杂纪志，卷十二艺文志。总领一百三十七目，又附三目，计一百四十目。本志书以纲统目，每纲冠以小序，概括大义。载事记人以经传为主，并辅以史籍。全书分十二门，各门内容专一，层次清楚，惟地理志包容过繁，除建置、封建、沿革、疆域、山川、形胜、八景、关津外，尚有水利、城池、公署、铺舍、学校、武备、储蓄、坊表、保里、恤政等目，实甚繁芜。另风俗目入田赋门，亦属不类。其它则较平允。洛阳九朝古都，古迹繁多，北邙山上陵墓垒垒，为此地两大特点，本志书将此两者各专立一门，因事因地安排纲目，非常得体。古代此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极为发达。本书杂志门，立纪会、纪才、纪年、纪言、纪事、纪富、纪物、纪异八目，汇集各类资料，实属丰富，但与府志有重复之处。古迹门分城、县、宫、殿、阔、署等42类，可谓丰富，但基本只有名称，而无叙事，似嫌不足。人物中多一人数见，事迹割裂，如贾谊，侍从、文学二目均载，各记一面；淑媛、烈节二目均收乐羊子妻。是为重复。以上均为本书不足之处。原刻本现仅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存。康熙十年（1671）吴源起等增刻本只二处有藏：浙江存全帙，上海图书馆存卷3—11。康熙四十年（1701）钱肇修等增刻本，在本省只河南省文史馆有一帙，但不全，缺保里、恤政、封爵及艺文志中碑、文、论、传、赞、铭、跋、辩、诗等目。 乾隆洛阳县志（清）乾隆十年（1745）刊本， 二十四卷龚嵩林修，汪坚纂。嵩林字尘园，江苏武进人。以举贤良方正奉发广东，以知县用。历署三水、从化、电白等县，又授知海阳，调番禹，内艰归，服阈赴部，奉旨河南委用，办商水、虞城两县赈务，署嵩县，调汝阳，乾隆七年（1742）授洛阳知县，十年（1745）升陕州直隶州知州。坚，江南阳湖（今江苏武进县）人，举人。据龚嵩林序云，此志系奉道、府二级修志檄而纂。设馆延士，广为搜录，参考校订，编辑一年，校雠四月而成。此志书在编纂体例上较前有所改进，内容亦加充实，全书二十四卷，六十余万字，分门十六，卷次为：一天文，二地理，三山川，四田赋，五学校，六礼乐、七选举，八人物，九职官，十祥异，十一古迹，十二至二十三艺文，二十四杂记。卷前为图考。此编较旧志改进者有如下几方面：图考比旧志更加详明，此分绘新、旧城池二图；山川总图外增绘各路村镇八幅。总计全书共有图二十二幅，包括历史地理、城市沿革、水利、交通、名胜古迹等，皆极为可观。环洛皆山，襟带四水，山之旁系，水之别派繁多，此编特将山川从地理志中析出，独为一门，另以陵墓附山，渠道附川，使其以类相从。学校亦从地理志中分出，独设一门，均较旧志为合理。物产目除一般贡物及平常物品外，另有“货币食用诸物”细目，记载各种日用手工业品与食物制造，此内容为一般志书忽略，而本志特为记载，实称可贵。其中日用器皿中有“奇器，形如小盘，长尺许，阔六寸余，一角作小屋，有牖。外作阶，中卧一物，形如家。平乐诸村山谷中往往得之。莫名其器”。河南志书中记载出土文物者尚不多见。志书内容较繁富，但亦不乏瑕疵。职官中将河南府清官全部收入。洛阳县虽为河南府首县，但应严格区分府、县之别，县志应只记本县，有关府事自有府志记载，此作法显为滥收，又不注任职时间，亦属缺略。本志凡例已批评了旧志中一人数见的做法，然而在行文中仍未改正。邵雍即属邑人，又出现于流寓中，前后抵晤，令人不解。从全志篇幅看，艺文志十二卷，占去全书一半，有头轻脚重之感。本书见《八千卷楼书目》、《贩书偶记》著录。前书误作三十六卷，是志除原刊本外，另有民国 13年（1924）于延鉴石印本。 嘉庆洛阳县志

（清）嘉庆十八年（1813）刊本，六十卷。

魏襄修，陆继辂纂。襄，大兴籍武进（今江苏省武进县）人，进士，嘉庆十七年（1912）来任知县，此前为永宁知县。继辂字祁生，阳湖举人。魏襄出身于文化发达之邦，出知洛阳名区，颇有怀古幽情，乃延其同乡陆继辂为总事，领阳湖、山阴一带文人十余人，修成此志。

此志卷秩浩大，六十卷为：一皇德记，二巡幸记，三沿革记，四星象记，五舆图记，六土地记，九山川记，十帝王记，十一后妃记，十二大事记，十三拾遗记，十四格言记，十五旌异记，十六宫殿记，十七坛庙记，十八至二十一冢墓记，二十二伽蓝记，二十三名园记、二十四风土记，二十五物产记，二十六至二十八职官表，二十九至三十选举表，三十一官品表，三十二官阶表，三十三户口薄，三十四会计薄，三十五灵徵志，三十六学校志，三十七沟洫志，三十八第宅志，三十九衙署志，四十营建志，四十一异物志，四十二经籍志，四十三儒林传，四十四道学传，四十五名臣传，四十六忠节传，四十七孝义传，四十八文苑传，四十九武功传，五十良政传，五十一逸民传，五十二艺术传，五十三贰臣传，五十四循吏传，五十五寓公传，五十六至五十八列女传，五十九金石录，六十序录。

全书分为记二十、表四、薄二、志八、传十四、录二，六种体裁，五十门，如此宏大，然犹未尽。据魏襄序云：“别辑《洛下征文录》若于卷与志相辅而行”。但今已不见，亦不见于书目著录。

详古略今为此志书的一大特点。土地记上中下三卷，前二卷描述古代洛阳作为京都时的规模和建置。宫殿记、坛庙记、冢墓记、名园记、第宅志、帝王记、后妃记几乎全是辑古之作。其它各门均从古至今依次记载，多有详古略今的倾向；即如物产记亦以因古为要务。惟户口薄、会计薄、学校志、沟洫志是以清代为主。

搜奇钩异为本书另一特点。星象记，记载了从汉景帝元年至元顺帝至正十六年间特殊的天文现象，其中日食八次，月食一次，香星六次，是有价值的资料。施异记自河出图、洛出书始直叙至明崇祯间李自成农民军陷治时，明福藩殿基下响如牛吼，掘地数丈见大鼎一事，荒诞离奇，所谓天示异象。灵徽志即所谓“天人感应”，即一般志书中的祥异目。其中多有水、旱、震、蝗等自然灾害的记录。异物志则纯是异闻奇事，犹如干宝的《搜神记》。以上诸内容，一般修志者往往忽略。此志修纂者不厌其烦，条分缕析，区别类目，汇集整理成卷，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与以上几门迎异的大事记，专记载人文历史，如兵事、政事、社会活动等；拾遗记由周平王东迁到明隆庆二年的估谊会，属野史一类的汇辑，可看作大事记的补充或附录。格言记多出自《名臣言行》、《吕氏蒙童》等，于志书无关紧要。

此志书除原刊本外，民国5年（1916）洛阳县知事曾炳章曾重校印刷，为石印本，流传较广。

本书见《清史稿•艺文志及续编》、《贩书偶记》著录。

民国洛阳县志略（民国）9年（1920）刊本，又名：《洛阳县小志》十八章苏从武编述。从武，直隶沙河（今属河北省）人，任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史地教师，此文为其任教期间所写的讲义。 全编共十八章，附录三件。一名称，二位置，三疆域，四地势，五形胜，六气候，七物产，八人民，九教育状况，十社会状况，十一产业，十二政治区域，十三统治机关，十四警备，十五财政，十六宗教，十七交通，十八名胜古迹。附录：洛阳县沿革，洛阳城地考。洛阳十景。首有自序。全篇写得十分简单，但却十分真实，有时代感，如第九章教育状况、第十章社会状况不仅比其它章节写得详尽，也基本反映了当时学校、人民生活状况。此志现仅两家有存本。首都图书馆有善本一帙，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残本。 民国洛阳县志（民国）35年（1946）手稿本，五十八卷雷福祥修，孙治鼎纂。福祥，洛阳县长，履历不详。治鼎字贡九，本县人。 民国29年（1940），洛阳行署专员李杏村，将国学专修馆改为县志馆，延孙贡九为总纂，始修县志。民国33年（1944）洛阳遭日军沦陷，馆内人员分散，孙贡九将修成部分志稿埋在家中树下，日军投降后起出，继续开馆，雷福祥时任县长兼修志馆长，另有尤士奇、杨思温为副馆长，孙贡九仍任总纂。民国 35年（1946）底志稿完成。未及付印，洛阳解放。至今只有誊清手稿一部藏于洛阳市档案馆。全志书五十八卷，二十五门，装订成三十二册（现缺第五册），共一百六十万字。志首无序，先是修志姓氏，次为目录：舆图第一，疆域第二，大事第三，山川第四，物产第五，建置第六，食货第七、八，政治第九、十，帝王第十一，后妃第十二，礼俗第十三，祠祀第十四，学校第十五，科举第十六，乡官第十七至十九，人物第二十至二十八，寓公第二十九，列女第三十至三十三，职官第三十四、三十五，政绩第三十六，古迹第三十七、三十八，金石第三十九至五十二，艺文第五十三、五十四，文征第五十五至五十七，杂记第五十八。后无跋。此志书采取通记的形式，上自周秦，下迄1946年。各门目一般分清以前与民国两部分，前一部分在旧志基础上加以提练，扼要载述；后一部分则据档案及调查采访记，缀辑成编。资料丰富，是本志书的重点所在。民国时期人、事、物的载记，多采用新的方法。志中插图制版精致，并有照片图像。政区图有图例十五类，十分详细。自然地理的记载，全采现代科学概念，如经纬度、气温、雨量、地质构造、地层等。各门目均运用表的形式，十分明晰。如食货门，明、清两朝成赋、丁粮及各种杂税表凡十七种，民国时期（20一35年）地方丁港、地方财政收支表及营业税一览表等共十一种，资料集中，条理清楚。另有仓储、矿务、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诸方面则是文与表相配合，较全面地反映了清末至民国时的状况。志中艺文门专载历代与洛有关书目，另设文征门收录与洛阳有关诗文，较全面地反映出此县文化学术的概况。书之分类立目多有不当之处；工会、农会、商会等列在食货门；邮电目中包括电话局、电磨、电力纺纱、电灯、无线电五细目，很显然后四目与邮电没什么联系，此二例均属纲目不符。它如议员入选举门则是当时的通病，此志未能脱出局限。民国时期洛阳志有二修，此前之《志略》显然在资料的翔实与时间的跨度上是不能与此志稿相比拟。此是民国时期洛阳的宝贵文献。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